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儿童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及其背后真实凄惨的故事 |  | | | 中国文化是没有主体性的“革命身体” 2010年11月18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雷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一张照片显示,他全身穿的是皮夹克,脚上穿着皮鞋,全套的皮装。雷锋纪念馆陈列着雷锋生前戴的手表,他的手表是瑞士名表劳力士。可是雷锋为什么把手表和皮夹克都收藏起来而舍不得扔掉,却拿着袜子在那里补,是谁让他做的呢?
我们在转型的中国要做什么样的文化选择?一方面是国家和民族的选择、社会的选择、群体的选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个人的选择。 我们的文化欠缺主体性 100多年来,中国人的民族自救充满着波澜起伏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华夏文明的自救实际上经历了三种类型的选择: 一是香港模式。当时的英国港督认为在香港必须坚持中国的儒家文化,而不是接纳新文化,所以他就从中国内地招募了晚清的汉人,在香港成立了一系列的大学,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来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香港跟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是最为密切的,它一方面接纳了英国人的理念,但同时还保存了非常完整的儒家文化的传统。 二是台湾模式。蒋介石到达台湾之后,他实际上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因为他的妻子宋美龄的家族是基督徒,基督教文化对晚年的蒋介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他还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 三是大陆模式,大陆模式是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模式,就是颠覆传统文化,同时接轨斯大林的威权体制。 这是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三种选择,都是截然不同的,每一种选择都有它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哲学。 我们再来看一下20世纪的文化颠覆。当然我们现在一般是把“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体的,实际上两者有很大差别。“五四”运动针对的是西方列强,而新文化运动针对的是本土的旧的专制体制,它们针对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新文化运动是科学叙事。它打着科学的旗号,彻底颠覆儒家文明,当时由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胡适积极响应。然后在当时新文化的旗手,包括陈独秀、鲁迅那里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1955年,政府在白话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汉语进行了变革,对汉字进行简化。简化固然有利于当时扫除文盲的活动,使得当时的书写和识字变得更容易,这是有功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断裂,那就是年轻人基本上看不懂繁体字。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来,各种力量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旧建筑,各城市存在的明清建筑被大量拆毁。同时摧毁了“软件”,那就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点传统道德,包括整个器物文明(建筑与工艺)都被摧毁,在整个新建筑浪潮中,城市变新了、生长了,变得更漂亮,但是城市的文脉被切断了,每个城市之间的差异性消失了,中国出现了千城一面的尴尬局面。 我们的文化是没有主体性的“革命身体”。革命电影里的革命身体,这个就不多讲了,主要讲讲被遮蔽的双重身体,那就是雷锋,我们知道雷锋生前有很多照片,虽然他是一个无名英雄,他从来不留名,可是很奇怪的是每次他不想留名的时候,总有摄影记者在现场,把他那些美好的行动拍下来,他补袜子的照片有十几张。后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个事实,雷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一张照片显示,他全身穿的是皮夹克,脚上穿着皮鞋,全套的皮装。雷锋纪念馆陈列着雷锋生前戴的手表,他的手表是瑞士名表劳力士。可是雷锋为什么把手表和皮夹克都收藏起来而舍不得扔掉,却拿着袜子在那里补,是谁让他做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雷锋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他有最基本的人性,也就是有物欲,有过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所以他会把钱积攒下来买昂贵的服装和手表,但是在那个年代就必须穿制服,他的战友说你不能再穿这个,再穿下去,你的先进就没有了。于是他只能收起来,拿起袜子,开始了补袜子的过程。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文化选择中出现四大误区 21世纪消费文化逻辑,这是来自西方的文化逻辑,它有三个基本来源,第一是资讯资本主义,又叫“符号资本主义”,它有自己的消费逻辑,也就是利用身体的狂欢来谋求利润空间。第二个是默多克的媒体策略———苹果化和都市报化。第三是女性主义及其性解放。这是西方消费主义逻辑的三个来源。 所谓大众趣味,或者消费主义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东西?首先是“一个中心”,就是身体母体的中国解放:翻身的日子。身体这个母体是大众趣味最重要的中心,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次中心。但是要知道,“翻身”这个词却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只是略有翻身,真正的翻身是在1992年之后。改革开放的翻身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当时邓丽君出来,她用很嗲的歌唱方式撩拨中国人已经被封冻的那根神经,当时的官方打压得非常厉害。但是它受到了一个器物的强烈支持,就是三洋牌的收录两用机,邓丽君的歌曲被不停翻录,虽然音质越来越差,但是迅速流传。她之后的崔健、王小波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推进过程。还有“三个基本点”,即:情色+暴力+名人隐私。 肉欲的泛滥变得不可阻挡。塑造身体的偶像变成了媒体的核心策略,几年前新浪曾经做过一个偶像的调查,由大众投票选偶像,结果是鲁迅地位下降,而那些身体的偶像,像张国荣等明星却成为最重要的偶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精神偶像向身体偶像变异。 