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９年陆四事件，充满惊心的谋算 2010年10月14日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组成十二大以后的中国政坛的三驾马车，这个格局以邓为主体，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纵深阶段。然而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６日，赵紫阳给邓小平专门写过一封信，同时抄送陈云，胡耀邦一直被蒙在鼓里；李扬认为此信打响了推倒胡耀邦的第一枪，也是打向胡耀邦背后的最为致命的一枪。内容长达3500多字，就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调整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中央主要领导人思想落伍、态度顽固，不能保证和贯彻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建议您（指的是邓小平）和陈云同志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很明显，赵紫阳要求邓小平、陈云解决“中央主要领导”胡耀邦。
   
   
   
   １９８６年发生学潮，胡耀邦在政治工作中得罪的中央领导，一起向他发难。１９８７年元旦，胡耀邦向邓小平提出书面请求，请求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１月１０日－１５日，连续六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生活会，在会上赵紫阳第一个讲话，他提出两面三刀点：一是破坏集体领导体制，随意干涉国务院经济工作；二是反对自由化不力。这时候，陈云建议薄一波宣读，赵紫阳给邓小平和他的那封来信，这封信直到这个时候，胡耀邦才第一次看到，身为执政党总书记的胡耀邦，茫然四顾。
   
   
   
   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８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上做了如下的讲话：
   “党中央早在一九八四年就觉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虑到十二大召开不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稳定大局有影响，所以预备在十三大解决，显得更加自然些，这次学生闹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辞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胡耀邦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当了，于是，就必须提早的让他下来。”（全文引自《情况反映》8701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同志向在京有关部委负责人打招呼讲话传达要点通知》）
   
   
   
   身为执政党总书记在中央会议上，承认错误时当众“痛哭流涕”，足见犯的错误之大，也说明中央对胡耀邦的态度是严厉的。李扬认为赵紫阳此话一出，就等于宣判了胡耀邦的政治死刑，让众人瞧不起胡耀邦，并提供众人落井下石的机会。实际上，真正维护胡耀邦权益的只有一个领导，开国元老习仲勋，当场就激烈表态反对这种行为，结果习仲勋从此失意家中，进而精神失常。胡的下台，体现了中国古话：墙倒众人推。而最大的受益者是赵紫阳，他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的较量中，羸得了总书记的位置。
   
   
   
   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领域，出现的混乱，并没有因赵紫阳成为总书记而终止。中央不满意，人民不满意，军队不满意，尤其在中共中央内部，都在流传需要有中央领导出面承担责任，并引咎辞职，以平息混乱局面。右派势力要求左派领袖，国务院总理李鹏引咎辞职，而左派势力要求右派领袖，总书记赵紫阳引咎辞职；赵紫阳和李鹏的左右之争，导致两人关系很僵；在这种形势下，赵紫阳明显掌握主动权，国务院总理李鹏地位岌岌可危。
   
   
   
   形势比人强。在中共中央还没有解决问题时，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总爆发。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去世；到了４月２４日，以北京为首的一些城市，因为纪念胡耀帮发生学潮和骚乱；４月２４日——４月２９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访问朝鲜；在访问朝鲜前，与国务院总理李鹏交换了对全国范围骚乱的看法，两人达成一致；４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赵紫阳对此曾不断暗示大家，社论与李鹏算计他有关，因为出发前的赵紫阳已经与李鹏安排好一切了，谁知自己出国访问期间，李鹏突然变调，打了赵紫阳一个措手不及，陷于被动。这样一来，在李鹏主持下平息学潮有功，那么赵紫阳就必然象胡耀邦一样，为学潮承担责任进而引咎辞职。
   
   
   
   ５月４日，恼羞成怒的赵紫阳，借出席国际会议的时机，公开发表了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导致5月13日下午，部分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社会骚乱开始扩大化，局面不可收拾；李扬认为出现这种局面后，要么赵紫阳承担责任，要么李鹏承担责任，双方对峙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转播这一会面，当赵紫阳第一次透露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决定，即邓小平是真正的一把手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旗帜和口号，从“打倒邓李杨赵”，改成了“打倒邓李杨”，邓小平的女儿为此很是恼怒，特意打电话给赵紫阳，指责赵紫阳企图把大学生们的注意力，转向邓小平。
   
