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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老为张宜三大作《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写序

     李锐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的宪法和党章还将这个主义列为我国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理论依据。可以说，不弄清马克思主义，也解决不了我们过去为什么走到十年“文革”国将崩溃的道路，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十世纪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和变化的，不单是两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是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与较量，尤其二次大战后，史学界称为冷战时期。中国在二十世纪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掌握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政府叫“苏维埃政府”，作战的军队也叫红军。延安整风时，我们学习的主要教材就是斯大林著的《联共党史》以及“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列宁、斯大林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即领袖专政，成为中共革命和建国的母本。毛泽东经过整风运动确立了自己独断专行的体制之后，经过1949年的革命胜利，向苏联“一边倒”，照搬并发展苏联模式，消灭一切私有制，实行国有化计划经济后，异想天开，超英赶美，三面红旗“大跃进”，争取先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从而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就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扬言“我从马克思只取来四个字：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认为“东风已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了。”1976年毛泽东不去世，十年“文革”的案还翻不过来。

    1989年初，应美国哈佛大学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我在美国六所著名大学活动了四十天，听到美国一些学者谈到，苏联最迟到2017年一定会崩溃，他们是从经济方面的研究作出这个判断的，当时我还不相信。真没料到很快就“苏东波”，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了。久加诺夫总结教训承认：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为红旗落地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是以所谓“剩余价值”学说揭示当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通过暴力革命，建成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三大体制为特征的专制社会主义（他们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两大阵营的变化，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还是要依靠科学知识的创造，自由民主的社会，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治国（靠法治不是人治）的道路，而不是靠什么主义、一党专政、哪个“核心”说了算，所能办到的。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为追求早日实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制造一系列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失败后，又继续十年“文革”，不惜同人类进步普世规律背道而驰，这已是清清楚楚的历史事实。可是我们虽然已有所觉悟，必须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经济上总结教训，取得了巨大成果，世所公认，但问题仍在政治垄断（一党专政）和思想垄断（控制舆论）没有放开，以致腐败丛生，危机四伏，共产党变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见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东西，反而出现胡耀帮辞职、“六四”大风波、赵紫阳被长年软禁去世的局面。

    现在有许多人，包括老中青三代，尤其专家学者，都在反思中国的问题，已经出版许多有关著作。张宣三老同志老专家，已九十三岁，以自己的学识功底，专业经验，党内生活阅历，系统地研究了马恩列斯毛的理论与实践，揭示出我国至今仍未能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宪政治国的原因。我同张老相识很晚（他比我大一岁），拜读过他的好多文章，现在这本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文集，即将出版，我愿意作序，也是由于多年来关心的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衷心希望党内党外、上上下下、老中青三代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们，向张老学习，都来关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2009年12月5日

    张宣三简介：张宣三，1916年生，现年94岁，1934-1939年任本县小学教员，1938年加入本县地下党，任地下党报编辑，1943年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1947年到上海解放前任上海市委地下党办的《现代经济通讯社》记者，1953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调国家计划委员会，曾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关于价值和计划经济两篇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行政职务副所长，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合国召开的经贸会议，所写论文登载在国务院内部刊物，曾担任系统工程学会领导成员，上海市政府，天津市委，江西省计划委员会顾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兼任教授，合著《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1986年离休，潜心研究马列著作。 (博讯记者：蔡楚) 党史—有些真相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
    这是一篇很好的教材，讲了一些老实话，例如：

     1、我们确有不少历史真相（如“六四”事件、饿死几千万人、消极抗战保存实力等等）不能对老百姓讲，因此需要隐瞒、歪曲、造假；    2、维持政权就是要靠两杆子，对敢于反抗的镇压，对老百姓宣传，“洗脑”，要让老百姓认为党说的一切都是真理，谁敢说党错了，就全国共讨之共诛之；
    3、虽然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三面红旗，中苏论战，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结果都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还是战无不胜的；
    4、老百姓一说到党，就说怎样腐败，说根源是没有民主自由，西方民主自由中看不中用，党的领导地位是“君权神授”，不容任何人挑战；
    5、有些知识分子确实被赎买了，他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了大幅提高，他们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权衡一下利弊，历史上那些事还是不说为佳。


