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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女声/台湾五都选举联想:国民党,一张模糊的照片/迷失在科学与神话中的信仰
發佈時間: 11/27/2010 3:55:59 PM 被閲覽數: 13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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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女声』Hayley Westenra-River of Dreams 专辑2008

     














Stiella/ wenxuecity

 

台湾五都选举联想:国民党,一张模糊的照片


谢盛友:国民党,一张模糊的照片


台湾五都选举,才让我想起国民党,我天天跟踪台湾新闻。舆论普遍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影响未来政局,也是2012年大选前哨战,台湾著名政论家南方朔更是直言“它结结实实的就是两党的总决战”。

妻子问我:“你每天看台湾选举新闻,有什么用?”
我反问:“你每天教洋人中文,有什么用?是否有用,不是你我说了算;是否有用,不一定是现在说了算。”

这场对国民党充满考验、甚至牵动台湾蓝绿政治版图的选战,与我有何相干?想一想也是,台湾选举跟我实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党跟我实在有关系。

小时候,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恨”。我经常无辜被同学殴打,所以我心里很恨国民党。在学校里,不知道为什么经常被骂“国民党狗崽子”,回家的路上经常被强壮的同学围攻,几乎每天迎接别人扔来的石头,我的书包里经常被人放入狗屎,……。我问我妈妈,为什么这样?妈妈回答说:“你爸爸曾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长大了,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怨”。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父亲“不光彩”的历史给我们兄弟姐妹带来的“耻辱”,因为爸爸1949年以前国民党文官的身份,让我们兄弟姐妹很多次失去升学升迁的机会。

后来啊,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痛”。我没有因为国民党而获得任何好处,却因此而被牵连。奇怪的是,当我知道我爷爷跟随蒋中正北伐,大学毕业后,为了救国,呕心沥血,日夜辛劳,竟然于民国24年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会时病逝,对于国民党,我反而不恨了。

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单位里认识了蒋麦占[1],我们成了好朋友。蒋麦占年龄比我大二十多岁,我理所当然叫他叔叔。有一次,我们彻夜闲聊。麦占叔叔告诉我,他1981年第一次出国考察,上了飞机还不敢说,等飞机在美国降落后,走出机场,他才跟代表团团长说,他是蒋廷黻[2]的亲侄子。我当时立刻体会到麦占叔叔的良苦用心,若他在上飞机前暴露,出国就免了。到了纽约,下飞机,麦占叔叔当然想去看一看他的伯伯,当然是蒋廷黻博士的安息之地。

2010年1月,我在阅读蒋廷黻,把“蒋麦占”放在Google,竟然看到国内某网站刊登麦占叔叔逝世的讣告。我的脑子一下子回到长沙、回到铜禄山。麦占叔叔的家庭,没有因为蒋廷黻而获得任何好处,与我们家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此而被牵连被迫害。

出国前,我曾经大胆地问我父亲:“爸爸,你1950年为什么不去台湾?” 话说出口后,我立刻后悔,不应该再次用针刺父亲的伤痛,面对我的“逼供”,父亲无语良久,搪塞给我一个“忠孝难两全”:“我去台湾,谁养你的奶奶?”

肩背父亲的“忠孝难两全”,我1988年踏上北去的国际列车,穿越西伯利亚和柏林墙,来到德国巴伐利亚自费留学,不久后,父亲逝世了。与麦占叔叔之间,偶尔(尤其是过年过节)我们还有电话联系。

在德国,我读索尔仁尼琴,大作家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善与恶的界限,不是在国家之间,不是在阶级之间,也不是在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心中穿过。”

读大文豪的话语,我似乎找到了一个小答案。

现在啊,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伤”。这个“伤”,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其实,现在的国民党与我毫无相干,“哪一个政党最能领导台湾”,国民党的“政权保卫战”,关我什么事?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每次政治“动荡”,每次大选,都会牵动我的每一个神经,都会拨动我的每一根心弦。

