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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歌唱家/離奇桃色間諜案︰女主角居然是男人/1930年代中共被捕黨員95叛變
發佈時間: 12/7/2010 11:12:12 PM 被閲覽數: 12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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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著名男歌唱家】

     


男高音 Tenors

在音乐,男高音(tenor)是一名音域占c-C2共15度的歌唱家。他们按音色、音区等不同特点分为:抒情男高音(lyric tenor)和戏剧男高音(dramatic tenor)。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中的男主人公格尔曼,就是典型的戏剧男高音。

歌剧定律第一条:男高音都是俊男,男高音是英雄,男高音拥有许多财富,男高音通常死在最后一幕,男高音演唱最好的音乐片段,如果男高音可以唱上High C他将会得到喝采,女高音总是追求男高音。
(按歌唱家出生年份排列:)

20世纪30-40年代的优秀男高音歌唱家

『意大利』恩利科.卡罗索(Enrico Caruso,1873-1921)世界上最早有录音记录的歌唱家,“划时代的歌王”




『意大利』贝尼亚米诺.吉利(Beniamino Gigli,1890-1957)20世纪上半叶美声唱法最杰出的歌唱家




『意大利』蒂托.斯基帕(Tito Schipa,1890-1965)继前两人之后在当时排名第三的歌唱家


20世纪50-60年代的优秀男高音歌唱家

『瑞典』尤西.毕约林(Jussi Bjǒrling,1911-1960)在当时被誉为继卡罗索、吉利后最杰出也是最年轻的歌唱家.


『意大利』马里奥.德尔.莫纳科(Mario del Monaco,1915-1982)威尔第歌剧的戏剧男高音


『意大利』朱塞佩.迪.斯苔芳诺(Giuseppe Di Stefano,1921-2008)当时最优秀的歌唱家

『 『美国』马里奥.兰扎 Mario Lanza



男中音&男低音 Baritones & Basses

歌剧定律第三条:
男中音是阴谋家,男中音是险恶可怕的人,男中音有驼背,男中音军人的地位从未高过男高音
男低音是老人,男低音是国王、智者或僧侶,男低音可以很逗趣。(按歌唱家出生年份排列:)

在音乐,男中音(baritone)是一名唱音域A-a1共15度的歌唱家,通常兼备有男高音和男低音的音质,既亮堂、柔润,又庄重、沉着。比才歌剧《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就是由男中音独唱。

20世纪优秀的男中音歌唱家

『意大利』蒂塔.鲁福(Titta Ruffo,1877-1953)20世纪上半叶优秀的男中音歌唱家

Visione Veneziana

『意大利』蒂托.戈比(Tito Gobbi,1913-1984)20世纪中期最优秀的男中音歌唱家,他塑造的艺术形象,至今无人能超越

《弄臣》-Cortigiani, vil razza dannata


Dicitencello Vuie (Just Say I Love Her)

『美国』罗伯特.梅里尔(Robert Merrill,1917-2004)20世纪中期优秀的男中音歌唱家,塑造了众多优秀的歌剧角色,深受观众的喜爱

Oh Holy Night天国的声音那

『德国』菲舍尔-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1925- )二战后最杰出的艺术歌曲演唱家,最擅长舒伯特、舒曼的艺术歌曲演唱
Der Erlkönig 魔王 『意大利』皮埃罗.卡普契里(Piero Cappuccilli,1929-2005) 20世纪60、70年代最杰出的威尔第男中音歌唱家

(资料整理自网络)丽雅/ wenxuecity


 
 

驚法國的離奇桃色間諜案︰

中國女主角居然是男人!(圖)

 

文匯報

 

  核心提示︰時佩普同樣否認自己是間諜,是“蓄意勾引外交官”,但“她”的理由卻讓全世界都震驚了——她根本就不是女人,而是一個男人!

