邦泰

震驚中國人的一篇演講

2010-09-23

余世維

下面是其演講節選︰

　　 ……我在中國大陸又讀到一道學生歷史考試題︰甲午戰爭是公元哪一年爆發？簽訂的叫什麼條約？割讓多少土地？賠償多少銀兩？ ……（完全是死記硬背題目）
    我後來到了日本大阪，才知道他們考這道題目不是這樣考的，而是下面的論述題︰

日本跟中國每100年打一次仗，19世紀打了一仗——“日清戰爭”，他們叫“日清”，我們叫“甲午戰爭”；20世紀打了一場“日中戰爭”，我們叫做“八年抗戰”。21世紀如果日本跟中國開火，你認為大概是什麼時候？可能的遠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贏了，是贏在什麼地方？輸了是輸在什麼條件上？請分析之。
    兩個國家的每個學生都努力作答案。結果我們一天到晚研究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賠償二萬萬銀兩，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1895年訂馬關條約，那又怎麼樣，反正都賠了嘛！銀兩都給了嘛！最主要的是將來可能還會打！怎麼辦？所以人家就分析了，日本跟中國很可能在台灣回到中國以後，有一場激戰。台灣如果回到中國。中國會把基隆與高雄封鎖，台灣海峽就會變成中國的內海，日本的油輪就統統走右邊，走“中國未來台灣基隆和高雄”的右邊。這樣，會增加日本的運油成本，日本的石油從波斯灣運出來跨過印度洋，穿過馬六甲海峽，上中國南海，跨台灣海峽進東海，到日本海——這條在日本叫做石油生命線；中國政府如果把台灣海峽封鎖起來，日本的油輪一定要從那里經過，日本的主力艦和驅逐艦就會出動，中國海軍一看到日本出兵，海軍馬上就會上場，那就打！

    按照判斷，公元2015年—2020年，這場戰爭可能爆發。所以，日本現在統統做了對華戰爭的準備，所以什麼事情都要進入長期準備狀態，他們的情況，現在開始，把這個事情當作是時事，小心謹慎地在那里準備。按照他們的判斷，中國跟日本的摩擦，會從東海開始，從台灣海峽開始，時間判斷是2015—2020年，他們的學生統統在開始答題了。這種題目在他們那里是這麼考慮的，在我們這里是“李鴻章和伊騰博文”，所以他們這就叫做“思考”（而我們那叫做“死記”！），全世界都在研究他們中學的教育，小學的教育，都在研究他們的啟發性思考，而我們中國的教育就對國家的未來孤獨教條化，僵化學生的思想和人生！
    什麼叫做“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就是誰都沒有責任？），我們應該改成“國家興亡、我的責任”（每個人都要自覺負責！），有誰想這樣一個問題嗎？我們把問題，上綱到國家，看看國家在想什麼？我們來看一個概念，日本一直在不停的部署，就是隨時準備做好跟中國打仗的準備。所以日本人，在這個事當中，全國都基于這種共識，不光日本國防部有這個想法，這個沒有什麼稀奇，而是整個日本全國都有這種想法。為什麼？我講四個道理你听听看，他們是否真的全國皆兵，全民皆兵？
    第一個例子，中國大陸一個河北的石家莊，一個山西的太原和大同是產煤的地方，你認為最大的買主是誰？是日本！其實日本這個國家是不燒煤的，你有沒有注意到，為什麼日本大量的向中國采購煤炭呢？其實二、三十年來日本大量不斷地向中國采購煤炭，回去以後在日本的下關下船，然後統統用水泥把他封起來，封成一個個石方，然後沉在日本內部的內海的海底。听說現在已經沉下去半個太原，這些煤炭是準備將來跟中國打仗的時候要用的。公元2015年至2020年，中國跟日本可能開戰。這時候中國的核潛艇可能封鎖他的太平洋，中國如果那時有航空母艦，可能出動在日本海，日本主力艦如果跟中國戰艦作戰，就把這個煤炭挖起來燒。所以，現在就開始在采購了。所以，中國一船一船的煤運向日本去，統統沉在他的海底，我們卻不知道他心中有什麼想法？
    第二件事情，從人造衛星看下去，整個日本是條綠色的，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們的樹一棵都不砍。在日本砍任何一棵樹，都要經過日本政府的許可，因為他們把森林看成重要的資源。可是全日本都用筷子，那怎麼辦？就將中國東北、黑大興安嶺的木材統統向日本出口，從烏甦里江送下去，在海參崴裝船了以後，向日本外銷。所以日本人買的全部是我們東北的木頭，買回去以後全部削成筷子，給一億一千萬人口使用。當他們吃完以後，沒有一根筷子是丟掉的，全部收起來，再給它磨成紙漿，賣給中國的《人民日報》印報紙。所以《人民日報》印報紙的紙漿全部是自己的木頭，不過是在日本人的嘴巴上面轉了一圈。
    第三是中國的稀土金屬，出口最大的是日本，中國稀土金屬企業的老總沾沾自喜于“廉價國家資源出口創匯多少？”，卻不知道日本人將這些稀土原料加工成一種粉末，涂在“點離子彩電”屏幕上，以昂貴的高價格賣給中國人，中國人的家庭買了還向鄰居客人炫耀！日本要壓制中國稀土企業降低價格，不降就停止進口，中國企業就要破產倒閉發不出工資，于是爭相降價，相互殺價只為了討好日本，而中國國務院稀土辦公室昏聵的沒有任何應對的商業戰略。前段施加日本壟斷提高鐵礦石價格壓制中國鋼鐵企業也是這樣的戰略，中國沒辦法！
    第四件事情是在中國的雲南山區一所破爛小學的課桌卻寫著“日本政府捐贈”的字樣，我不禁為“日本鬼子從中國孩子幼小心靈開始公關腐蝕而我們的卻貪污腐敗不願意投資教育”而感到悲哀！
    這四個故事，給你一個什麼啟示？一個國家要有危機感，就要像這樣子，全日本都有這種危機感。每一根筷子都不丟，知道那個是紙漿的原料，每根筷子來自中國的木頭，知道自己的樹是不能砍的。所以這個道理在他們那里講是一個國民意識，就是全民動員積極備戰！日本的海軍一直在刺探中國的情報，很少有人知道日本海軍的總人數，已經是世界排名第二位，已經超過了俄羅斯了，僅次于美國，他還叫做海上自衛隊。其實只差航空母艦和主力艦沒有做，其實是個標準的海軍，他卻只是稱他為自衛隊；但是做軍人總要有磨練的機會吧？有機會總要打打仗吧！所以他一找到機會，就總是要操兵一下，練一下。有張照片是剛剛照沒有多久的，日本出動運輸機，支援阿富汗戰爭，其實那地方揮手的統統是日本軍人。那個飛機已經在巴基斯坦，所以日本為了這個事情出動。為什麼？做軍人就是要常常練習練習，所以日本的軍隊好久沒有打仗了。上一次打了波斯灣戰爭，日本就想要參戰，美國總統就是現在那個小布什的爸爸沒有同意。這一次日本人又出動了，這一次他們美國改變了一個方針，允許日本做後勤。所以他們的運輸部隊，後勤部隊就統統出動了。日本實際很想參加前衛部隊，希望美國讓日本參加，打那個野戰。可是美國怎麼想，都覺得不太妥當。所以日本的前衛部隊到現在沒有出動，下次如果世界上再有什麼戰爭，日本兵還希望出兵，來練習練習他的野戰部隊。其實他們在做打仗的準備，積極地做好跟中國戰爭的準備，中國是亞洲新強國，日本是亞洲霸權，這兩個國家非打一仗不可。不打一仗，不能夠分出誰更強，沒有辦法了，你們的兒女小寶要上學了，注意你們小寶的EQ，注意他的管理，注意他從小長大的生活習慣，到那時你們家的小寶，是跟日本家的小寶，打一仗，我們看看是誰的訓練比較好。
    中國跟日本100年打一次仗，19世紀干了場甲午戰爭，我們輸了；20世紀又打了8年抗戰，我們又輸了；要不是美國丟了兩顆原子彈，我真不曉得、真難想像，那次中國是否要亡國了？我到日本去的時候，你猜他們講了句什麼話？他們說︰“我們是一頭野狼，挨了十幾拳，死于兩顆槍彈”，那十幾拳就是中國，那兩顆槍彈，講的就是美國原子彈，這句話全日本都在講︰“我們是一頭野狼，挨了十幾拳，死于兩顆槍彈”。這個是他們永遠記住的。
    我們現在搞經濟發展，不承認錯誤，至少要有這種憂患意識。21世紀日本跟中國再干一仗，萬一我們又輸了，就22世紀再打，100年打一次，這件事情全日本人都記在心上，我們也不要掉以輕心！
    所以，我覺得美國其實不是中國的心腹大患，美國那個家伙，喜歡當老大，沒有事就過來問︰“你看誰是大哥？”“那當然是你了，老大。”他就說︰“說得也是！走了”他就走了，你就不要管他了。他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倒是那個小日本就不同了，一踫到的時候就說︰“日中友好”一邊握手，一邊在那里磨刀，沒有事就恁搞你一下。所以我想到躺在旁邊那個日本，我晚上都睡不著覺；而那個美國，坦白講，我真的無所謂。
    以我對這兩個民族的了解，因為與這兩個民族交往了20幾年，不是讀書就是就業，不是出差就是在那開會，所以，我到現在還有一大堆的美國和日本朋友，我對這兩個民族的看法始終是耿耿于懷。所以，我始終認為日本這個國家，遲早要跟中國再干一仗的，因為他們天生下來就是缺少資源。為了活下去非打不可，你認為怎麼辦呢？雖然這個問題是個國家問題，那麼跟企業和個人不是完全一樣嗎？難道中國企業不能想像，我是一個缺少市場和資源的企業嗎？我也要在人家的腰上咬一口啊！不是一樣的道理嗎？那人家也是這樣想你們的，也是在你的腿上開飯吃一口肉，也是一樣的嘛？所以每個企業都要有短中長期計劃。你們的計劃是什麼？我們不用討論，那時有沒有，你自己在心里想想看 ……
余世維簡介︰著名跨國公司總裁，美國哈佛大學企業管理博士後、英國牛津大學國際經濟博士後，美國諾瓦大學公共決策博士。現任上海慧泉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美國富頓集團中國總經理。曾服務的客戶有︰日本航空、飛利浦、柯達、聯合利華、ABB、三得利、3M、西門子、摩托羅拉、中國電信等國內外著名企業。

