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女歌手,爱尔兰竖琴演奏家: Loreena McKennitt

Tango To Evora

Loreena McKennitt

Loreena McKennitt，出生于加拿大缅省草原地区的一个小镇，是加拿大着名的爱尔兰竖琴演奏家、键盘手以及歌手。Loreena青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兽医，并且最终进入Winnipeg的一所大学就读相关课程。但是在80年，当Loreena第一次接触到爱尔兰音乐时，她便毅然放弃了学业，并且在81年搬到了安省的Stratford，加入了那里的莎士比亚艺术节的演出，从此开始了在乐坛20余年的音乐生涯。Loreena McKennitt的音乐绝大部分为其自己创作，题材大多涉及爱尔兰文化及生活。

Loreena McKennitt是一位优秀的文学主义作者和演唱者，常年游历海外，经历了旅游航海中失去亲人的痛楚，开始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更加重了凯尔特元素和民族音乐的质朴，把自己的文学内涵融入音乐中，体现出来的音乐优雅而丰富内涵，让人难以忘怀，曾有人这样形容她的词曲与演唱风格——"象一首中世纪的长诗"。Loreena在参观了在威尼斯举办的凯尔特文物国际展览会之后，在她的第四张唱片《The Visit》中，采用了音乐历史旅行的写作风格

Lorena McKennitt - The Mystics Dream

Loreena McKennitt - Ancient Pines

Arthas destiny - Loreena McKennitt

Loreena Mckennitt - Marco Polo

法国薰衣草/ wenxuecity

“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当代版的乌托邦

     来源：参与作者：王书瑶

     在一段时间之内，“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口号，在中国的一部分知识界，很是走红，成为很时髦的一种提法，特别是谢滔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他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后，很为一些“民主派”的知识分子所推宠，当然，也很为一些左派御用学者所攻击。随着谢滔先生的辞世，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沉寂，反而因为要评价谢先生的思想功绩，而再次为人们所关注。

    愚意以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提法，在理论是背谬的，在现实上是不通的，就好像说“木制的铁桶”或“铁制的木桶”一样，现撰此文，以就教于学者。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它应该有其特定的内涵，不能随便什么人想说哪一个社会是社会主义它就是社会主义了。

    愚意以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有两个：一个是生产资料公有，一个是“只有劳动报酬”。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后者是它派生出来的。

    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至少有几十个品牌，甚至希特勒也说他们是“国家社会主义”，但是，真正可以称得上社会主义的，却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化有的国家，比如现在的中国、朝鲜和古巴等国家，其他的，都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

    生产资料公有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相应的，生产资料私有就是资本主义，这个界限不能混淆。

    二、公有经济必然是“只有劳动报酬”

    这里说的“只有劳动报酬”，是指仅仅只能依靠劳动投入取得自己的那一份，除了劳动收入，没有其他任何“生产要素”投入的收入。

    在正常情况下，一国居民收入，应该是依靠其所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得的报酬，其中包括生产资料、土地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回报，但是，在生产资料公有的情况下，居民个人不拥有生产资料，所以就不会有依靠其他资源的投入取得的报酬，所以其获得收入的唯一来源就是其劳动的投入，也就是劳动报酬，在理论上，遵循社会公平的原则，就必然是“按劳分配”，不会有第二种分配方式。

    三、瑞典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上两个世纪，社会主义的名声甚好，弄得许多个人和政党，都急不可待的把自己的政治诉求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趋之若鹜。瑞典社会民主党是这样，其他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也是这样。“社会民主党”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是太多了，如过江之鲫，却没有一个政党在他们执政的时候敢于在本国实行社会主义，也就是不敢实行生产资料公有。

    瑞典的经济形态和分配原则，显然与上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毫无共同之处，首先，瑞典的生产资料不是公有的，从所能得到的资料看，瑞典80%——90%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只占人口总数的2——3%的人的手中，因此，瑞典的社会形态，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本质特征。

    其次，瑞典也不是“只有劳动报酬”的。由于生产资料是私有的，所以它不遵守“只有劳动报酬”的原则，因为它还有很大程度是根据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而获得的利润。

    瑞典之所以有很小的基尼系数，也就是每一个瑞典公民都能得到较为平均的收入，是因为还有“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依照我们国家财政学的说法，按要素投入（含生产资料投入和劳动投入）分配是第一次分配，就是利润和工资，第二次分配是税收分配，“转移支付”是第三次分配，瑞典的第二次分配是高额的累进所得税，这使许多富人的利润进入了政府的金库，第三次分配的时候，就把“高额累进所得税”的收入，转移给了每一个公民，包括刚刚出生的婴儿和行将入墓的老人，正是这种全民福利国家，才使得人们对瑞典的“社会主义”情有独钟。

    但是，瑞典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昨天看到曹思源的一篇网上文章，叫“民主和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它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也不存在吗？90%的生产资料是私有的，还叫社会主义，那什么才叫资本主义？

    另一个瑞典被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原因是，这个国家所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由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的政党制定的，它同时也得到其他政党的首肯，但是，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其领导下的国家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国家的性质，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

    四、民主政治为谁而生？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必定只能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必定是“自由的经济”。

    这里所说的“自由经济”，是指生产资料私有，可以进行等价交换自由贸易的经济。

    在我们这个星球的第一个民主政治体制产生在地中海，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那里有发达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要求的是经济活动自由，人身活动自由，它的一个前提就是生产资料是私有的，这种自由，必定要求政治上是民主的：保障每个人的独立自主行事。