也许,就因为国民党在我心中是一张模糊的照片吧。


写后记:

我的“恨”、“怨”、“痛”和“伤”,也许跟国民党有关,似乎不是国民党造成的,这可能就是心中的照片越来越模糊的原因吧。


注释:

[1] 蒋麦占先生曾是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工业与建筑应用电气委员会、美国IEEE的高级会员,同时还是IECTC64中国的委员,长沙电气设计工程师学会理事长,施耐德的《电气装置应用(设计)指南》(中文版)的总译审。他长期从事电气工程的设计工作,不仅在工作中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电气工程的设计技术的研究工作中卓有成就。在他退休以后还积极进行有关技术的研究和交流,深受全国各地业界同仁的钦佩和尊敬!

[2] 蔣廷黻(拼音:Jiǎng Tíng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中國歷史學家,外交家。1906年初,11歲的蔣廷黻進入長沙明德學堂就讀,一學期後轉入美北長老會在湘潭所辦的益智學堂,在那裡深受美國傳教士林格爾夫婦的影響。1911年,16歲的蔣廷黻受洗加入基督教。1911年,16歲的蔣廷黻前往美國求學,就讀於密蘇里州parkville的派克中學,半工半讀。1914年進入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主修歷史學,獲得文學士學位。此後曾應基督教青年會之徵,赴法國為華工服務。1919年,蔣廷黻回到美國,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海斯教授,攻讀歷史,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23年,蔣廷黻回到中國,先後任天津南開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1932年,蔣廷黻與胡適等人共同創辦《獨立評論》雜誌。作為歷史學家,蔣廷黻不贊成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的考據方法,引進西方的現代綜合的歷史研究方法。蔣廷黻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期間,進行了一項建立現代中國歷史學的宏偉計劃,要使中國歷史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專門學者和教授研究。為此他一面著力網羅已有成就的學者,一方面積極訓練一批年輕的學者,減少他們的授課時數和行政事務,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研究條件(參考書、助理人員),讓他們潛心研究學術。因此,清華歷史系中國史研究的形成了陣容可觀的教師隊伍:中國通史及古代史專家雷海宗,隋唐史專家陳寅恪,元史專家姚從吾和邵循正,明史專家吳晗,清史專家蕭一山(兼任北大教授),蔣廷黻本人則專攻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2]。他在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對近代中外關係變化如何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十分重視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他以當時首次影印刊布的清宮檔案《籌辦夷務始末》為基礎編輯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兩卷),收購散藏於民間的檔案,編輯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同治五年以下未編成)。1935年12月,蔣廷黻離開清華大學,以非中國國民黨員的學者身分加入民國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後從事外交事務,1945年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61年11月,蔣廷黻改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1965年10月9日病逝於紐約。


由谢盛友张贴

 

迷失在科学与神话中的信仰

--从耶稣的信仰谈起

玄野

信仰是人社会的首要问题代社会,宗教展相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极端滞后甚至退化,造成了宗教信仰的普遍缺失与误解,个人信仰上的轻视随便盲从而导致的信念的名存实亡,最终的表象是众多的全球性危机。两千年来信仰的停滞与渐次固化导致信仰的本质与其文化现象载体的混淆。一方面,当这些载体被现代科学证伪后,信仰的根本与这些载体一同被弃置了,从而造成现代社会的物质至上和精神颓废。另一方面,执着于古代信仰的人们抱残守缺,无意于信仰本质与载体的甄别,从而一并抵制现代知识的冲击。兹借用对基督教圣人的思考"耶稣有信仰吗?"来发轫关于信仰的讨论。这一问题初看起来有点不明所以,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上帝有信仰吗?就能体会到准确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信仰有深刻的理解。需要申明的是,此文目的不在于宣扬哪派宗教,贬抑哪派宗教,而是主张信仰对每个人的重要性,强调信仰的真诚。下面来看信仰是什,信仰和理解的本

