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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谷/潜伏/红军一次火拼 /朱元璋屠戮功臣/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日本根性窥探
發佈時間: 12/7/2010 12:49:47 AM 被閲覽數: 23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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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赏] 红河谷

     














青蛙-/ wenxuecity
 
电视剧  :   潜伏
 
 
 
 
历史上红军内部一次鲜为人知的火拼


 
[史海钩沉]

2010-12-04   作者: 大山无言


有话要说“南阳事件”:红军内部的一次火并


从前,中共党史里的国民党是对内独裁,对外妥协,派系纷争,四分五裂,而共产党没这些事。


文革结束,也结束了一些共产党人在“编史”上的肆无忌惮,史还在“编”,但不那么明目张胆,气焰收敛多了。


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共产党内部就不派系纷争吗?也派系、也纷争,甚至更残酷。毛泽东的江西富田事变不是纷争吗?夏曦的湘鄂西肃反不是纷争吗?张国焘的鄂豫皖屠杀不是纷争吗?陕北差点杀了刘志丹不是纷争吗?东北抗联赵尚志、李兆麟之间不是纷争吗?文化大革命毛整刘及党内反对派不是纷争吗?但共产党人的派系纷争叫“路线斗争”。


古来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随着历史云烟的远逝,似乎历史就那么回事儿,过去就过去了。然而,往事并不如烟,你的从前啥样儿,后来人是需要了解的,一些事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抗日战争,一深入了解,越来越不是你从前宣传的那样,越来越清晰了。


这里,再回放和分析历史上红军内部的一次鲜为人知的火并——“南阳事件”。资料来源于《叶飞回忆录》。


叶飞:粟裕老部下,国共之战时,共军最大一次败仗——金门战役的指挥者,文革后期背议兵谏的“中共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36年,闽浙临时省委内因闽东独立师是否离开闽东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的问题发生矛盾。叶飞是闽东独立师的。


发生矛盾很正常,一些事情上你要这么干,他要那么干,就得商量。实在不行就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有时一些单位隶属关系很复杂,便扯皮斗嘴,甚至动家伙了。


常看一些电影电视剧,国民党内部说着说着就掏枪,土匪帮会内部更是动不动就血肉横飞。共产党内部这些事儿你见过吗?


闽东独立师不同意离开闽东怎么办?武力解决。于是,叶飞等人在赴宴中被诱捕了。叶飞回忆录里这样写到:“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把陈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报告连队冲出去。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像对待土豪、叛徒一样。”


这段描述上银幕会如何?头顶红星和头顶红星的人相互厮打起来。叶飞和他的人拼命挣扎是肯定的,枪拨不出来了是肯定的。更要命的是:“我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这说明当时是开枪了,但叶飞没说死没死人。
 
 
 
 
出身草莽:朱元璋屠戮功臣始末

[史海钩沉]

朱元璋的所谓洪武功臣的下场无外乎三种,第一是获罪被杀;第二是无罪赐死;第三是侥幸逃脱。而第三种在洪武一朝为数极少,仅仅限于汤和、邓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几人而已。其中,邓愈早死,儿子还是没有逃过,沐英远镇云南,郭英则因宁妃的缘故,耿炳文虽则逃过暂时,可是,永乐时终难免橫死。所以,包里归堆,也只有汤和一个人罢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业和规模来论,在宋太祖之上,他之后的两位号称是一时的雄才大略的人物康熙和毛泽东对朱元璋的评价都不低,康熙本人尽管有借朱元璋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图,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话,也没有必要对这位胜国太祖说出“治隆唐宋” 一类标语口号式的评语,而毛泽东一向目无余子,唯独对朱元璋情有独衷,想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身草莽,当于乱世,适时,群雄并起,情形并不下隋末,朱元璋没有门荫可依,也没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夺取天下,所以,他后来以此自骄并非虚夸。朱元璋亲手创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于影响到近现代,长达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说其人的能力出类拔萃。朱元璋在历代开国帝王中也是以励精图治著称的,他精于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元朝之失,赢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粗安,诚属难得。然而,很多史家并不以此来买朱元璋的帐,朱元璋虽敬业劳著,可是,获得的评价实在是低的很,至少和他的个人努力不成正比。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上层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听到许多来自不同层面的对这位明太祖的冷嘲热讽,毛泽东死后,大骂朱元璋的作品接连上市,时至今日,朱元璋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是面目可憎。为什么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杀功臣留给后世的阴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场对于整体了解朱元璋的为人行政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兴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也就是著名的胡蓝党狱,经过这两次集中杀戮之后,活跃在十四世纪中国政坛长达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然而,这两次屠杀也只不过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并非全部,其实,如果细细读来,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为那时候数量较少、手段比较隐蔽、方法比较柔和,所以,并不引人瞩目。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后一共杀害了两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刘伯温算上,则有三个。他们是: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他们两个人的罪名都是违制。华云龙是因为“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得罪,《明史》上没有说明华云龙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说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语焉不详的道出了一点细节-- “召(华云龙)还,命何文辉往代。”,何文辉是何许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和李文忠等人齐名的军事特务,是朱元璋的义子,长年负责代替朱元璋监临统军诸将的类似于后来的锦衣卫头子似的人物,以他这样的身份被派到北平显然是特别具有深意的。据谈迁考证,华云龙是被赐死的,死的也还算是体面,因为随后朱元璋让他的儿子华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没有除爵,应该是洪武朝的“善终”。