    五、社会主义条件下，决不会有民主政治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生产资料公有的主要形式是国有，国家所有或政府所有；集体所有不会有独立的发展，它必然要依附于国有经济。

    生产资料国有，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公司，全国经济都由这个大公司的董事会掌管，这个董事会经常都是一个唯一的执政党的政治局，国家的一切事物都由这个政治局决定。

    每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都会有经营计划，当所有的经济实体的经营计划最终都归于一个董事会统筹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人、事、物都被统一安排好了，那还不是专制和独裁？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由的交换，没有自由的竞争，没有人的自由流动，一切都被限定死了，还有什么自由？还要什么民主？自然不会有民主的政治。

    六、小民主和大民主

    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单位”之内，他只能在这个小单位内寻求个人的发展，尽管每一个人都有自我表现与“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可是他却只能在这个小圈子里施展，其内容，也就主要是争自己的报酬，也就是争工资，争待遇，争房子，而给每一个人报酬的权力，就归这个单位的头头所有，于是大家就都去向单位的头头争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公正的，完全由这个头头决定，这也就是李慎之先生所说的“小民主”，小民主不是哪个人的觉悟不高，不是道德问题，而经济所有制造成的。

    在私有经济的条件下，比如一个商人、一个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是在一个单位内活动，他们是在整个社会中活动，他们要求经商的自由、就业的自由，进货的自由，销售商品的自由，同时还非常重要的要求公平竞争的自由，他们绝不能够容忍专制和垄断，去破坏自由的、公平的竞争，为了保障为些自由，就还要有言论自由，于是他们就要争得一个社会整体公平正义的法律与环境，而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李慎之先生说的“大民主”。

    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有“小民主”而不会有“大民主”。

    所以，不论是大民主，还是小民主，都不是哪些人个人愿望决定的，这同个人的“觉悟程度”毫无关系，它是被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七、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消亡，都是先有政治，后有经济

    我在前面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里说的却是相反：先有上层建筑，后有经济基础，表面看来是互相矛盾的。

    原因是：资本主义可以从封建社会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资产阶级在适当的时候夺取了政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先有经济，后有政治。不过，我说的“封建社会”仅仅是指欧洲的典型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而不包括中国在内，因为中国自秦以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而始终是专制农业社会或农业专制社会，它内部不会“自然地”生长出资本主义来。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全然不同，它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它是“人为地”、“强制地”被“制造”出来的，所以，它是先有政治，后有经济。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夺得了政权，他凭借政权的力量，强制没收了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了富农的财产，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则也是在中共取得了政权之后，“公私合营”、“合作化、公社化”把资本家和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也实现了“社会主义”，都是先有政治，后有经济。

    要实现相反的过程，当然也同样要先有政治，后有经济。

    在毛泽东执政的时期，中国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而且还是江青的“社会主义”，只是到了邓小平执政之后，才有“改革开放”，才有私有经济。先有政权的更迭，后有“改革开放”，也就是先有政治，后有经济。没有邓小平的政变，就没有改革开放的私有经济。

    苏联东欧的转变，也是在共产党垮台之后，才有叶利钦的私有化，都是先有政治，后有经济。

    如果没有政治的变革，中国要想私有化是不可能的。

    这里好像存在一个怪圈：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就不会有政治上的民主；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变革，就不会有经济体制的私有化。

    对它的解释是，就像苏联东欧一样，在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如果要想建立和保持民主政治体制，就必须在政权的强制下，实现生产资料私有。这同强制公私合营与合作化、公社化是个相反的过程。

    八、多一份私有，就多一份自由

    私有经济要求自由的活动空间，因此，一个社会公民享有的自由，与这个社会经济的私有程度成正比：私有经济越多，自由的程度就越高。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任何私有经济，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自由，其中特别包括言论自由；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有了一定的私有经济，我们不仅可以“吃肉骂娘”，还可以到互联网上去有限地攻击想要攻击的任何对象。现在我们有50%的私有经济，所以就只有30%的自由，为什么只有30%的自由？因为，现在的私有经济除了受国有经济的挤压之外，还受到政权机关的限制，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享受在屋子之内的言论自由，不可以到马路上去高声喊叫；如果我们有了70%的私有经济，我们就可以到街上去游行了；如果我们有了90%的私有经济，我们一定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引吭高歌，可以到总理府去骂“八格牙路”，我们就可以直接选举总统、议员和各级政权机构。

    所以，他们现在就不允许私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就是要“国进民退”。

    我们还要认识，民主自由是争取得来的，它不会因为经济私有而自然降生，私有经济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它还要依靠我们不断地斗争才会有所进步，我们丝毫也不能松懈。

    九“民主社会主义”是幻想；“社会主义民主”是欺骗

    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多半是一些早年加入共产党，在体制内又取得一定地位和声望的学者，比如像谢滔、辛子陵等人，但是他们又为这六十年来共产党的倒行逆施、民不聊生、灾难遍地、贪污腐败、两极分化所困扰，他们希望找到一条救国之路，但是又对自己早年的选择以难以割舍，他们既希望中国能够走上民主之路，又不愿破坏现有的体制；他们不仅对中共含情脉脉，而且还频送秋波，到了现在，已经致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他们仍然不肯脱党就是明证；他们既希望中国摆脱专制，却又希望中共不要垮台，他们自己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所以制造出这个本不存在的“民主社会主义”来，这是一种现代乌托邦。

