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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焰火/新圈地运动/把国家制度建设好/巨变前夜/敌人可恨吗
發佈時間: 11/15/2010 2:21:08 PM 被閲覽數: 10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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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尔- 皇家焰火

     


红珊瑚/ wenxuecity
 
 
 
 
新圈地运动,
 
关键是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走向论坛] 时间:2010-11-11 作者:笑蜀 时代周报第104期

在强拆、血拆等恶性事件此起彼伏的背景下,想都不用想,以扒掉农民房子为主题的新圈地运动,会在当下主流舆论界遭到怎样的迎头痛击。那地毯式轰炸般的文字,让本来一直对新圈地运动颇为反感的我,反而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立场来了:这新圈地运动真的就那么一团漆黑,一丝儿亮光都找不到吗?于是,与我的初衷相反,我居然竭力要从媒体报道中,找到几个“基本正面”的案例。

稀少的积极案例

我最关心新圈地运动带出的三个具体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产权置换问题。毕竟,宅基地是农民的私产,扒房扒掉的不只是钢筋混凝土,而是农民的财产权利。相关产权问题如何处置?第二个问题,是农民就业问题,村改居,人进城,进了城做什么?第三个问题,是村改居之后,村集体资产的去向问题。我希望能找到足够的案例证明,这三个问题,地方当局已经考虑到,而且已经做出了令人尊重的努力。

我的尝试不是没有回报。从几乎浩如烟海的报道文字中,终于找到了两个积极的案例。

一个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宁波市。该市推行的“农村股改”,把“看得见”的集体资产通过折股量化到人,变成“摸得着”的股权份额。股权分两种,一是人头股,一是农龄股。有户头没土地的村民拿人头股,有土地的村民则在人头股基础上再拿农龄股。据称,村改居之后,当地农民可个人分红每年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这即意味着,土地这个农民的命根子,并没有因为村改居被彻底切断,农民仍能够持续受益。这样的产权处置方式,应该还是令人安慰的。

另一个同样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即杭州市江干区。该区针对进城农民就业难问题,推出号称“新职场攻略”的就业援助计划,譬如技能培训补贴、学历教育补助、实训基地补贴、企业用工补贴、小额担保贷款、就业介绍奖、外出打工奖,甚至专设就业援助员,覆盖所有社区,可见其用心良苦。该区还提出一个响亮口号,要在“十二五”期间,做到“8090”全部就业,“4050”充分就业。亦可见其雄心勃勃。

除这两个案例而外,株洲马家河镇高塘村、潍坊市奎文区、厦门集美区亦有村改居后试行集体资产改制及股份制改革,让农民“洗脚上岸变股东”。但股份与农民原来持有的土地之间到底是何关系,相关报道语焉不详,难以判断。当然,远远不止这三个案例,但相对于已经圈地的村改居至少数以万计的案例,实在是少而又少。

无视农民切身利益匆忙启动

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村改居,是在没有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系统和完善的安排的前提下启动的。通常的情形,是宣布一个单方面的政策,每套宅院置换楼房多少平方米,或土地折合每亩多少人民币,然后就扒房。产权置换是行政定价,零谈判;就业是基本不考虑;集体资产去向是基本不交代。村改居的主题很直接,就一句话:要地不要人。

这是村改居。至于更大规模不改居,即不进城的撤村并社,我很难发现一个积极的案例。这原因也简单,撤村并社之后农村依然是农村,农民依然干农活。惟一改变的,只是农民把自己的宅基地交出来,搬进政府指定的楼房集中居住而已。在地方当局眼里,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产权置换问题,就业援助问题和集体资产去向交代问题。要地不要人的功利心更加没有掩饰。

本来,我是想对完全一边倒的抨击新圈地运动的主流舆论唱唱反调的,对新圈地运动纵然不可能有任何辩护,但至少打算多一点点同情理解的。深度梳理对新圈地运动的相关报道之后,我却不能不非常沮丧地承认,我的这个努力是力不从心了。

不能不承认,所谓新圈地运动,不过是原来主要在城市展开的圈地运动,向偏远农村地区的大规模延伸而已。先是变卖国企,国企卖完了就吃土地,现在不少城市土地也几乎吃完了,于是调转方向,借所谓城镇化的堂皇美名,把眼光转向偏远农村地区。用农民的土地尤其是农民的院子,来填补一些地方政府深不见底的财政亏空。

我曾经相信,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了。陆地般的城市再怎么危险,时空距离注定了难以波及到遥远的深海般的农村。我没有料及的是,再怎么深海般遥远的农村,人家原来居然也有法力搅动。所幸,现在的新圈地运动,还局限在试点范畴。如果不是试点而是全国范围普及,又将是怎样的局面?这假设真让人不寒而栗。

远离城市也就远离文明?

城市强拆衍生诸多血拆事件。但毕竟,城市的文明程度还是相对较高,即城市政府的行政执法水平相对较高,市民社会尤其媒体对公权力的制约相对较强,所以城市强拆再怎么暴烈,总体上还不能不有所克制,还不能不有个度。农村不然,农村对强拆权力的制约之弱,注定了强拆者不仅更加低能,而且更加肆无忌惮。新圈地运动因此很可能比城市强拆掠夺性更突出,手段也更不人道。

古老“孔孟之乡”的山东济宁是这方面的典范。济宁一年就扒掉了数以万计的农村住宅,50多万农民彻底失去了曾经安身立命的宅院。他们中的一部分搬进楼房,更有相当多数,连楼房都没得搬,而只能躲到一座座窝棚里—济宁当局提供不了那么多的楼房,遂以每人每月50元的过渡费,将农民遣散到周边四五十里以内的其他村庄借住,而严禁农民住窝棚,因窝棚有损地方形象。住窝棚也就属于非法,随时都有被踏平的风险。