党史—有些真相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学习习近平讲话座谈会纪要

    2010主持人：石副校长

    参加人：罗，王，李，冯，任，郭，韩，王，胡，谢，程，陈，柳，曹等教授，博导14人。
    主持人：我校校长，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月日在我校的讲话极为重要，为我们今后的党史教学与研究，宣传与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原则，指出了道路。今后，我们一定要明确方向，遵守原则，走上正路。大家知道，今年来，我们在如何对待中共党史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主要问题是是否要把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搞清楚，有争议的问题怎样评价，教学中讲不讲，对社会上是否透露，是否出版，是否允许我们的教员接触机密档案材料，是否允许采访当事人，能否作为科研课题，算不算科研成果，是不是与个人职称待遇挂钩等等。我看习校长的讲话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要做到这两点，我们要做到凡是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事坚决不想，坚决不说，坚决不写，坚决不做。下面请同志们发言。
    罗：我是坚决拥护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的，特别是在我们党校，不是一般的党校，是中央党校。我们的学员不是一般的学员，都是我党的中坚骨干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学员更中坚，更骨干，让他们相信我们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是三个代表，近八十年来大方向一贯正确，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如果有学员问到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特别是一些负面东西，我们怎样回答？我想，就讲是某些人的失误，是一时一事，我们党也有个学习过程。还要强调个别的机会主义分子，野心家也会干扰我党的大方向，但我们战胜了他们，更说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王：我们党史中的一些史料就是不能对老百姓公开。为什么？不是说群众有知情权吗？对，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党也有保密权。哪个国家，哪个党都有不能公开的秘密，而且不许探听。个人有隐私权，党也有隐私权，不能侵权。我们党的一些隐私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了，肯定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会怀疑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那就乱了。一乱，社会怎能和谐，经济怎能发展，老百姓生活怎能提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8899年那场风波，我们就是不能再讲了，因为说不清，非要讲就是揭伤疤，更疼，还要流血。我们不讲，你们看，这二十年发展得多好。父母不讲，学校不讲，青年人不知道，这对大家都好。还有，59，60，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你要是正式告诉老百姓我党执政时期，三年里饿死三千八百万人，成千上万的村庄成了无人村，哪还了得了！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多，还省事，还省时，还省钱，还不用牺牲自己人。老百姓听了这些非反了不行。所以我们讲党史要有底线，越过底线就犯规，就要受惩罚。习近平同志的意思也是这个。
    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非得要将历史上的事情搞得清清楚楚，加上自己的结论，还非得要出版，要讲课。我们说要向前看，不要再纠缠在历史旧账上了。不说，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人聪明，表现之一就是认识到一个真理“难得糊涂”。在座的各位领导，博导，教授，我们是党校党史教学科研人员，我们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都有了精神方面的财富，有高级职称，有社会地位。我们的物质财富也比二十年前大幅提高，住房，汽车，家电，假期，医疗保障，有存款，丰衣足食，离退休保障，不少人给孩子，甚至孙子的房子都准备好了，你死了单位还出钱开追悼会。我也出过国，到过发达国家，我们在座的诸位的物质生活不比人家差。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党，我们又与党紧密相连，这就叫鱼水情。不就是不让你说点历史上的事吗，权衡一下利弊，还是不说为佳。周总理曾经说过，党内的事，有些到死都不能说。你要是非讲党史上的负面事情，那才叫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一乱，什么都完了，像文革那样。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讲，这也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本来群众也没非要知道一些事，一些党史实情，咱们也不要故作多情非讲不可。
    郭：我就仅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我们几十年来，几代人都知道，都相信我党1934年进行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目的就是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也一直谴责国民党政府，像京剧沙家浜里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不抵抗，假抗日，真反共，委曲求全，为虎作伥”。这些已经深入人心，全国人民也都相信这个宣传。可是现在有的党史教研人员不知通过谁的关系看到了我党11937937年陕北洛川会议决定，当时我党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即不与日军做大规模正面冲突，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扩充队伍，让国民党去和日本人打，两败俱伤，待日本人撤离后，共产党可趁机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时清楚地说明了两点，第一，没有日本侵华，中共肯定会被国民党消灭了，你们一来，国民党只好先放过我们，去打日本人，我们趁机坐大并夺取了政权。第二，我们要感谢日本侵华，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今天，所以我们的感谢是真诚的。大家说说，这两件事能随便就公开承认，让老百姓知道吗？否则老百姓就会说你共产党真会耍阴谋，骗了全国人民几十年，几代人，你中共还有很多事瞒着我们吧？所以，不该讲的一定不能讲，不该承认的一定不能承认。