    这很是一种无奈。

    我多少敬重他们的为人，因为他们也揭露一些黑暗，有一些人民性，却不能认同他们的选择。

    “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另外一回事。

     这也是有意制造出来的，但是，却是完完全全用来欺骗民众的。

    “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同没有“民主社会主义”一样，也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他们也深知这一点，但是还是奢谈“社会主义民主”。

    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解释就是“中国人民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是，我们有谁看到过这“四权”的实施呢？就说最简单的知情权吧，到现在为止，哪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国人公布过自己的财产？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网上表达我们的愤怒；一方面，网监的眼睛却也无处不在，盯梢监视无处不在，也有谭作人因为调查汶川地震学校校舍倒塌而被捕。“社会主义的民主”在哪里？

    不论是由良好的愿望出发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从欺骗目的出发的“社会主义民主”，对于民主运动都是有害的，我们都要加以揭露和批判。

     2010-9-29

美中关系或面临拐点

时间:2010-12-05 作者:薛理泰来源:《领导者》总第36期（2010年10月）

今年年初，奥巴马总统批准对台军售，又同意接见达赖喇嘛，美、中关系出现逆转的势头。三月份，韩国天安号军舰在黄海海域爆炸沉没。美国、日本、韩国等14个国家密锣紧鼓地筹备在韩国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海上演习，计划投入包括美国航母在内的数十艘海军舰艇和百余架战机。后续数月，围绕着航母进入黄海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中、美两国隐然出现军事抗衡的态势。

美中交恶似非短期化

其后，美、中关系逆转的势头未曾戛然而止，反而有加无已。7月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指出，美国对相关各国就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归属发生的争端表示关注，美国不支持任何一方对有关地区拥有主权。她并表示，南海主权争议是要优先解决的外交事务，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明显是对中国在今年3月向访华的美国高官表达的南海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的意见的回应。她显然是在警告中国今后不要单方面处理南海主权问题。

8月初，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抵达南海，在越南岘港附近海域巡航，并驶入岘港，进行访问。美航母以高调访问越南，公开宣示其介入南海事务的意向，显然是在打“南海牌”，以遏制中国。况且，此前美国还与越南展开讨论，让越南分享核技术。这无疑揭示了美、中在南海方向的战略较量的序幕业已开启。

9月份，日、中两国就日方在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中扣船押人之事发生纠纷，两国对如何处理撞船事件，延伸至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原则性问题，在立场上僵持不下，各自采取了连锁性质的反制措施。2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指出，美、日联手是美国贯彻其亚太地区政策（甚至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关键”，并且声称中、美要建立理性关系必须经由日本，亦即中、美改善关系须建立在中、日改善关系的前提之上。美国领导人如此支撑日本，是过去未曾有的现象。同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纽约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时指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明确表示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受到该条约的保护。

值此期间，美国在经济领域也加大了对中国施压的力度。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来自美国的压力之巨大且持久，堪称前所未有。

至此，美、中关系趋于紧张，呈现全面化、长期化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似乎尚处于席卷方张的态势。假如中方应付不当，后续问题还会接踵而来，不知伊于胡底。

美、中关系恶化，具体表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大了对中国全方位围堵的力度。而美国加大围堵中国的力度，是其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地区的必然产物。反过来，美国战略重心之所以移向亚太地区，正是为了加大围堵中国的力度。据分析，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地区，源自美国对中国累年综合国力剧增，呈现出乎直追美国的势头的隐忧。

老大、老二争战不休

美国为何在近年将其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地区？说白了，理由并不复杂。

一来，近年亚洲经济发展的势头已经证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移向亚太地区，美国要在未来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必然要抓紧对亚太地区的控制。简言之，美国只有将其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地区，才能在未来确保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为之半点松懈不得。二来，美国盱衡全局，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在全球各个强国中，唯有中国可能挑战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为此，需要防患未然。既然迟早要采取反制措施，不如趁早着手。

上述考虑以及日本、越南、印度等国在旁边推波助澜，应当是构成美国作出此项战略决定的主要背景。昔日大国兴衰的历史，在美国高层人士的心目中，毕竟是历历在目的。据信，美国之所以急于从伊拉克战争中抽身而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美国重返亚洲并将其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地区提供力量支撑，换言之，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将各项宝贵的资源使用在该用之处。

一部世界现代史揭示了一个客观事实：小则在一个地理区域，大则在全球范围，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主要都是环绕着“老大”、“老二”之间存在的问题展开。结果很难善了，无非以一方被彻底击败告终。

20世纪初，德国整军经武，国力益强，在世界强国中跃居“老二”，国力直逼英国。英国稳坐“老大”席位久矣，自然不甘退居其次。这是一次大战爆发的背景中的一个主要层面。二次大战也是一个翻版。大战前，希特勒德国猛然崛起，德意志民族的爆发力喷薄欲出。希氏挟持民意，锐意对外扩张势力，于是对英国、法国操纵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当时美国实行孤立主义，自外于英、法为主的世界秩序体系）。二次大战终于爆发。冷战时代降临，两大阵营之间固然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冲突因素，究其根本原因，却是苏联对美国的世界领袖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西方政治家评判正在崛起的某个国家是否会构成威胁，是基于该国即将拥有的综合国力，而不是该国领导层在某个时段的主观意向。在他们心目中，该国综合国力是客观存在的，为其在未来可能制造的麻烦或者造成的灾难提供了可行的手段，而领导层最终的意向则是捉摸不定的，领导人更迭即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西方流行一种说法，即“崛起的大国就意味着崛起的威胁”。对于正在崛起的大国及其后果，现存国际政治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这么看待的。简言之，他们只是担心中国崛起的后果，而不是崛起的方式。

