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的三个版本

　　在新江东焚烧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焚烧厂各个工序几乎所有的运转信息。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图）

　　自扫门前雪，解放“东京都”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让都政府扛着。”

　　如果说武藏野市的经验解决了民意反对的难题，那么，地方政府间如何明确垃圾处理责任则是另一个重要话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东京都的垃圾处理都是由都政府来全权负责，随着城市垃圾的逐年增多，都政府渐觉力不从心。改变源自一场官司。

　　在六七十年代前后，东京的垃圾大多被运往靠近东京湾的江东区填埋处理，随着填埋衍生的污染和卫生问题日益突出，加之填埋场越来越难堪重负，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美浓部提出“在城市夹缝中建造垃圾焚烧炉”的主张。

　　当时的东京都政府要求下辖各个区都需要建设自己的焚烧设施，“各家自扫门前雪”，尽管将垃圾推进焚烧炉在当时是日本社会上至政府、下至市民的普遍共识，但这一主张还是遭遇了阻力，引发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垃圾战争”。

　　其中，最强烈的反对声来自高级住宅密集的杉并区，他们认为处理垃圾是都政府的责任，跟杉并区无关。

　　愤怒的江东区居民则坚决反对杉并区的垃圾运进本区的填埋场，喊出了“杉并区的垃圾滚出去”的口号。坚持要在杉并区建焚烧厂的都政府，最终被杉并区居民告上了法庭。诉讼最终以和解而告终，居民最终同意在区内建设焚烧厂。

　　这场官司促使东京都政府重新思考，都政府和下辖各区在垃圾处理上的职责问题。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让都政府扛着。”日本环境省废弃物管理部官员筒井诚二说，“这（杉并区事件）是一个转折。”

　　1996年，东京都政府正式通过法规，明确垃圾处理原则上是各市町村的责任。

　　而东京都23个区的区长们则成立了一个自治单位，即所谓的区长联席会议，下设一个专门的垃圾处理机构，即东京二十三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东京都政府将分管的垃圾焚烧厂全部移交给了对方。

　　十几年来，东京23区的垃圾处理已在一个责任明确的体系中稳定运转，各司其责：23个区各自负责自己的垃圾收集、搬运与资源回收工作，可燃垃圾被送到指定的21座垃圾焚烧厂，而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则送到相应的处理中心。最终的焚烧灰渣等被运送到填埋场，而填埋场则是由东京都政府负责，“东京都政府终于被解放了”。

　　新反建潮，暗流涌动

　　“焚烧厂产生的二恶英并没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

　　焚烧国度，也从不缺坚定的反建派，近几年尤甚。年过七旬的广濑立成老先生是町田市的市民会议（NPO组织）会长，便是一名旗帜鲜明的垃圾焚烧反对者。

　　在广濑看来，占到垃圾总量40％以上的生活垃圾，完全可以在家里直接用厨房垃圾处理机来处理，最终变成肥料。

　　广濑对垃圾焚烧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焚烧厂产生的二恶英并没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现在的处理办法就是把收集装置放在密封的箱子中埋到地下，但危险源始终存在。或许有一天地震了，也将是危险。”

　　随着八十年代新建的垃圾焚烧厂的使用寿命到期，日本大量的焚烧厂均面临重建的问题，而类似于广濑先生这样的新兴反建派并非少数。“不夸张地说，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反建潮。”广濑说。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德岛县上胜町。这里仅有2200人口，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了40％，高达34种垃圾分类的要求近乎变态，每个家庭均配发了厨房垃圾处理机，在居民们的努力下，带到垃圾回收站中的79％垃圾已经实现了资源化再利用，而垃圾焚烧厂无疑显得多余。

　　但是，名古屋大学的冈山朋子博士研究发现，各家堆肥化处理的方式在都市寸步难行，“像东京这种都市，在自己家做肥料，无处可用。如果是送到像千叶县这样可以应用肥料的地方，从法律上来看又是不允许的，因为法律规定，垃圾处理必须在自治体内解决。”

　　冈山朋子一度建议，不要对落后的焚烧厂进行升级改造，而是将其变成集中堆肥化处理的工厂，但这并不比建焚烧厂更容易获得支持。她曾对名古屋和韩国做过民意支持的比较研究，结果令她很意外，对肥料转化厂的支持度，韩国超过了80％，而日本名古屋只有30％。

　　“日本的市民对于焚烧的接受程度很高，相反会认为堆肥有味道，而中国人和韩国人则担心焚烧会产生危害健康的二恶英问题。”她总结说。

　　一烧了之，治本之策？

　　“如果把垃圾推进焚烧炉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没有人会有动力做更费时费力的垃圾分类了。”

　　冈山朋子不止一次提醒前来取经的中国人，“千万别学日本！”

　　“日本焚烧垃圾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了，日本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的政策，都是为垃圾焚烧服务的。”而垃圾的出路更应该在源头减量和循环利用。