由呆霸王張貼   wenxuecity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共产革命的洗劫，在这个非理性思潮退潮的时刻，回光返照的冲动竟发生在安定富足的高棉国，它的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受中共的教唆，也妄想创造奇迹，改变人类社会形态，他们为了“公平”推行贫困；为“理念”进行杀戮……。在这个曾经是佛土的国度，留下几百万颗骷髅，和更多的等待人们去践踏的地雷。

几年前，初识从远方来的庄思明先生，他又引见我认识了周德高先生，老周住在不远的另一个州的城市，据说才结束了一间餐馆的生意。第一次相见，就见那徒有四壁的家，堆满了报刊杂志“争鸣”“开放”“动向”……，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位非常政治化，而贫贱不移的人。

老庄来自越南富裕商家，老周出生在柬埔寨穷困乡村，在我还非常无知的时代，他们就卷入了印度支那革命的激流，都成了无畏勇进的战士。我搞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只知道他们都曾经为“中调部”工作。不幸的是，他们的忠贞非但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反而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于是他们都深恶痛绝地脱离了这个违背人性的事业。

中国的历史很古老，但是又很枯燥，它们大都是后世“编”“修”“撰”出来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内中充满了虚假矫饰的情节。因此，我鼓励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那虽然看似凡人的事，却才是历史树干的根叶。他们无疑都有失落感，我说那是人类历史错误的一页，必须把它记载下来，告诫后人。

老周和他的太太很快都找到了在学校当清洁工的工作，因此医疗和退休的问题都解决了，老周的女儿帮他还清了信用卡上不少的债务，他们又搬进了新购置的活动房屋，过上了和谐、满足的生活，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回忆也就很快地写出来了。

柬埔寨与中国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中共要帮助柬埔寨共产党推翻它的政府；西哈努克明知道“中国是红色高棉的后台”，却因反对他的右翼民主主义者亲美，所以他就情绪化地亲华。越南战争高潮中的一九七○年，美国主使军人朗诺发动政变，把西哈努克进一步推入中共的怀抱，成为柬共夺取政权的合法招牌。所以这个小国的百姓，就在大国的冷战中挤轧煎熬了。

柬埔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实行种族灭绝的屠杀，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的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人力、物力的资助下，在全柬一百七十个县中的八十一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了150万个骷髅，柬共的暴行实在是大大地超过了德国法西斯。

老周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接受中国大使馆领导，从事“为祖国服务”的“地下工作”。那时中共贯彻的是“愈穷愈革命”的路线，他正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好料作；还有着忠诚的意志和犯难的精神，加上精通柬埔寨的语言和国情，因此他得到了中共方面特殊的信赖和任用，若干柬埔寨大事都有他的参与。

一如，一九六七年越南战争急速发展，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柬埔寨国内开始发生动乱，西哈努克开始向美国靠近，老周获知政府即将处置“左派议员”乔森潘、胡荣的意图，他受中国方面的指令，通知两人及时逃出金边，这预示东南亚形势巨变的重要事件，世界各国媒体作了大量的报导。

二如，一九七七年他被召到北京，为吁请中共干预柬共种族绝灭的罪行，他报告了柬共内部分歧，要人苏品与越共有往还的情报。中共旋即邀请苏品访华，进行摸底；次年苏品遭波尔布特派人击成重伤，自杀身亡。苏品之死引发“东部大区”叛乱，失败后大量军民逃入越南。后来，越南军队在他们的配合下，于一九七九年初攻入金边。

我发现其中有许多未被人知史事，须要研究、补证，于是我们开始合作。在执笔的过程中，我又发见了老周头脑聪明，性格果断，而且记忆超人，我甚至为中共失去这样干练的人才而惋惜。经过两年的努力，本书《我与中共和柬共》终告完成。

老周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统，由于天赋的敏锐，连波尔布特第一个女友后来的姘夫，就是今天金边某政党头目的父亲，他也而知道得一清二楚。又如柬埔寨著名民族民主主义者杨世祖，现在已经很少为人所知，但老周却知道他的身世。许多柬埔寨问题，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举重若轻的答案，因此中国大使馆很早就认识到，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柬埔寨通”。

许多柬埔寨地名，潮州移民有约定的译法，如Phnom Penh作“金边”，Kratie作“桔井”，Pailin作“珠山”等。我们尽量遵守这些传统，但又兼虑了它们在世界上的名声，因此还是把柬共余孽盘踞的“珠山”译做了“拜林”。又如Kompong Chan是“Chan人的地方”，它有许多译法，如“磅湛”、“磅占”、“磅针”、“磅桢”等，但因为历史上的“占巴”就是Chan人的国家，所以我们取了“磅占”。无数这样的细微末节，都埋伏在本书中，因此本书有棉华乳融的特色。

若干关于柬埔寨的著作已经问世，其中以英国作家萧特（Phillip Short）的《波尔布特》最为优秀，而他的成名作则就是《毛泽东》。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在担任英国名报名刊驻北京记者时，他开始对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塔莫、盖宝、密杜等柬共要人进行面访，他与留法知识分子耿万萨、秀木、麦勉等人的谈话，更具真实价值。我们征引了萧特著作中的若干记载和图片，如果他一朝读到本书，同样也会发现许多未知的真迹。

老周因“诋毁伟大的柬埔寨共产党”，被昏庸的北京官僚们当作“政治立场不可靠”份子，而用一千元港币打发到香港去打苦工。现在他是一个心安理得的美国校工，因为他的勤奋、明理，全校的师生都尊重他。

本书旨在成为一册准确而有血有肉的历史，因此以“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的名义刊行。我们合作得愉快，在分享出版的快乐时，还得感谢双方家人的支持和散居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的友人们的赞助。有一位老周的友人寄来小诗一首：“夜长西窗寒流冷，破晓方闻鹊声鸣；文坛已是千层雪，花圃仍有一叶青。”以资鼓励。

