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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有如此英雄麼?

切爾諾貝利事故中拯救歐洲的人們(圖)

 

 
2011/3/16  消息來源︰新華網 
 
  核心提示︰從長遠來看,切爾諾貝利事故可能會額外導致6.6萬人死于癌癥,這是聯合國官員所估計數字的15倍。不過仍稱得上幸運的是,當時有很多人前赴後繼加入了拯救切爾諾貝利事故的行動中來,他們後來很多人都付出了生命或重度傷殘的代價。

  
日本會有如此英雄麼?切爾諾貝利事故中拯救歐洲的人們(圖)


  資料圖︰爆炸後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

  
日本會有如此英雄麼?切爾諾貝利事故中拯救歐洲的人們(圖)


  在烏克蘭基輔的切爾諾貝利博物館內懸掛著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中奮勇撲滅大火的消防員的肖像。


  事發當天,一架米-6直升機就載著核能源部總工程師和切爾諾貝利采用的RBMK-1000反應堆的總設計師飛到核電站上空。機身在強烈的熱氣流中劇烈顫抖,工程師仍要求再靠近些。他們發現:4號反應堆的屋頂、起重機和大部分牆體都不見了,循環泵和發電車間的屋頂被多次砸穿,烈焰沖天。接著,兩個工程師看到了最可怕的東西,重達500噸的反應堆罩變得通紅,已經敞開三分之二,亮得炫目的堆芯正在巨大的隆隆聲中瞪著他們,里面的一切正在熔化,濃煙像火山一樣噴出來。

  很多機組人員經過幾次任務,受到的輻射就超過了人一生允許承受的劑量,飛機也很快變得放射性嚴重,無法安全使用。駐俄羅斯托祖克的一個前線航空兵團被全部調往切爾諾貝利以東,從米-8到米-26各型直升機立即投入到空運任務中。碳化硼耗盡後又開始投放普通沙子。隨著投放的進展,飛行也變得容易得多。直升機投下了近2000噸碳化硼和沙子後,工程師終于宣布反應堆內的鏈式反應停止了,最終直升機的總運量達5000噸。

  在“石棺”的建造過程中,卡莫夫設計局的卡-25直升機被派來,將傳感器準確地穿過小管子,吊放到反應堆內部,測量溫度和輻射數據,就像在30米外穿針一樣。“石棺”建造的最後,需要把一個重達35噸的蓋子吊放到頂部,這將是直升機有史以來吊起過的最大重量。承擔這項任務的是米里設計局首席試飛員戈爾根‧卡拉佩特揚和格羅莫夫飛行研究中心試飛員安納托利‧格里先科。他們對世界最大的直升機米-26(可吊起20噸重量)進行了徹底改裝,拆除了所有不必要的設備和附件。即使這樣,整個飛機的每一部分都遠遠超出了設計使用極限,一次耗盡了全部壽命,任務完成後只能被廢棄。

  雖然有防護服,飛機安裝了一些鉛板,所有直升機飛行員仍然都受到過量的輻射。也許是因為核反應堆距他出生的村莊不遠,格里先科兩次參加救災,最多的時候3天內飛了5架次,現場輻射達到200拉德,美國專業標準規定一人每年受到的輻射劑量不能超過5拉德。1988年9月格里先科出現白血病癥狀。

  1989年9月,在英國的技術會議上,米里設計局總設計師阿列克賽‧伊萬諾夫向美國麥道公司試飛員坎普‧帕利爾求援。1990年4月27日,53歲的格里先科在美國西雅圖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癥研究中心接受了骨髓移植。骨髓來自一位42歲的法國婦女,是從9個國家登記的捐獻者中找到的,甦聯政府提供了 15萬美元的手術費。不幸的是,骨髓移植後約6周,格里先科還是因肺部感染,于7月2日去世。

  尤里‧科涅夫

  出事當晚值班的4號反應堆渦輪機操縱員,1976年技校畢業分配到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午夜接班時,科涅夫就知道要在他負責的8號渦輪機進行一次慣性試驗,模擬外接電源被切斷的緊急情況時,試驗這台渦輪機剩余的慣性能量是否能繼續驅動水循環泵,直到柴油發電機組接替。

  一小時後,試驗開始,總工程師、車間主任和許多工程師都留了下來。科涅夫在控制台上開始關機操作。就在渦輪機停機時,管道走廊突然發生爆炸,鋼筋混凝土牆開始崩塌,7號渦輪機上方的混凝土屋頂砸了下來。數秒鐘內柴油機接替供電,應急燈打開,但車間屋頂仍在一層層破碎。

  一切都發生在不到1分鐘的時間內,科涅夫非常幸運,屋頂水泥板並沒有落到8號渦輪機上,幾分鐘後又有一個數噸重的石墨塞落在他身邊1米遠的位置。不一會兒,當班主任和副總工程師跑進車間,命令科涅夫照顧好8號渦輪機。在一片黑暗中,高工們和車間主任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渦輪機車間的應急設備在輻射水平上升時就會啟動,但這次輻射太強,這些設備一下就失靈了。

  在科涅夫忙著折騰渦輪機時,電工巴拉諾夫(後來死在莫斯科的醫院里)跑進來,開始泵出冷卻渦輪發電機的氫,他的舉動防止了另一次爆炸。隨後車間陷入了可怕的寂靜。科涅夫和巴拉諾夫走到小陽台上抽支煙,才看到樓下地面上散布著被爆炸拋出的反應堆碎片和大塊石墨。後來他們才明白當時陽台上有多危險,他們抽的不是煙而是自己的命。

  爆炸後兩小時,科涅夫開始非常難受,眼楮出現劇烈灼痛,不停地流淚。他和當班的檢查員尤拉‧韋爾希寧(後來也死在莫斯科的醫院)都被送到急救室。次日,一輛座位和內壁都鋪滿塑料布的公共汽車把他們送到機場,用專機運到莫斯科。科涅夫受到710倫琴的輻射,屬于3度輻射病(最高為4 度),7月14日出院。醫生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幸存下來的,除了眼楮里有兩個人造晶體,時常患支氣管炎,科涅夫無其他不適。只是他的兩個兒子分別有心髒和胃的問題。當晚的鉗工安德烈伊‧塔馬津是唯一活著被診斷出4度輻射病的,劑量達860倫琴,有的消防員超過2000倫琴。當然這些數字當時不會告訴他們,科涅夫直到1992或1993年才知道。

  尼古拉‧戈巴琴科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當晚當班的輻射監督員,1976年進廠。他們的職責是最早進車間,在工人上班前測量輻射水平,最後離開。午夜接班後,戈巴琴科開始測量3號和4號反應堆車間的輻射數據。因為4號反應堆正準備停止運行,戈巴琴科就回值班室喝茶,這救了他一命。爆炸聲傳來時,戈巴琴科和同事都認為是渦輪機操縱員又弄得水壓不穩。第二聲爆炸後,燈光滅了,4號反應堆控制台上的燈也滅了,鎖著的雙層門被沖開,紅黑色的塵埃從通風口涌出。幾秒鐘內應急燈亮了,戈巴琴科和同事們戴上防毒面具,他的輻射測量儀顯示每小時3.6倫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測量範圍,想打電話,但線路已經斷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號反應堆測量輻射,他打著手電進入漆黑的渦輪車間,到處都是水泥塊,儀器根本測不出數據。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報告後,有兩個人走進來說:“嘿,伙計,幫我們找找一個同事吧,弗拉基米爾‧肖申科,他走了30分鐘,可能在渦輪機車間上層平台上。”

  他們在黑暗中穿過一堆堆碎石、噴涌的蒸汽和齊腳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發現水泥外牆都被炸飛了,空氣中滿是塵埃,手電光都射不出多遠。終于,他們發現肖申科側躺著,嘴里吐著血沫。被送到醫院後,肖申科凌晨6點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換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也明白等待他的命運,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著的地方都被輻射灼傷了,後來兩個一起尋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醫院。隨後戈巴琴科又奉命參加尋找瓦列里‧科迪姆丘克,後來才知道這個操縱員在爆炸中就死了。

  凌晨5點,戈巴琴科開始感到極度虛弱和惡心,被送到醫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個朋友把他拉到一邊,讓他把500克純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這些酒對抵御輻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廠醫院里已經有莫斯科來的醫生,七八個最危險的傷員當天就送到莫斯科,但一個也沒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會不會醒來,許多同事在眼看好轉的時候撒手人寰。

  後來,戈巴琴科被評為最低一級殘疾,在基輔和莫斯科都分了一套公寓。在他眼里,4月26日是悲喜交加的,他說:“1975年這一天我結婚,1982 年這一天我母親安葬,1986年這一天出了事,1993年這一天我孫子出生,所以這一天我們會喝酒,為生者也為死者。”

  昂尼德‧沙弗雷捷

  電站消防隊班長,來自白俄羅斯,他的兩個弟弟也在消防隊。沙弗雷捷是4月25日晨8點和11個同事開始24小時值班的,隊長弗拉基米爾‧普拉維克是最早死于輻射的人之一。晚上23點,隊員們在值班室剛剛和衣躺下,一聲巨響震得窗戶嗒嗒地響。沙弗雷捷一躍而起,緊急信號幾乎同時亮了。在他們奔向消防車時,調度員吼叫著︰“核電站起火了。”消防員們一抬頭,就能看見煙雲,4號反應堆巨大的煙囪好像有一半不見了。

  4分鐘後,消防隊趕到現場,接好水槍,但沒有輻射測量儀,實際上他們從未學過怎樣在放射性環境滅火,盡管這個消防站是隸屬核電站的。普拉維克和沙弗雷捷首先鑽進4號反應堆渦輪機車間查看火情,四周一片狼藉,牆壁仍在顫抖,對講機根本沒法工作。沙弗雷捷找到一個電話,想問問電站調度員怎麼回事,完全是徒勞。找了15分鐘,沙弗雷捷只看到渦輪機車間的瀝青屋頂好像要燃燒,就跑出去和4名戰士一起順著外面的樓梯向屋頂爬去。屋頂的瀝青發燙,幾乎要粘住戰士們的靴子。

  當沙弗雷捷下來拿另一個水槍時,看到已經完全喝醉了的消防處長列昂尼德‧特尼亞尼科夫少校。少校命令他們在屋頂警戒,結果他們在屋頂等了好幾個小時,四周落滿了反應堆炸出來的石墨,後來才知道它們的後果。事後處長因爆炸後頭一個小時的“高超指揮”獲得甦聯英雄金星勛章,後來又提升為少將。

  清晨6點,沙弗雷捷從屋頂下來,第一次感到極度虛弱,點著的煙都像糖一樣甜。到29日第一次查血後,他才住進當地醫院,後來在基輔的腫瘤研究所接受了骨髓移植。沙弗雷捷得知自己受到的輻射劑量為600倫琴,已經是1990年和一批消防員及孩子到以色列檢查的時候了,他被確診為三度輻射病。

