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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緊！中宣部禁令定調，
2011年新聞管制準則出爐
2011/2/21 消息來源︰亞洲周刊
2011年1月4日，中共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在京舉行，主管宣傳的中共常委李長春在講話中繼續強調“牢牢把握正確導向”，隨後中國各省的宣傳部向各家媒體逐級傳達了2011年中宣部的宣傳口徑和禁令。
昨天，有資深媒體人在互聯網上發布了中宣部對2011年新聞管制的禁令全文,由于2012年即將召開中共十八大，再加上中國社會矛盾的顯現，因此，2011年的中宣部對媒體輿論可謂“全面收緊”。
中宣部的2011年宣傳禁令中第一條首先要求，“為兩節、兩會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做好收入分配、股市樓市、就業社保、教育 衛生、安全生產等熱點問題的引導，解疑釋惑，化解矛盾。
其 二，嚴格控制“災難事故和極端事件”報道，此類報道的數量不得進行異地采訪、監督，各地發生的重大災難事故，中央媒體做動態報道，不連線不直播。死亡10 人 以下的中央媒體不報道，由當地媒體報道，事發地以外媒體不搞跨區域采訪報道； 一般事故中央媒體不報道，當地媒體適度報道，事發地以外媒體不報道。
其三，“穩妥把握”征地拆遷報道，對依法依規開展的正常拆遷“不要質疑”，對漫天要價不要給予輿論支持，對暴力拆遷及拆遷中發生的“自殺、自殘、群體性” 事件不報道，對 極端個案不炒作，不搞集納式和鏈接式報道。
其四，中宣部要求，各地新聞網站、商業網站一律不得開展各類全國性新聞評選和人物、事件評選 活動。廣州的《南方周末》已經創辦八年的年度傳媒致敬評獎，就是根據這一禁令被叫停。
其五，對一般群體性事件報道，中央和事發地以外媒體不報道，要加強對都市類媒體“管理”，在群體性事件報道中防止把矛頭和焦點引向黨委和政府。
其六，中宣部要求，反腐敗案件要防止“低俗化”傾向，不得討論、爭論、質疑有關政治體制改革內容 ，不用“公民社會”的提法，“絕不允許”站在政府對立面，不允許以媒體觀點“代替和干擾”群眾意見。
其七， 做好房地產市場的輿論引導。不要搞房價問卷、網絡調查，不要就“一時一地”的變化判斷房價走勢，不炒作極端案例。
其八，對用宅基地換戶口、用承包地換社保一律不報道。對一些內部討論的問題或專家學者的研究文章不報道。
其九，正面報道春運工作， 不要宣傳“一票難求”等春運方面存在的問題。
最後，該通知稱，中宣部、中央政法委近日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案件報道工作的意見》，將案件分為重大惡性、惡性、常發和特殊案件，對各層案件如何報道和把握提出明確要求，解決都市類媒體案件報道“過多過濫”問題。
而《亞洲周刊》的報道也說,中宣部要求地方媒體在2012年的十八大召開前嚴格限制時政民生報道版面,而網站一律不許上敏感社會新聞,一旦違規將嚴肅查處。/
億萬富翁余秋雨假制度之力掠奪底層民眾財富被猛批
知名財經評論作家葉檀女士昨天（2月17日）在《南方都市報》發表了一篇《別拿道德作暴利的遮羞布》，再一次對著名學者余秋雨進行了猛烈批判。余秋雨在2001年因為購入了徐家匯商城對外轉讓的部分職工股，成為該公司的第十大股東，如今徐家匯商城即將在中小板上市，余秋雨憑著這些持股可以身價猛增，成為億萬富翁。葉檀女士認為，余秋雨成為億萬富翁，“是資本市場之恥”。
余秋雨作為一個文化名人，在文化圈內的評價出現了巨大的分裂。如今，當余秋雨開始換一個身份出現于資本市場的時候，他給人帶來的依然是魅影重重。余秋雨如何從一個學者搖身變為億萬富翁，確實值得深究。關于其間的演變過程，葉檀女士的文章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余秋雨的持股，是當年承接了該公司需要轉讓的職工股，並在其後參與了該公司的增資擴股，才形成了他目前在該公司的地位。那麼，我們接下來需要提出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徐家匯商城要把職工股轉讓出去？