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导致多起非正常死亡个案。济宁的邵庄寺村拆除后的三个月,死亡人数多达十四五个,一个因找不到房租住而喝农药自杀,还有五六个死于交通事故—农村的机动三轮车本来容易出事,加上租住地太远,农忙时披星戴月地来回赶,出事几率无疑更高。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让济宁当局有所收敛。济宁当局已经决定,将在以后5年中,再撤掉剩下6274个建制村中的5572个。

新圈地运动驱动力依然是利益

不顾一切的背后,当然是巨大的利益驱动。汶上县去年转让建设用地指标共1300亩,其中1063亩卖给了济宁市,收益1亿多元。但与地方政府盆满钵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家庭财产的缩水。邵庄寺村民就有这样的质疑,“以160~55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拆了我们的好房子,再让我们以800~1000元的高价购买楼房,还要我们背负那么高的债务。这对我们来说是进步,还是倒退?”

一头是暴增的政府收入,一头是缩水的农民家庭财产。这样的经济发展,显然并没有提升社会的财富总量,而不过是地方政府主导的财富重新拼盘。即把社会财富从农民的腰包,腾到地方政府的腰包而已。

尽管如专家所称,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已经很高,但天量税金并不足以维持政府。政府要维持下去,就要创收。产业化、公司化,这一切就都是逻辑必然。

所以可以城市拆完了拆农村,扒农民的房子。而这,突破了最后的法制底线。农民的宅基地是私产,纵然这私产并不完整,但占有权和使用权两项,怎么着都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现在有些地方政府一纸通告就可以拿走,宪法和法律完全被丢到一边。

媒体已经广泛报道,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对新圈地运动有过尖锐抨击。他声称这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强调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这应该不是陈锡文的个人意见,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央政府的意见。陈锡文反复批评新圈地运动是地方政府曲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但地方政府何尝不知他们是曲解?他们不过是明知故犯,故意造成法不责众的态势,以此把他们对中央政策的曲解合法化,迫使中央政府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这就是说,撤村运动既包含了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也包含了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利益冲突。在财政大头被中央政府拿走,地方政府吃小头,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财政一旦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地方政府肯定要理直气壮地把手伸进老百姓的腰包里,由此引爆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则以维稳之名一概高压处置。此种状况蕴含巨大政治社会风险。如何最大限度压缩政府成本,把人民养不起的政府变成人民可以轻松供养的政府,是整个政治改革的主题。否则,连最偏远的农村都被搅动了,连最本分的农民都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风险愈演愈烈的结果,将不言而喻。


中国要在民主化前把国家制度建设好
 


时间: 2010年10月27日 作者:郑永年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编者按:

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领导人密集论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推动政改的立场。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这意味着改革行至关口。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跟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并因此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要破解这一局面,化解社会普遍的戾气,改革必须“深耕”。在既有改革经验中,将改革自身导向深入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存在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省视。本刊就此专访中国国情长期的观察者、分析者郑永年教授。

社会改革是还债,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祸害社会的清算,医疗和教育成为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根据你的判断,社会改革是当前中国主体性的改革。这一点应当怎样理解,不同阶段不同的主体性改革是否构成了中国改革的某种路线图?

郑永年(以下简称“郑”):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我觉得邓小平真正把中国改革思路想清楚的,还是他的南巡谈话。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仅总结了中国自身80年代的经验,还总结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 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马上导致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长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我觉得,未来的历史看今天,这是共产党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所以总的来说,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训,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配合得很好。

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起来了。比如说1994年的税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国市场经济基本雏形已经建立。也就是说,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记:这项改革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愿闻其详。

郑: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还债。前面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体制变化,从大锅饭到流动性劳动力市场,从前依附于国有制企业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而经济改革本身又没能确立这些方面的社会制度。社会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还有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需要还债。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说得更学术一点,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根源。经济怎么增长?现在提出来要建立消费社会。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提出了,但那个时候只是政策意向,还没有国际条件。因为那时只是亚洲金融危机,西方没有金融危机,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使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几年不一样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的贸易纠纷越来越多,一直积累到2008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了世界性结构失衡的问题。各国都要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就是要把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向内需消费。

怎么样建立消费社会?怎么样能够促使居民消费?这就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我在英国观察到,对很多家庭来说,能有几千英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学不用太花钱,看病不要钱,或者不需要很多钱,住房也不贵。在这些方面有社会政策作保障,那么不消费干什么呢,没必要存那么多钱嘛。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但是大家都有不稳定感,看病需要很多钱,上学需要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所以,建立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社会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会保护起来的制度,用社会保障的制度鼓励老百姓消费。

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多年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反而是通过破坏社会、损害社会的方式达到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像医疗这一块,像教育这一块,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社会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领域。在西方社会,包括这些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都是非营利性质。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却成了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把教育做成产业。因为人人都需要教育,这样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钱消费到那里去。当然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说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实际上是产业化的,各级政府一动手,实际上中国教育产业化比所有国家都做得厉害。医疗这一块也是,医院成为暴富的工具,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住房当然更是这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来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却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导致了目前的高房价。这些本来是需要保护的领域,就被货币化了,商品化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

记:也就是说,社会政策被经济政策化了。或者如你一直所批评的,中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独立的、清晰的、真正的社会政策根本就没有出现。

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就是因为很多改革者,或者智库人士,他们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改革过程中,简单地把经济领域的原则应用到社会领域。在这方面,西方通过很长的时间,很惨痛的历史,才意识到和学会要怎样保护社会。