今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针对美、中关系发展趋势提出警告。他指出，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模式，那么未来这两国之间就存在发生对抗的风险，如同一百年前英国和崛起的德国最终走向对抗一样。他引用历史，提到当年德国正在崛起，英国作为全球主导力量，并没有成功地将德国纳入国际体系，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基辛格还强调指出，“这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的DNA中都有对抗因子，让两国关系陷入不断对抗，恰如德国和英国从友谊走向对抗一样。除非两国领导层经由坚实的步伐，以扭转这一趋势”。哲人斯言，对两国领导人说来，犹如晨钟暮鼓，发人深省。

美中交恶风源何在

如今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况且，近年中国军力也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这可能是美国高层对美国可能退居世界第二的前景萌生抗拒心理的缘由。

今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指出：“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二等国家。”想深一层，更贴切地说，他的潜台词或许是“我们绝不能让中国当世界老大”。这集中反映了近年美国高层渐趋一致的对待中国崛起的后果的一种共识。倘若中国果真坐稳了“老二”的席位，将成为前苏联的翻版，是同美国争霸的又一个超级大国。

另外，美国对近年中国军方表现出的强硬姿态印象颇深。中国军方反对美国海军在亚太海域进行的活动，被美方认为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迄今美国在亚太地区实行有效的军事威慑，乃是建立在美军前沿部署及其海军在国际水域绝对的航行自由的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美国海军又是美国在海外进行军事干涉活动所依赖的骨干力量。有鉴于此，美国外交政策岂能不体现出美国海军的主张？

加之，值此期间，若干中国军官发表演讲或出版专著，声称中国要给美国脸色看，并把美国从龙头老大的地位赶下去，而且直言不讳，他们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军人的想法。其观点在中国军人中“具有代表性”，就美方立场而言（影响直接及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严重性恰恰就在于此。既然该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军人的想法，从战略视野着眼，美国不予反制，则后果堪忧。这一显性动态无疑成为美国决定加大对中国全方位围堵的力度的催化剂。

美国高层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在其心目中，中国尚未真正强大，已经如此颉颃傲世。然则，与其坐视中国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届时麻烦多多，还不如趁时犹未晚，对中国采取若干反制措施。今年美国对中国咄咄逼人，步步紧逼，其源盖出于此。

谚曰：“础润而雨，月晕而风。”至于近期美国开始支持日本、越南、东盟国家和印度，以多方向、高强度的方式同中国抗衡，属于美国借力使力，在中国周边打桩布局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地区的必然产物。明乎此，则对近年在中国周边发生的反常现象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不测事端，可以做到了然于胸了。

当前中国正处于崛起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政局，尤其不能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与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迎头相撞。可想而知，设若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世界爆发长期的对峙甚至激烈的冲突，对日本、印度、越南、台独势力以及中国国内数以千万计的不满之民说来，正中下怀，拍手称快。这些国家及势力、阶层是唯恐中国天下不乱的。

美中关系平稳发展，究竟谁受益？

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处于弱小的地位，此刻自然需要避免同美国发生激烈的对抗。概言之，“宜未雨绸缪，毋临渴掘井”，对北京是及时的箴言。读者或许要问：尝试改善美、中两国关系，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是不依北京的意志为转移的。此言差矣。从下面的剖析看来，对北京而言，“消祸于未形，防患于未然”的途径还是存在的，端视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了。

目前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过去三十年以来，究竟谁是贯彻“韬光养晦”方针的最大受益者呢？毋庸讳言，答案是中国。

当前中国崛起未竟，尚处于关键节点。在可以预期的将来，美国仍然稳居世界第一强国，这层估计当属无讹。中国GDP业已位居“老二”，乎直追老大。倘若未来北京得以维持稳定的中、美关系，则一二十年以后，究竟谁是两国稳定关系的最大受益者呢？答案无疑仍然是中国。

无论是黄海军演还是南沙群岛、钓鱼岛主权归属争端，其展开过程显示，迄今美国仍然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这一点值得北京领导人深思。

在黄海军演中，遍布几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哪怕是以挑衅姿态在“老二”中国的家门口出现，也在所不辞，无所畏惧。至于中国，别说同友好国家组织联合舰队去美国周边进行军演，即使去日本家门口军演，恐怕连朝鲜也不肯附和、派遣舰队随行。

尽管中国众多邻国将本国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却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中，宁可得罪中国，也要跟随美国的节拍行动。固然，这个迹象表明，某国经济获益来源未必就能左右该国的立场，却也显示出美国强大的国际整合能力，环顾宇内，无出其右者。

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中，北京对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东京仍然表现得十分蛮横。在美方压力下，日本迅即改变立场，最终只能中断司法程序，释放被延期拘押的中国船长。

这一系列现象表明，在国际上，美国的整合能力仍然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能比拟的。尤其是在国际危机中，这个整合能力将体现出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威力，足以直面其他国家的挑战。在理性的决策过程中，对此自然不能低估。

诚如基辛格所言，从美、中两国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两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两国具有促使关系恶化甚至破裂的基本成因，可以比喻说是两国DNA的构成因子不同，这就埋下了未来两国冲突的因素。从目前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看来，假若两国领导层处置失宜，双边关系确实可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拐点。

美中关系并非不可为

美、中关系演变至此的详细原因，笔者已经在多篇文章中予以分析。此处不赘。是否美国具有“亡我之心不死”的蓝图，以致美、中关系已至不可为的地步，只能任其滑向深渊？答案直截了当：这种必然性应该断然予以否定。

