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in Spielberg 钢琴专辑】《A New Kind Of Love》

作者: 王海光（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2009-09-09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无疑是当代中国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它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左倾路线发展到极致的一场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又以全面“左”祸的极端形式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物极必反的起始条件。但“文革史”的研究却举步维艰。在“宜粗不宜细”的框框下，档案不能解密，学术研究就开展不起来，严肃的史学著作寥寥无几；不负责任、胡编臆造的“纪实”类作品却充斥坊间，成为一般读者了解“文革”内情的重要信息来源。这种现象，令人担忧。

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比研究其他历史更加困难。这不仅因为“文革”是一段痛史，与现实太近，政治敏感度强，还因为“文革”中许多会议和事件是没有记录的，档案文献的记载很不完整，太多事件的内情需要依靠当事人的回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知情人大多不愿谈，或不能谈。现在，这些知情人都已进入暮年。当代人如果不将自己在这场大变动中的所知所感所思记录下来，而是听任师东兵、林青山之流的著述谬种流传，这将是对后人、对历史极大的不负责任。毕竟，亲历者在历史现场的切身感知，是后来人很难体会到的。我与阎长贵先生的交往，就是从我们对“文革”史研究的这些共识开始的。

阎先生在“文革”初期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直接服务于江青等人，能够在中枢机要行走，具有历史现场目击者的“证人”身份；同时他又是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学者，把留存一段真实的历史视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努力推动“文革”研究的开展。近年来，他撰写了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厘清了一些重大史实，在国内外学界很有些反响。阎先生的文章恰如其人，朴实、平易、严谨、周密，言必有据，史识高远。朋友们曾建议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方便读者阅读。现在，他和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同事王广宇两人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终于由红旗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是学界的一件幸事。这是一部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力作，值得反复阅读。

近距离观察的视角

《问史求信集》的写作，出于“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的信念。全书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历史史实的考辨；二是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三是对“文革”的反思和认识。两位作者都是“文革”历史的亲历者。阎长贵是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他们不仅得以窥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幕后内情，还曾亲自参与过“文革”初期一些著名事件的处理过程。当年红卫兵小报刊载的“中央文革首长”讲话中，就有多篇阎长贵接见红卫兵组织的讲话。王广宇也参与处理了许多事情，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会议记录稿的惟一还健在的见证者。

在亿万人民仰视“文革”首长耀眼的神圣光环，狂热地聆听来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时，两位作者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可以看到江青、陈伯达这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在台下的日常面目，了解他们真实人格和性情的极少数人。能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是幸运，更是不幸。两位作者虽然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甘为“牛马走”，仍然先后被江青等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在中央“文革”小组一年多的工作，换来的是长达七八年的牢狱之灾。仅就他们的个人命运而言，也足以反映“文革”时期高层政治生态的恶劣。“文革”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发展到顶峰的一场政治运动。毛泽东以个人的“最高指示”号令亿万群众造反，由夫人江青掌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在这种体制下，高层人物的个性因素，如兴趣好恶、性格特点、情绪变化，都会对国家政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要考察“圣意”高深莫测的内情、政坛风云的诡谲，离不开近距离观察的视角。但这种观察视角，又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正因如此，这些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人也就成了一些“纪实”作家的编造对象。林青山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就是以阎长贵为对象的，但情节虚假，谬误百出。现在，作者在书中将自己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特殊经历公之于世，为我们提供了“文革”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口述史料。

客观冷静的立场

本书作者在记录和研究“文革”历史时，能够跳出个人的视域，从更广阔的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去认识这段历史，具有难能可贵的客观冷静立场。