　　事实上，日本国内的垃圾处理正呈现着一个看似矛盾的图景：一方面是垃圾焚烧技术的日益精进，对垃圾焚烧的依赖感与日俱增，而另一方面各地探索零垃圾，拒绝垃圾焚烧的呼声从未间断。

　　日本环境省废弃物管理部官员筒井诚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环境省对于任何致力于3R（reduce，reuse，recycle）运动的尝试都是支持的，但具体哪个地方应该实行怎样的垃圾处理方式，应该由当地政府和市民共同商讨决定。在他看来，选择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还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而广濑先生担心的是：现在的垃圾焚烧技术越来越发达，什么都能烧了，会让政府和市民们觉得，把垃圾推进焚烧炉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没有人会有动力做更费时费力的垃圾分类了。他的担心终于变成了事实。

　　塑料最早被划分为不可燃垃圾，是因为1973年东京都在焚烧塑料的焚烧厂的废水中检测出重金属超标。而如今，焚烧技术的进步似乎为将塑料推进焚烧炉提供了安全保证，而节约填埋空间、延长填埋场寿命更是理据十足。广濑先生则坚信另外的逻辑，焚烧炉需要更多的垃圾或许才是根本原因。

　　如今，日本正进入一个焚烧炉改造期。而焚烧炉企业表现出的强大的游说和公关能力，令广濑先生心有余悸，“我担心改建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会加大日本对于焚烧炉的依赖。”

　　环境省的官员对上述担忧的反应则明显乐观：“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已经很高了。焚烧是建立在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的前提上的。”

　　但显然，这与冈山朋子博士的研究结论相左，在她看来，日本的垃圾分类和处理的政策，无不是以垃圾焚烧为中心的，而最终也会受制于垃圾焚烧。

　　照搬了焚烧的日本，也就可能断送了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英国军图 2010/11/07