要有信仰?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超越性的主这种实际运作中必然需要根本的依据来服自己和相的人--这样的行动肯定能达成所想的目的。因世界上最乎人命运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理解能力和控制能力,行这种根本依据往往是直的,灵感的和神灵启示的。这就是信仰。信仰所及的域是确之外的范畴。信仰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因为科学知识的发展阶段不同,信仰拥有不同的形式和描绘方式,但是其对世界终极决定因素的超越理解这一元素是永恒不变的。因为科学的发展,古代信仰中一些因为知识的局限而必然为古人假借来附着在信仰外部的元素就明显有悖事实了。这时,我们的任务是清理掉信仰上由衣衫风化而来的灰尘,令信仰在人类眼中的形象更加清晰明目,而不是因为其外表的败落而背弃祂。我可以学科学,但没有信仰科学一概念,因科学的本人理解,而不是人信仰。一些人相信科学可以最宇宙,可以是信仰,但其信仰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的能力,也就是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能给人带来的力量。这是人从拜神向拜物转变的第一步,其目标是人类物欲的满足。科学向下寻求应用层面的价值支撑,是越走越窄的牛角之路。科学的意义是为人类提供确凿无误的知识。虽然其为人类的技术应用提供了依据,但这绝不是科学发展的初衷和目的所在。科学必须是纯粹知识性灵性的范畴。技术发展跟随在科学之后,而不是在科学之前指挥科学方向。技术指导科学的状况一旦出现,科学的生命就中止了。中国的六十年国家建设,只关注技术应用的目标,否定科学在信仰层面上的根本,导致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每况愈下,是这一问题的很好的注脚。科学的价值支撑在于信仰,信仰赋予了科学最辽阔的胸怀。只有人类对最崇高的天道上帝具备了直觉灵感的信仰之后,科学才能焕发出在无边疆域上纵横驰骋的活力。

有信仰和尊重科学是并行不悖的。相信一加一等于二,和相信上帝天道或者六道回完全不同。科学建立在广泛的据与严谨逻辑解析上,是可以分析理解的知识些知是确的,同又向基于证据的相反结论开放,其所持的是逻辑实证等科学的方法。信仰是超越理解能力的,人从直灵感和启示中悟道。人所信的道是在的条件下无法明也无法证伪的,其作用机理和作用范围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之外,同乎人自己的最根本而且最长远的利益与价值。虽然没有任何理论透彻地显示其机理,却有着大量的事实反映着其真性,又有多的理性逻辑轨宣示其融洽一体性。这种信必然是我们有凿证明的真理之上的存在。

当代很多宗教分支因为信仰而抵制某支科学的做法,完全是不必要的误会。根据现有掌握的证据来推测历史轨迹,由此推论出生物和人类的演化历史。这属于历史学范畴,可以根据各种证据判读这些历史猜测的真实程度,这些历史猜测与信仰无关。同时,如同科学研究需要信仰提供终极动力一样,从事历史研究所依据的原则和信仰相关,这些历史推测所依据的原则是由上帝所规定的万物的统一,自身的自洽,以及人必须忠诚于上帝所呈示给人类的真实。这些原则,我不知道有哪个宗教敢于否定。当代最典型的案例,某些人执着于古籍中的创世说,对近代以来逐渐完善的进化论大加批驳,认为这破坏了宗教信仰。这是一个偏执的误会。进化论是基于已知证据的推测,其结论具有很大的或然性,提出这些见解的人也不会以此为信仰。从信仰高度上批判进化论,很有堂吉哥德大战风车的味道。上帝如何创世,世界如何发展,其历史是唯一的。人类的历史轨迹本是基于事实的推测,因为知识范围的限制,只能做可能性大小的判断,完全达不到信仰的层次,其中的纷争必须排除在信仰之外。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地质过程必然会留下众多的痕迹可供后人辨别,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录,但人类足迹所遗留下的文物足以让我们确定当时的大致过程,而不必亲劳上帝大驾口述给某些人,然后再作转述。在三千五百年前摩西所处的地中海地区,大部分宗教拜物拜鬼神图腾等。在这样的环境下,摩西创世纪的价值在于相对于当时的其他宗教,他表达出了对上帝的正确信仰,而不是准确地记述了人类的历史。当下的知识环境完全不同,与圣经的创世纪相比,当代综合了大量地质与考古证据而得出的世界演化历史显然要远远更接近真正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因为摩西的创世说在当代被证伪而否定对上帝的信仰,也不能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而完全泥足于古人对历史的朦胧揣测。信仰永远呼唤着人类的真诚,这个真诚既不能用天堂的诱惑来交换,也不能用地狱的恐惧来阻挡。我们暂且不论各种历史学说的对错,单单是将本可以证明的易于理解的历史当作信仰的关键必要的组分,就已经淆乱了信仰与科学,事实与推测之间的清晰界限,导致宗教信仰方面真假难辨了。

