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翔音乐合辑

学者徐友渔

采访人：灵子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记者

受访人：徐友渔 哲学学者

时间：2010年9月10日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学术系列丛书“三十年集”收录了30名“50后”学者30年来每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徐友渔的文集名为《与时代同行》。翻看文章标题，从早期的“罗素认识观述评”“与维特根斯坦的三次遭遇”到“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忏悔是绝对必要的”“一代人的使命”,可以明显看出其关注领域的变化。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然而，这些年来他遇到的困惑，却是理性也难以解决的。

>>徐友渔：80年代中国有几个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山头：一个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个是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我所在的是第三个，甘阳、王焱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当初我们这批人真是踌躇满志，研究生刚毕业已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大展身手。我虽然不是聚光灯照着的那个人，至少也是舞台上的一个。我们也画了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蓝图，而且，有些想法到今天来看确实是独到和高明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与个人做学问发挥创造力是完全一致的。

>>徐友渔：90年代初，尤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转型期间的阵痛就表现出来，社会充满不公平、不正义。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有那么多社会问题出现，我再做书呆子就觉得有点没有心肝。要表达社会关怀，只有情怀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深厚的学理支撑。于是，我就从纯粹哲学转成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

>>徐友渔：比如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只是城市人口选举权的四分之一。中国农民的选举权，是制度层面上最根本的城乡差距。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法制早报》（2004年12月2日）。再举个例子，张悟本事件。老百姓知道他是个骗子，肯定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政府在处理张悟本事件时，动用的却是用行政力量，这种力量是非法治的，莫名其妙的人，夜里把悟本堂拆掉了，看起来很严厉，其实却使一些人逃避了责任。比如打黑，表面上是取缔一个坏事情，实际上却带来更坏的事情，就是践踏法治。

>>徐友渔：做学问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根本标志，但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列强尤其日俄侵略之后，苦难深重。中国人由于自己运气不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文明思想学术积累的层面很惨。一般人认为梁启超这样的人多了不起，吹他的学问，我一看学问根本不行。他那么好的文采、悟性，为什么最后做出这个结果？他就是时运不济。中国这么悲惨，他要考虑国家的命运，没法专心致志做学问。我们是在整个国家近现代以来这种不幸的命运里面生存的，这种命运是我们逃不过去的。我明明喜欢为学问而学问，却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学问，放到历史长河中看，实际上刚好体现了中国民族近代以来非常悲惨的悖论。

>>徐友渔：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个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适应新的犬儒主义生活，就要证明这是现在惟一正当的选择，昆德拉适逢其时。

“昆德拉热”，有一个中国知识界没有言明的东西，是因为昆德拉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而且这些资源非常漂亮、华丽、动人。这些人把昆德拉做了一种——未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显是为我所用——解读：所有反抗都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专制的哲学是整体性哲学，整体性的反抗就是专制的哲学，你表面是反对意识形态化，实际是用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要怎么才能与专制的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呢？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

有人提出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有退出历史的权利。” 貌似非常深刻，实际是勇气不够，为打哆嗦的人找了一个借口。

>>徐友渔：要选择信奉哈维尔实际很困难，你宣称选择哈维尔之后该怎么做？会让生活很尴尬。而喜欢昆德拉就特别理直气壮。

>>徐友渔：中国未来道路充满了危险和陷阱。比如，偏激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里面猖獗的东西，民粹主义大泛滥，甚至法西斯主义，这些危险非常现实。如果某些人的那套在中国成功了，中国会走回头路，回到“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的时代。

中国出现那么多社会问题，

再做书呆子有点没心肝

问：你在上海书展的发布会上说，在书斋里做学术是你最感兴趣的，但你却一直在纯学术和公共事务之间挣扎。这种矛盾是从何时开始的？

徐友渔：这种矛盾由来已久。我1982年研究生毕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94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这不是官方和政府的奖，但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它证明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与资格。

去牛津之前，心里很不服气的，牛津又怎么样嘛，咱们不是有北大、清华吗？但去了之后看法很快就改变了。你随便碰到一个人，不是权威，就是学科的奠基人，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体会到，个人的聪明才干是一回事，但更多是靠水涨船高。只要在牛津这样的学校泡一段时间，即便付出的努力跟国内一样多，都会比在国内提高快得多。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管再突出，靠个人努力绝不可能使这一代中国学人的学术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中国足球队有个很好的队长容志行，技术非常优秀，基本上关键球都是他进的。但他表现再好，中国足球队还是输。因此，他放弃球星生涯，自己办了一所志行少儿足球学校。对我来说，也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发挥我自己的原创力，把自己的学术做到国际水平，还是我不做这件事，而致力于使整个中国学术水平有所提高？

问：那在后一种选择上，个人能做点什么？

徐友渔：当然能，只要你想做。80年代中国有几个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山头：一个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个是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我所在的是第三个，甘阳、王焱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当初我们这批人真是踌躇满志，研究生刚毕业已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大展身手。我虽然不是聚光灯照着的那个人，至少也是舞台上的一个。我们也画了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蓝图，而且，有些想法到今天来看确实是独到和高明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与个人做学问发挥创造力是完全一致的。

