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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笛/缺少职业精神的中国人/中国财富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抢劫/柬埔寨红色高棉的...
發佈時間: 11/19/2010 1:04:38 AM 被閲覽數: 9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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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笛 非同凡赏】专辑《故乡的原风景》十四首

     




专辑名称:陶笛 非同凡赏(黑胶HD)
专辑艺人:国内著名演奏家协奏
制作公司:正原唱片
发行公司:天艺音像制品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九洲音像出版公司
ISRC编码:CN-A65-10-557-00/A.J6
发行时间:2010年09月

专辑简介
风靡亚洲的陶笛,东方器乐与西方管弦乐的完美匹配,
专业顶级胆米AKG C12V等原音实录,
成就最唯美的经典高雅发烧音乐。
国内著名演奏家协奏
大提琴:高志坚; 小提琴:张毅; 古筝:刘娜 ; 琵琶:缪晓峥; 二胡:张露露

专辑目录
01 故乡的原风景
02 半生缘
03 阿罕布拉宫的回忆
04 一帘幽梦
05 星
06 梁祝
07 北国之恋
08 假如爱有天意
09 我只在乎你
10 Friend
11 感谢你
12 山鸽子
13 夜半歌声
14 风继续吹
小声音/wenxuecity


 

代表亚洲的央视:缺少职业精神的中国人,干啥不像啥


 中国青年报    作者:曹林

2010/11/18 



  记者的角色,在“记者”这个名字中已经作了非常好的定位:记录事实和真相的人——你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不是表演者,不是评论者,不是代表者,不是演说者。

  近来某电视台某位记者在某次峰会上的某种表现,引发了舆论对记者职业精神的反思,也即:作为一个记者,应该有怎样的角色意识,应该怎样定位自己的身份。

  这样的问题其实已经预设了答案:记者应该务正业,如今不少记者的问题正是不务正业。记者的角色,在“记者”这个名字中已经作了非常好的定位:记录事实和真相的人——你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不是表演者,不是评论者,不是代表者,不是演说者。

  一朝出位,名声大震,也许是受到那些“出位者”成名的刺激,如今不少记者都爱在新闻事件中争抢出位,以成为新闻主角、比新闻本身更热为荣。这实际上是记者的失职,记者只是新闻事件冷静的旁观者和忠实的记录者,职责是记录你看到的真相,并引起公众对事实的关注,从而以报道推动社会的进步。公众没关注你的报道,而把眼光集中到你个人身上,你报道的事件未成为新闻,而你借此成了“名记者”,这其实是记者的失败。新闻报道人,变成新闻当事人,这不是记者可炫耀的谈资,而是职业上的败笔。

  如果记者不是靠自己的报道成为名记者,而是靠自己刺激的言论、出位的表演、争议的表现、惹眼的绯闻成名,那就是不务正业。令人忧虑的是,新闻界浮躁之风盛行,以非报道的方式成为名记的人越来越多。

  每个职业都有该职业的核心伦理,对一个从业者的评价应基于在这种核心伦理上的表现。正如我对新闻发言人的理解是,评价一个新闻发言人职业贡献的惟一标准就是,你发布过多少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在满足公众知情权上有过怎样的表现。对新闻发言人最有力的批评莫过于:你在任期间,并没有发过多少有价值的言论,并没有在沟通政府与民众中有什么作为,并没有发布过什么大新闻。你成为名人,是你个人的大成功,而是你职业上的大失败。你最大的失败在于,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一次次却成为新闻当事人。

  干一行,不一定就非得爱这行,但既然身在其位,就要有这一行的职业精神。放弃对职业伦理的尊重,缺乏职业精神,不只是记者的问题,却是这个社会的通病,这种病弥漫于各行各业,甚至已经变成一种民族劣根性:流行的不是敬业,大家都喜欢反串;尊崇的不是在其位谋其政,而追求出位、以出位为荣。

  就不说那些靠露胸露腿搏出位而不是靠实力出名的演员和歌手了,因为那个圈很乱很乱,她们的职业角色本就很模糊,很难说她们的职业到底是大腿还是歌喉,也很难说腿和胸不是一种实力。先说说运动员吧。记得某年春晚再次邀请飞人刘翔在春晚上献歌时,刘翔看来真生气了,他说了一句很硬的话:我已决定不再当众唱歌,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一名运动员,不想做一名歌手。他和教练都表示,作为嘉宾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露面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一定要唱歌,那么他们将放弃这次机会,至于演小品就更不可能了,刘翔只想以一名运动员的身份让大家记住他。

