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3

第二章、我的家世和参加革命

22、我的家世

我叫周德高，又名林木，一九三二年出生于柬埔寨马德望省思维即村。父亲是从广东揭阳县飘洋过海来的农民，在那里当修筑铁路的挑土工，就这样落户下来了；外祖父是本地的华人，外祖母是柬埔寨人，因此我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统。家门前就是那条从金边通往马德望的铁路，铁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大湖，全村和附近的乡民都食用那个湖的湖水。

记得六岁的那年，思维即村一带干旱，湖水干涸。父母带着我和弟弟逃荒到菩萨省去。一年之后才返回。八岁时，我进了寺院学校读柬文，与姨母和舅父读同班。日本投降前，泰国军队占领了马德望省，我在寺院学校又读了一年泰文。泰文与柬文都是拼音文字，容易学会。一年后就会说泰语，写泰文了。我既懂柬文，又懂泰文，所以到处惹人喜欢。

十二岁的那年，父亲把我带到马德望城，让我寄住在永通饼店，当没有薪水的学徒。从此我就远离了父母和弟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有一天，东家少爷看我年纪小，要我和他比赛包糖果，结果他输给了我。他就骂我是“倒掉种”、“电灯炮”，意思是个土里土气、不华不柬的乡巴佬。我很生气，于是我决心离开。

我转到对面水果店黄伯伯那里做事，每天清晨五时左右，就赶牛车到十几公里外的柑橘园去摘柑橘，摘满一车，就赶回马德望城里；柑橘季节完了，西瓜、红毛丹……季节又来了。每年春节，他都送我一套新衣服。我帮了黄伯伯两年后，又转到黄明强的杂货店打杂，每天要下河边挑几十担水，那时马德望和曼谷间用电报报告金价和汇率，黄明强发现我懂泰文，可以帮他赚钱，他没有收到电报时，就让我去偷看别间店的电报。

这些日子，我认识了不少朋友，经常一起到体育会去唱歌、跳舞、打乒乓、打弹子。我打弹子的技术很好，几乎没有敌手，被别人称作“弹子王”。有一天我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晚上回店，门刚打开，我头上就狠狠地受了一击，老板破口大骂：“他娘的，我四处找不到你，你死到哪里去了？”接着把一封电报抛过来，我接过电报，喉咙哽住，未读出声，泪水已湿透了电报纸。

第二天，我向老板辞工。他恶狠狠地说：“好！先把你预支的七十二元钱还我，否则做足这七十二元的工，才能走。”我心中悲愤交集，心想这区区七十二元，只要我到电报局偷看人家一封电报，一笔交易就不知要赚多少个七十二元……。我昨晚还以为他会不计较，会让我走；我也就开始懂得什么是“老板”了。

我去找父亲的一位姚姓朋友，他是个苦力工人。我跪在他面前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摸着我头上的大包，摇头叹气。他进去跟他的老板说了几声之后，出来交给我七十二元钱。我说：“姚叔叔，今晚我去那里睡？”他想了一下，又拉着我的手，带到一间兼卖瓷器的杂货店。店主也认识我，答应雇用我，月薪二十六元。我不知该怎么感谢姚叔叔。到了新店，除了一天三餐，我一分钱也不花。三个月后，我就将七十二元归还给姚叔叔。

不久，泰国把马德望等省归还给柬埔寨，法国又恢复了殖民统治。从马德望到泰国边境城市波比，商品要经海关才能放行。老板要我兼走海关办通关。海关的文件用法文，公务员大多是越南人，他们不懂柬语，我只会几句洋泾浜越语，就靠这点交流，我与他们建立了私人友情，明码标价地给他们应酬费，他们为我办事就特别快。

我们这间店能通关，便利了客商，老板的生意做得火红。我又把张三、李四、王五的货合在一张通关纸上，收三张费用，只付一张应酬费，两张钱进我的口袋。老板满意，顾客也很满意。有时还给我额外的小费。我打了一年多任务，就积了一笔钱。

23、进学校读书

有一天工作较闲，我坐在店门口，那是学生放学的时间，见隔壁店的两姐弟放学回来，穿着整齐的校服，背着书包，手拉手，又说又笑，真是羡慕极了。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连一个汉字也不识，难道要等到将来结婚生子才去读书吗？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晚上，我去见黄伯伯，希望他能让我寄住在他的家，白天让我去读书，放学回来做家务，晚上到市场去收拾水果摊档。星期六、星期日不上学，就到柑桔园去摘柑桔。黄伯伯答应我的要求。

到学校去报名，老师们见到我已经十七岁，就要我试读小学三年级。第一天上课，全班我最高大，所以坐在最后的一排。老师读着：“国旗挂起，青天美丽……”我一路跟着读，一路用柬文注音。

放学回来，料理家务、煮好饭菜，先送去给在市上的黄伯母，自己吃剩饭剩菜，洗了碗又到市上去帮忙，十时左右才收挡，然后坐在街灯下温习功课，先按柬文注音读熟之后，再来识中文，一个一个地死记下来。他家子女多，又堆满了水果，我只能睡在屋外的石阶上。没有蚊帐，就用藤席卷起来睡，头部顶住墙壁，脚用水布包起来，活象一条大粽子。

第三天的算术课上，老师手拿着藤条，往桌上一拍，厉声叫道：“周德高，上来！”我走到她面前，她翻开我的簿子说：“你看，没有一题做对的。”她命我把手伸出来，啪啪啪三下。我的眼泪直流，倒不是被打痛了，而是悲怜自己的命运。有钱人的孩子像我的年龄已经做夫婿了，可是我连三年级的算术都不会做。

第一段考，全班三十八人，我倒数第二名，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耻辱。第二段考，我从头数来排第二名。期末考试就得了第一名。从此一路保持在第一、第二名之间，成为学校的优秀生。我自学学会了查字典，不认识的字就查，因此对课文的理解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

校长就住在隔壁楼的楼上，他每天看到我坐在街灯下温习功课直至深更半夜，夜夜如此。于是向校董会要求让我交半费，并获得了批准。从此我在学习上一帆风顺，还被选为学校风纪队总队长、篮球队队长、铜鼓乐队的鼓手，一生快乐，莫过此时。

第二年升四年级，上半年很顺利，下半年黄伯母难产致死，黄家措手不及，儿女未嫁娶，内无人照顾，外无人打理，黄伯伯执意要我帮他的忙。可是读书已经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已经十七、八岁了，再不能为一时的同情，而毁了自己的前程。

我又去找姚叔叔，姚叔叔找了一个林伯伯商量，林伯伯与几个好兄弟都是单身汉，租了学校后面的房子住，白天打工，晚上才回来。林伯伯同意我住在他们的房子的一条走廊上。我买了一个土锅，早晨起身时，放一把米一个蛋一起煮稀饭，吃好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同样一把米一个蛋。下午放学回来，先去挑水，把水缸装满。然后打篮球。回来又是一把米一个蛋，每天三餐就是这样过。我终年吃稀饭，体育运动强度又大，但没有影响身体的发育。每两周回家一趟，吃妈妈煮的饭。我回家除了要是米，还要劈够两个礼拜用的柴。

