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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 <英雄> - 朗朗维也纳演奏实况选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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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够残忍
拿妃子陪葬 打开脑壳灌水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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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里，最残忍的就是殉葬。而用妃嫔殉葬的恶例，则首开于朱元璋。1398年，朱元璋死后，那些还没来得及生育的可怜妃嫔，就被告知要陪皇帝殉葬……直到后代的帝王意识到了这个殉葬制度的不人道，于是才用俑来代替。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推出了一本《古代陵寝》，道尽了明孝陵和古代帝王陵寝的不一样。
殉葬妃嫔怎么死的？有两种争议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的次子秦王朱樉死后，朱元璋就命人以两名王妃殉葬，以陪伴自己躺在地下孤独的儿子。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朱允炆遵遗诏、依古制，凡没有生育过的后宫嫔妃，皆令殉葬。但是当时场面混乱，加上负责此事的官员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已经生育过的妃嫔，也有不少在陪葬之列。“这些殉葬的妃嫔叫朝天女。”
明孝陵的妃嫔、宫女是怎样殉葬的？研究专家们也比较有争议。
第一种说法上吊死的
明史研究专家马渭源就认为是上吊死的。“朱元璋死后，那些没有生育的妃子，都得到了上面的命令，要上吊自杀。”殉葬那天，所有被列入殉葬名单的宫女和妃嫔都被集中到一个屋子。这个屋子里安放了一把把太师椅，每个太师椅的上方都悬挂着七尺白绫。宫女妃嫔们在侍臣和太监的逼迫下，无奈地站到太师椅上，然后将自己的头伸进了那早已系好的套扣……当然，有的宫女会被这样的场面吓呆了，颤抖地坐在了地上，这个时候那些太监都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几个人扶持着，强行把宫女扶上太师椅，然后把那个套扣套在了宫女的头上，随后搬走了椅子。
第二种说法灌水银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宫女妃嫔的体内注入了水银。为了保证陪葬的宫女妃嫔容颜不变，有人想出了一个恶毒的方法，就是在她们的体内注入水银。这个建议被那些执行命令的侍臣和太监采纳，于是他们在给那些陪葬的宫女妃嫔的茶杯中下了“安眠药”之后，这些人很快就睡着了，等到她们一睡着，那些太监就开始往她们的体内注入水银，这样这些陪葬的人就一“睡”不起了。
这种灌水银的死法，马渭源认为，没有必要。“不过，明代文人笔记里面写到，在明代确实有人被灌水银而死的。被灌水银的人，先是被一种中药熏得失去了知觉，然后，在头部切开一块，执行人手持铜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针管，往切开的部位里面倒水银。”马渭源强调，古代文人写这种刑法都是非常意会的，并没有交代细节，但可以想象，这种死法是“惨不忍睹” 的。
殉葬的妃子们埋在哪？
朱元璋的妃子墓到底在哪？“经过考古勘探，朱元璋的陵墓就应该在明孝陵，但妃子墓范围究竟有多大，现在还没勘探出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告诉记者，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当时殉葬的妃嫔有46人之多，宫女达12人。由于明朝正史没有记载，殉葬妃嫔宫女葬在何处，成为数百年来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谜团。
“经过考古勘探，我们在明孝陵西边，也就是现在的植物园内，发现了一组建筑，是一些典型的明代构件，这些构件的风格和明孝陵的风格非常接近。而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专家们在植物园内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墓，这个古墓内出土了很多女性用的首饰，所以，我们认为，朱元璋那些殉葬的妃子，应该就埋在植物园里面。”但妃子墓区究竟有多大？因为不好做勘探，至今还是个谜。
“这种残忍的殉葬制度，一直到明代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才终止。虽然明英宗生前没什么大杰作，但他死前，下了一道遗诏：不要妃嫔殉葬了。这给明英宗的一生画上了美妙的句号。”
明孝陵地宫内也许有森森白骨
“不过，明英宗只是让皇帝的‘性’服务人员不用陪葬了，他以后的皇帝，还是有很多宫女甚至太监陪葬的。”马渭源说，当年北京定陵发掘的时候，考古专家们都惊呆了，陵墓里面累累白骨，各种姿势的都有，现场的果盘、金银珠宝被扔得一塌糊涂。“当时，皇帝入葬后，宫人（包括宫女和太监）就手端着果盘、珍珠、玛瑙以及金银宝贝往陵宫里送，也许是意识到生命危险，宫人们拼命往外走，但这时候，陵寝已经开始封门了。不管宫人们怎么挣扎，都被活活闭死在古墓内。”马渭源说，定陵是万历皇帝的陵寝，这么多的森森白骨，说明明英宗结束的只是不要妃嫔殉葬了，而那些无辜的“宫人”还是得可怜地殉葬，他感慨说，也许明孝陵的地宫里面也有森森白骨，这些宫人也是被“封” 死在里面的。
中南海往事追踪：
江青的心灵扭曲是因十里洋场黑暗造成?
