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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此刻正经历着“二战”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地震、海啸和核电站目前所构成的共生灾害非常严峻。也因这种非常严峻，日本人民在灾难面前的坚忍与克制更让世界感动。
1995年神户大地震发生时，互联网还未普及，因此人们对日本人民面对灾难时的坚忍与互助并没有直观的感觉，但这次不同了，互联网的及时性让世界见识了日本民族的优秀禀赋。
对于中国人来说（政府、愤青与五毛除外），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因为就在三年以前四川汶川发生了地震，那场地震中天灾与人祸纠结在一起，导致国人的创伤迄今还未平复。因此，中国人在这次日本地震中看到的更多。
首先是日本政府的应急管理与信息公开。日本政府有关震灾的信息全部公开，这次日本的震级高达罕见的9级。通过这次灾后应急，中国人看到了日本救灾防灾体系的完善。其中让中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与巨大的灾害相比，伤亡程度很小，除了海啸卷走的人之外，9级地震只死亡了6千人。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年汶川地震的震级是7.8级，死亡人数共达85000多。在信息透明方面，日本政府并不掩饰任何灾情，外国记者可以不受限制地采访，赶赴日本的各国救灾队伍也都及时投入工作。而当年中国汶川地震之时，所有的外国记者只能在指定地点采访，许多外国专业援救队伍到了中国却不能及时进入震区实施救援。有关地震死亡人数尤其是小学生死亡人数，至今未见公布，调查此事的谭作人则被诬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三年。
其次是日本建筑物那令人赞叹的质量。日本这次强震考验着住宅、写字楼、工厂、核电站等各种建筑物的强度。由于地震几乎成为日本生活的一部分，1923年关东大地震和1995年神户地震这两场破坏性极大的地震，塑造了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因此，日本建筑物的抗震标准非常严格，目前的抗震标准是根据1981年修订的法律制定的。依据这一标准建造的建筑，在大于5.5小于6.0“震度”（日式震级，高于里氏标准）的地震中将基本无损。这次地震过后，有可能使也推动日本为新建筑制定更严格的标准。
反观中国，令国人无法释怀的是，且不说四川汶川地震暴露了大量建筑物的豆腐渣本相，以及公共建筑中最先倒塌的竟都是中小学校舍，只有政府办公楼巍然屹立这种丑陋不堪的现实，即使在平时，建筑工程质量恶劣导致的事故经常出现，比如上海闵行区整栋倒下的“楼脆脆”（2009年6月27日），浙江上虞一座被四辆超载的运煤卡车压塌的立交桥，都堪称世界建筑史的“奇观”。对建筑物质量低劣，政府未加以反思并促其改进，反而堂皇宣称“按常规，中国目前建筑物的寿命只有30年”，盘算如何重新利用土地的价值。
三是媒体人的职业精神与悲悯。一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经历了地震之后，发表感想：“（日本）电视台的新闻特别平静，我觉得无可挑剔，有信息量却不侵犯个人，有数据不煽情，有各种提示却不造成恐慌。”只要是对当年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有所关注的人，就会明白这段话有所指。当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媒体自称，“5•12”四川大地震的报道是“有史以来媒体反应最迅速、直播时间最快、细节最清晰的国内灾难报道”。但后来这所谓“细节最清晰”的采访颇遭诟病：“因为灾难事件的当事人因为过于伤心、悲痛，一般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有些记者不顾当事人的感受，用尽浑身解数展开‘强盗式’的掠夺采访，硬逼受害者及其亲人开口叙说不堪回首的灾难，特别是提问方式冷酷、轻浮，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无异于在正流血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由于新闻业界并非政府，属于可以批评的对象，这些有违新闻职业伦理的采访当时就引发了中国人关于新闻伦理的反思。人们提出，当追求故事与河护伤者发生冲突时，记者应该选择后者而非前者。
对照日本的超强地震，3月11日中国云南盈江发生的5.8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这次震级低得多的地震，却造成5个县市34.46万人受灾，数百人伤亡，上万人露宿街头，受灾百姓大逃亡。这种反差极大的情况，导致不少愿意思考的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日两国的差距。
