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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政治舞台后的江泽民 在做些什么？
(图)
人民网
退休后，江泽民在做什么？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七一社区 作者 詹国枢
几天之前，写了篇李瑞环退休的故事，贴上博客，有些反响。一位同事打来电话说，老詹，我看您还真跟退休干上了！是不是自己退了，这才深有同感呀？为啥选择李瑞环，是否有深意存焉？
我说，老詹退与领导退，完全两码事，哪能一起比？至于此文有何深意嘛，请勿多作联想。偶然看到，随手一写而已。动不动就联想丰富，那老詹只好搁笔，缄口不言了。
朋友笑道，哪里哪里，我也是随便说说而已。挺好的那篇，大家都很喜欢。不过，我给您再出一命题作文，可否写一写江泽民呢？他毕竟是上一届领导核心，党内一把手呀。
我说，这还差不多。这回听你的，再写一篇，江泽民。
提起江泽民，想起一故事。那是差不多二十年前，1991年，我从经济日报下派到河北保定挂职，担任“第八位”副市长。当时，京城时兴挂职，在我前面，还有一从国家计委下去的“第七位”。我在六楼办公，他办公在一楼。
既是挂职，自然很忙，但心却牵挂着北京，随时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那真是一个风起云涌令人心潮起伏的年代哪。转年春天，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对全国各 地党政军一把手们作了一重要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吹吹风，作一铺垫。在讲话中，江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可绝非小事，乃关乎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啊！
过去，咱们中国信奉了也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共产党人不可动摇亦不能更改的信条。如今，却要来个不小的转弯，走上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市场经济道路！这不是天翻地覆，新中国建立四十多年的一次重要转折吗？
意识到这一点，我有些激动，一个媒体人的直觉告诉我，应该立即做点什么！于是，赶快动手，搜集材料，加班加点，信笔为文，撰写了一篇六千余字的长篇述评，还给文章取了一颇有诗意的标题：《市场赋》。
恰逢此时，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老范，新闻名宿范敬宜先生，给我来了一电话：小詹呀，江总书记的讲话知道了吧？中国历史将会翻开新的一页！我们经济日 报决不能落在别人后面！你尽快，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写一篇颂扬市场经济的文章！最好写得长点，写出分量，写出气势，尽快寄来！
我说，要得要得，老范您放心。正好，文章我已经写完，昨天就寄出去了。
是吗？老范哈哈大笑。那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也哈哈大笑，幸福极了。
这就是提起江泽民想起的一个故事。
在那个年代，在咱们中国，发生着多少激动人心的春天和四季的故事啊。
所以，人们不会忘记江总书记。不会忘记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为十三亿人民的幸福安康，殚精竭虑，夙兴夜寐，作出了怎样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如此杰出的一位领袖，退出政治舞台以后，在做些什么呢？
各方查资料，四处搜信息，终于，获知一些江退下后的故事。
江退下以后，回到了他曾经任职的上海。除偶尔到北京（他在中南海保留有一朴素庭院）外，大部分时间呆在上海。他在上海的公寓，距母校交通大学只有咫尺之遥。
江极少公开露面，除非是中央特别重大的活动，如建国六十周年庆典。平时，也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但只须极少的当地领导作陪，尽量不扰民，不影响地方日常工作。
到哪个地方，他还是笑模悠悠的样子，频频招手，还是喜欢幽默，时不时讲讲笑话，并且在讲话中，喜欢夹上一两句他曾经学过的英语，或者俄语。
有时，兴之所至，还会弹弹钢琴，拉拉二胡。
江兴趣十分广泛，爱好古典音乐，喜欢阅读，痴迷京剧。妹妹江泽慧曾建议哥哥，退休以后，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江说，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整理旧故。
江平时喜欢吃豆腐和蔬菜。他说，“清淡些利于健康。”
退下以后，他看上去头发稀疏些了，但依然乌黑，整齐地向后梳着，精神矍铄，体重也减轻了一些。江不无自豪地说，“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接近他的人认为，这应归功于退下来后，游泳健身的时间多了。
据悉，江每天游泳600米以锻炼身体。他说，他可能准备游更长的距离。
……
好了，不再摘引。欲知说情，请看附录吧。
一个和蔼可亲、容易让人接近的老头，一个笑容满面、性格开朗乐观的退休者——这，就是任职两届后主动退出领导职务、曾经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威望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核心，原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江泽民。
应该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和退休制度日渐成熟、日趋完善，我们广大公民的思想也日渐成熟、更善于思索因而也更加理性的现代中国。
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
我们祝福并有理由相信，今后的中国，会比今天更好。
作者简介：詹国枢，四川人，貌忠厚，性温和，复旦大学毕业，八十年代进京，经济日报记者，人民日报新兵，本职工作之外，喜欢信笔为文，既为沟通交流，亦可活跃脑筋，体味写作乐趣，探索智慧之美，忘却困惑烦恼，岂不快哉快哉。
附录：
江泽民简历
生于1926年8月17日，江苏省扬州市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 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 电器专业科科长。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1962年 后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 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任中共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1990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在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出任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 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接受江泽民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自幼喜爱篆刻艺术，读书。
夫人：王冶坪，生于1928年，江苏扬州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曾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文书、副主任、主任，现已退休。他们有两个儿子。（新华社发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7年11月21日）
| 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掠夺欺诈 政府角色极不光彩
2010/10/30 |
作者：袁剑
这是又一个十年的开始。