可是不久，林伯伯要结婚了，完婚后要搬到他太太的家乡去住，因此年底就不再租这个房子了。我已是小学五上的学生，离毕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我的级任老师——陈乐之先生，发现我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就找我谈话。我全盘向他托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要急，等我想想办法”。

第二天上午，陈老师把我叫去，他的姐姐也在。他说：“德高，你是个好学生。我们姐弟还有一年的聘期，我们不忍心看你失学。因此我们两人决定帮助你，你就搬到学校来寄宿，这一年内我和姐姐帮你付一半的伙食费。另一半，你去帮厨师方叔叔做工，放学后到厨房来帮忙。能帮什么就帮什么。”方叔叔很看得起我，知道我和他的侄女要好，也很高兴！所以我开口要求减免一半伙食费时，他爽快地说：“别人我不答应，但对你特别，没问题。不过你要落力帮我观前顾后。”

从我懂事以来一直受苦，因此很珍惜机会。我搬到学校来寄宿后，每天除了打扫校内校外的清洁，还主动清洗厕所和厨房周围的环境。学校和老师都很满意，方叔叔他们也满意。我自己也高兴！这一年，只要学校举办游艺晚会，我就粉墨登台，有时男扮女妆，有时出演丑角，有时还会跳舞，样样都来一手，常常得到观众的掌声，学校也筹到一笔善款，所以就对我特别优待，准于免费入学。

一年过去，陈乐之老师和他姐姐的聘期已满，马上要与我分别。方叔叔也不再承包学校的厨务。学业只剩下半年，但失去了恩人的帮助，前面的路有登天之难。我在家是老大，老二去投靠叔父，三个妹妹穷到连柬文都没读过，最小的弟弟才学走路。我还能向父母要个什么呢？我回到家，向父母表白了心愿，然后就呆坐在门前的树下……抬头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高棉孩童在放牛，心想与他比起他来，我的命运还要好得多了……

还是母亲疼我，她看见我苦思与流泪，也心如刀割。她提醒父亲：“你不是说阿强叔也在马德望市开店吗？”阿强叔叫曾合顺，原来也住在思维即村，后来搬到别的地方，生意做得顺利赚了钱，在马德望开了个杂货店，生意还做得不小。父亲叫我擦干眼泪，他匆匆地到湖边洗个澡，穿上衣服就带我到马德望市。自从我懂事的十几年来，只见父亲从来都是一条黑短裤，一件灰色上衣，一双轮胎底鞋。

下了火车，父子俩直奔曾家去。父亲开门见山地对曾伯伯说：“强兄，犬子说他再读多半年书，小学就毕业了。我无本事，现在学校给他免费。我求你给几粒饭他吃和住，不上学就帮个忙，只打扰你半年。希望你能成全成全他。”曾伯伯居然也就同意了。

24、小学毕业谋职

从上三年级到小学毕业，前后四年的苦乐人生，刻骨铭心。毕业前，我就四处托人找工作，刚好有一间新开收购谷米店要请人称谷米，我就去应了职。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就到离马德望六十公里的“吾哥比里”去上班，老板姓邝。谷米季节一过，邝老板又购进一座小型的碾米厂，我便在那里学会装修碾米机。不久，老板又把这间碾米厂卖给别人，厂子搬到离马德望三十八公里的“添磨古”镇。

新老板是广肇人，也姓周。他与金边的谷米商有生意往来，有几辆汽车运载谷米，还出租拖拉机给别人开荒耕地。我很受重用，负责帐目往来和薪金发放。但我更喜欢动手，汽车有了问题，就跟着大师傅趴到车底修，弄得油头垢面，管账先生就象一个小杂工。很快。我还学会了开汽车和开拖拉机，还学会骑马。周老板视我如亲身儿子，有一次派我到金边领取十五万现款，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不幸，父亲病了。在马德望求治无效，不得不到金边中华医院去求医。父亲到柬埔寨后，一直劳碌，当了修铁路的工人后，就为人当跑腿，收入微薄，几十年住的是那间茅屋，离不开那个小村落。我赶到中华医院见到了父亲，他说他的肠胃不好，面色很不好，住在免费的病房，喝的是中药。一个月后，父亲就去世了，我又赶到金边送殡。父亲的一生命苦；而我十二岁起，就离开他去闯荡江湖，至今也没有闯出个名堂来，有时会独自傻想：莫非是他的命运也传给我了吗？

无父兄为长，父亲的死，留给做儿子的我，是悲伤；而留给做长兄的我，是无奈。我根本无法负担母亲和弟妹的生活。幸亏弟妹都长在农村，母亲又是个意志坚强的妇女，养了几头猪，维持了最基本的生活，又带着几个十多岁的妹妹，收买禽蛋到城里卖，赚些零用钱。要说父亲的命苦，母亲的命就更苦了，中年丧夫，抚育子女，真是难为了她。

大概是一九五三年的一天，几个同学从马德望专程来看我，要动员我回马德望筹备成立“体育会”，说是要以成立篮球队，办夜学辅导班和文艺小组的方法，团结社会上的青年男女，把过去的同学和社会青年组织起来，为社会作事。他们说只要我点头，他们回去后就帮我在马德望找工作，我的心动了。

25、参加《棉华日报》工作

我二十一岁时（一九五二年）才从马德望侨校的小学部毕业，后来在马德望地区做事时，中共地下组织假以筹组成立“体育会”为名发展组织，让我读了许多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样的左倾书籍，于是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它的外围团体，还结识了马德望地区华侨领导人张东海、和来自越南的抗法人员蔡抗生等人。

马德望原来就有“马华体育会”、“青年会”、“精武会”这样的华人社团，我们成立的叫“群星体育会”，发起人是马德望侨界的活跃人物，活动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还有互相帮助的风气，使青年们感到集体的温暖，因此会员反而比那些老组织多。社会各界慷慨赞助，事业办得有声有色，在侨社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马德望侨党组织推荐我到金边去参加刚创办的《棉华日报》工作，从此我在《棉华日报》工作了整整十二年，从一个翻译，成为记者、又提升为记者组长、最后成为代理社长和报社经理。一九五八年中国和柬埔寨建交以后，《棉华日报》又成为事事听命于中国大使馆的宣传媒体。我出身贫苦，为人热忱，对党忠诚，愿为共产党赴汤蹈火，因此中国大使馆对我极端信任。

中柬建立外交关系后，大量侨胞申请探亲签证；由于侨社中还有一些人亲国民党，而我对柬埔寨侨社的情况相当熟悉，大使馆就将“辨别敌友”的工作，交给了我一个人。我就以记者的身份到各地调查。虽说审批签证的权力最后是在大使馆，但我掌握了“首批权”，大使馆是根据我的调查报告作决定的。

在六十年代初，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很好，西哈努克经常访问中国，而且还把儿子送到北京去读书。在这种友好的环境下，《棉华日报》自然也就办得有声有色。因为柬埔寨华侨中潮州人很多，广东潮剧团由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带队，于一九六〇年冬来柬埔寨访问，在金边演出潮剧《芦林会》，王昆仑写了一首“三娘怨”的长诗发表在《棉华日报》上，他的文采给《棉华日报》增添了颜面，争取到了许多新读者。