揭秘：毛泽东提出“三线”构想的深层原因 2010/11/07  　　所谓“三线”，是毛泽东亲自划分的，他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 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按今天的区域来划分，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本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 　　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历时17年，涉及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市，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人民币，先后安排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国国防实力增强、生产力布局改善做出突出贡献。 　　毛泽东为何决意搞三线建设？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决策时是否有过分歧？三线建设实施中遇到多大的困难，以及取得了如何重大的成就，仍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东面，面对的是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尽管他无法确认，到底是打得起来，还是打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选择“有备无患”，他的逻辑是：“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但希望不打。 　　有着浪漫主义诗人情怀的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1964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行。然而，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他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中国政府在8月6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是否已经组织了专案小组，开始了工作没有。 　　美国于8月上旬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主管工业的负责人：“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大家的共识。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同时，他们三人还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说： 　　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报告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六个字的三线选址原则，是周恩来于1964年1月提出的核工业选址原则。林彪将“隐蔽”发展为“进洞”，并写进了中央文件。毛泽东后来提出要“靠山近水扎大营”。 　　“三线”建设最初在高层有过分歧 本来，因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毛泽东提出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开始进行。 　　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中央又召开了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会上，急于扭转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陈云，在会上特别强调： “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同样牵挂百姓疾苦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即兴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与会者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刘少奇却趋起了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得心事重重。原来他是担心这个讲话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他亲自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刘少奇满面春风回到北京，立即给秘书打电话说： “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显然刘少奇并没有掌握毛泽东的心思。其实毛泽东内心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他以他惯常的“不反对”或不表态，来保留内心的不满，以便寻找适当时机来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的这种姿态常常引起一些误解。 　　据深入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陈东林介绍说：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这个设想。他还提出：“三五”计划要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五亿亩。并再次肯定说：“‘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 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3％。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 　　确实，“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的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那次会议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多次插话，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 　　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时打个比喻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关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线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线中的酒泉。 　　汇报到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的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四亿五千万亩高产稳产农田的主张，不以为然地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 　　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确倾注了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 ‘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要像大寨那样，它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的精神。”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总的看法还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刘少奇曾经讲：主席着重讲到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位，第一是攀枝花，其他方面少搞，重点搞攀枝花。邓小平也指出：酒泉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是第二线。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不能到处铺摊子。周恩来也主张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兼顾战争准备和长期建设这两手。他说： “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平衡。”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检查说：“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他又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极大权威，使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思想。从此，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实施过程艰难而漫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为统筹安排三线建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线建设一个“小计委”，全面负责三线建设的规划工作。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一）凡是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用大庆的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主管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二）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他问题，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建设委员会。 　　西南三线的地域包括川、云、贵三省。许多重要项目摆在四川，少数摆在贵州。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三省的建设项目，由三省各自负责。 　　在1964年5月召开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过去曾经出现过只发展沿海，忽视发展内地工业；只强调建设内地，不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这样两种倾向。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不得不大幅度地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西南三线建设迟缓了。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指出：“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睡不着觉。”广义而言，毛泽东这里说的攀枝花，实际上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代名词，而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他讲话的精神实质，是要求加快三线建设步伐。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党中央对西南三线建设抓得很紧，又很慎重，先确定由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以后周恩来总理也亲自领导。1965年，周总理陪西哈努克亲王由重庆到武汉途中，要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在船上汇报西南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周总理作了许多指示，其中特别讲到，三线建设按物资作综合平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省下的建设投资分成三份：一份留给建设单位，一份给建筑单位，一份帮助农民搞“三不四要”（即：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设，坚持延安精神，勤俭节约。要求搞农业用水；要求搞农业用电；要给农民留肥料（粪、尿）；要给农民留泔水喂猪），使农业增加生产。 　　1964年下半年，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和阎秀峰任副主任。还专门成立了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部和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后来，彭德怀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是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西南三线建设。 　　比如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的选择，就是当时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为此，程子华与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加上一百多名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遍历攀枝花、乐山、西昌等18个厂址实地考察，详细分析、比较各个厂址的优缺点。最后选择了攀枝花、西昌和乐山三个厂址。又把三个厂址作了比较，根据科学院负责地震工作一同志介绍，西昌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十级地震。安宁河水库渗水，用邛海水有与农业争水的矛盾。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攀枝花和乐山两地。当时，有的同志竭力主张在乐山建厂，理由是那里人多，土地平坦，接近工业城市。程子华等同志则主张在攀枝花建厂。正好这时李富春、薄一波到攀枝花和乐山两地调查，他们听取了双方不同意见的汇报，回京以后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和听到的各方意见加以详细研究。1965年2月，李富春、薄一波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后指出：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这才最后决定在攀枝花建钢铁厂。在攀枝花建厂的好处是：该地区铁矿丰富；又有较多的煤炭资源；钢铁辅助材料基本齐全；金沙江从中穿过，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靠近成昆铁路，便于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连接起来；紧挨林区，便于木材供应；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好；把工厂摆在高山脚下的坡地上，不占良田，便于建设起一个新的城市。 　　攀枝花钢铁厂确定建设后，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后，提不出铁，炼不出铁，后悔不后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不后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决心。 　　然而，攀枝花地处川西南山区，交通不便，当时，去那里作调查都不容易。先从成都坐飞机到西昌，再由西昌坐汽车到会理，停一天之后，又从会理坐汽车到金沙江的拉鲊、鱼鲊过渡。金沙江的两岸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高山，经过云南省的仁和镇，到金沙江边的渡口，再由渡口坐船而下，一直到攀枝花山脚下的江边下船，爬十几里山坡，才到攀枝花村。在这里了解了攀枝花矿山情况后，往西走上十几里山路到弄弄坪，进行调查研究。回来时是乘船过金沙江，经渡口到仁和镇。金沙江水流湍急，漩涡很多，船一旦卷进漩涡就很危险。早先到攀枝花时，一位工程师就因坐船遇到漩涡而牺牲。 　　三线建设委员会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的副部长们，各部的计划局长、基建局长、设计院负责人，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郭超及其他有关局长到攀枝花现场进行调查研究，用三天时间察看了各厂矿的场址、铁路支线和公路网的线路，用两天时间分别作自己的建设计划，再用三天时间开会，做出了冶金部和各部的以钢铁为中心的综合平衡建设方案。各部门很快做出了初步设计。攀枝花周围都是荒凉、贫穷山沟，村庄既小又稀少，文盲很多，而且每个村里都有麻风病人。据当地人传说：鸡吃了麻风病人吐的痰，人再吃了这种鸡下的蛋，就会传染上麻风病。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恐惧起来，害怕在这里工作。卫生部很快派来一位局长，告诉大家：解放前，麻风病是无法医治的，为避免传染，往往把麻风病人集中起来，关在房内用火烧死。解放后，我国对麻风病已能医治，除病情十分严重的不能治好外，一般都能治愈。现在麻风病院的负责人，多是治好的麻风病人，病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养鸡、吃鸡蛋，没有人传染上麻风病。这种病只能直接传染，不能间接传染。全国除少数几个省外，大多数省都有这种病。这样，才消除了大家的恐惧心理，安下心来工作。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这开满攀枝花的地方，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并视察了大部分地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他把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召到重庆，具体指示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力量；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接下来，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安营扎寨，攀钢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现场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求。兴建起了攀枝花这样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常规武器配套计划提前完成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厂矿。现在这些厂转为军民结合，正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限于当时的认识，对一旦发生战争的飞机轰炸估计过高，因而把一些工厂建在山沟，车间的完整生产过程也分散建设了，造成不能实行生产线的机械化、电气化，多花了投资，也多浪费了设备和材料。 　　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上海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负了支持大三线建设的重任，国家先后向上海下达了三百多个搬迁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迁移方式主要是迁厂、调人、建新厂。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援。在 1964年到1968年间，我国西南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给大三线的建设增加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三线建设“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西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文革”结束后，有些三线建设项目仍在继续完成。 　　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劳动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优秀人才。

辣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