作者著史的立场是否客观，决定了其落笔的分寸和把握史实的能力。这对于当代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人生境遇而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难以超然于物外。在回忆录写作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当事人往往陷入过去的历史恩怨。这样的记述，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免不了文过饰非的遮遮掩掩，其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文革”回忆录的情况更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亿万人民卷入其中的内战，人们在阶级斗争的棍棒驱赶下相互厮咬，很难有全身而退者，只是挨咬和咬人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时下“文革”回忆录的多数作者，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落难英雄”，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在运动中的糗事、错事，把错误通通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有些甚至还移植给他人。可见，如果没有深刻的自我反省，无法超脱过去，是不能做到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的。

本书作者对自己是有深刻反省的。如阎长贵在书中所说，他是抱着“夺取政权没赶上，保卫政权不能够落后”的思想动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也是当时多数运动积极分子的普遍心理。这种心理无疑是纯真的，但在这份纯真背后赫然显现的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烙印。以当时的政治标准看，阎先生属于根红苗正的青年干部，文章曾得到伟大领袖的高度赞扬，是货真价实的时代骄子。所以，他当年信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江青看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代表者”，为能成为“大批判”的枪手而自鸣得意，为能直接服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诚惶诚恐。事后，他反思自己，检讨当年的思想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都是很真诚的。正是由于本书作者具有的反思精神，能够坦然地面对过去，这就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严肃性和客观性。

对负面人物不随意泼脏水

当然，仅仅有自我反省精神是不够的，要做到客观、公正，还必须跳出传统的政治化的历史研究思维。在中共党史学界，长期笼罩着一种“神鬼史观”的写作范式，对历史人物或是神圣化，或是妖魔化，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地图解为一部好人与坏人斗争的漫画。这种历史著作是不会给读者教益的。本书的写作跳出了这种窠臼。作者努力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即便是对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负面人物，也都是如实地记载，并不因他们是坏人而随意泼脏水。胡乔木对国外记者谈及江青为人的残忍，曾举例说：江青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到小靳庄参观，他们的汽车在路上撞死人，江青车都不停，扬长而去。作者经过调查，证明胡的记述有误，澄清了事实。

对历史的负面人物也要实事求是，才能深化历史研究。如在《“旗手”风波》一文中，作者对“文革”中如何给江青冠以“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名号的来由进行了考辨，披露了一段江青不赞成“旗手”提法的独家史料。在《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一文中，作者也考证了林彪不让喊“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史实。事实上，无论是“四个伟大”、“永远健康”，还是“旗手”，都没有得到被祝颂者的首肯，但报刊上仍是铺天盖地地宣传，群众集会仍是山呼海啸般地叫喊。这是那个时代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领袖的个人崇拜、群众的宗教狂热、封闭社会下的夜郎自大、“大民主”的无理性激情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历史清理工作，不仅要看到上层，还要看到下层；看到他人，也要看到自己；看到权贵们轮番上阵的捉对厮杀，也要看到群体无意识的民众心理缺陷，这是需要我们全民族进行深刻反思的。

厘清了许多模糊问题

本书作者兼有“文革”当事人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能够集两者所长，对若干史实进行了详细考证，将当事人的口述采访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厘清了许多以往比较模糊的问题。

作者了解“文革”时期高层政治生活的情况，与江青等人直接打过交道，熟悉他们的脾气秉性、语言特点、行事风格，有局外人不可企及的历史直觉，对文献资料有着到位的把握。而且，他们还有着当年工作圈子的人脉关系，能够联系到相关事件的当事人，可以直接询问和核实有关情况。从书中可知，作者曾采访了汪东兴、张耀祠、关锋、戚本禹、林杰、谢静宜、毛远新等当事人及其他工作人员，使所述事实的可靠性有了保证。

作者对“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梳理，澄清了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因袭陈说的观点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给学界提供了一些新史料和新认识。这里简单列举几例：

1.江青到上海组织写作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经毛泽东首肯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亲自放的“第一把火”。

2．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与江青无关。江青也没有参加5月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些书籍对此多有误记。

3．首次披露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成立、建制和工作情况，梳理了中央“文革”小组如何替代了中央书记处，成为有实权的政治实体的发展过程。