我担任报社经理后，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因为排字的延误，报纸长期不能及时付印；为此我改变了排字人员的轮休制度，使排字排版效率大大提高，每天都能提早付印，提前发行，使报纸发行量从七千多份，一步增加到一万一千份。四十多年前，海外能有这样的宣传效果，令人惊奇。为进一步扩大发行量，我又筹划购置自动印刷机。六十年代，柬埔寨华侨社会心向祖国，城乡侨校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同志”，这些“成就”都是与《棉华日报》同仁的努力分不开的。

越南战争激烈进行之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左倾思潮也就泛滥到外交工作和侨务工作中来，原本亲华的西哈努克开始向右转，一九六八年他封闭了“柬中友协”，我们《棉华日报》发表了一份北京的“中柬友协”致金边的“柬中友协”的贺电，电文调子极高，触动了西哈努克的神经，他下令封闭全部外文报纸，从此结束了柬埔寨自由办报的历史，当然也就葬送了我们的《棉华日报》。

当时，一些右派团体想发动学生来捣毁报社，情势非常危急。我决心带领同人保卫报社，思想上有与报社共存亡的准备。记得小马兄弟对我说：“不能同年生，但愿同日死。”今天，我虽然已经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但每每回想起这些斗争的往事，心里还是很亢奋的。毕竟，年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有血性的人。

报社被封时，柬埔寨政府政治部派出警力，阻止我们寄发印刷品。小马驾车冲出警戒线，将告读者通知寄发到各地。因此，特警局起诉小马，说他企图撞死执勤的警员。我疏通了法官，结果不但没有抓人，而且判了无罪。警方要把他送到磅通省的薄波疟疾区去，然后再将他驱逐出境。我又和一些侨领到磅通省去疏通省长，省长说：“省府缺人，就把马先生调到省府来工作吧。”这样才把问题化解了。

后来，我向一些侨领借钱筹办了“四海事务所”，为侨社服务，又兼做旅行社的生意。我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在革命的狂热中度过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都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太太是《棉华日报》的司账员，后来又是进出解放区的联络员；女儿机灵沉着，八岁就为我送信到大使馆，一家人都献身革命事业。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4

第三章、中共与柬共连手制造革命高潮

26、柬文《》

一九五五年，人民党在金边出版《》，报头是犁田的农具，象征它是一个农民政党的喉舌。高明是报社的领导，“人民党”的公开领袖努波潘出任社长，从留法学生钱金安是它早期的编辑。《》报社事实上就是人民党的党部，也就是柬共公开活动的门面，所以农顺和朱杰都在报社参与工作。

《》在柬埔寨基层民众和僧侣中间受到欢迎。那时，我们华文《棉华日报》也刚刚起步，我从马德望到金边参加《棉华日报》工作，也就开始与《》负责人有所接触。我最先认识它的努波潘，通过努波潘认识了高明，并曾经与他长谈不止十次。

高明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人，豪爽而热情，交谈中总是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认识，不知兄台您的见解如何？”从来没有强加于人的感觉，每次和他握手，总有血息相通的感觉。高明是抗法时期的柬共干部，领导青年工作，一九五一年带领柬埔寨青年代表团到东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路过北京时见到过毛泽东，一九六○年他进入柬共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他与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等人开始开辟根据地。

人民党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政党，而经济上又非常困难，办报的条件非常恶劣，社长、总编辑、排字部都挤在一栋木屋里。《棉华日报》比较宽裕，于是我们给了《》许多帮助。他们经常派人来借我们用过了的照相制版，后来怕当局误会，他们的制版、纸张、油墨的费用，就干脆由我出面支付，他们拿了收条去取货。

一九五五年竞选时，钱金安被捕坐牢三个月。一九五八年，努波潘被当局暗杀。顶替他的农顺又被当局逮捕，而且还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朱杰又顶了农顺的空缺，接着朱杰也被抓起来了，《》不得不宣告停刊。面对这些血腥手段，越南方面为了顾全与西哈努克和谐局面，还坚持要杜沙穆克制忍耐。农顺和朱杰都是柬共的忠勇之士，进城后一度担任要职，但在整肃中与高明一起死于波尔布特之手。

我还见到柬共名人塔莫（原名切春），他在《》排字。他是马德望人，与蔡抗生是抗法时的战友，在马德望的时候，蔡抗生就带我去认识了他。外传他是留法学生，其实只是一个略有文化的粗人，样子很象农民。他是冷静沉着，不随便说话的人，他后来的地位很高，也不是偶然的。据说他与朱杰、农顺等人的关系都很不好，后来回了马德望。一九六二年，我到马德望去调查土地情况，还专程去看了他。

一九六三年起，他就担任柬共中央委员，接着进入丛林。一九七○年政变后，林光在西南“解放区”见到他，他首先打听的就是：“阿抗（蔡抗生）在哪里？”其人作风强悍，治军有方，进城后主持西南大区工作，一九七八年率部镇压东部大区叛乱，十一月初担任柬共“中央常委”，仅居波尔布特和农谢之后。九十年代盘踞柬泰边境期间，因立场死硬而取代宋成，担任柬共残余军队的总参谋长。柬共瓦解后长期拘押在金边监狱，死于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时年八十岁。

27、中国大使馆的“二王”

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西哈努克和周恩来一见如故；但是柬埔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建立，拖了几年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都追随美国，对中共采取抵制的态度。那时中共为打开外交局面的努力也非常不顺利，能在反共情绪强烈的东南亚国家中打开一个缺口，就更不容易了。而中国大使馆既要处理国与国的事务，还要处理党与党的事务，也就是为“世界革命”出招，因此驻金边大使馆长期是以情报部门为主导的。

柬埔寨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可是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干员却有很大的来头。五、六十年代商务参赞先后是王润生、王树仁，因此我就称他们“二王”。他们都是北方人，知识分子出身，非常有涵养，我很佩服他们，心目中把他们当作共产党员的典范。七十年代，王润生担任中国外贸部部长，王树仁担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驻广州办事处的负责人，那时国内的干部晋升非常缓慢，他们能达到这样的高位，说明原来的地位就很高。

一九五九年，金边——广州直航开通，柬埔寨王国国会秘书长西索瓦•波拉西亲王率领议员代表团参加首航典礼，我则以《棉华日报》记者身份参与其事。当晚，广州举行酒会欢迎柬埔寨贵宾，波拉西讲话，王润生命我即席翻译，效果很好。会后波拉西邀请我随团去北京活动，我请示王润生，他对我说：“这样不好，会暴露你的身份，你还是随机返回，我们会另外安排翻译的。”