   
   
   邓小平在得到的各种汇报中，认定骚乱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他决心要动用军队平息骚乱，但他知道，这一决定的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所以邓小平自己不在调动军队《镇压令》上签字，却鼓动政治盟友们坚持这一要求。当时的军委主席是邓小平，军委副主席是杨尚昆和赵紫阳，在三个人身体健康，头脑灵活，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谁也不在《镇压令》上签字。杨尚昆和赵紫阳都明确表态，反对调动军队镇压的僵持局面时，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在《镇压令》上签字，而此时的杨白冰，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队就是拿着这样一个，令人疑虑的《镇压令》开始镇压骚乱的，李扬认为这个《镇压令》将成历史争论焦点之一。
   
   
   
   陆四事件平息之后，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却与掌握军权的杨氏兄弟，产生激烈的政治斗争，并且联合左派政治元老陈云、李先念等，并联合国务院总理总理李鹏等左派政客，让整个中国社会向左转。这引起邓小平的不快，利用南巡讲话，要拿下江泽民、李鹏，而杨尚昆利用掌握的军权，表态支持邓小平；而此时的邓小平，倍加想念软禁中的赵紫阳，提出解禁赵紫阳，重新任命赵紫阳当中共中央常委，这一决定得到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明白，一旦赵紫阳重当中共中央常委，必然率领一批中央领导，对抗总书记江泽民，那么在中央和军队没有实权的江泽民，只能黯然下台。
   
   
   
   江泽民没有能力反对解禁赵紫阳，更没权力阻止赵紫阳当常委，思虑良久，想出对策。原来上台掌权的中央领导，都是支持军队镇压陆四骚乱的政客，他们非常害怕承担镇压的责任，希望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以让大家都好过。所以，江泽民四处串联，暗示大家，赵紫阳复出可以，但他要承担陆四事件的责任，公开向大家道歉，并表态支持军队镇压骚乱。赵紫阳答应在小范围内公开道歉，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复出，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要求赵紫阳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表态支持军队镇压陆四骚乱，邓小平同意江泽民的要求；然而赵紫阳不同意这个要求，因为赵紫阳明白，自己这一公开表态，会让自己在国内外的威望骤然消失，人民会向他吐口水的。结果，赵紫阳复出的计划偃旗息鼓。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承认邓小平有让他复出的计划，但说自己提出两点，一是要当总理，二是要为陆四事件平反；邓小平同意第一条，不同意第二条，所以赵紫阳拒绝复出。事实与赵紫阳的说法，略有出入，实际上，是江泽民谋算了赵紫阳，导致赵紫阳不能复出的。
   
   
   
   接着，总书记江泽民就调查国家主席杨尚昆，发现杨尚昆在私地下，和许多人谈论六四事件，经常声明总有一天会为六四平反的，经常对人讲“陆四平反只是时间问题。”江泽民经过认真思考，秘见邓小平，添油加醋地表达了自己的疑虑：
    “杨尚昆在六四前就公开反对镇压，六四后又总是不顾场合地说要为六四平反，他是唯一一个反对镇压六四而留在台上的政治人物；而他的弟弟杨白冰，却是在调动军队镇压六四的镇压令上签字的人；兄弟俩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任何时候都是立于不败之地；这还罢了，关健是杨尚昆现在见人就说要为六四平反。这非常危险。”
   李扬相信大家知道邓小平的厉害，他听江泽民这样一说，按着江泽民提交的名单，马上派人下去调查，果然发现杨尚昆确实见人就说要为六四平反；邓小平大怒，最后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１８日，中共十四大期间，让杨尚昆、杨白冰兄弟退出军委。
   
   
   
   而江泽民则通过调查、了解、思考，找到了邓小平的命门所在，在密见邓小平时，跪下向邓小平发了三条毒誓：
   
   1，永远忠于邓小平，决不更改邓小平路线；
   2，只要江泽民活着，绝不让陆四得到平反；
   3，在适当的时候，把国家元首位置交给朱容基。
   江泽民的这三条毒誓，打动了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江泽民成为真正的国家元首。
   
