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崩溃”试读：通往成功的路线图 在教育过程中，有两种扮演不同角色的参与者： 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从教师那里汲取知识。事实上，每一个胸襟开阔的教师都会发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挑战教师的假设和发问教师从未考虑过的问题，从而将知识传授给教师。最近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本科部开了一门课，在探讨社会如何回应环境问题时，被本科生们的学习热情深深激励，一再发现教学相长的道理。实际上，开那门课是为了尝试介绍本书的材料，当时我已经完成了几个章节的草稿，正在构思其他部分，因此还能做些改动。 我在第一堂课探讨的是发生在复活节岛上的人类社会的崩溃，即本书第二章的主题。我讲解完后，学生们开始进行课堂讨论，他们提出一个看似简单却让大多数人深感困惑的问题： 在这个地球上，为什么有的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在知道严重后果的前提下还将所有赖以生存的树木统统砍倒。还有学生问我岛民在砍倒最后一棵棕榈树时会说些什么。其后每当我在课堂上讲解其他的人类社会时，学生们总是会问： 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有多少次是有意为之，又有多少次是无心之过?他们很想知道若百年后如果还有人类存在，那时的人们是否会惊诧于今日人类的盲目无知，就像我们惊诧于复活节岛民的盲目无知那样。 为什么有些社会会毁于他们自身做出的灾难性决策呢?这个问题不但使我的学生们感到惊奇，而且也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难以理解。考古学家约瑟夫·泰特在他被广泛引注的《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对于因自然资源的枯竭而导致环境崩溃的观点提出怀疑。他的理由如下：“关于这些社会没有采取任何修正措施而坐以待毙这个假说是有问题的。复杂社会的特点在于集中决策、信息流量大、各部门高度合作、上下级之间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以及资源整合。这一构架基本上有能力应付生产力的波动性与不足，虽然它并不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设计的。事实上，因为有了这种行政组织和分配劳动力及资源的能力，复杂社会才能够很好地克服不利的环境条件(参见Isbell[1978])。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何最终还是分崩离析……当复杂社会的执政者看到资源基础日益恶化时，应该采取理性的手段寻求出路。另一种假设是他们在灾难面前无作为是因为寄希望于神灵。” 泰特的理论指出，复杂社会不可能由于管理环境资源失败而招致灭亡。然而，从本书探讨的诸多例子来看，显然这种失败一而再地上演。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类社会会犯这种错误? 约瑟夫·泰特和我在加州大学的学生都注意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 即社会群体决策的失败。这个问题当然和个人决策失误有关。个人也会做出错误的决策： 缔结错误的婚姻、选择错误的投资和职业，以及生意失败等等。但群体决策失误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群体成员的利益冲突和群体动力等。因此，群体决策这一复杂的主题无法只用一种解释来说明所有的情况。 没有预见危机 这张群体决策失败路线图的第一站是： 问题发生前，群体因没有预见危机而铸成大错。对此相关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缺乏处理同类问题的经验，因此嗅觉不够灵敏。 最佳例子是19世纪80年代英国殖民者将狐狸和兔子引进澳大利亚。今天我们知道殖民者将这两种外来物种引进澳大利亚后，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冲击(详见第十三章)。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物种是英国殖民者费尽苦心才最终引入进来，而非无心之举，如微小的种子藏在进口的干草中，或是生命力旺盛的外来野草独自生根发芽。狐狸来到澳大利亚后，许多本土的哺乳动物都成了狐狸的盘中餐，这是因为那些哺乳动物是在没有狐狸的环境下演化而来，所以不具备抵御狐狸的能力。与此同时，引进来的兔子在澳大利亚不但与牛羊抢夺草秣，还与本土草食哺乳动物争食，并在地下挖掘打洞。 以后见之明来看，我们会认为这实在是愚蠢至极，殖民者苦心将狐狸和兔子引进澳大利亚，现在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来弥补损失，控制这些动物的数量。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引进新物种经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你抵达澳大利亚和美国时，移民局官员首先会问你有无携带任何植物、种子或动物，免得这些动植物入境后大量繁殖，造成祸害。