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湖’現在就是包頭的一顆定時炸彈，現在越來越多的包頭人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本地的媒體也開始將目光對準這里。”包頭一名媒體工作者告訴《每日經濟新聞》。

　　被視作可能是包頭“定時炸彈”的“稀土湖”，是包頭鋼鐵集團(以下簡稱包鋼集團)尾礦壩在當地的稱呼。據悉，包鋼集團采自白雲鄂博的鐵礦石富含稀土礦，而包鋼及其相關企業在分離出氧化鐵和部分稀土以後，剩余的礦渣仍然含有大量稀土，這部分礦渣通過管道輸送的方式被排放到尾礦壩里，經過長達45年的日積月累，形成了今天的“稀土湖”。

　　它距離包頭市區12公里，距離包鋼廠區四五公里，距離南面的包蘭鐵路也只有200米，從該處前往南面的黃河，距離也只在10公里左右。因其處在地震斷裂帶上，就像一顆定時炸彈一樣，引起來人們關注。

　　不只是潰壩的危險。在大壩的四周，陸續發生的綿羊長獠牙、村民患癌癥、莊稼減產等事件，已經將昔日的“包頭菜園子”變成了地不能耕、水不能喝的地方。

　　不過，“稀土湖”尾礦增加的問題有望得到緩解。包鋼集團環保科科長杜有錄向《每日經濟新聞》介紹，最近幾年，包鋼已經在進行技術改造，在白雲鄂博興建了選礦廠，“我們在白雲礦挖礦以後直接在當地選，然後用管道輸送150多公里到包鋼來”。此外，包鋼每年在環保上都投入3億元到5億元，“我們在還舊賬，爭取不欠新賬”。

　　然而，這場以“稀土湖”為中心的生態災難，依然值得我們反思。

　　　　包頭的“懸湖”

　　11月25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首次乘車來到位于包頭市西郊十多公里外的包鋼尾礦壩。從東面遠遠地看過去，壩沿上的灰色礦渣被風吹成了波浪式的沙丘，走近去用腳一踩，整只腳便會陷進去。從東面到南面的壩沿上，這樣的沙丘一個接著一個，厚處甚至達到1米。“冬天大風一吹，這些‘沙粒’便會隨風飄散，到處飄的都是礦粉。”當地帶路的人介紹道。

　　尾礦壩周圍的地勢本是北高南低，但盡管如此，從北面看尾礦壩，大壩仍然高出地面大約20米左右；從南面看尾礦壩，大壩則高出地面大約30米。尾礦壩南面的壩基上，原有多根十多米高的水泥電桿，已被大壩不斷加高的泥土掩蓋到了頂部，電線早已被撤走。

　　走上大壩頂部，壩沿上鋪著似乎是為了加高大壩而倒上的泥土，一根直徑80厘米左右的大鋼管圍繞在壩頂上，每隔一段距離，就向壩內伸出3根直徑20厘米的小鋼管。東邊壩頂上，有兩根管子正在向壩內噴著紅褐色的液體。

　　朝大壩內一望，除了中間有一小潭水以外，一眼望不到邊的大壩內主要是礦渣。記者看到，在仍然潮濕的地方，礦渣近乎黑褐色；而水被完全蒸發掉的地方，礦渣則變成了灰色。帶路的當地人告訴記者，這就是礦渣。礦渣未干時呈塊狀，蒸發完水分以後就呈粉末狀，只要大風一吹，就會四處飛揚，有時候甚至會被吹到周邊的村里，這種情況在夏天下雨時會好一點。

　　11月30日，包鋼環保科科長杜有錄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包鋼尾礦壩1966年與選礦廠同時建成，是包鋼一個非常重要的生產設施，面積10平方公里，主要儲存選礦廠選過鐵礦後剩下的尾礦。如果尾礦壩發生事故停止運轉，那麼意味著選礦廠無法再運轉，包鋼集團必須停產。杜有錄表示，包鋼專門成立了一個尾礦車間，配置了400多人對尾礦壩進行管理，每年的管理經費高達3億~5億元，每年往尾礦壩里排放的尾礦數量達到700萬噸。