日本人民在苦难之时的坚忍、有序、节制与互相扶持的精神，都给了中国人很深的印象。我本人自1998年以后四次访问日本，曾从各方面观察过这个亚洲邻国。面对灾难之时，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往往最能获得体现。《纽约时报》记者Nicolas Kristof当年曾亲历神户地震，这次又仔细观察了日本人民面对灾难的表现。他写了一篇“震后日本：同情之外更是钦佩”（Sympathy for Japan, and Admiration），说出他为什么对日本人充满赞美之情：“日本人的坚忍中，有一种高贵的勇气”。在此，我借用Nicolas Kristof文章的话做为我这篇博文的结尾吧：
“今夜，我们的心与日本同在。大地震后，我们要给予日本的不仅是深深的同情，还有深深的钦佩。”
作者: 何清涟
VOA
| “北京无动于衷，依然押宝核能”
2011/03/14 |
德文媒体认为，尽管日本核电站爆炸引起人们对于核能安全的担心，北京依然坚持雄心勃勃的核能发展计划。中国的环保人士越来越多，却鲜有反核能者。中国一再遭受地震袭击，如果发生强震，快速建造的核电站会可靠吗？
《世界报》3月12日写道："作为地震的后果，日本核电站的核心熔毁和核辐射外泄，让中国的能源规划者们大吃一惊。中国的核能安全当局向日本的核能当局详细了解地震后的局势。此外，为安全起见，在中国沿海启动了探测器。"
该报称，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表示，将会从中吸取教训"并在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核能计划中予以适当地重视"，也强调"发展核电站的决心丝毫不会改变"。
这篇题为"北京无动于衷，依然押宝核能"的文章认为："中国这个大国本身一再受到强震的袭击，它有足够的理由注视邻国日本，却并不是很担心核辐射污染。"
"中国正在加快（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扩大核能发电的计划。北京政府
想在2015年之前建造并启用具有几十个核反应堆的大约28个新核电站。政府为此制定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扩大核能发展计划。"
该报写道："在全国人大3月14日要通过的2011至2015年新的五年计划中，确定将核能发电量扩大到4万兆瓦。至2010年底，中国还只有13个反应堆运行，其1.8万兆瓦的发电量对基本能源需求的贡献不足2%。
"到2015年，核能发电量所占比例将增加一倍。至2020年，甚至增加3倍达到能源需求的7%或8%。中国的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和中国核能行业协会（NEA）预定的具体目标是，到2020年核能发电量为8.6万兆瓦，这将是2010年的8倍。"
"北京的目标设置是，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将'干净的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一以上，以减少石油的进口，尤其是减少利用煤炭。目前中国能源70%还依赖于污染性大的煤炭。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包括巨大的'绿色'投资项目。"
诸多问题有待回答
报道列举了中国在利用水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方面的计划目标，然后指出："面对这个巨大指标，常常视而不见的是，核能也在大跃进。据《中国日报》报道，在中国只有少数科学家批评2020年的核能发电的'增长目标过于凶猛'。北京也没有解释过，其核反应堆需要的受过训练的安全专家和技术人员从何而来，谁来监督那些无论如何想拥有核电站的省份？而这些省份的数量已占中国省份的一半。"
该报还指出："发展核能必需的铀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也悬而未决。在中国不断增多的环保人士中，核能的反对者却不多。对于没有解决的安全问题、或者核废料最终存储的问题，也没有公开地进行过讨论。现在，日本危险的地震触发这些问题。如果发生地震的话，中国通过加快程序所建造的核电站能有多可靠？"
编译：林泉
责编：谢菲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必然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 中国难以缩短的贫富差距
2011/03/14 |
尽管在这次两会上提出的“十二五”规划中，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成为主要目标。但北京大学人力资本研究所研究员易鹏称，理性和客观事实告诉我们，在接下来的是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改革可能会很难达到预期目标，贫富差距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这样说并非是刻意泼冷水。因为在十年前提出“十五”规划的时候，也信誓旦旦的规划了要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但十年发展后的结果却是，在这十年期间却是中国贫富差距拉开最大的10年。