    韩：有人说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党史非常不好讲。我承认这个。因为要宣传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可是这段时期可大肆宣传的好事不多。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这事也不难做到。我们不是干部，没有党政大权，你有了权，别人不信也得信，不服也得服。我们是教员，是导师，要以理服人，首先要自信。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没被淘汰，随风就势，与时俱进，能做到今天的教授，博导，说明我们有能力适应新环境，完成新任务，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和讲义。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学员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中的精华，他们懂纪律，懂得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且是思想上的一致。他们不会往歪门邪道上想，我们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不会给我们出难题。习校长要我们讲党史要讲主流，49至79年这三十年的主流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听党的话，没有分裂，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为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按照这个主线讲就没问题，谁也驳不倒。具体怎样讲，大家都有不寻常大脑，我相信都能讲好。
    胡：前两年我看到一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说我的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我党当政后维持政权靠的还是这两杆子。文章意思是说，一是靠枪杆子武力镇压民众自发运动，二是用笔杆子造谣，歪曲，篡改，掩盖历史真相。哪个国家维护政权不靠枪杆子？西方国家警察都带枪，用警察代替军队维护政权。我国警察不带枪，形势危急时动用武警或军队，实质上都是一样的。笔杆子这一条，我觉得现在比枪杆子还重要。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人家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不随意相信政客们的讲话，不随意相信各种出版物的观点，大家随便讲。你把执政党讲得再坏，人家选上来的，还是下不了台。你把在野党说得再好，大家不选你，你也上不了台。我们的国情就不同了。建国后，不管我党说什么，老百姓都认为是真理，谁要说党出了错，全国人民都要共讨之，共诛之。这就是我们宣传的功绩，是笔杆子的作用，这个传统不能丢。现在呢，老百姓还是相信，或者叫轻信，信什么？专信那些对我党不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呼百应，然后闹事。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政府公布一些内情，只要有个教授，有个名人举出一点负面例子，大家就相信，他说一句话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说一百句也挽回不了。在这种国情下，就不能给老百姓讲什么我党历史上的，从未公开承认的所谓事情了。你承认一件，他们又拿出十件来问你，你就下不来台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讲下去没个头了，最后变成罄竹难书了。因此我举双手赞成习校长的讲话，他的讲话精神就是该讲就讲，不该讲的就不能讲。
    谢：讲党史离不开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们一直讲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党的思想的主线。1949年以前好说，不管别人怎样质疑，反正我们胜利了，掌握了政权。在错误路线指导下是不可能胜利的，不可能歪打正着，这叫反证法，谁也驳不倒。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怎样讲？有的教员提出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搞革命，搞建设。我看解放初期的镇反，肃反主流是正确的，就是多杀了，多关了，多劳教了不少人。可是没点儿红色恐怖，我们的政权就不会稳定。包括反右，反右倾，四清，虽然搞错了，但是这些运动强化了群众头脑中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强化了谁反对党的领导谁就下地狱的观念。我们的党经过十年文革仍牢牢掌握政权不能说和这些运动没关系。直到今天，你要说某个人反党，保证让他吓得睡不着觉。那些搞所谓民主运动的人，提倡竞选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党。上面说的是国内，下面说说国际方面的事。79年以前我党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批判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我党在毛主席亲自挂帅下发表了九篇经典文章，即“九评”。它们全面，深刻，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我党的指导思想。我们批修，实际上也是给国内干部群众看呢，没人敢反驳，老百姓接受和继承了这些思想，对稳定文革后的局势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你现在把“九评”发给老百姓看就麻烦了，老百姓就会说九评都是胡言乱语，你中共做的比苏修还修一百倍。白纸黑字，咱们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现在的中年人，青年人对这些基本不清楚，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毛主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不要引火烧身，这也是习校长讲话的深层含义。从79年到现在这后三十年就好说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我党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再反过来证明我党的伟大正确。全世界都对我们这三十年都心服口服，说得不太谦虚点儿，全世界都在研究我们，来取经，来朝圣。你国外再把我们说得这不好，那不好，你别来呀，有种的把你们的发展速度和我们的比一比。我们能有今天这种百凤朝阳的局面，不能不说是我党宣传战略战术的伟大胜利，一定要继承下去。