柬埔寨略大于中国的广东省，几十年前人口只有六百万，还不及广东的十分之一。柬埔寨王国分成二十个省，金边和磅逊（今“西哈努克港”）是两个直辖市。人口中高棉族占了百分之八十，因此它又名高棉国，国中百姓中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徒，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林木葱郁，物质充裕，民风淳厚的国家。

中国历史很早就开始记载它，《隋书》叫“真腊”，新、旧《唐书·真腊传》叫“吉蔑”，唐代朝鲜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记为“阁蔑”，《元史》为“继没”。其实，“吉蔑”、“阁蔑”、“继没”都是“高棉”的别写，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说：“其国自称曰甘孛智。”明代又有“甘破蔗”、“甘菩者”的写法，万历以后才定记为“柬埔寨”。

高棉民族古老而又背景特殊。高棉语、越南语、泰国语互相极不相同，而老挝语与泰国语较为接近。高棉族较之越族和泰族，皮肤显得黧黑而多斑点，柬埔寨人对自己的肤色很自豪，他们自称是“黑色的高棉人”。那些肤色较浅的人，往往被认为有中国血统，柬埔寨王室也是这样的棉华混血家族。

柬埔寨文字与泰文、缅文的形态相似，是从印度巴利文发展来的。柬、老、泰、缅四国是在印度文化圈内，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越南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很深，汉文和儒学教育很发达，胡志明会写中国传统诗词，这种人在柬埔寨人中是很难找到的。

柬埔寨人民崇奉的佛教，是所谓的“南传佛教”，它是从印度转道锡兰传入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而越南的佛教与中国的佛教是一个系统，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然后流入越南、日本等国的“北传佛教”。从吴哥窟建筑与泰国、缅甸建筑雷同，越南的庙宇与中国庙宇相似，就可以看出它们源头的不同。

湄公河三角洲和以南地区，包括西贡（今胡志明市，高棉语称Prey Norkor）在内，原来都是高棉民族的领土。十六世纪末，越南并吞“占巴国”（中国和越南历史记为“占城”）后，势力南扩；越南王将第六个公主嫁给柬埔寨济哲德王，这位六公主向高棉的夫王讨得了这片沿海土地，献给了越南的父王，法国殖民者将这片土地叫 Cosaoxine，意思是“六公主讨来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下柬埔寨”。

虽然柬、越两国相邻，但人种、语言、宗教、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历史上还因“下柬埔寨”而结下了很深的怨恨。这片领土争议几百年都纠缠不清，还是法国殖民主义者自作主张，将它划归了越南。因此，它是柬埔寨的一块心病。不仅波尔布特取得全国政权后，声称要收复下柬埔寨，西哈努克对此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明朝末年，据说有一名叫“莫玖”的中国将军不愿降清，率领他的部属投靠越南王，适逢越南刚取得下柬埔寨，越南王就派遣莫玖带领部下来到这片土地驻屯。这些明朝士兵和当地百姓通婚，后裔自称“明乡人”，在西贡和南方各地，到处可见“明乡庙”，阮文绍政权的权贵就有不少自认是明乡人，他们每年都举行很隆重祭祖活动。越南南方的这片土地，是由棉、越、华三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多血缘的社会。

经过越南的几百年统治和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柬埔寨的许多高棉族人也取汉姓汉名，例如下柬埔寨的大姓“山”、“石”、“金”、“周”、“宋”，与传统高棉姓氏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说来，从姓氏即可以辨出下柬埔寨人来，西哈努克时代的政坛和柬共的领导层，都有不少下柬埔寨人。金边《祖国报》社长山福寿，“自由高棉”的领袖山玉成，柬共领袖山玉明、英萨利、周成、宋成等，都是下柬埔寨人。

柬埔寨的华侨，大部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华侨既善务农，更善于经商，生活水平高出柬族土著和越侨许多。华侨在商言商，善于处事，更没有因领土纠纷引起的感情纠纷，因此华侨的处境比越侨又要好得多。越侨主要住在沿河地带，从事捕鱼业，经济上的成功，远不如华侨。

柬埔寨土著排外心理不强，认同心理又非常宽松。有华裔血统的人，不会说中国话，不在清明祭祖，与柬族通婚，就被成为柬埔寨人了。我的外祖母是柬族人，母亲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我的父亲是从潮州来的，家中说潮州话，我们是认同中国的。但柬共领袖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农谢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华人血统，但他们都不认同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现象。

一八***年，具有不同语言文字的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被法国整合成一个“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但柬埔寨社会依然保持宽容和自由；各族人民互相认同，和睦相处。西方殖民主义的到来，也带来了在欧洲游荡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暴力的列宁主义迅速又渗入印度支那。而中国农民共产主义的胜利，更教唆柬埔寨人民搞起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从此这个美好的国家变成了人间地狱。

二十世纪初，越南出了一位青年阮爱国，他就是后来的革命家胡志明。早年他在法国游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他从欧洲回来，在广州参加中国的大革命，还曾经被捕入狱。一九三○年二月三日，他在香港主持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那时，党内虽然有寮国支部和柬埔寨支部，但主要成员都是越南人。一九三五年，印支共产党初具规模，在澳门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预设革命成功后，将根据人民的意愿，成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或成立各自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次大战期间，法国先败于德国，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与纳粹合作。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发生了不同的态度，泰国王室政府和日本合作，以昂山为首的缅甸马克思主义兼激进民族主义团体，亦与日本合作以驱逐英国殖民主义。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当局则与日本有过一度相安的局面；而印支共产党人号召人民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法国统治者的双向斗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印度支那的抗日斗争遂成抗法运动。一九五○年三月越南河仙举行预备性会议，黎德寿、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萧兴、高明等人与会，确定了未来的柬埔寨共产党追随越南路线的先期纲领。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山玉明在柬埔寨西南某地召集有二百人参加的会议，建立了草创性的政权。一九五一年二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决定自行解散，这个决定可能与当时“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有关。一九五一年九月山玉明在马德望省三洛乡主持会议，正式宣告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成立。

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设有三个分指挥所。在波萝勉省克腊宝的东部指挥所，负责人是杜沙穆，主管湄公河以东诸省，克腊宝近越南，周边有许多越南侨民，多数是橡胶园工人，越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山玉明负责的西南指挥所，设在唝吥省，主管茶胶、唝吥、戈公、磅士卑诸省。萧兴领导的西北指挥所，莫森巴管军事，农谢负责财经，管辖马德望、暹粒、菩萨、磅清扬等省。

山玉明和杜沙穆，都是出家的僧人，山玉明还有“敏居士”（Acha Mean）的别号。他们都是先在下柬埔寨参加了印支共产党，后来被派来柬埔寨开展工作。两人都很淳朴谦虚，很受人尊敬。萧兴原名蔡兴，也是从下柬埔寨到金边来的，他先在金边一家很有名的“超包制药公司”当推销员，因此有人误会他是一位乡下的郎中，他被萧姓老板收为义子，就此改姓萧。一九五一年他曾被派往越南学习军事，受到过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阮友寿等的接见，回柬埔寨后指挥柬埔寨西北区反法武装，我的家乡马德望省，是他的主要活动地区。那时，萧兴是马德望地区人民心中的英雄，我的舅舅就经常讲起他的事迹。

有一位与我要好的同学，也参加了萧兴的游击队。金边和马德望之间有一条柬埔寨唯一的铁路，游击队决定伏击列车夺取武器物资。那时列车的前后都有装甲车保护，伏击地点就在离我家约四、五公里的山边。战斗一打响，敌兵死的死、逃的逃，游击队把能搬的搬走，队长就下令撤退，我的那位同学不听指挥，弄来一把铁锯子，把一门炮的炮架锯断，入夜时才将几十公斤重的钢炮扛回营地。那时，柬埔寨的政府军和游击队，都是纪律松懈、不会打仗的。

十九世纪后期，柬埔寨逐渐丧失主权，而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反视当时法国在柬埔寨的统治，相当宽松，而且保护传统。柬埔寨王室一如既往的存在，法国也只是有象征性的驻军，和代理外交事务而已。尽管法国殖民当局保护传教士，但佛教信仰也得到尊重，因此柬埔寨始终没有变成基督教国家；法国文化也只是在上层社会发生了一些作用，民间仍然保留了传统习俗。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兴起，日本军国主义又一度赶走西方殖民主义。二次大战前，泰国几乎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它在大战期间就与日本合作，侵占了大片柬埔寨西部领土。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运动领袖苏加诺，也与日军合作实现独立。英属缅甸的青年马克思主义领袖昂山，又在去延安的途中转向东京，然后与日本合作赶走英军，今天缅甸“社会主义”军政府的独裁领袖，都是他的思想子裔。