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000年的2.79:1扩大到2008年的3.31:1，行业间差距创造新高达到了15倍之多。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呈不断扩大的趋势，2008年达到0.47，而目前正向0.5靠近。这说明，缩小贫富差距单靠规划和嘴说，并不能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有了这种前车之鉴，自然就可以让我们对十二五期间依然高调的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保持谨慎的态度。
此外，导致目前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核心原因不是工资性收入的差距，而在于财产性收入的巨大差距。
这十年来，在房地产和股市这两大造富工具的作用下，小部分群体通过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溢价，迅速暴富，拉大了贫富差距。而接下来的十二五期间，由于马太效应的作用，这些拥有财产的阶层会更享受这些财富所带来的额外收益，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举个例子，对于拿着同样几千元工资的北京居民而言，如果一个有房子一个没有房子，即使没有房子的工资每年上涨20%远超过GDP和CPI，也远超过有房子的工资涨幅。但有房子的即使房子每年只上涨5%，但由于基数的巨大差距，两者的财富差距依旧会继续拉大。
目前的相对贫困的群体，往往是没有任何财产的，比如数目庞大的农民工。尽管他们目前在刘易斯拐点来临之际，其工资性收入会提升，但考虑到农民工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普遍偏高，而食品价格上涨又是最猛，可见其收入增长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政府会通过二次分配加大对其的补贴力度，但由于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真正到每个人头上就几乎没有什么了。而由于农民工先天的财产积累较少，依然会在目前通货膨胀形势严峻、资产为王的时代，照样被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相对富裕阶层拉开差距。
尽管政府想通过征收房产税等方式来从财产性收入中分一杯羹，从而遏制富裕阶层的财富增长速度。但一方面这种税率极低，目前的上海和重庆，也就是在0.5-1.2%之间，这完全可以通过房地产的升值来弥补，一方面目前还在试点，在十二五期间还难在全国全面展开。而一些比如物业税、奢侈税目前还在税种开征的调研阶段，要真正开征估计也是十二五后的事情了。自然也就对十二五期间，缩小贫富差距贡献不了太大的力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政府学会了如何做大蛋糕但还没有学好如何分好蛋糕。分好蛋糕需要经验、能力和水平，对这个新课题目前的政府还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能力。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可以帮助缩小贫富差距。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低收入阶层而言，由于其工资压根就到不了以前的2000的起征点，所以不但没有分享到提高起征点的好处，反而让高收入者少交税。同时，对于真正富裕的阶层，由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个税的逃税或者避税，最终让中低收入阶层成为了个税这个财产税的主要贡献者。所以，要想真正实现通过个税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政府还有许多的学问需要研究和学习，从而真正分好蛋糕。
自然，对于这么一个还处于学习阶段的政府，我们也不能够给予太多的要求。
不论是从财产性收入来看，还是从垄断国企员工高收入来看。都表明中国要想缩小贫富差距，关键还需要在根本的体制上动刀。比如，对目前收入最低的广大农民要让其拥有的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了，农民就有了财产，而通过财产的升值，就完全可以帮助提升农民整个收入水平。而对垄断国企也要实现私有化，才能够通过市场化的力量，才能够避免国有企业收益的部门化、内部利益集团化。而这些伤筋动骨的体制改革，无疑会遇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拦。从过往经历来看，这些利益集团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目前看来，要想在十二五期间要取得突破，难度非常大。而不能取得这种改革上的突破，那么要想缩小贫富差距可能是一个幻想了。
综上所述，我们对十二五期间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就不应该感觉到惊讶了。
多维财经 | | 胡适一生最销魂的烟霞之恋
2011/03/14 |
成都日报
曹诚英
（1902～1973.1.18）
