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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罕见披露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 助中共壮大 多维新闻
去年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抗战胜利源自中共领导。另外，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颇广，在学术界也颇多议论，但罕见媒体公开报道。近日，上海媒体《文汇读书周报》披露，日军入侵帮助中共壮大、扩充自己，最终推翻国民党，毛泽东因此感谢日本。
《文汇读书周报》上月底发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的书评《〈“中间地带”的革命〉告诉你：中共何以必胜？》说，该书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自云：“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结论已然呼之欲出。
陈铁健引用中共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说，毛泽东在1950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2008年，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曾刊文《正确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一语》称，“感谢”敌人、“感谢”对手及其类似的用词，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不过，陈铁健对此并不认同。他引用抗战史专家张振鹍《“感谢”就是感谢》一文解析，日军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次次发起进攻，一次次打败中国政府军，一次次扩大占领地，也就一次次“削弱了蒋介石”。日军占领中国广大地区往往占领而不稳，不能完全占领，甚至完全不能占领。这就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了有利的活动空间，他们深入敌后各地，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对敌斗争；开展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骚扰敌人，打击敌人，清除敌伪势力；壮大自己，扩充自己，把游击区变为抗战根据地。这就“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这样的根据地由原来的一个陕甘宁边区，变成了抗战胜利时的19个，皆由原国民政府统辖地转变而来，日军占领成为这种转变的桥梁、枢纽。所以，毛泽东充分肯定日本“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是他真情的流露，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也不是表演幽默。
陈铁健认为，出于革命的功利主义，顺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中间地带”论并无多大理论色彩，而在于强调中国独立于美苏两国之间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周旋于两国政策的缝隙之间，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以实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革命胜利后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但毛泽东心中的革命功利主义却始终未变。
杨奎松指出，“毛泽东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从苏联来的”。
中苏之间即使存在分歧，“他也仍旧会把两者间的关系看成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甚至看成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19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后，中苏两国冲突不断，从打口水战到刀兵相见，即使如此，毛泽东治国治党治民理念中的“革命”、“消灭”观丝毫未减，依然是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
另外，《“中间地带”的革命》还披露，苏联给中共提供了巨大的武器和资金援助。例如，1945年10月，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苏军允许在一个月内向中共军队提供步枪30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这仅仅是个前头。1947年苏联向东北、华北中共军队提供15,100万卢布的援助，1948年增至33,540万卢布，1949年更增至42,060万卢布，各类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交付中共东北、华北部队，足以装备几十万大军。这哪里是“小米加步枪”，而是“大炮加机枪”了。
《“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修订再版。杨奎松再版序云：“这本书讲述的一切，可以让读者了解，历史上那些成功者实在太幸运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晚年毛泽东的悲剧，正是这样的“大错特错”酿成的。
陈铁健没有具体指明毛泽东哪一年对谁说过“感谢日本侵略”。据《正确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一语》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李东朗说，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编者
2011/3/20 消息来源：腾讯 [导读]陈立夫认为，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面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资料图：冀朝鼎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蒋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则评价:“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根据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封信给他以很大的鼓励和安慰。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廖训振告诉记者，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面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
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这样，过去由江浙财阀支持的国民政府，一跃而控制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南京不仅通过战争整合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也终于有实力从经济角度去统一割据。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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