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曲》 The Melody of Yearning 来源: switchover 于 2011-03-22 16 wenxuecity |
【相思曲】
风悠悠，云悠悠，
Wind blowing softly, clouds drifting slowly,
南江晚秋，月映小桥头。
Southern river of late Autumn, moon reflecting under a little bridge.
情悠悠，意悠悠，
(My) mood flows like water, (My) mind drifting like clouds,
寒水孤帆，依依送君走。
A lonely boat sailing on chilling water, I farewell thee.
山高水长，
Oh (comparing to) towering mountain peaks and river stretching as far as eye can see,
最苦是离愁，
the worst part of my life is missing you.
鸟儿亦无语，欲诉还休。
Even the bird has stopped singing, and I too am speechless
山高水长，意留心头。
Even though we will be thousands of miles apart, I keep my love of you in my heart
只盼月圆时，再约黄昏后。
I only wish by the next full moon, we could be together again
(enjoying the moon light together thousands of miles apart).
| 51年彭德懷為何在軍委擴大會上發怒 為志願軍爭後勤保障 2011/3/23 消息來源︰學歷史 彭德懷本來就對甦聯拒絕提供必需的空軍、高炮部隊的援助惱火，在這內部會議上卻又出現這種強調困難的情況，立刻火冒三丈。他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吼聲在居仁堂回蕩︰“這也困難，那也困難，我看就是你們愛國，難道志願軍戰士們都是豬？
拍案大罵梁興初
為了打好出國作戰第一仗，彭德懷要第38軍于1950年10月31日晚或11月1日拂曉前攻佔軍隅里，向新安州突擊，截斷進佔雲山、泰川美軍退路並同另三個軍對敵實施全殲。但是第38軍軍長梁興初接到彭德懷10月30日晚的命令後，沒能立即率部出動，第二天才開始發起攻擊；而且在前進途中，又和沿途零散敵人戀戰，打打停停，結果又耽誤了一天時間。當他們比預定時間晚兩天即11月2日趕到軍隅里地區時，美軍憑借先進的偵察設備早已發現了志願軍的作戰意圖，開始全線向南撤退，攻擊線上的志願軍戰士們雖英勇作戰，但兩只腳攆不上快速逃跑的機械化美軍，致使彭德懷入朝第一仗的作戰計劃沒能很好實現。
寂靜中，彭德懷吼道︰“梁興初！你真是膽大包天，竟敢違抗軍令，你38軍為什麼不敢大膽攻擊敵人？為什麼那樣慢慢騰騰地前進？為什麼不根據志司(志願軍司令部，下同)命令插到敵人後面去？你說！你們為什麼不敢插？听說你梁興初是員虎將，我看你不過是個鼠將。一個美軍黑人團就把你給嚇壞了？我看你就是臨戰怯陣！就是貽誤戰機！就是違抗軍令！這是犯罪的行為！我彭德懷別的本事沒有，斬馬謖的本事還是有的！”
彭德懷氣得兩手都在微微顫抖，而梁興初也是面色難看，兩腿肌肉都在抽動。梁興初吞吞吐吐地想解釋一下，彭德懷又是一聲怒斥︰“你還說什麼，還強調什麼理由！這次如果38軍按司令部的命令插下去，肯定會消滅敵人兩三個師，結果只消滅敵人1.5萬人，沒有達到預想的戰果，這簡直是犯罪，你就是右傾！”
彭德懷的這一次發怒對各軍震動很大，在緊接著進行的第二次戰役中，志願軍打得很成功，殲滅美軍3.6萬人，特別是38軍以果敢堅決的行動堵住了美軍的退路，打得英勇頑強，使南逃北援之敵無法會合，在整個戰役中起了關鍵性作用。
為軍需怒震居仁堂
志願軍經三次戰役後，傷亡較多，兵員一時補充不上，而後方供應線又長達數百里，在美機不停的攻擊下，後勤供應出現嚴重問題，志願軍處于極端困難的境地，幾乎無法繼續作戰。彭德懷決心立即返回北京面見毛澤東盡快解決。