大量的经验使我们学会预测引进新物种的潜在危险(但非每次都成功)。即使是专业的生态学家，也无法预测哪些物种的引进会成功、哪些会招致灾难，以及有些物种在某地可以存活，其他地区则不可以。因此毫不奇怪的是，19世纪的澳大利亚人不像20世纪的人经历过外来物种造成的灾难，所以无法预见引进兔子和狐狸的后果。 在本书中，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过一些人类社会由于缺乏经验，所以无法预见即将到来的问题。例如，格陵兰的维京人无法预见十字军东征会重新打开欧洲与亚洲和非洲的贸易路径，使得该地区的象牙能够输入欧洲，从而影响到格陵兰海象牙的需求；他们也料不到海冰会愈积愈多，并封锁通往欧洲的海路。同样，由于科潘城的马雅人不是土壤科学家，所以不知道大肆砍伐山坡上的树木会引发水土流失的问题，土壤最终被冲刷到谷底。 然而，以前的经验并不能保证社会因此具有预见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有些经验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有些社会能够依靠文字将发生过的事件事无巨细、一一记录下来，相形之下，没有文字的社会缺乏保存过去事件细节的方法。例如第四章提到的查科峡谷阿纳萨兹社会，在12世纪受到大干旱袭击之前，已经几次经历过类似的灾难。然而，过去的旱灾年代久远，发生在12世纪那代人出生以前，而阿纳萨兹人又没有文字。因此，即使发生同样的灾难，他们仍无法事先觉察到。同样地，古典时期的马雅低地在9世纪深受旱灾重创考验，而事实上这一地区在几个世纪前曾经历过旱灾(参见第五章)。虽然马雅社会有自己的文字，但只用来记录国王的丰功伟绩和天文历法，没有气候方面的报告。所以马雅虽然在公元3世纪经历过大旱灾，却无法帮助马雅人在9世纪预测到旱灾的发生。 在现代文字社会，被记录在案的事件当然不仅局限于国王或行星，却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因此吸取以前的教训。我们都是健忘的人，如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一两年内，美国人对耗油量大的汽车避之不及，但不久我们就将这段经历置于脑后，开着SUV休旅车到处转。20世纪50年代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市出现严重的旱灾，促使市民们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地管理水资源，但很快他们又故态复萌，兴建需要大量水的高尔夫球场，肆意浇灌自家花园。 社会为什么无法预见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错误类比。当我们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情况时，通常会拿过去熟悉的情况与之对比。如果新旧情况的确类似的话，倒不失为好方法；但是如果只是表面相似，则会非常危险。例如公元870年，维京人从挪威和英国移民到冰岛，前两个地区的土壤都是由冰河形成的黏质土壤，哪怕上面没有植被覆盖，也不易被风吹走。当他们来到冰岛，看到树木与挪威和英国的大同小异，因此以为是同一种土壤(参见第六章)。然而不幸的是，冰岛的土壤并非由冰河作用形成，而是火山爆发被风吹过来的灰烬。一旦维京人们将林地清除，开辟牧场，裸露的土壤很容易就会被风吹走，由此冰岛许多地方的表土很快就遭到侵蚀。 没有觉察问题 决策失败路线图的第一站是没有预见问题，下一站则是没有觉察已经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失败至少包括三个在商业界和学术界都很常见的原因。 首先，有些问题的根源难以察觉。例如肉眼无法分辨土壤的营养成分，只有依靠现代化学分析才能得知。在澳大利亚、芒阿雷瓦岛和美国西南部等许多地方，土壤中的大部分养分早在人类定居之前就已被雨水冲刷殆尽。人们初抵这些地方后，就开始种植庄稼，作物们很快耗尽土壤中残余的养分。尽管土壤养分尽失，但植被通常还能继续存活，这是因为生态系统中大部分养分都留在植被中，而非土壤里，因此植被被清除后，养分也随之消失。澳大利亚和芒阿雷瓦岛上的第一批居民无从得知土壤养分耗竭的问题；某些地下深处盐分过高地区的农民也无法察觉土壤盐渍化的问题(如蒙大拿东部、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挖掘硫化矿石的矿工同样不知道矿区地表泾流内含有毒的铜和酸性物质。 另一个无法察觉问题的原因在于远程管理，任何大型社会或大企业都可能存在这种问题。例如蒙大拿地区最大的私有林场和林业公司的总部并不在蒙大拿，而是位于400英里外的西雅图。由于公司的主管不在现场，因此不了解林场内野草问题的严重性。善于管理的公司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通常会定期派经理去现场察看。我有一个朋友长得人高马大，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他为了解学生的想法，经常跟本科生们一起打篮球。失败的远程管理的反面就是成功的现场管理。生活在小岛上的蒂科皮亚岛民和山谷内的新几内亚高地居民之所以能安居乐业，部分原因在于千年来他们对社会赖以生存的每寸土地都了如指掌。