  安納托利‧庫什寧

  基輔軍區空軍駐基輔防化部隊指揮官,1968年參軍,上校,事發後在切爾諾貝利工作到5月22日,後來曾任烏克蘭防生化部隊指揮官。

  4月26日早上值班時,庫什寧就得知了事故,軍區防化部隊司令部告訴他:輻射相當嚴重,但還沒有準確數據。上午11:30,庫什寧就和軍區空軍司令尼古拉‧安托什金少將驅車前往現場,次日凌晨2:30就看到了核電站上方的一團紅光。

  當時一共向切爾諾貝利派出了80架直升機和固定翼飛機,庫什寧負責空軍人員的輻射安全。他要求直升機飛行員在艙內地板上鋪上石墨墊。並在中途的一個廢棄軍用機場為直升機和飛行員建立了洗消站。從反應堆上空返回的直升機都用特制的溶液清洗,飛行員也要洗澡,換上新制服和靴子。直升機的發動機無法化學洗消,事後就和一些直升機一起被永久留在30公里禁區內。

  直升機上的輻射測量儀記錄下了高達每小時500倫琴的輻射,事故頭一天機上的測量儀甚至超出了測量範圍,因而飛行員必須不斷地輪換,後來他們都被送進莫斯科的軍醫院。與輻射劑量有關的一切都是絕密,格里先科受到的輻射劑量一開始都沒敢告訴他。

  畢業于防化兵學院的庫什寧知道:防化服和面具只能防止吸入過量放射性塵埃,防不了放射性同位素,他的辦法是不停地抽煙,煙粒子能吸附一些進入肺里的碘同位素,再一起被呼出來。結果他只受到130倫琴的輻射,第一次查血的結果醫生都不敢相信,當然後來他還是稱不上健康,經常頭痛。

  輻射安全高級工程師,6月6日抵達切爾諾貝利,他的洗消工作小組被稱為“屋頂的貓”,從事過最危險的工作,曾任烏克蘭放射性廢料管理部部長和政府核能利用委員會副主任。

  一開始,斯塔羅杜莫夫的任務是翻譯兩台德國造的機器人的說明書,它們用于清洗4號反應堆的屋頂,然後他參加了有32名核專家組成的“屋頂的貓”小組。這個小組成員主要來自軍方,首要任務是檢查核電站建築的牢固性,評估輻射劑量,甚至研究過從反應堆中拆除核燃料的可行性。

  最重要的屋頂當然在4號反應堆。8月30日,斯塔羅杜莫夫和同事們爬上屋頂,用手將被爆炸拋出的核燃料組件殘片重新扔回反應堆里。一天之內,他們每個人都受到了30到35倫琴的輻射,但入口處的整體輻射水平得以從每小時1600倫琴降到800倫琴。陸軍防化部隊緊接著從屋頂進入了反應堆廢墟,他們很多人受到高劑量的輻射。

  斯塔羅杜莫夫受了300倫琴輻射,食道和腸內發現有三處輻射物,不過住院4個月後居然沒有太大問題。(三聯生活周刊)

  “拯救了歐洲”的切爾諾貝利英雄

  凌晨1點40分,維克托‧比庫恩被門鈴聲驚醒。

  當他打開門看到消防站的同事時,他明白,一定出了大事。他家位于烏克蘭的普 里皮亞季,開車出來以後,他才意識到這場人為災難的嚴重程度。

  14分鐘以前,也就是1986年4月26日凌晨1點26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4號反應堆發生爆炸,釋放出的輻射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100倍。

  “眼前一片火光,到處是黑的煙霧、紅的火苗,還有熔化物,”比庫恩說,“反 應堆的頂蓋已經被炸開,瀝青、混凝土和石墨四處飛濺。石墨所到之處,一切都已熔化。”

  核電站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有的倉皇逃走,有的向莫斯科呼救,消防隊員們則義 無反顧地沖進火海。比庫恩只穿著一身棉布制服,驅車軋過已然落在地上的反應堆金屬頂蓋,一直奔到距4號反應堆15米的地方。

  他徒手把消防設備的虹吸管浸入最近的冷卻池,吸足了水供給正在與大火作戰的 同事。短短幾秒鐘以後,伽馬射線開始侵襲他的五髒六腑,他大約每隔半分鐘就要嘔吐一次,逐漸感到頭暈目眩。兩個小時後,他終于支撐不住倒下了。

  醫生後來開具的證明顯示,他受到260生物倫琴的輻射,相當于1000年的本底輻射。 但有專家稱,他吸入的輻射量其實比這更多,足以導致急性輻射病。

  “真想不到他居然活下來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輻射專家邁克爾‧列帕霍利說, “這是一種大無畏的舉動,我想,凡是明知那里存在大量輻射的人都不會進去。”

  20年過去了,比庫恩攜妻子娜杰日達及兩個女兒柳德米拉和瓦蓮京娜住在莫斯科,他深知,自己能活下來的確很幸運。

  在被診斷患有急性輻射病的134人當中,有28人在1986年就死了,包括至少六名消防隊員。比庫恩今年56歲,他感到欣慰的是,隊友們的犧牲減少了向歐洲甚至日本散布輻射顆粒的煙霧。

  “這些人拯救了歐洲,”他撫摸著隊友們的黑白合影說,“假如他們不盡職盡責, 大火就會蔓延到1號、2號和3號反應堆。”

  比庫恩現已退休,每月的退休金加上國家津貼共5500盧布。他要求內政部每月付給他1萬盧布的賠償費,但內政部並不同意。對比庫恩來說,切爾諾貝利的影響遠未結束,“那時沒有人考慮回報,我所想到的是,女兒們在家里,鎮上的人都睡著了。”

  英國《泰晤士報》4月22日文章︰《切爾諾貝利英雄憶當年》

  切爾諾貝利︰20年後傷痕仍在

  兩名英國科學家斷言,從長遠來看,切爾諾貝利事故可 能會額外導致6.6萬人死于癌癥,這是聯合國官員去年所估計數字的15倍。

  時隔20年,那次核泄漏事故對甦聯以外地區的影響恐怕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

  由歐洲議會綠黨人士委托進行的研究表明,一半以上的影響發生在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以外,僅英國就有34%的土地被污染。

  總共佔地750平方公里的374個農場及20萬只綿羊至今受到影響。縱觀整個歐洲,受污染面積達390萬平方公里。

  《關于切爾諾貝利的補充報告》公布了研究成果,在切爾諾貝利事故20周年前夕,倫敦今天舉辦了一次會議討論這份報告。

  報告由英國科學家伊恩‧費爾利和戴維‧薩姆納執筆,它宣稱,除了正常死于癌 癥的人之外,另外還會有6.6萬人因切爾諾貝利事故而患癌癥死亡。

  這跟國際原子能機構和世界衛生組織去年9月的預測大相徑庭,當時它們的估計是4000人。

  薩姆納表示,國際癌癥研究機構——世界衛生組織的組成部分——的估測只 “略低于”他在報告中的預計,而國際原子能機構也不再堅持4000人這個數字。

  “這主要說明了這是一場非常嚴重的事故,在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造成的 後果十分惡劣。”薩姆納稱。

  他還說︰“然而它實際上殃及整個北半球乃至全世界,核輻射引發癌癥的範圍恐 怕永遠無法知曉。我們在實施核項目方面必須三思。”他指的是英國圍繞是否修建核電站的問題展開討論。

  薩姆納認為,與切爾諾貝利有關的癌癥死亡人數很難確定,因為核泄漏留下的輻 射危害是長期存在的。
 
 
 

恐慌全面來襲︰請告訴我們有用的信息 後現代之災(圖)

 
 
 
2011/3/16  消息來源︰新民周刊
 
  [導讀]在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災難面前,這個國家沒有失掉方寸。從地震(專題)預警發出的那一秒開始,日本各層級的自救和互助系統就全面啟動,心照不宣。震後第一晚,數百萬通勤族走在街頭,自動列隊默默前進

  
核恐慌全面來襲︰請告訴我們有用的信息 後現代之災(圖)


  新民周刊新一期封面︰核恐慌來襲


  願微笑如櫻

  感謝網絡,讓我們知道,人們也可以這樣面對災難︰沒有口號,只有提示;沒有哄搶,只有秩序;沒有群情激奮,只有默默行動。所謂“每臨大事有靜氣”,就是如此吧。

  這是對一個國家政府的考驗,也是對一個民族人性的考驗。這種考驗,何嘗不值得我們深思?在自然的力量面前,對生命的尊重是不以國家和政治為衡量標準的。不管是“當事者”還是“旁觀者”,學會尊重人類普遍意義上的生命,才能懂得尊重自然和敬畏自然。

  地震(
專題)發生後的第四天,日本著名漫畫家、《灌籃高手》的作者井上雄彥在微博上發布了超過60張“微笑”面孔的速寫,一張張筆觸簡單但卻十分傳神的笑臉,涵蓋男女老幼,甚至還有狗的表情,溫暖飽滿的水墨色畫面,讓人倍感溫馨。這些笑臉仿佛在傳遞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安寧和快樂,讓人們不由自主回到災難發生之前的時刻。

  災難總是猙獰慘烈的,但當堅強的人從苦難的海水中抬起臉,你會看到,他的微笑如櫻。

  日本沒有沉沒

  在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災難面前,這個國家沒有失掉方寸。從地震(
專題)預警發出的那一秒開始,日本各層級的自救和互助系統就全面啟動,心照不宣。

  震後第一個夜晚,身處東京的異國人看到,數百萬通勤族走在街頭,自動列隊默默前進,紅燈停綠燈行,毫無喧嘩;車道上的交通工具排成長龍,但听不到一聲喇叭聲,整個場面,“仿佛一場巨大的無聲電影”。一位中國留學生對記者說,那種“有點可怕的”安靜和默契帶給她的震撼,不亞于里氏9.0級的地震。

  日本城市受災前後的衛星對比圖片,讓人再度感嘆人類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與此同時,網絡上不斷涌現的照片和只言片語,又讓人不得不承認日本社會的韌性和淡定。連日來種種細節的集合,逐漸拼湊出一幅不加修飾的“國家形象圖”,這幅圖的主角都是普通人,是互相照應的白領、是將采訪對象護在自己身下的記者、是為遭受核輻射的市民進行檢查和護理的醫護者、是冒死進入污染區的自衛隊成員……

  他們的態度,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

  “不只是OKASHI”

  “緊急逃生時,我們有個要訣叫‘OKASHI’。”日本女大學生大倉瑤子(Yoko Okura)向記者解釋道,“O是Osanai,不要推搡;Ka是Kakenai,不要亂跑;Shi是Shaberanai,不要喧嘩,以便听清指令。” 日本的全民基礎防災教育從小學一年級貫穿到高中三年級,每年的9月1日,不僅是學校新學期開始的第一天,也是“全國預防災害日”(紀念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中小學生都要進行逃生演習。

  當地時間3月11日下午2點46分,日本人一如以往地采取避震措施,他們很快發現這次的晃動不同尋常,但沒有人因為驚慌而亂陣腳。看看在日讀書和工作的中國人的微博記錄,你會明白,“OKASHI”原則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從小到大的潛移默化和根深蒂固︰

  “上萬人走出建築物停留在機動車道中間或馬路邊,沒有一人佔用機動車道。整個過程,沒有一人在公共場所吸煙。服務員在跑,拿來毯子、熱水、餅干,借來電線放收音機。所有男人幫助女人。3個小時後,人散,地上沒有一片垃圾,一點也沒有。”