倍可亲
当年在延安同江青结婚时党内许多人便强烈反对可惜未能成功阻止
生活上虽一度满意于江青照顾毛泽东也说她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
江青后来搬出中南海到钓鱼台住尽管事实分居却被一度认为政治上敏锐
江青到处扣帽子毛泽东说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
怒斥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在政治局会上说她混蛋终未能解决四人帮
回顾毛泽东在中南海的生活状态特别是晚年的情况时，不能不讲一下他同江青的关系。由于这个女人后来严重涉足党和国家的高层政治生活，兴风作浪甚至搞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研究者就不能仅从妻子这个角度来看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
当然，江青能够涉足高层政治，是由于她在生活中是毛泽东的妻子，后来虽然长期分居，却仍有夫人的身份。毛泽东曾骂她是“大女流氓”，却又认为她“政治上敏锐”，既讨厌她却又在“文革”中重用，这其中的原委十分复杂，值得仔细地分析
在中南海丰泽园工作过的人多年后讲起江青，几乎无不在怒骂后又摇头叹息，这个女人当年四处横行祸国殃民，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尽数得罪，可是大家那时又对她无可奈何！
粉碎“四人帮”之后，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不过从更深的层次分析，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政治生活中，并造成那样大的危害，既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余毒影响的结果，也是她本人在旧社会黑暗腐朽的生活经历和后来特权地位相结合所造成心态异化扭曲。
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便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自身思想的形成。出生于山东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来就坏，不过她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便充满了旧封建家族的恶劣气息，年轻时又进入当时便是藏污纳垢的十里洋场，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原名李云鹤，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由于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周围歧视，滋生了叛逆和虚荣的双重性格。
成年以后，李云鹤同一个名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后受到过进步思想影响，于1932年在青岛又同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俞启威（即解放后的天津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黄敬）结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应该承认，10几岁时的江青（当时还名李云鹤）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这从她在山东青岛结识和跟随俞启威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也可以得到证明。
江青入党不久，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脱党跑到上海，还办过自首手续，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等人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
自进入上海那个特定的圈子后，艺名“蓝苹”的江青便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层和艺术圈内过着糜烂的生活，成为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当年上海报纸就报道过这个艺名“蓝苹”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丑行，恰恰是她恶劣品质的反映。
在上海演艺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时候，所住的亭子间夜间又经常有男人来往。一次有个男人毒打她，这位“蓝苹”小姐大喊救命，同楼的保姆秦桂贞赶去救护，还受了伤。遇到缺钱甚至没饭吃的时候，秦桂贞也来帮助。江青离开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说：“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如何“报答”呢？全国解放后，江青生怕别人知道她过去的丑行，对秦桂贞虽记在心头并时时注意，却再不来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马上找到吴法宪，让她把秦桂贞抓起
来，一关许多年。如此恩将仇报，表现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写宋代的小说《水浒传》中，曾讲到清风寨官员刘高的妻子被强人劫住准备当“押寨夫人”，幸亏遇宋江救下。结果这个刘夫人事后生怕一度被强人所劫之事外传，发现宋江这个救星后不但不感谢，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来，还想杀掉。这是因为，担心自己名声受损的精神压力，远比感恩的道义负担重得多。江青与古代这种封建贵妇的心理，真是毫无二致！
后来参加审判江青的人曾总结此人的一生品质，那就是：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同乡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过演戏、提问题求教，混到刚刚妻子出走的毛泽东身边，并取得了好感。
像这样一个虽表面有过追求进步表现，却存在着极其恶劣的潜意识的人物，能进入毛泽东身边并于1938年秋成为夫人，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江青是演员出身，结婚后的几年间在文娱活动方面对毛泽东确实提供了一些乐趣。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回忆录里记载，她1940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去看毛泽东时，发现这个新婚夫人对主席照顾得很周到，与个性很强的贺子珍不同，于是还称赞了几句。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拍了大腿说：“刘英同志，你真是了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传啊！”
毛泽东这时讲的“多宣传”，是针对延安的诸多新老同志对此事议论纷纷，希望刘英能做些解释。据卫士李银桥回忆，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确实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身边的一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1947年转战陕北时，大家疲惫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陕北时期，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翻来覆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过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回忆说：“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 打成一片 ，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当时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现出江青品格上极端狭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条件一好便追求享受，并想居于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泽东忙于工作时常常无事可做，便找警卫员打扑克。那时革命队伍中讲究人人平等，没有人有意让她赢。当她打输了时，便称别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为这点事向毛泽东提出要把赢了的警卫员从工作岗位上赶走。对阿姨做针线活一类小事不满意，也是当面训斥甚至发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机关的生活条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风。从陕北到西柏坡后，房间里装了电铃，她也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