    程：说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49年至79年这段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怎么讲，我们先看一下大政方针。2009年国庆，我们的游行队伍中就有毛泽东思想方阵，我们党和政府的中枢神经所在地中南海大门外墙上的大标语仍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悬挂的还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第一，不能否定毛泽东，他还是我党的伟大领袖。第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战无不胜的，还是我党的指导方针。我们以前总结建国后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警惕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党夺权。现在这些全都不能再讲了。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学员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身份特殊，前途无量。到是我们的教研人员中有人提出这类问题，说什么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三面红旗，中苏论战，四清，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发动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结果都是战无不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我想，第一，不在校内教学中讲。第二，受聘到校外讲课作报告时也不主动讲。第三，如果真有某些不识时务的人提这类问题，不用紧张，前些日子就有人拐弯抹角提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曹教授很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建议组织几个人，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解决它，也算我们的科研成果，将来遇到挑战就可应付自如了，省得闹个脸红脖子粗，下不了台。
    陈：说党史又离不开现状，现状最大的挑战就是所谓的腐败。老百姓一说到党，不说怎样伟大，不说怎样感谢党，张口就说怎样腐败。什么病入膏肓呀，什么盘根错节呀，什么前腐后继呀，中国文字中的负面词汇都说遍了还嫌不过瘾，还要古今结合，中外结合，音韵结合，编顺口溜，创造新名词诋毁我们的党，唯恐天下不乱。从中央最高层都很明确地提出反腐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认为是说到要害了。当然，像有病不治，特别是慢性病，或治标不治本，人也会不死，拖个十年八年没问题。党内腐败是什么病？慢性病，急性病，还是癌症？我想反正不是绝症，但不治的话，它又蔓延得非常快，保守治疗吧，又根除不了，动大手术又承受不了，这是我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非常具有挑战性。要说严惩腐败分子，这个好说，随便找几个干部，肯定能查出问题来，判他个十年八年没问题。但是不从根源上彻底清除，那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说到根源，有些人就两眼放光，说根源就是没有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就可保证人民有选择权，有批评和监督权。有批评和监督就可发现腐败根源，有选择权人民就可以清除它。这些是中听不中用，还是美国那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现在由于时代潮流变了，我们不这样提了，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都一再强调中国绝对不能搞西方民主自由，不能搞三权分立，因为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这个地位和责任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挑战。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君权神授”。不坚持中共的领导，中国就会乱，中国人民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当然，领导人的讲话都没说清楚西方民主自由有什么不好，领导人一般来说都不会详细论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校能存在的理由。这详细论述的光荣任务就由我们党校教研人员来承当了。
    曹：中央领导人提出大政方针，我们就要详细论述，要让各级领导干部不但执行，思想上也要有明确认识，我们中央党校就是干这个的。为什么只有中央常委才能当我们的校长？因为我们的学员就是将来，有些现在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就听中央的，校长直接代表中央，他的讲话才具有绝对权威。中国历史上只有黄埔军校，延安抗大才可相提并论。我们的学员是来学理论的，实际上就是来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的，不是来做学术研究的，给他们发个文凭也是为了回去后好开展工作。学员们都是接班人，管好他们的思想，走在正路上，这是我们的责任。要做好他们的工作，首先从我们做起，要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柳：我觉得给学员讲腐败问题时要非常谨慎。老百姓说我党腐败已经说得都不想再说了，我们的学员听得都不想再听了。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今天，实际上就是以创造财富，积累资本，再创造，再积累为中心。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就是要获取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财产，更多的享受。而且大家都有这个合法权利。捞钱最容易，最快的途径就是勤劳，智慧，机遇，胆识与权力相结合。我党是执政党，各级官员都是聪明人，有魄力，要想发财致富太有条件了。官员们经常明里从政，暗里经商，或让老婆孩子经商发财，更省事的根本不用经商，商人自动就把钱送上来，各方利益安排好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中国抓腐败分子很容易的原因，都不用警察，用不着侦察员，老百姓随时都可拿出证据说谁是腐败官员，而且一挖一大堆，一抓一大片。我们党目前内部掌握的政策就是抓典型，杀一儆百，不能有一个查一个，否则就乱了。全都查，全都抓，再有目前十倍的警察，法院，律师也不够用。再说目前的警察，法院，律师们都干净吗？都查都抓，各级党政机构就没法工作了，瘫痪了，像文革那样了。俗话说“法不治众”嘛。我们对学员讲，当然要强调腐败分子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干部是廉洁奉公的，是主流。这是习校长的精神。实际上腐败也是相对的，二十年前你贪污五千块钱就是犯罪，现在你贪污十万块都不算个屁了。
    主持人：还有人想发言，因为时间关系，座谈会只能到此为止了。今天，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央党校党史教学部的同志们党性特别强，水平特别高，而且完全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把中央的精神准确地融汇贯通到教学科研中去。我还看到，我们的教员和教研环境就是与校外的不同，在领会中央精神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会不断地延续下去的。