   
   
   杨尚昆在１９９２年退休后，为什么仍然不断和人私下谈话，继续要求为陆四事件平反呢？李扬请大家思考一下，杨尚昆和赵紫阳都反对调动军队镇压骚乱，而军队不镇压骚乱的结果，自然是邓小平下台，政治生命终结；杨尚昆和赵紫阳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赵紫阳在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下午，与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故意把民众愤怒之火引向邓小平，目的很明确。在逼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上，杨尚昆和赵紫阳可能有默契，甚至可能暗中有沟通，事情失败后，赵紫阳被软禁，而杨尚昆继续做国家主席，赵紫阳可能会说出不利于杨尚昆的话来，所以杨尚昆在赵紫阳复出的问题上，非常积极；但赵紫阳没想到的是，国家主席杨尚昆，也被总书记江泽民谋算退休了；此前一直说杨尚昆怪话的被软禁的赵紫阳，只好和杨尚昆一起，把秘密带离了人间。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李　扬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牛顿说过一句话：“我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才能看得更远”。但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尤其通过贬低名人来抬高自己，达到成为名人的目的，中国社会现在流行炒做，许多人通过和名人扯在一起，从而一夜成名；最可怕的是，有时是通过攻击名人，以引起世人的关注，这让名人不胜其扰。中国的名人要比国外的名人累，因为要面对众多不良企图的、希望攻击名人而成名的人们。

    由于有了无所不达的网络，中国人通过网络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并有了畅所欲言的表达机会，尤其网络表达常不用“文责自负”，中国名人们面对的信息骚扰更多了，而中国的政客们也突然面对这样的局面：莫明其妙地受到网络语言攻击。这种尴尬也让曾是第三代核心的江泽民吃了不少苦头，胡锦涛由于当时处事低调，基本没受到过嘲笑漫骂；可现在胡锦涛成为第四代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了，承受的国家责任更大，面临的批评也有点铺天盖地，这里面夹杂着一些恶意的成分。

    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哪怕是总统，也要接受批评和嘲笑；美国一些媒体甚至专以开总统的玩笑，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这让西方国家的政客们无可奈何，“言论自由”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也没见哪位国家元首因此诉诸法庭，因为这是西方文化传统不允许的；在西方传统意识形态中，政客是最不值得信任的，是最需要监督的，这根植于每位西方公民的思想中。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确实在向西方靠拢，大小政客们变得有耐心和宽容了，对一些带恶意的语言攻击，变得听而不闻、熟视无睹了，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

    虽然胡锦涛一接班，便成为一些语言攻击的焦点，但胡锦涛并没有因此对谁大加惩戒，是江泽民创造此先例并保持了这一传统：有限度的容忍批评和嘲笑。在大陆以外的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漫骂中国领导人，一些中国大陆人受到鼓舞，也开始在海外发表文章，批评甚至漫骂中国领导人；要知道中国人还没有宽容到忍受漫骂的程度，尤其中国领导人从小生活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大多有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加上都已经几十岁的人了，在位高权重时受到贬低漫骂，心中不动气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大陆人在贬低漫骂中国领导人时，不考虑这种情况，那么自己的安全将不能被自己掌握。有话好好说，也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表现。

    举个例子，在海外网络中看到一则旧闻，大意是江泽民在西方某家银行存款30亿美元。一些人认为这是江泽民贪污的结果，并因此痛恨江泽民。笔者想让读者们思考一下，江泽民在当今之中国社会，有能力有胆量贪污30亿美元吗？如果他贪污了，会以自己的名义存于西方国家的银行吗？这么一大笔钱存在任何银行，都会惊动国际金融机构，都会被有关国际机构追查的，江泽民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常识，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笔者相信海外媒体的报道，江泽民确实以自己的名义，在西方某银行存了30亿美元，可这笔钱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要知道，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或大公司达成幕后交易时，都要以个人名义存款到指定的西方银行，这是做为保证金来用的，而这种幕后交易违反了国际游戏规则，必然被一些人和组织所痛恨，而江泽民也将为违反国际游戏规则付出代价。笔者更相信这种可能。