事，都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江青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只听她懒懒地指着他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其实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意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回来对李银桥反映了此人“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
对这些，毛泽东当时一再生气地批评她说：“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一些事情上江青还拿出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会撒泼要挟。
据当时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闹，要求马上离开。毛泽东开始和颜悦色反复说不要紧，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
“你当然不着急，到了紧急关头，有人会抬着你跑！谁管我们啊！”
毛泽东气得吼起来，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说：“滚！给我马上滚！”
李银桥等警卫人员都说，江青每逢被毛泽东训斥，往往都是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都要找周恩来诉苦。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调和关系，当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不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其实周恩来对江青一向并无什么好的看法，只是他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背后议论，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经常对这个“三流演员”发些不敬之词。
更糟糕的是，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此刻她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以致于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找个江青这么个老婆也有些后悔，不过他已经是最高领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轻易离婚。对此，李银桥回忆说，在陕北时就有过这么一件事：
“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
对于江青拨弄是非说别人坏话，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说：“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高度机密：
华国锋与叶帅单线联系抓四人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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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粉碎“四人帮”的准备正在秘密进行时，江青一伙正利令智昏地进行着夺权活动，不过这伙过高估计自己的小人，所采取的行动显得十分愚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一个多小时，凌晨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楼住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问题。后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这次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按理说1956年毛泽东便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事上签字，真正遵守毛主席的遗志便应该火化而不要再保存遗体，然而当时在长期神化领袖并搞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照此实行。
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故意躲开，目的是存心找茬儿。如果不保留毛泽东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此事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而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一旦保留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同江青吵过一次。
毛泽东去世第二天，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被指定的值班人员(王洪文的秘书)。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认为情节可疑，便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华国锋。经汪东兴查明情况上报，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通了气，对王洪文不经其他中央负责人同意便向全国擅自发令极感震惊，并立即采取两点紧急措施：
一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二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请示报告。
“四人帮”想在毛泽东去世后立即控制对全国的发令权企图失败，便动用舆论工具。被“四人帮”控制的首都几所高等院校都有活动，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希望她当“主席”。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特大喜讯等。
江青对毛泽东的丧事并不关心，甚至不过问，连应该参加的吊唁活动也不到场。此时她却忙于到中南海“202”毛泽东原住地争夺文件，为便于活动还从钓鱼台迁回中南海住进了代号201号的房子。
9月14日，江青打电话找华国锋大闹一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她和毛远新等人还要参加。这种傲慢地向中央最高负责人发号施令的举动，引起华国锋满腔怒火，当场将江青顶了回去。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一开始，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说明：“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
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也相继明确表示，同意将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碰了钉子，仍不死心。9月17日晚上8点多钟，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在202号的住处，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张玉凤说：“这样我就好办了。”
当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江青回去后，马上给华国锋打电话大闹了一场。
9月16日，“四人帮”根据自身需要，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篇文章里，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遗言”，篡改了毛泽东的原话并大肆宣传。
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拟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稿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张春桥看到了华国锋的这个批示，怕他们的阴谋被戳穿，在这个文件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既定方针”与“过去方针”，看来只是两字之差，意思也相似，理解起来却差别甚大。“过去方针”肯定是已经做过的而且大家都明白的方针，“既定方针”则是已经密定并深藏难测的方针，可以由掌握“遗言”者按自己意愿添加内容。毛远新作为毛泽东去世前的身边的“联络员”，在这里可以发挥很大的能量。
