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主辦的中國“十二五”改革國際論壇上，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稱，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巨大的吸收財富的“黑洞”，這個“黑洞”將發展成果的相當一部分吸收進去，因此剩下能夠分配的非常有限。這個“黑洞”有多大？據他估算，2009年，政府通過各種手段獲得的財政收入約11萬5千億元，佔了GDP的三分之一。以下為孫立平的演講全文︰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

　　各位早上好！今天主要是談談社會建設與“十二五”改革。為什麼談這個問題，我想談社會建設的問題首先不是一個理念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中國很多的問題都是這樣，開始的時候好像是一個理念的問題，但是過一段看則是一個和人們的生活甚至和人們的飯碗密切相關的問題。比如，環境保護的問題就是這樣，80年代的時候可能還只是一些知識分子的理念，是一個很超前甚至有點奢侈的東西，但是現在可以看到這已是一個現實問題了。民主的問題、社會建設的問題也是同樣的道理，多少年前也許還是一個理念，但是現在成為與人們的飯碗休戚相關的一件事情，社會建設也是如此。“十二五”規劃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我們這次會議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即收入分配的改革及利益關系的調整。在制定“十二五”的過程中人們經常提到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還有提出國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增長，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明確提出“十二五”要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然而，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沒有，網上對此的反應可以說是一片冷落，甚至在一些論壇上看到寥寥的幾條反應都是冷嘲熱諷，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這樣一種冷淡甚至是冷漠的反應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人們基于這些年的經驗對政策落實有所擔憂，很好的一個政策到最後結果很難說。所以政策很重要，機制更重要，如果沒有好的機制保證政策的貫徹執行，最後說不定會走向反面。

　　我們在政策的層面，報紙和各種輿論上講得更多的是收入的倍增，現實當中反而是另外一種擔心，會不會是收入的倍增計劃變成支出倍增的現實，收入的倍增還看不到明顯的跡象，但是支出的倍增的跡象已經比收入倍增趨勢明顯得多。最近一段時間來說至少有兩件事情非常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物價的上漲，特別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這些商品價格的上漲，比如糧食、石油、蔬菜、肉類、各種食品、水、電、煤氣這些生活的必需品價格大幅上漲。這段時間里，民眾在這方面的支出已經遠不是CPI增長3％、4％能夠衡量的了。第二，今後這一段稅費的負擔將會明顯加重。這一段物業稅、車船使用稅、環境稅、社會保障稅等等都在醞釀中，一系列的稅費將會明顯的增長。

　　前兩天人大討論關于車船稅的問題，在人大常委會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有個人寫了一篇文章，說稅負這麼重的情況下還是要老百姓掏錢，變成了任何的調控最後都是收錢，經濟增長快了要收錢，房價高了要收錢，汽車多了要收錢，對經濟社會的調控最後都變成收錢。這篇文章指出中國人稅負痛苦本來就很高，比如車主的稅負本來就很高，一部車負擔了諸多稅費，像增值稅、年審費、牌照費、擁堵費等等，各種稅費佔了一輛車車總費用的40％，這種情況下還有專家或者人大代表提出為了鼓勵人們少用車，各個單位不許免費地向自己職工提供免費停車的地方，最後所有的東西都變成了收錢。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一個出發點良好的，朝著國民收入倍增這個方向努力的政策，會不會最後變成老百姓支出倍增的結果。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現實，即狹小空間里的有限騰挪。這一屆政府強調民生，特別是強調提高底層人民收入，從實地走訪一些地方的情況看，農民的狀況這幾年是有明顯改善的，免除農業稅、義務教育、新農合這些政策對改善農民生活還是起了比較好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比較貧困的地方這些改善的跡象更為明顯，但是我們要了解這樣的一種努力其實是在社會在其他的方面付出的巨大代價的情況下獲得的。說得更直接一些，最近這幾年底層的改善與對中產階層的剝奪是密切相關的。

　　最近有兩個調查相當的令人震驚，一個是網上的調查，7千多人參加了調查，調查的結果顯示有比較模糊的移民意向達到88.2％，接近90％第二個是匯豐銀行的調查，調查的對象是月薪超過12000元，流動資產超過50萬元的人，這部分人當中10年內有移民計劃的達到60％。這樣的調查結果相當的令人震驚，有人把這稱為精英集體逃亡，也有叫第三次移民潮，還有的叫用腳投票。實際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小的空間，在這個狹小的空間當中，只要補了這個地方就得挖另外一個地方，或者叫拆東牆補西牆。最近這些年各級政府做了一些非常有誠意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是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當中作出的有限的騰挪。

　　從民眾的角度來說，或者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我們面對一個非常嚴峻的現實，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狀況？癥結就在于社會當中實際上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吸收財富的黑洞，這個黑洞把社會發展成果相當的一部分吸收進去了，剩下的老百姓能夠分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這剩下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中要改善這個部分就必須以另一個部分受損，這就是有限的空間。這個巨大的黑洞在依托權利形成的灰色收入。