  这种职业精神是很值得尊重的,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不务正业的运动员,作为一个运动员,整天跟商业圈混在一起,又跟娱乐圈纠缠不清,反串许多角色——刘翔的“我是一个运动员”是让人尊敬的,可惜的是,他在“当不当政协委员”这个问题上,没有勇气向“逼”他当政协委员的人宣示这种职业精神,于是每年缺席政协会议都会成为众矢之的。

  许多官员没有作为一个公务员“服务公益”的职业精神,而是把官员当做经商那样干:为了当官投入了多少资本,就要成百倍地捞回来。他们的职业信条不是为公众做了多少事,而是为自己和子女捞了多少钱。

  许多商人没有作为一个商人“谋财但起码不能害命”的职业精神,他们以害命的方式去谋财,把经商当做杀人那么干:为了多赚钱,不惜往宝宝奶粉里加三聚氰胺,往火腿上加敌敌畏,用工业酒精造假酒,给孩子打过期疫苗。

  许多大学校长不把校长身份当做教育家,而是当做领导。身上毫无教育家的气质和育人者的儒雅,而是充满官僚的傲慢和商人的市侩。

  还有,医生没有了医生样,而成了高价药品推销者;专家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像演员那样以出位的言论赢得掌声;教授不好好教书育人,到处走穴赚出场费;官员到高校当兼职教授,公务员到煤矿入股当商人……

  社会秩序依赖于社会分工的有序,而社会分工又依赖于每个行业的人按照这个行业的职业规范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各行其职,然后有序。当下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正在于职业精神的失落——尤其是强势群体职业伦理的失范,不好好履行自己的角色,赢者想全占,强者想通吃,占有权力优势的人什么利益都想沾,混乱和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好像,问题又不只是缺乏职业精神那么简单。
 
 
 
 
极其危险的信号 中国财富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抢劫

2010/11/18 


  中国的通胀近日进入了快车道。这既是中国官僚对本国国民大规模掠夺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大规模掠夺开始失控的标志,更预示著一场空前规模的财富大抢劫的到来。

  世界上没有哪个开放经济的政府能够像中国官僚那样同时垄断信贷资源、土地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因此,中国官僚比任何政府都有更大的能力操纵各种经济杠杆系统地抢劫本国的国民。

  中国官僚抢劫本国国民的能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证明:近年来,中国官僚成功地维持著一种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奇特格局。这种格局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难以想像的,因为中国的多数国民完全不能从本国货币升值中获得任何好处,而那些享有特权利用这种格局套利的人则可以大发横财。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格局最近终于越过了一个重要关口,国内基本日用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与香港比邻的深圳人最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不公平。虽然香港工资比深圳高许多,但深圳不少日用品却贵过香港,以致深圳的主妇们连柴米油盐都要到香港采购。

  中国官僚当然知道,这种格局是危险的,因此,他们一直试图控制住国内的通胀率,同时尽量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但由于JB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犯了方向性错误,“美国生病中国吃药”,他甩出4万亿投资救全球经济,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再加上地方政府趁最高权力过渡,纷纷大肆扩张投资,中国的货币发行已呈泛滥之势。

  任何严重的通胀都是对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中国的这次恶性通胀,将不仅仅是对中国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且是对中国国民财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抢劫。我赞同谢国忠的判断,人民币实际上不是被低估,而是被高估了。按照西方的教科书,仅看贸易和资本账户,人民币是被低估的,但西方教科书中的政府,绝没有中国政府那样大的权力,也没有掌控那么多的资源,因此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进行如此严重的扭曲。一旦纠正了这些扭曲,人民币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否则不能实现中国内外经济的平衡和世界经济的平衡。

  谢国忠说,“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从12万亿元上升到70万亿元。在这样一场大增长之后,没有货币能不经历贬值。”目前中国通胀加剧,反映了人民币贬值的真实趋势。但在国际上,由于中国严重扭曲的经济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于是,中国经济表现为两大泡沫,一个是国内高估的地产市场,一个是国际上高估的实际汇率。通胀加剧一方面继续吹大这两个泡沫,同时也加速两大泡沫的破灭。所有投机者都看明了这个形势,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出手。理想的策略是先进入中国的地产市场,等人民币升到最高点,就转向购买美元资产。那时候两个泡沫就同时破灭。谢国忠估计,通胀的恶化将使我们在两年内看到这个过程。这意味著数以十万亿计的银行存款的价值将无形蒸发,许多中国人多年的积蓄将被抢劫一空。

