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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弄国务院 的官员到新加坡学什么?/重庆20万干部下乡驻村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發佈時間: 3/21/2011 4:28:58 PM 被閲覽數: 18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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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弄国务院”的官员到新加坡学什么?
2011/03/21 | 羊城晚报
“陕西省纠风办是被下级部门糊弄了?还是在糊弄国务院纠风办?”一位名叫王金伍的“公路三乱”投诉人发出追问。(《中国青年报》3月19日)
原来,去年9月、10月,王金伍向国务院纠风办发出5起投诉,反映渭南 、宝鸡 、榆林 等地的“公路三乱”问题。今年,陕西省纠风办向国务院纠风办提交了对这5起投诉的答复。国务院纠风办将回复发送到王金伍的个人信箱里。令王金伍感到意外的是,5个答复除了开头的督促单位不同外,正文内容竟然如出一辙,都是“对投诉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与举报当事人进行了沟通协调,妥善进行了办结处理”。事实上,被投诉的问题不仅没有“办结”,甚至连调查和沟通都没有,完全是“赤裸裸的造假”。所以王金伍才提出了开头的疑问。
对于国务院纠风办转发的投诉没有认真查处,居然编造谎言上报国务院,这种撒谎胆量也太大了。而据陕西省纠风办分管“公路三乱”的康姓主任说,“(5起投诉)从接到举报到查处,都是我们一把手主任在处理。”这位一把手主任现在正在新加坡学习,名叫郑东平 ,“大概10个月”才能回来,记者根本无法联系上。
我忽然愤怒异常:这样敢于糊弄国务院的干部,还到新加坡学习什么?他学习了有什么用?
一个连国务院都敢于糊弄的干部,平时干起工作来,当然更是靠糊弄混日子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去年4月8日,《中国青年报》曾刊出《天价拖车费 施救如打劫》一文,反映陕西商洛 12公里路违规收取拖车费上万元一事,引起社会极大反响,时任陕西省省长袁纯清立即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核查此事。经查,媒体反映情况基本属实。针对存在的问题,陕西省监察厅提出“将超标准收取的费用如数退还当事人”等处理意见。但时至今日,“多收费用至今仍分文未退”。陕西省纠风办办事如此拖拉、推诿,对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你能指望他到新加坡学习一下就能变好吗?
而当一把手郑东平到新加坡学习,家里的工作就更是一塌糊涂了。3月1日16时,记者通过传真,将采访函发给陕西省纠风办。传真传发成功两次后,该单位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男性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传真件“一直没收到,我的传真机子坏了”。记者要求对方提供另一个传真号码遭到拒绝,就请对方提供一个电子邮箱地址。该工作人员说:“你这样吧,你采访我们领导好不好?”“采访你们领导有联系方式吗?”“我不知道,你想办法吧,好不好……”电话随即被挂断。而3月10日记者联系上陕西省纠风办一名刘姓副主任,她在电话中表示已经收到记者之前传真过去的采访函。这样一个纠风办里真是养了一堆不办事的昏官,指望他们在陕西“纠风”,真是难于上青天。
查阅了新闻:从3月开始,来自中国22个省市的70多位干部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新一期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PAM)。看来,纠风办的郑东平去新加坡学习就是这回事吧?那么,这种学习除了让官员“镀金”,增加升官的资本,实在没有更大的意义。陕西纠风办的官员需要的不是培训,而是严肃法纪;如果说需要学习的话,那也不是学习MPAM,而是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
于是发现一个问题:选派人员到新加坡学习培训有什么标准和程序?对于那些缺乏起码的工作责任心,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的官员,谁派他们到新加坡学习的? □殷国安
| | 重庆20万干部下乡驻村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图) 2011/03/21 |  重庆市公路局干部在万盛区黑山镇北门村开展“三进三同”活动。
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困难群众“结穷亲”
重庆20万干部下乡驻村
【核心阅读】
现在的重庆,数以十万计的机关干部正参与“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35万名干部职工“结穷亲”57.6万户,结亲率99.4%,活动覆盖全市;在1.1万个村社党组织推广定期接访、进家入户走访、群众意见限期办理反馈“三项制度”,把群众的急难困苦化解在源头。当地群众评价,“大民小官”的政风正在形成。
机关干部接地气
“三进三同”参与率达98.9%
“这是我第二次入党!”重庆市委组织部干部王平这样由衷感慨。
在“三进三同”中,王平住进了云阳县黄龙镇老屋村91岁高龄的退伍老兵黄先春家里。老人曾立过赫赫战功,拥有3枚军功章,他在双脚浮肿、生活清苦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入党的信念。在代老人写入党申请书时,王平百感交集地说:“这是我思想上的第二次入党啊!”