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资本论》上所讨论的、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是原始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按马克思所说的,就要把所有的东西货币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易,因为利润是资本唯一的目标。这个对西方整个社会破坏得很厉害,就是“悲惨世界”。马克思当时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本身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后来为什么资本主义变成现在这样呢?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救了它。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比较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本身发展的逻辑,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原始资本主义从其本性来说,怎么也发展不到现在的资本主义。怎么发展的呢?就是通过社会改革,把社会保护起来。现在西方对经济和社会领域有了比较科学的区分,经济这一块要市场化,尽量创新、竞争,这是进步的关键。但社会这个领域要保护起来,不可以把社会领域无限地货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商品化。

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信奉新自由主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背景是要改革福利社会。西方社会因为福利过度化,影响了劳动生产力,影响了竞争能力。但是这场改革中,新自由主义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撒切尔夫人也想把新自由主义应用到社会领域,教育、医疗等等,但是她失败了,在社会领域她退回去了。因为有民主政治的保护,公众可以通过投票否决。现在,大家有共识,这个领域政府是不可以退出不管的。

回到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区分开,把很多经济上的原则放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没有保护好。新自由主义进到中国,在经济领域它倒是没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领域有庞大的国企,阻碍力量很大,当新自由主义遇到了中国庞大的国企力量的时候,它就停止了。但它转而跑到社会领域去,因为社会没有抵抗能力。各级政府成了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因为能赚钱嘛,只要能创造GDP,怎么样都可以,GDP是目标,所有其他的都是工具性的,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所以,这些年来,中国把很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破坏得很厉害——尽管有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80年代就已经提过,改革、发展、稳定。这很明确,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得到社会稳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但现在的状况是,改革的动作不大,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不稳定。为什么?很简单,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变成GDP主义,好多社会的东西都被破坏掉了,当然就没有稳定的基础了。

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

记:按照“三步走”的逻辑,社会改革的第三个功能是不是应该与政治改革有所连接?

郑: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这一块我是非常担忧的。中国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些武断。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为什么有好的民主,有坏的民主呢?就是因为制度建设。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国家制度很多,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制度,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都是社会领域非常基本的国家制度。西方民主,当然现在也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运作得比较良好,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比较平等一些。

好的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你不叫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最有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是它本身不会保护财富,也不能保护中产阶级。保护财富、保护中产阶级的是社会主义。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最大利润,不得不破坏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就把社会保护起来。

所以我非常佩服邓小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要结合,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主义就是要有社会保护机制。

市场经济创造了财富,社会主义创造了保护社会的机制,这样的情况下,基本国家制度就建设好了。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才谈得上好的民主。为什么拉丁美洲、亚洲有那么多的劣质民主?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国家制度,在国家制度建成之前,过早引入选举民主。西方国家因为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社会保护机制,它的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当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体的时候,政党政治、多党政治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是社会制约政党,不是政党之间互相制约。像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无论哪一党上台都要照顾庞大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是一个偏右一点,一个偏左一点,但偏不到哪里去,因为一旦丧失中间群体的话,谁也执不了政。这就是社会力量制约政治力量。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改革的路径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

郑:对于国家制度的建设,社会改革非常重要。我想,中国,创造财富的机制它已经找到了,就是市场经济。现在无论是宪法、党章,都承认和保护这一点。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样保障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样把中产阶级保护起来,使得它继续壮大。改革的早期提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就是要把中产阶级做大。中国可以不用中产阶级的概念,用全面小康社会来代替也是可以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样把所谓全面小康社会保护起来呢?就要通过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改革的成果,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把改革的成果、财富和成长起来的小康社会保护起来的话,它会流失的。

总结一下,中国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呢?政党算一个,军队算一个;法治比较弱,概念都有了,但执法不行;基本的经济制度有一点了,但是改进的空间很大;社会制度刚刚开始。执政党仍然要承担建设这些制度的责任。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没有一个力量可以代替。现在大家都说NGO(非政府组织),这当然很重要。在改革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力量很重要。但市民力量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主体,而只是起督促和监督政府、给政府产生压力的作用。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强调,世界历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国家基本的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记:经济改革的成就获得全世界公认后,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或者反过来问,如何给出一个理由,击退那种拒绝改革的声音?

郑: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谁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怎样改,这才是关键。好多人光谈重要性,谈抽象的政治改革,我觉得已经不够了,关键是怎样定义政治改革。谈论政治改革,世界上不仅是中国这一家,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越南共产党也进行政治改革,古巴也在谈论改革;前东欧共产主义转型国家在谈政治改革,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谈政治改革,日本也在谈论政治改革。但是每一个国家政治改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定义权,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做。

中国谈论政治改革,迄今为止谈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谈得非常明确。

领导制度的改革是要强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领导作用要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我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影响比较深,他提出政治就是要讲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权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领导权是要做事情的——建设国家啊,推进改革啊,这些都是领导权的内容。就是说,你要确立一个领导权,但领导权并不是为了维护你自己领导者的利益,而是要为整体社会做事情。如果讲中国政治改革的话,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要确立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去领导改革。这和执政党自己的定位有关系,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实际上,中国这十多年来应当说改革议程还是明确的,没人说不改革,但是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所期望的已经相差很大了。甚至说,大家每天都在谈论改革,但没有很多实质性的动作,中国社会已经得了“改革疲乏症”,久而久之,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改了。以前邓小平改革是很有力度的,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就动员改革的力量,来达成这个目标。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尤其是南巡谈话之后更是这样。现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八九十年代做了很多的事情,无论从政策方面、体制方面,但是最近几年大家都意识到,变化就比较少了,尤其是体制上的变化比较少。

记:但是改革的空间还是存在的,而且并不小。

郑:当然。我们强调改革,往往都是很大的那种、很宏观的那种,其实好多细节非常非常重要,要一步步往前走,必须注意和重视改革的细节。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党政关系,党政关系的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的政党只是选举党。中国就党政关系的问题,80年代提出过党政分工、分开,也做过一些试点,并不是很成功。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很多年的努力,希望从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一个行政党,政党亲自抓行政事务。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政治事务谁负责呢?政治事务就荒凉了。执政党是要抓领导权的,但是现在执政党在抓行政权。这方面怎么来改革,我觉得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责任制。从人类政治史发展来看,无论是民主社会、非民主社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要确定一个政治责任制的问题。很多人意识到政治责任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党内民主。哪怕不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只要党内票决民主一做的话,很多的变化因素就都出来了,政治责任也会明确起来。