　　有兩個數字，一個數字是政府的財政收入。據周天勇的數據，我計算的結果是2009年政府各種形式的收入的是11.5萬億，佔當年33萬億GDP的三分之一；第二個數是王小魯做的一個計算，2008年GDP收入中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分丟了，不知道落實到誰的頭上的有9萬億，也是GDP的三分之一。這個錢去哪了？想想中國現在的房價，這個數也差不到哪兒去。如果說這兩個數都是有一定的依據的話，就出現一個令人震驚的一個結果。國民一年創造的財富中政府收入佔三分之一，分丟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屬于規範性分配的部分，企業的利潤也在這三分之一里面。這些發生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我們提出的目標也好，口號也好，和現實究竟是一個什麼關系，這中間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各種可能的好的口號都提出來的，但是究竟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這背後體現的就是一個機制的問題。社會可能是機制出了問題。現在看收入分配的問題，不能用原來的以工資為主要形式的收入分配的概念去理解，應當考慮怎麼能解決中國的資源分配和財富分配的問題，如何能夠形成財富和資源分配的新機制。這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沒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力量，解決利益失衡的問題是不可能的。這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再進一步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究竟是要重建權力還是要重建社會？最近這些年來的一個趨勢是非常明顯的，即權力在不斷強化，社會開始又重新回到依靠權力來解決問題的趨勢，用權力來包打天下。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趨勢，我們有時候理解可能過于簡單，其實有一個更深刻的背景，就是經濟社會生活的復雜化，包括市場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的發展，快速的城市化等等這樣一系列的過程造成了經濟社會生活復雜化。這是現實的挑戰，客觀上要求一種更強的治理能力，但在我們既缺少市場又缺少社會的情況下，對更強的治理能力的要求很容易就直接轉化為對權力的一種呼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夠盡快形成市場、社會、政府的多元治理結構，是很難以應對這個挑戰的。謝謝各位！

沙哈伯普爾是一個景色美麗的小村子

“賤民”薩拉和他的孩子們。

　　英記者體驗印度“賤民”生活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特派記者詹姆斯&#‧阿斯蒂爾日前深入印度恆河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莊，與村里的“賤民”同吃同住，親身體驗低級種姓近乎原始的傳統生活方式。“賤民”深受印度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之害。

　　五分之一劃歸“賤民” 種姓制度廢而不除

　　故事發生在印度北方邦東部地區一個名叫沙哈伯普爾的小村莊。“內戰”了一夜之後，薩拉&#‧帕拉薩德土坯茅屋四周的流浪野狗終于漸漸恢復了平靜。現在時間才凌晨5點。薩拉躺在茅屋外支起的一張輕便床上，透過惺忪的睡眼，頭頂的樹枝影影綽綽。一只笨拙的烏鴉醒來了，發出一聲聲哀鳴，在枝丫間跳來跳去，弄得枝葉沙沙作響。薩拉從輕便床上爬了起來，在十多只蜷曲著身子睡覺的野狗之間穿行，忙碌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

　　為了養家糊口，45歲的薩拉做著兩份營生。因此，他每天不得不一大早就起床，匆匆趕往沙哈伯普爾集市上的修鞋攤。集市上林立著大約30家店鋪，街道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薩拉因此得了個“修鞋匠”的綽號。他的另一份工作則是剝死牛死羊的皮。每天，他都會蹬著腳踏三輪車拉來動物尸體，將皮剝下來，然後把尸骸扔給周圍的野狗。他將剝下來的皮粗略地初步處置一下，就將皮和骨頭出售給當地一名交易商。這樣他每月可以掙到500盧比(約合11美元)至 1500盧比。

　　薩拉家族從事皮革制造工作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印度教規定他的家族從事這一行當。薩拉家族屬于制革種姓——印度歷史上數十個從事卑賤或“不潔”職業的種姓之一，並因此被視為“不可接觸的人”(“賤民”)。最初有五分之一的印度人被劃歸這一群體。1947年，印度獨立後不久即宣布取締種姓制度。然而，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印度鄉村，種姓等級依然森嚴，尤其在印度北方廣袤肥沃的恆河平原上更是如此。

　　像動物一樣隨地大便 接生也是“不潔”職業

　　薩拉一家五口擠在兩間土坯茅屋里。茅屋四周是一片未開墾的荒地，人和動物的糞便隨處可見。薩拉的妻子甦什拉則從事另一項“不潔”工作——給村里的產婦接生。這或許有些令人奇怪。然而，保守的印度教徒蔑視為他們的孩子接生的婦女。這是因為，接生婆會接觸胎盤。