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察觉到已经发生的问题，最常见的情况可能是问题发生得非常缓慢，上下波动很大。当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全球变暖。我们已经知道近几十年来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主要是人为引起大气变化造成的。然而，全球气温并非每年都比上一年升高001度，而是上下起伏，每年都不一样： 某年夏天气温比上一年高3度，次年夏天又升高2度，下一年的夏天则下降4度，再下一年夏天又下降1度，接下来的一年升高5度等。由于这种变化上下波动大，且无规律可言，必须观察很长一段时间，去除种种干扰信号，才能得出每年平均上升001度。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前大多数气候学家还在怀疑全球变暖一说的真实性。即使在我提笔写下这几句的时候，美国总统布什仍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提出我们应该对此做更多的研究。中世纪的格陵兰人也遇到过类似的困难，他们无法确定气候是否正在越变越冷；同样，马雅人和阿纳萨兹人也判断不出气候是不是变得更为干旱。 政客们常用“悄悄变化的常态”一词来形容隐藏在干扰信号后面的缓慢变化。如果经济、教育或交通等问题发生得非常缓慢，我们便很难察觉到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而“常态”的标准也在不知不觉间有所变化。这种斗转星移的变化总要等几十年后，人们才会意识到今非昔比，而习惯的常态已经大不如前。 另一个和“悄悄变化的常态”相关的名词是“景观失忆”，由于景观年复一年一点一滴地变化，50年后人们已经不记得当初的样子。例如全球变暖导致蒙大拿的冰川和雪地慢慢融化(参见第一章)。在1953年和1956年，少年时代的我去蒙大拿的大洞盆地过暑假，此后直到42年后的1998年，我才再次重访这个地方，而且每年都来。在我少年时代关于大洞盆地的记忆里，即使是盛夏，远山也永远是白雪皑皑。我还跟两个朋友在一个周末爬上梦幻般的雪山。由于42年来我再没见过在上下起伏的气温中渐渐消融的夏雪，1998年，当我重返大洞盆地时，发现白雪已经快没了。到了2001年和2003年，则完全消失殆尽。我问住在当地的朋友是否注意到这一变化，他们几乎都没觉察到这件事。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只和前两年作比较，“悄悄变化的常态”和“景观失忆”使他们很难记得20世纪50年代的景象。这种经验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很难注意正在发生的问题，等到发现时，一切都已太晚。 理性的恶行（1） 群体决策失败路线图的第三站不但是最常见、最令人惊讶，而且出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因此需要用最长的篇幅来讨论。社会在察觉到问题之后，并不像泰特以及几乎每个人所认为的那样尽力补救，而是通常无动于衷。 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将这一问题归咎为人们利益冲突时产生的“理性行为”。也就是说，某些人认为损人利己没什么不对。科学家用“理性”一词来形容这种行为，正是因为它是正确推理的结果，虽然在道义上应受到谴责。这些行恶者知道自己不会被制裁，特别是在没有相关法律约束或法律执行力不够的情况下。这种人通常只有少数几个，深受巨大、确实和即时利益的驱使，工于心计，而蒙受损失的确是大众。获利者觉得很安全，因为将损失分摊到不计其数的大众头上，每个人只有一点，不足以形成向获利者清算的冲动。即便挑战成功，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也不确定。这类例子包括所谓的“不正当补贴”，即有些产业依靠政府巨款扶持，才具有经济价值。例如美国的渔业和制糖业，澳大利亚的棉花产业(政府承担棉花田的灌溉费用，对其进行间接补贴)等。所以为数不多的渔民和农民竭尽全力争取谋生的补贴，而损失方(所有的纳税人)却没有什么声音，因为这笔钱不过是他们上缴税款里的毛毛雨。在某些型态的民主体制下，一些拥有影响力的小团体特别会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如美国参议院内来自小州的参议员，或是以色列一些具有制衡力量的小教派，然而这在荷兰的国会系统中几乎不可能出现。 “理性恶行”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对我自己有利，对你和其他人都没好处”——换句话说就是“自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蒙大拿，大多数人钓的是鳟鱼，少数人喜欢钓梭子鱼，这是一种会吃其他鱼类的大鱼，并不是蒙大拿西部的本土物种。那些人为了钓梭子鱼就偷偷将梭子鱼放入蒙大拿西部的湖泊和河流，对当地的鳟鱼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一事件的受益者自然是喜欢钓梭子鱼的人，而损害了大多数钓鳟鱼的人的利益。 另一个受害人更广、损失金钱更多的例子与蒙大拿矿产公司有关。在1971年之前，蒙大拿的那些矿产公司倒闭后一走了之，任由含铜、砷和酸性物质的废水渗入河流中，这是因为当时蒙大拿州政府并没有法律规定矿场关闭后矿产公司必须清理环境。