1951 年2月24日，軍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居仁堂總參謀部會議廳開始。彭德懷首先介紹了志願軍在朝鮮前線作戰中物資、生活、兵員等各方面存在的嚴重困難，他希望國內不論軍隊和地方都要全力支援。當會議討論到具體問題如何落實時，有些干部強調國內機構剛剛建立，許多問題一時還難以解決。彭德懷本來就對甦聯拒絕提供必需的空軍、高炮部隊的援助惱火，在這內部會議上卻又出現這種強調困難的情況，立刻火冒三丈。他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吼聲在居仁堂回蕩︰“這也困難，那也困難，我看就是你們愛國，難道志願軍戰士們都是豬？他們不知道愛國？你們去前線看一看，戰士們吃的什麼，穿的什麼！現在第一線部隊的艱苦程度甚至超過長征時期，傷亡了那麼多戰士，他們為誰犧牲？為誰流血？現在既沒有飛機，高射火炮又很少，後方供應運輸條件根本沒保障，武器、彈藥、吃的、穿的，經常在途中被敵機炸毀，戰士們除了死在戰場上的，還有餓死的、凍死的，他們都是年輕的娃娃呀！難道國內就不能克服困難嗎？”
彭德懷的發怒，令居仁堂里氣氛肅然。此後，北京等許多大城市的干部群眾晝夜為志願軍趕制炒面，迅速送往朝鮮，暫解了志願軍的斷糧之苦。以後隨著條件的改善，國內的支援工作逐漸走上了正軌。
痛心疾首罵韋杰
1951年4月，志願軍發動了第五次戰役。根據美軍的作戰特點，彭德懷于5月22日電令各兵團後撤時要留一個師至一個軍的兵力，采取逐步後撤、節節阻擊的戰術，殺傷消耗敵人，掩護主力轉移。
在後撤過程中，第3兵團所屬的第60軍在北漢江南岸，遭到美軍特遣部隊的割裂，處于三面受敵的不利態勢。5月25日該軍位置偏後的第180師搶渡過北漢江後，又被美軍機械化部隊隔離在漢江以北，同軍部失去了聯系。彭德懷得到報告後，立即電令第3兵團速派第60軍第18l師和第179師前去救援。但第3兵團司令部在後撤轉移途中，又遭敵機轟炸，一度與所屬各軍失去聯系。第60軍軍長韋杰雖知第180師處于困境之中，卻對派部隊救援不積極，措施也很不力，雖有支援的動作，但因為力度過小，無法產生效果。結果該師數千人沒有突圍出來，造成了志願軍入朝參戰以來的最嚴重的損失。
總結這次戰役經驗教訓的會議上，彭德懷在講到第180師受損失情況時，非常氣憤地讓第60軍軍長韋杰站起來，怒氣沖沖地高喊︰“韋杰，你這個軍長是怎麼當的？你像個軍長的樣子嗎？志司命令部隊後撤時，你們不研究具體措施和方案，而是照轉電報，為什麼不把各師安排好？你們那個180師，是可以突圍出來的嘛！你們為什麼說他們被包圍了？敵人的坦克汽車就是沿公路從180師前面過去了，敵人並沒有發現，他們中間也沒有敵人，後面也沒敵人，部隊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突圍出來嘛！哪有這樣驚慌失措地把電台砸掉，把密碼燒掉的？像你這樣的指揮員就是該殺頭！”
事後不久，第60軍軍長韋杰被撤職，第180師師長鄭其貴、副師長段龍章均受到軍法懲處。 潛伏在軍統頭子戴笠身邊的紅色間諜 破壞軍統潛伏延安 2011/3/23 消息來源︰倍可親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表面上依然高唱“國共合作”的調子，暗地里卻磨刀霍霍，積極準備打內戰，企圖徹底消滅在抗戰中茁壯成長起來的共產黨。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也十分活躍，在蔣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用自己掌握的秘密情報系統在延安大搞“滲透”。
1940年夏秋之交，戴笠通過電台親自與“西北王”胡宗南秘密聯系，要胡幫忙把自己的特務小組送入陝甘寧邊區。這是一次絕密行動，從人員挑選到行動實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兩人知曉。