   

    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曾几何时,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五年之后,儿子廖权才被允许袭爵,而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后来奉命劝降方孝孺,不果被杀(理由居然是给方孝孺收尸)。

   

    朱元璋本人出身微寒,深知民间疾苦,所以,比较痛恨官吏违反的事情,他执政期间处分贪污、挪用、空英盗饷等罪行最重,不惜以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置之。因而,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兴等人以功乱法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朱元璋自己的驸马因为乱法而被处死,因此,其他人更加不在话下。可是,唯独像所谓的僭越龙凤这一类的事情最为模糊,类似于莫须有,比如后来明成祖嫉恨耿炳文,就指使陈瑛以这样的罪名揭发耿炳文,以致于炳文自杀,可见,这种罪名其实完全可以说是欲加之罪,和朱亮祖等人的罪过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联系到华云龙赐死当年朱元璋颁发的《资世通训》中警告臣僚,“勿欺、勿蔽”的话语时也就不难理解廖永忠和华云龙的取死之道了。

往事闲谈

 

究竟是什么

压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博讯论坛]

究竟是什么压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如今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为了饭碗


最近见到网上有一个帖子,《我们的腰原来是不弯的》,粗粗看了几遍,主要是说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腰身原来很挺拔,现在卑躬屈膝,做了奴才——除了做意识形态的奴才之外,也甘心做了资本的奴才,嘴脸自然十分得不堪。至于为什么是这样,说辞很多,比较能够激起社会情绪和民意反应的是知识分子奉行犬儒主义,自甘堕落了。什么是犬儒主义,在此处的语境里,我理解就是把自己当成猪狗,只要被人养着,苟活着,至于是否体面和尊严就无所谓了。说实话,这样的犬儒主义颇能概括中国知识界现状的一个部分。


犬儒主义来自西方,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把自己当猪狗。知识分子一直居于中国政治的核心。比如,在体制内,知识分子是帝王之师——可以用藤条打皇帝的屁股呢。这是第一等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也在体制内,是言官,或者谏官,专门批评时政。这些言官有时气焰嚣张,皇帝也常常弹压。但是,这些人被皇帝越 “罢黜”,他们便越有名。比如,韩愈因《论佛骨表》——反对宪宗信佛,差点被砍了脑袋,民间却愈加敬重。比如,王安石三次被贬,贬一次,声名涨一次。有人送他一句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除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专职批评外,在野的知识分子也以批评时政为己任。比如,民间清议对庙堂一直保持压力,除非昏君,朝廷不会和舆论为敌。还有一直赓续不断的书院制度,也是民间知识分子批评朝政的场所。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批评朝政有两个奖励,一个是可能被明君赏识,有“暮登天子堂”的机遇。另一个是赢得民间或历史的声誉。因此,虽然历代知识分子愿为清史留名常常赔上性命,却维护了数千年的政治均衡,也培育了一支可贵的文化血脉。


中国历史上,时有坑儒和文字狱的惨剧,但是,却没有斩断 “文死谏” 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发展起来犬儒主义哲学。于是,中国文人没有堕落成猪狗,腰身一直直挺挺的。


中国知识分子变成真正的奴才是近一个甲子的事情。但是,有趣的是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比如,苏联时期和纳粹时期毫不例外地都出现知识分子灭绝良知,甘心成为鹰犬,或者为了残汤剩羹出卖灵魂的悲剧。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的现象。这种现象今天在神州大地仍然延伸。今天知识分子除继续甘为意识形态帮佣之外,还纷纷充当资本的奴才。为什么过去,比如历史上,或者在革命年代,把杀头当做快事的知识分子,竟甘心变成了一群让人不屑的蛆虫呢?对此,仅仅用传统的解构和利益的诱惑无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从来不重实惠,却重清名,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彻底改造成了信奉活命哲学的势利之徒!


