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缙是明初声誉鹊起的才子。万历状元焦竑这样评价他：“解缙之才，有类东方朔，然远见卓识，朔不及也。”这是把他和西汉文学家东方朔比较。和同时代人相比更是如此，焦竑说：“吉水解学士缙，天资甚美，为文多不属草，顷刻数千言不难，一时才名大噪。时杭有王洪(希范)，吴有王璲(汝玉)，闽有王偁(孟阳)，尝谓希范曰：‘解学士名闻海内，吾四人者，足以撑柱东南半壁。’”因为是才子，行事异于常人，洋溢着真性情，人们说他重义轻利，笃于故旧，乐于引荐士人，常对人说：“宁为有瑕玉，不为无瑕石。”这可以看作他的自况，是一块有瑕的美玉，而不是一块无瑕的石头。“重义轻利，笃于故旧”的品性，自然是胸无城府，心无崖岸。人们出于景仰，向他索取诗文墨宝，每天络绎不绝，他来者不拒，从无厌倦之意。友人提醒有些人不应当给予，他笑着说：“雨露岂择地而施哉? 且人孰不可与进者?”一派名士风度。
他历事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受到三位皇帝的刮目相看，居然在建文、永乐的鼎革之际屹立不倒，得以进入内阁参预机务，最终却死于特务机构——锦衣卫诏狱，时年不过四十七岁，令人感慨系之。
解缙，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予庶吉士之职。太祖朱元璋对这位青年才俊很是爱重，对他说：我和你从道义上说是君臣，从恩情上说犹如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他为皇帝的真心所感动，立即上了一封万言书，大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意，言辞颇为直率尖锐。
比如说：法令屡屡更改必然导致人民疑惑，刑罚太繁苛必然导致人民玩忽。从国初至今二十年，几乎没有不变的法令，几乎每天都有犯错误的官员。经常听到陛下震怒，锄根剪蔓，株连奸逆;从未听到陛下褒奖好官，并且始终如一。希望改变刑罚过于繁苛的状况，遏制法外之威刑，流放十年就应当释放，廷杖八十以后不得再加刑罚。
又比如说：近年以来，监察机构的纲纪不严肃，官员们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囚多寡为勋劳，不能激励清要，提倡风采。监察御史纠弹官员都仰承皇帝密旨，每每听到有什么旨意，才上疏弹劾，目的是求取皇上的恩宠，这是小人趋媚效劳的雕虫小技。陛下何不肝胆相照呢?
再比如说：由于官风不正，贤人羞于同流合污，庸人习其风流而乐此不疲，以至于是非颠倒，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词，吏部任用官员没有贤否之分，刑部断案没有枉直之别。
这些话直击要害，却没有激怒朱元璋，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究技巧，把责任都推到臣下身上：“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朱元璋看了这份万言书后，没有光火，称赞他“有才”，只是有点“迂腐”，“年少而语夸”，不过已对他刮目相看。而后他又进呈“太平十策”，批评分封二十几个皇子为藩王的做法，指出：“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厉长吴濞之虞。”用汉初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的教训来提醒朱元璋。
才子总是恃才傲物不知检束，他竟然进入兵部索要皂隶(听差)，对兵部尚书出言不逊。朱元璋获悉后说，解缙因为担任“冗散”(闲散无权的职位)，而有些“自恣”，命有关部门把他晋升为监察御史。
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更加“知无不言”了。洪武二十三年，退休首相、韩国公李善长惨遭灭门之祸，解缙代替工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李善长鸣冤，言辞极为犀利：
(李)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引者按：其子李祺娶公主为妻，成为驸马)，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矣……使善长佐惟庸，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为此?