股市行情的喧囂已經把歷史遠遠地甩到了後面，但是，我們剛剛在去年底紀念了中國資本市場建立20周年。通過對這段並不算很長的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股市早期的上市公司中，都設立了職工股。這一在今天的上市公司中已經絕跡的股份，其設立的理由在于讓企業職工分享企業上市所帶來的成果。當時，每一個企業上市時，都從發行額度中切割出一部分，由企業內部職工按公開發行定價自願認購，徐家匯商城的職工股正是因此而來。但是，當新股成為一棵“搖錢樹”的時候，權力之手很快便伸向了本來應該由企業內部職工認購的這部分股份，以至大量職工股流向社會，成為權力擁有者的一塊肥肉。而在新股發行必須通過權力審批的環境之下，一些公司為了達到上市目的，也熱衷于將職工股用來作為敲開審批大門的一塊磚頭。上世紀90年代末爆發的大慶聯誼事件和康賽事件集中地反映了在職工股上的亂象，前者向大慶、哈爾濱和北京的一些政府要員送出了將近100萬股職工股，後者更是將從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100多位官員拖下了水，其中包括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徐鵬航和國家紡織總會會長吳文英。職工股的失控終于引起了高層的震怒，1998年11月，中國證監會作出決定，停止發行職工股，並且規定，凡是有職工股的企業，必須清退以後才能上市。徐家匯商城轉讓職工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余秋雨也因此而成為這家公司的大股東。
在了解了這樣一個過程以後，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余秋雨成為徐家匯商城的大股東，是在制度安排下出現的一種結果，在今天數以千計的上市公司中，類似的現象不計其數，余秋雨只是因為是一個名人才成為眾矢之的。如果不是他來接手徐家匯商城的這部分職工股，那麼，必定有張秋雨、王秋雨來擔當這個角色，決定他們能夠擔當這個角色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他們不能是徐家匯商城的職工。事情的荒誕性也就在這里暴露出來了，一個終日與企業廝守、為企業成長貢獻的職工，卻不能持有企業的股份，而一個與企業毫無牽連的外部人，卻可以擁有大量股份。很顯然，如果我們只是盯著余秋雨成為億萬富翁這件看起來有點不那麼公平的事不放，而忽視了在這件事背後的制度路徑，那麼就會將真正的問題掩蓋起來，這個真正的問題就是權力粗暴地剝奪了處于底層的普通職工的正當權利，讓他們做了股市腐敗的替罪羊。
停止發行職工股，事實上對上市公司的股東治理產生了不良的後果。無論是企業的高管還是普通職工，都只是企業的雇佣勞動者，他們為上市公司創造了財富，但他們得到的只是勞動報酬，而不是他們所創造的資本的溢利。在職工股取消後的最初幾年，我國上市公司經營效益普遍出現下降，雖然其間的原因很復雜，但企業勞動者與企業的分離狀態顯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一刀切地將職工股掃地出門，從表面上看堵住了官員利用職工股進行腐敗的漏洞，但是，只要對權力出沒于資本市場沒有必要的監督，腐敗仍然可以通過別的渠道不斷地表演給我們看。在職工股消失以後，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了股權激勵的新名詞，而它很快就演變成了一種利益的輸送，權力可以繼續輕松地從資本市場中攫取利益，只是那根管道已經不再叫職工股，而叫做股權激勵，甚至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職工股成為股市腐敗的溫床，這不是職工股本身的錯，以剝奪職工本應享有的股東權的一刀切手段來遏制腐敗，這只說明了決策者的簡單粗暴。職工股在中國資本市場的消失和它所產生的畸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扭曲。市場管理者很少考慮處于弱勢地位的小股東，包括上市公司中的基層勞動者的利益。這樣的股市，造就的只是權貴富豪，而不是民眾的財產性收入的普遍增長。余秋雨是一個人文學者，具有這類人物普遍具有的悲憫情懷，其思想的深邃性應該高于資本市場上一般的“經濟動物”，那麼，當你成為億萬富翁的時候，想到這些股票是從那些失卻權力的普通職工手中假制度之力掠奪而來的，你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財富給你帶來的快樂嗎？
億萬富翁余秋雨假制度之力
掠奪底層民眾財富被猛批
2011/2/21 消息來源︰搜狐博客
知名財經評論作家葉檀女士昨天（2月17日）在《南方都市報》發表了一篇《別拿道德作暴利的遮羞布》，再一次對著名學者余秋雨進行了猛烈批判。余秋雨在2001年因為購入了徐家匯商城對外轉讓的部分職工股，成為該公司的第十大股東，如今徐家匯商城即將在中小板上市，余秋雨憑著這些持股可以身價猛增，成為億萬富翁。葉檀女士認為，余秋雨成為億萬富翁，“是資本市場之恥”。
余秋雨作為一個文化名人，在文化圈內的評價出現了巨大的分裂。如今，當余秋雨開始換一個身份出現于資本市場的時候，他給人帶來的依然是魅影重重。余秋雨如何從一個學者搖身變為億萬富翁，確實值得深究。關于其間的演變過程，葉檀女士的文章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余秋雨的持股，是當年承接了該公司需要轉讓的職工股，並在其後參與了該公司的增資擴股，才形成了他目前在該公司的地位。那麼，我們接下來需要提出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徐家匯商城要把職工股轉讓出去？