  “剛剛坐地鐵回來了,平時20分鐘的車程,花了2個多小時,為了下這個樓梯排隊快1個小時。旁邊上行的電梯就是空著,所有人都在樓梯邊老老實實地排著長隊。地鐵里面非常熱,竟然沒有一個人在吵鬧。”在網友傳送的一張照片上,只見樓道內避震的日本人職業裝筆挺,分坐樓梯兩側,確保中間暢通。

  一名在寫字樓辦公室避震的中國人,躲在桌子底下,第一次打開了2年前剛進公司時領到的應急袋,填寫姓名、地址、血型等個人信息,手里還緊緊攥著一只哨子—— 倘若身陷倒塌建築中,可以吹哨子,增加被找到的機會。

  校園里,老師帶著學生按照事先規劃好的路線撤到空曠地帶——老師必須確保學生全部撤出後,關閉電源,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空地上,老師在外圈保護,小孩子們圍坐在當中,他們戴著錐形的安全頭套,那是平時凳子上的坐墊,但經過特殊設計,一旦發生地震,就可立刻拆下扣到頭上,防止墜物砸傷腦袋。

  身在橫濱的上海人沈先生懷著感動,記述了2歲幼子在橫濱某保育園的經歷。保育園內有攝像頭,可以實時記錄孩子情況供家長通過互聯網查看,11日下午,其丈母娘在網上看外孫,只見老師們把戴著防災頭套的孩子們圍在中間,時不時俯身下去用身子護住孩子——此時丈母娘還不知道日本正在發生9.0級地震,以為又在防災訓練。17點多,園內其他孩子被陸續接走,“只剩下我2 歲的兒子和老師們了。6個老師圍著我兒子,兒子身上蓋著被子,旁邊的老師手里拿著被子時刻準備著,一旦地震就撲上去。”“平時18點接兒子,地震當天交通癱瘓,我步行18公里到達保育園時,已經是22點。其間老師們就是一直這麼守護著我兒子。”

  常年與“地震”打交道的日本人深知,巨災面前,獨善其身無法全身而退,互相扶持才能共度難關。

  在推特(Twitter)等社交網絡上,粉絲眾多的知名藝人、職業棒球運動員等,成為最有力的訊息轉運站。推友們互相提醒,一定要在避難過程中協助那些不會說日文的外國人,或是特別要照料高齡者與婦女,鄰居有獨居者也要記得去敲門。

  推特用戶 Kuramotoyasu寫道︰“只需問一聲︰‘你還好嗎’就能讓大家的心情好一些。”“不要沉默——看到老人和單獨一個的人,請用你的聲音問一句。我們都是一家人。”甚至有推友針對外國人給出逃生建議和急需用品清單,告知緊急求助電話。

  強震和海嘯可以摧毀建築,卻破壞不了這個社會對“秩序”的尊重和恪守。從電視里看到重災區的慘象,身在東京的Yoko Okura深感心痛,但是看到同胞的反應,她引以為豪︰“井然有序是我們從小接受防災教育的結果。但我認為這不光是訓練的結果,更多是文化使然。我想象不出有人會在這個時候趁機打劫商店,這是非常可恥的。恰恰相反,地震發生後便利店主動分發食物和飲水,大型飲料公司把飲料販售機調制成免費模式,所有公用電話都可以免費撥打,還有多語種電話服務為受災的外國人提供24小時翻譯服務。你可以通過這次地震發現,日本社會的集體意識很強,大家都互相幫助。”

  地震首日晚,東京四通八達的地鐵系統停運,靠近車站的大學陸續開放講堂與校內大型集會所,供無法返家的上班族過夜,商務旅館紛紛提供免費住房,餐館打出免費招待的牌子。入夜氣溫下降,還滯留在車站的人收到了工作人員送來的干淨儲備毛毯。在東京半島酒店,服務生對待臨時避難者與貴賓無二,免費提供咖啡、面包和蛋糕,現場還有古典音樂演奏,撫慰著人們的情緒。而在變成臨時避難所的公園里,管理人員啟開草地上一排形似陰的蓋頭,支起鐵架掛上帆布,人性化的應急簡易廁所就搭成了。

  從11日深夜到次日,受地震影響不大的東京逐步恢復地鐵線路的運營,疲憊的人們坐上回家的車。11日午夜時分電話信號出現好轉,《日本新華僑報》記者劉芳坐在回家的公交車上看到,公交車內電話鈴聲此起彼伏,“但是,包括我在內,每個接起電話的人都低聲地說幾句後匆匆就掛掉電話。在日本,公共交通工具內不打電話是規則。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人們還是照常遵守規則,雖然我想說日本人真是固執得有些可愛,但內心卻肅然起敬起來。”

  周日,東京市中心部分商店重新開張營業,五金零售商和雜貨店的顧客尤其多,不少人出門來囤積電池和蠟燭等基本生活用品——由于電力供應不足,東京電力公司宣布從周一(14日)起在其所轄供電區域內有計劃地采取“輪番”停電措施。互聯網上馬上出現了號召大家節約用電的海報︰“來為某個人而熄燈吧。你節約的電力,將照亮他的城市,以及他的心靈”,“精神會被點亮”。

  自覺排隊依舊是東京街頭的一道景觀,人們排隊做著三件事︰1、買手電筒。東京超市手電筒降價,原來相當人民幣100元的應急手電筒,現在只要20元。2、領取自行車。自行車免費提供,不要錢和任何手續,只要需要,工作人員就給你一輛,沒有人一擁而上,都通過排隊領取。3、排隊買鮮花。“感謝網絡,讓我們知道,人們也可以這樣面對災難。”發送這條微博的中國網友如是感嘆。

  “別含混言辭!”

  地震發生前幾個小時,日本首相菅直人還因為接受不當政治捐款的問題而備受攻擊。地震發生時,國會參議院決算委員會正在就2011年度預算案及相關法案召開會議,朝野政黨互相角力。

  突如其來的強震和隨即引發的巨大海嘯、核電危機讓對立的朝野政黨暫時進入了“政治休戰”狀態。菅直人召集所有閣僚立即前往首相府邸開緊急會議,震後4分鐘,緊急災害對策本部成立,第一次會議確定,第一要務是保證人命。

  會後,身穿淺藍色急救人員制服的菅直人出現在日本國家電視台上︰“請各位國民行動時一定要沉冷靜。正是在這種時候,希望每個人都拿出行動來,發揮互助精神,將損失控制在最小範圍內。”他的表情鎮靜,語調也很堅定。隨後,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言簡意賅地介紹了發生什麼狀況、政府正在做什麼事情,提醒百姓應該如何互相幫忙、注意安全。

  媒體作為向市民提供最新情況、確保消息通達的平台,也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

  地震發生時,東京一家電視台的女記者正在街頭做采訪,地面開始搖動,她並沒有停下,而是轉為開始報道地震情況。電視台里,新聞主播頭戴安全帽,在仍有晃動的演播室中發布警告。日本最大的廣播電視機構、唯一的公共廣播電視台NHK(日本放送協會)即時呈現空拍畫面,輪流用日語,英語、華語、韓語等5個語種,發布有關最新震情和可能發生海嘯的地區。FT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評價︰“作為真正的公共電視台,NHK在國家重大危機時刻成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維系了國民的精神和秩序。”

  隨著災區信息的及時披露,人們很快意識到這次地震的嚴重性,但是電視上沒有災民哭天喊地的畫面,沒有記者情緒失控的表現,即使有些主播和記者的聲音有些顫抖,他們知道災區民眾跟全球日本人都很注意這些消息,因此自己必須鎮定。一位中國留日學生有感而發︰“日本電視台的新聞特別平靜,我覺得無可挑剔,有信息量卻不侵犯個人,有數據不煽情,有各種提示卻不造成恐慌。”

  名叫“在日本的kk”的網友在微博上轉述了一位日本網友的話︰各大電視台,不好意思!我們現在不需要任何對受災者的采訪!請你們詳細報道現在的災區給水處的位置,需要等待取水的時間,哪里有可使用的廁所, 哪里有電可以使用!請告訴我們這些有用的信息!催淚煽情的影片請不要播出!眼淚等著以後再流!!!

  而在緊急災害對策本部,枝野幸男一天至少召開三次發布會,媒體記者的追問也越來越凌厲尖銳。日本東海大學教授、朝日CS衛星電視主持人葉千榮生動記錄了媒體在核電站危機問題上對政府的“步步緊逼”︰

  12 日晚的新聞發布會上,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日本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大的危機,感謝日本人民在艱難的情況下保持冷靜,他相信,我們可以共同克服困難。記者們似乎誰也沒有被菅直人的演講打動,在枝野的發布結束後,立即質問道︰“為什麼菅直人首相不接受我們的提問便退場了?!”

  當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承認︰“由于注水冷卻系統出現故障,三號機組核反應堆內的冷卻水位還未達到目標水位。”時事通訊社記者逼問︰“冷卻水位上不去僅是因為冷卻系統的問題?”

  枝野答︰“這正是專家們目前在分析的。”

  記者再度追問︰“那麼冷卻水不到位的問題打算如何解決?是否在冷卻水位之上的燃料棒正在發生熔解?!”

  枝野還是表示︰“專家正在全力尋找對策。”

  像這樣的交鋒,每天的發布會上都在上演。這個時候,媒體記者不代表個人,不代表電視台,而代表整個公眾向政府要真相,要核電站的受損和危險情況。13日,日本媒體還痛擊內閣府副大臣東祥三,因為他在之前一天視察災區時打瞌睡——12日早上七點東祥三乘坐陸上自衛隊的直升機從宮城縣到岩手縣視察了兩個小時,由于前晚通宵,在听取匯報時,他未能抑制住襲來的睡意,當場現出瞌睡表情。

  在 13日東京電力公司召開的發布會上,記者們同樣“咄咄逼人”。公司副社長藤本孝等6名干部現場向民眾鞠躬道歉。記者厲聲逼問︰“三號機組會不會堆心熔解?!”藤本回答︰“目前尚不清楚”,記者吼道︰“把話說清楚了!到底會不會!”“別含混言辭!”藤本孝答︰“情況是嚴峻的。”

  對于枝野幸男在記者會上沒有公開因為核電站爆炸而導致人員死亡等問題,日本參議院議長西岡武夫批評說,政府必須將核電站的實際現況和可能發生的後果,真實地明確地告訴給國民,不能老是給國民和媒體吃“安定藥”。

  比起執政“新手”民主黨,曾連續執政54年的自民黨經歷過阪神大地震、藥害肝炎事件、新型流感等重大災難和公共危機。曾在安倍晉三、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時期擔任日本厚生勞動大臣的舛添要一目前是在野黨“新黨改革”黨首,在他看來,目前民主黨政府的危機管理以及對國民的說明方法,是有很多問題的,他們亟需的是經驗和應對策略。

  舛添要一在回復給《新民周刊》記者的郵件中提到,在野黨對政府對應災害的不足點作出指正,也是為了保護國民生命和財產安全,並不是有意挑政府的刺。雖然他對菅直人政府應對不力的地方也提出批評,但眼下更重要的是為政府提出明確建議,並且提供幫助。