  完全被驚呆了的布希科無法相信這個可怕的現實,他固執地認為,是檢方和警察在說謊,在故意打擊他的意志,迫使他認罪。6個月後,當他和時佩普當堂對質,對方用冷靜的口氣證實自己是男人時,他仍不肯相信,直到一份醫學報告放在他面前,他才徹底崩潰,並企圖割喉自殺未遂。

  
震驚法國的離奇桃色間諜案︰中國女主角居然是男人!(圖)


  受審的時佩普與布希科(來源︰資料圖)


  本文摘自︰《文匯報》2010年1月31日第07版,作者︰張富貴,原題︰《離奇的“時佩普間諜案”》

  這是一件奇特的“間諜案”,22年前,“時佩普間諜案”曾轟動世界。一個法國人,一個中國人,斷斷續續生活了十七八年,然而丈夫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竟是個男性。今年6月30日,年已70歲的“女主角”時佩普因病在巴黎去世,由此這個案件再度引起人們的興趣。

  兩個成年人相識、相戀、肌膚相親,斷斷續續生活了十七八年,有家庭、有兒子,然而丈夫居然始終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竟是一名男性!這樣一樁奇事,又和間諜戰、好萊塢大片及主流媒體聚焦關聯在一起,怎能不引人矚目?

  2009年6月30日,年已70歲的“女主角”時佩普因心髒病在巴黎去世,重新勾起了這段塵封的神秘歷史。

  男主角伯納德‧布希科,虔誠的天主教徒,1944年出生于法國中部布列塔尼地區的瓦恩鎮,1964年剛剛從阿爾及利亞調到北京,在法國駐華使館當一名最低級的雇員——會計記賬員,此時年方20。

  “女主角”自稱時佩普,時年26歲,身材小巧玲瓏,相貌清秀。有人說“她”是北京一個副部級干部的親戚,也有人說“她”其實祖籍山東,總之“她”的家庭一定有什麼不尋常之處,因為“她”居然會說法語,雖然說得結結巴巴,在那個年代已屬鳳毛麟角。

  1964年,聖誕節前兩天,北京的一次涉外招待舞會上兩人相識了。于是開始了隔三差五的交往,理由是那個年代幾乎每一對在中國的跨國戀人用濫了的詞︰學外語。

  值得一提的是,自那次舞會之後,時佩普便一直以男裝扮相出現,然而布希科堅信,對方是個值得自己追求的東方女性。這對年輕人不久便跨越友情界限,成了一對如膠似漆的戀人,1965年5月,兩人同居了。

  3個月後,時佩普告訴布希科,自己懷孕了,這讓布希科感到既興奮又緊張,兩個年輕人整天商量“應對之策”,卻無一可行。不久時佩普讓布希科相信自己已經流產,不知該傷感還是釋懷的布希科很快一年合同期滿,由于工作表現平平,他未能獲得續約,不得不離開中國。臨行前時佩普告訴他,自己又有了身孕。

  自幼憧憬旅行的布希科此後輾轉了多個國家,但無時不關注著遠在中國的愛人。1966年秋,正在巴西公干的他接到時佩普一封信,信中用《悲慘世界》中的詞句寫道︰“一個加弗羅什在期待尋得自己的父親。”布希科興奮莫名,他明白,這是暗示自己已有了一個兒子。

  布希科覺得自己有責任照顧好這母子倆。因此他竭盡所能尋找再回中國的機會。1969年9月,他終于如願以償地回到北京,仍在法國駐華使館工作。他很快找到了時佩普,但並未見到自己的兒子,據說這個長得太像外國人的孩子被送去鄉下,以免在“文革”的特殊氛圍中遇到不測。由于遍布“警惕的眼楮”,這對情人根本無法廝守,只能一周一次在大街上相會,無非是長凳對坐,無言相視而已。

  1972年春,這樣的幸福也不能持續下去,他再次失去了,不得不離開中國。直到此時他也未見到自己的兒子,但他發誓一定要見到。

  1973年,布希科以游客身份再返北京,終于見到了7歲的兒子,一個藍眼楮的混血兒,很像他也很粘他,對他帶去的新奇禮物感到好奇和興奮。

  次年布希科在法國有了一位同性伴侶,名叫蒂埃里‧圖雷,兩人過起了“夫妻生活”,這讓布希科感到,那位中國情人更像一名“前妻”,但他對兒子的思念卻隨著時間的流逝愈益強烈。