“四人帮”原称“上海帮”，其老巢在上海，“一月夺权”起家的王洪文的小哥们正控制着那里的党政机构。9月28日，张春桥采取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非常措施，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直接向上海市委传话，里面先是说“要提高警惕”，接着竟然说：“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这个“要打仗”的话，实际是张春桥对其党羽下发的动员令。上海方面的一伙人马上加紧进行舆论准备，并向民兵增发枪支，准备必要时采取武力行动。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嚣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相”114张，并从21张8寸样片中选了标准相，指令按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7次修改。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的“座次”名单，以江青当党的主席，王洪文当第一副主席兼军委主席，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委员长。所以他们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相和“历史性”合影。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他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央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王洪文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攻击、影射华国锋、叶剑英等是修正主义。
同一天，江青得意忘形，带着大小随从30余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她不但在苹果树下搔手弄姿地照了穿军装的照片，而且还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时再吃吧。”一语道破了她想尽快登上“女皇”宝座的天机。
这一天的深夜，“四人帮”的死党、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催促写作班子连夜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并匆匆要去。这是“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又一批“炮弹”，准备随时射向夺权的战场。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其中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里的矛头，明显是指向华国锋、叶剑英。担负注意报刊动向任务的李鑫，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华国锋，说明形势危险。
在“四人帮”加紧夺权的叫嚣时，叶剑英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除妖准备也进入最后时刻。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把身边随员都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叶剑英一坐下来，便对汪东兴说：“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接着，他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表明态度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剑英马上表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接着他表示：“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下午和晚间，叶剑英、汪东兴分别单独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汪东兴还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等人到中南海南楼办公室开会，说明了“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
当时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还缺乏认识，对毛泽东的指示一向坚决执行，不过他们也都知道此前“四人帮”受过训斥，而且对江青过去动辄把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成“特务”并进行残酷迫害的恶行早就痛恨不已，只是看在毛主席面上才忍受至今。
毛泽东去世后，中南海内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干部普遍对江青更感恐惧，一些人还在圈内大胆地发牢骚说“毛主席去了，我们也要完了”。如今新的中央领导人能下达抓捕这伙人的任务，正好遂了心愿。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人帮”的覆没，也是江青这个早期品质即坏、后期又心理变态的怀疑狂、迫害狂自掘坟墓的必然结果。
此时，汪东兴向中南海负责警卫的领导们交代了抓捕任务，到会者都十分兴奋，他们马上研究一个方案，确定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在讨论行动方案时，几个人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他曾经让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对这一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这天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到达华国锋的办公室，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他还嘱咐：“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接着又嘱咐：“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这天晚间，华国锋、李先念、吴德、陈锡联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又继续开会。华国锋通报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和10月6日动手的时机，并讲了主要部署，与会者表示一致赞成。随后，他们又研究了解决“四人帮”在北京两个亲信即迟群、谢静宜问题的具体措施。
当时特别强调保密，还有一个上海方面的问题。“四人帮”并非只是一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们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还掌握着部分武力，在北京也有少数追随者，如果措施不周便会造成流血战斗。当然，以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粉碎他们还是有把握的，不过若出现国内战斗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政治上也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因此还要争取以不流血、不开枪的方式解决这一反革命集团。
为此，需要经过精心准备，以突然行动的方式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这次行动，已经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畴，因为江青一伙人登上高位本身就是违反党的组织程序的反常结果，自然也无法用正常的党的组织手续来解决他们。何况这伙人在上海还掌握“第二武装”，并紧张地准备暴力夺权。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这一壮举，从思想酝酿，到定下决心，直至策划行动方案，运筹的全过程，都在高度警惕，绝对保密，铁的纪律等一系列的措施下进行的。就是最高决策者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也是遵纪行事，独来独往，当面约见，个别交谈。在此期间，他们三个人，从未同时会面共同商讨过。
美国一男子收藏人皮灯罩 重约1磅拍卖会偶得（图）
环球网
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乍看之下，它跟任何老旧灯罩没什么两样。在全世界许多满是灰尘的老房子里，这种灯罩比比皆是，然而你会发现它有些怪怪的，伸展开来的羊皮纸状编织物，薄得近乎透明。再仔细检查，你会发现淡黄色材料有奇怪的毛孔，它只会让你联想到一种东西：人皮！
这盏灯的主人马克·雅各布·布森说：“它重约1磅。但是你花越多的时间与它为伴，它在你心中就越沉重。它的外观的确很特别。”
“我们都听说过纳粹时代有关人皮灯罩的传说。多年来出现过不少冒牌货，就是没有发现一个真正用纳粹集中营里犹太人皮肤做成的灯罩。” 但是，如今这个说法或要成立了。
马克后来把一小片灯罩送去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博德科技中心”去验DNA，结果对方寄回来的检验报告说，这是“百分之百的真人皮！”
古董专家也证实，这座灯架的设计属欧洲风格，应该已有60至80年的历史。马克说：“我送去测检，结果证明是真实的。让我觉得很震撼。”
这件可怕的“古董”，是马克的收藏家朋友亨德森送给他；美国发生“卡特里娜”飓风后，亨德森在一处车库举行的二手货拍卖会上买到了这盏灯和灯罩。
知道这是人皮灯罩后，曾为电影《美国黑帮》编剧的马克，开始了一段长达3年、类似CSI的追查之旅。他把这段经过写成了一本新书：《灯罩：从布痕瓦尔德到纽奥良的大浩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