这是党的这一块。政府和人民之间也是有空间可以做的。人大、政协广义上说就是中国的代表机构,相关制度需要改进。怎么样建立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让人民通过他的代表来表达他的利益呢?这些都是制度建设应该考虑的。

另外,司法过于政治化,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现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出于此。如果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通过权力或者钱把司法政治化,老百姓也可以这么做。中国当前的局面是,不仅当官的、有钱人逃避司法程序,老百姓也想逃避,老百姓不服,我抗议、游行、自杀,他也不服司法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按马克思的说法,法律就是政治意志的体现,那么执政党可以主导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产生了以后,政治就要休止了,就要通过专业的司法人员进行司法,保证这个程序。因为司法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以再政治化。这一块中国也有很大的空间。

记:现在有一种声音,强调民主的细节。你对此有何分析?

郑:民主当然也要有细节的考量。我是指合法性的问题。在农村我看到很多情况,村委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不是,村委会的合法性就比党支部高。我们设想,如果乡长、乡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县长、县委不是,这个县长、县委就很难有合法性。选举民主,中国叫票决民主,十七大提得很好,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非常符合中国特点,先要党内民主,再做人民民主,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票决民主应当早于政府的票决民主,否则党政冲突一下子就会爆发出来。同时,中央的民主要先于地方的民主。这样的程序才符合民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逻辑。在中国,在考量民主化的时候,尤其要把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考虑进去。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自下而上,第一会产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干吗要听你的,干吗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会产生制度的分化。因为如果制度建设都在地方进行,那么就会产生国家制度多样性的问题,各地方就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以后国家在制度层面怎么整合?中国的司法现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民主因素的话,就更地方化了。过度地方化以后,国家的制度建设怎么做?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

被社会推着走是很危险的,反应式的救火,那么大的国家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

记:你曾经描述过,目前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表现出和既得利益的对立。我们的观察是,这种对立越来越呈现为行动上的对抗,以及心理和情绪上的“戾气”。所以很多人高度关注改革中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你怎么看?

郑:中国改革有很多的政治空间,可以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问题。光有统治权、行政权,如果领导权缺乏的话,就不好办。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怎么来?这就要领导改革,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这是现在最大的、最重要的领导权资源。葛兰西说过,一个政党要行使它的领导权,必须要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代表其他各个社会群体、阶层、阶级的利益。

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要有克服这个困难的机制。比如,党必须是开放的,党不可以被既得利益所利用,党要超越既得利益——党当然有它的利益,没有利益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但它本身不可以成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是封闭的、不开放的。所以党本身要开放,通过开放掌握领导权。

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呢?这是改革的技术问题、策略问题。邓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碍的话,就在外面培养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从而推进改革。当前中国改革的形势,比起邓小平时代,很多方面的条件都好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既得利益也是很强大的,甚至比现在更强大,包括思想上、体制上、财力上,一大堆阻力,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强调思想解放。现在各方面的准备更充分了,社会力量变强,要求改革的声音在,经济财力也在那里,改革的条件除了强人政治这一条,实际上要好很多。同时,党内民主完全可以实现领导核心的政治责任制。

所以执政党要看大局,要去领导,而不能被社会推着走,否则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时候不仅是推着走,甚至是救火式的,哪里着火了,哪里救一下;哪里又着火了,又救火,这是反应式的东西,根本说不上领导。那么大的国家,着火了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一定要通过掌握领导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控制、管理和解决社会问题。

记:怎么破局呢?

郑:那就是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比如社会制度的建立,这比简单的维稳要好得多。不稳定是因为社会遭到破坏,没有稳定的基础了。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中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虽然上不封顶,但它保底,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80%多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有了这些,中产阶级就得到了保护;有了这些,就没有绝对的穷人了。

而在中国,即使城市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在提心吊胆,今天是中产阶级,一个政策一变,明天就变成贫穷阶层了。为什么强调保护社会的概念?你把社会破坏掉了,哪有稳定?维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社会,而不是破坏社会,维稳本身就是社会被破坏之后不得不做的政策,但这样一套政策出来之后又有可能加速破坏社会。并不是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就稳定,贫穷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也不稳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经验。

再一个就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改革了老半天,结果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发现光靠行政压制是不行的,要改变它的结构,所以要进行体制改革。比如中央地方财税制度的改革。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的。现在很多事情做不好,就抱怨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出路在哪儿,这迫切需要考虑。中央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能做得成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很高,是不是相应的责任也要负担起来?或者不想负担责任,那是不是要让一部分钱重新回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生存,不靠房地产哪儿来的钱呢?这些体制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说到地方政府,还有一线政府的问题。中国也好,西方也好,一线政府是很重要的。所谓的社会和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就落在一线政府。一线政府失效的话,这个社会怎么也不会稳定的。中国一线政府当下的处境,主要指县一级,首先从体制上就是被边缘化的。改革开放以后,行政层级其实增加了很多,层级增加就使一线政府被边缘化了,中央的一个政令,通过多少级政府才跑到一线,政令下不去嘛。边缘化之后,地方政府要做什么呢?那就只能是图利益了。

这些都是制度性的东西,比抽象的民主要重要得多得多。所以不要抽象地去谈政治改革,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很多都是技术性的东西,并不是说做不了,不要把技术性的制度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经过二十几年,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改革也需要二十来年,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如果能在今后的10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