  与此同时,通胀的恶化,有利于加速政府和权贵对土地、矿产、山林、水面等资源的瓜分和掠夺。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大批农民的资产权利被迅速贬值的货币置换,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这个国际资本抢劫中国人,中国官僚抢劫中国老百姓的规模加在一起的总量将是惊人的,经历这样一场大抢劫之后的中国社会,能不能稳定下来,或者将以一种什么方式稳定下来?这是全世界和中国朝野的精英都在高度关注的问题。我的判断是,由于中国官僚目前尚有足够的金融资源,对外输送利益,帮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度过经济转型的难关,对内分化知识精英和民间资本,因此,这一次大抢劫虽然会让中国人丢尽脸面,但也会强烈地刺激中国官僚建立一种更稳定的秩序。
辣椒城

 

亲历者讲述: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锅饭、大清洗、大逮捕

2010/11/18 

  在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的“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导致很多人饿死、病死、累死。红色高棉执行的“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使一大批干部被秘密逮捕和处决。华侨阿潘随160万金边人被赶到农村,艰难地度过了这段时期。

亲历者讲述: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锅饭、大清洗、大逮捕


  阿潘是我们在金边的导游。四十来岁,瘦小黧黑,酷似土生土长的高棉人,但眉头眼额一望可知是华人——广东人。阿潘说自己祖籍汕头,是第二代华侨,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普通话也可以。

  他有一头供游人租骑的跛象。阿潘说,象腿是给赤柬砍伤的。阿潘管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的执政党叫“赤柬”。

  “1975年4月17日,赤柬打进金边城,没几天就把人通通赶出城去,说是美国人要来轰炸。离城的时候,象要跟着主人走,他们嫌象浪费粮食,就砍它的腿。你想啊,象身子重,腿伤了走不动,自然就饿死了。不料这象命真大,竟活了下来。几年后,赤柬倒台,主人返城,它自己居然找回家来了!”

  说起“赤柬”,他总有一肚子故事。

  阿潘觉得,郎诺政变前,他们一家在金边生活还算安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身处美苏对垒夹缝中的柬埔寨,到底被裹挟到冷战的大国倾轧中去。1970年,郎诺趁西哈努克亲王出访之际,发动了政变。

  “政变后,生活一天天难过,父亲决定全家逃到越南去。我爸说,一个地方政变过,就一定会乱的,一定不好的。他会说越南话,打算迁到越南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也不知怎么想的,就是不愿跟着他们一起去。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柬埔寨的人善,不像越南人排外——那时柬埔寨的越侨很凶的,欺负当地人,也欺负华人——我愿意留在柬埔寨生活。爸妈犟不过我,可能觉得到越南也是前途未卜,在柬埔寨留条后路未尝不好,最后也随我了。只是他们离开前一再叮嘱我:‘今后千万不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自己是华侨,如果别人问起你父母家人,就说自己是孤儿。多做事,少说话……”

  “当时我还不理解阿爸的一番苦心。他老华侨了,知道一个地方一乱,总是无依无靠的外地人先倒霉的。提到父母家人,话就多了,话多了,就容易露出破绽……”

  “不久,我爸就趁着柬埔寨遣返越侨的机会带着家人离开了。我留了下来,白天,到一家车行当学徒工,挣钱养活自己,晚上寄居在金边一个亲戚家里。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1975年。那几年老是打仗打仗,人们都打苦打烦了!4月份,赤柬打败朗诺政府,大家开始还很高兴,以为这下仗终于打完了,总算能过些太平日子了——所以,我们是敲锣打鼓地欢迎柬共进入金边的。那阵我也记事了,还记得他们开着卡车坦克,扛着枪炮,举着红旗,一队队进城,浑身上下黑衣黑裤……我跟着他们的车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觉得比过节还热闹。”

  “谁知道,嘿!他们进城才三天就端着枪把我们通通赶出城去,稍微走慢一点都不行,有些人就这样给打死了。”

  “亲戚自身都难保,也顾不上我了。我反而不怕,离开父母这些年,我早习惯自己照顾自己了。再说,农村食堂虽吃不饱,但林大地多,池塘湖泊也多,总能想些办法疗饥,我光身一个人倒也能对付过下去。”点击订购《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 吃的记忆

  “真苦啊!去的路上,自己找吃的——找不到,饿死渴死活该!到了农村就集中起来,男女分开住,集体劳动,吃大食堂——吃食堂还不如让各人自己找食呢!喝粥水、菜汤、稀糊糊,碗里照不见半点油花的。除了干部,谁都吃不饱。绝对禁止私自开伙,寻摸到些能吃的,不小心让人看见,就有可能给告发,打你个半死算轻的,真有为偷嘴被处死的。所以,找食得一个人秘密地找,秘密地吃,像做贼,不,要比做贼更小心、更隐秘才行!”