  


  一場悲壯的遠征


  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的葉千榮,目前在日本東海大學任教授,同時,也擔任日本電視時政節目主持人。3月11日下午地震發生時,他正在東京做訪談節日。之後,他和成千上萬的普通日本人一樣,踏上漫長的回家之路。在從東京到橫濱的近10個小時中,葉千榮用微博記錄下了他的所見所聞——

  雖然震中遠在幾百公里外的日本東北,可在東京感到的震動卻是來日25年來最大的,而且是三次,每次都是持續很長的橫向晃動。和我談話的三位日本人都听從酒店指示三次鑽到桌下。我卻因為體積太大沒地方可鑽!此刻滿街都是人,各公司都讓員工回家。如此強烈的地震東京卻不見倒塌,也是對建築結構和文化的一次考驗。

  地鐵都停了,每一條大街兩旁的人行道上,都是黑壓壓的人流在緩緩移動,不見頭尾的巨大隊伍,好像是全體國民開始一場悲壯的遠征——靜默的表情和步履,如《出埃及記》里的一幕。

  所有人都自動列隊默默前行,秩序井然,毫無喧嘩。我在開車,路上塞車,但也毫無喇叭聲,眼前的一切,仿佛一個場面巨大的無聲電影。

  3 月11日晚7時,據橫濱市政府統計︰此刻約有6萬在東京等地工作的市民正在步行回家途中。早稻田大學、立教大學、日本大學等東京都內各大學開放全部教室供市民避難。今晚東京有2萬多人尚未歸宅,除各大學外,東京都又開放了244所都立高中和東京武道館、日比谷公會堂等,供無法回家的市民休息;各公立高校紛紛由教職員工組成支援隊,為過夜市民提供被服飲食服務。

  街頭的電視前,許多回家的人都停下了腳步;畫面上,是正被海水漸漸淹沒的仙台機場。寒風中,所有的人都凝視著屏幕,沒有人說話,好像都屏住了呼吸。

  讓我感到意外的是,盡管地震發生的瞬間,震區內的核電站全部自動停止了運轉,但現在東京街頭依舊燈火通明。

  車里的電視上,正播出氣象廳發出的緊急預報,告訴大家在數秒後將有5級左右余震,果然5秒鐘後,車子晃了起來。

  我在東京五反田的加油站加滿了油,希望盡快趕回橫濱的家里。橫濱距東京25公里。加油站的員工問每一個人︰“有沒有什麼要幫助的?”

  我問途中和我一樣往橫濱方向回家的人“要不要搭車?”,回答都是“非常感謝,不麻煩了”。

  這2小時,我的車只前行了5公里。離橫濱家中尚有15公里。在隨後的1小時里,我的車又緩緩前行了300米。雖然車輛幾乎完全停滯,但兩旁人行道的密集人流里,沒有一個人走到車道上來。

  晚上8點,終于在這條東京到橫濱的第一京濱道路上遇到了一個停車場還有空位的酒店!可以上廁所了!我是第一次進這小小的連鎖商務酒店“Hotel chisun”。服務台很歉意地說房間已經全滿了,但說可以在一樓餐廳休息,今晚通宵開放。停車場周圍的便利店都已免費提供礦泉水。酒店給在餐廳里的大家送來了毛毯和枕頭,然後是一串對不起,說酒店房間不夠,給大家添了很多不便。

  進了酒店的餐廳,才發現這里已有不少無法歸宅的人,我開始享受剛才在便利店買的意大利面和紅茶。旁邊的老太說家在千葉縣,太遠,走不回去,今晚就在這里了。我給她一罐剛買的熱乎乎的紅茶,細心的她卻已發現我沒在便利店拿叉子,然後拿出一副紙袋包著的筷子。

  日本官房長官枝野剛才下令所有車站和周邊的公共設施一律開放,提供給尚無法歸家的市民和公司職員。官房副長官福山宣布開放東京都市中心的政府設施給市民過夜休息,已經開放的有海上保安廳海洋情報部一樓大廳、國土交通省、農林水產省、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動省等其他中央省廳的大廳和會議室。

  晚上9 點時,日本電信電話公司NTT宣布受災的17個縣地的全部電話一律免費。

  將近晚上10點的時候,由東京下行往大阪方向的新干線恢復了,這有助疏散首都圈人口。東京成田機場國際出發航班開始恢復了。東京銀座線、三田線、淺草線三條地鐵恢復通車了。西武鐵道決定今晚通宵運行,以便讓更多市民回到家中。繼西武鐵道之後,東京各民營地鐵也決定當夜通宵運行。東京都自來水公司宣布,3月 11日這天共發生了93處自來水管破裂,都已修復,目前全域供水正常。

  終于收到家中短信,告一切均好,房子也無損。1996年購地造房時,從設計圖直到土質和用材、結構都經政府審批,須確認能抵御8級地震後才批準動工,當時覺得很繁瑣,如今想來,這種嚴謹真是不可缺少的。

  


  東京震後日記


  葛星,復旦大學青年教師,目前正在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日本地震當天正從上海飛往東京,中途曾在福岡暫留。

  藍天,長長的時間,仿佛凝固了一般,在舷窗這一側,被藍天所凝視,像極了加曼的《藍》。

  震後第二天,終于可以從飛機臨降的福岡起飛了。飛機在正午時候,停留在晴朗的雲層之上。眼里所能見的,唯有兩種顏色,厚如無邊雪原的白色雲層,和散發炫光的藍色。

  時間如同靜止,飛機亦靜止,在巨大的雲層上面,幾乎沒有參照物的飛行,一分鐘過去,仍然好像停在原地。再一次想起來地震第一天時候頭腦中出現的那段文字,日本作家夢枕貘的小說中描述的空海和尚,端坐在遭遇風暴的海船船頭,冷靜而淡定。

  雲層下的大地上正發生什麼,並沒有被忘記。選擇淡定,不是選擇無視和躲避。先讓自己平靜與冷靜,才能夠去理解和接受發生的一切。這是我的態度,也是回到東京後我所觀察到的東京人的態度。

  黃昏時候,終于回到我居住的東京郊區的小鎮。一切都安靜如常,一天前發生的混亂,一點跡象也尋找不到。除了因為有可能要區域性斷電的消息,讓超市里購買蠟燭的人多了一些外,一切都已經回復平常。

  入夜以後,一直到早晨,相繼有四五次余震引起的搖晃。搖晃之時我往窗外張望,行人絲毫沒有慌亂,連腳步都沒有什麼變化。昨晚附近的便利店里便當和三明治等食物的架子上的確食物少得可憐,據說東大所在的文京區的超市和便利店的情況更加嚴峻。不過今天中午來到學校的時候,已經一切恢復正常,便利店里面食物也早已恢復充足供應。

  巨大的東京市,就如同再生能力強悍的爬行動物,在短短時間內,隨著通信的恢復和軌道交通的復甦,已經快速抹去了第一天的混亂留下的痕跡。下午,從熱鬧的上野公園到寧靜的東京大學校園,我試圖去捕捉一些關于這場地震的痕跡。

  魯迅筆下留下痕跡的上野車站,一支隸屬于國際組織“the Boy Scout Association ”(應該是指童子軍吧)的日本小分隊,正在車站門口向路人募捐。領頭的兩位年輕人姓山崎,是兩兄弟,平時都是普通的公司上班族,在這個周末,帶著團隊里的中小學生,組織了這次自發的行動。顯眼的領巾,淺色制服,還有那些徽章,正是童子軍們國際通用的標志。

  上野公園,以及著名的小商品購物街“阿美橫”上,觀光客的人潮絲毫不減。晴朗的午後,早櫻已然開放,引得游客駐足拍攝。來自北國的行走藝人在拉奏傳統樂曲,不忍池畔游人如織,一輛嬰兒車停在湖畔,嬰兒享受著溫暖的陽光。

  東京大學附近著名的“湯島神社”,祭祀的是日本的學問之神菅原道真,是考生們祈求考試合格的必去之所。梅花正盛開,花下是掛滿了祈願的繪馬。湯島的梅花是很有名的,除了祈願的人們,也有不少隨意散步觀賞庭院的人們。安靜淡然的戀人,或許也是這座城市迅速復甦的佐證吧。

  東京人的淡定,還來自完善的防災體系。在路邊的看板上,醒目地標注了東京大學校園是這一帶的緊急避難所;鄰近校園的湯島地區活動中心,毫不起眼。唯有門口掛著的“已停止接受避難”的告示,提示我們兩天前這里曾經給予慌亂的人們以庇護。東京大學的食堂通道前立著告示牌,告知大家這里是緊急情況下的通道,因此請不要在這里停放自行車;我所就讀的學院自習大廳里,學院老師們以及學生們自願捐助的食物和水堆放在中央區域,供留在這里學習的學生取用。

  地震帶來的唯一的不便是圖書館的關閉。歷史悠久的東京大學圖書館大門緊閉,在兩天前的地震中,圖書紛紛落下,因此目前臨時閉館,職員們正在內部整理散落的圖書。

  選擇淡定,然而東京人並沒有忘記潛在的危險,不算太遠的地方還有許多人在等待救援。人們閱讀新聞報紙,關注核電站的最新狀況,觀看NHK直播的新聞發布會,默默地聚焦,默默地注視,默默地擔心,也默默地祈禱。一如上野公園旁邊的這座小小寺廟的山門旁貼出的文字︰以悲苦始,終有快樂歡愉。

  


  好萊塢災難片在眼前上演


  張嵐是日本某大型電機公司中國上海公司的員工,目前正在該公司本部一下屬工廠短期工作,工作地點就是此次地震受災較嚴重的茨城地區。在通訊一度中斷的情況下,我們很幸運地撥通了她的國內電話,她說自己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時無刻不在想家。

  我很幸運,3月11日下午地震發生前,2個日本女同事叫我出去散步,剛走出辦公室的大樓,來到倉庫空曠處,就感覺到一陣劇烈的晃動,周圍辦公樓的玻璃都嘎吱作響。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同事說地震了。地震在日本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這一次,誰也沒想到會是這麼嚴重。一時間,大地在劇烈地晃動,周圍二樓上的玻璃紛紛落下來。我和兩個女孩子緊緊地拉著手趴在地上,當時都被嚇哭了。

  然後,公司里的消防隊就組織大家轉移到指定的避難所。

  日本如此狹小,哪里還有空曠的地方。工廠里的這個避難所一側不遠處,就是隔壁電梯工廠的電梯試驗塔;另一側,則矗立著幾個裝著化學品的大罐子。真讓人擔心。

  2小時後,大家陸續返回辦公室。女士優先進入,拿到自己的東西就可以回家了。

  辦公室里一片狼藉。桌上的電腦和文件都散落在地上,抽屜和櫃子全都被打開了,像是剛被洗劫過一樣。

  走出工廠,才發現這次地震真的很厲害。街道兩側的漫畫書店、游戲廳等建築物紛紛倒塌了。我所在的日本茨城縣那珂市從地震的時候開始停電,到星期六晚上仍然還沒有恢復飲用水、電力和煤氣的供應。