说得入情入理，逻辑严密，把强加于李善长的罪状——串通胡惟庸谋反——驳得体无完肤。然而灭门之祸既成事实，死者不可复生，他希望皇上引以为戒：“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朱元璋看了这篇奏疏，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竟不罪”——没有怪罪解缙，因为他自知理亏，无话可说。不过由此领教了解缙的厉害。不久，在召见其父解开时，说道：你的儿子大器晚成，现在不如归去，多读点书，十年以后再来大用，还不晚。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把随侍左右的解缙赶走了。
八年以后，朱元璋死了，解缙回到京师，重返官场。由于以上过节，有关部门官员借口违反圣旨，而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弃亡母老父出行，将其贬官到边远地区，使得这位才子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他向礼部侍郎董伦写信诉说衷肠：我率易狂愚，无所避忌，在奏疏中常常表达不同政见，比如反对分封诸王，比如为李善长鸣冤，遭到一些人的痛恨，企图陷我于法。此次贬官远行，“扬粤之人不耐寒暑，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伍于吏卒，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不测，负平生之心，抱万古之痛”。信写得哀怨悱恻，低声下气，已经看不到昔日风流倜傥意气扬扬的景况，前后判若两人。他请求董伦帮忙，或调回北京，或返回家乡。董伦是讲义气的，鼎力相助，向建文帝推荐，使他得以返回京师，出任翰林待诏。 燕王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宣布悬赏捉拿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等左班文臣二十九人，翰林待诏解缙与吏部侍郎蹇义，户部侍郎夏原吉，翰林院修撰胡广、李贯，翰林院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侍书黄淮，给事中胡濙、金幼孜等文臣，“叩马首迎附”，由建文旧臣摇身一变而为永乐新贵。
朱棣想借用他的文才，为自己粉饰。既然是“叩马首迎附”，解缙再傲慢也别无选择。
朱棣登上皇位后，第一要务就是篡改历史，他对建文时期编写的《太祖实录》十分不满，参与其事的叶惠仲因为秉笔直书有关“燕王谋反”之事，被诬陷为“逆党”，遭到“族诛”。随即下令焚毁《太祖实录》草稿，重新组织班子编写《太祖实录》，由曹国公李景隆与尚书茹瑺挂名监修，解缙作为总裁，负责具体工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修改后的《太祖实录》，开国功臣的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附诸公所喜者，全被删削;建文一朝四年史实荡灭无遗。这当然是皇帝朱棣的旨意，作为总裁的解缙不能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恐怕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此同时朱棣又把建文时期一千多份奏疏，交给解缙审阅，关照他，除了涉及“军马钱粮数目”的可以保留，其余有关“靖难之役”的全部焚毁。有一天，朱棣来视察这项工作，问解缙：在焚毁的奏疏中是否有你写的东西?解缙沉默无语，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无。翰林院修撰李贯大言不惭：臣一篇也没有。朱棣讥讽道：你以为一篇也没有是贤能吗?食君之禄就应该思任其事，当国家危急之际，皇帝的左右近侍可以一言不发吗?朕并非厌恶尽心于建文的大臣，而是厌恶诱惑建文败坏祖宗法度的大臣。李贯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看来朱棣是信任解缙的，任命他进入文渊阁，参预机务，从而开创了“内阁预机务”的先例，解缙也成为明朝第一批内阁大学士。
朱棣在右顺门召见解缙等七人说：朕即位以来，尔等七人朝夕相与共事，不离左右，朕多次告诫尔等恭慎不懈，然而人之常情，保初易，保终难，尔等应该慎终如始，庶几君臣保全之美。解缙叩首回应：陛下不以臣等浅陋，过垂信任，敢不勉励图报。朱棣听了很高兴，赏赐各人五品官服。不久又赏赐解缙等人“金绮衣”，待遇与尚书相当，对他们说：为皇帝代言，关系国家机密，而且早晚随侍朕的左右，裨益不在尚书之下。他特别鼓励解缙要无所畏惧地进言：
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王猛、魏征)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畏，听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朱棣把自己比拟为从谏如流的唐太宗，“听者无所忤”;要求解缙成为直言极谏的魏征，“言者无所畏”。酷似乃父的朱棣，哪里有这样的雅量，不过是说说漂亮话而已。解缙信以为真，凭借他的才子习气，口无遮拦，把政治当作学术，未免书生气太足。
朱棣把他看作如同刘基般的智囊，拿出一份大臣名单，请他品评。解缙本着“进言者无所畏”的精神，实话实说。对蹇义(吏部尚书)的评语是：“其资重厚，中无定见”;对夏原吉(户部尚书)的评语是：“有德有量，不远小人”;对刘儁(兵部尚书)的评语是：“虽有才干，不知顾义”;对郑赐(刑部尚书)的评语是：“可谓君子，颇短于才”;对李至刚(礼部郎中)的评语是：“诞而附势，虽才不端”;对陈瑛(都察院都御使)的评语是：“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对宋礼(礼部尚书)的评语是：“憨直而苛，人怨不恤”;对方宾(兵部尚书)的评语是：“簿书之才，驵侩之心。”朱棣把解缙的品评告诉太子，说道：李至刚我已经看清了，其余各人还要慢慢考验。太子也要解缙品评自己身边的官员尹昌隆、王如玉，解缙依然实话实说：尹昌隆“君子而量不弘”，王如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