唯独法属印度支那出现不同的局面，一九四○年法国军队被德军击败，一次大战英雄贝当元帅领导的法国政府与德国签订停火协议。根据这个实质投降的协议，除南部及东南部外，法国大部被德军占领。贝当的政府总部设在法国中部非占领区的维希，故被称“维希政府”。维希政府下令海外属地与德日意轴心国合作对抗盟军，电影《北非谍影》（原名《卡萨布兰卡》）就是描写发生在摩洛哥的这段历史。

一九四一年，日本自己先不动手，而是唆使泰国进攻柬埔寨，但海陆两路泰军均被法属印度支那军队击退。这时日本就出面干预，它迫使法国殖民当局与泰国的代表在东京签署了一个条约，使柬埔寨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国土，而就是因为这个颠倒胜败的条约，使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一气而驾崩，于是才有十九岁的西哈努克的继位。

尽管有维希政府的承诺，日军大举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还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之后，但它允许法国殖民机构继续存在，于是就形成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军事当局双重统治的局面。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德日意轴心国败局已定，维希政府逃入德国境内，日本才决心结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在战败前送给越老柬三国一个“独立”的大礼。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驻柬“高级顾问”和日军司令知会西哈努克，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是为了阻止西方人的殖民活动，柬埔寨王国可于近即独立。于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择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宣布废除一八六三年法国强加的保护条约和一八八四年的附加协议，宣布国家独立。

那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只剩下了五个月的时间，历史已经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证明柬埔寨得到的是“真独立”，还是“假独立”？而日本还找到了一个象缅甸昂山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一样的反西方柬埔寨民族主义者来与他们合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山玉成。

山玉成，一九○八年出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高棉族人，母亲是有一个中国血统的越南女子。他在法国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一九三三年，返回印度支那，在金边一所法国人主办的“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沈华和巴春。一九三八年，他们创办了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份柬文报纸《吴哥窟》；一九四一年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印度支那，《吴哥窟》的反法情绪也大胆冒头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巴春、文昌莫、杨世祖等人在金边发动了一场有二千名僧侣、学生、教师参加的要求独立的反法示威。警察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驱散群众，后来进行了大逮捕，游行领袖都被捕入狱，山玉成在日本军事当局的保护下，前往泰国占领的马德望，又从那里转往日本。

杨世祖是潮州华人的后裔，上辈在柬埔寨经销僧人的袈裟，他自己是一个有很高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民主主义者，山玉成毕生的友人。我后来在金边认识他，他会说潮州话，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据《西哈努克回忆录》的一家之言，山玉成在日本以缅甸人身份，每月领取一百日元的薪水，他在“大东亚学校”学习两年后，获得陆军上尉军衔。一九四五年五月，西哈努克宣布独立后，山玉成乘日本军用飞机回到柬埔寨。西哈努克说，他的父母都是山玉成的朋友，是在他们的劝说下，山玉成才被任命为王国政府的外交部长。

山玉成的好景只有几个月，他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武装团体，它的成员大都成为后来柬埔寨军队的骨干。八月间，他带领这个团体举行政变，把西哈奴克赶出内阁。然而，在他自任首相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紧接着，胡志明在越南发动了全国性的起义，那就是越南的“八月革命”，山玉成迅速承认越南的革命政权，表示也要抵抗法军的入侵，他亲自到越南境内与胡志明的下属谈判合作，然而他又提出了归还下柬埔寨的要求；他又派人去泰国周旋，却准备放弃收回西部领土的要求，两造都显得不识时务，因此都未能遂意。

英国的印度军队又率先来印度支那，执行受降日军的工作。最初，英国人打算像在缅甸同昂山合作那样，同山玉成合作。但听说山玉成准备抵抗，又使他们打消了这个主意。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法军远东派遣军司令勒克莱尔将军来到金边，就把山玉成抓起来，直到一九四七年初，山玉成才被法国当局判处了二十年监禁，后来转移到法国监视居住。

山玉成很有志气，四十多岁了，还在法国获得了法律博士的学位。西哈努克说山玉成不断写信给他，要求回柬埔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玉成乘飞机回到金边，受到执政的民主党人组织的热烈欢迎。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金边市区，道路两侧结集了近十万名欢迎群众，他们手持的小旗上写着“山玉成，我们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这个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使年轻而自负的国王深受刺激。如果西哈努克有气量与山玉成合作，柬埔寨民族未必会有后来的劫难。

山玉成没有加入金边的民主党政府，而是去了暹粒和接近泰国的西部地区活动，与追随他的文昌莫、杨世祖等人组织了自己的抗法武装，它就是“自由高棉”的前身。事实上，统称“伊萨拉”（Issarak）的右翼反法武装团体，早在四十年代末就一哄而起，它们大都是些胡作非为的乌合之众，头目有塔春、蒲柴、诺罗敦·曾达拉西、西索瓦·育他旺等人。

美国一贯推行民选政府的政治理念，因此山玉成与美国一拍即合，很快就开始了亲美的立场。据说山玉成与美国驻金边大使馆随员有经常的接触。尽管山玉成被西哈努克描绘成“自由高棉匪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越南共产党始终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后，他担任过的“高棉共和国”总理，但又不能与这些人合作，而出走西贡，一九七五年越共占领西贡以后，山玉成继续留在那里，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

法国人回到柬埔寨，以为一切都回到了战前，但日本导演的“独立”已经无法收回成命，于是双方在一九四六年初签订了一个临时协议，法国继续把持柬埔寨的财政、国防，外交、民族方面的权力；王国政府的自治权只限于在法兰西联邦内。这样，法国又重新恢复了殖民统治。比较起来，英法两国处理殖民地问题的手法大相径庭，英国在战时就作出了印度独立的开明安排，而法国则毫无远见，乃至相继陷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泥坑，大失了颜面。

“越盟”是越南共产（劳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四五年开始的“抗法斗争”，在印支三国持续了八年。它最初是由越南共产党打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招牌，包打三国的天下，于是“越盟”也就成了印度支那三国左翼抗法军事组织的代号。

进入五十年代，越南共产党人又以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的名义进入柬埔寨，组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革命党），早期柬共领袖大部来自下柬埔寨地区，是一些听命越南发号施令的附庸。与此同时，印支共产党中国支部（侨党）的一批干部，也从越南转来柬埔寨，在中国侨民中发展组织。

一九五二年，是柬埔寨人民反法情绪高涨的一年，民主党在金边执政，在议会中长期保持优势，给亲法的西哈努克王室很大的压力，山玉成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又逐渐形成街头运动。西哈努克从西贡召来法军摩洛哥兵团镇压街头的民众，同时他又很不智地解散了民主党政府，这招致了广泛的批评。然而，即便在大好形势下，山玉成整合“伊萨拉”的努力，也终告失败，左、右两翼的合作，就更无从谈起了。说来，在武装斗争方面，左翼（别称“柬埔寨越盟”）搞得有声色，右翼则涣散而没有作为。

一九五三年，竟也成了西哈努克领导“皇家十字军”争取独立的戏剧性一年。过去西哈努克是法国殖民统治的合作者，也是抗法斗争的对象；但在印度支那战争急下的形势下，他意识到如果继续站在独立运动的对立面，柬埔寨王室将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去年他用殖民当局来压服自己的政敌，今年他又用抗法运动来恐吓巴黎的政客，而且表演得非常亢愤。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西哈努克去法国度假，他给樊高?奥里奥尔总统写了一封信，表示“柬埔寨全国上下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两周后他又写了第二封信，追说柬埔寨军事形势危急，如果继续拖延，王家军队会迅速崩溃。他没有得到及时响应，于是他又去到美国活动，向西方暗示，如果不给柬埔寨以独立，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得胜。他警告说：“在一个国家的独立愿望受到挫折时，什么情况都会出现的。”