  在钟屋大屠杀纪念馆,他指着玻璃橱窗里陈列的两套黑衣裤——柬共的制服,介绍道:“这就是当年赤柬的制服,男女装的差别仅在上衣口袋的位置——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穿黑衣服?那时候,柬埔寨农村不通电的,晚上连灯火都不多,一身黑衣,方便潜到人们身边监听。因为狗吠累事,后来村村都杀狗,严禁私养……”

  “在农村,一堆人挤在茅屋里睡。谁给你蚊帐啊,也不允许点蚊烟驱蚊子,说是怕有人趁机放火搞破坏。这样,很多人就得了疟疾。我也染上了。还是当地人教我,剥些苦树、木棉树的树皮熬水喝。不能生火烧水,只能用生水泡。居然慢慢好了,捡回一条命。”

  “有一天,我又偷偷到一块收割过的水田里捡漏下的稻子,远远看见那边有个女孩子向我求救,她腿上黑麻麻地爬了一腿的蚂蟥,都吸饱了血,看着确实吓人。蚂蟥不能硬拉的,只能用烟熏或用火烫。我赶紧找了些干树枝点火去烫,蚂蟥一条条掉下来了。女孩子这才缓过气来,感激得,这样,抱了我一下……”

  “柬埔寨传统,男女之防很严,赤柬就更严!我俩虽是半大的孩子,这个样子给人看见不打死也要挨斗,我赶紧安慰她一下,推开她……”

  “两天后,这村的村长叫我去,细细地问我,我是什么人,从哪来,家里情况等等。我记着阿爸教我的话,只说自己是孤儿,也不知道老家何处。看得出,村长并不相信,分明有点怀疑我是华侨——华侨都隐瞒自己的身世。村长没再问,只分配我当村里的牧童。尽管年纪小,我也明白他是存心给我一条活路。”

  “我离开村长屋子的时候,无意中看见那个姑娘站在屋后摘菜,原来,她是村长的女儿。因为我帮她赶蚂蟥,她阿爸就帮回我一把?”

  “每天一个人到村外林地放牛,可是份难得的好差事!方便找食啊!我真是饿怕了!找到什么,只要能塞进嘴的,我都吃过,生吃——不能生火,给柬共的人看见发现你偷吃,好,你就是死罪!”

  “我什么都往嘴里塞:野草树根、山果昆虫,连鱼蛙蛇、蜥蜴、老鼠我都敢生吞,我还生吃过一只小鸡,毛茸茸的,扎嗓子,直恶心……反正,饱死总比饿死强!老这样生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肚子开始顶不住了。肚子痛,呕酸水,后来就腹泻,拉红色的粘液……拉得我整个人都是软的。我很清楚,这样下去非死不可。我问当地人,这怎么治。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教我用艾叶团上木棉絮炙肚子——哎呀,真舒服。这么烧炙了好几次,腹泻竟果真慢慢止住了。”点击订购《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 “开会”

  “缺吃少药,不算什么,更凶险的在后头呢!一天,组长通知我——那时集体劳动,都是几个人编成一个劳动小组,几个小组归一个小队——三天后,傍晚收工集中开会,还有谁谁谁。听到这个通知,真是从头冷到脚趾尾。我知道所谓‘开会’不过就是集中秘密处死的意思——我为啥知道?这样的‘会’先前开得多了,所有给通知前去‘开会’的人,从来没有见回头的——人都到哪去了?没人敢问,没人敢提,可人人心知肚明。”

  “这是一个死关!我不要去开这种‘会’!我只想逃,逃进森林,就是给毒蛇咬死,给老虎吃了,我也要逃!”

  “……可是不行!你逃到哪里去?哪里都是柬共的人,哪个村子的人都是登记了的,一个人没有通行证,落到他们手里也是个死……”

  “想啊想啊,半天,我跟组长说,我肚子痛得厉害,又拉又吐,不去医院怕不行了。组长看了我一眼,他会不明白吗!恐怕见我一个孩子,有心放我一条生路——居然真的批准我住院了!”