  回到家里,還陸續發生了很大的余震。我響應號召,到地方避難所——公民館看了看,這個類似國內少年宮的地方似乎還沒有自己所住的公寓堅固,于是就決定還是待在家里。

  但是晚上不敢睡覺,就站在家門口的大街上,忍受著饑餓和寒冷的折磨。這里前幾天還下過大雪,晚上寒風凜冽。隔壁的日本鄰居躲在自己的汽車里,看到我後,就很好心地叫我們都躲進他的車里。大家一晚上都沒敢睡覺。車子也沒敢停在停車場,就停在離兩邊建築都相對較遠的路中間。半夜汽油快燒沒有了,只能關掉暖氣。日本鄰居還好心地冒著余震危險沖回家里拿了被子出來給大家。

  從地震當天下午開始,日本國內的手機就打不通。我于是啟用了原來在國內的手機,居然可以聯絡。可惜電池維持不了多長時間,只好臨時用電腦來充電。

  救援的日本自衛隊直升機一直在天上飛來飛去的,屋外街道上,不停地駛過自衛隊的裝甲車、救護車和消防車,淒厲的警報聲連綿不斷——好萊塢的災難大片真的就在身邊上演了。之後,市政廳的大喇叭開始播放通知,讓大家去領取食物和飲用水。不知道什麼原因,領回來的飯團子特別咸。

  因為停水,一直沒有洗漱。後來听說有供水的地方,就湊熱鬧去看了看。到了之後發現,取水的隊伍排了幾公里。我接連排了兩個多小時,還沒到供水處的門口,于是放棄。

  大震之後余震頻發,白天也就不敢待在屋子里。我于是就坐在門口,一感覺到搖晃就往外面沖。超市什麼的都關門了,沒地方可以買東西,因為沒有電,上不了網,也看不到電視,只有靠听廣播獲取外界的信息。

  第二天一早終于給在戶朔的同事打通了電話。他居然在睡覺。听說他們工廠受災並不嚴重。那位同事說,周五晚上停電,電車也停開了,就和同路的日本同事徒步4小時回到住處。不過晚上就通電、通水了,煤氣的供應也恢復了。真讓人羨慕。

  在那珂10公里範圍內就有一座核電站。听說福島的電站泄漏了,很讓人擔心。這個鬼地方,真是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只想盡快回國。

  


  核,再一次危機


  在未來核電站設計時,需要將地震與海嘯的疊加作用考慮進去,在沿海與地震頻發地方更是如此。正如美國《紐約時報》所寫,福島事故,很可能將重新改寫整個核電圖景。

  驚天動地的強震,10米浪高的巨大海嘯,火山爆發,城市火災不斷……在接近2012的日子,電影《日本沉沒》中“悲慘”的科學幻想,就像上演了一場“現實版”。

  3月11日,日本遭遇1200年不遇的9 級地震,讓日本久已擔心的夢魘越來越接近現實。這是有正式記錄以來日本發生的最大一次地震,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此次地震等一系列災害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臨的最為嚴重的危機。

  上帝連鎖性的懲罰,讓人類感受到自身異常得渺小。自3月12日晚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發生爆炸之後,核電站的連連告急更是加深了人們的恐慌。現在的日本已經掉進“原子深淵”。顯而易見,1945年後的日本對核能是一種又愛又恨的態度。

  從目前的態勢來看,福島第一核電站的1號機組和3號機組的泄漏雖仍在控制之中,不至于很快出現災難性後果。但要真正解除險情,並且做好後續處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然而,對于身處彼岸的中國而言,這一事件無論如何結局,都將是彌足珍貴的一課。雖然在可控的情況下,即使風向弄人,在飄洋過海之後,能夠影響到內地的放射性物質,應該是微乎其微。但我們絲毫不應該有隔岸觀火的心態,尤其是對于中國核電行業而言,潛在的影響,無論如何都不能低估。

  應當看到,此次事故為人們進行核科普提供契機的同時,也為世界核技術領域帶來了一個新課題——在未來核電站設計時,需要將地震與海嘯的疊加作用考慮進去,在沿海與地震頻發地方更是如此。正如美國《紐約時報》所寫,福島事故,很可能將重新改寫整個核電圖景。

  


  持續升溫的核電站危機


  地震發生後,日本全國共有4座核電站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共有11座核反應堆停止運轉。

  4座受影響的核電站分別是距東京約200公里的福島第一核電站和第二核電站,距東京約120公里的東海第二核電站,以及距東京約250公里的女川核電站,這4座核電站均位于東京以北或東北。

  因地震造成核電站操作系統的普通和應急供電全部中斷,福島第一和第二核電站的6個核反應堆冷卻系統失靈,進入“緊急狀態”。

  復旦大學核科學與技術系教授袁竹書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核電站的反應堆與一般的煤氣灶不同。停堆只能說明反應堆的連鎖裂變反應停止了,但實際上它的燃料棒里還有部分鈾235在裂變,這就會產生熱量。

  形象地說,核電站就是一個巨大的水壺。核反應堆本身就是能量源,負責產生熱量發電。在受控制的裂變反應中,溫度可達到數百度。熱量由鈾等放射性材料的原子發生核裂變產生。這一過程不僅會產生熱量,同時也會產生輻射和放射性副產品。通過放射性衰變,放射性副產品也會產生熱量。

  也就是說,人們無法立即關閉原子反應堆。熾熱的燃料棒需要幾天時間才能冷卻,需要使用足夠的冷卻劑才能做到這一點。

  袁竹書強調,如果不采取措施冷卻,這些熱量足以熔化反應堆芯,導致核燃料泄漏,提高爆炸的可能性。他表示,在冷卻系統全部失效的情況下,一般使用兩種措施, “第一就是把平時密封的閥門打開,直接排氣來降低氣壓。第二種就是用高壓泵把海水灌注到反應堆堆芯進行冷卻。”

  顯然,日本政府也是這麼做的。但遺憾的是,當地時間12日下午15時許以及14日上午11時左右,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和3號機組相繼傳出爆炸聲,上空升起大量濃煙。

  據悉,1號機組和3號機組都是由于反應堆水位降低,很可能發生了“堆芯熔毀”。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于14日表示,3號機組的爆炸和此前1號機組的爆炸同屬氫氣爆炸,並非核爆炸。

  而3號反應堆的問題更禍不單行,因為“氫氣爆炸”和“堆芯熔毀”如果引發核泄漏,除了鈾之外,還有鐶。綠色和平組織的能源顧問解釋︰“鐶是一種用于反應堆發電的特殊燃料,鐶釋放到環境中,對健康危害更大,包括更高的潛在癌癥發生率。”

  目前,日本政府也把福島第一核電站周圍的人員疏散範圍由原來的方圓10公里擴大至20公里,把福島第二核電站周圍的人員疏散範圍由3公里提升至10公里。

  可惜的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福島第一核電站2號機組核反應堆冷卻水的水位14日下午曾急劇下降,以致核燃料棒完全露出水面。在東京電力公司向反應堆內注入海水之後,水位于晚上9時34分恢復到燃料棒一半的位置。但在當晚11時左右,核反應堆內釋放氣體降壓的安全閥門關閉,致使內部壓力升高。冷卻水位隨即急劇下降,核燃料棒再次完全裸露,反應堆芯處于空燒狀態。

  15日早晨,其2號機組又傳出爆炸聲。負責核電站運營的東京電力開始撤離部分工作人員。據東京電力公司報告,事發時間為6時10分左右,可能是2號機組反應堆的控制壓力池出現損壞。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說,2號機組的核燃料棒露出水面約2.7米,露出長度差不多是核燃料棒的一半。發生爆炸聲後不久,福島第一核電站四周監測到965.5毫希的輻射,之後下降到882毫希。上述輻射數值不會立即對人體產生影響。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15日早晨也表示,覆蓋2號機組核反應堆的設備一部分出現了損壞,核反應堆容器有無法完全密封輻射的可能性,核電站周邊的輻射水平沒有顯著上升,不會立即對附近居民的健康產生影響。據悉,目前海水注入工作仍在繼續,反應堆未見大變化。

  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專家委員會委員、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專家委員會委員、前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副主任郁祖盛告訴《新民周刊》︰“現在實際上就是冷卻和升溫在拼比。如果人為的冷卻能夠壓過升溫,那麼整個堆的壓力就會降下來。即使打開閥門排氣會產生放射性擴散,也是一種有序的、人工控制的放射性釋放。從我們的專業角度預計,它的影響可能是近程的。”

  同時,日本專家表示,海水灌入是目前冷卻反應堆的最佳方法,但海水中的硼元素將不可避免地腐蝕反應堆,這一昂貴的設備恐將徹底報廢。

  對此,郁祖盛深有同感︰“灌注海水與打開閥門排氣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這是舍車保帥的做法,目的是為了保護安全殼的完整性,不然就會變成無序釋放。”但他表示,雖然日本政府初步確定此次核泄漏事故為4級,即造成“局部性危害”,“但如果這麼多堆都排放,恐怕事故會升級。”

  就在記者截稿時獲悉,當地時間15日11點,日本方面舉行發布會通報最新核電站情況時表示,福島第一核電站4號機起火,隨後被迅速撲滅。而據共同社,繼中午剛剛公布的“東京放射性輻射超標”之後,又有兩個縣出現超標——位于本州島中部的千葉縣兩度檢測到正常水平2到4倍的放射量;關東地區櫪木縣首府宇都宮的輻射水平達到正常時候的33倍。日本內閣已宣布在福島核電站30公里半徑範圍內設禁飛區。

  


  切爾諾貝利悲劇不會重演


  核泄漏事故可以說是核電廠的噩夢。

  1979 年的美國三里島核事故被定為5級,當時由于制冷系統出現故障,導致大量放射性物質泄漏,至少15萬居民被迫撤離;而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更被定為最高級7級。當時核電站4號反應堆發生爆炸,導致8噸放射性物質泄漏,直接污染核電站周圍6萬多平方公里土地,320多萬人受到輻射,影響至今仍未徹底消除。

  在采訪中,所有專家均表示,人們大可不必為切爾諾貝利的悲劇是否會重演而擔心,“切爾諾貝利是在低功率的溫高壓情況下突然失控,所以它的噴射流是能直接上升到幾千公里高空,通過大氣環流進行遠程擴散,屬于高架傳播。”

  與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顯著不同的是,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反應堆有15厘米厚的不銹鋼護罩保護,爆炸發生後的視頻畫面顯示,1號機組的混凝土保護體頂部和牆體消失,但反應堆不銹鋼護罩沒有受到破壞。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4號反應堆並沒有安放在密閉容器內。此外,法國核安全局12日說,福島第一核電站的爆炸是 “化學因素”引起,非核爆炸,因此與甦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不可同日而語。

  郁祖盛還反復強調,即使福島核電站發生爆炸,也不可能是核爆炸,而是氫氧混合的化學爆炸,“就算是切爾諾貝利事故也不是核爆炸。核電站用的二氧化鈾濃度只有 3 %-6%,而武器級的鈾濃度到90%以上,就是想讓它核爆也不可能。這就正如烈度白酒可以點燃,啤酒卻很難點燃是一樣的。”