4．提供了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复杂关系的实证。名义上陈伯达是组长，实际上一切听命于江青，地位甚至不如资历甚浅的戚本禹。陈伯达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江青曾为此当面批他，“你是常委，这样讲是推卸责任”。这话抓住了陈伯达的软肋，一针见血。江青在小组飞扬跋扈，甚至把陈伯达逼得要自杀。许多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相继被她投入监狱。

5．陶铸进入中央成为“第四号人物”，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的。后来毛泽东又不满陶铸力图限制“文革”范围的做法，开会批判陶铸，让他靠边站。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利用群众造成“打倒陶铸”的既定事实。

6.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部署了全国全面开展运动的决定。毛泽东的原话是“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196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提法，透露了毛泽东破釜沉舟全面夺权的意图。

7．上海“一月夺权”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张春桥、姚文元是“奉命”回上海夺权的直接策划和领导者。新政权开始使用“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后废止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毛泽东的意思。

8．“四个伟大”的口号并不是林彪的发明专利，而是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共同创造的。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亲自缔造和领导”、林彪“直接指挥”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林彪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参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

9．“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非王力、关锋首先提出，揪“军内走资派”的语言在《五一六通知》就有了。所以在报刊上开始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时，林彪、江青都是赞同的。只是在武汉“七二○事件”后，报刊上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全国掀起了冲击军队的风潮，运动出现失控，毛泽东这才断然否定了这个口号。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了替罪羊。

10．证伪了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传闻。毛泽东当年清楚江青在上海的绯闻，并不在意。政治局限制江青从政的“约法三章”之说，没有确凿根据，不符合事实。

11．澄清了对“文革”时期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一些误读。“文革”初期，毛、江关系是很密切的，江青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看毛泽东。毛泽东亲自给江青改文章，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第一负责人）的重任，一些重大的决策首先告知江青。第一夫人的政治分量甚至超过常委。如：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首先透露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文革”设想；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提出“武装左派”（发枪100万支）。这比“文攻武卫”的提法更严重多了。所以，江青在“文革”初期是以毛泽东的代表身份出现于各种场合的。至于说毛泽东对江青厌恶，不愿见她，是在1972以后的事情。

12．提供了中央“文革”小组以群众运动为名运动群众的一些史实。作者曾参与处理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造反派给陶铸贴大字报、地院和北航红卫兵到西南揪彭德怀回北京、聂元梓率北大造反派到上海串连造反、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等重大事件。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或明或暗地操纵群众组织的一些实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名噪一时的“时代狂人”陈里宁事件。戚本禹等企图把一个精神病患者塑造为反对刘少奇的造反英雄，结果不但政治稻草没有捞到，反而把自己搞得十分狼狈。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文革”鼓吹的“大民主”的虚幻性，所谓的群众运动实则是运动群众。

作者还研究了江青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江青与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关系，江青与子女及亲属的关系等等，使我们看到了这些历史人物复杂的多面性。这种复杂的多面性，不仅在负面人物身上有，在正面人物身上也有，这就是历史。

不可不读的一家之言

《问史求信集》的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对于作者的观点，我们未必都能接受。其中的一些论断，还有可以进一步商榷的地方。比如：作者把青少年学生作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实际上，“老红卫兵”虽是毛泽东亲封的“革命小将”，“革命造反”的急先锋，但只风光了几个月光景，很快就被运动抛弃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真正的依靠力量是军队。这一点，林彪在1967年8月9日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林彪说：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二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再如书中提到，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约见彭德怀谈话，要他到西南抓三线建设，曾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个话虽然流传很广，但出处缺乏根据，其真实性是有些疑问的；又如作者虽然对“按既定方针办”的来历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证明是当事人的误记，但仍沿袭陈说，认为这是“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遗嘱的一条重大罪状。当然，这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无论如何，作者的研究填补了许多的空白，不管是对致力于“文革”史研究的学者，还是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普通读者，这都是不可不读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