巨变前夜
 
 
——当前国内外形势分析

作者:张宏良 来源:乌有之乡2010-11-10

(这是10月16日在乌有之乡演讲的大纲,由于演讲录音文字稿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先把大纲发出来供参考。)

一,中国已经进入巨变前夜

1,普世价值派的政改目标决定了中国已经进入巨变前夜。标志就是美国和普世价值派的政改目标,已确定是要建立“中美共治”的政治体制。虽然普世价值派还不敢直接说出来,但是美国已经替他们说了出来。普世价值派只是含混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要保卫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了“中美国”。所以,建立“中美共治”的政治体制,是“中美国”这一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必然要求。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中美共治”,绝不是中美共治世界,而是中美共治中国。如果说此前“中美国”经济体制的建立,剥夺的只是中国老百姓的财富,那么现在要建立的“中美共治”政治体制,则是要同时剥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中国共产党绝不可能安然接受美国和普世价值派的政治安排。并且,中美共治对中国版图和老百姓的罪恶安排,决定了中国老百姓也绝不能安然接受其灭绝性后果。这就决定了矛盾总爆发和政治大决战已不可避免。

2,普世价值派的政改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已经进入巨变前夜。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主要是财富的转移,可以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实现。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权力的转移,不可能通过温水煮青蛙逐步实现,只能通过暴力方式完成,21世纪的主要暴力方式就是街头革命。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复杂性和不可包容性,决定了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在目前中国这艘大船上,形成了三种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一是稳定派,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稳定,只要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稳定发展,不管姓“资”姓“社”,可以选择任何航道;二是改航派,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求改变航道,走共同富裕和自主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沉船派,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尽快沉掉中国这艘大船,实现建立“中美国”的最终目标和家族资本的永久安全。这三种政改目标绝难互相包容,特别是与沉船派的矛盾更是不可包容,只能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大决战,来最终决定胜负。

3,当今中国也具备了实现历史巨变的客观基础。一方面,中国具备了建立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医疗,人人有保障,人人有工作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也具备了被解体的历史条件。中国完全在重演当初的洋务运动,接下来必然是八国联军。洋务运动和八国联军是同一场戏的上下半场。上半场已经演完了,下半场自然会出现,至于怎么演,则要取决于三派政治力量的生死博弈,而不可能像当初洋务运动时期那样,人民大众完全被排除在政治博弈之外,道路的选择只能由代表封建集团的保守派和代表洋人利益的改革派这两大派来决定。

二,中国进入巨变前夜的国际因素

1,世界进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历史转型期,与中国政治转型期相互联系在一起。大众政治的革命大潮正在兴起,以往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是适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理论。而今天是大众民主与精英民主之间的斗争,指导这一斗争的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并且主要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街头革命本身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由中国人民开拓的新的政治斗争形式。并且要从根本上解决西方丛林文化,也只有东方和谐文化。所以,只有中国能够带领世界人民走向大众政治时代。中国在客观上成为全世界大众政治文明的革命中心。没有中国大众政治理论的指导,世界大众民主运动就没有发展方向,历史三年多的欧美反资本主义大游行至今找不到一句政治口号,就是典型证明。所以,美国等资本集团必须在西方大众民主的革命全面爆发之前,打掉中国这个指挥部。这是国际精英集团和国际资本集团的切身利益决定的。

2,虚拟经济时代与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尖锐冲突,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定要找到中国这样的大国牺牲品。虚拟资产的价格由未来预期收益决定这个特点,决定了美国可以摆脱实体经济进行透支消费。但是这个透支是有限度的,必须以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为限,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超出了这个限度,形成了巨大的资源危机,他们必须要找到无偿资源来填补货币水平与资源能力之间的巨大差额,否则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来化解货币泡沫,降低美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必然会造成美欧老百姓起来造反。美国等西方国家自身不可化解的这个尖锐矛盾,只能依靠中国才能解决。因为当今世界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把全部资源和环境已经变现为巨额财富,而其他任何一个人口和资源大国都没有变现,并且人民也不允许变现。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只能依靠牺牲中国老百姓来摆脱危机。

3,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全方位控制,具备了在军事威慑下解体中国的战略条件。以往国家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军事较量,从美国打击中国开始,军事打击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威慑力量。在军事力量威慑下,采用政治手段解体一个国家,中国将成为国家和民族之间斗争手段转换的第一个试验品。美国为了避免试验失败遭到中国报复,对13亿中国人民埋下了转基因种子。一旦美国围堵和解体中国失败,立刻启动基因武器灭绝中国。

动用基因武器进行打击,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最后手段,就目前而言,美国对付中国主要是四大战略手段:

第一,继续巩固和扩大“中美国”这个寄生性经济共同体,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中国回头扩大内需。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和颠覆势力,把中国关系绷得很紧,迫使中央政府只能依靠地方官僚维护稳定,也就只能任凭地方官僚压榨百姓,扩大内需就必然落空,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就只能依靠出口,乖乖送往美国等西方国家。

第二,收缩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由原来的十大军事基地包围和岛链反锁,进一步收缩为联手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包围、摩擦、蚕食,不断自造各种麻烦,并用频繁军事演习震慑中国,让中国陷入内外泥潭。目前中国已经被困笼中,基本失去了反抗能力,沉船派也就是普世价值派对全国媒体的控制,使中国政府连转移国内矛盾的自信都没有了。如此下去,中国的资源和民众都会出现崩溃。钓鱼岛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守土能力已经丧失,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国土虚位化”时期。最近梅德韦杰夫宣布视察北方四岛,李明博密令韩国海军可以对日开炮,都反衬出中国的“国土虚位化”状况。现在是中国政府向老百姓圈地,日本人率领周边国家向中国政府圈地。并且都是暴力圈地。中国政府变成了一个转移枢纽,把老百姓的土地转移给了日本人,把老百姓的财富转移给了美国人。