  目前核電站周圍檢測到的放射性物質包括碘131和銫137。碘131一旦被人體吸入,可能會引發甲狀腺疾病。日本政府已計劃向核電站附近居民發放防止碘131輻射的藥物——碘片。銫137會造成造血系統和神經系統損傷。

  復旦放射醫學研究所教授吳錦海告訴記者,在接受輻射的幾小時之內,人往往會出現惡心與嘔吐,隨後可能經歷腹瀉、頭痛和發燒。在最初癥狀之後,人體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不再顯示任何癥狀,然而往往在幾周之內,又有新的、更加嚴重的癥狀發生。如果接受了高等程度的輻射,以上所述的所有癥狀都可能立即出現,並伴隨著全身性的甚至可能致命的髒器損害。

  “我們的身體會嘗試修復這些損傷,但是有時損傷過于嚴重或涉及太多組織與髒器,以至于不可能修復。最容易為輻射所傷的身體部分包括腸胃上皮細胞以及生成血細胞的那些骨髓細胞。當然,健康受損的程度取決于一個人暴露在輻射中的時間以及輻射的強度。”吳錦海說,“在防治上,為了將後續輻射污染降低到最低,首先要去除衣物鞋帽,接著用肥皂和清水緩和地洗滌皮膚。目前,已有藥物可增加白細胞數量,以減少骨髓受到輻射傷害所帶來的影響,並且降低免疫系統受損後感染病原體的風險。”

  據介紹,對于空氣中的放射性,常用計量單位用毫西弗 (mSV)。1毫西弗=1000微西弗。為了給人們一個實際的概念,郁祖盛列舉了一些形象的數字︰“如果人受到短時間的低于100個毫西弗的照射,對人體不會產生什麼影響;如果短時間照射超過4000個毫西弗就是一個致死劑量。做一次飛機高空飛行,受到的宇宙射線,當中的放射性相當于0.001個毫西弗。而核電站的工作人員和周圍居民所受到的放射性劑量是0.25個毫西弗/年,這也是絕對安全的。”

  他說,目前確認受到輻射的22人,日本政府稱是一種清洗級的污染。“我認為是準確的,所謂清洗級的污染,就是說人去洗澡,把受污染的衣物全部換掉,那麼對人不會有長期的影響。服用碘片只是一種保護性措施。本身並沒有其他的意義。目前,對我國的居民來說用不著。”

  


  人們怕什麼?


  對于放射性的恐慌,可以說是一種人類的共性——人類害怕未知,且天性對負面信息更敏感。正如加州伯克利大學的物理學教授穆勒曾在一本書中指出︰這也許是榮格說過的“種族記憶”的新例子——我們害怕看不見的危險,最初也許只是怕那些潛伏的捕食者或敵人。

  那麼,如何消除公眾這種恐慌呢?一篇對法國核安全局核安全局副局長采訪的舊文中說,“法國的核安全局每年都要發表一次長達400多頁的年報,披露各種情況,包括核設施檢查中發現的隱患。”僅在2004年年報中就披露了核電站存在的100項安全隱患,其中,很多隱患都是安全級別很低的,並且很快就可以到解決的。他們還會經常舉行新聞發布會,與媒體溝通,向社會釋疑。

  在法國以及世界核電界,已經建立起了一種核電廠特有的企業文化———無論哪個環節、哪個人出何種程度的安全事故,絕不追究責任,而是鼓勵及時報告,再由管理者向政府主管部門和公眾通報,決不隱瞞。

  在這一點上,福島第一核電站所屬的東京電力公司顯然有些“並不光彩的過去”。

  東京電力已有60年歷史,是日本的一家巨型電力企業,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民營核電商。在核能佔全國電力供應份額超過1/3的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的核電廠供應了全國一半的核能發電量。然而,這樣一個核電巨頭,據日本媒體報道在過去10年內對其下屬核電站反應堆核心結構出現裂縫瞞而不報,甚至不惜篡改數據、偽造安全記錄。而福島第一核電站 1號機組的反應堆主蒸汽管流量計測的數據,也曾在1979~1998年先後28次被篡改。

  據日本經濟產業省下轄的核能安全保安院披露,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京電力公司有疑問的安全記錄多達29份,福島第一核電站的1號和2號反應堆也在黑名單上。此外,在東京電力公司被檢查的13座反應堆中,有8座一直在缺乏全面檢修的狀況下運轉。

  這種情況下,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頻發。比如1978年時就曾發生臨界事故,但事故一直被隱瞞至2007年才公布于眾。而在2006年時,該核電站6號機組又被報道發生過放射性物質泄漏事故。

  除了擅自篡改數據並隱瞞事故外,福島第一核電站還存在著超期服役的問題。今年2月,根據東京電力公司對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的分析報告,該機組已經服役40年,出現了一系列老化的跡象。

  雖然專家分析,在日本這樣多地震的國家,仍然使用福島第一核電站這樣的老式沸水堆機組,十分不妥當,但在2010年——其40年使用壽命已到後,福島第一核電站不知何故又比原本計劃延壽20年。如果沒有此次事件發生,第一核電站的正式退役需要到2031年。

  對此,郁祖盛的觀點是︰“事故與延壽沒有直接關系。延壽是要經過很嚴格的審查的,現在從它的表現來看,它的應急柴油機及時啟動了,但卻因為次生災害而喪失。也就是說,現在要追究的是它原有的設計基準,對抗震也好,風暴潮也好,是否包括了現在的實際情況。從事實來看,是沒有被包括。”

  公平地講,日本官方這次似乎已經吸取了一些教訓。從11日起,日方至少一直在定期對第一核電站的狀況發布公告。雖然信息的傳播並不算順暢。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日本對于喪失關鍵能源供給充滿了恐懼,這種恐懼幾近病態,但又並非完全缺乏理性。據了解,日本共有55座核電站,居世界第三,核能佔全國電力供應的34.7%,對核能依存度相當高。就在去年,日本經濟產業省提出的能源基本計劃草案還表示,日本將以確保安全為前提,重點發展以核電為主的低碳電源,到2030年至少增加14座核電站,核電站的利用率從現在的60%提高到90%。

  換句話說,讓日本政府放棄核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毀滅性的地震和海嘯所帶來的一系列事件,讓人們不得不懷疑日本這個迄今全球地震最活躍的國家卻擁有全世界約十分之一的核電站,是不是一個好主意。

  3月14日,德國環境保護主義者組織的數萬人抗議大游行繼續要求政府停止使用核電。德國主張清潔能源但反對核能過快發展的反對黨人士稱,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表明,“即便在日本這樣一個科技高度發達、為意外情形做好充分準備的國家,核能依舊呈現不可控和高風險的特性。”

  綠色和平組織則發出聲明,認為日本正陷入核電危機,後果可大可小,並呼吁全球逐步放棄使用核電,停止建造新的核電廠。

  但郁祖盛的看法是︰“並不是說日本是多地震國家就不能建核電站。這個概念是錯誤的。關鍵是建核電站的地區,在抗震、抗風暴潮,甚至海嘯,預計會達到什麼程度,這些都要納入設計基準。”

  日本現在可以做的是,重新思考需要什麼樣的核工業。福島第一核電站已經運行了40年,整座電站未來非常有可能被停用。如果日本必須擁有核反應堆,就必須建造現代化的反應堆(目前日本核電站采用的都是二代核技術),能夠經受住的地震級別要遠遠超過幾十年前過度樂觀的規劃者的設想。後備發電機組,以及核電站的其他“周邊”設施幾乎與核心反應堆本身同樣重要,應該相應地進行建造或重建。

  日本首相菅直人將此次災難稱為日本戰後最嚴峻的危機,不過日本也可以從中收獲一些正面的信息。公眾的反應——鎮定、尊嚴、慷慨——顯示了日本社會令人難以置信的韌性。雖然死亡人數可能會急劇上升,但鑒于日本準備周密,同樣規模的自然災害如果發生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幾乎可以肯定傷亡人數會高得多。如果在當下的危機結束後,日本能對本國的核工業進行徹底而誠懇的反思,則又能從廢墟中收獲一條積極的教訓。

  


  “寶貴一課”


  早在1997年的一部紀錄片《前線》里,請很多公民寫下了他們從“核能”聯想到的東西。他們的答案是︰災難、煩惱、厭惡、危險,以及輻射。

  從歷史上看,每一次核電事故都會伴隨著核電發展的“低谷期”。美國三里島核電站核事故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核事故,這兩次核電發展史上最嚴重的事故,引發人們對于核電的憂慮,此前已經“狂飆突進”了將近20年的全球核電發展很快來了個“急剎車”。

  數據顯示,兩次事故後的20多年間,全球新投運的核電機組僅110多台,而同期關閉的核電機組卻高達80台以上,實際等于20年間新增核電機組30台左右。作為對比,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球投入運營的核電機組高達417台,其中大約有350台至今仍在服役。

  然而,時光無法倒流。從上世紀初,愛因斯坦提出E=mc2,之後由這個簡潔公式所揭示的原子中的巨大能量逐漸變成了現實。1942年12月2日15點20 分,在芝加哥大學西操場上,物理學家費米啟動了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反應堆。1954年6月27日,甦聯在奧布寧斯克建成世界第一座電功率5MW試驗電廠。1957年,美國建成電功率為90MW的西平港原型核電廠。不管人類是否願意,有沒有做好準備,清潔的、綠色的,讓人歡喜又讓人憂的核能登場了。

  其實,核能雖然看上去很高科技,卻並不神秘,《辛普森的一家》中,辛普森便是一位核安全檢查員。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核安全檢查員曾說︰“仁慈而萬能的上帝,感謝你賜予我們核能——世界上最清潔的能源,僅次于太陽能。當然了,太陽能只是那些自以為是的家伙痴人說夢罷了。阿門!”