那么，为何今春以来，美国接连出招令中国难堪呢？综上所述，原因大体如下：一是美国怵于中国经济实力急剧膨胀，依据国际政治中“老大”和“老二”之间关系的惯性逻辑，自认有必要在中国周边打桩布局；二是美国海军担忧中国崛起以后，将危及美国海军在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权利，而美国在海外用兵主要仰赖于海军，海军的意见自然会反映在美国外交政策上；三是去冬以来美国领导人以及高层其他人士出于个人情绪上的波动，外加其观念中的大国政治关系准则的推动，有意识地“整”中国，以挫折一下北京领导人的傲气。

或谓大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健全的，岂能受到领导人个人情绪波动的影响呢？持此等观点的学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纯系书生之见。君不见，远自毛泽东、邓小平，近如奥巴马，个人情绪出现波动，确实足以影响其政策的制定。限于篇幅，本文不细谈了。

就政策操作层面而言，如果认为国际关系如同人际关系，这样说法是绝对化了。然而，具体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则无疑是说到点子上了。昔日周恩来对于“外交无小事”的强调，涵盖面很广。不过，可以说，这是在一个侧面点出了人际交往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怠忽不得。

美、中关系还在继续变化中，伊于胡底，尚难断言。当前国人不应过于悲观或乐观。大体上说，笔者并不持有悲观的态度，胪陈理由如下：

首先，西方国家在国内苦于经济欲振乏力，在国际上正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处于穷巷恶斗，亟需中国全方位配合，又何苦另辟一条战线，与即将成为世界级强国的中国交手呢？如此，岂不是给来无影、去无踪的国际恐怖组织打了一剂强心针吗？

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正面临“二次探底”之际，除非国家安全遭到重大的威胁，在财力上也承担不起再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处于长期对峙的状态中。何况，这种世界级核强国之间的长期对峙，核战争的幽灵在上空若隐若现，均非世界两强所喜闻乐见的。

其次，如果美国决心把中国整得一蹶不振，它确实拥有若干“撒手锏”。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美国真正想要整垮中国，则在中国崛起未竟的关键节点，对中国施压的手段可谓化化无穷，生生不绝。然而，迄今它并无诉诸极端的打算。这说明至少眼前美国还无意这样做。概言之，美国根本志不在此。那么，一言以蔽之，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盘究竟是什么呢？说白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盘就是一个字：“防”。

最后，美国政策是随时准备以变应变的。这一届政府宣布的政策，未必为下一届政府遵循。即如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不少已经被奥巴马政府的新政策取而代之了。换言之，美国领导人关于南海、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政策性宣示，未必就是持久不变的。有时，对于跨国争端，少安毋躁，未必不是上策。

举例来说，今年以来，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周边勘探和开采石油的问题上，英国和阿根廷发生了激烈争论。3月1日晚，希拉里远赴阿根廷总统府做客时表态，美国要介入两国在马岛主权归属上的争端。她指出，“美国政府认为马岛问题应该由阿根廷和英国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美国政府愿意为促成双方谈判发挥作用。”英国首相发言人旋即回应：“美国没有直接参与的必要性。”3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国永远不会谈判马岛主权归属。可见英国并没有受到希拉里表态的束缚。

美国高官说话，确有心血来潮，忘乎所以的情况。有时他们代表美国作了表态，却不是持久有效的。自然，希拉里在河内就南海问题表态时，是念稿发言的，显然不是即兴之作。

上述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盘是“防”。双方沿着“防”的路线走下去，就面临另一道坎，即一个“抗”字。在“防”和“抗”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却不是不可逾越的。对北京领导层来说，关键性的症结所在，是如何正确地对待“防”和“抗”，避免它们互相转化。北京欲谋求美、中关系平顺发展，就要防止美国对华政策由“防”转化为“抗”。一旦“防”过渡到“抗”，为时晚矣。

如何才能做到防止“防”转化为“抗”？实际上，时间已经有点迟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简单地说，这些跨部门的努力应该归纳于一项系统工程，凡事轻忽不得。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美、中关系未来发展趋向，既不能盲目乐观，也切忌过分悲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双边关系平顺发展时，要有危机意识，对各项潜在的冲突有所评估，并对每项隐患制定多层次预案；一旦危机的先兆露头，也要处变不惊，保持镇定，冷眼观察，按照既定的多层次预案，与之周旋。

当前美中关系定位

其实美国、中国都不愿意看到双边关系演变至此。一旦美、中发生碰撞，可以断言，得偿夙愿的恐怕是日本、印度、越南、俄国、韩国和南海周边国家，以及中国国内唯恐天下不乱之徒。

据判，白宫在战略博弈中，对于是否将把中国视为必须全力对付的“老二”，尚在煞费踌躇的阶段，并未最终在棋盘上落子。在华盛顿的战略盘算中，中国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离“拉一拉”、“推一推”的范畴。

概括地说，“拉一拉”，则中国可能继续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成为美国盟友或者至少是非敌对性的中立国家；“推一推”，则中国成为在现实中最需要打点精神与之周旋的对手或者至少是最大的假想敌。

今年美国频频出招，不外乎是“整”中国，却尚未臻企图整跨中国的地步。美国随时可以出招，目的是让中国难堪，压中国就范，而中国囿于综合国力的差距以及周边国际环境的恶劣，尚难做到见招拆招的地步。在今后可以预期的未来，这就是美、中双边关系的基本格局。

自从金融海啸袭击美国以来，美国经济久已处于疲软不振的地步。同时，美国又继续保持犀利无比的军事打击力量。经济上欲振乏力，军事上却举世无双，于是乎反映在今后华盛顿决策上，可能戾气、锐气兼而有之。