    笔者不是在这儿吹捧江泽民，他已经退休了，把他捧得再高，笔者也捞不到任何好处。笔者想说明的是，政治是肮脏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政治决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那样，中国大陆的作者们万不可被表象所迷惑，更不能一时冲动涉入其中给自己带来危险。胡锦涛这届领导班子，不是停止政治改革，毕竟这是邓小平生前定下的改革开放基调，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在走这条路，现在中国人面临的是“如何走”的问题，而一些大陆人士在谈论政治改革时，恨不得一日千里，仍然充满“大跃进”式的政治热情，可政治不是靠热情就能搞好的。马哲认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政治改革的重点就是过程如何走，而不是结果如何，因为政治改革没有终点：运动是绝对的！

    根据中国国情，第四代领导班上台后，必然增加自己的人脉，以免在政治洗牌时被洗出中国政坛。而这种政治斗争是不外宣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应该避免被卷入其中，更不要在批评文章中加入漫骂的成分，这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中国领导人是骂不衰的，肆无忌惮的漫骂倒真可能把自己骂倒。与其批评漫骂不了解的中国领导人，不如为中国社会中广大的弱势群体呐喊，求得一个社会的公平和公正，这是中国人所急需解决的，也能体现自己的价值。笔者不是反对议论政治，因为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本身就是政治关系，禁止中国人议论政治是一种可笑的想法，关健在于我们如何去谈论它。

    社会的宽容程度，决定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这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并非易事！

    邮编：116000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李 扬

   
      
    2002年时，中国第三代领导班子在吵吵闹闹中，已经到了决定第四代领导班子人选的时刻了，第三代领导班子的政治斗争，既有因为经济改革的不同意见而面红耳赤，也有因为政治改革的方向而发生的辩论，还有就是个人恩怨在里面起着错综复杂的纠葛。例如在第三代领导班子中，虽然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对朱容基的经济改革方式有很大意见，但李鹏、胡锦涛就是不表态支持江泽民，而李瑞环和尉建行也常常在投票表决时站在江泽民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在江泽民和其他常委发生意见冲突时，通常情况下只有李岚清偶尔投票支持江泽民；这种情况的发生，导致江泽民感到地位和权威受到威胁，便运用一切手段和能力来掌握党政军大权，在维护自己国家元首地位时不遗余力，并在必要时强行通过自己的主张；例如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江泽民就是动用权力强行通过的，这一镇压行动确实没得到大多数常委的支持，虽然他们有的人私下未必反对镇压决定。
   

    在江泽民退休后，由谁来接班的问题上，其他常委认为应该由胡锦涛接班，但当时常委们都明白，江泽民一直存有废掉胡锦涛的想法，并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之所以江泽民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因为江泽民一直对邓小平心存不满，所以才反对邓小平安排下的政治遗嘱，更重要的是江泽民小瞧了胡锦涛，江泽民认为胡锦涛恐怕难以承担第四代领导人的角色，认为胡锦涛从信仰、从学识、从对待国家大事的思维和从权力角逐上，都是一个平庸之辈，所以在言谈举止中常流露出对胡锦涛的轻视；这一切被其他常委们看在眼中、记在心上，都明白胡锦涛接班很难过江泽民这一关。
   