　　雪上加霜的是，薩拉夫婦被當地村民視為外地人。他們于20年前從鄰近的中央邦遷移來到沙哈伯普爾。他們在這里沒有任何朋友，村里人不會邀請他們參加任何婚禮。薩拉向記者表示，他時刻生活在恐懼中——仇恨他們的鄰居甚至會放火燒毀他的茅屋。而在記者到來之前，他還從來沒有在家中款待過任何客人。

　　一名英國記者主動要求留下來，在沙哈伯普爾村逗留一周，體驗村里印度人生活的點點滴滴，這在薩拉看來已經不可思議。而這名記者的翻譯，一位年輕的中產階級婆羅門——印度教祭司種姓的一名成員——竟然與他們一家人分享面包，也許就像天方夜譚了。薩拉毫不掩飾他的訝異之情，他說︰“我怎麼都沒有想到，我居然會在家中看到這樣的人。”

　　秋日的太陽已經升起，籠罩在沙哈伯普爾村綠油油的稻田上的縷縷薄霧漸漸散去。半英里外的一個小村莊，傳來了鍋碗瓢盆歡快的奏鳴曲和兒童的尖叫聲。薩拉的小茅屋四周是荊棘灌木圍成的簡易柵欄。柵欄外的荒地上蹲著兩名男子，相距約20碼的樣子，兩人一邊友好地聊天，一邊排泄宿便。

　　楝樹是村莊公共財產 窮人折樹枝刷牙

　　這時，一名身穿藍色格子莎籠和T恤的男子騎著自行車而來，這也是村里大多數村民的統一服飾。他在茅屋外停了下來，支起了自行車。然後爬上了茅屋旁的一棵印楝樹，從樹上折下一根嫩枝後，就又滑下樹來。然後他就在門口一邊踱來踱去，一邊將樹皮剝掉。剝完之後，他就開始用門牙磕樹枝，將末梢軟化成縴維刷，接下來就在後牙和牙齦之間來回刷動。楝樹含有一種溫和的殺菌物質，因此成為數百萬印度窮人的牙刷，甚至中產階級也使用由其制成的牙膏。

　　刷完牙之後，那個男子盯著薩拉和他的客人目不轉楮地看了一會兒。然後，他又從中間將枝條劈開，開始用里面綠色的部分刮舌苔。最後，他把用過的楝枝條隨手一扔，跨上自行車揚長而去，自始至終甚至沒有說一個字。

　　外人看來這似乎極其沒有教養。或許，比比皆是的粗蠻無禮的生活方式與優美迷人的田園風光極不諧調。然而，事實或許並非如此。在沙哈伯普爾村，楝樹被視作“公共財產”。不僅如此，村民之間也極少相互打招呼。因此，這一切也就見怪不怪了。

　　種姓等級森嚴不得相互通婚 恐嚇毆打成“賤民”家常便飯

　　沙哈伯普爾村總人口1萬多人。在人口稠密的印度北部地區，它只能算一個中等規模的定居點。在這里，村民們主要根據種姓成分分區而居，很少跨種姓進行社會交往，且不同種姓之間從不通婚。

　　不僅如此，村里的“達利特”(印度獨立前對社會最底層民眾的一種特定稱呼，即“賤民”)還經常遭到恐嚇毆打。村里共有6個“達利特”種姓群體，其中最大的查馬爾群體卻也是生存狀況最惡劣的。他們是整個村莊最窮困的一個群體。不僅如此，據多位村民介紹，查馬爾人還經常遭到其他種姓的欺凌和毒打，其中尤以帕特爾種姓為首。

　　帕特爾種姓是沙哈伯普爾村最大的團體，擁有約3000人。事實上，帕特爾本身也只是低級的農民種姓，在種姓階梯上僅比“達利特”高出一兩層而已。但是，他們卻極其惡毒，通過欺壓“達利特”來體現自身的優越性。

　　種姓制度的罪惡:較高種姓男子只需幾把米就可佔有“達利特”婦女的身體

　　然而，在沙哈伯普爾村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下卻也有一個超越種姓鴻溝的例外，包括許多穆斯林和印度教男子在內甚至都很享受這一例外。據說，只要幾盧比或者幾把米，他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要求與“達利特”婦女做愛。而這一切通常發生在日落時分，村民們成群結隊地到田野里清洗時。在一次調查中，高達 40%的非“達利特”男性對這一遠古傳統表示支持。而據薩拉介紹，在甦什拉的青春美貌消逝前，他幾乎夜夜生活在恐懼中——醉醺醺的帕特爾青年男子在他的茅屋外不停地大喊大叫，向甦什拉求愛。

　　所有這些現狀不禁令人回憶起了印度“賤民”領袖安貝德卡抨擊村莊的名言。安貝德卡責問道︰“除了地方主義的巢窟，愚昧無知的洞穴，心胸狹隘和地方自治主義之外，村莊究竟有何益處可言？”安貝德卡為1949年印度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被尊稱為“印度憲法之父”。與之形成顯明對比的是，聖雄甘地卻認為村莊是印度理想的社會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