问：比如呢？我一直很困惑，所谓道德重建、文化重建，到底能做点什么？

徐友渔：这就要分析上世纪80年代的形势了。当时有几个文化路向，一个是杜维明、汤一介，他们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破坏了，要重新恢复。这是非常好的想法，现在的“国学热”就是这个路线。第二个是“走向未来”丛书，他们是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主的一帮人，认为中国历来是受一些不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影响，所以，主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就转移到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当时基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已经全部占领了。汤一介看到国学复兴，金观涛看到中国应该迎头赶上最新的科技潮流，而且在社会科学去运用它，这些想法都高明得不得了，而且要贯穿下去，要翻译和出书。这是一片辉煌的天地，是以前意识形态里面没有的。

我们这批人是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年轻的研究生，我们看到，大家再有眼光，但西方最重要的人文思潮根本没有触及，什么是现象学、什么是存在主义、什么是分析哲学，我们就占领这块。另外一个独到的想法是，不能马上取代现在的意识形态，而是缓慢地从根基上做起。甘阳当时用了一句话：中国二三百年里就是翻译。就是通过西方著作使中国人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使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能够接轨。

这从长远来看，就是提高中国人的思维素质。像我搞分析哲学，就觉得中国人一考虑问题就像中医一样，什么东西都是甘草，都治不好也治不死；什么都是易经，说一也是它，说二也是它。我觉得中国的思路应该改变。我做语言、分析和逻辑，这个学问是最抽象的，但是，对于中国长远来说又是最要紧和最切中要害的。

那时候，我感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天分和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一回事，像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可能，而且自己又置身其中，这样的状态非常好。个人与民族的状态完全是融为一体的，我个人做好了，民族也好了。每个人都煞有介事，整天很忙碌，认为自己肩负重担。

这件事在1989年被打断了。有着无限热情的年轻学者，为中国设计的文化蓝图一夜之间就被粉碎了。

问：事实上，你很快就把注意力转为关注当下社会生活。

徐友渔：90年代初，尤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转型期间的阵痛就表现出来，社会充满不公平、不正义。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有那么多社会问题出现，我再做书呆子就觉得有点没有心肝。

要表达社会关怀，只有情怀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深厚的学理支撑。于是，我就从纯粹哲学转成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

原来的领域很想继续做下去，毕竟已经在这个领域开了个好头，应该巩固这个地位。换一个东西就要重头开始，好像本来已经在一场长跑比赛中跑在前面，再坚持下去很可能拿冠军的，突然又换到另一场比赛，要从队尾开始跑起。这实际是很痛苦的选择。

“为问题而学问”与“为学问而学问”是近代中国学人的悖论

问：那你这种选择能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吗？

徐友渔：北大有个知名学者，曾公开在杂志上点名说：中国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学问做不下去了，或者曾经做得很好但创造力退化了，因此就挑一些轻松的、特别容易在社会上暴得大名的事情来做。他还点了其他几个特别关心社会现实的人，比如《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不顾她最早、最系统、最深刻揭露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事实，认为她不过是个新闻记者，没有学术修养。

我坦率讲，这说法不但非常肤浅，而且罔顾事实。我对死学问有着超出常人的热爱。但人不都是天才，能在多个领域齐头并进的人不多。可能一两年之内你还可以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还可以就专业问题发言，但再过几年肯定不行。我知道学问艰辛，我有这个自知之明。所以，后来这个领域我根本不说话了，所有邀约都不参加。这是我最遗憾的。

问：你是纯粹从学术上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呢，还是作为理论武器，用来分析中国现实？一段时间里，是潜心做学问，还是经常出现在公共舆论平台上发声，你如何做出选择？

徐友渔：这个问题，客观地说，我至今还没有解决。这种选择非常频繁。我搞逻辑哲学出身，是高度理性的人。但是，在碰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却是凭着感觉走。如果某个事件发生，没有人站出来说话，或者没有人比我说得更清楚，我就会觉得有这个义务。

问：比如什么事情？

徐友渔：比如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只是城市人口选举权的四分之一。中国农民的选举权，是制度层面上最根本的城乡差距。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法制早报》（2004年12月2日）。

再举个例子，张悟本事件。老百姓知道他是个骗子，肯定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政府在处理张悟本事件时，动用的却是用行政力量，这种力量是非法治的，莫名其妙的人，夜里把悟本堂拆掉了，看起来很严厉，其实却使一些人逃避了责任。比如打黑，表面上是取缔一个坏事情，实际上却带来更坏的事情，就是践踏法治。

问：你最终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对社会的责任感，还是个性使然，一定要选困难的事情做？

