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務員報考火爆︰我為國狂年輕人想到體制內去

2011/2/28 消息來源︰南方周末

　　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逾140萬，競爭最激烈的前6個職位考錄比例超過3000：1。傾向大型國企、事業單位和公務員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則呈下降趨勢。

　　■居民幸福感調查顯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穩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這些眼下倍顯金貴的收益，正在指引一代中國年輕人向體制內大量回流。

　　

　　2010年12月5日，2011年度中央機關及直屬機構公務員招錄筆試開考。考生在南京考點等候入場。 (卡塔西/CFP/圖)

　　2月14號，對于大多數年輕人來說，這一天是情人節;對于31歲的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沈娜來說，這只是她備戰國家機關公務員考試的漫長經歷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學畢業後，她連續參加了八次國考。她的世界簡單而明確︰考上公務員。

　　沒有任何邀約安排，下班後就是她復習《申論》與《行政職業能力測驗》的時間。其實每一頁她都很熟悉了，這兩本加起來不到800頁的公務員考試復習資料，她周而復始地精讀了八年。

　　除了運氣欠佳，可以解釋沈娜連續八年國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競爭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國考報名者再次刷新三項記錄︰人數逾140萬，也是繼 2009年以來第三次超過百萬;出現年齡最大的考生，35歲，這是報考年齡的上限;考錄比擴大至87.5︰1，競爭最激烈的前6個職位，比例則達到空前的 3000︰1以上。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擠進“公家的單位”。與公務員職位同樣受到熱捧的還有央企及大型國企工作崗位。2008年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的一份調研數據就顯示，想進國企的畢業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進外企的則由50.2%降為42.4%。

　　2011年，5名南開大學學生在經濟學家周立群指導下對天津應屆畢業生的求職意向進行了調查，國企、事業單位、公務員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記者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四川大學、西南政法大學2008、2009屆畢業生中各隨機抽取兩個班級作為樣本，發現近九成的學生都報考了國考。

　　沈娜的“同路人”數量正在爆炸性增長，這是社會資源、財富與機遇優先配置與向局部傾斜刺激下的反應。20年前，隨著市場經濟迅速發展，體制外的空間充滿活力與機會，大批年輕人紛紛走出“體制”，進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後，這支悄然轉向的隱形指揮棒開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輕人，到“體制內”去!

　　

　　2010年遼寧省各級機關錄用公務員面試場地外，一位被錄取的考生喜極而涕，給家里電話報喜。 (卡塔西/CFP/圖)

　　　　我為“國”狂

　　擠進體制內，“現在全社會都認為這才是有進取心的表現”。

　　清華本科，人大碩士，現供職于北京某金融機構下屬企業——生于1981年的李鴻君顯然屬于大有可為的青年精英，盡管他並不這麼認為。

　　在連續四年參加國考落榜後，李鴻君總結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敗筆是，2004年本科畢業時沒參加國考。念中學時就精讀過《史記》與《毛澤東選集》的他從小立志從政，高考填志願時，他毫不猶豫地報了清華大學某工科專業。

　　這一步在他進入仕途的人生規劃之中︰上北京頂尖名校，先讀工科，再讀文科，再憑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務員序列。

　　2004年畢業前夕，李鴻君在自習教室準備研究生考試時，發現周圍已有不少同學在看國考復習資料。權衡再三，李鴻君相信還是得放長眼光，“完美履歷”更為重要。

　　三年後碩士畢業時，李鴻君才發現自己失算了，“國考已經瘋了”。

　　2007年國考，報名人數達60萬，比2004年翻了近5倍。當年，全國有近五百萬大學生畢業，這意味著約每10個畢業生就有一位參加了國考。

　　整個畢業班——尤其是文科專業——同學幾乎全體出動參加國考成為常態。

　　為幫助學生提高國考競爭力，河北師範大學法政學院還將《申論》和《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兩項公務員考試的筆試科目作為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必修課。

　　圍繞國考的經濟鏈已然成型。全國各大高校校園里，各類國考培訓的廣告鋪天蓋地，就連以出國留學考試培訓聞名的新東方，也在2006年創立了公務員考試培訓中心。業內人士估算，2009年公務員考試培訓市場產值高達10億元。

　　廣東省的國考考場分別設于廣州、東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場嗅覺靈敏的旅行社量身定制了國考線路，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與餐飲一條龍服務。

　　據同程網酒店項目負責人介紹，國考當日，考點所在城市訂單上浮50%左右。

　　這實在是中國當下的一大奇觀，越來越多人對“國”字開頭的產品避之不及，卻同時又一窩蜂地對帶“國”字的地方趨之若鶩。

　　2010 年北京大學畢業生曹亮同時拿到兩份ofer，一份來自英國某大學的PHD入學通知書，一份來自南方電網。父母與女友家人一邊倒地認為他該選擇南方電網。理由充足得讓他難以辯駁︰這麼難進的國企別人擠破頭都擠不進，等你念完書回來，還能找到那麼好的工作嗎?如果找不到，念那麼多書又有什麼用?