  1975年布希科被派往法國駐烏蘭巴托使館,在那里他和時佩普母子重新恢復了密切聯系。他給母子倆寄各種必需品和錢,隔三差五就找借口去中國探望。

  這樣的關系維持了差不多4年,1979年,他再次丟了工作,回到法國,重新和圖雷共同生活,時佩普母子暫時從他生活圈中消失了。但幾年後,時佩普再次聯系到他,出于對兒子的責任感,布希科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兩人來法。1982年9月,母子倆來到巴黎,和布希科團聚,像一家人那樣生活。布希科十分喜愛兒子,甚至帶著他去老家看自己的父母,在祖父母的建議下,兒子的名字由母親所起的“時嘟嘟”,變成了十足法國味的貝爾特蘭‧布希科。

  1983年7月,法國警察突然出現在這對夫妻面前,將他們兩人逮捕並送上法庭,指控兩人犯有間諜罪。

  布希科對這一切似乎早有準備,他對指控供認不諱,稱自己在烏蘭巴托任職時,的確向中國方面泄露過使館信息,但目的是為了保護愛人和孩子,使他們不至于因“里通外國”而在“文革”中遭到更多迫害。原本檢控方指控的間諜案主犯是時佩普,指稱“她”利用美色蓄意勾引外國使館人員,為中國間諜機構服務,但布希科予以否認,他稱是自己主動要求提供情報的,而且由于中法關系良好,他所提供的不過是法國通訊社、報刊的文章,或上呈大使的剪報副本,談不上“叛國”。

  時佩普同樣否認自己是間諜,是“蓄意勾引外交官”,但“她”的理由卻讓全世界都震驚了——她根本就不是女人,而是一個男人!

  完全被驚呆了的布希科無法相信這個可怕的現實,他固執地認為,是檢方和警察在說謊,在故意打擊他的意志,迫使他認罪。6個月後,當他和時佩普當堂對質,對方用冷靜的口氣證實自己是男人時,他仍不肯相信,直到一份醫學報告放在他面前,他才徹底崩潰,並企圖割喉自殺未遂。

  醫學報告同時證明,貝爾特蘭‧布希科既不是布希科也不是時佩普的兒子,而只是個有新疆血統的中國孩子。戲劇性的“不辨雄雌”一幕,不但讓嚴肅的間諜案變成荒誕的花邊肥皂劇,而且讓檢方原本的起訴依據不得不重新調整,最終兩人在1986年5月5日雙雙被判處6年監禁。

  1987年,時佩普被當時的密特朗總統特赦出獄,自此定居巴黎,深居簡出。而布希科在坐了49個月牢後被假釋,1989年,他成為一名廚師學徒,從此過起普通人的生活。當有人認為他被時佩普所欺騙時,他嘆道︰“被欺騙總比騙人好些,我只遺憾事實不是我想象的那樣。”

  盡管幾位當事人都刻意保持低調,但好事者終究不會放過這個離奇的故事。

  
震驚法國的離奇桃色間諜案︰中國女主角居然是男人!(圖)


  時佩普與布希科(來源︰資料圖)


  美國廣播公司著名新聞女主播芭芭拉‧沃特斯首先咬住他們,安排了一次對兩人的共同采訪。然而不論是布希科還是時佩普都不願直面對方,沃特斯只能分別和兩人對話,這場被稱為“兩個自說自話者的獨白”的采訪轟動世界,卻也埋下了許多至今揭不開的謎團。

  法國作家羅杰‧法利高是更執著的挖掘者。1990年,他和別人合作了《中國特工處》一書,將這件懸案描述為驚天大陰謀;2008年中法關系趨冷,法利高的應時之作《從毛澤東時代到北京奧運的中國秘密機構》,又以大篇幅重提這段往事,堅持甚至渲染當初自己的論斷。

  最著名的要屬電影了,1994年美國導演大衛‧柯南伯格將這段往事翻拍成電影《蝴蝶君》,尊龍扮演的“女蝶”,其雙重人格令人印象深刻。

  在結案後的最初幾年,法國、美國的大學和業余劇社經常上演由這段故事演繹的話劇,小報更是連篇累牘報道。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事情漸漸被冷落,直到今年6月30日,時佩普死訊傳出,再次引起世人關注。

  此事有諸多讓人不得其解的疑點或看點。

  首先,十七八年的交往,布希科如何會不知道對方是男性?