第三,继续对中国进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曾经提出的“文力讨伐”,控制中国的金融、媒体和行政三大资源,把中国精英集团打造成为一个汉奸集团。通过福特基金会培养的经济学家,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资源;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培养的生物学家,控制了中国的转基因餐桌和生命过程;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培养的社会学者,控制了中国的媒体资源;通过海外财产和亲属,控制了中国许多官僚,进而控制了中国行政资源。

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海外媒体和国内媒体联手对中国(借批文革为名)的妖魔化,在道义上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公敌。中国对西方国家哪怕是有丝毫反抗,立刻就会招来全世界共同讨伐。刘晓波案和方舟子案就是政治演习——刘晓波案是在道义上讨伐中国的政治演习,方舟子案是控制中国媒体和行政资源的政治演习。

第四,抓紧对中国进行转基因主粮的布局,为美国战略失利做最后的灭绝性准备。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民间,推广转基因主粮和反对转基因主粮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越斗越狠,只是由于中国基因学家和媒体整体上站在美国生物资本一边,强力呼吁推广转基因主粮,致使转基因主粮在全国已经全面铺开。今年只是全国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主粮的第一年,许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老鼠灭绝和男性精子数量急剧下降的可怕现象,一旦遭遇美国基因武器的打击,中国大陆人口的灭绝将势不可挡。

三,中国进入巨变前夜的国内矛盾

胡锦涛主席曾经用两个“前所未有”概括当今中国,即“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现在我们才明白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沉船派。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遇到沉船派。以往的卖国贼只是出卖民族利益,并非是要灭绝民族本身。而今天的沉船派,则是要灭绝中华民族。这是普世价值派与以往卖国力量包括改革教的最大区别。实事求是地说,前期的改革教只是为满足本集团利益而不顾民族利益,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要灭绝中华民族。这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仍然是和国家利益捆在一起的。现在,普世价值派的家族利益已经和西方国家的资本利益捆在了一起,唯一安全的途径,就是灭绝中华民族,所以便死不改悔地选择了亡国灭种的道路。

沉船派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在所有领域开始了最后的疯狂掠夺。

第一,大肆掠夺百姓财富,拼命加剧两极分化。从抢占企业的私有化掠夺,到资本市场的掠夺,到高房价的掠夺,再到通货膨胀的掠夺,直到最近副食价格暴涨的掠夺。价格是一种分配工具,定向性通货膨胀是富人对穷人的战争。中国之所以形成定向性通货膨胀的价格掠夺机制,主要是四个原因:一是工资双轨制把精英集团与通货膨胀隔离开来,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防火墙。二是富人有组织,穷人没组织,不能形成等价交换的市场关系。三是颠倒的价格补贴机制,用补贴富人的价格体系,代替补贴穷人的价格体系。毛泽东时代补贴穷人的价格体系,全世界都在使用,唯独中国消灭了,不仅消灭了,还要倒过来让穷人补贴富人。埃及大饼50年价格不变,中国大饼的急速上涨甚至来不及更换价格标签。四是政府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帮助富人进行掠夺:水电气涨价涨到了富人和洋人腰包里;富人把房子高价卖给穷人,就是市场供求规律;穷人在拆迁中向富人要高价,就是必须严厉打击的暴徒闹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房产税和汽车拥堵税,更是对百姓的欺诈性掠夺。

上面四个因素加在一起,便把所谓市场经济变成了掠夺经济,对外是美国掠夺中国,对内是富人掠夺穷人。

第二,加剧经济殖民化,帮助外资全面控制中国。

一是今年全面开放所有领域,包括媒体领域。目前中国已经外汇成灾,按照美元已经贬值20%计算,2.6万亿美元的外汇损失已经超过4千亿美元,相当于损失3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仅仅美元贬值造成的外汇损失这一项,就超过了全国每年医疗费用6倍,超过每年军费开支7倍。并且美国还在大肆投放美元,还在逼迫人民币继续升值,中国外汇损失将会越来越大,中国老百姓用背负三座大山换来的2.6万亿美元(相当于18万亿人民币),已经损失掉的变成了美国财富,还没有损失掉的,也通过美国国债和股票的方式,变成了美国的财富。这等于是把相当于中国总产值的一半的巨额财富,白白奉献给了美国。在美元已经泛滥成灾的情况下,在国内已经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不仅不增加国内商品投放,减少收取美元,反倒宣布要全面开放所有领域,更大规模引进外资,更大规模收取美元,更大规模增加国内人民币投放,继续用我们宝贵的资源和商品去换取更多美国印刷厂印制的“废纸”美元,这究竟是出于荒唐无知还是暗中包藏祸心!

二是继续坚持战略资源出口,中国落入了世界军事包围之中,包围中国的尖端武器绝大部分是用中国稀土制造的。世界稀土97%来自于中国,也就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百分之九十五的制造尖端武器,是依靠中国稀土自造的。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稀土资源却封存起来,准备在中国稀土资源耗光以后再进行开采。由于中国稀土资源在全世界的开采使用下急剧减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纷纷进行大规模战略储备,全部战略储备也主要来自于中国。中国的稀土资源不出20年就会完全耗光,其它稀有金属资源开采周期绝大多数有缩短到10年左右,等不到下一代中国人长大,中国绝大多数矿产资源将会完全耗光,留给子孙的将是光秃秃的一片贫瘠土地。

三是牺牲中国资源和环境建造世界工厂。国际资本正在把全世界的资源耗费性产业向中国转移,牺牲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为整个西方国家生产商品,牺牲中国劳动力满足跨国公司对暴利的追求。吴建民在反对抵制日货时透露,日本索尼公司95%以上的产品是中国生产的。这意味着索尼等跨国公司在全世界销售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中国生产的,在日本销售的全部产品都是中国生产的。这是在用中国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在养活整个西方国家。