徐友渔：比较准确和客观地说，自己关心公共事务，而且有时很投入，大概有这么三个因素：首先是跟时代有关，如果我在英国、美国那样的平稳社会就不会做这种事；第二是跟人的本性有关，我觉得人生应该充满热情，对是非有比较强的爱憎态度。如果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平淡、无动于衷，就没意思了；第三是我抱定一个宗旨，别人能做的事情我肯定不做，干吗一定要冲到第一线去？

形成这些原因跟个人经历也有关系。小时候家庭条件好些，接触的书比别人多。初中时期开始看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天然对不幸者有一种同情。或者看托尔斯泰，古典人道主义的影响对我很深。我从来摆脱不掉，而且也不打算摆脱。

二者只能选其一的话，我可能还是略偏重社会性方面。为什么呢？我觉得做学问最重要的素质我有，就是那种对思想的洞察力。我做学问很轻松，比如我从来没有进过哲学系，甚至说句不好听的话，每天上厕所拿一本哲学书，就这么看出来了。但我觉得人生要追求全面的价值最大化。有些品质是在象牙塔里没法满足的，比如道德勇气。人在某些专业领域有天分当然很珍贵，但我觉得这未见得是稀世之宝；而正义感、敢于实践的勇气，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缺的。我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我既然做得到，社会又需要这东西，我更愿意做这些。

我觉得一个人只想挑一种比较轻松的、一帆风顺的生活是没有乐趣的。我有很多烦恼、矛盾和内心冲突，但这也许是一个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表现。

问：华师大的许纪霖先生一直关注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他认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从来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怀着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心愿，为问题而学问。

徐友渔：在绝大部分意义上我承认他说的是对的。我们这代人不论自己想把自己说成是怎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动荡，经历过下乡，从基层干起，只说为学问而学问，有点说不过去。另一方面，我研究罗素，他可能是西方哲学家里面最主张为学问而学问的。我与许纪霖说的略有不同的一点在于，至少我能够进入为学问而学问的这种状态。

问：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为问题而学问”与“为学问而学问”哪个更重要？

徐友渔：这样推下去，可以得出一种很深刻的结论。

做学问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根本标志，但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列强尤其日俄侵略之后，苦难深重。中国人由于自己运气不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文明思想学术积累的层面很惨。

一般人认为梁启超这样的人多了不起，吹他的学问，我一看学问根本不行。他那么好的文采、悟性，为什么最后做出这个结果？他就是时运不济。中国这么悲惨，他要考虑国家的命运，没法专心致志做学问。我们是在整个国家近现代以来这种不幸的命运里面生存的，这种命运是我们逃不过去的。我明明喜欢为学问而学问，却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学问，放到历史长河中看，实际上刚好体现了中国民族近代以来非常悲惨的悖论。

真想在这种情况下做学问的，自认为在国内干得很好，到牛津一看就知道自己其实也不行。客观地说，就算我是为学问而学问，大家以为在国内当个博导或者拿了很多国家奖、课题基金，就很了不起了，真正见过大世面之后，才知道自己是根本不行的。

其实，选择哪一头都是很痛苦的决定，这就是民族的命运决定个人的命运。想到这一点还是挺丧气的。我们这种做学问的人也有很强的自尊心，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经常感到惭愧。那些不懂的人看起来很风光，我们心里知道远远矮人家一头，其实心里挺难受的。事情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我在美国，也许跟自己理想中很标准的学者一样了，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有机会当一个美国人或者法国人，尽管我周围很多朋友已经很容易就当上了。

我一点不觉得他们的选择一定比我高明。我觉得一个人接受命运以后最大限度与命运抗争，才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昆德拉为犬儒主义提供了精巧、华丽、动人的思想资源

问：我从书中看到，上世纪80年代时知识分子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徐友渔：我80年代走上舞台，不仅是观察者，还是亲历者，是见证人，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很深层次的东西。比方1989年之后要寻找另外一种新的思想方向和生存方式，那时，昆德拉在中国大行其道。

问：那么，当昆德拉受到知识分子的追捧后，你对他的批评指向哪里？

徐友渔：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个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适应新的犬儒主义生活，就要证明这是现在惟一正当的选择，昆德拉适逢其时。

“昆德拉热”，有一个中国知识界没有言明的东西，是因为昆德拉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而且这些资源非常漂亮、华丽、动人。这些人把昆德拉做了一种——未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显是为我所用——解读：所有反抗都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专制的哲学是整体性哲学，整体性的反抗就是专制的哲学，你表面是反对意识形态化，实际是用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要怎么才能与专制的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呢？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

有人提出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有退出历史的权利。” 貌似非常深刻，实际是勇气不够，为打哆嗦的人找了一个借口。

大概从1990年开始，有两三年，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弥漫着的都是昆德拉。昆德拉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过犬儒主义生活的非常精巧的形而上学的根据。