　　這越來越成為畢業生擇業時毋庸置疑的標準答案。南方周末記者在采訪過程中听到類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華一2005屆畢業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終錄取通知書前，就斷然拒絕了香港大學的PHD全獎ofer;人大一2010屆畢業生在家人及同學的強烈建議下，放棄普華永道，進入某中直機關做公務員……

　　李鴻君至今對當初“選錯了答案”後悔不已，在一次飯局上，他對領導酒後吐真言︰“我來這里就是為了混日子，準備國考，去做公務員的”。領導對他的表態相當贊同，拍拍他肩膀說︰“好好考!”“你相信這是真的嗎?”李鴻君回憶這一幕時說，“現在全社會都認為這才是有進取心的表現。”

　　　　“體制”洶涌

　　《2010年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顯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趙鑫杰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時，一聲不吭去了某中直機關報到。在當時，這個工作顯得平淡無比，起薪不過千元，雖說遲早能以遠低于市場價的錢買到一套房子，可那時北京的商品房價格也就四千元左右。這一福利還沒太大吸引力。

　　那是國考開啟網上報名的前一年。當時中直機關、國家部委、省市政府機構的招聘方式，還只是到幾所知名高校請院系老師推薦學生，然後與被推薦者約見面談;或是到高校組織專場招聘。

　　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1997屆本科畢業生陶亮印象中，當時最優秀的同學都不大願意去政府機關。1994年至2000年間，全國報名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人員才不過4萬余人。

　　國企的競爭力也不大。1997年，約2/3國企還陷于虧損，同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基提出國企“三年脫困”的目標。

　　盡管圍繞這一目標，國家開始出台多項配套措施剝離國企負擔，但當時仍然處于1993年非公有制經濟創造一半以上GDP總值以來“國退民進”的紅利期。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業仍是高校畢業生的首選。

　　但國企“脫貧”的速度超出幾乎所有人想象。

　　2000 年，陶亮北大碩士研究生畢業，國企開始在高校高調網羅技術精英，“像中國電力、中國核能集團，這些原本不怎麼來的企業，都一股腦地擁進北大清華撈人。”其時是國企“三年脫困”的收官年，許多國企走出低谷，1997年虧損的近七千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已減少了七成以上。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畢業，周圍的同學開始花心思掂量手頭的國企ofer是否值得。就在此前一年，國家成立了國資委，其後三年，盡管其所管轄的央企雖然削減了近四成，但“瘦身”後的利潤在2006年井噴至一萬億。這是十年前國企全部身家的50倍。

　　在陶亮畢業 5年後的2009年，國企在中華英才網公布的“最佳雇主50強”中佔據29席，一年後升至33家。外企則只獲3席。

　　在媒體上，關于央企與大型國企高歌猛進的報道隨處可見︰央企集體進軍房產、煤礦，並廣泛收購民營企業;奔赴滬深、香港、海外上市融資;2008年，中石油蟬聯亞洲最賺錢企業，中移動成為全球最賺錢電信公司，中國工商銀行成為全球最賺錢銀行……同年，國家為刺激經濟投入四萬億，其投資的近九成項目被國企拿到。

　　“從捉襟見肘到財大氣粗，‘國’字開頭的企業只用了不到十年時間，這個勢頭還在持續猛漲，精英們自然趨之若鶩。”陶亮說。

　　國家財政收入也在一路飆升。據《中國統計年鑒》顯示，財政收入增速在 1995年首超GDP增速後，持續高速增長至今。陶亮博士畢業當年(2004年)，財政收入較十年前(1994年)增長了505%，而GDP的增幅為 342%。2010年，中國財政收入達8.3萬億元，兩倍于GDP增速。財政收入的大頭是個人與企業納稅。

　　2008 年，當央企在金融危機寒冬中逆市突飛猛進之時，吳曉丹失業了，她開始重新加入國考大軍。2006年從山東大學畢業時，她不顧家人強烈反對，放棄某大型國企的ofer，加盟一家發展蓬勃的民營企業。一年後，老板賣掉企業，轉行投入房地產業，她隨後跳槽的另一家民企，因向銀行申請貸款失敗，資金鏈斷裂而被迫停產。

　　顯然，始終未獲得與央企、外企同等超國民待遇的民企在這股“國進民退”的浪潮中，已然淪為弱勢群體。許多民營企業家要麼轉向房地產等性價比更高的暴利行業;要麼等待被大型國企收購，戴上“紅頂安全帽”;要麼去做加工制造等低端產業，這是央企尚未，也許也是不屑蠶食的領域。

　　當年“追求超拔，拒絕庸常”的想法，早已被吳曉丹拋于腦後。她現在只想順利通過考試，回到“體制內”去，否則，沒有保障，沒有編制，沒有戶籍，“能‘超拔’到哪兒去?”

　　時間的推移才能顯示進入體制內的年輕人們的“遠見”。畢業8年後，趙鑫杰邀請同學們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羨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學們的臉”，這些在體制外夢想“超拔”的同學，至今少有人在北京買得起房子。

　　趙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環內，2009年以不到30萬的價格買下，彼時，其周邊商品房價已飆升至2萬元/平方米左右。趙鑫杰單位食堂菜品豐盛，葷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頓自助餐僅一元錢。這個價格在他2001年進單位至今從沒變過。

　　在老同學驚奇地感嘆一塊錢如今在市場上連一塊姜都買不起時，輪到趙鑫杰驚詫了︰是嗎?物價都已經通脹成這樣了?我都沒注意到!

　　他的收入其實不高，一個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時不怎麼用得上，在通貨膨脹與房價飆升的當下，他所獲得的非貨幣福利，用他同學的話說，“立馬讓月入萬元但無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塊豆腐撞死”。

　　根據2月18日的媒體報道，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領導的中國民生指數課題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顯示，在分析被調查者的所屬行業和職業後發現，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趙鑫杰可以在這個平穩而充滿幸福感的中直機關干一輩子，只要他願意。數據顯示，自1996年實行辭退制度以來至2003年8年間，全國公務員辭退率僅0.05%，人員流動率為1.25%，是中國“最穩定的群體”。

　　趙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務員與有編制的央企和大型國企員工的縮影。穩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這些都是眼下倍顯金貴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來越吸引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年輕精英爭先恐後進入體制的直接原因。

中國公務員報考火爆︰ 我為國狂 年輕人想到體制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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