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现代芭蕾舞剧:Le Parc 花园 - Angelin Preljoçaj编舞 |  | | | 民国名士缘何不做官
来源: 南方日报 道德是中国人的法上之法,道德法庭无处不在,人人好做道德法官。中国人评价人,总喜欢以品德、气节、操守之类道德话语说事。民国已经走进历史的深处,在当下的历史热中,民国热也是一大热点,其中一些人喜欢津津乐道民国名士在官僚面前如何牛气,如何清高得不愿做官。其实,民国名士不愿做官也是一种现实选择,不全是纯粹的清高。 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蒋家王朝土崩瓦解,民国政府始终没有统一中国。北伐战争之后25年,虽说有名义上的南京中央政府,事实上,依然诸侯林立,政局不稳,民国政府各个时期的内阁成员像走马灯一样,你来我往,变动频繁。从现存的档案资料看,有些内阁任命的部长根本就没有到任,或基本不理事。因时局动荡,缺乏行政资源,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除了组建教育部,几乎在教育部没做什么,主要精力在北大校长任上。有些到任的部长因为政局不稳,缺乏经费和人员,没有执行机构,到任不久,立即辞职。例如,梁启超先后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舆论和后世史学家指责“梁任公雄文盖世,而于政事则无多建树。”梁任公是当时盖世无双的通才,不是梁任公不想做事,也不是梁任公不会做事,而是时局动荡,政局不稳,缺乏资源,无法做事。既然如此,干脆不做官。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名士胡适、傅斯年等人不愿做行政官员,只愿意做学术机构负责人。众人皆以为诸位名士清高,其实不尽然。胡适、傅斯年等社会名流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第一,国内军阀割据,山头众多,“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事变接二连三,时局政局比北洋时期好不了多少,做官的政治风险太大;第二,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深陷其中,麻烦很多,好进难退,身心不自由;第三,民国政府一直属于军阀政府,而非真正的民选政府,名士一旦做官,就要屈尊做军阀的部下,被劣迹斑斑、声名狼藉甚至有黑帮黑道背景的军阀们绑定,听从没文化的“老粗”军阀调遣,于自己名声不利,也不甚安全。总而言之,民国政府是个大染缸,文化名人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沾边带脏。 民国名士不愿做官,而热衷大学和相关学术机构,做专业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原因又有三:第一,新式教育、新闻出版、科学事业和民族工商业蓬勃兴起,学兼中西的教学科研人才奇缺,大学、科研机构、报馆、出版社和实业家争相聘用学有所长的专业人才,搞专业非常吃香,也特别能得到尊重。第二,知识分子来去自由,国内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随时出国, 搞专业比做官自由得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做学术人员的生活待遇非常优厚,比较利益远远大于做官。据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第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当时的教授月俸400—600大洋,约合现在1.7万元,与当时国民政府部长的薪俸持平;副教授月俸430大洋,约合现在 1.2万元,讲师160—260大洋,约合现在的9000元。兼职讲师鲁迅先生讲课费每小时收入5个大洋,相当于一个警长的月收入。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大洋,县长一个月20块大洋。民国时期,报业和出版业发达,稿费优厚,某些名士的时评稿费高达100—200元现大洋,给报纸写连载小说的小说家们可谓银元滚滚来。鲁迅先生的主要收入来自稿费,从1912年任职至1936年去世,鲁迅先生收入12万大洋,约合现在的人民币500万元。 民国教授不需要租房子,一旦聘任教授,学校提供住宅。例如,清华大学免费为教授提供高级住宅。1933年,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50多位名教授。闻一多教授居住的46号院叫做“匡斋”,乃中式建筑,房子共有14间之多。如果教授做官,一旦内阁倒台,薪水断流不说,“学者型官员”还得自己买房租房。 民国名士不但地位高、薪水高、房子好,还有能力雇佣仆人。民国学人多哲人,但哲人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计得失的圣人。无论时代怎么变,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不会变,任何人都会根据利害得失选择从业方向。所以,后人不宜片面地神话民国名士的清高。 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 叶群: 我守活寡(图) 来源:腾讯 导读:林彪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林彪喜欢看药书,并且自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 资料图:王淑媛老人(中) 林彪、叶群(左)与江青(中) 当年,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王淑媛。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然而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在宽松的日子里,她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亲切地称她老王或老太太。近年,一些媒体对老太太有过报道,称她是林家的保姆,老人对此十分反感。她正色地纠正说:我不是保姆,我是服务员。我没问过,这两种称呼有何不同,她为什么如此在意?我想大约她是要说自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人员,同林家不是旧式的主仆关系。 初到林家 王淑媛于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农村的一个家庭,念过几年私塾。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之类的蒙学读本,如今还能背上几句。结婚后,生过一女一男。镇江解放之前,丈夫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逃跑时被杀。解放后,她在镇江军分区政委家做保姆。1952年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当保育员。由于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先后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曾经参加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 1963年秋,“林办”秘书从幼儿园把王淑媛接到毛家湾。经过几天试用,叶群征求她的意见,问是否愿意留下。王淑媛说,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她就这样到了林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王淑媛的具体工作是照顾林彪、叶群、林立果、林豆豆一家的日常生活,诸如开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等。 崇敬与困惑 王淑媛调到“林办”前就是一位获得过多种荣誉的先进人物,到“林办”后,自然更加勤恳敬业,尽职尽责,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对林彪充满崇敬和信任。