　　“尾礦壩里的東西相對鐵礦而言是尾礦，相對于稀土而言則是資源。”杜有錄告訴記者，包鋼集團從白雲鄂博采礦後，運到包鋼選礦廠粉碎，用磁選法和氟選法將礦粉里的鐵元素和部分稀土元素選出來，剩余的尾礦用水輸送至尾礦壩。杜表示，包鋼尾礦富含稀土，其含量超過了白雲鄂博的鐵礦中的稀土含量，包鋼將其當作資源儲存，使用權屬于國家，什麼時候開發由國家決定。

　　“稀土湖”畔怪事多

　　11月25日和28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來到包鋼尾礦壩西邊2公里處的包頭市卜爾漢圖鎮打拉亥村。記者看到，靠近尾礦壩的土地基本荒蕪，地面上長滿了濃密的灌木，在靠近村莊的耕地上，少數耕地還保存著幾根又小又矮的玉米秸稈。

　　65歲的卜爾漢圖鎮打拉亥村村民郝秉文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1988年前後開始，村民發現大牲畜出生不久就長出“齙牙”，性成熟後甚至還長成了獠牙，導致無法吃草而死亡。“有一頭羊死了以後，我們打開它的肚子，肚子里全是灰。”打拉亥村委會2000年的一份資料顯示，當時在大牲畜身上出現的問題還有“馬長長牙；驢爛牙齒；騾子嘴痛；牛飲水後肚子痛、骨頭爛、脫毛嚴重，導致死亡，不能連年放養，年年必須出售更新，死亡率高……”

　　相似的問題也發生在人的身上。郝秉文說，當時小孩子的牙齒長得參差不齊，有的還長了雙層牙，成年人在30多歲就牙齒松動，一扳就會掉下來。打拉亥村委會2000年的資料顯示，人喝了被污染的井水以後，“肚子里嘩啦嘩啦響，肚子痛，每天多次大便拉稀……四肢無力、全身發軟……”公開資料顯示，從1993年到2005年底，打拉亥村因癌癥死亡的人數達66人。68歲的打拉亥村村民劉葉女說，2010年，村里患癌癥死亡的人已經有兩三個了。

　　打拉亥村委會2006年的資料顯示，1994年前，該村玉米畝產高達1500斤，小麥畝產800~1000斤，土豆畝產6000~7000斤。然而從1995年起，打拉亥村糧食產量開始逐年下降，2006年玉米下降到畝產600斤，小麥下降到400斤，土豆畝產2500斤。向日葵、西紅柿、黃瓜、大豆等作物，也都大幅度減產。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打拉亥村在行政上分為兩個村——打拉亥上村和打拉亥下村，其村民和代表所述污染問題，在政府文件里也有明確反映。

　　而包頭市環境監測站于1995年、2000年和2006年對打拉亥上村所做的水質監測更說明了污染的日益嚴重。根據其“包環站糾(2006)第01號”《污染糾紛監測報告》，被監測的打拉亥上村5口水井在氯化物、溶解性總固體、總硬度、硫酸鹽等項均比2000年高，更比1995年高，已經不具備農灌功能，也不適合人畜飲用。

　　該報告還認為“通過與包鋼尾礦壩內廢水及壩外滲漏水的污染相對比，該區域的地下水中的主要超標污染物與包鋼尾礦壩內廢水中污染物特征一致”。“從監測數據看，距尾礦壩越近的農灌水井水質污染越重，水質污染由東向西遞減，變化趨勢較為明顯，說明該區域的地下水污染來源于包鋼尾礦壩的滲漏。”

　　而包頭市衛生局衛生監督所2006年所做出的《衛生評價報告書》也指出，打拉亥村“所送檢的水樣所檢項目的衛生學指標總硬度、氯化物、溶解性總固體、氟化物不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水質衛生規範》(2001版)”。