中苏交恶的六十年代初，王树仁先生接任商务参赞，他为人非常有亲和力。有一次酒会，我也去采访，他悄悄地对我说：“你真是一个柬埔寨通啊！”话中既有玩笑的口气，也有赞扬的味道。当时我还年轻，记忆力很好，大使馆搞不清的柬埔寨政界人事，就常常来咨询我，所以我才有“柬埔寨通”的声誉。虽然“二王”都对我非常信任，具体的工作则是由一些“一秘”、“二秘”来安排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全家回到北京，我向中调部汇报柬埔寨情况后，在广州等待派遣，有一天在东山百货商店门前见到他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经过，我向他招手，他也向我回招了手，但没有停车，就驶过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中央调查部的高级职务，我想他在广州的工作是负责向海外派遣人员的。

七十年代末，文革已经结束，中共内部极度涣散，世界革命的希望完全破灭，加之财政拮据，我和妻子被派到香港，实际是扫地出门，在工厂做苦工。而中调部基层面又充斥着刁民泼妇，我们的孩子在中调部招待所备受他们的虐待，我忍无可忍向香港组织递上了一份退党书，负责人让我回广州接受领导的召见。

这次竟是王树仁和夫人亲自出面，王树仁是一个高佻儒雅的知识分子，他太太瘦瘦的，戴一副眼睛，过去在金边时我也认识她。王树仁对我说，在柬埔寨期间，他是负责领导大使馆工作的，这也是告诉我，过去我曾经是他的下级，他希望我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工作。这时我对共产党已经完全失望，还是婉言拒绝了，只敷衍答应做一些“爱国的事情”。我想，他了解我的英勇斗争的过去，也了解中调部内部的乱局，是不会太怪罪我的。

我一度想经商，于是又到北京活动，而王润生先生已经是中共的“外贸部长”，心想他或许能念旧情，给我一些机会。在外贸部的接待室，他让他的一位秘书出面告诉我，王部长还记得我这么一个人，但做生意要靠自己找关系，王部长爱莫能助。

对“二王”先生，我非但没有私人的恶感，相反还很敬重他们。我说他们的事情，只是想说明中共对柬埔寨的重视，后来我才懂中共的中调部是凌驾于中国的外交部之上的，所以他们才是中国大使馆最重要的人物。

28、破获台湾特工谋害刘少奇、西哈努克案

在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年的十五年间，是柬埔寨社会的太平年景，也是西哈努克与中国的蜜月时期，他曾经四次访问中国，周恩来也曾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年两次回访柬埔寨，中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也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前来金边访问，同行的还有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几乎所有关于柬埔寨历史的书，都提及这件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背后。

刘少奇来访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在亲国民党社团中的卧底获悉，台湾在柬特工张达昌要在车队从波成东机场到金边市的途中，引爆烈性炸弹，谋害刘少奇、王光美、西哈努克和母后西索瓦•哥士玛。那位卧底在完成任务后，就回国了。

于是，大使馆一秘毛欣禹召集洪德、翁春和我三人来破获这个阴谋。毛欣禹要我用柬文写了三封匿名举报函，分别寄给安宁部、国防部和很忠实于西哈努克的王室管家麦胡将军。信纸上不留指纹，字体也略加改形，并从乃良方向的“见檖”邮局寄出，大使馆领导人预料王室不会大意。

每逢星期六，西哈努克都在王城内接见平民，听取民众的申诉。信发出后第二个星期六，我也去王城采访，麦胡将军远远看见我，就招手让我过去。他是一个粗人，开口就问：“记者，你老实回答我，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国民党’的人啊？”我装傻摇摇头，麦胡骂道：“□□东西，没有用，走开去。”周围的警卫人员，一齐捧腹大笑，他显然已经收到了我的信了。我经常在国会走动，国会的警员也来问我：“怎样才能识别谁是国民党的人？”这证明安宁部也展开调查了；侨领杨杰先生也从参谋部的朋友得知，军队也开始调查了。

大使馆又令我侦察炸药埋放的地方，从波成东机场通往金边市中心的一路上，我逐屋查看哪些房屋下面可能挖地洞，然后再到屋子后面观察形迹。一天，终于发现有一处临街的租房嫌疑很大，其中有一间离马路只隔了不到两米的人行道。我就带着太太一起去，装着要租房子布置新房，在与房东的对话中，套出一个中年戴眼镜的中国人住在那间屋，那人有缝过针的兔唇裂痕，他白天不在，晚上才回来。根据这个面貌特征，判定此人就是张达昌。

那时，在我们这样的一些积极分子的帮助下，中国大使馆几乎已经成为柬埔寨的“国中之国”，它调动华侨社团，把金边国民党分子的举动，全都置于监视之中，连隐藏炸药地方，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最后，大使馆又通知我们提早下手，以防不测。有一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在傍晚六时二十五分前，到干隆街高棉舞厅去纠缠张达昌，与他动粗，把事情闹大，然后将他扭送到警察局去。

到时，张达昌果然出现了，他右手搂着一个舞女出来，然后走向泊在不远的德国名车，他打开车门让舞女坐在一旁，他亲自驾驶车，而我开的是一架老旧的摩托车，那时我年轻机警，马上认清车子颜色和牌号是 23786（这个号码，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的汽车一开动，我的老摩托车就不管红灯绿灯一路苦追，可是距离越拉越远，追到中华医院附近，再也见不到他的车影。我走进中华医院去借个电话通知我的同志。

我告诉他们，张达昌车上有一个舞女，他肯定是去寻欢了。他的汽车朝南沿莫尼旺大道向铁桥头的方向开去，那是个多叉的路口，他可能右转到宋仁只去，那里有很多出租一两小时的房间，他也可能一直往大金欧的方向，在龙眼园一带，也有出租房间，他同样有可能往左拐弯跨过铁桥到小白马或小香港一带，那里有更多的临时房间出租。同志们听完后，说我们知道应该怎做了，明天早上老地方见。

这一夜晚，我未能入睡。第二天和同志们碰头，大家都眼睛红肿，都是一夜没睡好觉。老友告诉我，他到处搜索张达昌的踪迹，最后在小白马发现张达昌的汽车。通知了警方四面埋伏，第二天早上才去敲门，将他扣上手拷带走，其它涉案的人也在当晚统统落网。后来警方发现那间租房里已经挖好了地道，如果不及时破获，刘少奇和王光美可能死定了。

29、柬共建立丛林基地

西哈努克在外交上反美亲中，在国内则实行高压政策。努波潘被暗杀，农顺被监禁，萧兴变节，杜沙穆失踪……，使柬共活动分子数量大幅下降，斗争一筹莫展，前途非常堪忧。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柬共在金边召开了时仅一天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七、八个人到会，但这次会议作出了效法毛泽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定，选出了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苏品、塔莫、莫森巴、温威、宋成八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前四人担任常委。

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高明、倪沙良、温娘（朱杰的妻子）等，先后离开金边，去投靠设在柬越边境丛林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它位于桔井省南部仕伦正南三十公里处，越南一侧的一个名叫“塔墨”（Ta Mot， 萧特误作Ta Not）的小村庄。第二年，他们在附近建立了代号为“一○○办公室”的基地。