    散会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座谈会是内部举行的，我看到有的同志做了记录，请不要外传。因为我校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院校，观点不尽相同，免得出现不必要，不健康的争论，有损社会和谐。博讯辛子陵: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文明史的歧路 ——尹振环著《列宁主义批判》序言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红旗永远降落。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苏联存在了74年；如果从1922年12月30日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算起，苏联存在了69年。苏东剧变后，美国人福山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之终结》，宣告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前苏联各国，好像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对国家的兴亡迟迟没有一个深沉的反思和总结。直至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才打开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时空隧道。遗嘱的权威鉴定人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大•别列然斯基认为：“普列汉诺夫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是深刻、全面和极其客观的；他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垮台的预言惊人地准确；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很现代。”这篇历史文献为我们重新认识十月革命，解决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定位，提供了历史视角和理论根据。中国官方学者对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轻率地判定是后人伪托，一篇代表性的文章认为：“关于社会的人道化和历史的人道化、阶级对抗和矛盾趋于和解、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主义变革的领导者等思想是相当晚的时候才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思想的。这方面的探索是20年代才开始的，而趋同论是50年代前半期才形成的概念，所以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不可能表述出这些思想。” 就在列宁诞辰140周年，中国继续歌颂十月革命、歌颂列宁的时候，俄国人要把列宁的遗体送到北京来。
     在这个历史关头，尹振环先生的《列宁主义批判——对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解读》一书问世，代表了中国学者的理性声音。尹先生借助俄国发表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观察苏联74年走过的道路，并从俄国人的道路，联想到中国人走过的道路，联想到建国之初毛泽东说的“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对，还是不对？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的根本错误，就是超越历史发展规律，要使封建落后的俄国跳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毛泽东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列宁的脚印走过来的，也是这种急性病，只是在破坏的烈度上有极大的发展。《列宁主义批判》一书，既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又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博讯 boxun.com)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年11月29日生于俄国坦波夫省的古达洛夫卡，1918年5月30日在芬兰的特里奥基逝世。他开始革命生涯时，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是最早倾全力于城市工人运动的民粹派鼓动家之一。1882年，他所翻译并由马克思作序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问世。1883年秋，他在日内瓦与阿克雪里罗得、捷依奇、查苏利奇等人创建了劳动解放社，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雏形。劳动解放社是19世纪晚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中心。1895年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在彼得堡出版。列宁认为这本书“养成了整整一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是把马克思成熟思想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人。
    普列汉诺夫比列宁年长14岁，普列汉诺夫创建劳动解放社时列宁才13岁。1897年2月，列宁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区的舒申斯克村。在这里，他结识了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的著名学者普列汉诺夫。他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普列汉诺夫回忆说：“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
    1889年7月，普列汉诺夫参加在巴黎创建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并作了发言。会议结束后，前往伦敦拜见恩格斯，在几乎整整一个星期中和恩格斯就各种实际和理论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从此，普列汉诺夫登上国际舞台。
    1894年普列汉诺夫与查苏利奇秘密来到英国，经常与恩格斯会面，恩格斯让普列汉诺夫利用自己的藏书，其中有他和马克思的著作的珍本。恩格斯常常谈起马克思，把马克思的手稿拿给他看。有一次，普列汉诺夫来访时，恩格斯不在家，他留了一个便笺，其中写了这样一句诚挚的话：“我认为，我毕生的任务就是宣传您和马克思的思想。”
    恩格斯曾对查苏利奇说过：“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
    尹振环教授说：“《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思维发展的崭新阶段，有质的飞跃，这时普列汉诺夫才把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话有深刻的历史含义，是理解《政治遗嘱》的一把钥匙。所谓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列宁信奉和坚持的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信奉和坚持的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普列二人在十月革命初期由分歧走向对立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晚年对共产主义实践性的根本否定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修正