而且还有精彩的故事。比如武汉的学者到上海，当时朱学勤很夸张地命名为“民间思想群落的互访”。上海人尽地主之谊，在市委一个很高级的礼堂放内部电影《布拉格之恋》。看到苏联坦克进入布拉格，朱学勤就发难了，指着他们问：这种形势下你们怎么还有沉默的权利、退出历史的权利？对方觉得你是在进行道德上的敲诈勒索。我们本来是谈论学术思想上非常形而上、非常高深的退出历史的权利，你现在把苏军坦克入侵的特殊状况拿来问我们，好像把我们放在一个道德上很低下的位置。“民间思想群落的互访”，朋友之间非常动感情的一个活动，最后变成了一场大争吵，不欢而散。

透过这些人事纠纷确实可以看出，一个时代，当压迫到来的时候，当专制机器开足马力显示出其威力的时候，知识分子会有不同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一定要升华成形而上的东西。

客观地说，昆德拉揭露的东西，比如那些西方抗议者作秀确有其事。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不认可昆德拉。昆德拉一方面批评集体性的行动、斗争哲学、激进主义这些东西，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里面继承的这套东西；另一方面提倡的是彻底退出历史，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有没有另一条路？我们马上就发现，哈维尔提供了更好的说法和做法。

问：哈维尔与昆德拉的区别在哪里呢？

徐友渔：哈维尔丝毫没有好莱坞作秀的嫌疑，没有在反抗中鼓吹激进主义、强调整体性口号来对一般人实施道德绑架——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一再要人去签名、游行——哈维尔体现非常本真、个人的东西。他去参加游行集会可能会在中途玩一圈，喝杯啤酒又回来，他参加这种集体活动不是作秀，是有效的。我很少佩服、崇拜一个人，但是，哈维尔确实让我钦佩。他让你看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罕见的人物，自然，率真，不同凡响。尤其是见面时感受到那种洋溢着的人格魅力。

我认为我自己写过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就是《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第一个明确揭示出在昆德拉和专制主义之间有一种可供选择的道路。犬儒主义的人仍然是犬儒主义，别想再用昆德拉作为武器来为自己辩解。

要选择信奉哈维尔实际很困难，你宣称选择哈维尔之后该怎么做？会让生活很尴尬。而喜欢昆德拉就特别理直气壮。

超乎寻常的打击和转型期的诱惑，使得人几乎别无选择

问：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很严苛。其实，学者也是有权利坐在象牙塔里的吧。

徐友渔：当然，谁都有权利这么做，对于知识分子更多道德上的要求或者胁迫是说不过去的。道德勇气只能要求自己，要求别人是很荒谬的事情，就像我年轻时候在“文革”中的教训一样。但是，作为个人，要有内心的真诚。

问：但这个很难判断，你怎么来界定一个人是否真诚地想要献身学术，还是因为怯懦而不愿面对现实？

徐友渔：所以不能有诛心之论。但内心会有一个判断，我熟悉这个群体，我坚信我的判断是没错的。客观地说，对于在民间维权的人，或者在新闻战线上为正义打抱不平的人，与那些大知识分子、名教授，懦弱而只考虑自己名利的人，我内心要尊敬得多。

问：那你认为，作为知识分子，道义是第一重要的吗？

徐友渔：这个问题又很复杂。一个人可以有很多身份，但是，知识分子在说社会责任或者历史使命之前，首先要能用学术成就来证明自己是个优秀的学者。撇开这一点，就像鲁迅说的，成了“空头文学家”。

我是个教授，我必须把学问做好，但我首先是一个公民。公民不但要维护自己身为公民的权利，还要维护其他公民的权利，这点没做好是说不过去的。这点做好之后，另外的事情是锦上添花。这点不做，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必须为社会的进步做点事情。西方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有公民意识，看到不正当的事情总是会站出来。当然他不必牺牲自己。

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道义感要比现在好。这可能是社会已经把这种道义感破坏了。中国的政治迫害太厉害了，就算一个正直的人，也经不起超乎寻常的打击。同时，转型时期诱惑也太多。你如果在道德勇气上退一步，能得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没有这么多诱惑，人总还是有天然的正义感，总是要骂娘、要说话的。现在尤其对于高校的知识分子，威胁和利诱两方面的强度都特别大，使得人几乎别无选择。

问：所以，很多人都期待这一代人从职务上退下来之后会有所改观。

徐友渔：这个期望好像不是太有把握。体制的基因复制能力非常之强，权力的格局会把人改造得非常厉害，制度安排常常比个人受的教育训练重要得多。很多政治家对现实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什么都知道。

问：你的关注和参与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徐友渔：中国未来道路充满了危险和陷阱。比如，偏激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里面猖獗的东西，民粹主义大泛滥，甚至法西斯主义，这些危险非常现实。如果某些人的那套在中国成功了，中国会走回头路，回到“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的时代。

我不是政治家，一定要给出一个图景。作为一个清醒的人，我对现实的危险很清楚，但只要拼命跟这些危险作斗争。未来中国社会是个次好的社会，我也会满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充满了自我怀疑。

资料图：1956年罗瑞卿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文革中高层的很多情况，这二十多年来，已披露公开了很多资料，使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客观全面认识。但，之中，因种种原因，也仍然有一些高层内幕的详情细节尚不为人们清楚，使人们对那些东西只能猜测。不过，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出现，以让人们真实全面的了解文革历史。