第三,网络媒体法西斯化,实行赤裸裸的资本专制。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衍生品,随着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法西斯主义迅速崛起。由于中国法西斯主义是在“中美国”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带有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特点,就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法西斯主义。中国媒体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法西斯专制统治,这是资本专制取代官僚专制的第一个领域。网络是公共资源,博客是个人财产。任何人都无权强占。网络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决定了中国必然会进入暴力循环周期。

第四,普世价值派是中国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势力。把民生政策变成整治民众的政策,把转变发展方式变成转变增长方式,把美国金融危机变成中国经济危机,把美国透支性消费变成中国通货膨胀,把中国变成“中美国”,把中国13亿人民变成美国生物资本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小白鼠……所有这些,最终形成了双重掠夺机制,在国际方面是美国掠夺中国,在国内方面是富人掠夺穷人。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美国越是大规模掠夺中国,中国的富人就越是疯狂掠夺穷人;中国的富人越是疯狂掠夺穷人,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就越尖锐;中国内部矛盾越尖锐,就越是软弱无能,只能任凭美国更大规模掠夺;以至于循环往复,不死不休。

第五,普世价值派提出的政改目标,把国内外所有反动势力全部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压倒国家法统派的强大政治力量。普世价值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私有化和“中美国”。如此一来,普世价值派便拥有了强大力量,一是保卫私有化的成果,可以把中国富人阶级团结在自己周围;二是保卫“中美国”的成果,可以获得美国支持;三是控制金融资源,具有强大经济力量;四是控制媒体,具有强大舆论力量;五是控制行政资源,具有强大政权力量;六是代表精英利益,可以获得精英支持。总之,普世价值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上述这些力量加在一起,不仅能够改变军队选择,甚至能够改变许多民众选择。

四,人民大众的选择和对策

首先必须明确,如同胡锦涛主席所说的那样,今天不是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政治体制朝什么方向改革,建立什么样民主制度的问题。普世价值派在这个问题上故意搅乱视野,是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政改目标。

1,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有三个选择,一是建立党内官僚民主,二是建立社会资本民主,三是建立人民大众民主。我们必须选择建立人民大众民主,这是世界大潮,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特别是在已经具备了建立大众民主的当今条件下,再去建立数百年前的资本民主,完全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主张。如同官僚民主是对其他社会集团的专制一样,资本民主同样是对其他集团的专制。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完全是以一种专制取代另外一种专制,对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绝不能建立资本民主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媒体都控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一旦建立资本民主,等于是接受西方国家的控制,无论是面对被肢解还是被灭绝,将再也无法掌握自己命运。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建立大众政治制度和大众经济制度。

2,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大众民主制度和大众经济制度的物质基础,完全能够实现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医疗,人人有保障,人人有工作,人人有自由的和谐社会。概括起来,就是完全能够实现“五有社会”和“四大自由”。虚拟经济具有了全民直接占有社会财富的历史条件;目前的物质财富具备了建立五有社会的经济条件;网络通讯具有了实行大众民主的物质条件。所以,取代与实体经济和传统媒体相结合的精英民主,不仅具有顺应人民大众利益和要求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完全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我们所说的大众民主,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的结合:一是直选式民主与直免式民主相结合,人民大众不仅拥有直接选举权,更重要的是还拥有直接罢免权;二是约束最高领导人与约束各级官员特别是约束顶头上司相结合,民主是一种经常性利益,而绝不仅仅是四年叫喊一次的权力;三是对权力的约束与对资本的约束相结合,权力和资本同样是支配社会的一种强制力量,因而同样应该受到监督和约束,绝不能用资本专制代替权力专制。

我们所说的大众经济,就是马克思当初设想的人民大众直接占有社会财富的一种形式,其间不再需要任何人来代理,公务员将和医生、教师一样,纯粹是一种为社会服务的职业。

3,中华民族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必须实行三个结合,一是必须把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结合起来,五星红旗决不不能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决不能改;二是必须把中国共产党的新生和中国人民大众的新生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决不能丢,中国共产党已经和中华民族的理想主义、奋发向上等积极因素融为一体;三是必须把思想解放运动和东方文化复兴结合起来(丛林法则、肉欲至上等是西方糟粕),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所以,必须走党群一体化道路。所谓党群一体化,一是实行党官分离,党组织选拔干部,党员不当干部,只当一般老百姓;二是党组织任命干部,人民委员会罢免干部;三是党中央制订路线方针政策,政府执行路线方针政策,人民大众监督路线方针政策。

4,鉴于目前中国将随时会发生亡党亡国的街头政变,中国毛派共产党人、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人民。

第一,是要做好理论纲领准备。左派被妖魔化了30多年,许多人并不知道左派的主张。要告诉人民大众左派的基本主张。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而不是任何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的私产。中国人民比任何人都更加追求人权,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追求平等。但是就目前而言,什么是人权?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人权!什么是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自由!什么是民主?造反有理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民主!什么是平等?废除权力世袭制和资本世袭制,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平等!

有资本世袭制,就有贫困世袭制,就谈不上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当今中国的贫困问题,绝不是财富短缺造成的,而是没有天理造成的。我们不仅是要建立一般的五有社会,而且要建立更加符合穷人利益的五有社会。人人有房住,首先是民工有房住;人人有学上,首先是农村孩子有学上;人人有保障,首先是弱者有保障;人人有医疗,首先老人婴儿有医疗;人人有工作,首先是青年有工作。

第二,是要做好组织准备。一旦美国支持中国普世价值派发动街头政变,立刻夺取普世价值派控制的所有领域。普世价值派声称已经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媒体,这是一件好事情,这就可以降低人民革命的甄别成本,迅速变法西斯媒体为人民大众媒体。不要怕街头革命,中国人民是街头革命的老祖宗。世界进入街头革命的时代,就是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开辟的,从文革开始,世界才进入了街头革命的新时代。

改革的历史游戏已经结束,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较量即将开始。我们坚信,中国是中国人民的,而不是反动派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再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反对精英统治的大游行,标志着大众民主的革命浪潮已经兴起,只要中国能够坚定不移地走上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大众政治道路,就一定会成为世界革命的大旗,就一定能够冲破美国的军事包围和政治控制。虽然中国陷入了美国包围之中,但是同时美国却陷入了世界革命的包围之中。只要中国高举大众民主的历史大旗,就一定能够冲破美国包围,并且形成反包围。

2010年10月16日星期六乌有之乡大讲堂演讲大纲

 
谢盛友:敌人可恨吗?