　　曾經的包頭菜園子

　　從包鋼尾礦壩往東大約3公里，是另外3個被嚴重污染的村莊——新光一村、三村和八村。3個村和包鋼廠區比鄰而居，相互交錯在一起。新光一村東邊圍牆內就是包鋼主廠區，南面是包鋼的工業垃圾場和包鋼熱電廠儲灰池；在3個村的北面，就是包鋼集團的控股上市子公司——包鋼稀土集團廠區；西面是包鋼尾礦壩，西面的尾礦壩和南面的儲灰池之間，只有一條50米寬的旱溝相隔。

　　包頭市環境監測站的報告顯示，早在2002年，3村12個被檢測水井井水的硫酸鹽、總硬度、氨氮、亞硝酸鹽、全鹽量、氰化物、揮發酚、苯系物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標。部分井口揮發酚超標高達70倍，其中西距包鋼焦化廠含酚廢水滲坑1公里遠的一個水井，其揮發酚檢測值達到每升72.33毫克，超過地下水標準35600倍；西距包鋼焦化廠精苯車間焦油滲坑1公里的一個水井，苯含量超標1600倍，氟化物和硫酸鹽也超標6倍和10倍。

　　報告還顯示，包鋼稀土三廠以南地區農作物含氟量高于其他地區，主要來源于大氣污染，而污染來源就有3個村莊東側的包鋼燒結廠和北側的稀土三廠等企業。

　　在從包鋼尾礦壩到新光一、三、八村的路上，《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看到，除了臨近村子的少數土地還在零星耕種外，靠近包鋼尾礦壩和儲灰池的土地已經完全荒蕪，沒有積水的地面留下發白的鹽漬痕跡，絕大部分地面上都已長出了蘆葦等植物。進入新光一村，第一感覺是髒，牆上到處是黑色的煤灰。

　　村中心小賣部老板康菊花(化名)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在記者中午到達前，她一個早上已經擦過3次玻璃了，“如果我一天不擦玻璃，不打掃房間，到處都是灰塵”。康菊花告訴記者，新光一村現在種植的玉米，長到1米就不長了；她家從2007年以來連年種植隻果梨，結果3年種3畝只活下來3棵苗。

　　新光一村在20世紀70年代曾經是包頭市的蔬菜基地，村民靠賣菜就能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再種菜了，一個是產量太低，現在好多地還絕產了；另一個原因是即使種出來拿到市場上去，別人知道我們是包鋼尾礦壩這邊的，也不會買。”“原來我們這里的水還可以養魚，現在這里的水用來澆花，花都活不了。”

　　李永寬曾經多年擔任新光一村的維權代表。他說，村里的水井在上世紀70年代時，最深的只有40米，用7.5千瓦的抽水機每小時就能夠抽上60噸到80噸水；進入80年代，水井需要打到80米，用22千瓦的抽水機1個小時才抽水80噸；到了90年代末期，要打井140米；現在打井需要在180米以上。“現在100米以上全部被污染了，抽出來的水都有煤油味，我們只得在100米深的地方放上黃豆，一膨脹就把井口堵死，抽120米以下到180米之間的水喝。”

　　據新光一、三、八村所屬黨支部宋家濠支部的敘述，3個村共有人口2200多人，僅在2002年，3村退耕面積分別達到2500余畝、1300余畝和1050余畝，3村分別僅剩耕地700畝、800畝和800畝。李永寬稱，目前數據“肯定比當時還要嚴重得多，因為村里許多地都荒了”。

　　“稀土湖”里的放射性物質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到，從1986年以來，包鋼尾礦壩周邊的村莊陸陸續續發現飲水有問題，環境受到了污染，生活受到了影響，于是，這些村莊與包鋼開始了長達25年的交涉。據稱，迄今為止已經有34個村莊認為自己受到了影響。那麼，包鋼尾礦壩內究竟都含有什麼物質呢？

　　2010年11月30日上午，包鋼集團環保科科長杜有錄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包鋼尾礦壩里儲存的都是包鋼的尾礦，“但這是從煉鐵的角度來說的，包鋼所用的白雲鄂博鐵礦含有大量伴生稀土，從稀土工業的角度，從其他工業的角度，它是一個巨大的資源寶庫。”