“三进三同”,是指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1周时间,新提任领导干部、新招录公务员用1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制定这项制度,就是为了突破干部与群众联系方式的官僚化、联系渠道的狭窄化、联系手段的唯物质化,推动机关干部走下高楼、走出书本、走出课堂,根植沃土、接上地气,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摸爬滚打中触及灵魂、锤炼党性。”重庆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10年,全市机关干部参加“三进三同”近20万人次,参与率达98.9%。
按照重庆市委要求,重庆市的干部打起背包进农家,用农家筷、吃农家饭、睡农家床、盖农家被、干农家活,累计参加劳动85.2万天。
有需求伸援手
帮“穷亲”就业19.3万人
重庆市万州区普子乡碗厂村65岁的杨元云有5个女儿,但现在老人最惦记的却是他的“干亲戚”——区委党校干部周宗成。
“不仅是过年过节来看我,平时也非常关心我,真让我感动。”杨元云说,去年7月,他家的房屋失火,周宗成得知后马上就送来了慰问金;最近,杨元云查出患上了肾结石,周宗成得知后立即赶到乡卫生院,抓了10多服中药,在当天天黑之前再次上山,送到他家中,让他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跟工农群众交朋友,与困难百姓‘结穷亲’。”按照重庆市“结穷亲”的规定,市管领导干部每人结对帮扶1户困难党员、1户困难群众,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区县管干部每人结对帮扶1户困难党员或困难群众,一般干部职工以支部为单位集体结对帮扶1户以上困难群众或困难党员,每年到“穷亲”家中不少于两次。
在整个活动中,仅市领导就“结穷亲”74户。市领导的示范带动,有力地推动了活动深入开展。有的干部把“穷亲”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建起蔬菜、花卉、水果园,一年户均增收就达7000余元,老百姓把这称为“开心农场开心果”;有的群众在干部离村时泪流满面,自发“十里相送”……
除了逢年过节上门慰问,干部们对“穷亲”做到了有需求伸援手,有困难送温暖,保持联系走动。自活动开展以来,共帮助“穷亲”子女入学11.1万人、就业19.3万人,解决具体困难45.1万个。
进家入户走访
3年接待群众435.5万人次
春耕忙碌时节,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金家湾社村民蒋光福却因家庭困难、病痛困扰,一直为种地发愁。村党委书记卢云在“三项制度”活动中入户走访时得知后,立即为蒋光福购买了种子和化肥,亲自送到他的家中。接着,由村“两委”成员、大学生“村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春耕帮扶队,也来到蒋光福家,帮他犁田、锄草,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老蒋感激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
“过去赶车找干部,现在办事不走路,老百姓打心眼里欢迎‘三项制度’。”重庆市江津区大桥村村民周辉荣说。
重庆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从2008年起,重庆全面推行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即村社党组织书记每周接访群众、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该制度在设计上突出了硬性原则:接访要一人一记,一事一记;走访要分片包干,填写《民情日志》,一家一户建民情档案;对群众意见要限时办结反馈或作出解释说明,由群众评价签字。
3年来,重庆各级干部在“三项制度”活动中接待群众435.5万人次,走访群众4212.3万户次,覆盖97.5%的城乡居民,建立民情档案20万册。通过走访,切实改变了过去底数不清、情况不明、信息不畅的状况;共收到群众反映问题336.9万件,帮助解决281万件,全市信访量每年下降20%以上。
村(社区)干部在落实“三项制度”中也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重庆市綦江县文龙村党总支书记王成伟说:“过去参加选举没底气,现在不怕了,‘三项制度’让老百姓进一步了解我、信任我,今后选举,相信大家会投我的票。”(记者 崔佳)
人民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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