打断了知识分子脊梁的那根棍子究竟是什么!或者压折了知识分子腰身的那根稻草究竟是什么!


其实,那根棍子和那根稻草不是别的,是一个小小的饭碗而已。人,特别是热爱虚名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怕坐牢,怕流血,怕砍头,但是肯定怕不给饭吃。因为,就是获得一死的痛苦,咬定牙关也许能挺过去,而没有饭吃,封上嘴巴活活饿死,没几个人挺得住。人往往能战胜死亡,却怎么也熬不过饥饿。某人说,鲁迅活到今天,可能照样要写,要骂,但是如果不给饭吃呢?这一招正是中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软肋——那些饱受儒学浸润的知识分子修养了三千年浩然之气,却没有练就不吃饭的功夫。毛泽东的一句话很说明这个问题:“知识分子不听话,我们不给他发饭票!”不论是苏俄的知识分子,纳粹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是中国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都不是惧怕牢狱和死亡而屈服,而是不争气的肚皮让他们接受了侮辱和苟且的人生。


其实,历史上的暴君不是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而是做不到——饭碗不在皇帝手里。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皇权的统治仅仅局限的行政方面(政权的触角有限,民间有很广大的自由空间),皇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根本无法形成垄断的局面。通俗地讲,那个时候,离开皇帝,知识分子没有官做,但吃饭问题没有大碍——他们可以辞去归来,遁迹民间。皇权统治在经济控制上的 “漏洞” 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近代社会,拜现代物质文明之赐,集权政府,或者专制政党除了行政权力 “无远弗届” 外,对经济,或者对饭碗的垄断权可以达到 “连一粒稻米也不剩” 的地步。农业上的集体化(公社化)和工业上的国有化,致使所有的人只要离开政权,或者离开政府就会饿死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人对于体制的寄生和依赖程度达到极致。这个时候,政权的统治便实现了简单控制——控制了饭碗,便控制了灵魂。在这种统治模式中,只要卡住一个民族的食道,任何顽固的文化长城都会不攻自毁,任何高尚的精神信仰都要缴械投降。苏俄时期,纳粹时期,和中共极权的统治时期,控制人们灵魂的奥妙就在这里——彻底垄断饭碗。


不给饭吃,无处遁隐,加上不断羞辱,知识分子的贫贱不能移的文化传统于是死亡,知识分子也被整体消灭,还遑论什么脊梁和腰身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脊梁只是六十年前那个时代的故事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在市场经济环境,或者政权对经济——饭碗的垄断有了松动的当下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是直不起腰杆,挺不起脊梁呢?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层面:如果我们承认知识分子早前就已经被整体消灭了,这个问题就不用回答了。知识分子是特殊文化生态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生物,生态环境毁灭了,这种生物当然从此绝种。至于现在的读书人无非都是商贾和政客,甚至市井无赖,用知识分子的传统标准要求他们无疑缘木求鱼,其愚蠢可想而知。


第二个层面:如果还有知识分子(假设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尚有残留),现体制下,即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能不能通过独立写作,在体制外批评体制内来谋取稻粱?他们的批判者的角色是否能够不影响他们在体制外的饭碗?民间,或者社区是否能够对知识分子 “异端” 表达敬重,进而为他们提供庇护空间?按照心理学原理,一棵树如果长不上去,就会横生枝节——通过补偿机制释放其内在的 “力比多” 。知识者如果无法做知识分子去克尽天职,他们就会转向对权力和金钱追逐来补偿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知识者普遍信奉犬儒主义,堕落于声色犬马之中,既为权力喝道又作资本利润扈从的原因。


近代,西方哲学往往被中国人误读,包括犬儒主义。在西方,犬儒主义者并非肮脏不堪,他们仍然可以保全独立的人格。他们只不过把自己当猪狗,但从来不做别人的犬马。他们生活于底层,远离奢华,但可以蔑视权贵。他们不与世俗妥协,内心自有一份对信仰的坚守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负。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犬儒主义者和中国目前的知识者的不同是差之千里。由于中共政权在经济上的普遍垄断和政权力量的无孔不入,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连作犬儒的保障都没有,你怎么还能期待他们挺起脊梁,背负整个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呢!其实,极权政权对经济的绝对垄断压断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脊梁,而是所有人的脊梁,包括你和我,以致中国人的灵魂都被摧垮,不再挺立!