虽然蒙大拿州在1971年通过了相关法律，但矿产公司发现他们只要把高价值的矿石挖掘出来，然后宣告破产，便可省掉清理环境所需的大笔费用。结果5亿美元的环境清理费用落在蒙大拿居民的头上。矿产公司的总裁知道如何钻法律空子，为公司省下一大笔钱，用来发奖金和高薪，而把清理环境的负担转嫁给社会。这类例子在商业界数不胜数，但也不像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士所认为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会在下一章探讨企业在追逐利益的前提下，如何应对政府规定、法律和公共态度，以及不同的结果。 利益冲突产生的某种特定形式是广为人知的“公有地的悲剧”，这类问题与“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密切相关。设想这样一个情景： 很多人都在利用共同拥有的资源，如渔民在公海捕鱼，牧羊人在公共牧场放牧，如果每个消费者都尽可能地利用资源，其后果是公共资源会因过度捕捞和过度放牧而减少或枯竭，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一无所得。因此，为了共同利益，大家都应该有所节制，不过度利用资源。然而，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律规定每个人所能支配的资源数额，那么所有人都会这么想：“要是我不去捕鱼或者不让我的羊吃草的话，其他人就会去做，因此我没有必要约束自己。”因此，正确的理性行为是在下一个消费者到来之前大肆使用，尽管其后果可能造成公有地的破坏，从而影响到每个消费者的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逻辑已使很多公共资源遭到过度利用或破坏，而其他受到保护的公共资源则可能再使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5万年来，在人类居住的海岛和大陆，许多重要的海洋鱼类由于过度捕捞几近消亡，一些大型动物(大型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虫类)濒临灭绝。然而，也有很多地区的鱼类、森林和水资源得到良好的保护，如我在第一章所述的蒙大拿的鳟鱼和灌溉系统。在这些令人高兴的结果背后，有三种方式能用来保护公共资源，使其可持续利用。 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法是政府等外在力量的介入，不管是否由消费者邀请而来，强制实行资源配额，如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和大名、安第斯山区的印加皇帝、16世纪德国的君主和富有的地主对伐木的掌控等。然而，这一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实际(如广阔的海域)，很可能造成管理和管制费用过高。第二种解决方法是资源私有化，也就是说把资源分配给每个人，分配到资源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势必谨慎管理。在日本幕府时代，有一些村子自身拥有的森林就是采取这种管理办法。但是，有些资源无法分割(如迁徙的动物和鱼类)；再者，拥有这些资源的个体不比政府的海岸警卫队或警察，很难凭个人力量赶走入侵者。 理性的恶行（2） 理性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还包括短视近利的主要消费者与着眼于长期利益的社会整体之间的矛盾。例如当前的跨国伐木企业大量砍伐热带雨林，他们通常和一个国家签订短期租约，然后在租期内将林木砍伐殆尽，接着转向另一个国家。伐木企业支付租金后，为了利益最大化，当然是林木砍伐得越快越好，然后弃种植林木的条约于不顾，转战下一个阵地。马来半岛大部分低地森林、婆罗洲、所罗门群岛、苏门答腊的森林已经相继被毁，如今菲律宾的森林正在遭到破坏；而不久的将来，新几内亚、亚马逊和刚果盆地的森林也将不保。对此，获利的是伐木企业，而给当地人带来的则是灾难。他们不但失去森林资源，还必须承受土壤侵蚀和溪流沉积物增加的后果。对森林所属国而言，不仅失去了生物多样性，而且动摇了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如果伐木企业拥有一片林地的所有权，那么就不会有短期租约带来的利益冲突，这些企业希望能够一直开采林木，自然会对林地进行长期规划。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民面临类似的困境。当时军阀分为两种，一种是占山为王的“坐寇”，掠夺一番后至少会给农民留下足够的资源供他们下次再来搜刮；而“流寇”则更加恶劣，到处流窜，随机扫荡，就像上文所述的那些签订短期租约的伐木公司，将一个地区洗劫一空以后，再转往另一个地区。 还有一种理性行为产生的利益冲突是当权的决策者与社会其他人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由于这些当权者不必替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图谋私利，无视其行为是否会伤害到他人。这种恶行以多米尼加独裁者楚吉洛和海地当权者为代表。然而在今天的美国，这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住在由栅栏围起来的房屋内(参见图36)，自顾自喝着瓶装矿泉水。