  在沃特斯的采訪中,布希科稱時佩普用劇照和“梁祝”故事暗示,自己是女性,只是從小被家人當男孩子養,並讓他“保守秘密”;而時佩普則堅稱自己從未騙過他,“也許是自己法語不好,表達不清楚產生的誤會”。兩人有過肌膚之親,更“生過孩子”,可這也未能讓事情穿幫,對此兩人都閃爍其詞,宣稱是“東方的羞澀”讓兩人在親密接觸過程中始終保持“節制”所致,而一些小報和謠言則繪聲繪色地渲染時佩普的“東方奇功”。

  布希科在認識時佩普前,在阿爾及利亞有過一次異性性行為,不可能缺乏起碼的性知識,但他本人有長期同性戀傾向,甚至在承認並資助時佩普母子的同時,與男人圖雷以夫妻相稱並同居。因此許多人懷疑,其實布希科並非不知道對方是男人,但由于特殊的性取向而不肯自拔。

  但時佩普的說法也存在很多問題︰即使真如他所言,“從未告訴對方自己是女人”,那麼偽裝懷孕、生子又作何解釋?

  其次,“間諜案”的真相究竟為何?

  法國檢方指控時佩普受中國情報部門指使,色誘外國使館人員,騙取情報,“她”的“兒子”是中國情報部門從新疆找來的︰羅杰‧法利高則繪聲繪色地宣稱,布希科通過時佩普和中國“秘密警察頭目”康生直接接頭。布希科則稱,他是主動提供情報,且情報是直接交給時佩普的,目的是“保護母子倆免受紅衛兵迫害”。而時佩普則否認自己是間諜,聲稱只是為了獲得更好生活才和布希科交往,對情報問題緘口不言。

  據資料顯示,布希科所提供的,主要是關于中甦對立期間蒙古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蒙美關系等方面的剪報、通訊、報道,屬于級別較低的機密。按照布希科自己的供詞,這一活動系1969年9月開始,他並未見到過中國情報機構的什麼大人物。而從情報成色看,也的確配不上讓康生出馬的檔次。

  當時流傳的另一種說法則是,布希科其實本是法國的情報人員,結果被中方用美人計弄翻,成了雙重間諜。

  也有接近時佩普的人透露,時佩普其實頭腦並不如人們想象的那麼復雜,“她”最初同意和布希科交往,是以為布希科這個“使館財務人員”是“使館大干部”。而理由則是“連大使都要向他領工資”。也許事情原本再簡單不過,這個頭腦簡單的人,為了在“文革”中自保,並且過得好一些,便編造了各種離奇的謊言,騙得對方寄錢、寄物,最終如願以償移民法國。

  但這種說法有個最無法解釋的疙瘩︰孩子。如果是貪小利,在那個特殊年代,杜撰一個混血孩子,並以單身母親身份養上十多年,其付出並不比得到的少。

  不僅如此,時佩普聲稱孩子是“她”托鄰居馬大夫弄來的,並支付了3000元人民幣,在1966年,這筆錢相當于一名科級干部6年的薪水。

  由于《蝴蝶君》和法利高那些聳人听聞書籍的渲染,如今的人們幾乎很難分清其間的真實與虛構。

  這是冷戰時期一樁離奇的間諜案,還是一出悲劇性的愛情故事,當事人的緘默,使之始終成謎。(摘自《悅讀》2009年9月版)
 
 
 
 

非鐵打的“特殊材料”︰

1930年代中共被捕黨員95叛變

 

搜狐社區  2010/12/8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0年第12期,作者︰王彬彬 系南京大學教授,原題︰《國共關系的一段往事》

  幾年前,我到台灣開會。主辦方安排大陸與會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誠品書店。時間短促,我只挑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萬亞剛的《國共斗爭的見聞》,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從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萬亞剛本名萬大,1928年19歲時,即進入陳立夫的“中統”,直到59歲退休,凡40年。在“中統”,萬氏歷任科長、晉陝豫邊區專員、調查局主任秘書等職。抗戰期間,曾潛入“紅色聖地”延安,並安插特務到抗大“潛伏”。這種經歷,使得他對國共兩黨的恩怨所知頗深。《國共斗爭的見聞》是萬氏相關文章的結集。從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萬氏,堅決反對“台獨”,是鐵桿的“統派”。這且不談。集中有一篇《謎,還是謎》,談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這樣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謎,起因于我對國民黨對待共產黨政策的了解。在政治斗爭場合,凡是佔上風者,對待敵人往往寬大,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亦然。中統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專職對付共黨的地下活動。由于共黨的地下組織非常嚴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績亦不好。一九三年建議對共黨分子采寬大政策,由政府頒行“處理共黨分子自首自新辦法”,以後就按照這個辦法,對付共黨分子以爭取“轉變”為主。在抗戰以前,國民黨的聲譽,和共黨在建國初期一樣,如日中天,全民愛戴,所以爭取共黨分子轉變並不困難。即以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而論,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後轉變,成為中統的成員。這些從共黨過來的人,熟悉共黨的地下活動,由于他們的指引,終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將共黨設在上海的地下總部和其他重要機關,全部破獲。追源溯因,都是寬大政策之功。