    其实从中国古代时，做一个皇储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角色，尤其是做皇储时间越长，那么其危险性越大，轻则被废为庶民，重则失去自由甚至生命，这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中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树刘少奇为接班人后，刘少奇的下场很悲惨，而接着树林彪为接班人后，林彪又莫明其妙地死于“叛逃”飞机失事中，最后华国锋成为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可结果和邓小平交手没几个回合就彻底养老了，算是结果不错了；邓小平在逐渐掌握权力成为第二代领导人后，其改革开放的左膀右臂胡耀帮、赵紫阳，又先后从总书记任上被淘汰出局，赵紫阳直至临终都处于被软禁中，这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有明暗两个权力中心的结果；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上任后，又因意识形态原因而和邓小平相左，要不是江泽民背后有陈云、李先念等老人的支持，江泽民的下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胡锦涛面对这些历史和现实，首先采取的战略就是中庸内敛，面对江泽民的打压一直保持低调态度，从不正面与江泽民交锋；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如果不能顺利接班，那么也要顺利退休，不能“毁”在江泽民手中，还有就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手段，完成江泽民交给的政治任务，这些政治任务有时连江泽民都感到棘手，让江泽民没想到的是胡锦涛从没在这些政治难关中失手，加上胡锦涛在接班人的角色中清廉干净，严格要求家属和下属，不出任何丑闻，所以江泽民一直拿胡锦涛没办法；但由于胡锦涛从不与江泽民交锋，事事避免和江泽民发生正面冲突，以致让江泽民摸不透胡锦涛，也没有把胡锦涛放在心上；既然江泽民没有高看胡锦涛，必然认为胡不能胜任接班人的角色，加上又摸不透胡，对胡更加的不放心。第四代领导班子上任前，海外一直谣传曾庆红是江泽民青睐的接班人，其实江泽民真正青睐的是吴邦国，曾庆红与江泽民一样，都属于非常老道的政客，二人关系错综复杂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所以胡锦涛接班后才主动拉拢曾庆红。
   
    江泽民与胡锦涛脾气性格截然相反，这也是江泽民小瞧胡锦涛的原因。众所周知，江泽民吹拉弹唱无一不精，也常在国外访问时显露一手，江泽民不仅精通俄语、英语，甚至退休后又开始学习第四语言，这一切都不是胡锦涛所擅长的，江泽民自然认为胡水平太差，却没想过国家元首不是艺人，多才多艺并不是成熟政客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江泽民是个外向的人，而且精于政客表演，尤其演讲起来滔滔不绝，而胡锦涛是个内向的人，与人交往表情并不丰富，属于心中有想法却从不表露，即使是自己构思的稿件，在公开场合也要照稿念，言行很拘谨，张扬的江泽民认为只有自己这样的政客才能领导中国，根本没发现内敛低调的胡锦涛腹内有乾坤；当然这也是胡锦涛不愿意让江泽民发现，毕竟锋芒毕露的胡将是一个被江泽民整垮的胡。
   
    张扬的江泽民没法掩饰对胡锦涛的轻视，甚至奇怪邓小平为什么找胡来接班，这让其他常委心生不满，因为其他常委常常在投票表决中让江泽民难堪，所以在胡是否成为江的接班人问题上，江再次被孤立。朱容基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观点上，与胡锦涛的想法相差太远，但因为朱容基对邓小平异常尊重和佩服，所以坚决执行邓小平的政治遗嘱，这其中就包括胡的接班；而李鹏和尉建行对江泽民非常不满，所以江泽民越不希望胡锦涛接班，那么二人越抬出邓小平来压江泽民；李岚清同样希望胡锦涛接江泽民的班；李瑞环是第三代领导班子中与胡锦涛私交最好的，而且双方政治观点比较接近，李的意识形态是中间略右，而胡是中间略左，但李瑞环对江泽民的不满常溢于言表，而胡锦涛对江泽民的态度则让任何常委都搞不清楚，不过李瑞环力挺胡锦涛却是最卖力的，这一切当然逃不出江泽民的眼光，所以江泽民利用胡锦涛接班来劝退李瑞环。
   
    客观地讲，在中国没有几个人愿意退休，尤其对那些大权在握的政府高官来说。江泽民是否退休，决定着第三代领导班子成员是否退休，因为江泽民年龄已经到退休的红线上，如果江泽民要求不退或半退，那么其他常委也可以因此不退，所以第三代领导们在此问题上有些僵持，那么江泽民提出可以全退，其他常委们便也同意集体退休。至于中共中央军委在常委们一致表决集体退休后，突然要求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其实是因为江泽民不放心胡锦涛，如果胡锦涛成为第四代领导人后没有让江泽民满意，那么江泽民就会利用军委主席所掌握的“枪杆子”逼胡锦涛下台，这是后话，不在本文中细述。第三代领导班子集体退休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在七常委中，胡锦涛和李瑞环没到退休年龄，胡锦涛不退休是因为接班，而要求李瑞环退休也说不过去，这会被李瑞环认为是对自己的歧视，所以李瑞环以自己没到退休年龄为由，让集体退休的决定遇到最后一个难关。
   