然而，由戴笠派出的這支軍統特務潛伏小組剛進解放區就被抓獲了。戴笠得知後暴跳如雷，像個瘋子似的捶著桌子，踢著椅子，破口大罵。他的陰謀失敗了。他破壞陝甘寧邊區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罪證又被共產黨抓獲了，無法向蔣介石交待。作為情報專家，他使用的又是軍統電訊以外的密碼，且又經過自己加密處理，似乎已是天衣無縫。可這次行動敗得如此之慘，是他入軍統以來的頭一次，這是他不能容忍的。
如此機密的情報是如何落入解放區手中的呢？原來，在軍統局內部活動著我黨的一個地下“七人小組”。他們是張露萍(化名)、馮傳慶、張蔚林、趙力耕、楊光、陳國柱、王錫珍，其中張露萍是黨支部書記。這個在戴笠身邊臥底的“北斗七星”直接歸葉劍英在重慶創建的南方局軍事組領導。小組的任務是與南方局軍事組直接聯絡，負責傳遞情報，在戴笠的軍統特務機關內部發展黨員，壯大組織。
這個地下小組于1939年11月底成立，劉繼興考證，成立之初只有張露萍、馮傳慶、張蔚林3人，後來發展到七人。負責人張露萍以張蔚林妹妹的身份住在張蔚林家里。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喪心病狂的挑釁和進攻，及時掌握敵特情報，對于擊退反共高潮是十分迫切的任務。他們深知工作的艱險和任務的繁重，便夜以繼日地工作著，邊工作邊發展組織，為我黨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軍事和政治情報，使我黨在同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始終處于主動地位。
據黨史有關記載，當時“北斗七星”是這樣破譯“戴老板”密電的︰1940年7月的一個深夜，小組負責人張露萍忽然听到“的嗒，嗒的的的，嗒的嗒的”用“ABC”3個字的電碼來敲門的聲音。她知道是馮傳慶來了，這是他們最近約定的暗號。
馮傳慶氣喘吁吁地走進來。他那黑褐色的臉上，放出了異樣的光彩。
張露萍和張蔚林猜出一定是有要緊的事情，于是不約而同地問道︰“老馮，有什麼事？”
馮傳慶坐下來，從皮夾克的衣袋里，掏出一張紙，遞過來說︰“你們看。”
張蔚林接過來一看，知道這是戴笠發給胡宗南的一份絕密電碼，高興地說︰“這里面一定有文章！”
“是啊，所以我就趕緊抄錄下來了，我們趕快把它譯出來吧。”
他們3人在帶有黑布燈罩的台燈下，開始譯電。他們翻看了一本又一本密電碼本，就是翻不出它的原文來。馮傳慶摸著頭說︰“怪了，怎麼譯不出來呢？”
“這樣難譯，正說明它的重要。”張蔚林說，“這一定是戴笠發給胡宗南的絕密電報，否則是不會這樣難譯的。”
“是不是他們之間另有一本密電碼？”張露萍提醒道。
馮傳慶點頭說︰“很可能。”他忽然靈機一動，對張蔚林說︰“你把我放在你這里的那份講義拿來。”
“哪份講義？”“就是奧特萊斯的。”
張蔚林把美國密碼專家奧特萊斯在軍統密碼破譯訓練班的那份講義找了出來。馮傳慶接過來，一面仔細地翻看，一面不斷地思索。忽然，他拍著腦袋，恍然大悟說︰“這一定是戴老板和胡宗南兩人之間另有約定的密電碼，是在原有密電碼的基礎上，又做了加減的！”
馮傳慶一遍又一遍地做加減試驗，終于把電文譯了出來。電文是︰戴笠親自派遣一個潛伏小組，一行3人，攜帶小型電台，要通過胡宗南的防區，混入陝甘寧邊區，請胡宗南設法掩護，並協助進行。
這是一件關系到解放區安全的重要情報，是軍統特務反共的又一新陰謀，事關重大，一定要盡快把這一情況報告南方局。張蔚林認真抄寫好電文，交給了張露萍。這時，東方發白，天已破曉。張露萍連早飯都沒顧得上吃，便把這份重要的情報，送到南方局軍事組。
接下來便發生了本文開頭所說的結局︰軍統特務潛伏小組剛進解放區就被抓獲了。
我黨地下組織“北斗七星”戰斗在戴笠身邊，像一把尖刀刺入了軍統的心髒。他們在高度森嚴、極度機密的國民黨特務首腦機關里斗智斗勇大顯身手，構建了一個黨的 “紅色電台”，在看不見硝煙的戰場中同敵人展開特殊的戰斗。令人痛心的是，後來這個地下小組不慎暴露，七名成員全部被捕，並于1945年7月14日在貴州息烽集中營英勇就義，用生命書寫了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文/劉繼興)
| 冯玉祥的“猪骂”： 把党政军捧场官员都骂一遍
2011/03/21 |
北京日报