  萬氏的意思是說,瞿秋白被捕時,國民黨已對捕獲的共產黨實行“寬大政策”。依常理,瞿秋白不應該被處死,這個問題也姑且不論。我感興趣的是萬氏所說的這“寬大政策”本身,以及這政策產生的效用。

  要說清這政策如何產生,還得從國共合作的破裂說起。

  鮑羅廷依靠的“革命先鋒”

  由于孫中山力排黨內非議,堅決主張“聯俄容共”,1923年,國共開始了第一次的所謂“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後的第二次“合作”一樣,為中共提供了發展壯大的廣闊空間。1927年4月,揮師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蔣介石決定“清黨”,意味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黨”,不僅是要把共產黨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還要斬盡殺絕。從此,也就開始了國共兩黨長達十年的相互殺伐。

  國民黨的“清黨”,原因當然是復雜的。在兩黨“合作”期間,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從事社會活動,尤其是北伐開始後,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經過和佔領的地區開展的工農運動,是導致國民黨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內部本有左右兩派,蔣介石本屬國民黨內的“左派”。中共熱衷工農運動,蔣本來並不反對。正如楊奎松指出的,蔣介石早年也受過激進思想影響,因而也長期贊成和擁護“扶助農工”的政策。所以,這時期,蔣介石與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不是應否“扶助農工”,而是如何“扶助農工”。(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頁)

  顯然,這時期中共“扶助農工”的方式,以及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令蔣介石無法認可。

  中共視喚醒和發動工人階級為基本使命。在此期間,中共在那些能夠開展工人運動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黨理念,積極地行動著︰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沖突也時有發生。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這些底層民眾,本有著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天理人情”,對地主、資本家等相對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著在自己心靈中完成對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毀,而這當然不可能沒有心理上的障礙。痞子、流氓則不同,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流價值,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礙,發動他們“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良民”、 “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尤其是當本來的“良民”、“順民”看到這類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脹起來、臉上紅胖起來、腰板挺直起來了,難免生出羨慕之心。“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場合特別適用。

  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今天,春節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規定︰“每年還應準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準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這個章程若真的實現,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嫉妒不已,都會夢想著在1920年代的中國江西贛州當一個店員——當然,結果將是再堅挺的店鋪,也會很快垮掉。

  蔣介石的煩心事︰前線拼殺與後援不繼

  在農村,中共發動的農民運動也毫不遜色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從正面肯定那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雖然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仍能看到為當時的農民運動作了種種辯護。這份“考察報告”是這樣評論湖南農民運動的︰“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于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里,一群人涌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里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于是毛澤東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結果,是寫了這樣一篇贊美農民運動的“報告”。

  “報告”既然一心為農民運動申辯,當然就不可能把農民運動的“過分”之處說得很充分,但我們仍能感到其時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如何波瀾壯闊、如火如荼。農民斗爭、打擊、掠奪的對象是“土豪劣紳”,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報告”中說到“殺豬出谷”,意思就是沖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殺豬出谷”是運動起來的農民常用的方式。“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湖南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程學敬,後來撰文說那時“革命農民”在捉人游鄉時,還會剪掉他的胡須,滿臉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農民不但殺豬,還要殺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

  這些行為不可能不讓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同時,國民黨認為這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說得明白︰“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人運動深感頭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軍政當局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維持戰費和地方軍政的各項開支。而工人運動一旦興起,往往無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失,就連人身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社會安定和生產經營自然難以維系。”北伐軍在那里拼殺,後援卻成大問題,這應該是當時令蔣介石十分煩心的事。