股市行情的喧囂已經把歷史遠遠地甩到了後面，但是，我們剛剛在去年底紀念了中國資本市場建立20周年。通過對這段並不算很長的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股市早期的上市公司中，都設立了職工股。這一在今天的上市公司中已經絕跡的股份，其設立的理由在于讓企業職工分享企業上市所帶來的成果。當時，每一個企業上市時，都從發行額度中切割出一部分，由企業內部職工按公開發行定價自願認購，徐家匯商城的職工股正是因此而來。但是，當新股成為一棵“搖錢樹”的時候，權力之手很快便伸向了本來應該由企業內部職工認購的這部分股份，以至大量職工股流向社會，成為權力擁有者的一塊肥肉。而在新股發行必須通過權力審批的環境之下，一些公司為了達到上市目的，也熱衷于將職工股用來作為敲開審批大門的一塊磚頭。上世紀90年代末爆發的大慶聯誼事件和康賽事件集中地反映了在職工股上的亂象，前者向大慶、哈爾濱和北京的一些政府要員送出了將近100萬股職工股，後者更是將從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100多位官員拖下了水，其中包括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徐鵬航和國家紡織總會會長吳文英。職工股的失控終于引起了高層的震怒，1998年11月，中國證監會作出決定，停止發行職工股，並且規定，凡是有職工股的企業，必須清退以後才能上市。徐家匯商城轉讓職工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余秋雨也因此而成為這家公司的大股東。
在了解了這樣一個過程以後，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余秋雨成為徐家匯商城的大股東，是在制度安排下出現的一種結果，在今天數以千計的上市公司中，類似的現象不計其數，余秋雨只是因為是一個名人才成為眾矢之的。如果不是他來接手徐家匯商城的這部分職工股，那麼，必定有張秋雨、王秋雨來擔當這個角色，決定他們能夠擔當這個角色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他們不能是徐家匯商城的職工。事情的荒誕性也就在這里暴露出來了，一個終日與企業廝守、為企業成長貢獻的職工，卻不能持有企業的股份，而一個與企業毫無牽連的外部人，卻可以擁有大量股份。很顯然，如果我們只是盯著余秋雨成為億萬富翁這件看起來有點不那麼公平的事不放，而忽視了在這件事背後的制度路徑，那麼就會將真正的問題掩蓋起來，這個真正的問題就是權力粗暴地剝奪了處于底層的普通職工的正當權利，讓他們做了股市腐敗的替罪羊。
停止發行職工股，事實上對上市公司的股東治理產生了不良的後果。無論是企業的高管還是普通職工，都只是企業的雇佣勞動者，他們為上市公司創造了財富，但他們得到的只是勞動報酬，而不是他們所創造的資本的溢利。在職工股取消後的最初幾年，我國上市公司經營效益普遍出現下降，雖然其間的原因很復雜，但企業勞動者與企業的分離狀態顯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一刀切地將職工股掃地出門，從表面上看堵住了官員利用職工股進行腐敗的漏洞，但是，只要對權力出沒于資本市場沒有必要的監督，腐敗仍然可以通過別的渠道不斷地表演給我們看。在職工股消失以後，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了股權激勵的新名詞，而它很快就演變成了一種利益的輸送，權力可以繼續輕松地從資本市場中攫取利益，只是那根管道已經不再叫職工股，而叫做股權激勵，甚至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職工股成為股市腐敗的溫床，這不是職工股本身的錯，以剝奪職工本應享有的股東權的一刀切手段來遏制腐敗，這只說明了決策者的簡單粗暴。職工股在中國資本市場的消失和它所產生的畸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扭曲。市場管理者很少考慮處于弱勢地位的小股東，包括上市公司中的基層勞動者的利益。這樣的股市，造就的只是權貴富豪，而不是民眾的財產性收入的普遍增長。余秋雨是一個人文學者，具有這類人物普遍具有的悲憫情懷，其思想的深邃性應該高于資本市場上一般的“經濟動物”，那麼，當你成為億萬富翁的時候，想到這些股票是從那些失卻權力的普通職工手中假制度之力掠奪而來的，你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財富給你帶來的快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