这里，是对文革中十个高层人事问题的一些看法与疑惑，仅供有兴趣者参阅。

（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被撤职审查？

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已被国内外都认为是毛泽东选定的中央政治与军队首脑接班人的第二梯队主要成员。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外出视察，都要带上罗瑞卿，甚至回韶山为其父母坟地扫墓，也叫上罗瑞卿同去。

然而，1965年底，罗瑞卿却就做了文革第一个遭遇整肃的中共高官，随后还被划入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

现在能看到的各种资料，都说是因林彪想拉拢罗瑞卿未成，转而让毛泽东同意整掉罗的；而毛泽东因为要借助林彪来搞文革整刘少奇等，不得不违心地满足了林彪打击罗瑞卿的要求。

罗瑞卿平反后所说的一些讲话中，也只讲了林彪想拉拢他（在罗瑞卿看来），所导致的林对他不满的一些事。

但是，当时，不要说林彪凭其地位影响，有没有必要拉拢一个从红军时起就历来比他地位影响要低的部属，以壮其力量之事确否，或林彪敢以打倒罗瑞卿为条件去同毛泽东谈交易之事有没有可能，只从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及其统帅性格，能否出现真要这样去讨好“借助”林彪的情况，都是大有可疑的。

况且，从权力角逐游戏规则的平衡术看，照讲，林与罗虽级别地位不同，但都是毛的部属，而部属之间有矛盾，作为统帅一般是不会很偏袒哪一方的，除非某一部属有重大损害统帅本人的问题。

那么，毛泽东是出于何种原因，决定要整或同意整罗瑞卿的呢？具体详情细节是些什么呢？

资料图：毛泽东与贺龙

（二）贺龙到底是因什么原因在文革中挨整的？

贺龙是十大元帅中，在文革中唯一突遭整肃并惨死于囚禁中者。

另一名元帅彭德怀虽也是在文革中被囚致死的，但彭是因1959年庐山会议老问题再次挨整所致，与文革高层斗争已无关系。

然而，贺龙在文革初，却还是很风光的，他还陪毛泽东一道检阅过百万红卫兵。

1967年初，贺龙突然失宠，并真正被打倒了，还失去了自由与正常生活条件，给囚禁了起来。

其他那些元帅们，除林彪在台上，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罗荣桓早已去世外，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虽也受到一些大字报冲击，但尚无大难。就是所谓“二月逆流”即几位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也没使毛泽东真正以此整他们。

但这贺龙为何却栽了呢？而且还栽得那么惨（他实际是活活让囚禁生活给整死的）？

现在能看到的说法是：林彪要整贺龙，而当时又传出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流言。

然而，林彪要整贺龙究竟是为了什么？

标准答案是“篡党夺权”！

只是这答案太标准了，没有具体细节，没有具体证椐，实际等于没说。

而且，也有些可疑：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便倒了台，可是为何贺龙却并未因此受益，相反，直到1975年才首次为贺龙部份平反？

贺龙在中共历史上，除了作为一位军事诸侯参加了南昌起义，创建并领导了红二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那支力量最小（不足万人）的红军方面军部队外，他在解放军系统中并没有多少部属和势力。解放后，他虽也评了元帅，也是军委副主席之一，但他的工作重心很大程度，却是在他喜欢玩的部门即国家体委。

他的这些情况，表明了他既不会成为林彪篡权的重要障碍（如果林彪真在篡权的话），也更不可能因什么子虚乌有的他领导的“二月兵变”阴谋之事出现，而遭到毛泽东的疑忌，被毛泽东整肃。

所谓“二月兵变”的流言最开始是出自于红卫兵的小报，而起源又因要批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李井泉不仅曾是贺龙的部下，更是西南所谓“三线”战备系统工程的总指挥。当时，那个神神秘秘的“三线”则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当成搞政变搞阴谋的事了。既是搞政变的军事阴谋，当然少不了有贺龙的份了。

可是，对这些流言，毛泽东还不知道其真伪吗？事实上所谓“二月兵变”一事，也从来没有作为官方的什么证椐过。

但，贺龙究竟是由于什么具体原因而惨遭挨整的呢？

在贺龙的平反追悼会上，周恩来沉痛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

究竟是什么事，使周恩来也无法保住贺龙？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鋒、穆欣

（三）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秀才，在文革中是有过红极一时的经历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他们，在文革初期，用他们那很受毛泽东赞尝的笔杆子，确为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立下过不小的汗马功劳。仅戚本禹写的那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就让刘少奇读了气得吐了血。王、关、戚三位也凭其笔杆子才干，在文革中晋升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然而，没有多久，王、关、戚却很快从高位跌落了。还是文革高峰中的1967年8月，毛泽东就让杨成武带人将王力、关锋给抓了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对其“以观后效”的戚本禹，没过多久也被囚禁审查。

