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盡管3年過去了,但是中投對黑石的投資仍身處浮虧之中。 2007年5月,尚在籌備中的中投公司斥資以每股29.605美元認購黑石集團1.01億股的無投票權股份,總耗資30億美元,鎖定期為4年。而截至今年12月16日收盤,黑石集團的股價仍只有13.41美元/股,每股盈利為-1.50美元,顯然,在距離解禁只有不到一年之際,中投第一筆30億美元的投資浮虧仍高達55%約16.5億美元。 然而這在梁錦松看來,中投投資黑石並非僅僅為了賬面上的盈虧。 “因為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所以需要金融服務業。”梁錦松告訴記者,如果考慮中國在未來5到10年里,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話,“那麼就需要很多幫助中國公司走向國際化的金融服務公司。”而黑石顯然正是這樣的機構。 但在公眾眼中,過去的3年時間,中投似乎沒有從參與黑石的過程中獲得什麼好處,相反,黑石集團卻借助中投的光環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 憑借著與中國的“血脈相連”,黑石集團這個名字開始在中國市場上引資募資、尋找項目投資等方面顯得游刃有余。無論是入股藍星集團、買入上海商務樓、打造壽光物流園,甚至設立中國大陸基金,吸引包括社保基金的關注等,黑石都以另類的速度趕超此前老牌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黑石抓緊時間加快自己在中國的累積除了自身的發展需要外,很可能也考慮到了中投解禁以後的局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投資人向記者透露,因為一旦中投效仿拋售摩根士丹利的情況,那麼解禁後如果全部拋售,對自己來說,可能是虧損十幾億美元,但對黑石來說,就失去了中投的保護傘。“何況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既然投資4年都沒有賺錢,拋售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然而即便是在乘東風的情況下,梁錦松依然認為黑石避免不了外資在中國的非國民待遇,這也解釋了黑石為什麼在中國成立自己的人民幣基金。 “中國最不缺的就是資金,外匯儲備到年底已經3萬億了,所以不如做自己的人民幣基金。”梁錦松如是說,“我們的人民幣基金跟國內的人民幣基金理論上是一樣的,但是從某個角度來講,依然是外資,到底能不能達到國民待遇,我們自己心里有數。” 3年在華投資超百億 黑石仍處下風 黑石總裁托尼‧詹姆斯此前曾表示︰“2011年黑石全球一半的私人股本交易都將發生在亞洲。”對于黑石集團而言,中國的版圖擴張才剛剛開始。 來自黑石高層的聲音和實際行動也不斷證實,黑石期望自己急速成長為比肩高盛與摩根士丹利這些早期進入中國的國際投行。高盛1994年正式進入中國內地,憑借其多年累積的經驗已經在中國逐步建立了強大的國際投行業務分支機構,並通過多筆入股中資大型企業的成功案例和擔當承銷商的途徑,成為中國最成功的國際投行之一。 1993年就進入中國開展直投業務的摩根士丹利,從2003年至2007年,僅在中國投資房地產就至少有十個項目;2009年,摩根士丹利在國內獲得信托和基金牌照,並開設了北京分行;2010年,又宣布新增中國總部,落戶上海浦東。 顯然,兩家老牌投行在中國的順水順風令黑石眼紅不已,進入中國3年,已經披露的投資報告顯示,黑石在中國花費了近百億人民幣,投資項目的平均收益接近100%,堪稱投資零失誤。值得注意的是,過去3年黑石的中國投資,幾乎都有高盛、摩根士丹利的投資影子。 在高盛過往的投資3500萬美元入股中國平安 保險公司6.8%股份,6000萬美元收購中國網通2.4%的股份,以及5000萬美元收購中芯國際4.0%的股份,國有大型企業無疑是高盛在中國投資的熱點。 黑石的投資路線恰好與其類似,無論是6億美元入股藍星集團20%的股份,還是6億美元入股壽光物流園30%股份,黑石選擇的都是具有國企抑或地方政府支持的公司,引入來自中投的30億美元更是如此。而與摩根士丹利偏好房地產類似的則是,黑石也投資11億人民幣買下上海長壽商業廣場,並成立了北京辦事處以及亞洲咨詢小組。梁錦松曾多次公開表示,黑石是投資房地產比較大的全球基金之一。 2009年10月31日,黑石集團在上海宣布成立百仕通中國股權投資管理公司,負責在浦東設立的首只地區性人民幣基金——“中華發展投資基金”的管理工作,並引入上海陸家嘴 金融開發公司成為該基金的首個投資人,計劃規模50億元,有消息人士指出,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可能是黑石該基金的一個主要投資方。與此同時,黑石還擁有一只超過100億美元的亞太基金。 曼達林基金管理公司創始人的Alberto G Forchielli對此指出,黑石集團對中國市場的重視並非偶然為之,“北美、歐洲和亞洲作為全球三個主要的經濟體,只有亞洲的GDP增長保持在8%,所以當歐洲、北美的企業尋找投資渠道時,很自然地就有成千上萬的資金投到中國市場。” 不過與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比,黑石仍有相當距離。但在距離中投解禁不到半年的時間里,黑石的中國版圖還將如何擴張,只有時間可以證明。 浙商海外圈地︰全球承包300萬畝土地 齊魯晚報