至此我们可以回头看篇首的问题。讨论基督教圣人的信仰,就必尊重基督教教。根据三位一体的教,耶与上帝一体,那他必然世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就只能有理解,而称不上有信仰。逻辑世界完全理解的存在必然是唯一的,而不可能与另外一个存在分立。从神学角度而言,要把耶提到神的高度,三位一体是唯一的选择。从三位一体可以直接得到耶没有信仰的结论

科学的展,确累,是人信仰得以提升的源泉,除原有信仰中的猜成分,从而使得信仰更加纯净与崇高。科学不能脱离信仰,信仰是科学展的基本背景。没有信仰的社会,科学展无从谈起。科学和信仰之间是领域不同,互为依托又互相促进的关系,我们既不能因为信仰的崇高来用信仰的思维方式霸占属于科学思辩的领域,也不能因为科学的确切与实证而否定信仰的超越价值。信仰有超越理性与逻辑的性质,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逃避到宗教的羽翼下,枉顾理性逻辑来曲解现实世界。理性和逻辑自超越理性的上帝,所以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在恰当的范内,严格遵循理性去解析现实,不是挑上帝,而是最好的遵从上帝。不幸的是,诸等错误在当代现实中广泛存在而又占据了绝大多数人的思想。

世界呈现给人类的是零散的信息碎片,而人的主动本质却需要对世界最高主宰核心有所瞭解,从而由此演绎出正确的运作方案和行动准则。这样一个由现实的综合再到演绎的流程是人类历来的主要精神途径。透过世界各文化以及科学各学科中无穷无尽的启示,人类的主体智慧认为世界统一在一致而且融洽的系统中。这就象打碎了的恐龙化石,我们对当年真实恐龙的重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这些化石碎片必须可以完美地契合在我们所构想的恐龙骨骼上。其二,如此构造出来的恐龙必须合乎一个生存在那个地球时期的动物所应当具备的属性。这就是爱因斯坦所崇尚的真理判据:解释性和自洽性。呈现给我们的这些碎片具体会在什么层次上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自洽性,是科学界永无止境的任务,但是世界的自洽却是公认的。我们择取或判定信仰时必须建立在这种公认的哲学根基上。

信仰的原因在于决定人生的因素不能完全由理智和知识把握,人的主动本质决定着世界的主宰核心与人类前途息息相关。唯因此,人类无法完全理解上帝的状况将永远存在,而信仰需求是永恒的。人的解释能力有所发展,而对同一事物的正确解析的深度有所变化,但上帝就象无穷一样,可望而不可即。比如,天为什么会下雨,何时下雨,如何能达到风调雨顺。古代有一种解释,因为有太多因素不能明白并且难以控制,所以下雨和信仰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对气候变化有了相对透彻得多的认识,所以不再会有由政府主持的祈雨仪式。但是风雨的运作依然有很深邃的机理在人类的知识以外和能力以上作用着,一般的政府不会因为旱涝而自责,但是人类对欲望的良好控制,不肆意妄为绝对是风调雨顺的必要条件。