西哈努克认为只有从法国手中获得独立，柬埔寨才能逃避共产革命；但满脑子冷战思维的国务卿杜勒斯，在简短的见面中，却告诫他与法国合作，否则柬埔寨将会被共产主义吞噬。两造话不投机，白宫非但没有宴请他，国务院还建议他去看看马戏杂技表演。两年以后，他见到周恩来后，就一头栽进了周恩来父爱式的怀抱。美国政府对这位身材矮小的东方小国君王的轻视，付出了历史性的代价，

《纽约时报》曾经报导：“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真正的危险。”《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也写道，“西方大国（美国）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要结束这个处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听取柬埔寨国王的意见，并考虑在法兰西联邦内给予他更多的让步。”

是年五月，西哈努克海外游说后回到金边。获悉法国仍然没有移交权力的打算，于是他在吴哥窟附近建立起他的总部，一方面号召抗法力量团结在他周围，另一方面又再次呼吁法国给予独立，这无异于表明他要与法国决裂了。这很快起了作用，十一月，法国就正式将权力移交给西哈努克，柬埔寨王国政府在外交上行使主权，不再参加法兰西联邦最高内阁会议，一九五四年柬埔寨又退出了法郎区，发行自己的货币。

这是柬埔寨第二次独立，是印度支那大戏中的一幕。尽管这不能归功西哈努克个人，但一个如此蕞尔小国的王公，能有与大国斗争的谋略，还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

印支三国共产党的抗法战争，最后以奠边府战役结束。奠边府属莱州省，位于越南西北高原的一个盆地中，是靠近越寮边界的战略要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法军先以五千空降兵占领奠边府，目的是要以它为基地切断越、寮抗法武装的联系，为上寮地区法军提供掩护，后逐步增加部署，形成一个兵力一万六千余人，机场设备齐全的大型据点。越军由武元甲担任指挥，四万余人部队从北、南两个方向对奠边府形成合围。

中共则派出以韦国清（后授衔上将）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实地参与指挥。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曾以中共的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韦国清等人：一，不要吝惜炮弹；二，分割法军成南北两大集团；三，分段摧毁法军据点；四，逐段紧缩包围；五，狙击法军活动；六，展开政治攻势。以上战术取得有效的成果。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准将宣布投降，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的精锐被消灭，此役震撼了世界。

接着，苏联和英国召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美国和中国与会。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签署和议，法国同意印支三国独立，越南共产党将一切人员撤至十七度线以北，越南被分割成南北两方。协议规定越南方面撤走在柬埔寨和寮国的军队。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政府将实行中立立场。寮国爱国阵线党所属的军队（“巴特寮”），在丰沙里和桑怒两省集中，得了背靠中国和北越的地利。还规定柬埔寨和寮国于一九五五年进行国际监督下的普选。

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柬共，原本就人气不旺，日内瓦协议又使它四面八方失去依托。因此，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表面上决定自行解散，承认西哈努克政权的合法性；大部分人员由主席山玉明率领，去了越南北方受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还有一部份人员留在国内参加竞选，尝试合法斗争。

四十年代末，一些家境优裕的柬埔寨青年去法国学习，柬埔寨政府也选派了一批学生到法国留学，其中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人才。当时，柬埔寨只有一千多人完成中等教育，这些留法学生回国后大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院长，秀臣在金边行医收入丰厚；周成当过教育部长，后来又被委任为西哈努克的办公厅主任。乔森潘、胡荣、符宁都连续当选过国会议员，还都担任过内阁部长，他们都表现出卓越的学识和才干。

这些留法学生受到左倾思想的熏陶，大部分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组织，而他们内心又更向往毛泽东暴力革命路线，思想远较柬共本土成员激进。这些留法学生的归来，使柬埔寨共产党如虎添翼，特别是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绍”）、英萨利、宋成等人，很快就取代了亲越南的本土派人物，从而成为追随中共的狂热领袖。

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柬埔寨内战全面开始，除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外，乔森潘是露面人物，胡荣曾经是柬共根据地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符宁主管新闻，宋成是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福财担任西南军区政委。柬共进城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为“民主柬埔寨”（简称“民柬”）政府的首脑。柬埔寨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留法学生的手中。

耿万萨，生于一九二六年。五十年代初，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巴黎高棉学生社团的精神领袖，还娶了一位很有才气的法国姑娘。一九五二年，耿万萨执笔为高棉学生联合会写了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抨击西哈努克利用法国军队推翻民主党政府。是年十月，耿万萨带了他的妻子乘飞机回到金边，由教育部安排他在西索瓦大学预科任教。一九五五年，在联合国监督下，柬埔寨举行第一次全国普选，他参与了民主党竞选活动，我在马德望听过他的演讲，口才非常之好。他的杰出表现，竟使西哈努克恐惧到将他投进监狱。

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我曾经在中国大使馆的宴会上见到过他。尽管他的朋友大都是共产党，但他始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且不因为有立场，而多是非，因此有清高的形象。一九七○年朗诺——施里玛达政变以后，他出任“高棉共和国”驻法国的大使，与他的共产党友人敌对。

耿万萨是一个西化很深的人，一个外向而自负的知识分子，他与波尔布特私人间的友情很深。但据说，波尔布特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柬埔寨人”，而耿万萨又认为波尔布特“没有法兰西深度”。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低估了一些带乡土气息的革命领袖，然而历史证明，后者更具有推行政治理念的毅力和能力。

秀木，一九二五年生于柬埔寨最富有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诺罗敦、西索瓦、莫尼旺三朝礼宾司长，敛聚了大量的财富。二次大战期间秀木已经在河内读书，他的叔叔文昌莫是山玉成的挚友，一九四五年他也回到金边帮助山玉成。一九四六年，山玉成事败入狱，秀木也出走到法国。他在阿尔卑斯山疗养肺病时，结识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病友，因此也成了法共的党员。后来他和英萨利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一度聚集了二、三十人。

秀家四兄弟都成了柬共的成员，老大秀臣是医学博士，后来是民柬政府的卫生部长。老三秀春在柬共退出金边后，还在柬泰边境担任的财政部长，老四秀蒲拉西是驻联合国大使。我在金边认识秀臣，他富有同情心。秀家兄弟的人格都很高尚，尽管在柬共中并不居高位，但一直效忠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在残酷的整肃中，波尔布特没有伤害他们；一九七九年，柬共退出金边，波尔布特还派秀木陪同西哈努克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英萨利，原名金丹。一九三○年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后来家道破落，在波萝勉省读小学时，为一位英姓的僧侣继养，后来进了西索瓦大学预科。留法期间，他初习商科，后改学政治。其人身材高大，皮肤尚白皙，口才甚好，可能也有华人血统。波尔布特与他情投意合，后来又分别与乔奔娜丽、乔蒂丽姐妹结婚，成为姻亲。

英萨利一贯律人严而律己宽。据他的一个同伴回忆，有一次英萨利告诫他，与其和女生们去浪费时间，还不如用手淫解决问题。秀木有一次和法国女友同处，英萨利清晨就来击门，大声叫唤：“还有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干。”然而，当十九岁的乔蒂丽一到巴黎，英萨利就把她的肚皮搞大了，还是大家伙凑钱让乔蒂丽去瑞士堕的胎。秀木认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小圈子本来可以容有更多的人，但英萨利的作风使许多人离心而去。

英萨利是一个左倾、功利、自私，而野心勃勃的人，在巴黎读书时，他就告诉耿万萨，将来要回柬埔寨领导一个完全听他的话的政党。但是一九五二年，耿万萨代表高棉留学生写文章开骂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威胁要取消留法学生的官费。身为高棉学生会会长的英萨利，就开始抱怨：“这都是你的错，你已经拿到学位，但我们还需要读书，你应该回金边去为我们募一笔钱，让我们能够留在法国……”不义气作风，英萨利的毕生如是，秀木和耿万萨至老对他还有厌恶之心。

一九五七年英萨利从法国返回柬埔寨，一九六○年，与杜沙穆、农谢、波尔布特、苏品、高明等同时成为柬共中央成员。长期以来，党内排名英萨利虽在波尔布特、农谢之后，实际地位却在农谢之上，柬共遂成姻亲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家天下”。七十年代初，英萨利在北京监护西哈努克，他与“四人帮”关系密切，不仅思想左倾，而且言辞傲慢，西哈努克对他非常反感。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城以后，他担任民柬外交部长，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后，他屡屡对其下属发表藐视中共的言论，认为中国专家贪图物质利益。一九七七年我被召回中国前，中国大使孙浩提到这些事情，他对我说：“英萨利这个人很坏。”似乎与秀木、耿万萨、西哈努克有不约而同的评论。