記者從浙江省商務廳、農業廳等部門獲悉,截至今年6月,已有50萬浙商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事農、林、牧、漁等產業,承包土地面積300余萬畝;跨省承包5000萬畝土地進行務農開發,面積已超本省耕地。 “進口農產品,就是進口土地和空氣。”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秘書長蔡驊指出,浙商在土地、環境、勞動力等資源日益緊缺的今天,通過“資本輸出”,用“全球化”來突破生產資料配置的時空格局。 中國雖然需要從國外進口大豆,但是主要的糧食作物我們都能自給自足。 到巴西種大豆比東北劃算 20萬畝土地,這是朱張金在巴西南大河洲擁有的農場。 “我已經投進3000多萬美元,養了3700多頭牛,還有大片的良田。”海寧市斜橋鎮華豐村黨支部書記朱張金對記者說,從2007年至今,他的巴西農場里播小麥還是種大豆,是多養牛還是多種稻,都需要他親自決策。 老朱說,巴西是個資源大國,領土面積8.547億公頃,可耕農地是中國的三倍。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陽光、優質的水源,搞農業的先天條件比中國一些地方好得多。 巴西農業人口少,當地農產品價格不菲,許多農產品依賴進口,政府鼓勵外資從事土地開發。 乘飛機到巴西要40個小時,而到東北只要3個小時。朱張金說,到巴西種大豆成本比東北低,東北1公頃土地的大豆產量只有巴西的2/3;巴西氣候條件也比東北好,東北適合大豆播種的時間每年只有7到10天,巴西是70天,機器設備的使用效率也更劃算。 在運費方面,巴西大豆到中國要50美元/噸,與東北大豆南下浙江的費用基本持平。 而且,我國對國內企業出國建立海外大豆及糧食基地有優惠政策,東北則沒有多少農地適合連片承包經營了。 朱張金表示,他在巴西生產糧食主要是運往國內,中國缺什麼他就種什麼。 “我認為巴西農場項目投資時機成熟,可成為村民增收的有效途徑之一。”2009年2月,華豐村全村1008戶共有728戶出資554萬元入股,由合作社參與巴西農莊的運營。如今,村民們已能拿回本金,並開始按年度分紅。 到巴西種大豆是華豐村的上上選擇。這個村只有3000畝左右的耕地,人均年收入1.2萬元,計劃今年底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朱張金說,在巴西買一畝永久所有權的土地只要花費人民幣1000元左右,國際四大糧商都在巴西買地。 現在,朱張金又與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合作,計劃三年內在巴西土地種植面積達到30萬畝。 朱張金的遠期計劃還包括,轉移100戶村民去巴西,輸出技術、理念和管理模式;在國內投資加工企業,建起一條農產品產業鏈。 溫州資本下注海外森林草場 2006年,青田人王加建到阿塞拜疆旅游用餐時發現,在這里點一盤蔬菜沙拉最便宜的要8歐元,即使向服務生要一個西紅柿也要加收折合人民幣約5元的費用。于是,他在該國Blada城找到一塊50余畝的土地,投資300萬元種菜。 王加建說,僅在Blada城就有四五個浙江人經營的菜場,浙籍菜農約有100人。而保守估計,整個溫州地區境外做“農場主”的超過800人。以平均每個農莊雇用15人進行日常管理,溫州籍的境外菜農將達1.2萬人。 2004年,溫州人盧偉光投資一億元購買了150萬畝擁有永久砍伐權的巴西森林———實際上,包括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所有動植物都已被他買下。 2005年,盧偉光又斥資8000萬元,購買俄羅斯海參崴60畝林地。他說,1998年之後,國內嚴禁對自然林進行砍伐,而在地板出口享受退稅政策、木材進口關稅為零的背景下,誰掌控了森林資源,誰就在整個木地板產業鏈中掌握了先機。 2007年,溫州德嘉木業有限公司取得剛果(布)63.6萬公頃的林地開發權,木材蘊藏量2000多萬立方米。目前,溫州廣壽、浙江新洲等十多家民企也在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國投資森林采伐、漁業捕撈加工項目。 “在澳大利亞,幾百元人民幣就能買一畝地,獲得的是所有權、永久使用權,非常值得投資。”瑞安市農業龍頭企業協會顧問吳植松說,澳大利亞農業很先進,而當地不少農場主厭倦了農村生活,有賣出農場的意向,有一定設施的農地也僅標價不到1000元/畝。 最近,瑞安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盛志榮帶隊,農業、外經貿、僑聯等部門組團赴澳大利亞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實地考察,許多民企都有濃厚的投資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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