  事實也正是如此。在全世界污染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發展所有的非再生能源是刻不容緩的。但風能、太陽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在利用上目前主要存在兩大問題,郁祖盛說︰“第一是轉化效率低和成本高,第二就是受地域和天氣制約。所以真正能夠解決能源結構和抗污染問題,唯一能夠大規模地以工業化的方式來解決的,到目前為止只有核電。這個方向,我相信,全世界不管是什麼政黨的執政者都看清楚了。”

  他表示,目前我國尚未監測出空氣中輻射性存在異常。“從現在的情況看,對我國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甚至說是沒有影響。但事故還在發展,所以我們現在不能說是完全樂觀,完全沒有問題的。下結論可能還需要幾天。”

  于中國而言,核電起步也晚;第一個核電機組,一直到1991年才正式並網發電,至今還不足20年。福島事故的發生,無疑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去更好地理解核電業的復雜性,以及潛在影響的廣度。更何況,中國核電正處在一個從適度發展到積極發展的重要關頭。在這樣的關頭,多一些參照系,總是件好事。

  確實,“安全性”是籠罩在核電產業頭上的最大的陰影。如何在確保核設施安全性與滿足能源需求之間取得平衡,是中國核電大發展過程中需要謹慎考慮的問題。

  但郁祖盛認為,此次福島事故不應該成為動搖我們發展核電的一個理由,很可能一二十年之後,我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核電大國。“我們需要做的是怎麼冷靜地吸取教訓︰一是要審核我們所有的廠址選擇中,設防標準是否足夠保守。第二,三代技術肯定比二代技術有更強的設防能力,在我們未來的發展中應該更突出這方面的因素。二代的核電廠應該在總量上有所預控。另外它的設防標準應該就要仔細的嚴格審查。”

  同時,他強調,我國的發展速度應該適應于我們的準備能力。 “不要去做我們準備不足,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這是要出問題的。我覺得還是要穩扎穩打。核電發展是不能搞所謂的大躍進的。在準備充分的情況下,速度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對此,袁竹書的看法是,人類現在的科技水平基本已經能夠安全地使用核能,“但這次非常特殊的情況,可能超出了人們的預期。福島事故,會使人類變得越來越聰明,來促使核技術進一步地改進”。

  目前,中國已經並網發電的核電機組是11 個。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統計,在建的為20個機組,佔到了全球在建機組的近四成。除了中國之外,印度和俄羅斯也都對于發展核電頗為積極。

  應當承認,中國的核電發展,從技術和監管上起點並不低。無論是自主研發的,還是來自法國、俄羅斯以及美國的,在安全性上都遠超此次發生事故的福島核電機組。而在國家核安全局的牽頭下,中國的核電安全規範,也完全滿足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要求。過去20年來,未出現任何導致放射性外泄的安全事故,就是一個例證。

  根據《國家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到2020年中國核電運行裝機容量將達到4000萬千瓦,佔全部發電裝機容量的4%,核電年發電量達到2600億~2800億千瓦時。包括紅沿河、寧德、陽江、廣西防城港以及田灣5、6號機組,嶺澳二期2號機等項目將采用“二代加”核電技術;廣東台山核電站將采用法國阿海琺公司提供的EPR技術;浙江三門、山東海陽將采用AP1000技術。未來,中國核電將出現AP1000、法國EPR、中國自主研發的“二代加”等三類技術並存的情況。

  但作為國家整體而言,核電發展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讓監管者或者經營者、建設者有疲于奔命的的感覺。

  郁祖盛指出,在中國核電選址中,規避地震帶是一個前提條件。“但這不代表持續監測就無意義,要知道,我們很難說已經對所有斷層都有了百分之百的了解。”

  還有專家表示,在內地建設核電站,一般是采取河水或者說江水降溫。因此,一旦發生事故,對于水源地可能會造成污染。對此,人們一定要有最壞情況預案;不能因為過于相信技術,而疏于演練和防範。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好核電安全的科學普及,以及信息公開工作。通過增加透明度,來最終消除公眾不必要的恐慌。一味回避安全問題,短期之內或有利于項目推進,但長期而言,只會使得整個行業付出更大的代價。此外,核電站的退役,也是一個必須從規劃之初就必須嚴肅考慮的問題。

  


  後現代之災


  這一次,讓我們感到恐懼的並非樓房倒塌,而是海嘯摧毀城市、核電站泄漏、油庫爆炸、交通癱瘓、停電……日本東北大地震,是一次典型的後現代災難。在自然災害突然降臨之時,高度發達的城市如何應對,是個極為緊迫的課題。

  


  繁榮海岸的風險


  設想若干年後,日本東北9 級地震留給人們的印象,恐怕並非地震帶來的地動山搖,而是黑色海水沖進海岸城鎮的撼人場面。

  海嘯,是這次地震造成生命損失最主要的原因。截止15日,官方宣布遇難者已有2800多人,失蹤人數超過2萬。14日日本媒體報道稱,當天警方和救援人員在宮城縣的雄鹿半島發現了大約1000具遇難者遺體,在南三陸町海濱發現了大約1000具遇難者遺體。遇難和失蹤人員的數字可能還會增加,但可以肯定的是,遇難者絕大多數葬身在沿海城鎮。

  盡管日本地震預告部門在地震發生後立即發出海嘯警報,但還是有大量的居民因為來不及躲避到遠離海岸的高處,被裹挾著泥漿、垃圾的黏稠海水淹沒。日本電視台提供的死亡者分布圖顯示,遇難者人數最多的地方集中在岩手縣、宮城縣和福島縣的沿海海灣區域。直到目前,還有很多地方因為交通和通訊的中斷成為“孤島”,大量幸存而被圍困的民眾正在等待救援,人數在幾百到幾千不等。

  盡管在2004年印尼海嘯中,已經有不少鏡頭記錄了海嘯的威力,但對于絕大多數未親歷的人來說,海嘯的殘酷依然很難想象。而日本東北海嘯的現場畫面里,如玩具般脆弱的房屋、汽車、輪船為海嘯提供了“參照物”,海嘯災難的殘忍變得清晰而直接。

  日本對海嘯的重視,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如今英語中的“海嘯”一詞——Tsunami,就是日語“津波”的音譯。日本學術界針對地震引發的海嘯,做了多年的研究,各種理論上的預測也曾提示,在最近的幾十年中,日本將經歷地震海嘯帶來的巨大災難。而且,日本政府對于國民的防災訓練,領先于世界任何國家,從幼兒園到工作單位,每一個日本人在一生中,都要不斷受到教育和訓練,以應對隨時可能到來的災難。

  在如此完備的準備之下,海嘯為何還是重創日本?“海嘯的前進,可以達到噴氣式飛機的速度,浪高可以達到幾十米。”從地震發生到海嘯沖向海岸,只有十多分鐘的時間,相對于海嘯本身的巨大能量,人工防護工程顯得微不足道。位于岩手縣釜石港的防波堤建成于2009年,滿潮時堤壩露出水面的高度為4.5米,水下為 58.5米,曾被吉尼斯世界紀錄認定為世界“最大最深的防波堤”。但這個耗費30年成的巨大防波堤,還是未能抵抗住海嘯,導致釜石市整個市區被海水吞沒。在本次日本海嘯中,海嘯能量巨大,是造成嚴重災害最本質的原因。

  日本的東部沿海,聚集了大量現代化城市,本次地震受害最嚴重的仙台市,是日本東北部的重要城市,而沿著海岸一路向南,東京都、名古屋、大阪等城市,組成日本經濟最重要的支柱,這些城市的沿海區域,往往是基于制造業的大型城鎮。東京以南的名古屋地區雖然在本次大地震中並未受到太大影響,但日本學術界一直有“東海地震”假說,猜想中可能出現的8級以上地震,將直接襲擊名古屋及周邊地區。如果“東海地震”像本次東北地震一樣引起海嘯,災害程度恐怕也會讓人不敢想象。

  沿海地帶,不僅是日本的重要工業區,也常常是交通樞紐的所在地。海嘯過後,仙台機場只剩下航站樓如一葉小舟,漂浮在滿是殘垣、垃圾的海水里,在被圍困3天後,1000多名受困者終于獲救,但另有數人已經死亡。事實上,在寸土寸金的現代城市里,機場常被選擇建設在海邊。關西國際機場是阪神地區的主機場,位于日本大阪灣東南部的泉州海域離岸5公里的海面上,從空中俯瞰,機場就像一艘超大航空母艦。另一經濟重鎮名古屋的名古屋中部機場,同樣建設在海灣內的人工島上。

  這些充滿後現代感的人工建築,已經成為人員密集的公共場所。日本東北大地震也許會給海邊機場一個重要的警示——在海嘯來臨時,機場也許會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地。

  核泄漏危機

  對于沒有遭受海嘯襲擊的日本其他地區來說,本次9級地震造成的損害,本該是歷史上最小的一次。 1995年阪神7.3級地震,造成神戶市6000多人死亡,其中80%的遇難者,被倒塌的房屋砸死,或者在火災中遇難。在阪神地震後,人們看到的景象,與 2008年中國四川汶川地震後的景象有一些相似,房屋變成瓦礫,遇難者被掩埋在廢墟下,道路橋梁破壞嚴重。

  在今天看來,十多年前的阪神地震,還保留著“現代化”城市地震的典型印記,在“現代化”的城市里,人們住進了樓房,但卻沒有來得及讓這些樓房變得“安全”。阪神地震後,日本全國提高了建築抗震標準,中央防災指揮系統建立起來,公民的震災教育和訓練也進一步得到重視。阪神地震後日本在抗震建設上的努力,在東北9級大地震中得到了回報,從受災最為嚴重的仙台到東京,很少有房屋直接因為地震的劇烈晃動而倒塌,交通基礎設施也沒有受到嚴重的損壞。在記錄東京地震現場的畫面中,盡管摩天大樓被震得左右搖擺,震後卻安然無恙。

  但是,擺脫了“現代化”震災的日本,卻沒有逃脫“後現代”震災更加嚴重的傷害,目前正在惡化的核電站泄漏威脅,可能給當地災民帶來難以預料的危險。

  就像所有發達國家一樣,日本對電力高度依賴,中國人口總數是日本的10倍,而用電量只比日本多4 倍左右。資源匱乏的日本,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大力發展核電,目前,共有個55核電機組,為日本提供30%以上的電力。由于核電站運行過程中需要大量用水,日本的核電站幾乎都建在海邊。

  3 月11日地震以後的第一時間,11座核反應堆自動關閉,離震源最近的福島、女川核電站的安全受到關注。當天晚上的新聞發布會上,日本政府官員並未確認有放射性物質對外界產生影響。福島核電站距離東京270公里,12日上午,日本首相乘直升機視察福島第一核電站,當時傳出的信息似乎也沒有預料到核電站事態會迅速惡化。13日下午,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兩次爆炸,14日上午發生第三次爆炸,15日上午再次爆炸,測得放射物質量急劇增加。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在 13日清晨宣布,核泄漏事件至少已經造成160人遭到核輻射。

  生活在核電站附近的居民,從地震發生後開始盡可能地疏散,恐慌的情緒正在彌漫。開車帶著孩子和日用品趕路的一位日本女士說︰“我們家離核電站大約20公里,雖然政府表示這是安全距離,但我們還是打算住到父母家里去,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到自己家。”

  目前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被評定為4級事故,對核污染擴散的擔心,甚至已經延伸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中國環保部要求東部沿海加強對輻射環境自動監測站的監控。日本官方和其他相關專家都認為,福島的核泄漏事故不能與切爾諾貝利相提並論,目前的核泄漏情況遠遠不及那一次災難,但人們還是會因為切爾諾貝利的陰影,對核泄漏充滿恐懼。

  1986年謝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故,是史上最嚴重的核污染事故。據估算,核泄漏事故後產生的放射污染相當于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產生的放射污染的100倍。爆炸造成的直接死亡可能達到近10萬人,而核輻射導致癌癥、嬰兒畸形、土壤污染等帶來的間接傷害,則無法估量。

  核電技術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著核安全的重大挑戰,多年來反對核電應用和核電站建設的聲音,也從未停歇。在福島核電站發生爆炸之後,德國南部城市斯圖加特爆發了約6萬人參加的反核電站示威活動,游行的人群要求德國政府關閉德國所有核電站。同樣處于地震多發帶的台灣,民眾也開始擔憂核電站的安全。

  事實上,所有國家的核電站,都被作為最重要的工業設施進行建設,同時代最好的安全技術,幾乎都被不惜成本地投入到核電廠的建設中。特別是在地震多發的日本,核電站安全工程和管理水平,被認為是世界一流的。盡管如此,當超強地震來襲,核泄漏還是未能幸免。任何技術的應用都伴隨著風險,越是高效的技術,風險也可能越大。但在能源需求和安全風險之間,現代城市必須做出選擇。