例如安然公司的主管挪用公司财产，中饱私囊，伤害了所有股东的利益。 有史以来，自私的国王、酋长和政客无论有作为还是无作为，通常都是引起社会崩溃的罪魁祸首，其中包括本书讨论过的马雅国王、格陵兰的维京首领以及现代卢旺达的执政者。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她的《愚蠢进行曲》一书中分析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灾难性决策，从古希腊的木马屠城记，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廷的独裁激起了新教的兴起，再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决定采取无限制潜水艇战(引发美国宣战)，以及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也同样引发美国宣战。正如塔奇曼所说的：“引起政治愚行的首要力量就是权力欲，也就是塔西佗所说的‘所有热情中最罪业深重的一种’。”在这种权力欲的支配下，复活节岛的酋长和马雅国王要求人民为他们竖立比对手更大的石像和石碑，因此他们才会一而再地加快砍伐森林的速度，而不是去保护它们。他们被困在竞争的恶性循环中，如果哪位酋长或国王为了保护森林，而只竖立一个小石像或石碑，就会被人嘲笑，甚至地位不保。这就是攀比短期内的名声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灾难性的价值观 前面几页提到的例子说明的是社会之所以不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是因为某些人能从这些问题中获利。与理性行为相反的是，不愿意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也有可能归咎于“非理性行为”，即对每一个人都有害的行为。当个体心中的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常常会产生这种非理性行为： 如果一件坏事有利于我们紧紧依附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巴巴拉·塔奇曼以“一错到底”、“木头脑瓜”、“拒绝从负面信号下结论”、“智力停顿或迟钝”来形容这种普遍的人类特征。心理学家们则用“沉没成本效应”来描述相关特征： 如果我们已经为一个政策(或股票)投入了很多，因此不愿意轻易放弃。 宗教价值观往往深入人心，因而可能成为灾难性行为的诱因。例如复活节岛上大规模砍伐树木多半是出于宗教的缘故： 巨大的石像是岛民膜拜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惜砍伐树木用来运输和竖立起那些石像。与此同时，9000英里外，在另一个半球上，维京人正在格陵兰岛上追求基督教的宗教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加上对欧洲人身份的认同，以及保守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紧密相连、互帮互助，共同生存了几百年。这些良好的特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获得成功)同时也阻碍他们对生活方式进行变革，向因纽特人学习生存技能。要不是这样，维京人可能在格陵兰岛生存得更久。 现代世界还有很多世俗的例子，表明我们深深信仰的价值观也有可能不合时宜。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继承了养羊、生产羊毛、高估土地价值、对英国的身份认同等传统，最后在偏远(除新西兰外)的地方建立起一个第一世界的民主国家。直到现在，澳大利亚人才渐渐承认他们尊崇的价值观也有不好的一面。现代的蒙大拿之所以不愿解决矿业、林业和畜牧业造成的问题，是因为这三大产业曾是蒙大拿的经济支柱，代表蒙大拿的拓荒精神和特性。蒙大拿的拓荒者们崇尚个人自由和自给自足，因此不愿意接受政府的计划和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决心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将环境问题视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会犯的错误，结果导致中国陷入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卢旺达人视大家庭为理想的生活型态，这在儿童死亡率高的年代当然是不二的选择，但也导致了今日人口泛滥的局面。我认为正是早期的价值观使得当今第一世界的国家们对环境问题采取对抗的态度，而对于这些价值观，他们没有再重新检视。“统治者或政策制定者死守他们最初的理念”。塔奇曼如是说。 当一个人在决定是否摒弃一些与有悖于生存的核心价值时，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到什么时刻，一个人又会视个人生命于不顾呢?现代世界，有数百万人面临这样一个抉择，为了活命，是出卖亲朋好友，屈服于独裁者的淫威之下?还是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国家和社会有时也会面临类似的抉择。 