我们下面来看以下几种类型的身体: 第一是意识形态化的身体。举一个例子,当年连战率领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的时候,他去参观后宰门小学,小学生们排演了一套节目叫《连爷爷你回来了》,当时连战和他的太太都笑得前仰后合。像这样的小孩子,恰恰是我们的培养方向,我们现在是身在其中不知其味。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肉体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话题。 第二是肉欲的身体,它主要是把那些性主题作为文艺的核心主题,从卫慧的《上海宝贝》开始,经过木子美等人一系列的推进,身体市场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 第三是被偷窥的身体。肉欲的身体如果不被偷窥,它是没有意义的。谁被偷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色戒》到“艳照门”,尤其是艳照门。 第四是变异的身体。当年《超级女声》这个节目推出来的时候大家非常诧异。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男生投票投给了第四名的何洁,那个女孩子长得比较讨男人喜欢,而女孩子喜欢李宇春和周笔畅,为什么呢?女生后来吐露心声,大部分女生结交朋友时,她们找的通常不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讨男人喜欢的女人,她们结交的通常是这样中性化的女生,这样她们才有安全感。这是我们调查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准确的结果,但是可以部分地解释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另一种身体就是娘娘腔的身体,典型代表是小沈阳。一个正常的社会,男性跟女性的判别是非常鲜明的,当然现在是全球性的变异,只是在中国发生得最严重而已。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产物,而且也是环境污染的产物。 第五是审丑的身体。在这个时代,电视、大众媒体不断推出那种丑角,供我们娱乐。 第六是被镇压的身体。一方面身体在解放之中,解放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全世界第一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身体又是被镇压的,这就是我们双重逻辑的结果。2002年延安爆发的黄碟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除了身体,还有没有其他的文化选择?当然有。不过,我们在进行文化选择过程中出现了四大误区:首先是文化造伪。 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弘扬传统文化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甄别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浙江搞二十四孝评选,你们看看二十四孝图就知道变态到什么程度,基本都是在号召回到过去的奴才人格。 道德过度,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互联网上出现大量匿名的道德明星和网络哄客,几年前有一个铜须事件,这是道德过度的问题。道德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是什么? 最后一点是胡乱开发。 多因素导致主体性丧失 由于以上的这些现象,我们观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的信仰危机到上世纪90年代的信念危机,一直到21世纪的信任危机,中国人的精神在不断地退化。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场道德文化信念的综合性的危机。 在这个危机中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我要说一说,第一就是权力崇拜,因为我们缺乏基本的信念,我们能崇拜什么呢?首先就崇拜权力,而权力美学的三大要素是什么呢?在于高度崇拜、广度崇拜和红色崇拜。第二是流氓主义和厚黑学横行中国。第三,知识分子沦为权贵的帮闲。学术腐败成为学术荣耀,汪晖的“抄袭门”事件,由于新左派力挺,学术界发生了分裂。第四,金钱至上和超级拜物教笼罩着整个中国。我们的文学,也以作家富豪榜来排。拜物教支配了国人的灵魂,奢侈品成了炫耀身份的道具。第五,人格和教养的缺失。第六,本土文化原创力的丧失。 中国文化危机的根源在于主体空洞化。我们面对着严重的主体性的危机。所谓主体性危机呈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个人主体性的丧失,我们失去了自我,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们有国家主体,有民族主体,却没有个人主体。第二,公民的主体性丧失,热衷于自我,有了自我,但是却缺乏对权利和责任的坚守。第三就是批判性主体的丧失,热衷于讴歌,热衷于谋取私利,而丧失了基本的批判精神。 而导致主体性丧失有几个主要原因:拜物教的冲击;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这个教育体制只能培养奴才,不能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契约型宗教的无效性。 我们探求精神选择有几种道路供大家参考:在反思的过程中盘点和吸纳本土传统文化的精华。我强调的是反思,要有批判,要有对糟粕的剔除。必须汇入人类共同的审美体系,这样才有一个评判的基本标准。学习台湾、香港的有益的文化经验。积极参与道德关怀和审美运动。尤其是审美运动是非常重要的,经常听音乐会,参与各种审美活动,包括看话剧,这些对于心灵的打造,以及审美的判断、独立人格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好处。还有就是重建宗教信仰以及保持内心的灵修。最后,我们应该坚守内心的梦想。其实每个人在我们童年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个梦想随着生活反复的打磨,可能渐渐离我们远去,我建议我的学生回忆那个梦想,把它找回来,并且坚守它。梦想是一条伟大而秘密的底线,它将支撑你进行选择。 反思吧 中国文化影响力全球才第七(图) 来源:中国青年报 没有大量属于中国的、具有中国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和新艺术的不断问世,并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社会形式与过程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的提升和发展就会缺乏动力源泉、智力支持和消费市场。 2月1日,两名儿童身着中国传统服装在法国巴黎13区“中国城”参加迎新春游行。当天,法国巴黎13区“中国城”举行一年一度的迎新春大游行,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前来观赏。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中国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别开生面 二战结束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如以赛亚.