一九六三年初，“天才的政治家”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列有三十四人的左翼人士名单，据说耿万萨、周成、胡荣、符宁、乔森潘、沙络绍、英萨利、宋成、谢安、钱金安、朱杰、薛青等都在其列，这无疑也把柬共进入丛林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但在开头两年中，他们都被疟疾和营养不良折磨得死去活来，根本无法开展任

何工作。后来，波尔布特他的一批同事、学生也陆续走进丛林，人数增加，开始形成了力量。

但又正是在这一段时期，西哈努克表现了“向左转”的反美激进态度，一九六三年他拒绝接受美援，一九六五年他又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而且还默许了越共在柬埔寨境内的活动，越南方面得到了这些方便，自然希望柬共能够配合维护这个局面。这当然就使进入丛林的柬共感到非常困扰，是否应该继续开展反对西哈努克的武装斗争？一九六五年一月柬共中央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而且决定波尔布特去河内访问

30、波尔布特去河内和北京

一九六五年四月初，波尔布特和高明出发前往越南北方，他们徒步跋涉胡志明小道，翻越崇山峻岭，六月中才抵达河内，他们见了谦虚的胡志明几次，但大多是与阴私而官气十足的黎笋讨论工作。在河内期间，波尔布特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历史文件，他说越南方面许多不利于柬埔寨革命的观点，是自从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以来就有的，越南人从一开始就想控制寮国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想建立一个一统的印度支那国家。

波尔布特说在他同黎笋举行过十五次会谈中，黎笋反复对他说“如果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埔寨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的独立自主，越南也不例外”。而在同胡志明的三次谈话中，胡志明也屡次说“越南革命的成功，必须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意思无非是“柬埔寨革命的成功，必须在越南革命成功以后”。这些不投机的谈话，使他对越南人完全丧失了信赖，因此他向越南方面提出到中国去访问的要求。

波尔布特是在十二月底到达北京的，高明因病在河内留治。接待他的是邓小平，但具体与他会谈的是彭真，刘少奇也接见过他，他住在颐和园附近的“亚非拉培训中心”。他记得彭真赞扬他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波尔布特也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中共对小国小党常常不惜赠以“伟大的”赞扬，肉麻但效果良好。几个月后，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相继倒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密锣紧鼓中，波尔布特也注意到中共高层的不安情绪，他尽管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与陈伯达、张春桥有了接触，这些文化革命的旗手们甚至表示愿意给予物资援助。当波尔布特离开中国返回柬埔寨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巨大的鼓舞，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共的路线。

一九六六年二、三月间，他从河内启程回归，四个月后才到达禄宁。因为越南战争的扩大，越共南方局基地从塔墨东移到禄宁的密林中，两地相距仅十余公里。九、十月间波尔布特在禄宁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会上秘密决定将“柬埔寨劳动党”的名称改为“柬埔寨共产党”，这是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一种表示。会上明确了准备武装斗争路线，后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失败和大批被屠杀，更坚定了柬共搞武装斗争的决心。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把“一○○办公室”搬到腊塔那基里省，为的是脱离越南方面的控制。

在禄宁期间，波尔布特曾经通过河内致信中共，表示将全面发动武装斗争，越南方面拆阅了这封信，担心这将破坏越南与西哈努克的关系，中断通过柬埔寨的战争物资输送。于是河内方面派阮文灵在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基地，劝说波尔布特顾全大局，暂缓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波尔布特提出支持武器的要求，当然更被一口拒绝了。

31、腊塔那基里

腊塔那基里省在柬埔寨的东北角，越共已经在它的东部地区盘踞多年。它与上丁省和蒙多基里省，占了柬埔寨两成多的国土，但只有十万人口，而且几乎都是少数民族。腊塔那基里在北纬十四度线南北，胡志明小道中止在它的东北角；它的东面就是亦称“中央高原”的越南嘉莱省，那是越共的重要基地，也是越南战争激战是战场。

英萨利、宋成、倪萨南等人先于一九六七年夏天到达腊塔那基里，他们在一个叫“安当密”的小镇以南十公里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二办公室”，后来又在邻近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一○○办公室”。十一月间波尔布特来到那里，次年夏天乔奔娜丽、乔蒂丽姐妹和宋成的妻子云娅，从金边赶来与夫婿相聚。那时英萨利、宋成、倪萨南分别担任腊塔那基里、上丁、蒙多基里三省的柬共省委书记。

但是，“农村包围城市”并非容易；反而倒像是“革命精英们”的自我隔绝。一到腊塔那基里，疟疾就使他们就陷入困境。幸好一位叫“达良”的部落酋长同情他们，才募集了一百多名少数民族青年，组成了一个警卫团。宋成是一个干练的书生，他把这些淳朴的山民训练成了能够战斗的军队，从此他有柬共军队创始人的名声，而且长期担任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入金边，他又担任“民主柬埔寨”的国防部部长。

但这帮留洋学生不通世故，却又好事冲动。据说不久后就组织山民集体生产，想恩赐给他们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于是与少数民族又发生对立，种下了后来山民部落叛投越南的根由。后来达良也与柬共反目成仇，他认为“红色高棉”是一群过桥拆桥的人。

波尔布特从中国回来，更加热中于“暴力革命”，而且学到了“人民战争”这个新名词。但是他的一厢情愿套在一个“西哈努克死结”中。为了这个西哈努克，不仅越南人反对他发动武装斗争，而金日成还是西哈努克的好朋友；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更情同父子，中国的左派书生陈伯达、张春桥的高调，根本不可能得到周恩来的实际支持。故而，等待越南夺取战争的胜利，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忍耐”。

从一九六七年开始，柬埔寨各地的确发生了一些骚乱，但波尔布特几十年后说，他组织领导了“全国性起义”，到六十年代末柬共已经有了三万人马。其实，那无非是这里打死一个警察，那里夺到了一杆步枪；波尔布特不是在鼓动，而往往是在劝阻。他如果真有三万人马，何必还要躲在腊塔那基里深山老林里？他说柬共摆脱了越南的控制，其实柬共事事依靠越共，他根本没有违背越南人意志的可能。

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比赛革命”，而且指责别人“不革命”，乃至“反革命”。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对俄国人怀恨在心，说斯大林不要他渡长江；而俄国人又怀恨德国人，说第二国际反对暴力革命……。因此，波尔布特指责越南人不许他们搞武装斗争；而黎笋又说毛泽东劝他们与美国讲和，就都不是什么新鲜奇怪的事情了。今天，共产主义烟消云散，它们就统统成了笑话。

32、三洛乡事件

对于柬埔寨的革命形势，中共既盼望又忧虑。因此中国大使馆要我帮助他们弄清柬埔寨农村的阶级状况。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我到曾经工作过的马德望省添磨古乡进行调查。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在那里办过实验农场，用机械开发了大量的耕地，我原也以为土地兼并情况非常严重。但当地乡长将全乡几千户土地登记大册交给我，经过仔细地查阅对比，我的结论却是柬埔寨是根本不会发生“白毛女”故事的。