如此直言无忌地品评当朝大臣，显现了解缙“君子坦荡荡”的作风，却有悖官场潜规则，风险很大。刘基当年在太祖面前品评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结果遭到胡惟庸报复的前车之鉴，难道忘掉了吗?《明史·解缙传》说：“(解)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引拔士类，有一善称之不容口，然好臧否，无顾忌，廷臣多害其宠。”《明通鉴》也说：“(解)缙以迎附骤贵，才高勇于任事，然好臧否，无顾忌，廷臣多忮其宠。”喜好臧否人物是才子的秉性，若是臧否历史人物，和今人毫无关系，人们不过认为他狂狷而已，如果臧否的是当朝大臣，就不仅是“狂狷”那么简单了，所以“廷臣多忮其宠”，引来同僚的妒忌，置自己于孤立的困境。 更何况他把“好臧否”的习气沿用到皇帝的儿子身上，介入了册立皇太子事宜，卷入权力之争，风险就更大了。一旦失去皇帝的宠信，孤立无援的他，面对的必然是一场悲剧。
明成祖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在册立谁为皇太子(即皇储)问题上，举棋不定。这三个儿子的生母都是徐皇后(徐达之女)，没有嫡庶之分。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朱高炽毫无疑问是不二人选，但是戎马一生的朱棣并不喜欢他，而喜欢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次子朱高煦，从征白沟、东昌有功，江上之战又有救驾之功。朱棣抚着他的背说：你要努力，世子(朱高炽)多病，不久将立你为皇储。朱高煦的亲信——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都称呼他为“二殿下”。无形中制造了两个“皇储”的局面。
朱棣私下里征求解缙的意见，解缙很坦率地支持朱高炽，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又说：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是“好圣孙”。朱棣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合理的意见，永乐二年册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册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三子朱高燧为赵王。这样并没有缓解三个皇子之间争夺皇储的斗争。问题出在朱棣身上，他对皇太子朱高炽不满意，却愈来愈宠爱朱高煦，礼仪待遇都超过了太子。解缙劝谏道：这样做会开启争端。朱棣很不高兴，认为解缙在离间骨肉关系，对他的恩礼逐渐衰退。正巧这时朝廷议论发兵征讨安南，解缙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反对出兵。朱棣以为是故意和他唱反调，从此对他不再信用。永乐四年，朱棣赏赐黄淮等五人“五品纱罗衣”，唯独没有解缙的分。朱高煦诬陷解缙泄漏宫禁秘密，又揭发他上年廷试阅卷不公，激怒朱棣。永乐五年二月朱棣下旨：翰林学士解缙贬为广西参议。将要启程，被解缙讥讽为“诞而附势，虽才不端”的礼部郎中李至刚乘机进谗言：解缙对贬官心怀怨望，朱棣索性把他贬为交趾参议，到化州去监督军饷。
永乐八年，解缙回京述职，适逢朱棣率军北征，他向临时“监国”的太子朱高炽汇报工作。此事被汉王朱高煦抓住，向朱棣挑拨：解缙窥伺皇上外出之机，私自觐见太子，不等皇上返回，径自离京，毫无人臣之礼。朱棣郁结心头的怒气登时迸发，下令逮捕解缙，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严加惩处。永乐十三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向皇帝送上在押囚犯名册，朱棣看了，随口说了一句：解缙还在啊!纪纲心领神会，把解缙灌醉后，埋在积雪中，活活冻死。他的妻子和其他亲属受到牵连，全部发配辽东。这说明处死解缙并非纪纲的胡作非为，而是朱棣的本意。
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于榆木川军营，朱高炽继位(即仁宗)，大赦天下。他想起了解缙，拿了他品评当朝诸臣的文章，对大学士杨士奇说：人们都说解缙狂，看他的论断，都有定见，一点也不狂。随即下达诏书，把发配辽东的解缙妻子和其他亲属，全部无罪释放，并且给他的儿子解祯亮一个官职——中书舍人。
历史证明，解缙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朱高炽“仁孝”、“天下归心”，他的儿子朱瞻基是“好圣孙”。后来一个成为明仁宗，一个成为明宣宗，父子合力缔造了十年太平盛世。谷应泰赞誉为“仁宣致治”，是恰如其分的。反观朱高煦，口碑很差——“狙诈多智，以材武自负”，当不上皇帝，就效法吴王刘濞，发动武装叛乱，又没有乃父的本领，“外多夸诈，内实怯懦”，终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明通鉴》的作者夏燮对解缙有褒扬也有非议，颇有史家眼力，但是把悲剧结局全部归咎于他自己，则有失公允。他说：“语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 (解)缙以不谨持恭而卒以不密取祸。”显然是在为明成祖朱棣辩解，其实，“取祸”的根本原因并非“不密”。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读者诸君想必已有结论了吧! 倍可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