　　此外，杜有錄介紹，包鋼尾礦壩內還有大量的天然放射性元素“釷”以及其他稀土元素。公開資料顯示，“釷”是一種天然放射性元素，是潛在的核燃料，其核廢料比“鈾”元素少50%。美國國防部和日本防衛廳都把“釷”與鈾、鐶等元素並列定為戰略元素。

　　2005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光憲等15位兩院院士公開的資料顯示，內蒙古白雲鄂博礦區“釷”儲量約為22萬噸，佔全國“釷”儲量28.6萬噸的77.3%，中國“釷”儲量僅次于印度世界第一的34萬噸儲量。杜有錄表示，包鋼的生產中沒有用到“釷”礦，致使“釷”大量留在尾礦中。包鋼尾礦壩內的“釷”礦儲量，截至2010年底，應當達到9萬噸左右。

　　多篇文獻提到，因為“釷”的存在，包鋼尾礦壩周邊長期處在“釷”的放射性污染中。包頭輻射環境管理處高級工程師白麗娜、隋文力等人2004年發表的研究成果顯示，包鋼尾礦壩內尾礦粉的γ輻射劑量是周圍環境的10倍左右，其礦粉隨風飄散，最遠達到2公里左右，受其污染面積約為10平方公里，還有繼續向南蔓延的趨勢。受其影響，尾礦壩東南方向靠近壩下的土壤中，“釷”含量是包頭地區一般土壤中釷含量的36.3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11月26日在包頭市輻射環境管理所找到白麗娜和隋文力。白麗娜表示，她已經退休多年，現在已經不再管輻射污染的問題了。而隋文力表示，關于包鋼以及包頭市環境中輻射污染的問題，該處每個季度都要測一次，每次檢測的結果除了給地方政府以外，都直接報給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發現重大異常情況直接報到國家環保部，主要通過政府的渠道對外公布，該處並不直接對外。

　　中國有色工程研究院的王國珍在論文里提到，“釷”是一種中毒元素，與天然鈾的毒性相當。記者沒有查到和“釷”有關的職業病發病情況，但資料顯示，如果狗在短期內吸入了每立方米76毫克的硝酸釷，就會出現嘔吐和咳嗽。

　　稀土冶煉的污染源

　　11月28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沿包鋼選礦廠西南方向的兩條水渠一直走到尾礦壩，兩條水渠里流淌著土紅色的水，冒著泡，湍急地流向包鋼尾礦車間。到尾礦車間後，溝渠消失，直接連接到尾礦壩上的是幾根粗大的鋼管。杜有錄表示，原來的設計思路就是用水送尾礦至尾礦車間以後，再用水泵抽到尾礦壩內。

　　如果說包鋼尾礦壩內主要就是鐵精礦和稀土精礦提取之後的尾礦，那就很難解釋尾礦壩周邊村莊所發生的疾病以及水質變化問題。杜有錄表示，該尾礦壩屬于包鋼的一個重要生產設施，只有包鋼集團及其子公司往里排放尾礦。且排入該尾礦壩的水，經過沉澱後又通過尾礦壩中央的一個水泵，抽回包鋼繼續循環使用。

　　在包鋼稀土三廠南牆外，記者看到有多條小水渠從牆內伸出來，直接接到流淌著紅色液體的包鋼尾礦輸送槽里。小渠里的液體呈乳白色，冒著熱氣，液體還散發著一種難以言表的味道。包鋼稀土三廠的一名環境監測員騎著自行車來到一條小水渠上，拿出一張通用酸堿試紙，朝溝里一劃後，拿出來在手上一看，口中念著“9”，就把試紙扔到了地上。

　　據該環保監測員介紹，他每兩個小時就要對包鋼稀土的排污口巡視一次，每次只要發現排出來的廢水PH值偏低，就會通知工廠直接停止排放。

　　包頭一位稀土行業資深人士表示，稀土冶煉過程中需要排放大量的水，而這些水若未經處理直接排放，就會形成嚴重的污染源。據該人士介紹，稀土冶煉環節中，“尾氣噴淋廢水含酸，萃取廢水主要含氯化銨，沉澱廢水含氯化銨和硫酸銨”。“處理1噸氧化物要產生56立方米的廢水”。