英萨利与波尔布特是柬埔寨人民最为痛恨的人物，一九七八年柬共集团逃出金边以后，两人就被缺席审判，处以死刑。一九九六年，英萨利与波尔布特分道扬镳，西哈努克不计前嫌，下令赦免了他。英萨利就在拜林（华人称“珠山”）经营珠宝和木材生意，大发其财。近年有美国作家萧特（P.Short）访问他，他将当年北京方面发给他的中国护照，以及孙浩与他从金边出逃路上的合影和盘托出，自然是与中共誓不两立了。

乔森潘，一九三一年生于柴桢省，父亲是一名法官。幼年好学，获政府资助去法国留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六○年回到柬埔寨，在金边创办法文刊物《观察家报》，因立论左倾，曾在闹市被流氓剥光衣服受辱。后来，乔森潘连任两届国会议员，还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贸易部长。一九六七年，乔森潘与胡荣、符宁一起进入柬共根据地。

其人寡言、节俭，不近女色，因此威信很高，青年人称他“好人潘哥哥”。他的皮肤也较白，祖上可能也是华人，但不会说华语。他独居多年，有人说他性无能。西哈努克视察“解放区”时，柬共选了两位美丽少女服侍莫尼克公主，其中一位后来嫁给了乔森潘，并育有子女，据说还是西哈努克给他们牵的线。

西哈努克评价乔森潘是一个自爱的机会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多次逃脱党内清洗。乔森潘是继西哈努克之后，柬埔寨最有名望的政治家；但在党内却没有拍板的权力，长期在“中央候补委员”的次要地位上。他忠于波尔布特，直到波尔布特死去，才离开柬共最后的据点。至今他一味抵赖柬共反人类罪恶中他应负的道义责任。

宋成，一九二七年生于下柬埔寨，留法学生，主功政治学，在巴黎参加柬埔寨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回柬埔寨后在中学校任教，周成担任教育部部长时，宋成主管教育部的日常事务，一九六三年成为柬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继波尔布特、英萨利后，是进入丛林的第三人，后来他领导组建柬共军队，长期担任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柬共进城后任民柬国防部部长，其人思想非常左倾，同时兼管S-21监狱的清洗审判。

柬共退出金边后，八十年代末开始与乔森潘去巴黎参加联合国主持的四方谈判，后来因为主张参加一九九三年的全国普选而被波尔布特怀疑，进而丧失柬共军队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七年在安隆汶基地与妻子云娅及子女七人一起，被波尔布特下令杀害，尸体用车辆碾压。这个暴行激怒了的柬共残余部队，起而推翻波尔布特。

胡荣，留法激进学生领袖，一九五一年夏天曾率柬埔寨留学生去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东柏林与高明率领的柬埔寨革命青年团会合。他在法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柬埔寨，连任两届国会议员，还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经济部长。无论在西哈努克政府中任职，还是在柬共高层工作，他都以直言雄辩闻名。一九七二年他就反对在根据地成立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主张。柬共进城前，他又反对波尔布特驱赶城市的人民的预谋，而被波尔布特杀害。夫人温悦玲，是磅占省哥士丹一带的华裔。

符宁柬埔寨留法学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柬埔寨后与乔森潘、胡荣同期当选国会议员，并连任八年，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司法部长。中国“四人帮”当政时期，与西哈努克政府关系一度紧张，柬中友好协会会长、王室大臣凌易辞职，符宁以理事会成员代理会长。在战争年代至民柬政府，符宁一直被担任新闻部长一职。由于反对迫害人民，要求接受外援，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而在整肃中被杀于S-21监狱。西哈努克对符宁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柬共中出类拔萃的人才。

柬共的真正领袖是波尔布特，他的原名叫沙络绍。五十年代政府档案说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民柬的广播电台说他生于一九二五年；他的弟弟说一九二五年是正确的。他的家在离磅通城不远的坡礼沙亩村，距离金边一百七十公里。他父亲叫宾沙络，母亲叫淑娘。兄弟姐妹共九人，沙络绍排行第八。家有一间高脚房，周围长了许多椰子树和芒果树，在村中几十户人家中，算是最富裕的。

沙络绍祖上有中国血统，但连祖宗的姓氏是什么，也不清楚了。十九世纪末，法国、越南、泰国不断侵扰柬埔寨，他的祖父忠于高棉王室，后来被敌人杀死。他们一家虽然算不上是贵族，但有这个勤王的祖辈，地方上对他们很尊重。沙络绍的表姐娘美（Niang Meak）貌相娇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索瓦?莫尼旺王子（西哈努克的外祖父）相中，纳为王妃，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她的儿子哥色拉（Kosarak）当过宪兵上尉。

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沙络绍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沙络绍非常忌讳这一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

十岁光景，沙洛绍就来到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当和尚在柬埔寨是体面的事情，他成名后说自己在寺院修身三、四年，其实只有六、七个月。不过他在寺庙学到了许多僧侣的礼仪，他毕生说话很有魅力，也很有风度，还善于掩藏自己的真实思想，这都有助于他盘踞柬共最高的地位。

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二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沙络绍成绩很差。后来，沙络绍到磅占市的西哈努克中学上初中，又与胡荣、乔森潘是同学。朗诺的弟弟朗龙，是他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两人的友谊保持了相当长时间。因为学业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一九四九年这批官费学生一共二十一人，胡荣、乔森潘都在其中。

十五岁前，沙络绍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很淫乱，莫尼旺国王有几十上百个妃子，年轻时纵欲过度，老来身体就不好，因此后宫女子很寂寞，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绍”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叫他受不了……

络松直到金边落入柬共之手，才回到家乡。据说，他在公社食堂见到波尔布特的“标准像”，于是他以类似中国“历史反革命”的戴罪之身，诚惶诚恐地向公社干部报告，说他是“柬埔寨人民最伟大的领袖”的哥哥，然后他的处境有所改善。据络松回忆，沙络绍幼年忠厚老实，甚至怕见杀生，还说他的这个弟弟从法国回来后，在他家寄居了一个月，常常向他赞美苏联和南斯拉夫，沙络绍离开他家后，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

一九四九年九月，包括沙络绍在内的二十一名柬埔寨学生，从西贡搭乘一艘“牙买加号”轮船前往法国。他在马赛上的岸，十月一日的那天到达巴黎，他寄住在已故莫尼旺国王的一个侄子西索瓦·索莫诺蓬的公寓，两人还进了同一所无线电技术学校，他在金边学的是木匠，科学基础很不好，但第一年很努力，除了一门功课差一点能及格，其它科目还差强人意。

一九五○年暑假，沙洛绍与一批柬埔寨和法国派学生，去南斯拉夫参加义务劳动。那时，铁托被斯大林指责为修正主义，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孤立和围攻，但法共与南共保持着正常的关系，这个青年活动可能是法共组织的。那时，西欧国家的经济已经恢复，东欧国家仍然没有摆脱穷困，有些柬埔寨学生很快意识到这是集权制度的问题，但沙洛绍却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很着迷，第二年夏天他又再去了一次。

当时，沙洛绍并不是柬埔寨学生中最激进的，但也逐渐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加上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读书人，于是成绩就一落千丈，政府的奖学金也被取消了。而西索瓦·索莫诺蓬一年后就回了柬埔寨，沙洛绍连住所都不能落实，在巴黎非常潦倒，常常和进步学生挤挤铺，于是他与迟一年来的英萨利搞得很熟。这时，耿万萨向他伸出援手，照顾了他的生活，他在巴黎待了不到四年，就回了柬埔寨。

在耿万萨心目中，沙络绍是一个不入流的东方人，他晚年回忆这位轰轰烈烈的友人，不仅说他没有法兰西的深度，而且说他“根本没有办法结交朋友”。而晚年的波尔布特也承认自己的学问和法文都不如人，因此他在这群学生中寂寂无闻。而锋芒最露的则是英萨利，领袖欲溢于言表。英萨利和秀木曾经去拜访山玉成，征求他的政治意见，一九五一年乔奔娜丽和乔蒂丽姐妹也相继到来，沙络绍结识了乔奔娜丽。