别字佩声，乳名行娟，安徽绩溪旺川人，国内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1902年出生于绩溪一个大户人家。从小偏爱文学，尤爱诗词。193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并留校任教。193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主修遗传育种，1937年获得遗传育种学的硕士学位归国，同年回国后，在安徽大学农学院任教授，这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1943年到复旦大学农学院，成为专职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她随复旦大学农学院的一部分来到新组建的沈阳农学院任教授。1956年她被选为沈阳市政协委员。1969年回故乡绩溪，1973年因肺癌逝世于上海。
林芷/文
烟霞山月，洞府神仙
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同父异母妹妹，小胡适11岁。胡适1917年跟江冬秀结婚时，曹诚英是伴娘之一。她十六七岁时与胡冠英结婚，婚后丈夫到杭州念书，她也到杭州学习。
江勇振著《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将胡适复杂而隐秘的情感脉络，梳理得特别清晰，也兼及讲述胡适思想发展的轨迹。江勇振看来，“曹诚英显然是一个热情、外向、领袖型、交游广阔的女性。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她常邀女友游西湖，有时还利用这种机会帮男亲戚介绍女朋友。”她也写诗，是汪静之组建的新文学社团“晨光社”的成员。1921年夏，为了给姐姐细娟的儿子、也是胡适的侄儿胡思永介绍女朋友，曹诚英一口气邀请了8位女同学游西湖，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汪静之妻子的符竹因——那天出场的男士，有胡思永、胡冠英、汪静之。
曹诚英与同龄的汪静之既是亲戚，也是青梅竹马的玩伴。汪静之说，他之所以成为诗人，其诗情、诗兴都应当归功于“小姑母”曹诚英。姐姐曹细娟对曹诚英的新潮做派却很不以为然，因为独子胡思永之死，她一直不原谅妹妹。胡思永有文学天赋而比较疏懒，因先天遗传的结核病导致肾上腺衰竭，1923年4月13日死亡。胡适虽将侄儿的病因对寡嫂做过详细解释，遭遇丧子巨痛的曹细娟却不由分说，将怨气指向曹诚英，她给江冬秀写信抱怨：儿子在杭州“飘荡数月，乐而忘返，这都是我那妹子（曹诚英）招惹他引诱他的。据说永儿在杭曾大醉一昼夜，大约病根就在那时埋伏。她又不向我和你们说明永儿的病根，以致起先医治，找不着病路——由这种种想来，永儿的死可不是活活的受她陷害吗？”胡思永病故，曹诚英又受姐姐如此责难，身心俱疲，“嫉世如仇”。
情绪最低落之际，恰逢胡适到上海公务。1923年4月底，他去杭州玩了几天，曹诚英夫妇和汪静之等陪他游西湖，这一次，胡适对表妹有了别样感觉，他的《西湖》诗表面写西湖的绚烂动人：“轻雾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于是，“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这个“伊”，怕不只是说的西湖吧？
胡适6月初再到杭州，游过风景既佳又清洁僻静的烟霞洞后，决定不再住旅馆，从6月23日搬进去养病。他带着侄儿胡思聪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曹诚英恰好放假，他们下棋、赏桂、爬山、游湖，他给她讲莫泊桑……这就是胡适一生最销魂的烟霞之恋。汪静之去烟霞洞拜访，发现他俩“满脸欢喜的笑容，是初恋爱时的兴奋状态。适之师像年轻了十岁，像一个青年一样兴冲冲、轻飘飘，走路都带跳的样子。”
好友徐志摩对这对“洞府神仙”的甜蜜，更是心知肚明。9月28日，他与胡适的众多朋友到海宁观钱塘江大潮，那张著名的“到此一游”合影里，有胡适、徐志摩、曹诚英、陶行知、汪精卫等。
从来是欢娱嫌日短，胡适10月3日的日记说：“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10月4日出了烟霞洞，胡适对杭州依旧恋恋不舍，10月21日还在此地盘桓：“我们四个人去游西溪花坞……坐船到开化凉亭附近上岸，步行进花坞。娟（曹诚英）走不动了，我们到一个庵小坐吃茶……”10月27日日记：“娟借曹洁甫先生家内厨灶，做徽州菜，请（朱）经农、志摩和我去吃饭……两餐味道都极好，大家都很痛快。”两天后，胡适又跟“娟”去平湖秋月，步行至孤山。
徐志摩10月下旬的日记也津津有味地记录了他与胡适、曹诚英的西湖之游：湖心亭看晚霞，楼外楼吃蟹。夕阳下、月光里的芦荻，或染金，或泛银，“曹女士唱了一个‘秋香’歌，婉曼得很。”徐志摩不仅是知交，也是情种，最宜倾诉，所以他之前已经知道底细：10月11日，胡适就已经拉徐志摩去谈心、看他的“烟霞杂诗”。徐志摩何等妙解风情，早已看出蛛丝马迹，追问他是否还有“匿而不宜宣者，”胡适红了脸承认有，但是有所顾忌，不敢公开。隔天他又跟徐志摩聊天，“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的了，可喜！”
接下去的故事，就是大家常讲的：胡适回北京后要求离婚，江冬秀以孩子和自己的性命相挟；而胡适即便深陷情网，也不是决绝、刚烈之人，他也很顾忌自己的形象。