网友来稿

 

 

日本人为何崇尚开放欢爱生活 (3张图s)



[天理夜话]

   【日本新闻网12月5日消息】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曾经连载过少女和性爱的故事。一位17岁的日本少女坦诚,自己从上中学起已经交过了50多名男友,她记不清发生过多少次性关系,只记得自己第一次的性体验时只有14岁。对象是她的学长,两人的恋情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那位学长最终都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她。


  这位少女也曾向往过真爱,可她真心的付出,换来的只是分手的结局,为了吸取教训,她决定,要在男人抛弃自己之前,先离开他们。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她和某位男友在一起不足两天,就分道扬镳了。在她看来,男人就像衣服,不穿不好意思出门,人前人后也抬不起头来,漂亮的男友就是漂亮的衣服,可以拿出来向朋友炫耀。


    年轻的日本女生是这样,成熟的日本女人也大致如此。很多女性表示,她们并不在乎性伙伴的相貌、性能力,只要男人能让自己开心就好。女作家山田咏美曾说,用语言说话的男人不如用身体说话的,只有透过肉体、性爱,男女双方才能发展更深层次的关系。如果一个女人在男人面前感到害羞,不能敞开心扉舒展肢体,那么,即使她和那男人有爱情的欲望,也无法深入发展下去。


  当然,性观念的开放也为日本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援助交际”,即用身体换取金钱利益,近几年呈现出蔓延趋势,让日本政府头痛不已。男人们在外面风流快活自不必说,已婚的家庭主妇也不满平淡无味的生活,通过禁忌之恋、不伦之恋寻找刺激,婚外情的问题日益严重。曾有日本女性杂志《妻子》对日本已婚女性做过调查,发现有六分之一的受访女性都有过婚外性行为,她们对这种行为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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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日本,“情色”已形成一个产业,日本的AV(成人电影)业极其发达,拍摄AV的演员像普通影视演员一样受到尊重,不会被看不起。日本的情色电影不乏备受赞誉的经典,日本的情色漫画已成为漫画业中一个专门的类别,而日本的情色文学,更是历史悠久,经典辈出。


  日本人崇尚自然,有一套独特的审美观,在其他国家的人眼里,这种审美观有时不免有些扭曲变态。在中国,直接描写男欢女爱的文学作品一直登不了大雅之堂,一部《金瓶梅》被禁了若干世纪;在西方,擅长写情色文学的萨德侯爵因“败德”被投入监狱长达28年之久。相比他们,日本真可谓是情色艺术家的天堂。


  最让日本人骄傲的《源氏物语》就是一部情色作品,男主人公光源氏和无数名门女子上演了大量风流韵事。紫式部竭力描写“男女相悦之事”,把它当成人间至极快乐,然后笔锋一转,让其轰然破灭,展现出“繁华落尽”的悲哀,奠定了日本的“物哀”传统。


  相比贵族出身的紫式部,井原西鹤在描写情色上更加大胆,无所顾忌,他本人就时常流连烟花场所,他第一个在小说中赤裸裸地展示“情色”。


  《好色一代男》的主人公世之介在书的最后总结道,自己见识过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男妓、妓女、风流女。世之介的一生就是一部情色史,似乎他降生到世间的使命就是享受色欲,他记不清到底和多少人有过“亲密接触”了,从妓院花魁到平民女子,从僧侣到男妓,哪里都有让他怦然心动的人。世之介是天下第一好色男,他从儿童时代起就悄悄模仿男女情事,此后“一直无休止地消耗肾水”。他经历坎坷,足迹遍布日本各地,甚至曾被投入监狱,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都不能改变他好色的本性。


  小说末尾,60多岁的世之介掩藏好自己的一生的积蓄,带着几位好友,乘“好色丸”,寻访所有好色之徒的理想国“女护岛”去了。值得一提的是,“好色丸”上装载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名贵货物,而是各种各样的催情用品。没有人知道世之介最后的归宿,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找到了“好色天堂”。