戾气、锐气两者结合以后，或许会导致美国有时在决策上不如过去那样稳健，甚至或许会出现诉诸极端的倾向。这一状况对于美国的假想敌国决不是福音。哪个国家首先承受美国及其盟邦的多领域的制裁、多波次的军事打击，则未免大伤元气。届时，该国的潜在敌国对于这个天赐良机，难免会幸灾乐祸，额手称庆。

说到底，未来促使美国在动武一节上跃跃欲试的经济诱因，尚不足以支撑美国轻易改变对中国的军事战略乃至对中国发动战争。自从核武器问世以来，两个核武器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甚至连大规模的边界冲突也没有发生过。此无他，盖因核武器令人可畏的大规模杀伤力。

鉴于此，美国唯有出于维护国家重大的安全利益，才会诉诸发动对华战争。如今经济诱因确实还不足以支撑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甚至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的军事战略。任何情势评估，如果过分强调了美国对中国的现实的军事威胁，则是高估了今日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以及美国的综合国力，亦即低估了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以及北京战略运筹能力，说穿了，也是这些战略家缺乏自信因而显露自馁的表现。

话说回来，如果美国真正想要整垮中国，确有数招“撒手锏”，根本无须诉诸发动对华战争，更别提发动核战争了。此刻美国高层计不及此，说明华盛顿在战略盘算中，中国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离“拉一拉”、“推一推”的范畴。

冒险主义导致投降主义

谈论至此，难免涉及核威慑政策。对中国说来，核武器充其量只能慑制假想敌国不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而已，却还不足以确保假想敌国不致于对中国发动核威慑条件下的常规袭击。

在当今世界，一旦两个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了军事危机，即使是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占优势的那个国家，一般也不致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而多半是以核武器作为“盾牌”而以占据压倒优势的常规力量作为“剑”。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这个国家诉诸高强度的斗智、角力，终于制伏对方。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斗智、角力，既是国家意志的抗衡，更是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对抗。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比较弱的那个核武器国家为了本民族的绵亘延续，往往宁可在外交上承受屈辱而选择妥协。

1962年，美国、苏联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手法及结局，即是一例。美国在加勒比海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常规军力，在古巴周边全面实行了具有选择性然而有效的封锁，充分发挥了“常规剑”的作用，并在全球范围内将其核打击力量置于临战戒备状态，作为威慑苏联不得轻举妄动的工具，显示了“核盾牌”的功能。苏联手上的“核盾牌”仅能遏制美国对自己发动核进攻而已，却不能对付美国在加勒比海那把犀利的“常规剑”，而且那把“常规剑”跃跃欲试，刻不容缓。于是，苏联两害权衡取其轻，终于忍辱作出退让的姿态。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按照当年北京批判莫斯科的行径时发表的声明，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起初是奉行“冒险主义”，最终是遵循了“投降主义”。应该指出，当年莫斯科在古巴设置核导弹并在最后从古巴撤走核导弹的政策取向及后果，可能在今日仍有警示作用。

毋庸讳言，近年美国在中国周边在军事、外交上频频采取了一些措施，据称是为了防止中国军力扩张。值此中国周边情势日趋混沌、复杂之际，前阶段某些中国军界人士倡议，宁可冒着同美国爆发冲突的危险，也要当世界领袖国家，实在属于不合时宜的莽动行为。

如今中国周边情势日益明朗化，美国已经在全方位打桩布局。情况十分清楚：你要躁动、膨胀，就此请君入瓮。

四个因素制约北京对美政策

世局如棋。中、美正在进行战略博弈，前途未卜。当前北京受到以下四个基本因素的制约，在这场战略博弈中，似乎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其一，近年中国群体性抗争事件此伏彼起，政治暗潮在地表之下激荡涌动，内乱似乎正在酝酿阶段。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就紧迫性和危害性而言，显然内乱超过了外患，发展趋向亦即内乱导入外患，或者外患激起内乱，或者两者交替影响，兼而有之。

目前中国民众“仇官、仇富”的心态在逐渐蔓延。在群体性抗争事件中，动辄数万人参加，其中绝大多数人同该事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他们竞相投入这类事件，无非说明中国国内唯恐天下不乱之徒的人数在急剧增加。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内矛盾可能会聚焦，是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高发期。

孔子权衡内乱和外患之间的关系时说过，“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即使在今日，此语也颇有警示意义。北京对于内乱的隐忧，业已牵制了对外的决策。不安内又焉能攘外？

其二，美国战略重心已经移向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打桩布局也已接近完成。值此情势下，北京颇感形格势禁，筹划在中国周边寻求突破时，动辄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感。中国在周边寻求突破，难度尚且如此之大，遑论在全球范围内保障本国的重大利益？

反之，美国借力使力，利用中国邻国对中国崛起而触发的疑忌或者恐惧心理，顺利地在中国周边完成打桩布局。中国周边情势或紧张或缓和，美国操控在己，牢牢掌握了主导权。对于周边国家提出的挑战，中国尚且应接不暇，后遗症、并发症接踵而来。值此情况下，又岂能集中精力贯注于这场战略博弈？

其三，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介乎百分之六七十之间，进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如此高，大部分货物的进出均依赖海运。目前国际水道主要的“隘口”全部被美国控制，国际航运处于美国海、空军的保护之下。如果在一场国际军事危机中，美、中两国狭路相逢，各不相让，则中国进出口戛然而止，经济必受重创，内乱即告加剧。