当人们正匆忙总结中国模式这类宏大主题的时候，中国的底层社会却已低悬着一股暴戾之气。从福建开始，到广东、江苏，山东，直到陕西，一系列的杀童案件，在中 国早已经司空见惯的暴力画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红。如果杀人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杀童，则无疑彻底颠覆了此类无特定对象杀人案件的社会 心理学意义。它驱迫我们去追索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残杀背后，在这个狂欢着的财富时代背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结构？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容易发现，杀人者是社会的弱者，而被害者则是社会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儿童。如此，一条极为清晰的杀人逻辑就立即显示出来：弱者对更弱者， 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蒙昧时期狂热和混乱的屠杀逻辑，而是一种包藏着更加极端也更加残忍的冷静计算过程。显 然，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战争”，是弱者向社会所发动的一场超限战。当弱者无力发动常规战争，而又必须对这个社会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惩罚的时候，选择比他们 更弱者就是更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杀人者成功地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弱肉强食。然而，这种早已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原则， 又何尝不是潜藏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之下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逻辑呢？它又何尝不是深嵌于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表征呢？偶发的、零散的杀 童案件或许可以像精神病专家那样归结为个人的精神问题，但系统的、集中的杀童事件大概就只能归咎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是如何蜕变为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的？
1949 年之后，出于赶超目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目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改革初期，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福利增进，几乎是同步的。因为这一缘故，经济增长为政府在民间开辟了一条新的合法性来源。正是洞悉了这一奥秘，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各级政府唯一的和压倒性的施政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唯一可以短暂共享的意识形态。换而言之，只要能够达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任何手段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鼓励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市场化方式重新组织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大量个人从原来的单位被释放到一个陌生的社会之中。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之中，那些缺乏 政治保护的单位在竞争过程中大量解体。从前托身于这些单位的个人也被迅速抛入了竞争的海洋中。国有、集体单位的下岗职工，以及原来隶属于人民公社的农民成 为这一人口洪流的主体。对于这些个人而言，这虽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自由，但其代价则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从以前单位获得的某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一过 程在心理层面对这些个体的冲击是相当剧烈的。如果强势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更多的是自由的话，那么对于弱势者，在这个过程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无助与孤 独。克服这一巨大的社会心理断裂的办法应该是让他们在新的社会角色中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可以表达诉求的单元，但不幸的是，中国在1980年代之后独特的政治困境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一可能。如此，人数巨大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一个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他们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因而也从心理上被彻底孤立，成为一个个与社会结构完全脱离的盲流。
如果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历史结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的后期直到今天，这个后果则是各级政府刻意维护和推动的。因为有心人发现，将社会粉碎为原子化的单个的个体，无论是在与强大的政府的博弈中，还是在与雇主的经济博弈中，单个个体将陷入极端孤立和弱势的状态。这可以逼迫他们接受所谓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接受生存环境的恶化，因而也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策略非常奏效。这让一些人深信，只要不被饿死，这些人就必 然以某种动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铺路石。然而，动物精神不仅意味对目前环境约束的被迫接受，也同样意味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 将会回归到最为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的暴力，就是这种人为制造的丛林的产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具有动物性的一 面，也同样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在他们对社会的反噬方式上，这种社会性也同样会体现出来。自杀当然是一种抗议，残杀幼童则显然更是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个人表 达。而不愿自杀者，不愿杀人者，就会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最近在中国不断涌现的工潮，实际是一个瓦解到极致的社会在最后的底线上重新被组织起 来的迹象。将社会驱散为一群原子化的个体，虽然有利于管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些个体的悲剧本身却是对道德力量的一种消解。而道义力量始终是一个政 府合法性的最高层面。
对一个将经济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度来说，要实现不断加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种对财富的一元价值观，甚至对财富的贪婪。换言之，除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荣誉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没有财富就没有尊严，就没有生命的意义。以此观察中国最近的三十年，这种财富的一元价值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垄断性的价值观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与我辩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让我折服的微观证据，他说：你去看看每个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你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必须承认，在短期内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微观动力，将极大地推动经 济增长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财富的总量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欲望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富的竞争中，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意者。在一个财富 代表了全部生命价值的社会之中，这些人的生命意义将荡然无存。非常明显的是，在中国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这些财富竞赛中的输家。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像中国一样扭曲，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财富价值观具有如此强大的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所谓中国奇迹的 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显然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疾病的一个致命病灶。