  在井原西鹤的世界中,男人好色,女人也不甘示弱,《好色一代女》中就对“好色”的女人作了细致地描写。女主人公阿春天生丽质,超凡脱俗,年轻的时候频繁出入上流社会,做过宫廷女侍、诸侯的小妾,后来几经辗转沦为风尘女子,却也是其中翘楚,当红花魁。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好色女无论在哪里都呆不长久。时光流转,人老珠黄后,阿春只能通过为有钱人家梳头养活自己,但她仍不改“好色”本色,成为卖淫的尼姑、女同性恋财主的侍婢。在书的最后,已经成为暗娼的阿春还在感慨,所有出卖色相的事她都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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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日本人文化水平有限,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顺利畅达地阅读情色文学,不过,下层人亦有自己的“情色枕边书”—春宫画。这在今天让人颇“不好意思”的作品,在当时可是日本新娘们重要的陪嫁。


  春宫画就是性图画,有学者猜想,色情绘画可能是从医学用图中演变而来的。公元8世纪,外科医生们就通过有插图的性知识手册学习必备知识。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些医学用图的其他作用,公元11世纪,日本某个男修道院的院长就亲手绘制了一幅《男性生殖器比赛图》,这是日本最早的色情绘画,画这幅画的人显然没有什么医学目的。


  日本的浮世绘大师,个个都是春宫画高手,铃木春信就是其中之一。他春画作品主要有《风流艳色小豆人》、《风流闺室八景》、《荡女鉴镜图》等三个系列。在这当中,属《风流艳色小豆人》最有趣。小豆人本是常人一个,因误食了仙药身体缩小,他并没有为此懊恼,反倒借身体变小的便利,潜藏在别人的窗帘后,床帏下,偷窥男女翻云覆雨。


  铃木春信的作品极有情趣,融进了不少中日典故。《琴柱落雁》一图中,美貌的少年男女坐在古筝前,少女的双手虽停留在琴上,心却已然落在了少男心上,她大胆地亲吻他,而他的手也不动声色地伸到了少女的和服里。整个画面充满了情欲,却因为落笔自然大方,让人没有半点猥亵之感,这刚好映射出日本人对男欢女爱的态度。


  在今天,日本文学中依旧渗透着浓浓的情爱意味。作家渡边淳一的作品近几年格外受欢迎,他的小说《失乐园》还被改编成电影,由当红影星出演。


  日本的情色文学总是活灵活现地反映着现实,紫式部的情色故事勾勒出宫廷风貌,井原西鹤的情色故事扎根于町人文化,渡边淳一的情色故事则深刻地描绘了当下男女的“情色心理”。近几年日本的外遇率颇高,传统的家庭生活似乎无法满足男女爱欲,渡边有相当一部分小说都以“婚外恋”作背景。


  日本女人在对情色的执着追求让人瞠目。在性爱上,她们是主动的,她们本来就不觉得性是难以启齿的事情。战后,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增加,日本的女人也拿起了笔,抒写她们对情色的感觉。在情色领域,女作家们的表现一点不比渡边淳一逊色。


  2003年,日本《杂志之家》杂志社曾向全日本妇女征集针对平凡女性的性爱小说,收到了大量投稿,这些投稿人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公司白领,还有不少在校学生。女性写性爱作品逐渐成为一种流行风尚,女人们需要一个媒介舒展自己的性爱心情,同时,又从其他女性的性爱故事中得到启示。女人天生喜欢和他人分享感受,性爱的感受也不例外,再说,女人笔下的女人,往往比男人笔下的女人,更能反映真实的女人。


  编辑们截取了22篇作品,将这些平凡女子的性爱故事结集出版。既然是性爱故事,当然少不了性爱的焦点—“做爱”,每篇作品对此都毫不讳言,细腻而深刻地展示了女人们的欲望。


