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Westlife】西域男孩最新抒情新ＥＰ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09年5月18日第6版，作者：顾伯冲，原题：《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

　　细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这里不妨翻一下老账：靖康二年开春，也就是1127年正月，金兵攻陷汴梁，四月将徽、钦两帝及3000余名皇室人员作为战俘带回，一年后到达金上京。第二天，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徽、钦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先是让他爷俩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让徽、钦两帝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礼毕，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祟。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上述三个政权的掌门人体内流淌的是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的血液。广阔无垠的草原铸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的品格，冒险、勇猛、善战、扩张等特征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许是游牧民族身上留下来的那种原始野性，他们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蛮横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们总是以宋朝为敌，绝不因对方不敢有敌而手软过。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试一下马刀的锋利吗？当然不是的！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20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每次议和都要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是要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了。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会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作为条件，两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一线。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几次准备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赵佶的这首《声声慢》，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这种优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的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由于文气过重，很多文人和官员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红柳绿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庄，心死抽身，退避入山崖林薮孤芳自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木讷的萎靡王朝。

　　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但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导致许多人不想从军，不想当军人。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却很少，名将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缺乏军事战略人才，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就很难得到提高。缺乏决断，选择了抱薪救火，以致外敌气焰日胜，东吞一地，西割一城，后来又因为太过天真同金一起灭辽，妄想分得一城半镇，不想却丢了半壁江山，连皇帝都被掳去，剩了个南宋，落得千古笑柄。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了。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个孪生体。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自己的敌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敌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有敌人，产生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有敌人，就有了追赶的对象。

　　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定律。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敌情意识，并且不断培育善于战斗的勇气和禀性，否则经济与文化无以依附。一个民族保家卫国的军事才能，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千年过去了，大宋王朝风花雪月的岁月残废了，没有底力的繁荣早已蒸腾为覆灭的哀曲，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正躺在历史的教科书里呻吟着……