伯林所说,西方世界“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苏联东欧剧变,更被一些西方学者看作西方民主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全面胜利。 中国30年的改革实践,打破了这一神话。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七,居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 30年来,中国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没有围着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指挥棒转,而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发展速度和节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没有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渐进的政治改革。 在许多拉美和非洲国家复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相继陷入困境,甚至连美国本身至今仍在金融危机中苦苦挣扎之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未能帮助自身从混乱和失序状态获得解脱之时,中国发展的突出成就向世人清晰明白地展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不应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 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开始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为那些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启示和选择。 中国倡导并致力于建立“和谐世界”,并在世人面前展现了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中国外交的成就和魅力。有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谐世界”理念拉近了世界与中国的距离,推进了和平与繁荣,赢得了邻国尊重。 2009年2月16日 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结构 姚传德 对于儒家与道教、佛教的各自特点及其积极与消极意义,林语堂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
林语堂认为,儒家思想即便在现代社会,依旧具有很强的活力。在他看来,孔子的思想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第一、孔子学说的重点在人世间,是积极进取的。第二、孔子学说有一整套理性的思想体系。第三、孔子学说提倡知识。第四、 孔子学说具有包容性。 因此,林语堂认为,尽管西方现代思想对儒家学说构成了挑战,但是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林语堂认为,道家的思想虽然消极遁世,但它满足了一部分人的精神需要,同时给中国文化赋予了浪漫的色彩。林语堂说:“孔子的人文主义能否叫古代中国人十分的满足呢?答复是:它能够满足,同时,也不能满足”。如果它满足了人们内心的欲望,那么“就不复有余地让道教与佛教得以传播了”。林语堂说中国中堂立轴和瓷器上的绘画,有两种流行的题材,一种是合家欢,上面画着一家男女老少,正在欢天喜地过大年或庆丰收。另一种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坐在松荫之下,体会天人合一的意境。这两种题材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念。林语堂认为孔子的学说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而由道家演变出的道教有之,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则付阙如。 总之,在林语堂看来,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偏好自然与直觉。所以,道家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思想之经典派,中国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风的生活与艺术及文学,采纳道家的哲学之思想者不少。 林语堂认为,佛教思想虽然也是消极的,但是在哲学上以及人生态度上同样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在哲学方面,孔子的哲学,只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却含有逻辑的方法,含有玄学,更含有知识论。林语堂说佛教在中国影响之大,以至于改造了孔子哲学的本质,导致了理学的诞生,尽管它没有改变中国学者的信仰;在宗教方面,“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是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处”。它可以使人们淡漠一切世事俗务,实现精神的宽慰和解脱。还有“佛教的态度”,诸如轮回转世、不嗜杀生、提倡容忍、宽待一切等,对中国人的行为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林语堂说,“一个忠实的佛教徒确比常人来得仁爱、和平、忍耐,来得慈悲”。此外在今天的中国,由于佛教寺院多在高山名胜之地,烧香拜佛还可以给人们提供旅游、欣赏风景的机会等。所以,同道教一样,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补充。 林语堂坦承中国文化存在的缺陷,他认为中国文化固有优处,弱点亦多,同西方相比,“我们的社会观、人生观,至少落后人家二百年”。所以会产生这种文化,他认为主要是由于理学吸收了道家与佛教的消极因素的结果。林语堂说,儒家学说在孔孟、墨子时代还是动的哲学,孔子本人就是“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少有静观宇宙的话,注重身体力行,学以致用。到孟子时代,更讲求大丈夫之论,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到了宋代,由于濂溪、横渠、二程等人出入佛、道十几年,深受道家“主虚、主静、主牝、主柔、主无为,主不可见欲”的影响,再加上佛家看破世情之法,天下事越无可为了。结果,他们虽然未看破世情,却要灭尽人欲,儒教也变为静的哲学,让人凡事不要动,不许动, 而东亚病夫之模型乃立。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之下,林语堂说:“至少我少时所看见的村学究,没有一个不是畏首畏尾……说话吞吞吐吐,一生不曾看过张开大口笑一回” 所以,林语堂认为只要我们驱荀韩,直追孔孟,找到儒家的中心思想,与西方比较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就可以恢复中国文化的活力。 博讯200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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