    江泽民利用李瑞环真心希望胡锦涛接班的心理，向李瑞环讲明，如果李瑞环不退休，那么其他常委也很难退休，这样一来胡锦涛接班就不现实了。江泽民说服李瑞环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一致，江泽民一定要全退，胡锦涛一定要接班；但江泽民最后留任军委主席一职，曾让李瑞环大为恼怒，认为江泽民不讲信用，耍了老常委们，而江泽民在2004年底彻底退休，终于让李瑞环不再生气。外界认为是江泽民逼李瑞环退休不假，但李瑞环是为了胡锦涛而退休却所知者不多；不过外界认为李瑞环身体健康的报道却与事实有出入，李瑞环因为政治报负难以实现而心情抑郁，加上江泽民有意的长期打压，心情不好影响了身体状态，国家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属于国家机密，但这种机密毕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江泽民劝退李瑞环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李瑞环的身体状态；但退休后的李瑞环无官一身轻，身体变得结实起来却也是事实，现在的李瑞环已经没有了在任时的满脸皱纹……
   
    在第三代领导班子中，与李瑞环身体状况相似的是胡锦涛，胡锦涛是因为在西藏工作时的高原反应，导致身体健康程度不是很好，这曾经是江泽民不同意胡锦涛接班的一个公开原因，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肯尼迪等在任上时，身体健康状况是出奇的差，却并没有影响这些美国总统的执政，有的总统甚至是属于既挽狂澜于不倒的角色，可见身体健康程度并不是决定执政水平的根本原因。不过江泽民在退休后有意无意的感叹接班人的身体，可见江当时仍然对胡锦涛不放心，为将来自己的计划留下伏笔。胡锦涛应该感谢李瑞环的是，当江泽民提出李瑞环的身体健康问题，足以使李瑞环退休时，李瑞环并没有在此问题上紧盯胡锦涛，相反为了能让胡锦涛接班做出了许多牺牲。所以笔者建议，那些希望接近胡锦涛而排不上队的中国政客们，不妨走一下李瑞环的家门！！！

博讯

     　明鏡編者按：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五屆、六屆、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因病於10月18日逝世，享年96歲。
    
    　　彭沖，1915出生，福建漳州人。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二副主任、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主席。1977年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同年8月被選為中共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3年6月被選為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六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1988年4月，繼續被選為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就在彭沖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期間，震驚世界的學潮爆發了。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在《外參》雜誌第三期發表長文，披露了萬里、彭沖等爲首的人大常委會抵制戒嚴的維法鬥爭。現分篇予以轉載如下。
    
    　　《李鵬六四日記》證實，1989年4、5月人大常委會萬里委員長、彭沖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根據憲法賦予人大的權力，率領人大常委會委員及多位副委員長，反對戒嚴和軍隊進京，響應趙紫陽總書記關於民主、法制的號召，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討論學潮問題。胡績偉等人大常委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撤銷李鵬簽發的北京部分地區戒嚴的命令。
    　　李鵬在日記中透露，鄧小平、李鵬對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維權、抵制戒嚴的做法十分惱火，認為是干擾：鄧小平“決心大軍進城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才有把握”。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文革後一場“黨大還是憲法大”的理論鬥爭，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轉化成“戒嚴與反戒嚴”的鬥爭。全國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還是中共政治局常委、軍委主席是關係中國命運的最後決策者？萬里、彭沖、胡績偉等大人物及高瑜、曹思源、羅點點等小人物，1989年在這場維護憲法權威的合法的、和平方式的議會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鄧小平、李先念、李鵬這些掌握黨政軍大權的大領導驚慌失措、恐慌至極，高喊：“要害是奪權”，不惜調集五萬大軍進駐人民大會堂及周圍，對付人大常委會，唯恐萬里回京召集原定於6月20日召開的人大常委會。
    　　李鵬日記中比較詳細記錄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抵制戒嚴的護法鬥爭情況，以及鄧小平、李鵬採取的對策。198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是彭沖抵制戒嚴的鬥爭，是一場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進行的英勇的充滿智慧的合理、合法、合情的鬥爭。在20萬大軍面前，這場鬥爭沒有取得勝利，是必然的；但是，這場鬥爭的經驗與教訓值得總結，有利於推進中國民主化、法制化的逐步前進。現根據《李鵬六四日記》揭露的材料，談幾點粗淺的看法，供參考。（此文只就李鵬日記中的記錄做點分析，談些觀點。不代表同意和肯定李鵬日記的完整性、真實性與準確性。）
     　　《李鵬日記VS.趙紫陽錄音》一書，將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杜導正《趙紫陽還說過什麽？》、張良《中國六四真相》，與李鵬《六四日記：關鍵時刻》中對“六四”主要人物的不同敘述和評價，集中並列，以作對比，讀者可以從中辨明真假，透視中共高層錯綜複雜的矛盾。
     　　李鵬危言聳聽的文革思維
    