这不仅因为他过去能打仗,而且后来还是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时间长了,王淑媛看到林彪奇特的生活习惯和弱不禁风的身体,又使她感到困惑。 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吃馒头时,先要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则很严格。当然主要不在于其质料,而是温度。衣服是有度数的。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本是常理,然而林彪的衣服温度,却复杂得多。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林彪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王淑媛看到林彪散步时,常常自言自语,独自发笑。 林彪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 林彪喜欢看药书,并且自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 林彪怕水怕风,对房间、走廊的温度要求极严,在22度左右。然而他并不知道,温度计的度数是假的,被固定在22度上。给林彪用的药,有时是把他所要的药从胶囊中倒出来,换上别的药。有一次,林彪的一个内勤按照叶群的吩咐装假药,被林彪看出来了,十分恼怒,虽然叶群承担了责任,但是那名战士却被打发走了。因为战士是在“九一三”事件前走的,出事之后没有被拘审,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王淑媛初到林家之时,不明白为什么林彪周围的人,以叶群为首,包括卫生、内勤、秘书等都在叶群的指使下欺骗林彪,待她明白原因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可她还是有许多困惑和忧虑。林彪这样的人,怕风怕水,长年生病,怎么可以当副统帅和接班人呢?不过,这些困惑和忧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中,并不影响她平时的工作。
资料图:林彪与服务员、警卫合影
资料图:王淑媛老人(中) 叶群印象 叶群的日常生活,与林彪大不相同,是另外一个样子。 叶群讲究饮食,当然这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的。她强调营养搭配,多食蔬菜、水果和海鲜,不吃肉,以免发胖。她讲究舒适,每天睡觉前,要由内勤做周身按摩。早晨起床,由王淑媛烤热衣服。平时喜好游泳,常看香港电影,“文革”期间,香港电影是禁止公开放映的。“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把叶群调看香港电影作为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的证据,让工作人员予以揭发。一位秘书说,叶群看的电影,许多是江青调看过的,江比叶看的还要多。专案组一听不对,这是在攻击“旗手”,连忙要他打住,不许往下谈了。 叶群在“文革”中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家庭生活却不美满,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家庭。有一次,叶群对老王说:你守死寡,我守活寡。为了首长(指林彪)的身体,我早就与他分居了。 叶群与林彪既存在矛盾,又有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互相依赖,还要不时地提醒对方,避免在多变的政治风浪中翻船。有一次,江青到毛家湾,与林在房间里谈话,叶群让王淑媛在走廊里观察动静,有情况向她报告。不知什么原因,林、江谈得很不愉快,吵了起来。江青把门一摔,昂着头走了。叶群听到老王报告后,跪在林彪面前,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你跟她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筹备“九大”期间,叶群很想挤进政治局,林彪劝她说:你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当办公室主任把秘书管好就行了。你要当政治局委员,把江青往哪摆?你还是不当为好。又说:女人不能当政,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然而江青、叶群还是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了政治局。 叶群平时对林豆豆很不好,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有时用脚踢豆豆,用手揪她的头发。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证实林豆豆确实是叶群所生,然而,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令人不解的是,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为林豆豆选婿。 关于此事,在一次江青到毛家湾看望林、叶走了以后,叶群对王淑媛说,江青向林彪、叶群为×××说亲,希望豆豆嫁给×××。江青说: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找“对象”,别人是不能主动来求婚的。然而,遭到林彪的拒绝。林彪说:我们只能是工作关系,不能结亲家,那样不好。我要给豆豆找个普通人家。 尽管叶群为林豆豆选婿的缘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是叶群想通过选婿来控制林豆豆,而林豆豆则要反控制,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林豆豆自己找的“对象”,叶群不同意;叶群派人给找的,林豆豆也不同意,于是选婿这件事便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倘若不是出了“九一三”事件,大约还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
林彪、叶群与叶豆豆 老王与林豆豆 王淑媛刚到林家时,林豆豆才19岁,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曾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住了一段时间。老王天天送林豆豆到校门口,放学时到学校去接她。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还要靠烧煤球炉取暖。后来,还是回到毛家湾。但是她的房间已经被叶群让给帮助林、叶看书的人住了。 老王的到来,给平时缺少母爱的林豆豆带来了温暖和欢乐,使孤寂寡欢的她有了笑脸,说话也多了。 从1963年到1971年的八年时间,王淑媛与林豆豆相处融洽,情同母女。“九一三”事件后,她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老王同“林办”工作人员一道进了“学习班”,先后在北京西郊原亚洲学生疗养院及大兴劳改农场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1975年“学习班”结束,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后来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林豆豆则被分配到河南郑州一个工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林豆豆被调回北京,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同老人取得联系后,把她从镇江接到北京,她们又团聚了。近十多年来,老人有时住在镇江老家,有时住在北京。林豆豆到朋友家或外地去时,常常带着老人。老人虽然年届八旬,仍然喜欢在林豆豆的照看下四处走动。 老王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年深日久,如今已不大愿意同生人谈论往事;而且每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殊少新的。 王淑媛,一位平凡的老人,有过光荣的过去,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日子,但都走过来了。老人不仅有个温暖的家庭,而且还有个同患难共命运的干女儿林豆豆,她的晚年是幸福的。 张若名才是周恩来的初恋 失恋后做了朋友(图)