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还联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盛大的“百万军民”大会，热烈欢迎从武汉“七·二○”事件中安全脱险的王力、谢富治回京，以示声讨有叛逆行为的武汉军区的陈再道上将。

可是，十天之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十恶难赦的陈再道，却被毛泽东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关锋却在同样是十一天之后的8月10日，在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

根椐现能看到的资料中说，是由于王力于当年8月7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之中，观点极左得很。另外，则是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毁我钢铁长城”。

当时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回忆中，也说了周恩来让他将包扩括上述内容的材料，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批阅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让杨成武在毛泽东住地等一天，然后，第二天，毛泽东才作出抓王力、关锋的决定。开始，毛泽东的命令中，还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杨成武下达他的决定令后，中途，又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让杨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字，说：对戚先再看看，以观后效。

决定王、关、戚下台的情况细节，应该还是比较清楚了。

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让王、关、戚下台呢？

如果说是因对上述王力的“八·七讲话”与《红旗》杂志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言论不满，按常情，毛泽东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指责纠正就是，也可以撤去他们的一些负责职务，也完全属执行正常工作纪律。但，一下子却将他们三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上述理由似不够充份。毕竟，王、关、戚都是协助他毛泽东、为文革进行而推波助浪的干将，是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何况，十天前，中央还将王力作为一个文革大功臣而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大会呀！

周恩来托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材料中，究竟还有些什么内容？是否还有些杨成武现在也不能说的东西呢？

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杨成武送来的那些材料后，不能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权衡一整天？

当时毛泽东能宽容有反中央性质的武汉“七·二○”事件的首要陈再道，为什么他却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对王、关、戚采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断然措施？

为什么毛泽东对处理戚本禹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资料图：1963年国庆节，杨成武（右起）、陈丕显、童小鹏、刘亚楼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四）1968年3月30日对杨、余、傅的突然打击

1968年3月30日，在军队的一次大会上，林彪直接出面，宣布了军委的三个决定：（1）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并予以审查；（2）审查北京警备区司令傅崇碧；（3）逮捕法办空军政委余立金。

指控杨、余、傅三人的共同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与“搞右倾翻案风的小爬虫”。

现在已知道，傅崇碧是因为一些包括鲁迅文稿等档案材料的存放问题，无意中得罪了江青所致；而余立金则是因与空军司令吴法宪有些矛盾，而加上又有人检举证明他在“皖南事变”中有叛徒行为，而林彪是支持吴法宪的，故顺势将余立金撸了下来。

相对来讲，整这二个人还是顺便的“小事”，真正的大事是将杨代总长给撤职、审查。

在文革开始端掉总参谋长罗瑞卿后，就由杨成武担任了代理总长。文革的头两年中，毛泽东看来是很相信杨成武的，到哪儿去视察，都带上杨，他有什么指示，也经常由杨负责代为传达，并且，杨经常以中央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处理地方与军队内的文革问题。然而，为何却突然一下子又给打倒了，还被囚禁起来（长达六年！）？

对此，杨成武在说到这事时，也只说是林彪想拉他，他却并不想做林彪集团的人，而只愿服从毛泽东指挥，因而，得罪了林彪，才招来此祸。如同罗瑞卿总结的那样。

但是，这些说话，却不能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即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任何重大的人事任免，均须由毛泽东才能决定，而不是由林彪所能说了算的。没有毛泽东的同意首肯，谁敢撤杨代总长的职？！

毛泽东为何要撤免杨成武，还将杨打为阶下囚呢？不知道。

现在没有什么资料披露这方面的情况，连杨成武在回忆中自已都没说清楚，或是不愿意说。

当年，给杨成武安的另一个大罪名，是所谓“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名，大树（杨）自已的权威”。这个罪名，当然是属于“莫须有”之列，当时就是连老百姓也都不相信。因为，人们起码的常识都知道，凭他杨成武那始终头上还顶个“代”字的总参谋长之份量，哪里够得上“大树”自已的份儿！杨的上面离毛泽东的地位还差多少级台阶呀？！杨成武有这胆吗？！

这罪名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让杨成武垮台了呢？

资料图：陈伯达

（五）毛泽东为何突然要整倒陈伯达？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文革中期召开。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以中央文革组长的“功臣身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成为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五人常委之一。当时，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常委，被称为最革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将要领导中国人民若干年，以早日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仅仅一年多时间，1970年8月，陈伯达就从这个最革命最强大的“司令部”中被开除出来，而且还被冠以一个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一落万丈堕入到那可怕的秦城监狱。

导致陈伯达倒台的公开原因，是陈伯达于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小册子，在会内到处宣传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天才，由此，鼓动到会的中央委员们拥护毛泽东出来做国家主席。结果，毛泽东不但不称赞陈伯达，反而怀疑陈想与林彪集团结盟，搞什么阴谋，因而，“龙颜大怒”，亲自动手又写了一张内容极夸张、语气则愤怒之极的大字报（也是文革中毛泽东写的第二张大字报），指责陈伯达有“炸平庐山之势”，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们”，不懂马列，是“政治骗子”。