    1886～1894年，是恩格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恰恰是在这一时段，普列汉诺夫两次来到英国。两位把握历史脉搏大学者倾心交谈，互相影响，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被普列汉诺夫完全接受，形成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批判“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武器。
    这一历史时段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恩格斯说：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这话最初出自1886年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恩格斯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不一致主要表现在：青年时代恩格斯坚持“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而“现在”，1886年的他，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如果在这以前你读过许多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记牢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他们生命的十分之七八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支持暴力革命，反对改良主义。他们的主要著作是中年以前完成的。思想转变是晚年的事情。
    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在《法兰西内战》中说：“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恩格斯晚年说：这些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就是承认了这些理论的乌托邦性质。告诉后人绝对不要照此去做，谁要照此去做，不仅绝对无益，可能比无益还要更坏。
    恩格斯的思想转变是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同意巴黎起义。领导巴黎公社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主要是以布朗基为首的布朗基派。恩格斯说：为了“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确信：“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恩格斯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条件：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写于1875年的文件。出于某种考虑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到1891年哈雷代表大会时，恩格斯才公布这个文件。哈雷代表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于1890年10月12-18日在德国的哈雷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主要起草人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新纲领于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被通过，通称爱尔福特纲领。
    恩格斯解释说：“哈雷党代表大会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恩格斯强调他和马克思不是哥达“纲领的秘密创作者”，“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 是不公正的。举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为证，划清马恩同拉萨尔派的界限。恩格斯并没有重申《哥达纲领的批判》一文的主要观点和主要原则，诸如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
    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不仅抛弃了哥达纲领，也没再理会马克思那些批判。由主张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主张以选举为主要斗争形式的社会革命、把股份制当做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把民主共和国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恩格斯以《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代替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的批判》一文，对共产主义理论提出三个重要修正。