  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沖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農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著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就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頁)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游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強烈的“憤懣”。這嚴重影響著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北伐大業。

  1927~1928︰國共激烈對抗

  導致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大舉捕殺共產黨人的原因是復雜的,任何簡單化的理解都會偏離真相。但是,北伐期間,中共在各地城鄉策動、主導的工農運動,無疑是促使蔣介石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給了蔣一個“清黨”的堅實理由。

  國民黨的大開殺戒,是指望能將真的共黨殺光。即便殺不光,也讓那些漏網者膽寒心驚,從此脫盡紅色。但這實在是小看了共產黨人。面對國民黨的屠殺,共產黨人決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來的策劃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在南昌發動兵變,意味著國共武裝對抗的開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緊急開會,史稱“八七會議”。這次會上,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共中央實際上的決策者。此後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導下,中共奉行後來被稱為“左傾盲動主義”的政策,在全國各地發動“武裝暴動”,大玩“血的游戲”。當時,瞿秋白中央幻想著立即“武裝奪取政權”。他們的想法是分兩步走︰第一步,在全國各地分散地發動暴動,奪取一城一地的政權,建立“甦維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礎上,舉行全國總暴動,奪取全國政權。其時中共成立不過六七年,要做到這一點,當然是異想天開。從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時間里,中共在全國一百多處城鄉發動了武裝暴動。這些暴動,大部分當場就失敗了。一部分地方,當時取得了“勝利”,建立了“甦維埃政權”,但都很短暫,迅即被摧毀。後來,連中共黨內也有人認為這是“玩弄暴動”。在“玩弄暴動”的過程中,中共也曾以濫殺報復國民黨的濫殺。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動中應毫不顧惜的沒收地主土地,殺土豪劣紳,殺政府官吏,殺一切反革命”;“盡量施行紅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兩湖省委,在極短的時間內組織兩湖工農大暴動,奪取政權,在政策上,則實行“紅色恐怖”。 (姚守中等編著《瞿秋白年譜》,江甦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頁、235頁)可見,“紅色恐怖”,其時是瞿秋白主導中共的一個“政治關鍵詞”。

  中共的以殺抗殺,又使得國民黨以更殘酷的屠殺來鎮壓。所以,這幾年的中國歷史,就這樣反復著……

  《自首法》︰中共的心腹大患

  國民黨開始“清黨”後,中共便轉入地下。一定意義上,陳立夫的“中統”就是為對付中共地下黨而產生並壯大的。在一段時間的濫殺之後,國民黨方面開始改變策略。濫殺並不能收斬盡殺絕之效,相反,于“黨國”形象頗有損害。1927年後,國民黨已是執政黨。一個執政黨,老是胡亂殺人,首先是不成熟的表現。所以,對付共產黨人,決定采用懷柔政策,不再一經抓獲,即行處決,而是想方設法軟化之,于是,有了《共產黨人自首法》的出台。

  萬亞剛說,國民黨1930年才開始對共產黨“采寬大政策”,這應該是記憶有誤。《共產黨人自首法》,實際上1928年下半年就出現了。關于這個“自首法”公布的具體日期,我手頭的幾種資料說法不一。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國民政府紀事》,說1928年10月20日,國民政府公布《共產黨人自首法》,凡九條。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大事典》,則說1928年10月12日國民黨中政會通過《共產黨自首法》。楊奎松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依據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檔案,說《共產黨人自首法》是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見楊著268頁的注釋部分),這應該是最可信的。萬亞剛說,1930年頒行了“處理共黨分子自首自新辦法”,應該就是指修正後的《共產黨人自首法》。幾乎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又公布了“反省院條例”,決定在各地設立反省院,專供犯有“反革命罪”者反省、悔改。所以,《共產黨人自首法》與“反省院條例”,是相輔而行的兩個舉措。這個《共產黨人自首法》規定︰凡是犯有“反革命罪” 而在被查獲前主動自首者,從寬處理,減去應處刑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檢舉其他共產黨人,而被檢舉者亦被查證捕獲,則可免除檢舉者刑罰;雖加入了共產黨但卻並無現實的“反革命行為”,自首後亦得免除刑罰。同時規定︰凡屬自首的“反革命犯”,刑期過半而表現良好,確有悔悟之心者,可得保釋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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