换言之，在中国海、空军迄未拥有精干有效的全球打击能力的前提下，中国近三十年建立的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根本无法直面一场严峻的国际军事危机。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如此高，亦即意味着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中国只能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框架之下，求取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如此无情的政治现实制约了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这一基本格局无法在短期内改弦更张。

其四，美国实行前沿部署的军事方针，是压缩中国军方活动空间的杀着。美国早就在亚太地区四处建立了海、空军基地，部署了突击部队，又扼制了战略性的海洋通道。在和平时期，美国驻亚太地区的海、空军仅执行巡航和监视等职责，而在战时就可以突袭敌国战略纵深要害，同时严密封锁敌国同世界各处的联系，迫使敌军不得越雷池一步，甚至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目的。

一位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大佐（现为中将）曾经对笔者作了一个形象化的譬喻：有两支实力相仿的美军，一支驻扎在日本担任防守方，另一支驻扎在日本周围担任攻击方，各由若干具有同样军事素质的美军将领指挥。两支美军交战以后不久，还是担任攻击的一方美军获胜。根本原因就是担任攻击方的美军的前沿部署所致。

美军在亚太地区处于前沿部署的态势，非朝夕之功，是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既成事实，也是美军与外国军队交战时最直接的战略优势。美军前沿部署确实压缩了中国军方活动的空间。

这四个基本因素的作用是长期性的，非旦夕所能改变。北京领导层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过程中，对此自然是了然于胸的。

浮夸、虚骄之气宜收敛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收效显著，举世公认。大部分中国人迅速地迈入了小康境遇。曾几何时，国人在享受巨大物质财富时，不少人却沾染上了严重的“虚”、“骄”二气，变得不再容忍、含蓄和谦虚了，自大和自傲的情绪开始渗入民族的血液，以致渐渐侵蚀国人的理智。他们似乎留给外人那种“一阔脸就变”的印象。

中国GDP累年激增，对国人的“虚”、“骄”二气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GDP以房地产上下游产业和日用品为主要支柱。一时中国GDP居高不下，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本国的综合国力已臻世界级强国的地位，笔者存疑。

纵使今后GDP能够持续激增，按照中国国情，也是建立在高昂的环境成本上。况且，在这一令人眩目的经济成就的下面，隐藏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当前官民争端、贫富矛盾日益尖锐，体制性腐败更是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重点。凡此种种，均是政治稳定的隐患。

中国民间弥漫着只顾赚钱而且是“赚快钱”的心态，这是中国社会层面的大氛围。既然是要“赚快钱”，自然呈现一意孤行、漠视他人观感的心态。民间各阶层的心态和观感交相感染。在整个中国大社会中，近年一个“飘”字，从民间飘逸而及官场，由表层浸润而至内核，实在为患不浅。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来，精英阶层、平民群体似乎都欠缺从容和坦诚，也缺少对身外状况以及外部世界的理解和宽容，有时甚至于不屑一顾。作为社会发展规律，这种心态迟早要在政府决策的氛围和过程中体现出来。

迄今“虚”、“骄”二气已经逐步渗透进入政府决策的氛围和过程中。外部世界对中国提出责难，比如认为中国在节能减排、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措施不力等，责难者主观上确实可能存有不良企图，然而，中方过去的做法和态度就不存在问题吗？近年中国政府职能部门面对外部责难，往往舍弃过去“恶语善讲”的传统做法，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结果适得其反，治丝益棼。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获得了傲世的成就，举世有目共睹。西方领导人认为，这段期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之所以如此，内因是中国人勤劳节俭，对外界事物适应能力强，北京领导层措置得宜，尽管有时踉跄而行，却总能把握住大方向；外因则是取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认可和支持，有时同美国矛盾凸显，却仍然能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

回顾美中关系

当年，邓小平指出，所谓对外开发，首先就是对美国开放。他认为，把美国“搞掂”了，资金、技术、人才就能从西方世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不能把美国“搞掂”，所谓对外开放就成了一句空话。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稍后，随着东欧变色及苏联解体，美、中关系开始经历风风雨雨的岁月。在后邓时代，两代领导人运筹帷幄，维持双边关系“斗而不破”的局面，一路踯躅行来，让双边关系尚不致过分偏离既定轨迹。其间，两代领导人处此尊位，谅必体会到“高处不胜寒”。个人荣辱在所不计，终于赢得国家地位的提高以及全民族生活素质的提升，功在中华民族。用“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来形容其临事决策时的心态，实在不为过分。

北京尽力维持两国关系“斗而不破”，确实难能可贵。作为结果，自20世纪末至今，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迅速，前所未有。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力量对比，可谓今非昔比了。

倘若北京领导层依照激进派的观点，与美国关系早就闹僵了，在西方国家鼓动下，不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素有历史恩怨情结，届时一拥而上，必然对中国群起而攻之。试问：假若中国迟迟不能从西方世界吸金，还会达成今日的成果吗？设若如此，中国不致于倒退二十年，就要烧高香了。对这个评语，即使情绪偏激的国人，只要略有历史视野，平日又关注中外时事述评，想来也不致于持有异议。

诚如前述，近年一个“飘”字，从民间飘逸而及官场，由表层浸润而至内核。在这个社会大氛围下，不少精英鼓吹中国要当世界领袖国家，并且公开扬言，哪怕同美国爆发冲突，也在所不计。这在海外触发了风波。今年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让中国处于尴尬、被动的地位，不能说与此无关。