    第一个修正：由主张暴力革命到主张议会斗争。恩格斯说：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它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利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个修正：由主张消灭私人企业到主张保留股份公司。恩格斯说：

    “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可以不经过消灭私有制来实现。

    第三个修正：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共和国就是宪政民主，就是政党轮替，就是三权分立。既然不能用暴力夺取政权，就只有在承认宪政民主的条件下，在竞选中取得政权。1890年2月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选票1427298张，占压倒多数，3月20日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恩格斯把1890年2月20日看作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 请注意，恩格斯把议会选举看作是“革命”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这三个修正，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用大半生构建的共产主义理论，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理论体系否定了。虽然他为了表示自己理论上的一贯性，有时还批一下“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是机会主义思想。直到1895年3月，他临终前的五个月，他终于以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以对后代，对人类极端负责的精神，坦诚地、毫无保留地承认：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藉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逝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议会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就有了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是摈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和终极结论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的。庄子说：“始时所是，卒而非之。” 无论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人文学者，对事物的认识和对真理的探求，都要经历这样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过程。

    苏中历史证明：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争论是中前期马克思主义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我们看看列宁写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这是指导十月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他大量引证《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警句，谁能说列宁不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
    列宁及其追随者指责普列汉诺夫是“孟什维克”，是“修正主义”，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来自恩格斯，就在1894年普列汉诺夫在伦敦接受恩格斯的耳提面命的时候，恩格斯说：“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可以说，普列汉诺夫是代表恩格斯在评价列宁，评价十月革命。
    历史是最权威的审判官。苏联模式在世上存在了74年，它给人类文明增加了什么呢？留下了什么呢？它没有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也没有创造优于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在“共产主义”的炫丽外衣下，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全面向中世纪倒退。这就是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历史记录。
    共产主义理论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20世纪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不顾恩格斯晚年的三次忠告：共产主义理论“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而坚持要把被恩格斯明确否定了的共产主义理论变成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政纲，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震撼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列宁、毛泽东以为只要凭借手中的暴力夺取了政权，就能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创造历史。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曾经盲目地自信：“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列宁这篇文章的副题是《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想通过发动群众加班加点、不领工资的办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鼓动很快就失灵了。经过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苏联也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196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美国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4319亿美元）。可见当年苏联统计公报水分之大。这样一种落后的、反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样板，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然也就幻灭了。
    毛泽东也深知，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命线。他在八大的预备会上说：“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17000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17000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他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1957年钢产量是2000万吨，中国是535万吨。1958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9000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40亿人民币，占1958年财政收入的1/10，生产几百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上演了一出劳民伤财的大闹剧。而真正在钢产量上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 2006年，不仅在钢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和美国（2006年中国钢产量41750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25国钢产量19890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钢产量13350万吨），而且在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超过了英国。不过这不是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赶上和超过的，而是按照受到毛泽东严厉谴责、据说可以导致 “亡党亡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赶上和超过的。中国如不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像苏联一样被开除球籍。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阶段，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了饿死五千多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1300万，中国饿死3700万）。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现实性混为一谈，把手段当作目标，殊不知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缺吃少穿，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当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企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扼杀于摇篮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当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了两代人的时段，用先进生产力创造巨额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以抗拒“赤祸”蔓延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社会制度——的致命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共产主义” 外，下层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献、少拿工资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应的票证，“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办法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得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让人民过上像欧美百姓那样富足的日子。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的必然，还得回到在改良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中来。

    暴力催生了改良，改良代替了暴力

    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段歧路，但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普列汉诺夫是辩证法大师，他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哪怕能保住几年政权，那么受害的是俄国及其公民，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则只会得到好处，因为西欧资产阶级慑于俄国的事变，将对工人阶级作出重大的让步。”普列汉诺夫对事变的估计惊人的准确。这一重大让步表现为：欧美等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在人类主流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加进了公平和正义，在分配方式上向工人阶级和弱势群体倾斜，于是形成了第二条社会主义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要推进世界革命，宣称“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到1924年在世界建立了40个共产党。要各党仿效苏联，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而组成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1920年进军波兰， 1921年策动德国革命， 1921年策动蒙古革命脱离中国。这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吓坏了。正是在十月革命道路的威慑下，欧洲资产阶级面对本国强大的工人运动，在要么革命，要么改良之间，选择了改良和让步。第二国际影响下的欧洲工人政党，执行恩格斯晚年的指示，放弃暴力革命，接受改良主义政策。当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同工人政党达成谅解，在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轮流执政，保护私有制但在分配政策上向工人和弱势群体倾斜，共享经济成果。1924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1月22日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组成英国历史上首届工党政府。麦克唐纳任首相兼外交大臣，内阁成员多数是工人出身。工党执政期间，对内通过了“惠特利住宅计划“，增加国家补助金用于住宅建设，还改善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增加养老金和失业补助，废除了保护关税的政策。英国工人阶级切身感觉到恩格斯指示的正确，“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 于是在欧洲国家产生了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这股潮流强大到缓慢地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压迫和剥削愈来愈少，公平和正义愈来愈多。出现了资本家和工人双赢的结局。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说：“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欣羡。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我认为设有必要尝试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互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这是完整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观。怎么能说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不会产生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呢？
    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以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三点修正为纲领，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借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如福山所说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我们不再追求乌托邦，也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邓小平的设计，是真心想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民主转型，当然属于民主社会主义。
     2010.4.29

    此文在2010年总第35期《领导者》杂志发表，标题改为《十月革命的两幅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