所有这些决定都含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经常无法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会带来毁灭，而摒弃这些价值观又能否带来生存的希望。格陵兰的维京人以基督徒农民自居，实际上他们也决定情愿为基督教献身，也不愿像因纽特人那样活着。最后，维京人输了这场赌博。当五个东欧小国面对气势汹汹的俄国军队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于1939年不战而降，而芬兰在1939年到1940年间，浴血奋战，最终保全了国家的独立。匈牙利人在1956年打了败仗，失去了国家的独立。谁能说哪个国家的选择最明智呢?谁又能预言只有芬兰才会在这场赌博中获胜? 其他非理性的失败 在价值观冲突之下，有些社会可能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会设法去解决或不去解决问题。在问题尚未引起重视前，普遍的非理性动机包括大众通常会厌恶第一个察觉问题、抱怨问题的人，例如塔斯马尼亚的绿党最先抗议将狐狸引进本地。如果抗议者上一次发出的是个错误警报，那么大众就会轻视后来的警报。就像《伊索寓言》里牧童屡次空喊“狼来了”，等狼真正来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他。这时大众会推卸责任，说这是别人的问题。 有些非理性地拒绝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通常是由个人短期和长期目的的冲突造成的。卢旺达和海地的农民，以及当今世界还有几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为明天的食物忧愁。生活在热带暗礁地区的穷苦渔民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不惜用炸药和氰化物来捕捉珊瑚礁鱼(殊不知偶然也会炸掉暗礁)，显而易见，他们正在摧毁将来的生计。政府也是如此，经常短视近利，只看得到眼前的问题，只有当大灾难即将爆发时，他们才会去关注。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和本届政府关系密切，2000年全国大选后他去华盛顿拜访，发现新任的政府官员大谈所谓的“90天焦点”，也就是只讨论未来90天内可能发生的大麻烦。对于这种非理性地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行为，经济学家们理性地把它称之为把未来利益“打折”。可能会有人争辩道，今天用掉资源要好过留到明天再用，理由是今天利用资源得到的收益可用来投资，利息累积起来将十分可观，所以今日利用资源创造的价值要高于明天利用资源创造的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恶果将由我们的后代来承担，而他们在今天既没有投票权，也不能抱怨。 对于非理性地拒绝解决问题这一行为，还有一些推测出来的解释。在短期决策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叫做“从众心理”。当个体身处大规模的团体或人群中，特别当他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他会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支持群体的决定。尽管当他单独一人思考时，可能会反对这一决定。正如德国剧作家席勒所言：“任何人单独时都是明智理性的，当他成为群体的一员时，马上就变得盲目。”历史上有不少运用从众心理的例子： 中世纪晚期，欧洲对十字军的狂热；1634年至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热”达到顶峰；周期性爆发的吊死巫婆事件，如1692年的塞伦镇巫婆审判；以及1930年代，受纳粹宣传影响，迷失心智的疯狂人群。 还有一种出现于群体决策过程中、类似于从众心理的行为是埃尔文·詹尼斯提出的“群体盲思”，它的人数规模比从众心理小，相对较为冷静。特别是指一个高度凝聚的小型团体(如猪湾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顾问团，或越战期间约翰逊总统的顾问团)，在种种压力条件下必须做出决定。而压力和对同伴的支持与认可的需求，可能会有意压抑怀疑和批评，共同沉浸在错误的观念中，仓促达成共识，最后做出灾难性的决策。从众心理和群体盲思都可能只运作数小时，也有可能长达数年，那么在长达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对付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一些灾难性的决策是否也和从众心理或群体盲思有关? 就非理性地拒绝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最后一个推测的原因是“心理否认”，这一专业名词原本用于个人心理学，现在也扩展到流行文化。如果有件事情让你深感痛苦，那么你可能会潜意识地压制或否认这种感觉，以免引起痛苦，尽管忽视这种感觉实际上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类经常遭到否认的感觉有恐惧、焦虑和悲伤。典型的例子是刻意忘记恐怖的经历，或不愿意去想配偶、子女或好友正濒临死亡，因为那样的念头令人感到痛苦。 失败的方案 最后，即使社会已预见危机、察觉问题，并努力去解决，结果还是失败。