全球最清廉国家丹麦：腐败零容忍扎根于国民心中（图） 2010/11/15

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丹麦驻华使馆/供图 　　 　　“对腐败零容忍扎根于国民心中”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胜楠发自北京采访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暖阳透过明亮的窗子，落到窗前的兰花上，发出阵阵清香。从房间装饰的北欧简约风格，不难联系到房间的主人乃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Friis Arne Petersen）。能够在11月9日进入大使的办公室，源于透明国际10月27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在这份包括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榜单上，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成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 　　我们试图从大使的口中了解到更多有关这个国家保持清廉的秘诀。但当我们希望大使能补充一个丹麦社会对腐败零容忍的例子时，大使和他的同事们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毕竟，腐败现象在这个国家已近乎绝迹。 　　《国际先驱导报》: 你认为丹麦能获得世界最清廉国家称号的原因是什么？ 　　裴德盛：第一，丹麦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反腐败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发达的社会。 　　第二，丹麦政府将很多精力和重点放在了系统的腐败斗争中，而且丹麦是一个小国，相比其他那些有着人口众多的国家，丹麦更容易实现反腐败的进展。同时丹麦也很幸运地在过去50年时间里享有高度的经济发展，我们有着很高的GDP。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是一个内置的概念，这体现在我国的大部分领域：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生长环境、家庭教育、学校、工作场所等。因为有良好的教育、可以依赖的政府、好的私营部门，因此我们不需要做像贪污腐败这种危险的、复杂的事情。 　　第四，透明、民主体制和公平对待，较少的等级制度和较多的社会参与也是典型的丹麦价值观。我们很幸运的生活在北欧，也许宗教（基督教）也是让我们远离腐败的原因，因为教义教导我们要诚实可靠。丹麦在1849年成为了民主国家，确切地说更加完整地成为民主国家是在1901年。从那以后我们建立了完善并强大的法律制度来抵制腐败。 　　在如今社会，丹麦人会想“我当然不会贪污”。一旦有人要行贿，人们会感到很惊讶，没有人愿意参与到贪污中去，因为这不是我们办事的方法。 　　上述的这些因素与丹麦的福利模式结合在一起，目的在于为公民公平地提供社会产品和相对平均的收入，这样民众就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意识——腐败和欺骗是不能接受的。根据基尼系数，丹麦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当然我们也有很富有的人，但是中产阶级是大多数。在丹麦，公司在裁员和雇员上都比较随意，但是员工一旦被解雇，社会将会照顾他们，并保证他们继续享有高水平的生活。当然，高福利的另一面就是高税收。丹麦是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用税收拉近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这就是丹麦社会的突出特点。在这种平等的社会中，贪污腐败很难滋生。 　　Q：这个国家的清廉如何保持下去呢？ 　　　　A：一个清廉的政府和清廉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增加了社会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这也适用于企业、政府机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我们的社会更加有效，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也互相合作。 　　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丹麦的法律规则对所有的公司都是平等的。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更加自由并有竞争力的市场，成立公司或申请证书的时候也无需支付任何额外的和隐藏的费用。 　　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说，一个透明的、清廉的社会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自由。丹麦的政府机构很庞大，并且政府官员的薪水都很高，当然一些私营部门雇员的薪水会高于政府官员，但是没有人受穷，也没有人会想用贪污的办法增加自己的收入。 　　说回来，丹麦能保证国家清廉的原因还是来自政治上、文化上和历史上的影响。丹麦有着庞大的公共部门，以及良好的福利政策给予人们免费的医疗和教育。 　　Q：不知道你是否听说最近新西兰一部长因为用公务招待的信用卡给自己买了两瓶酒结果辞职的故事，请问如果类似情况出现在丹麦，官员下场会如何？ 　　　　A：我本人没听说这条消息。但是丹麦的媒体有很强的监督力，媒体会对公共部门进行监督，并且对公务员的支出进行监督，就像你提到的那个案例。舆论监督很有效。北欧国家的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普遍较高，他们形成的媒介舆论对防止官员腐败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政府也制定了很多政策和规定来告诉人们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当然，作为一位公务员，你绝对不可以私用公款，不管额度是多少，接受多小额度的贿赂都是犯罪。比如在丹麦，即使是在各种政府聚会或是宴请中，提供烟草、香烟或者雪茄也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觉得烟草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政府不会将资金花在香烟上。 　　Q: 丹麦能建设成为今天的廉洁国家，革除了过去的哪些弊政？如何克服革除弊政中遇到的阻力？ 　　　　A:我认为丹麦成为今天的廉洁国家并没有经历太多的困难。在一个社会中，对抗腐败的最主要的要求就是一个建立在法规上的运作良好的司法体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体系的根基建立于1849年6月5日，丹麦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并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在那之前，丹麦是受君主封建统治。1849年6月颁布的宪法中对权力的分割，促成了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建立，这也对建立一个有效的反腐败机制有着巨大的意义。由于及早建立民主制度，一个真正独立并有效的司法系统对政府和立法进行监督，对贪污腐败的零容忍成为了丹麦的民主传统，并且深深扎根于丹麦社会和丹麦人的心中。我们以及北欧的传统和文化中没有交换礼品、走后门、贪污等这些概念。 　　Q：中国在“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仅排在78位，作为排行榜第一的国家，丹麦的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在提高本国清廉程度方面借鉴？ 　　　　A：我觉得很难拿中国和丹麦进行比较，中国和丹麦的发展十分不同，这是两个有着非常不同规模和人口的国家。 　　至于一些提高清廉程度和反腐败的经验，如上所述，建立一个制衡机制去监督政府和行政系统，用以确保在一个有效的、守法的政府中各个级别均将反腐斗争作为首位。但是丹麦没有这样的监管机构，因为我们不需要。此外，有效的制裁和平等的制度也很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社会中培养和鼓励一种态度，即贪污腐败是一种犯罪行为，是不能接受的。然而，如果在一个社会腐败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那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社会态度。 　　丹麦清廉印象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敬忠 报道员鲍越发自哥本哈根说起丹麦，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安徒生童话。那个凄凉的漫漫圣诞夜里，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风雪中被已逝祖母接往天堂…… 　　但今天的丹麦不但不再有19世纪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反而成为“全球最快乐的国家”。这种快乐源于高收入、源于高福利，也源于这个国家的清廉。 　　的确，根据笔者了解，政治腐败在丹麦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清廉，是一条道德底线 　　丹麦社会里最近一次的具有轰动性的政府腐败案要追溯到2002年。当时担任丹麦哥本哈根市法鲁姆区区长的皮特·布里克斯托夫特挪用公款用于个人吃喝。这件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成为丹麦社会的一大丑闻，皮特本人因此身陷囹圄。 　　而在过去的几年内，只有一些零星的商业腐败事件发生。它们主要是集中在建筑领域，有些建筑公司和个体建筑师企图通过贿赂官员来获得项目。然而类似事件经过丹麦媒体曝光之后，现在基本上消失了。 　　“全球商务反腐门户”丹麦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延斯·贝特尔森是丹麦业界赫赫有名的反腐专家。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丹麦对于不同等级的腐败有着明确的定义，并且有相对应的监督机制和法律条款。因此在丹麦，无论你任职于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想要浑水摸鱼，那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一般而言，腐败可以划分成三个级别： 一是个人腐败，主要指发生在公民个人与公职人员和权力部门之间的腐败；二是商业腐败，主要发生在企业与公职人员和权力部门之间的腐败；第三则是政治腐败，发生在较高级别公共管理和政治层面的腐败。” 　　延斯说，丹麦并不提倡以严厉的惩罚手段来遏制腐败行为，他们主张以事先教育为主。丹麦政府每年会花大量的人力、资金和物力培训丹麦企业，让他们对于何为腐败，以及如何应对腐败环境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或者正是因为这样，当反腐意识作为一种公共道德深入人心之后，清廉便不再是一种形式手段，而是人心中不可逾越的一条道德底线。 　　清廉，是幸福感的保证 　　贡纳尔·布拉舍（Gunnar Blaschue）是一名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电视摄像记者。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我个人觉得生活在丹麦，能充分感受到平等——所有的人从某种意义上都是机会均等的。而这其实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好的机会。所以，我当然很高兴，我能生活在这样的清廉环境之下。” 　　在丹麦的布里斯托（broenshoej）小区开丹麦面包店的苏珊姐妹是中国侨民，她们约在20年前随父母移民到了丹麦。她们对于丹麦的社会的清廉和机会均等也深有感触。 　　“4年前，我们攒够了一笔钱后，就在这个地方开了这家面包店。从我们开店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感到因为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丹麦人而受到了异样的对待。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面包做好，吸引更多的顾客，并让我们的店能够达到丹麦餐饮业的各种标准。这样就好了。我们从来没有必要去想如何逢迎和讨好工商税务部门的官员。” 　　苏珊姐妹告诉本报记者，“我们毕竟只是两个女性。对我们来说，丹麦社会这样简单而清廉的经商和生活，无形中令我们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操心和担心。” 　　无论荷兰鹿特丹大学“世界幸福数据库”的数据，还是今年6月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起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均显示，在过去20年间，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居民。其中丹麦人尤为突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尤斯蒂娜·菲舍尔说：“丹麦是居民相互信任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而这又何尝不是归功于丹麦早已形成良性循环的清廉社会机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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