  其中一位30出头的女作家所写的《月光下兔子在跳舞》格外引人注目。小说描写了一位男子在性爱上的奇特癖好,他只和在兔年出生的年轻女子交往。小说的作者实际上是个普通的女职员,这篇小说是她的处女作,在它大获成功后,作者大受鼓舞,又接着写了几篇性爱小说。写作让她挖掘了自己的潜力,在她看来,性爱是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题材,人人都有性爱经历,而对初写小说的人来说,性爱题材又比较容易驾驭。她坦言,在写作小说时,沉浸在自我的幻想世界中,她很享受用文字表现性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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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在抒写性爱的过程中,无疑可以重新发现自己。在性文化高度发达的日本,即使是再传统不过的公司女职员,偶尔也会放肆地幻想一下男欢女爱,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或真或假的性爱故事。写性爱小说本身也是一种“自救表现”,那些正为自卑感折磨的女性,刚好通过性爱小说表现出真实的自我,潜在的欲望。一些女性也表示,写作性爱小说,可以向人们展示她们的才华,有助于让社会承认女性的能力。


  对从未涉足过文学世界的女性们来说,写性爱小说和创作其他题材的小说不同,那些小说需要在对生活仔细观察的基础上,提炼生活,将其浓缩成文学语言,而性爱小说不然。幻想是性爱小说的基础,只要有了幻想,通常就一气呵成。


  当今的日本社会,对男欢女爱之事相当开放。一些主要从事性爱小说创作的女性表示,她们身边的女性朋友,对其写性爱小说一事非常支持,甚至还有些羡慕,跃跃欲试。在日本,性爱小说有稳定的读者群,写作性爱小说,就像写作其他题材小说一样,成功的性爱小说会受到社会瞩目,它的写作手法或许会让人们忍不住评头论足,它大胆的题材却极少引发社会争议。


  只有对性持宽容态度的社会,才能让人们直面自己的潜在欲望,勇敢地表达对性的看法,不遮遮掩掩,不猥琐,不矫饰。传统的性道德观,多是针对女性的约束,而在性观念较为开放的日本,女人们愈发大张旗鼓地用文字表现性爱。


  各个女性杂志均反映,性爱作品特辑往往决定着各杂志社的销量。在这种风潮下,日本女性杂志的封面也越来越“性感”,有关“性”的大标题俯拾皆是,很能抓人眼球。这些杂志往往是女性们交流“性”问题的平台,在这里,她们可以大谈做爱的感受,一些女性还将她们怀孕、生产等隐私经历写成文字,与女同胞们分享。


  看着大受欢迎的性爱文学,对性事直言不讳的女性杂志,不能不承认性爱文化是拉动日本经济的重要力量。


  在日本,性爱产品大受欢迎,人们进出成人用品专柜也像逛超市一样自然。日本的女性是性爱用品制造商们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日本的男人生存压力大,经常工作到深夜,很多丈夫回到家时,只剩倒头大睡的力气。无法从丈夫身上得到性满足的妻子,就只好光顾成人用品商店,靠性爱用品解决问题。


  针对日本女性使用性爱工具的情况,日本的《禁忌》杂志作过一番调查,发现受访的300多名女性中,有70%都喜欢使用振荡器,她们习惯通过自慰达到性高潮,和过去10年比,使用性玩具的女性大为增加。这对性用品生产商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


  一些精明的商人开始仔细研究女性的喜好,大力改进产品的型号、尺寸,设计更合女性心意的商品,以便满足女性的需求。这些性爱用品同时也是日本成人电影的“常客”,与其说它们的登场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不如说是在向女性观众做广告。


  在日本东京,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性用品商店,男人们则被硬生生地拒之门外。店里的商品让人目不暇接,从性爱用具到性爱装束,从性爱食品到性爱影碟,应有尽有,专门为女性设计。很多女性性用品商店的老板、员工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不仅负责卖货进货,还会向顾客耐心讲解器具的用途。在情色产业高度发达的日本,新颖的性爱产品层出不穷,单看外观,很难猜出它们的用途。


  不过,让人吃惊的是,光顾这些商店的并不仅仅是中青年女性,还有不少老年人。很多已经退休的老奶奶都相当重视性爱,把它看成衡量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标准。然而,一些老年人对五花八门的性用品并不十分了解,经常在买回家后不知如何使用,因此,开发适合老年人操作的性产品,成了性用品生产商们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日本,老年人的性烦恼,已经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人人都有性需求,老年人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寻求解决老年人性问题的渠道,也是关爱老年人生活的一种表现。


  过去的日本人希望过上愉快的性生活,现在的日本人则直言,性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日本人来说,性绝不仅仅是床帏之事,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继续造就着今天的日本。



(摘自:李涛的《大和魂--日本根性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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