这可能是由如下几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导致的： 问题的困难程度超过我们现有的解决能力；有解决办法，但代价过高；我们所做的努力太少或为时已晚。有些努力成效甚微，甚至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澳大利亚引进蟾蜍用以消灭害虫，或美国西部的林火扑救。许多过去社会(如中世纪的冰岛)不像我们今日拥有丰富的地质学知识，能较为自如地应付环境问题。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 例如第八章所提到的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生存了4个世纪后终究难以为继。残酷的现实是，在过去的5000年里，格陵兰气候寒冷、资源有限，因此对人类而言，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维京人败北之前，美洲土著曾在此地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但最终还是消亡了。因纽特人依靠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格陵兰生活了700年，但举步艰难，经常有人饿死。现代的因纽特人不愿再像以前那样使用石器和狗拉雪橇，也不想划着皮筏子出海用鱼叉捕鲸鱼，而是希望依靠外来的技术和食物生活。当前的格陵兰政府尚未发展出不依赖外援、自给自足的经济型态。格陵兰政府也曾试过像中世纪的维京人那样在岛上饲养牲畜，但最终放弃养牛，对那些生活艰难的养羊农民则提供政府补助。从这些例子来看，维京人在格陵兰岛遭遇的失败并不令人惊讶。同样地，美国西南部阿纳萨兹社会的失败也可被视作由于生态环境恶劣，不适合耕作，因此阿纳萨兹人欲想建立长期的农业社会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 当今社会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有害物种的引进，它们一旦落地生根后，通常很难被消灭或控制。例如蒙大拿政府每年必须花费一亿多美元来对付乳浆大戟等外来野草。事实上并不是蒙大拿政府不想斩草除根，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乳浆大戟的根长达20英尺，无法用手拔除，必须用专门消灭野草的化学药剂，这种除草剂每加仑便需800美元。澳大利亚为了控制兔子的数量，试过种种手段，如篱笆、狐狸、射击、挖土机、多发性黏液瘤和杯状病毒等。直至今日，仍在努力之中。 希望的迹象 人类社会和规模较小的团体都可能因为下列一连串原因而做出灾难性决策： 无法预见危机；没有觉察到已经发生的问题；不去着手解决已经察觉到的问题；虽然努力解决问题，但没有成功。本章开头提及我的学生和泰特都难以相信社会竟然任由环境问题变本加厉，最后导致社会自身的消亡。现在，在本章结尾处，我们已经能够识辨出导致社会消亡的种种原因。我们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发现某些熟悉的群体正是由于上述某种原因而导致失败。 社会显然并非总是失败。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活到今天，或者过着13000年前石器时代的生活。不过，那些失败的例子还是值得记录在案，本书由于篇幅有限，只能挑选几个社会来讨论，无法像百科全书那样一一点评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类社会。此外，第九章也特别探讨了几个成功社会的例子。 那么为什么有些社会会成功，而有些则失败了呢?当然部分原因关乎不同的生态环境，而非社会自身： 有些地方的环境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例如严寒孤绝的格陵兰岛上的生态环境要比维京人在挪威南部的老家来得恶劣。同样地，干旱、孤绝、高纬度和低海拔的复活节岛不如岛民们的故乡大溪地更适合居住，那里环境湿润、与外族往来便利、靠近赤道、海拔高。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如果我声称这种环境差异是导致社会成败的惟一原因，那么给我扣上不受社会科学家们欢迎的“环境决定论者”的帽子实在不足为过。事实上，虽然各个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先天条件有所不同，但社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自己的行动。 为何有些团体(或领导人)会走向失败，而有些却能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论题。例如同样在干燥、寒冷的环境条件下，为什么印加帝国的造林行动能够成功，而复活节岛民和格陵兰的维京人却会失败呢?虽然部分原因在于个体本身，但我仍然希望本章的讨论能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导致失败的可能因素，并尽量避免它们。 从美国对古巴两次截然不同的处理双方关系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了解失败原因的重要性。