  “入院也未必就能逃出命,还要看医生接不接收。来了个女医生,后头还跟着两个周身黑的赤柬份子。我一眼认出那个医生是华人,原先也在金边的。我险些用中国话和她说话,她举手这么一摆,以示制止——我顿时领会,只用柬语诉说病情。那会儿,身为华侨处境很凶险:一来,柬埔寨的华侨经济地位普遍比当地人高,读书识字的人多——知识分子是赤柬重点消灭对象;在他们眼中,华侨毕竟是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位女医生如果给识破是华侨,估计没什么好下场。”

  “柬共清洗不分血统、敌我,主要看你的语言、生活习惯,尤其看你有无文化。凡在红色高棉政权以前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思想都受过旧社会污染,都在清洗之列——教师、学生、僧侣、商人、医生、工程师……反正识字的,杀杀杀,华侨、外国人,杀杀杀……那个女医生能活下来,可能因为出身好吧,也可能因为他们也免不了伤病,不能把医生都杀光。谁知道?反正,我没说穿女医生的身份,女医生也让我入院了!”

  “医院一点药都没有,伙食比外头更差更少。真有病,进去也是等死。我这样在医院里呆了两星期,无聊,又饿得不行,偷偷又溜回村里去找吃的。不料,碰上组长了,他见了我,吓一跳,要我赶紧回去,说他们见开会少一人,正找呢,我要给发现了,他跟我都有大麻烦。我只得又回医院去。”

  “死等赖熬地,在医院又呆了一两个月,实在挨不下去,我又跑回去。这次顺利,没碰见组长,组里也没几个熟人,别人也不理会我。后来碰上村长。村长见到我,大吃一惊:‘你怎么没死?!’我说我生病入院了,现在好了,出院了。村长听着直摇头叹气。我顺口问,怎么不见组长呢?村长说,两月前,他接到通知‘开会’去了。

  “私底下我自己细想,看来那天碰见组长后不久,他就‘开会’去了……是不是给拉去填补我空出来的那个名额呢?如果真这样,组长就是为了救我死的,亏欠了他,心里很难过。可是又想,最初他一定也料不到放我去医院会有这种下场吧,再说,杀了我,他就真的不用死了?怕不见得,因为后来,连村长也‘开会’去了,连同他女儿……”

  “村长在旧政权时期当的村长,这种人往往全家都要清洗掉。组长呢,新政权的干部,但那时候,干部很容易犯‘错误’的,谁知道他犯什么‘死罪’了?

  “后来,这种分批参加‘开会’的少了。但有一回,干部传达上面的通知说,谁懂外语的,不论华语、英语、法语、越南语……都报上名来,国家需要翻译,外语人才不必参加田间劳动;过一阵子,又传达,谁是外国侨民,或国外有亲人的,报上名来,国家可统一安排送返……这两次通知,我听了都有些心动。我会说中国话,有父母亲人在越南,不过终究不敢轻易报名——我假装什么都不懂,问队里的大人,他们木着脸,只摆摆手,意思是‘没这样的好事’——但还是有人信以为真,报了名,就给带走了,消失了……”

  “……你见过篦虱子吗?一篦下去,先篦去大虱子,又篦,中虱子、小虱子,再篦,虱子卵、头皮屑……再不干净,剃头,好,虱子除净了。赤柬是恨不得连皮带血从根子上把头发薅干净!

  ■ 余生

  “没人通知我去‘开会’,没人‘送’我返国,我还放我的牛,挨饿。后来有一天,平常监督我们劳动的那些干部忽然不见了,逃了。来了一队队穿绿军装的人——越南人,他们把柬共打跑了。街上又开来了一辆辆卡车、坦克车,又是红旗、彩带,敲锣打鼓,只是受欢迎的人服装、语言变了……

  “柬共一倒,人们又纷纷回城。等我也乍着胆子回到金边,我家的房子早给先回城的人占了。那时有个规定,城市房子谁占了就算谁的,反正红色高棉这么一整,原先的屋主‘失踪’的也太多呢……但我终归回乡下去了。一来,我吓怕了,怕什么时候越南兵也象赤柬那样又赶人去农村;二来,城里一切都破败了,百业没落,也实在找不到活路,回村种地吧。”

  “现在也好,当导游。我也成家了,一子一女,一个7岁,一个5岁。我一定要他们上学,说中国话,学英文。在柬埔寨,你只懂高棉语没用,找不到好工作。这些年,来柬埔寨旅行、经商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我就指望两儿女好好读书,以后能有出息——中国人的老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明理,才是正道。赤柬野蛮,终究垮台了不是……”
辣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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