然而，一九六七年，形势发生了转变。曾经是抗法根据地，而柬共有很好基础的马德望省三洛乡，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争。原委是六十年代起，马德望市里的一些商人开始转营农业，利用当地肥沃的红土，种植橡胶、咖啡、椰子、菠萝、榴莲、山竹、红毛丹，获利丰厚，因此投资的人越来越多，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于是开始侵犯农民的土地。

柬埔寨农村的土地划界，是从这棵大树到那棵大树，再从那棵树到另一棵大树……之内就是某某的土地，祖辈相传，相安无事。一九六七年初，华裔商家何忠立、何忠汉兄弟和马德望省省长勾结，在三洛乡非法圈地，而地政当局发给他们地契，他们用拖拉机将大片树木推倒。当地农民抗议，说那是他们祖辈相传的土地，但是又没有文书可资证明。相反，开发商倒持有政府的白纸黑字红图章，来证明他们才是真正土地拥有者。他们不理会农民的抗议，命拖拉机手强行开发，忍无可忍的农民就将一名拖拉机手当场杀死。

祸由此起，官府宣传这是红色高棉分子作乱，派出军警前往缉捕凶犯，于是男性的农民统统逃进森林。马德望省波威寺主持姚端上人，是金边政府宗教部册封的僧相（类似主教），他到三洛乡去进行斡旋，农民们向僧相申述他们并不是什么“红色高棉分子”，而是不法商人侵占了他们祖辈留下来的土地，才闹出事情来的。姚端建议农民选两位代表到金边去向“王子父亲”（柬埔寨农民都是这样称西哈努克的）申诉，事端已经接近平息。

谁知，马德望省省长严•莫尼拉生怕西哈努克知道了真相丢官，于是派人将那两位农民代表在去金边的途中杀死。然而，纸包不住火，严•莫尼拉二十四小时后就丢了乌纱帽，西哈努克派内政部部长丁源接任马德望省长。官府失信于民，洞大难补，六个月后丁源又要求离任，西哈努克再派安宁部（相当“公安部”）部长英丹继任。应该说，西哈努克还是有诚意平息民怨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是柬历新年，马德望当局为了讨好三洛乡乡民，举行了一个联欢晚会。可是，在民众大跳土风“南旺舞”时，偏偏又有一名警官看上了一位美丽的村姑，那姑娘的男友一怒，一斧头就把这个警官给杀了。这次的祸闯得更大了，当局派军警前去镇压，而红色高棉组织乘机插手，鼓动全乡的一千多男女老少走进丛林，继而又鼓动其它地方人民集会游行，支持三洛乡人民反对军警的斗争。

三洛乡群众斗争，对等待革命高潮而一筹莫展的柬共，无疑是一个绝妙的机会，柬共西南地区的副职领导人宫苏潘抓紧时机，扩大事态。外界也大事报导，说红色高棉开始发动武装斗争了。然而，躲在山里的波尔布特却指示柬共西北区书记莫森巴，要他适可而止，不要继续组织武装斗争，等候新的指示。波尔布特显然受到越南方面的压力，他也不敢在战争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把西哈努克推到亲美的立场上去。

33、大使馆叫我通知乔森潘、胡荣、符宁出走

一九六七年，越战又在逐步升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中，北京的左倾路线和华侨社会的革命情绪对西哈努克很有刺激，他开始后悔与中共太紧密，而与美国太疏远。而这个“三洛乡”事件，又刺激了金边上层社会，他们恐惧红祸将至，对进入政界的乔森潘、胡荣、符宁等左派人物，就更加有所猜忌；因此，柬埔寨政府中的右派力量，乘三洛乡事态愈演愈烈之际，要西哈努克对限制红色高棉的活动，赶快作出抉择。

那时，《棉华日报》社在华人小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队里有一个小伙子与一位政府高官的儿子很要好，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天，我和他一起行路，正好经过这个高官的家，他就带我进了这家人家，这家大人都不在，儿子就信口对我们说，军队中抓到一名红色高棉的线人文东上校，现在正在施加严刑，要他指证三洛乡事件是乔森潘、胡荣策划的。一旦有了这样的口供，政府就要对他们两人下手。

那时，我精力很旺盛，社会上的朋友很多，连国会管文件的小吏都与我很友好，国会的文件，政府的预算，他都会给我一份，我拿了就往中国大使馆送。这回我就把关于政府将处置乔森潘和胡荣消息报告了大使馆的张秘书，他是我的直接联系人。两天后，张秘书来电话要我到大使馆去见他，他要我通知乔森潘、胡荣两人，让他们尽快进根据地。我想，这是请示北京后，使馆才让我这样去做的。

时值“柬中友好协会”在金边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凡是这样的活动乔森潘、胡荣两人一般都将到会。第一天我就去等候他们，但失望了；第二天我再去，两人终于出现，我趁没有人注意，将消息告诉乔森潘，他立即转过脸去向胡荣示意；我再补充了一句：“请您马上行动，此事万万不能拖。”几天后，在柬中友协的酒会上，柬共金边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过来握我的手，说：“谢谢你，他们已经安全进入革命根据地了。”

后来，金边柬文报纸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古伦大臣秘密杀害了这两位“红色议员”，有的还说他们被塞进汽油桶，然后放火烧死了……。当局又对另一位“红色议员”符宁进行“贴身保护”，四个月后符宁又在特警的眼皮下失踪，接着又有一百多名青年走入丛林。几年后他们突然在柬埔寨“解放区”亮相，人们才哗然。当时，越南热战的发展关及到世界冷战的胜负，而中国取道柬埔寨支持越南南方，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世界舆论也关注着柬埔寨政局的发展，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失踪的消息，自然震动了世界。

几年后，我们受冷遇而在柬埔寨农村务农，柬共桔井省省委负责公安事务的“密桂”（柬语“桂同志”的意思）亲口告诉我，柬共中央曾经传达过一个文件，其中肯定我提供给他们的那个情报是准确的。一九七四年，农谢在桔井召见华运负责人，我也参加了。当时，乔森潘就在隔壁，他从窗口中认出了我，我听到他对站在身边的柬共干部说：“就是他，没有错。”我想他是在说，是我通知他逃出金边进入根据地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嫌疑，乔森潘显得很冷漠，甚至没有过来和我打一个招呼，说一句谢话。

我在《棉华日报》当记者的时候，常去国会采访，经常坐在记者席是听到乔森潘、胡荣、符宁的讲话，乔森潘的口才远不如胡荣和符宁，说的话也很不尖锐到位，甚至给人一种模糊含混的感觉。我想，平庸使他无福进入柬共的核心，但也使他逃脱了残酷的清洗。

34、西哈努克向右转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对毛泽东的个人狂热崇拜，也通过“心向祖国”的华侨社团传到了柬埔寨，“红宝书”泛滥柬埔寨城乡，我们《棉华日报》上的极左言论，和各地华侨学校的过激行为，也随极左思潮而起。事态令西哈努克非常忧虑，他派他的外交部长到北京去探听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用外交辞令做了非常圆滑的解释，只说希望两国关系不致受到文革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九月，西哈努克以关闭所有双边友好协会为名，关闭了柬中友好协会，几天后金边的左派报纸刊登了一个发自北京的电报，对柬中友好协会表示“战斗的敬礼”，于是他决定关闭柬埔寨的所有的外国文报纸，其主要针对的目标是中文报纸，而我们的《棉华日报》又首当其冲。那时乔森潘和胡宁已经出走，留在金边的符宁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恢复柬中友好协会，但受到西哈努克的严厉训斥，几天后，符宁也逃出了金边，加入了柬共的丛林队伍。