1961年春，美国总统肯尼迪与其顾问团作出错误的群体决策，向古巴的猪湾发起侵略，不但大败而归，而且还引发更加危险的古巴导弹危机。正如埃尔文·詹尼斯在《群体盲思》一书中所指出的，猪湾事件体现了几个容易导致群体决策失误的特点，例如全体一致的错觉；对异议者施加压力；领导者(肯尼迪)有意将讨论向一个方向引导，以减少分歧。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处理危机的还是肯尼迪和他的同一批顾问团。此次他们小心谨慎，避免“群体盲思”再次发生，集思广益，讨论成果甚丰。肯尼迪总统要求发言者大胆质疑、自由讨论，并且分小组各自商议，有时他还故意离开会议室，避免自己的意见影响他人的判断。 为什么两次古巴危机的决策截然不同?最主要在于1961年猪湾事件后，肯尼迪痛定思痛，也要求顾问团深刻反省，找出上次决策的问题所在。所以1962年，当他与顾问团商议决策时故意改变了讨论的方式。 本书详述了复活节岛的酋长、马雅国王和现代卢旺达的政治领袖等诸多领导人，终日沉溺于争权夺利之中，没有发现社会潜在的问题。当然，除肯尼迪外，也有其他很多成功的领导人，有勇有谋、胆识过人，赢得我们的钦佩。但是还有一种领导人能够防微杜渐，将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由于当时问题尚未明朗化，这种领导人在行动过程中经常遭到批评或嘲笑，但他们还是不畏艰难，坚持己见，最终也赢得了众人的赞赏。如日本早期幕府时代的将军，远在日本落入复活节岛那样寸草不生的地步以前，就开始控制伐木；多米尼加的巴拉格尔采取强制手段保护环境(不管他出于何种动机)，使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西两边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蒂科皮亚的酋长由于猪会破坏田地，所以决定把它赶尽杀绝，尽管猪肉在美拉尼西亚社会属于高级食品。中国的领导人在本国人口像卢旺达那样过分膨胀之前，就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其他令人钦佩的领导人还有德国的前总理阿登讷等其他西欧国家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决定牺牲本国利益，敦促各国联合起来，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此将再次爆发欧洲战争的风险降到最低。我们不应该把全部的喝彩声献给这些气魄过人的领导人，那些有胆有识的民族也应该赢得人们的赞赏，如芬兰人、匈牙利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等，他们敢于挑战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当它变得不合时宜时就将其舍弃。 这些气魄过人的领导人和有胆有识的民族让我心生希望。因此我相信，虽然本书的主题看上去悲观灰暗，但实际上这是一本乐观的书。就像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和1962年那样，我们只有深刻反思过去失败的原因，才能知道如何改弦易辙，更正错误，从而走上成功之路。(参见图32)第十五章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不同条件，不同结局第十五章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不同条件，不?结局开采资源 所有的现代社会都依赖于开采自然资源，其中包括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石油与金属)和可再生的资源(如森林与鱼类)。我们的能源大都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煤。几乎所有的工具、容器、机械、车辆等交通运输工具和建筑物都是以金属、木材、石化塑料等合成材料制成的。书写和印刷用的纸张取材于树木。人类主要的野生食物是鱼等水产品。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经济都严重依赖于开采业。以我多次做过田野调查的三个国家为例，印度尼西亚的首要经济支柱是伐木业，其次为矿产业；所罗门群岛是伐木业和渔业；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重要的是石油开采业，其次为天然气，之后才是矿产业(其比重在不断增加)。由此可见，现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不遗余力，惟一的问题只是在于开采的地点、数量和方式。 这种资源开采项目通常需要先期投入大笔资金，大都只有大企业才有这般实力。因此环保人士与大企业之间的争论犹如家常便饭，常常闹得水火不相容。环保人士指责企业破坏环境，危害生命，总是把公司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事实上，这类事情的确常常发生。反之，大企业指责环保人士对商业现实不闻不问，无视当地居民和应届政府对就业机会和繁荣发展的渴求，把鸟类的福利看得比人类还重，而且闭口不提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出的努力。是的，这些控诉有时确实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