一九五三年一月，沙洛绍又是乘他去国时所坐的“牙买加号”回到西贡的，他一共在法国逗留了四十个月，与后来带了博士帽归来的乔森潘、胡荣、符宁相比，或许是学无所成，境况要寒酸得多。但是，他更早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进入了柬埔寨共产党的高层，因此在党内的资格与地位，要比那些“学成回国”的友人们高了许多。

一九五二年底沙洛绍动身回国，学业不良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他也负有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使命，是年西哈努克解散民主党政府的“政变”，激怒了在巴黎的高棉留法学生，他们很想了解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来作为今后参与斗争的策略依据，于是沙洛绍就自告奋勇，第一个回柬埔寨了，而且他写了若干报告给巴黎的小组成员。

一九五三年一月某日，沙洛绍在西贡下船，坐汽车到金边，回了一次磅通老家，然后就到磅清扬省西南山区的诺罗敦·曾达拉西亲王领导的“伊萨拉”游击基地待了两、三个月，诺罗敦·曾达拉西是西哈努克的堂兄弟，但却是一个反法反王权的志士。沙洛绍对这支“伊萨拉”的看法很坏，认为这些人根本没有干任何事情，行为却又和土匪没有两样。

于是他又回到金边，找到原印支共产党驻柬埔寨代表范文波，要求以法共党员的身份转入印支党，但那时印支党名义上已经停止活动，范文波发现他与王室和知识界有很多关系，就要他到波萝勉省的“越盟”基地去接受杜沙穆的领导。二十多年后，范文波再次出现在金边时，身份是“越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而沙洛绍已经是“民主柬埔寨”的总理，柬埔寨共产党的党魁了。

这个东部基地在波萝勉省最东端的克腊宝（Krabau）地方的密林中，它的北面是磅占省，南面是柴桢省，东面不出几公里就是越南的西宁省。说来，这是货真价实的“越盟”基地，里面几乎全是越南人，说的都是越南话。一九五三年八月，沙洛绍和赖沙孟进入基地，其时抗法斗争已近尾声，他在那里遇到了杜沙穆和年轻的高明；后来还有几个高棉留法学生赶来参加，如麦勉和钱金安等人。杜沙穆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比沙络绍要大十岁，他觉得沙洛绍忠厚可靠，于是就把他留在身边，当做自己的助手。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后，山玉明带了近两千名武装人员撤往越南北方，杜沙穆等则转入了地下。八月间，在埋藏了所有的武器以后，沙洛绍、麦勉、钱金安等离开了克腊宝基地，绕道越南才各自回到了金边。赖沙孟则去了越南，一九七二年病死在河内。

后来，麦勉脱离了革命，柬共进城后他也被赶出金边，他死于二○○一年，死前对英文《波尔布特》的作者萧特有许多翔实的回忆，他对柬共仍然怀有真情。钱金安在法国学工程，他一直从事革命活动，但总是格格不入，郁郁寡欢，七十年代初他在西南“解放区”宣传部部长的任上，上吊自杀，了断了与革命的痛苦纠缠。而沙洛绍继续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结束了武装斗争，留在柬埔寨的柬共党员大概有八百多人。越南共产党信任的是山玉明、杜沙穆和萧兴三人中，山玉明去了越南北方，还带走了两千人；萧兴则滞留在越南南方，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返回金边。因此，杜沙穆成了柬共的实际领导，他又是一切听命越南人的。据说，越南方面更相信萧兴，认为他非常聪明，但他又很不成器，不仅意志消沉，后来还与政府通信息，但他又做得很有分寸，因此柬共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萧兴是柬共后期领袖农谢的姨父，他把农谢引上了革命的路，二十年后又死于这个外甥之手。

在杜沙穆的领导下，柬共分成了“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部分，公开部分叫做“人民党”或“人民派”，是高明、努波潘、农顺、朱杰这一班人马，他们积极筹办一份《》，“秘密的”就是杜沙穆、农谢、沙络绍、苏品等人。农谢和沙络绍等人开办“儿女中学”和“增智中学”，吸收失意青年，扩大党的队伍。后来回国的乔森潘、胡荣等人也都曾经在这两间中学任教。

柬共秘密工作的中心，就是打进反对王权的民主党，在民主党中形成一个“左翼”，逐步把民主党导向“反美”的方向。而担负这个重任的就是未来的波尔布特，当时刚满三十岁的沙络绍。而最了解沙络绍的，又是民主党的活跃人物耿万萨。沙络绍刚从克腊宝基地回到金边不久，就找到了这位在西索瓦大学预科教书的老朋友，他一口隐瞒了在“越盟”的那段共产党经历，只说自己在曾达拉西亲王的“伊萨拉”里呆了很长的时间，聪明的耿万萨全部信以为真。

沙络绍经常和耿万萨夫妇一起用早餐，每当耿万萨去参加会议，沙络绍就替他夹皮包，于是他以耿万萨的助手模样，也进入了民主党的上层圈子。去法国前，沙络绍就结识了一个名叫宋玛利的美丽女子，他们在金边重新相会，耿万萨夫妇去学校上课，就把屋子让给这对恋人相处，宋玛利认为沙络绍会在政界青云直上。

其实，沙络绍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住在贫民区的一间非常简陋的高脚楼上，光地板上除了床垫，只有一堆从法国带回来的书籍。但是沙络绍的姐姐给了他一辆不新的“雪铁龙”轿车，使这个穷光蛋在那位金边佳丽面前，足以有一副前途光明的政客形象。

一九五五年是柬埔寨的选举年，那是一场接受国际监督的选举，如果顺利进行，就意味着柬埔寨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而西哈努克将成为一个“虚君”。然而，西哈努克对政治有着不倦的兴趣，他的顽强的参与欲和表演欲，把柬埔寨的政治搞得一团糟。

西哈努克心中的对手并不是柬共，而是共和主义的民主党人，从一九四七年以后，民主党在各次选举中都获得大比分胜利，因此在议会始终占绝对优势。民主党有许多著名人物，内部还分成左翼、右翼和贵族三派，但精神领袖还是民主意志坚定的山玉成。民主党反对王权专制，使西哈努克头痛不已，竟至于他会指责民主党“一党独大”。

一九五二年六月，西哈努克利用法国军队解散了民主党内阁的恶性事件，造成双方更严重的对立。一九五五年选举到来之前，西哈努克就抱有组党参政，击败民主党的决心，一个封建帝王组党去战胜一个民主政党，是非常有违宪政学理的。然而，柬埔寨人民君权意识非常严重，西哈努克的胡作非为竟也有人拥护。

西哈努克不惜挑战程序，先以“全民公投”的形式修改宪法，然后举行全国议会选举，恢复议会民主。理由是这个宪法是一九四七年他“批准”的，而不是国民议会通过的，因此，他有权收回这个宪法或进行修改。国际监督委员会对这种蛮横非常不满，但又莫奈何他。据说参选率非常低，结果只有不到两千张反对票。

原本大选是要在上半年进行的，竞选活动扣人心弦、如火如荼，明星之一就是光彩夺人的耿万萨，因此民主党的势头非常好。二月底，西哈努克在民主党一次群众大会会场附近的一个深宅，听了扩音器传来的会议中的热烈讲话。三月二日，他突然宣布逊位，把王位让给毫无政治野心的父亲，而自己则改称“亲王”，于是他就在“还政于民”之前，以一个“平民”身份投身到政治角逐中去，保住自己帝王的权力。

一九五五年四月，西哈努克赴万隆会议之前，宣布建立“人民社会同盟”。该联盟的成员主要是贵族、官吏和职员。后来，朗诺、塔春、宋双、沈华等有名望的人物，也先后加入了人民社会同盟。当时有十几个政党参加竞选，真正有势力的反对党除去民主党外，还有自由党和人民党，自由党因领袖转而支持西哈努克而不再有反对党的色彩；人民党则就是“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即柬共的化身。

杜沙穆和范文波意识到人民党的力量单薄，而民主党势力很大，于是他们决定了帮助民主党击败御用政党的战略。于是秀木被动员从法国赶来助选，耿万萨的演讲吸引了很多听众，场面热烈壮观。由于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合作，民主党的声势席卷全国，使御用政党处境非常尴尬。七月底，西哈努克向耿万萨发出建议，让民主党和人民社会同盟联合组织政府，但遭到民主党的拒绝，于是西哈努克就开始下毒手。