中国发生的内乱，使西哈努克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于是他又不得不向美国陪笑脸。一九六七年十月，他邀请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来金边访问。接着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鲍尔斯于一九六八年一月访问金边，据这位大使报告，西哈努克有了“令人震惊的转变”，他说西哈努克对他说：“如果你们为追捕越共而进入偏远的、不会惊扰百姓的地区，他将‘闭上自己的双眼’。”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的十四个月中，美国用 B－52飞机对柬越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而西哈努克果然闭上他的双眼。

到一九六八年年底，柬埔寨东部边境地区大部分已被越共占领，西哈努克感到红色高棉的威胁也与日俱增，这又推动了西哈努克的进一步右转，因此他决定加强镇压，又重新起用了右翼势力的代表朗诺，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一九六九年六月，美国同意承认柬埔寨边界，柬埔寨就宣布与美国双方恢复外交关系。一九六九年八月，朗诺再次担任首相，而施里玛达成了朗诺的副手。

35、红色高棉绝处逢生

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西哈努克和波尔布特都去河内，西哈努克坐的是飞机，先就参加了葬礼，他告诉越南人，如果要他继续保持“中立”，继续开通支持越共的通道，就必须支持他本人，否则就……。而波尔布特、乔奔娜丽只带了一名助手，两名警卫在胡志明小道上赶了两个月的路才到达河内。黎笋数次会见了他们，敦促柬共赶快回到政治斗争的道路上来，这当然又是些不投机的谈话。

黎笋建议波尔布特到苏联去访问，波尔布特拒绝了，然而他提出要去平壤，但平壤又推说时机不当，连他访问“寮国爱国战线党”的要求，也被“巴特寮”的游击头目们拒绝。显然，河内、平壤穿的是一条莫斯科连裆裤，金日成宁可要西哈努克，也不想要见一见这个毛泽东的小喽罗。我们可以想及波尔布特的愤怒，即便常人也很难忍受这样连续的羞辱，因此也就明白他后来为什么会成为越南的死敌，

一九七○年一月初，这一帮“最革命”的共产主义孤儿去到北京。那时，革命书生陈伯达已经失势，接班大元帅林彪正在谋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无头绪，柬埔寨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优先议题。但是，一个令波尔布特狂喜的消息在恭候他，中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美国和朗诺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计划，套在柬埔寨共产党脖子上的“西哈努克死结”，将由“美帝国主义”来解开。

当时，越南战争进行得非常惨烈。越共利用越柬边境作为它的后方基地，而中国援越的战争物资又是从柬埔寨的磅逊港（后改名西哈努克港）上岸，然后转运到越共在柬埔寨境内的基地。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扶植一个亲美政府，拔除柬越边境的越共基地，是美国打嬴越南战争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约翰逊政府在一九七○年换届前的拼死一搏。

从一九六三年初离开金边，波尔布特这个农家出身的皇室远亲，已经在丛林中足足煎熬了七个年头。当中共告诉他这个当时世界上最机密的机密，他真后悔自己在河内白白浪费了两个月时间，更后悔自讨了平壤和巴特寮们的闭门羹。他原本以为自己或许要在丛林终了一生，如今又恰似柳暗花明，寄人篱下的羞涩和自尊，立即化合成了仇恨。

于今看来，黎笋要教训一个邻国友党的小党魁，亦无不可，但羞辱却完全没有必要。而他连历史是对抗，是搅局的道理，似乎也不知道。美国对柬共施行“助攻”的可能性，就根本不在他的预料中。越南统一后，他继续穷兵黩武，把国家搞得穷极潦倒，把民众逼下怒海逃生；尔后又对先倒的苏联实行“一面倒”，却与至今未倒的中共翻脸，为后人留下了非常难堪的局面，他在越南历史上实在是一个非常拙劣的负面人物。

瞿秋白之女:

没想到自己人整我们更狠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8期，口述：瞿独伊 撰文：周海滨 原题：《瞿秋白女儿独伊追忆父亲：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



　　核心提示：说实话，在新疆监狱里，女同志没有受刑，也没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狱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里，慢慢给弄死的。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亲，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瞿独伊，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从5岁见到父亲，到14岁从报纸上得知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她在父亲身边只生活了短短的4年。然而这段充满父爱和亲情的时光，却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

　　如今，89岁的瞿独伊独自生活在北京，回想起自己漫长的人生，她想说的还是“好爸爸”的温暖。

　　采访列宁

　　我虽然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是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被人称为有“超群的美貌”，人家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我的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不愿意吃苦，有点儿少爷的样子，经不起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

　　我原名叫“晓光”，有点天刚破晓的意思。后来改名独伊。因为我的生父对我母亲不好，她心中怨愤，决定只生我一个孩子，因此改名叫独伊。我现在就一直叫这个名字。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母亲在上海结婚，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他们此后成了好朋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在认识母亲之前，父亲曾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采访列宁，是最早向中国系统地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状况的新闻先驱。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采访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7月6日，父亲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就兴奋地写下新闻报道，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语和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自然流露出政治家的诚挚果毅，他的演说常常被霹雳般的鼓掌声所吞没。

　　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会场的走廊上追访列宁。列宁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然后说了几句话，便道歉忙碌去。

　　1922年12月21日，父亲应陈独秀邀请，回国主编《新青年》季刊，结束了第一次苏俄之行。这时，他才24岁。

　　苏俄生活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也秘密来到莫斯科。

　　“六大”在中共历史上很特殊，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我去了没多久，“六大”就开了，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银色别墅举行的。

　　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幼儿园，李文宜阿姨就带着我，她当时是列席代表。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当时我天真活泼，每逢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现在我还喜欢跳舞，我跳舞喜欢找最好的舞伴跳。

　　中共“六大”后直至1930年7月，我们一家共同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在那片赤色的土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

　　1929年初春，父亲的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去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修养。在这个乡村疗养所，父亲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还去滑过雪。

　　在这分离的一个多月里，父母之间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父亲经常在信中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父亲还给我写信，信里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那时由于没有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很不愿意在那个孤儿院里呆，老是哭。但是没办法，爸爸妈妈要我在这里念书。爸爸来看我的次数比较少，妈妈来的次数多一些，李文宜阿姨来的次数最多。每次他们来我就哭，说不在这里呆了。他们走了之后，我一遍遍地坐他们坐过的地方，走他们走过的路。你不能理解，我是那么的那么的想他们。

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不忘买一些带到孤儿院给我吃。我当时也不知道秋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就以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后来我转到了依凡城一个森林学校，实际上叫儿童疗养院。在森林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头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每次签名都是“好爸爸”。但是我在森林学校时，父亲没时间来看我，大概来了一两次。