结局是，庐山会议一结束，陈伯达便被关了起来，没有任何过渡形式。

毛泽东的疑心，固然是陈伯达倒台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大师级人物，难道会就凭陈伯达那些充斥了书呆子气的活动，而对其施以如此沉重的打击？甚至连给其稍稍过渡一下（如撤职、降职等）的喘气机会都没有，便直接将他从“最高的司令部”而打进监狱？

从延安时起，陈伯达就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对于陈的书呆子气，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早已熟知，为何对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举动，毛泽东就这么大的火？而且至毛泽东在六年后的1976年去世，毛泽东都始终没有作过对陈伯达可以网开一面的批示。而在1974年后，毛泽东对罗瑞卿、杨成武都给予了宽恕，放出来，安排工作。

陈伯达到底还有些什么事，惹得毛泽东至死也不愿原谅他呢？

陈伯达在自已的回忆中，对此，他也莫名其妙得很。

资料图：康生

（六）康生称病内情有没有其他玄机？

康生注定是一个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谁让他从进入中共领导层后，就长期从事领导特科、情报、锄奸、安全、审干方面的工作！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已众所周知，勿庸多言。

但，自陈伯达在1970年8月倒台后，康生便不太在公开场合露面了。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虽坐着轮椅出了一下面，并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之一，但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已基本没有他指手划脚的痕迹了，直至1975年12月去世。

文革十年，康生在中途却似乎歇了下来。

现在资料都说，那是因他病重所致，无法再在政治舞台上演“党阀”主角了。

但，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西省委书记之一的刘俊秀有一个多少多少“想不到”的讲话，被揭露出来，并遭批判。其诸多“想不到”之中就有一条：“想不到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老会从此甩手不干！”

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令陈伯达倒台的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

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似乎揭示了另一个历史真相：康生在文革后期主动隐退，并非全是疾病所致，而有可能与陈伯达的倒台有关。当然，不是他康生本人受陈伯达问题牵连，因为，在中共“十一大”上他仍任要职。

也许，是他对毛泽东将他为数不多的“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这一做法很不满，“兔死狐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的。

但，这个观点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佐证，而仅仅有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

不过，刘俊秀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他说的东西应该不会全是空穴来风。

另外，毛泽东与康生的关系，显然比与陈伯达的关系要深一些。

自在延安时，康生在毛泽东与王明的较量中，就敏锐地不再支持王，而坚决转到毛的这一边起，康生就成了毛泽东的一员能干与甚至可以推心置腹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当年，江青就是由康生出力撮合给毛的，并且在其他政治局同志不赞成此桩婚事时，康生则极力支持了毛），而康生的工作性质，更使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康生比毛泽东还小五岁，但毛泽东在文革时的公开场合下，有时都称之为“康老”。可见二人关系的特殊。

陈伯达那个书呆子做做事可以，但他一直就不可能与毛泽东建立象康生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批陈的庐山会议的大字报中气愤地说：“我与他（指陈伯达）共事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很好地配合过！”

因而，陈伯达触犯了毛泽东，毛当然就会极为不满，但康生若在毛面前耍一点小脾气，毛泽东则可能会以大度之态处置对待。康生在毛泽东面前似乎有这个本钱。

资料图：毛泽东与林彪

（七）林彪事件

林彪问题是文革中最令人震惊、至今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大事件。

这些令老百姓们疑惑不解的问题，大致有：

（1）象林彪那样一个已身患重病怪病而大部份时间只能坐在黑房间里的人，一个连文件都不想看，而只能勉强让秘书先读给他听听而已的人，一个甚至要在颠簸不停的汽车里才能睡着觉的人，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五·一”晚会上连稍坐久点时间都不舒服而要离开的人，一个因病而几乎对生活都没有多少兴致了的人，会不会还能对高层权力有着疯子一样的欲望？

（2）林彪篡党夺权、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证椐，如果，排开那些只有工作职责联系上的关系、矛盾，而不是用现在的观点来推断的事，还有些什么可以更有力可以说服人的证椐呢？

在有关林彪罪证的材料中，除了那些描摹古人话语如“克已复礼”之类的条幅外，还有两样东西被列为重要证椐：

一张林彪亲笔写的手令，内容是“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

还有一张则是从黄永胜处缴获的纸条，内容是“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几个字。

“宇驰”即周宇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立果”则是林彪的儿子，时年27岁，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至于这孤零一张“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的字条，究竟要办的是什么事？是不是就肯定就如罪证材料中所说的“搞政变”的命令？

而那“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的纸条，可以理解为黄永胜准备执行林彪的“一号命令”。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那所谓“一号命令”，也就是准备与苏联打仗，而要将中央一些老同志（包括正在“审查”的一些老同志），如陈云、朱德、李富春等人，与有“问题”的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人，安排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的那回事情，并不是林彪搞政变的命令。