今天(2010年11月13日)昂山素季终于重获自由,我想得很多。

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学到雷锋的四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还想起,我们年轻时代,我经常唱的歌曲:立雄心,树大志,要和敌人算清账,血债还要血来偿!

我还想起我的朋友吕代豪陈筱玲夫妇,他们十几年前给我亲口讲他们的故事:
有一次,陈筱玲探监。此前,陈为了见到吕代豪,在监狱外,前后呆了10天时间。1978年3月13日,陈筱玲在信中说到:“再看一遍你的第162封信,真教我心底发愁……”,“我在人间天堂,而你却是无恶不作连世人都厌弃的大坏蛋。”陈筱玲谴责道,“如果你不将你的罪恶看为粪土,我俩将是不同世界的仇敌。”吕代豪在信中反问陈筱玲:“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求,人被打了左脸还要伸出右脸让人打呢?” 陈筱玲立刻在信中回复:“如果一个人不想被打左脸和右脸,那么他必须拥有不容让人抨击的人格。这才是上帝的真正意思。”陈筱玲还说:“衣服脏了,用肥皂来洗;人的灵魂污秽了,需要用什么来洁净呢?”

1981年11月,吕正式向陈筱玲求婚。陈的父亲是一个教授,他拒绝了吕代豪向女儿的求婚,“吕代豪能改好,狗都要穿衣服。”在吕代豪的请求下,神学院长老吴勇亲自出面到教授家提亲。吕代豪说:“她从来没有想到和我结合,但是我注定了要和她结婚。”

1982年1月16日,国际杀手吕代豪和女大学生陈筱玲的婚礼在600人的目光中完成。吕代豪和陈筱玲婚后在简陋的宿舍里留下的黑白照片,他一直带在身边。1990年代,吕代豪赴美国求学,在美国取得教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台湾神学界和华人基金的帮助下,吕代豪建立了拓荒神学院并出任院长。吕代豪说: “我以自己的坏为书,让那些坏的人们寻求从善路径。人手上沾了血和罪恶,是永远不能从心里洗干净的。我时刻记着,我做的一切,在救赎自己。” 吕代豪牧师现在还兼任马英九的智囊和顾问。

我还想起百岁老人王培五,她是山东济宁县人,本名王沛兰,嫁给张敏之之后,改名“培吾”,以示自我培育。又在丈夫丧命于台湾“白色恐怖”肃杀之后,为躲避特务,而改名“培五”。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时,张敏之是山东烟台联中校长,带着约8000名中学生,流离到台湾的外岛澎湖。走过抗战、走过国共内战的张敏之,却没能走出这次的死难。因为澎湖的驻军强迫征兵,师生们不从,爆发冲突,张敏之等多人被诬陷为“匪谍”,移送到台北后,遭到处死。王培五取回丈夫的遗物,只有一个手提包,包内只有烟台联中的学生名册。“原来敏之一直到死,都希望有一天向学生的家长们有所交待,他的心意我全明白。”王培五曾回忆说。

顶着“匪谍”遗孀的冤屈与难堪,凭借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高材生的能力,辗转在台湾多个地方的中学教书,艰难地养大六个孩子。她不以怨恨看待世间,不以仇恨教导子女,却以信仰支撑度过艰困,选择“宽容”来对待一切。

“爱你的仇敌,替他祷告”

当年诬陷丈夫的人士之一,其女儿曾和她的大女儿同班同学。王培五告诉女儿,“爱你的仇敌,替他祷告” 。结果这两个女孩竟成了好友,王培五庆幸,“上一代的恩怨未曾波及下一代”。

德国近日出版发行《外交部往事》(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一书,根据该书的披露,当年剥夺托马斯•曼国籍的就是时任外交官的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的父亲恩斯特•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 )。

德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讨论中,总是喜欢挖伤痛?因为德国人对“行政罪责”的反省是认真的,他们认为,即便当事人强调当时的做法是服从命令或者当时国家的法律,属于行政范围,也并不能改变做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质,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担的罪责。

德国人并非要“以债还债”,要求恩斯特•魏茨泽克一家给托马斯•曼一家赔偿或道歉,最根本的是,德国人认为,对于历史上的“行政罪责”是无法通过赔偿、口头上的认罪就可以赎买的;关键的关键是要进行彻底的、真诚的道德自新,要从内心进行忏悔和重建道德精神,从而实现“内在转机”。

我想起南非的真相委员会,1995年1月24日南非公布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该法案提议由11—17名独立人士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简称真相委员会)。1995年7月19日,曼德拉总统签署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享有厚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担任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该委员会的具体任务是,尽可能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通过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考虑对那些出于政治目的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真相委员会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在南非建立“人权文化”,实现民族和解,以使过去因社会不正义所发生的种种灾难不再重演。
我还在想,我们中国人今后是否也会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想,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 “以德报怨”的基因。

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里的 “直”,学者有很多解释,但我认为,这里的 “直”就是“是非真相”,我的理解,就是以真相来解决怨恨。

写于2010年11月13日,德国班贝格

由谢盛友张贴 @   wenxu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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