　　他们有一次冬天来看我，我坐在小雪车里，爸爸拉我，假装跌一下。我就笑他，说：“爸爸那么大都跌跤，我都不跌跤你还跌跤。”他喜欢画一个滑雪板，或者是一个兔子，我爸爸多才多艺，一笔一划就画出来了。

　　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了。国际儿童院里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孩子，我们大孩子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1930年，父亲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母亲也要一起回国，我还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临行前，他们对我说，有事要去南俄，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很快就回来。我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我当时发烧在医院里，母亲回国前一天去医院看我，我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时间。

　　我根本不会想到，父亲这次回国就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秋白之死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博古只叫我父亲去，不叫我母亲去，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就是有意让他一个人去。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周恩来、李德、博古最高“三人团”决定的。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博古以父亲患病为借口，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那时候博古是最高领导，他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不至于在苏区艰苦条件下拖着病体生活。当然我也不恨他，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

　　第二天，陈毅看见我父亲还在就很诧异，问他怎么还不走，陈毅说，“我的马比你的马好，你赶紧骑上去追上队伍”。父亲说，“我要留下来的。”陈毅说，“怎么要留下来了？”父亲说，领导决定的，要我留下来。陈毅觉得很不公平，但也没办法。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大概在1936年，父亲牺牲以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博古对我父亲之死是有责任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脸红了。廖承志看出来他很内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儿曾经去问过他一些事，宋希濂说父亲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神态从容。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多的材料证明，“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

　　虽然宋希濂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我们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尴尬。他说，我对你们怎么说，就对红卫兵怎么说。他很坦率地说：“我看了瞿秋白《多余的话》，没有什么叛变自首，没有出卖谁，也没有出卖组织，不过有一点消极的情绪。”他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自己人却看不清楚。

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参观休息。看到一份《共青团真理报》，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后来我就晕倒在地。

　　我休克了，不能说话、不能动，还在哭，但是我能听到别人说话。有人说，她是不是死了？我想说我没死，但是又说不出来。老师就拿一瓶香水擦我全身，这样我才能动了。

　　当时特别难受，就想妈妈以后怎么办，以后一定很痛苦。我就一直哭，吃不下饭。回到国际儿童院，我到晚上不能睡觉，得了失眠症，也影响到孩子们的休息。

　　老师就把我送到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和我较好的一个日本小朋友知道老师要送我去那，就说，“他不是疯子，她就是想她爸爸。”在这个儿童疯人医院，有些小孩把大便抹在墙上。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那个日本朋友给我来信，安慰我。

　　父亲牺牲后，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参加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她就把我从疯人医院接了出来。母亲当时在国际红色救济会做中国部的委员。她那时候很痛苦，因为父亲刚刚牺牲。晚上母亲拿出父亲写的信和文章看，他俩感情很深，这些信写得很热情，他说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独伊，我很想赶紧回来，回到莫斯科，看看你，拥抱你。母亲在台灯底下，一边看一边掉泪。我就说妈妈你不要哭，爸爸已经过世了，你不要哭，我给你唱歌，我就一首歌一首歌地唱，唱了《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多俄文歌给她听。

　　从新疆监狱到秦城监狱

　　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三个月后，我和母亲启程回国，途中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软禁。

　　那时，我们还没有受到什么虐待，院子锁着，没有自由，但是房间没有锁门，大家可以互相来往。中间搬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在第四监狱，待的时间最长。吃饭是一天两顿，一桶没有一点油水的烂白菜汤，放一点盐，然后一木箱馒头，馒头里面掺了沙子，吃起来哧溜哧溜响，馒头不限制，随便吃，但是没什么营养。

　　刚进监狱时，我们带了一些衣服，我还带了溜冰鞋，托看守帮忙变卖，买了一点羊尾巴油，吃馒头的时候抹一点，就有油水了。我们还买了葡萄干和牛肉干，牛肉干舍不得吃，一年四次节日的时候，我们趁机给男监的同志，一人送5、6个牛肉干。我们自己主要是抹点羊尾巴油，吃点葡萄干。

　　一共有150人被关押在那里，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呆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毛泽民、陈潭秋、林洁如三位同志就被杀害），或者早就叛变了。1946年6月10日，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我们才获得自由，分乘10辆大卡车奔赴延安。7月10日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说实话，在新疆监狱里，女同志没有受刑，也没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狱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里，慢慢给弄死的。

　　我也蹲了10年的牛棚，每天吃一个窝头，5分钱的菜，一个月12元钱。那时说我们都是叛徒，我则是“叛徒、军统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员”，说我们集体叛变、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也具体说不出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里上班，先被关在一个办公室里，上厕所，要敲门叫人来开门。有人就开，把我押到厕所去，回来再锁上。没人就得忍耐。我在牛棚里蹲了十年，笔纸都没有。睡在温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饭以前要请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后可以吃窝窝头和五分钱的菜。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亲，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母亲解放后先在妇联国际部工作，然后担任妇联副主席，全国女工部部长，“文革”被逮捕以前在检察委员会工作。她身体一直不好，关在秦城监狱里。母亲在监狱里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在新疆监狱的时候我们还有自己的名字，还有人格，但那时母亲已经没有了。我去看她的时候，叫了她的名字，她说，“你叫了我的名字？”我说，“是啊，不叫你的名字怎么来看你？”她说，“这下糟了，他们知道我是谁，对我更不好了。”

　　我给周总理写信，请求让我母亲保外就医，但是保外就医只有三天，她就去世了。

　　父亲和鲁迅的知己之交

　　父亲和鲁迅交往密切。鲁迅赠给父亲一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他认识父亲之后不久写的，因为我父亲非常理解鲁迅，思想跟他一致，写了1.7万字的《序言》。鲁迅看了以后说：“你写得太好了，好像从没有人写我是从一个进化论者到一个革命者。”

　　据母亲回忆，父亲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在1932年的夏天，父亲在冯雪峰的陪同下拜访了鲁迅。父亲跟鲁迅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他们见面以前就很熟悉了，互相通过看文章了解了对方。1931年9月1日，鲁迅一家三口，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冒雨来看父亲，父亲喊鲁迅为“大先生”。

　　在上海，父亲三次在鲁迅家里避难。1932年冬天，母亲被特务盯梢，父亲立即转移到鲁迅家里，鲁迅这时去北京探望母亲，只有许广平和周海婴在家；1933年2月，父亲又有危险，再次转移到鲁迅家中避难。1934年父亲去苏区前，上门向鲁迅辞行，鲁迅和许广平坚决要睡地板，把床铺让给父亲。

　　我父亲被捕以后，身份还没有暴露，就给鲁迅写信，暗示他原来是国民党的医生，被俘虏以后给红军当医生，想通过一个假口供让鲁迅想办法营救他。鲁迅筹了50大洋，准备保释。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叛徒就出卖了我父亲。

　　许广平回忆说：“秋白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鲁迅亲自编辑出版父亲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这成为鲁迅生命最后时间里的一项重要事情。这让他备感宽慰，十几天后便溘然长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