历史确实不失为一面镜子。当年中国与苏联交恶，一定程度上也同膨胀的心态有关。在1950年代苏联向中国提供的156项重点援助项目，截至1980年代，仍然是中国工业、科技的骨干设施。其中国防科技、工业项目，构成了现代中国军事工业的支撑点，甚至连核武器、导弹等尖端技术也向中国有偿提供。当然，苏联对中国提供援助，与其在全球争霸的大国心态有关，赫鲁晓夫等人也未妥当处理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1950年代末，北京、莫斯科为了争夺国际共运的主导权，两党关系开始趋于紧张，继则两国关系也告破裂，于是中、苏之间“磐石般的友谊”以凶终隙末告终。

当年中、苏交恶，尚可归咎于两国领导层的过失，与近年美、中紧张关系呈现复杂化、长期化的趋势，犹有不同。这次是中枢战略筹划的方向是正确的，咎错在于民间弥漫的“虚”、“骄”二气以及少数官员颟顸不当。近年少数国人忘乎所以的言行，反映了他们类似于暴发户的心态。这同大国国民应该具有的素质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长此以往，毕竟不是国家之福。

未来中国如何自处？

美、中关系的主导权并不总是操在美国手中。美、中关系既是双边的，也就意味着是互为因果的，亦即中国主动采取的因应措施或反措施，也可以影响甚至引导未来美、中双边关系的走向。区别体现在战略的制定、政策的细化及跨部门执行力的落实。这层关系也可以用“斗智”或者“决策对抗”来形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北京向来试图“以两手对两手”。面对强大的对手，两手战略的含义如今延伸一下，要点则是“陪笑脸，握拳头，求发展”。“陪笑脸”是前提，“握拳头”是手段，“求发展”是目的。三者缺一不可，不宜偏废。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贯彻这项策略，就能化解或者阻止中国的假想敌之间的结盟及其针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威胁性行动。

当前，“求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争一日之雄长”，所谓在政治意志上作一番较量，无补于大局，反而有可能引来无穷的后患。

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世界。放眼全球，举世滔滔。先分析一下当前中国在纵横捭阖的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目前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则是正在崛起过程中踯躅而行的大国。这两个国家相处之间，以史为鉴，自有大国关系准则可以遵循。能否趋吉避凶，“消祸于未形”，取决于执政者对于未来国家定位的明智决策以及本身的大智慧了。

况且，在无远弗届的网络时代，美、中两国处于空间有限的“地球村”中，在经济、科技等层面上，都处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从良好的愿景着眼，理性的两国关系是合则互利，破则两害；从恶劣的前景考量，两国关系破裂，就华盛顿、北京的执政者而言，至少也是形格势禁，不到万不得已，彼此都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基此，几乎可以断言，在中、美关系互动的关键节点，双方在根本立场上仍然存在协调的空间。至于综合国力及国际整合能力，目前中国依然远逊于美国。对北京而言，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也存在一个“以小事大以智”的问题。下笔至此，今时今日，似乎北京面临着一个如何自处的问题。

倘若读者要问：“树欲静而风不止”，今后事态的发展是否以北京的意愿为转移呢？国际事态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是互动，就决定了彼此都拥有通过政策调整对事态发展施加影响的能力。北京出于自身利益，未来拟定政策时需要更加周全一些。

接下来，试析当前国际矛盾的焦点及中国所处的地位。据此，再审视一下关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论点，究竟是否具有必然性。

战略层面改进余地颇大

今日反恐战争或反恐斗争遍及全球，既是以武装冲突的形式体现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冲撞，自然涉及对客观世界及文明的根本认识的层面。以历史观点衡量，这种文明板块之间的冲撞必然旷日持久，难以善了。双方态势可谓狭巷相逢，战斗正无穷期。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冲撞过程及其以武装斗争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后果，具有长期性和不妥协性，一如前述。反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中国之间的冲撞的情况，则与上述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冲撞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前者和后者存在着两点主要的区别：

其一，西方世界同中国之间的冲撞的潜因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受到理智的制约，体现出可妥协性和短期性，比较容易获得控制，协调得宜，则无论如何仍然属于可控范畴，尚不致于土崩鱼烂，一发不可收拾。相比之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两大文明板块之所以发生冲撞，其动因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以及随之产生的民族感情的因素，往往不受理智的制约，可控范畴相当有限。

其二，西方世界同中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撞，属于酝酿中的尚未爆发的冲撞，仿佛英语时态中的“未来式”。历史仍然给双方留下了政策调整的空间，倘若双方错过了时机，则要由历史作出结论了。今后美、中关系互动时，假若双方制定正确的战略并且采取有效的行动，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引咎以往、补过将来，乃至消祸于未形。

然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冲撞，却是已经发生的冲撞，犹如英语时态中的“过去式”。既然是“过去式”，就在政策考量上平添了诸多因素。美国政府处理两大文明板块之间发生的冲撞时，本届政府拟定施政纲领及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在纵向上还受到前任政府的政策的相当大的影响，并且在横向上还受到周遭各种复杂因素的牵掣。若非修改根本大计，无从改弦易辙，而修改根本大计，则不免伤筋动骨，难上加难。

据此可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中国之间的冲撞，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冲撞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笔者的结论是：

冷眼旁观，美、中关系尚未到达不可为的糟糕地步。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冲撞仍在进行的过程中，就北京而言，仍然事犹可为，有回旋的空间，而且是事半功倍；可是，一旦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冲撞告一段落，北京回旋的空间就大为压缩，届时一年数惊，即使腾挪移身得法，也是事倍功半。

（相关简介：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刊于《领导者》总第36期（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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