来源:凤凰网  | 青年时期的张若名 有一次,陈毅出国访问归来,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宾馆联欢,吹拉弹唱,跳交谊舞。张茜因担心陈毅的身体,就劝他早些回来睡觉,以养足精神。陈毅也满口答应。但由于联欢晚会散场很晚,陈毅直到凌晨2点方归,张茜生气,一赌气就将陈毅关在了门外。陈毅连连敲门也不开,便真动了肝火,他让卫士找来秘书,见面就嚷道:“离婚!离婚!” 周恩来知道后,便在第二天饭后,请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这时,忽有一只风筝在头顶飘过。望着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指着天空说:“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 一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张茜也马上理解了总理的意思和一番好心,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但张茜还是对陈毅不放心,毕竟陈毅已是60多岁的人了,他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总是要提前熬夜、批阅许多文件,做些必要的“功课”。如果出国访问,那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向总理、主席请示许多问题。1965年9月,陈毅又要访问西亚非洲六国。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张茜流泪了。她思量再三,最后还是找到周总理,要求总理减少陈毅的外事活动,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这倒使周总理为难起来了。但他还是把这件事对随同出访的外交人员讲了,要他们在国外对陈老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多加照顾和关心。启程前一天,陪同陈毅出访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周总理打破常规亲自作了动员讲话。他除了说明此行的任务外,还很有风趣地把张茜如何流泪如何关心陈毅健康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周恩来最后以同情加勉励的口气说,陈老总在百万大军的战场如履平地,大江大海不知渡过多少,怎么在外交战线上,张茜竟动起了儿女之情呢?周恩来又说,这也难免,陈老总的出访任务最近的确是多了一些,但这也是中央对老总的信任和重托。他看了看张茜红肿的眼睛又说:“这个思想工作,还是交给邓大姐来继续做吧。” 轮到陈毅讲话,依然是响亮风趣:“我是总理的兵,总理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张茜为我瞎操心!”说罢,哈哈大笑,逗得大家都跟着笑了。 婚恋是个复杂的问题。 在昆明,周恩来显示了自己对待曾经的恋人的态度。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和陈毅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和陈毅一道,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早期的战友。 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 当周秉德自己在爱情方面遇到挫折,想听听周恩来对情人分手时的感受时,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当然不平静。秉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儿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周恩来还告诉周秉德:“张若名后来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就与丈夫杨堃回国任教,起先在北京,后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教授。1955年4月我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回国时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你七妈还怪我没与他们合个影,都是老朋友了嘛!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20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结果她被打成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 中国人的出国热
[博讯论坛] 史东 2010-11-15 一说起出国的事情,中国人表现出非常高度的智慧和勇气,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上个星期轰动世界的新闻之一,是一名年轻的中国人,30岁左右的年纪,却把自己化装成白人老人,闯关加拿大,在飞机上骗过了很多人。到了加拿大之后,他马上脱下面具,申请加拿大的难民身份。
这件事情说明中国人真是非常的聪明,而且用的手法也非常的高超。除了这个之外,为了出国,很多人也显示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气。
几年前,我们大家还记得一名下岗的中国人,用他非凡的智慧,绕过戒备森严的上海海关和公安人员,偷偷跑到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一架由上海飞往日本东京的波音747巨型飞机的肚子下面,紧紧抱住这架飞机的起落架,飞行了3个多小时。当飞机在东京降落的时候,这位23岁的中国好汉,居然经受住了1万多公尺高空的稀薄的空气和冰冻的气温,安然无恙。
以前大陆同胞常常听到某某某驾机起义,现在我们这些同胞则以划时代的、超时空的气概和勇气,以及智慧,化装、骗关、过海、抱机起落。
中华民族历来有一个很大的遗憾,那就是海洋意识不够。要不然发现新大陆的,那肯定不会是哥伦布。所以稍微有一点飘洋过海的本事的人,都会被崇拜为英雄、供奉为仙人。
以前说中国有8位仙人,他们是钟汉离、张果老、吕洞宾、李铁拐、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以及何仙姑。这8位都飘洋过海,而且都各自有自己的招数和办法,所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不过这几位仙人本事再大、神通再广,也抵不过今天的这些想出国的英雄好汉。这些人不仅有胆略和行动,而且有高度还有气度。
不过这些事情也有辛酸的一面,也就是反映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情。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人心惶惶,一心希望有飞机将至、试图登机而远走;中国政府不给人民民主权利。在中国国内几乎所有的异议人士不是被关押,就是被放逐;而且越来越多的下岗职工也以如此奇特的方式逃跑,证明老百姓对中共口口声声宣传的生存权,也绝望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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