朱颜青鬓都消改，唯剩痴情在
胡适一生恋情不少，但曹诚英留给他的印痕很深，他的好几首诗里，都有挥之不去的凄凉、眷恋：“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秘魔崖月夜》）杭州分离后，曹诚英给他写信：“如你在空山月色中感受到了暂时的悲哀的寂寞；我却是永远的沉浸在寂寞的悲哀里！”
曹诚英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东南大学（后来的中央大学）念农科，作过关于棉种改良的研究。1926年和1928年胡适去到南京，他俩又再见面。曹1931年大学毕业。1932年，她到北京看望过胡适。曹诚英的哥哥曹诚克曾经留美，他对妹妹关怀备至。1934年秋，哥哥资助曹诚英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胡适给他在美国的多年知己、1933年成为情人的韦莲司写信，请她在英文口语与生活方面给予“表妹”帮助和引导。
曹诚英1937年获遗传育种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安徽大学任教。资料上说，她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抗战爆发后，她于1938年初抵达成都，在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遗传学教授，母亲和她同住，她们雇了一位女工。从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得知，曹诚英一到成都，就迅速投入了科研，她1938年4月给胡适的信里讲述，自己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补助，进行棉种细胞以及遗传上的研究。但提交了第一次报告以后，研究工作因战争的缘故受到影响，只能结束一部分的遗传研究，“因为细胞方面是无法可做了。”加之，“一部分的结果还在上海”，她很担心研究无法完成。战时经济匮乏，川大农艺系为了支持她的研究，特别拨给她500元仪器费，其他三位教授共分500元。虽然这费用还不够买一架显微镜，但她已经相当感激了。
胡适到美国后音讯渐少。曹诚英望眼欲穿地期盼他的只言片语。有一次，留美的中央大学同学吴素萱给曹诚英的信里提到，她见到了胡适。曹诚英反应很激烈：“穈哥（胡适原名嗣穈），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和吴素萱、吴健雄接近，除了不得已的表面敷衍之外，否则我是不肯饶你的。穈哥，答应我说‘不’！一定答应我！……别人爱你我管不着，然而若是我的朋友，她们爱你，我真会把她们杀了。”只有爱得太狠太烈太苦、也欠缺一点安全感的女子，才会这般强烈地、有点失控地冒酸吧？
有两年与胡适音书断绝，曹诚英为情魔所困，百病丛生，绝望至到峨眉山出家，被哥哥和好友劝了回来。1939年旧历七夕，她写了一首词寄给胡适：“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胡适的日记记载，信里除了这首词，“此外无一字，亦无地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几个字可认。”
吴素萱回国，带回胡适给她的信和200美金，她顿时快乐得忘却烦恼，不再有出家之念。吴素萱写信向胡适报告了曹诚英的近况后说：“可见你的魔力之大，可以立刻转变她的人生观。我们这些作女朋友的实在不够资格安慰她。”
1943年，曹诚英托人带给胡适三首词，同样写得深情而凄苦。如《虞美人》：“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这阙《虞美人》写于6月19日，恰好距他俩堕入情网20年。这一年曹诚英已41岁。
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前，与在复旦大学任教授的曹诚英见过最后一面，从此杳如黄鹤。1952年院系调整，曹诚英调到沈阳农学院，她在那里培育出东北地区广为种植的高产马铃薯，1958年退休。“文革”期间，曹诚英回到安徽绩溪老家，她有较高的退休金，却很节俭，为家乡的修桥补路、救灾助学、购买农机，贡献良多。晚年病痛缠身，求医不易，居所也简陋而不稳定，1973年去世。
俞汝庸在《我所知道的曹诚英》里回忆，曹诚英从沈阳来上海时住他父母家，每晚要按摩足部，明显看得出是缠过小脚后放开的。“曹诚英告诉我：‘我们乡下不缠小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接着又补上一句：‘不过，你看我缠了小脚还是嫁不出去。’”看得人有些心酸。
果真男女有别：胡适是花开几朵，各表一枝；曹诚英却唯有“梦魂无赖苦缠绵”（曹词《临江仙》）。她很早就与胡冠英分开，终身没有再婚。她的“穈哥”一直是别人的丈夫，甚至也是别人的情人。她年轻时向胡适诉苦的那句——我却是永远的沉浸在寂寞的悲哀里——竟是一语成谶么？1923年夏秋的烟霞之恋，怎样改写了她命运的走向？如果没有遭遇胡适，她会有怎样迥然不同的一生？这些问题，旁人还真不好回答。所以，不问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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