　　“更嚴重的大約在2003年和2004年，當時許多企業都往包鋼尾礦壩里傾倒廢渣廢水，只要給看壩的老頭一點好處，就可以往里邊倒。”熟悉包鋼尾礦壩的人士介紹道。包頭市輻射環境管理處高級工程師白麗娜2004年的文章亦顯示，當時往尾礦壩里排污水的企業有包鋼等6家企業，另外有11家稀土企業的污水直接未經處理排入黃河。

　　杜有錄告訴記者，針對尾礦壩周邊村莊反映強烈的污染問題，包鋼已出資3億元人民幣，支持政府對打拉亥上村、打拉亥下村、新光一村、新光三村、新光八村5000名村民實施移民搬遷工程，“今年房屋已經修好了”。

　11月17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立案侦查的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陶校兴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经上海市检察院审查决定，对陶校兴执行逮捕强制措施。

　　然而，此案所带来的余波仍在持续。在他被批捕后的一个星期，前松江区区长助理钱智春也因涉嫌向其行贿而被控制。同时，已有数名地产商因为陶校兴案远走国外。

　　祸起“楼倒倒”莲花河畔

　　陶校兴算得上是上海房屋土地资源系统“不倒翁”式的人物。

　　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案（简称“社保案”）案发后，面对跟自己交往频繁的上司殷国元、下属朱文锦被双双判刑的局面，他尽管跟陈良宇关系密切，还曾在松江建别墅供陈良宇享受，但在交出掌管土地大权后，涉险过关。

　　此后几年，他虽偶尔会被约谈，但一直无恙。

　　房产系统内部的人士透露，不少人一度以为他会安然退休，但没想到在59岁时终于出事。

　　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所公布的案情，初步查明，陶校兴涉嫌利用土地审批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多家公司或个人的财物，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根据案情描述不难发现，陶主要犯罪事实为“受贿”。

　　但政府系统内部盛传，他的落马与去年发生在上海闵行梅陇镇的倒楼事件及梅陇系列案相关。

　　2009年6月27日，在建的“莲花河畔景苑”7号楼整体倒塌，造成一名正在作业的工人死亡。今年4月21日，项目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梅都地产）两位大股东——张志琴、阙敬德，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位接近纪委的人士并不否认陶校兴跟“莲花河畔”有关，但他表示，从2005年开始，就已经有人举报陶校兴。而据房管局内部会议通报，陶校兴主要是被调查利用职权将上海市配套房建设项目工程“打包给其亲戚名下的公司操作”。

　　外逃的“上海县”房产商

　　到目前，房管局依然只有陶校兴一人被查，但这并不意味着陶校兴案就此结束。

　　从目前看来，许多从上海县（现在闵行区）出去的房产商都有可能受此波及。在陶校兴“双规”消息传出后，至少4名有原上海县背景的地产商“失踪”，去向是澳洲和加拿大。

　　这些地产商避走国外的原因，都是他们或多或少跟同是上海县出身的陶校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陶校兴在梅陇乡、松江县任职期间，恰是上海房地产业起步之时。受地产开发的影响，这两县的乡镇和村落，顺势纷纷成立了各种集体制房地产公司，由干部担任公司领导。

　　十年后，这些当年成立的集体制房产公司，大多数都经历了改制，而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则在改制中，变为了地产商。

　　同是梅陇出身的关系，让他们跟当时手握土地大权的陶校兴自然关系更加密切。

　　比如在11月因涉嫌向陶校兴行贿而被捕的前松江区区长助理钱智春，就是华丽转身为地产商的官员之一。钱智春曾担任过松江团县委常委、五里塘乡党委委员、县委宣传部宣传员、车墩镇党委副书记，后任新桥镇镇长、党委书记，松江县县委常委。后来担任松江工业区管委会主任、书记。

　　陶校兴案爆发后，钱智春曾经避走自己家人所在的新加坡。后觉得无事，于是回国。钱智春被指向陶校兴行贿包括“环岛翡翠湾”一套千万元左右的别墅，而最新的消息是，陶校兴除了这套别墅外，手中一共握有29套房屋，受贿6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