  

  難逃火海

  11 日日本東北地震中,另一個讓人觸目驚心的景象,是如火山岩漿一般蔓延的火海。地震當日,日本自衛隊從空中拍攝到氣仙沼市的悲慘一幕,黑夜中,氣仙沼市已經完全看不到房屋、街道,熊熊燃燒的火焰在蠕動著的水面上前行,燃燒面積超過5公里,淹沒城鎮。截至目前,還沒有更多的信息從氣仙沼市傳出,火海究竟吞噬了多少生命尚不得而知。

  氣仙沼市位于仙台以北 127公里,是一個擁有7萬多人的漁港和輕工業小鎮。之前的分析認為,火災可能是天然氣管道破裂引起,也有可能是汽車或者輪船在被海嘯顛覆後,燃油泄漏造成,另一些報道認為,海嘯沖壞油槽,造成漏油起火。地震後的第四天晚上,氣仙沼市不但沒有傳出好消息,相反,又一場大火開始在市區中心燃燒,持續9小時以上。

  除了氣仙沼市,在地震4天以後,日本東北沿海還有多處煉油廠、電廠的火災未能得到控制,千葉縣市原市的科斯莫石油公司千葉煉油廠在地震當天發生爆炸火災後,滅火行動持續到14日仍不能控制火情,沖天的火光和濃煙比災難電影畫面更讓人震撼。

  地震後的火災,對于日本來說並不陌生。1923年關東7.9級大地震,發生在橫濱、東京一帶。當時的東京市區中,木質建築佔了大多數,地震引發的大火,很快將木屋串聯起來,東京市區陷入火海。震後的火災,幾乎毀滅了整個東京,在1923年地震中死亡和失蹤的14萬余人中,東京有4萬余人死于火災中的烘烤或窒息。

  今天的日本大城市里,木質房屋逐漸減少,樓房不再那麼易燃。但與此同時,天然氣管道、油庫、煉油廠等為現代生活服務的設施,卻像埋藏在城市地表下的“定時炸彈”,在震災來臨時引發火災,帶來次生災害。與近90年前相比,日本城市已經經歷了巨大的變化,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與彼時完全不同,但在地震後的火災面前,90年前後的景象,似乎又沒有太大差別,現代設施在制造便利的同時,也制造了風險。

  “城市病”爆發

  9級地震沒有給首都東京帶來嚴重的建築損壞,盡管房屋搖晃劇烈,但基本沒有發生倒塌,東京地區死亡4人。東京“幸運”地躲過大震,但隨著當天夜幕的降臨,整個城市還是陷入癱瘓。

  東京是世界第二大城市,東京和周邊地區組成的東京都圈,人口達到3000萬人以上。作為世界經濟中心和最繁華的都市,東京每天的正常運營,依靠發達的交通系統。大多數東京人像候鳥一樣,白天在市區工作,下班後則搭乘地鐵、輕軌、火車,或者依靠高速公路回到東京周邊的住所。特別是密布城市的有軌交通網絡,是東京交通的命脈。地震多發的日本,為了保證交通安全,設計了極其完善的地震交通報警系統,地鐵、火車在接收到地震信息後,會立即做出停車反應。11日下午地震發生後,包括無人駕駛輕軌列車在內的正在行駛的電車,自動啟動緊急制動,停駛在半途,乘客們只能下車沿著軌道步行撤離。

  到了當天下班時間,乘客們聚集在車站等待交通的恢復,而東京的路面道路則變成超級停車場,汽車長龍寸步難行。一些人看到交通恢復無望,開始徒步回家或者投靠親友,還有一些人選擇留在公司過夜。東京交通直到地震後第二天才逐步得到改善,但到14日,JR線、東海道線等重要的鐵路線路,仍然停運。發達的有軌交通路網,一直是東京人的驕傲,因為便捷的交通網,超大城市變得“很小”。不過在震災緊急情況下,路網的癱瘓也直接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很多人因為有軌交通的停駛,而無法上班或者上學。

  對于受災更加嚴重的地區來說,高速公路的中斷,更是直接影響到食品的供給。在宮城縣重災區,很多超市、便利店已經因為貨物賣光而關閉。在平常的日子里,城市人很難感受物資流通的重要性,但交通一旦中斷,人們發現城市生活立即無以為繼。

  停電,是震後讓日本人焦慮的又一個難題。日本政府13日宣布,由于地震對電力系統造成損壞,東京都圈將從14日開始實施分區停電,這是東京都圈自二戰以後第一次大規模的停電計劃。盡管14日白天停電計劃並沒有執行,但超市的即食食品已經被搶購一空,對于現代都市人來說,如果沒有電,包括飲食在內的最低生活需求都難以滿足。

  一組由衛星拍攝的全球夜間景觀照片,曾被用來作為分析各國貧富差距的依據。在照片中,日本國境內從北到南的每一個角落,幾乎都被照明覆蓋,而且亮度遠遠超過鄰近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和南亞發達國家。電力不僅是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支撐日本經濟的最重要動力,盡管東北地區不是日本經濟最重要的基地,但一些汽車、電子相關制造業的停產,使得地震對經濟的創傷逐漸顯露出來。

  超級都市,是日本經濟實力的體現,也是發展中國家城市效仿的榜樣。但是,超級都市和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也隱藏著各種風險,日本東北9級地震後爆發的“後現代震災”,也許能夠給那些正在追趕東京的城市一些警示。

  構築亞洲防災體系

  有專家已經提出,東亞可以逐漸建立一個亞洲防災體系和跨國災害救援支援體系,這個體系應該包括倉儲物流體系、專業人員體系、資金體系等。其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亞洲的自主災害預防救援體系。

  目前日本政府已將此次地震震級調至9.0。各種圖像顯示,狀況慘烈異常,許多城市徹底毀滅,最終可能死亡人數可能達到數萬人。更為令人驚心的是核電放射物質泄漏。專家指出,輻射威脅半徑有可能達到100公里。目前,東日本地區的災區缺水缺電,食物供應匱乏。此外,整個東日本鐵路系統陷入癱瘓狀態。

  據悉,已有包括中國在內的79個國家地區提出對日支援。日前據日本媒體報道,美國將派航母前往日本支援救災。日本國內對此是否歡迎尚不得而知。對于這次重大地震災害,中國輿論表示同情並主張對災區人民支援,這個消息讓日本感動。3月14日,中國救援隊第一批人員15人已經抵達東京,並奔赴現場。

  這場巨大地震,不但對日本國民心理產生重大震撼,也將影響日本國民對今後國家安全構築的思想。因此,如何構築“後地震”的東亞安全體系,將是該地區國家、人民的共同課題。

  3月13日東日本各地電視台公布各地輪番停電的消息,筆者所在地每天將停電3至6小時。地區廣播站不斷播出有關停電的最新信息。停電將對高層居民公寓發生重大影響,筆者居住的28層公寓中,老人居民很多,他們的飲食面臨嚴重威脅。

  面對我們東鄰的重大災害,中國應持何種態度?我們同為人類,應對日本表示發自內心的同情。除同情、慰問之外,我們應以更遠大的視野看待對日災區支援問題。

  具體來說,日本災民需要什麼?這次災害的後果是復合性的。當前,福島核電站附近居民需要放射線防護用具,此外災民還需要救助。從長期來看,災民需要水、食物、奶粉、汽油、帳篷、臨時廁所、衣物等。此後,他們還將進行災區恢復,道路和民宅的建設,也需要鋼鐵、水泥等建築物資。

  中國在四川大地震、奧運會以及上海世博會中培養出的義工精神,可為日本災後救援、恢復提供援助。

  有專家已經提出,東亞可以逐漸建立一個亞洲防災體系和跨國災害救援支援體系,這個體系應該包括倉儲物流體系、專業人員體系、資金體系等。其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亞洲的自主災害預防救援體系。

  在災害救援問題上,我相信“遠親不如近鄰”。中日同為亞洲國家,我們應提倡亞洲人彼此幫助。

  震後,日本正在反思,也衍生出一種新的安全觀、安保觀和價值觀,以日本地震以及震後狀況為鑒,中國很有必要建立新的安全觀,全面反思目前的城市建設、核電安全、物流系統安全等。這次東日本大地震,讓該地區人民懂得了建立東亞集體安全保障體系的重要性。面對巨大災害,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單獨應對。

  還有專家提議,此次日本大地震之後,應促成新亞洲價值觀的形成。類似歐洲共同體的方式並非是地區合作的唯一模式,我們完全可以走一種亞洲模式,即通過對各國大型災害展開人道主義援助,構築東亞安全共同體。

  專家們建議,這個組織首先應成立一個超主權的東亞災害獨立基金。基金通過自主運營,逐漸增加自己的金額。同時,在這個機構下,還應建立一支常設救援隊。這支隊伍平常訓練,災害時則以最短時間奔赴現場。此外,“東亞災害應對機構”還應建立一個統一的儲備倉庫,並在各國設立合理的物流據點。倉儲應該包括食品飲料、藥品、帳篷、衣服等。同時,還應擁有直升機、大型貨機等。這些貨機可隨時將救災物資運往災區。
 
 
 

 

冬牡丹/切爾諾貝利事故中拯救歐洲的人們/核恐慌全面來襲
發佈時間: 3/16/2011 1:52:22 PM 被閲覽數: 36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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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音系情】伍芳:《冬牡丹》专辑选听。。。

来源: 小得2011-03-16  wenxu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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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介绍】

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发生7.2级大地震,伍受天先生的长女伍鸣(当时27岁)死于兵库县西宫市老式租赁房中。伍鸣1986年赴日,199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刚跨出实现梦想的第一步时,却发生了不幸的悲剧。地震发生时,妹妹伍芳因为到外地去滑雪,幸免于难。在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已经成名的古筝演奏家伍芳和二胡演奏家刘峰,琵琶演奏家阎杰以及一些活跃在日本演艺界的华人代表参加了在神户举行的赈灾义演,继承姐姐的遗志,在促进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伍老先生遭受了丧女之痛,巨大的打击使他身体一下子垮了。。。伍鸣离开人世后的第5年,让伍先生重新振作起来的是中国传统乐器二胡。“也许可以通过音乐来表现那种无法愈合的悲伤。”他重新拾起过去因工作繁忙而长久被置之一旁的二胡,开始自己作曲,借此寄托对亡女的哀思。在背后支持伍先生的是赴日发展的古筝演奏家,二女儿伍芳。伍芳把“姐姐的美丽和坚强的印象”编写进父亲创作的曲子,用古筝的强音为父亲悲伤的二胡伴奏,录制成了这张感人至深的《冬牡丹》。 一曲《冬牡丹》让多少人戚然泪下,弦中哀思,
闻者动容,感叹生命之脆弱犹若蝴蝶起舞飘忽不定。。聆听,为逝去的眼下的悲苦喜乐献上一瓣绝美的牡丹馨香;聆听,为灾难中的人们祈祷,因还有明天。。。

(小得编撰制贴,3/1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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