    　　一、趙紫陽、萬里、彭沖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審查腐敗問題。李鵬反對，認為提高透明度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李鵬認為，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奪中共中央常委權的信號。
    　　李鵬5月8日日記透露，8日下午趙紫陽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趙紫陽說，現在關鍵是提高透明度，一切問題都是因為缺乏透明度而產生的，學生提的腐敗問題多是謠傳。他主張把康華、中信等五大公司交人大常委會組織審查。”李鵬說：“提高透明度也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李鵬5月10日日記透露，趙紫陽主持政治局全體會議，趙紫陽提出處理當前局勢的四條意見，包括抓廉政措施，審查五大公司，並交人大審查。萬里說，人大要組成廉政委員會。李鵬反對，認為：“趙紫陽的意見，常委都沒有討論過，紫陽講話不能代表常委。”趙紫陽建議，得到了人大委員長萬里的支持，同意人大擔負此項任務。這顯示了趙紫陽、萬里要求在民主、法制的基礎上處理腐敗問題，發揮人大的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而李鵬堅持黨領導一切的觀點。
    　　李鵬5月10日的日記透露了危言聳聽的文革思維：“紫陽講話是通過新聞開放進一步煽動動亂。把對動亂的處置權由黨中央轉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顯露出要奪中央常委權的端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李鵬純粹是接過林彪的政變經，繼承張春橋的奪權口號，誣陷趙紫陽的講話是人大常委會要奪黨中央常委權的“危險信號”。李鵬似乎已預謀，他自己將是新的總書記，才怕人大常委奪權；而正在總書記任上的趙紫陽希望人大常委會發揮作用共渡難關。這可能是1989年5月3日趙紫陽夜訪萬里家，兩人取得一致意見，提出處理腐敗問題的重要一招。結果，遭到李鵬的阻擾、破壞。
    
    

    　1984年，鄧小平和彭沖（中）、韋國清（左）交談。
    
    　　萬里及彭沖抵制鄧小平李鵬
    
    　　二、萬里及彭沖等人大副委員長發揮人大的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抵制鄧小平、李鵬的戒嚴調兵，進行了勇敢、堅毅、合情合理的合法鬥爭。
    　　據《李鵬六四日記》，5月10日下午，不顧李鵬的反對，萬里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6月20日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國務院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彙報，還要審議《遊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頓公司的彙報。”這顯示了萬里決心發揮全國人大在關鍵時刻的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要國務院“彙報”學潮問題、腐敗問題的整頓工作。“審議”遊行示威法，明顯地把李鵬置於被審議、審查的被告地位。因此，李鵬忿忿不平地寫道：“本來按照正常的運作程序，人大常委會的議程，應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黨組提交中共政治局常委審議、通過之後，再由人大常委黨組作為議案提交委員長會議決定。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則。”李鵬表明了他這個常委要“審議”人大黨組報告，而不是人大“審議”總理李鵬的心態。
    
    　　（作者姚監復為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外參》第3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