首先，西哈努克封杀了许多民间报纸，接着又恐吓秀木的母亲，因此秀木只能回了法国。后来，民间政党的标语被毁掉，竞选演讲场地被捣乱，电源被切断。又发生抛掷手榴弹阻扰竞选，和枪杀民主党的支持者的恶性事件。最后，西哈努克下了杀手锏，干脆把耿万萨投进大牢。

高压令人气愤，但专制也终于奏效。选举在九月十日进行，御用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三份之二的国会议席位。然而，民主党仍然获得百分之十二的九万多张选票，人民党获得了百分之四的三万多选票，也不能算是很坏的结果。但这次选举使御用政党“一党独大”，从此在“民主制度”招牌下的封建君王就更加随心所欲了。

一九五五那年，西哈努克三十三岁，他既没有“君主”风度，也没有“君子”风度，但倒也不乏明智，选举结束后他封官赐爵，将各党派的头面人物，吸纳到执政联盟中来，也让耿万萨脱离了牢狱之灾。但是，西哈努克从此与左、右两翼都结了很深的怨。那年他又在万隆会议上结识了周恩来，开始表现亲华的政治倾向。今天，他已经年过八十，但我们可以评价他毕生对于虚君宪政，都没有过一个合格的理解。

山玉成曾经因为反西方殖民主义，而走上了与日本合作的道路；现在又因为他是反王权，而对西哈努克的权术深恶痛绝，而走上了政治上彻底亲美，和组织武装反抗的道路。从此西哈努克把山玉成的党人叫做“自由高棉匪帮”，他对“红色高棉”的防范，远不及对“自由高棉匪帮”的痛恨。柬埔寨的政治从此走上了不归的暴力对抗之路。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得胜的“人民社会同盟”的刊物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民主党胜选，就等于让共产党胜选，那将是柬埔寨人民的大不幸；人民不会再有幸福的日子，全国人民将会变成政府的工人，不仅私人不能拥有汽车，连三轮车夫也将失业，因为再也没有人坐三轮车了；那时人们不会穿不同衣服，而只能穿同一种颜色的布料；人们将不会有好的食物可吃，想超越这种生活模式，将会受到格杀。

然而，专制主义并没有把共产主义杜绝在门外，一九七五年柬共统治柬埔寨的时候，一切变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这语语成谶。难道西哈努克的专制主义，就不是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的合谋吗？

民主党如果获胜，耿万萨可能是山玉成总理麾下外交部长的不二人选，而沙络绍则很可能成为一个家有娇妻、勤奋务实的新式官僚。然而，一九五五年大选以民主党的失败告终，这对于金边小政客沙络绍的爱情生活，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女友宋玛利竟弃他而去，去当了西哈努克头号谋士沈萨利的小老婆。沈萨利很早就当过首相，后来又到伦敦当大使，宋玛利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同往，结果姘头挨了大使的拳头，还上了英国的报纸，大丢了柬埔寨的颜面，西哈努克知道后，免了沈萨利的职，沈萨利一怒又去曼谷投靠山玉成。

在政治和爱情上都非常失落的沙络绍，来到了孤独而古板的乔奔娜丽的身边，他们在巴黎就结识了，但没有爆发倾慕的火花。以柬埔寨人的眼光，沙络绍很象中国人，而且是一个很英俊的男子。据说，乔奔娜丽曾和一位医学博士廖天英热恋，但廖母不赞成，让儿子娶了磅通城的一位经营汽车运输的华商之女，这无疑对乔奔娜丽打击很大。

乔奔娜丽生于一九二○年，家乡在磅通省的东咬双（Krasang）镇，离沙络绍的家只有十公里的路程，东咬双在金边到暹粒的六号公路上，去暹粒的汽车要停车，让乘客下车方便和吃饭。乔奔娜丽的父亲是一位法官，她本人是获得法国大学文凭的第一位高棉女性，她回国后也在金边西索瓦大学预科教书，与耿万萨是同事。

一九五六年七月，乔奔娜丽突然宣布与沙络绍结婚，那年沙洛绍三十一岁，乔奔哪丽比他大了五岁，已经步入中年。柬埔寨嫁娶中少有新娘岁数比新郎大的，因此有人议论纷纷。以乔奔娜丽的才学和社会地位，嫁给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男子，引起了种种揣测。而英萨利非但没有他的大姨子是下嫁了的想法，反而认为乔奔娜丽的相貌是配不上沙络绍的。

乔奔娜丽谈不上是一个丽人，而且平时不喜欢打扮，不戴首饰，只是留着一头短发，喜欢穿着深褐色的衣裙，更像是一个小女生。但她很有敬业精神，得到学生们的尊敬。有人在背后叫她“老姑娘”，但她婚前表现得很愉快，甚至戴起了项链。她的学生回忆，老师的新房布置得很简单朴素，墙上只挂几幅中国山水画，家具的摆设也很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书架上放着几本不引人注目的书。

沙络绍高大英俊，彬彬有礼，喜着蓝色长裤和白色短袖衬衫。他对人谈话循循善诱，很富于吸引力和感染力，听得客人们乐而忘返。婚后沙络绍也执鞭从教，教授法国文学，据说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乔奔娜丽婚后不久，就发现得了子宫癌，切除手术做得很好，因此她没有为沙络绍生育儿女。

他们的许多学生和同事，后来成为柬共的骨干。几十年后，薛切回忆说，他一九五九年加入柬埔寨共产党，乔奔娜丽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薛切后来是柬共军队的后勤部长，但在整肃中被杀。因此乔奔娜丽和沙络绍很早就是共产主义的同志。他们的婚姻是基于同志间的爱情。

一九五五年大选以后，西哈努克采取了极端手段镇压左右两翼的反对派。一九五七年，民主党指责政府官员贪污和王室在地产上涉嫌舞弊，他邀请民主党派代表到王宫与他辩论，辩论完毕民主党代表离开王宫时，被王宫卫队拖出了汽车饱以拳脚和枪托。以后几天暴力事件连续不断地发生，民主党根本无法生存，于是不得不自行解散了

一九五八年大选又临近，这时只剩下人民派还有一点声音。人民派就腐败问题批评政府，西哈努克就派人暗杀了《》社长努波潘，还在国民大会上羞辱该派发言人农顺，会后他的支持者围攻农顺，几天后农顺就被逮捕，还被判处了死刑。人民派在高压下瓦解了，但西哈努克还假惺惺地宣称不会剥夺人民派的参选权。这些暴行引起了西方舆论的抨击，农顺才被减刑，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后，他才被释放。

公开的政治活动被压制，秘密活动自然也大展拳脚，一九五九年发生了几起谋杀西哈努克的活动，特别是一个来自香港的礼品邮包，在王宫炸死了西哈努克的一个亲王表弟。他怪罪这是美国唆使的，但以他对政敌的严酷，有人要去谋害他，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起事件是暹粒省的地头蛇的塔春，与南越吴廷琰政府密划推翻西哈努克，但是被发现。塔春在逃亡的路上毒瘾发作，无以自持，遂被追兵击杀。

在柬埔寨无法立足的山玉成，在与泰国和南越相邻的边境组织武装，美国对山玉成一直有良好的看法，这又使西哈努克与美国、泰国、南越结了怨，他的伶牙俐齿开始反美，如说美援腐蚀了政府官员，还使美国得以在柬埔寨培植其代理人等等。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歪理，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是柬埔寨自己的政治体制问题，怎么能怪罪是美国的阴谋呢？

经过长期的打压，人民派的公开活动停止，柬共就完全进入了地下状态。参加柬共活动的成员，也从八百多人减少到只有两百多人了。那是一个消极和变节的时代，很象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后，中共大批党员脱离革命的景象，就连越南共产党最信任的萧兴，也在一九五九年脱离了柬共，据说他还成了情治机构的线人。

西哈努克对共产党“内外有别”，他与越南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间，越共南方局在南越当局的高压下，撤入柬埔寨，后来还在金边秘密地点办公，负责人就是后来越南劳动党的总书记阮文灵，西哈努克对越南共产党的这些活动眼睁眼闭。

刘宗正:

瓦法．蘇爾丹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