对财富的极度渴望，既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同样可以成为瓦解这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毒品。最后的结果是前者还是后者，端赖于财富竞争的伦 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了掠夺，欺诈，偷窃。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们塑造了最好的范本。竞争的本意是优者胜出，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在中国的财富竞赛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竟次：比谁更能够不择手段，比谁更能够逾越文明社会的底线，一言以蔽之：比谁更烂。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竞次总是比合乎财富伦理的竞争更容易成为最后的赢家。清楚的是，那些无权者，无势者，那些恪守优良道德的人们将非常容易成为这种伪竞争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们的人民：这个社会不需要底线。于是，只要暴力是赢得竞赛的手段，那么暴力就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的精神指向。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教唆角色。我曾经论证，在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增长过程中，越到后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为了维持高速 经济增长，以及这种增长的低成本，中国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仅默许，甚至鼓励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掠夺。无论是对农民土地暴力征收，还是在城市拆迁过程习以为 常的黑社会势力，抑或是城管对街头小贩的合法施暴，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许，这的确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显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 而是从弱势者嘴里抢出来的经济增长。当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暴力的时候，那么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图腾。在这里，经济增长不只是被异化了，而且变成煽动社会仇恨和暴力的渊薮。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积累如山的时候，水面之下的中国社会却变成了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历史讽刺。
一个热衷于经济增长指标的政府，忽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基本职能，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在一代人的时间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历史性的蜕化。对 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民族国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中国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仅放弃了诸多公共品的提供，而且将原来提供 的公共品也偷偷地变成GDP增长的筹码。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了抵御GDP的减速，政府不仅将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资源投入所谓市场化运作。这是政府放弃基本职能的一个典型例证。不过在我看来，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乃是合乎正义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智慧实际上正是洞悉了国家的这一内在本质。
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这些，反而提供了一种充满市侩气息的“闷声发大财”的竞争秘诀，更有甚者，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利润 的掮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增长乏力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政策就越是走向极端。从各地政府招商广告中。所谓“一切为了客商”的标语四处可见。我 的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朋友颇为嘲讽地说：他没有见过对企业如此“亲善”的政府。显然，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扩张GDP以 及充实自己的钱袋子。这样一种极端扭曲的亲商主义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将本应用于社会建设的大量公共资源悄悄地转移给了他们相中的企业，而所谓的 社会的溃败则由此开始。这事实上形成了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系统性的合谋。在这种看不见的合谋中，本应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失踪了。不仅如此，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本 身已经成为一个超级企业，那么一切规则、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资源转移都必须有利于这样一个超级企业的利益。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那么就使用暴力加以强制。非常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种负公共品。
在2007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一轮特大牛市的狂欢时刻时，我曾经判断：“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 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言中。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的麦金利时代，政府也秉承着 一种惊人相似的亲商主义，但后来的进步主义运动证明：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必须在社会和市场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个被政府遗弃，被企业挤压着的社会一定是一 个暴力丛生的社会。在一次饭局上，当聊起中国最近频发的暴力事件时，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含蓄地谈到了他的忧虑，他说，保安公司现在放开了，我准备去注册 一家保安公司。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
在改革开放以迄的最近三十年中，在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博弈过程中失意的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仅没有被安抚，被救济，反而受到主流价值及社会结构上的强烈排斥和抑制，这其实就是隐匿于暴戾中国背后的社会结构。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暴力，每一个国家也都会有暴力，隐藏在暴力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但在中国，如果像某些轻薄的传播学者所归因的那样，只是因为 媒体的传播而导致的示范和传染，那就太过于忽视这背后的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的意义了。我相信，如果有像某些传播学者所说的所谓传染的话，那至多只是传播的 暴力的形式，而不是暴力本身的动机。显然，是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的时候了。 |
辣椒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