（3）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与他那帮少壮军人、所谓的“联合舰队”们，搞的那份《571工程纪要》，确是对毛泽东本人与文革等很多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抨击，确也具有1924年间日本青年军人推翻文官政府而搞军国主义政变的那股味道，他们也确将日本海军的“江田岛”精神奉为楷模。

但，他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表明的很多观点，实际与下层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青年人想法一个样，只是在改变社会的具体做法设想上有区别。

但，林立果等人的行为，与他父亲林彪及其集团有没有直接联系呢？

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全貌材料。

至于《571工程纪要》这一文件，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行动纲领与指令，而基本都只是一些政治抨击与观点的集合。林彪垮台后所下发的其罪证材料中，说《571工程纪要》中的“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恐怕有点牵强。

（4）“九·一三”那天，林彪究竟是如何登上三*戟飞机的？他究竟是不是想叛逃？这飞机究竟原先是打算飞哪儿？

只有事情的动机才能说明事情的性质。

椐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说，是他哥哥，在其母亲叶群的协助下，将林彪强行弄上飞机的。

而林彪飞走后，其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却毫无所知，还协助周恩来采取空中管制措施等。这，象是一个在搞政变的样子吗？

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些什么资料，可以帮人们清晰地解开这些谜团。

资料图：王洪文（左一）

（八）毛泽东是如何选定王洪文当中央副主席的？

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时年39岁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竟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成为了中共第三号领导人，并即刻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对此，相信包括当时全国造反派的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以及国内外所有的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们，都一定个个瞠目结舌，大出意外。惊奇万分。

王洪文究竟是以什么条件，成为了毛泽东再一次选定的中共领导的接班人？

或者说，毛泽东是以一些什么标准，选了王洪文来做他百年之后的继承者的？

是想选一个造反派头头，以便保证以后能将文革开辟的这个新政治格局延续下去？

但，为什么全国除上海以外，却又没让其他省（区）的造反派头头们也照此体制格局，也一一安排做省（区）委书记、副书记？相反，当时，很多造反派头头不仅没有进入掌权者行列，而且还被关在监狱里，或戴着“反革命”“516分子”等罪名，尚在另册。既只选了一个王洪文做接班人，而并未让全国的造反派头头都一一在各省各地接班，以形成一个造反派掌权的体制，这就说明，“造反派头头”并不是毛泽东的选拔标准。

是想选取一个有魄力能担大梁的人，以保证毛泽东百年之后，中共领导能顺利交接班，而不会处于一个“血雨腥风”的环境中，且能将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时，为保持已由造反派一统的安定局面，他率领“工总司”在总体文质彬彬氛围的上海，就敢以武力断然镇压反对派“上柴联司”。那一幕，当时毛泽东不仅通过电视直播全部目睹了，而且，对王洪文在此事中的果敢决然性格，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这只是王洪文能入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还不是充份条件。因为，象有王洪文这种能力的造反派头头，全国能找出不少。

关于毛泽东如何选定王洪文的详情，至今未能看到全面资料，而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散落在各种书报上。

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后，其短处显现很多，因此，1975年，毛泽东便让他退了一下，而让邓小平出面主持中央工作。但，对王洪文仍寄厚望，找他深谈，要他多读书，不要与江青等到人混得太密，要注意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处理好关系，告诉他已是中央的领导人了，而不仅仅是上海的书记，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等等。

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这一次选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又是一次看错了人。

历史也已提供机会让王洪文自已证明，他显然不具有做统帅当领袖的才干。

如果王洪文真有几刷子有几手的话，中国的历史则将是另外的一些画面了。

蒋经国、金正日都能顺利接班，而王洪文却反成了阶下囚，这之间，不谈政治性质，应该还是有个能力问题。

（九）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中，究竟要定谁接任中央主席？

毛泽东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按当时那种情况看，列宁、斯大林、胡志明去世都有遗嘱，毛远新又天天守在他身边，毛泽东无疑也会有一个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临终遗嘱的。只是，至今，中国的老百姓们一直没能看到那份东西。西方港台的媒体上虽然经常抖出一些毛泽东“临终遗嘱”之类的文章，但，其可信性其文风都令人不敢相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当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说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的“临终嘱托”，给人一种似乎是毛泽东临终遗嘱的意思。但，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你办事，我放心”那纸条，从逻辑上讲，不会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嘱。

但，不知为何，官方至今也没有公布一份正式的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以正视听。

毛泽东在其临终遗嘱中，有可能会指定谁做他的接班人呢？应该是王洪文。

这个判断也没有直接证椐，而只一点间接的信息。

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发下来的批判材料中，有毛泽东早就批评“四人帮”的一些话语。其中，有一段批江青的话：“江青有野心”“她想要王洪文去做（人大）委员长，而自已当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不可以理解为：王洪文本是安排当党的主席，江青却想自已坐上去，而要王洪文去改做人大的委员长。

当然，这只是从逻辑上的推断，至于毛泽东究竟指定谁当他的接班人，还待真正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布之日，才可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