信仰必须自由自愿,而且出自真心。宣称自己是某教教徒,那么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真正相信那个宗教的关键教义吗?在古代与近代,因为顾全大局的考量而违心地宣称自己信仰某种教义的情形很普遍。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布鲁诺的勇气,与宗教独裁妥协的先贤圣哲也有他们独有的价值。牛顿反对三位一体,非但生前没有公诸于世,而且其神学观点在其身后数百年依然不为大众所了解。这主要是时代的遗憾,而非科学家本人的问题。当代则完全不同,尤其是在政教分离,崇尚宗教自由的欧美社会。许多中国人在摆脱了僵化无神论的灌输和洗脑后,很轻易地皈依了某些宗教。当然,这些皈依多是好事,但是要看你为了什么才信,是为了自己在现实生活和经济收入以及朋友交往之上的方便而信,还是精神上真的信。在信仰上,我们不能欺骗自己的良知,也不能欺骗耶稣,更不能欺骗自有永有的上帝。也许六十年造就的信仰真空导致了这一现象,也许是其他原因。无论如何,无论大家在信什么,在皈依某个信仰之前,我们必须诚心地对待信仰,首先清楚信仰这一人生首要问题是什么。儒家对信仰有诚意这一关键要求。人生于世,可能说假话的机会很多,但是在信仰这一问题上必须完全诚实,表里如一,自己向上帝所要的就是自己所想的。更深层的一致可能难以达到,但是在内心意识和语言外在表达的层次上不能存在有意的欺骗。

其实,信仰不自由的状态在不久前的年代甚至当代依然普遍地存在着。印尼处于独裁的时期,信仰共产主义会招致杀身之祸,而信仰空白会被视作无神论,与共产党同等处理。当时在世界上儒教并没有成为和佛教伊斯兰教等相对应的宗教名称,但别无选择的当地华人极其普遍地成了儒教徒。在中国的既往六十年中,有真实信仰却不敢承认,不相信某种主义却信誓旦旦地坚称是其信徒,都是极普遍的情况。信仰上的强暴独裁导致了信仰自由的荡然无存,而人的求生本能在这种环境下就导致了普遍的信仰欺骗。在人文最高层次上的谎言逐渐荡尽了国人的诚信,而由此造成的口是心非曾经造成过千古绝伦的灾难。中国大跃进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官方与其他途径的信息基本指向三千万以上。这三年和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超出了八年战乱的数字。饥馑导致人道灾难显然是中央政府最不想看到的,事实证明这个灾难令毛刘等最高领导层在生前身后都为之战栗。而当时国家的战略储备应付赈灾绰绰有余,为什么竟然导致了远比最触目惊心的二战还要惨烈的灾祸?原因何在?大跃进之前一年的五七反右导致的所有官员精英知识分子的口是心非是首恶。当时,如果中央能够获知各地的饥荒情况,国家的战备储蓄不可能那样原封不动。原因就在于占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的惨状被官员们一级级地淡化封锁了。因为全党欺骗而导致的如此悲剧是亘古无双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代统治阶层曾经在和平时期饿死过如此数目如此比例的民众。而罪恶的根源就是中央的行径扫荡了国人的信仰与诚信。这一祸根于今依然流毒中国,难以肃清。现在国人在信仰上的欺骗基本是常态,信仰完全不是一个严肃的人生最崇高的概念,不过是用来混入某种既得利益团体的伪装而已。当代中共有百分之几的党员相信共产主义?在那些曾经看到其他国家的民主自由的党员中,有百分之几的人相信中国的民主自由是真正的,而西方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但是堂而皇之居于国家政党最高文件最高报刊上的言论所宣称的却是共产主义,却是中国民主是最高级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百分之几的党员敢于质疑这种宣传?

二十年前,国外的许多有识之士曾经提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几大障碍。其中,信仰真空与信仰危机名列榜首。二十年后再看,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中国的经济总量并没有受制于这些障碍,但是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安定的确已经遭受到巨大的威胁,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市民田中耕者,精神上无不是一片迷惘。

由玄野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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