在夏威夷大学汉密尔顿图书馆中文书库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一本薄薄的蓝皮书，封面上印着《冯在南京》。这个书名有点奇怪，但“冯玉祥”三个字还是猛然从脑中闪出，于是立即翻阅。果然，从目录内容上来看确是有关冯玉祥的。封底标明乃是民国23年由政治研究社出版，作者曹弘忻在尾声声明：该书作于民国18年暑期，“我以我的名誉作保证，我的记述，那是确实的，没有半点不切事实的地方。关于冯焕章先生的言行，材料的来源，是十分可靠的”，作者以人格为担保的声明，着实吸引了我，于是将其借回读完。书中记述了自1928年10月冯玉祥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后几个月时间的奇闻趣事，其中虽不乏为大家所熟知者，但其生动与全面却是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其记述的冯玉祥言论十分契合李宗仁对其的评价：“口才伶俐，演说起来，幽默讽刺一时俱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听者处于尴尬万分的境地。所以冯氏实可说是一时的怪杰。”这本书的价值，并非只是它提供了展现冯玉祥的演讲风格的史料，也利于我们更直观地研究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从中得到些微的启示。
冯玉祥的“猪骂”
冯初到南京任职，在隆重的欢迎大会上，他毫无领情致谢的表示，却把犀利批评的炸弹猛烈地扔向前来热烈捧场的高官们，把党政军要害部门统统骂了一遍。
“诸位同志……当您在我未开口之先，您一定想：玉祥必有许多的甜蜜的话，恭维奉承的话，送给诸位。是的，我也想，对今天的主人，表明我所应有的客气与礼貌。但是，此刻，我把原来所想的话，说不出口来了。我觉得，我要是把那许多话说出来，那么我是太渺小了，太对不起诸位同志与我自己，并且对不起我们共同的事业。”
这种欲出还收的略有狡黠的口气是典型的冯氏风格，接下来就是一番狂轰乱炸：
“我们应当承认:中央党部的同志们，近来走上腐化的路了……我应当送给中央党部一副对联：上联是——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是否革命精神？下联是：一桌子水果，半桌子点心，知否民间疾苦？横批：官僚旧样。同志们！我们应当躬身自问：‘我们比北洋军阀强吗？我们没有走上官僚的路吗？这是我们要时时念着得呀！从今以后，我们要咬紧牙关，人家作六小时的工，我们同志的党员，便要作十小时；人家有八小时的休息，我们只要五小时。革命原是为大多数的，原是作牺牲的。党员绝不是特权阶级呀。如果人家作十小时的事，我们却作不了六小时，那么别人来革我们的命罢！’”
批罢中央党部，又批国民政府对待贪污的姑息放纵：
“中央对于这种事情，绝无办法。对于这种事情始终是以姑息处之……你们不要想，我们不予以惩罚，社会上便不知道这些坏事。那才真是欲盖弥彰呵！”
关于军队，他批评得更是直观形象：
“领饷多的，子弹足的，给养好的，多年都是在后方不打仗的。而一天只能喝小米稀饭的，没枪只有四五粒子弹的，没有人管给养的部队，却是在与敌人拼命。这，这是什么革命？这是什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办法？”
在这样的场合，又是以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却讲出这样大掴中枢官员们耳光的话来，实在令人惊诧。但冯玉祥似乎根本不在乎那些官员们的感受，依然照旧其嬉笑怒骂官府大员之能事。
最尖刻甚至有点粗鄙的话却是最后的“猪骂”：
“国民政府门前，不知道是谁养的猪。每逢我一来，他就哼哼，他一哼哼，我就出一身冷汗！我想，他是在骂我！他骂得对，骂得应该，——请想一想吧：猪所报答他主人的：猪毛，猪肉，猪皮，猪骨头，猪蹄，猪牙，猪血，哪一样儿不值钱？而他主人所给他的，不过一日两糠而已；我们呢？我们不如猪。我们的主人把脂，膏，血，汗，都给了我们；我们未尝把一分毫的利益与幸福给他们。猪还不能骂我们吗？我们对得起那八百块钱吗？”
他的这番“猪论”惹得众位委员无法再为自己加薪积极鼓吹了，此一议案于是搁浅。
天知道，国民政府的门前是否有这样一头猪，也许压根就是冯玉祥丰富想象力的结果，但冯氏的农民式的精明机智与政治理想可见一斑。
“特别花车”不是“革命特权”
1920年代的南京远远比不上上海的繁华热闹、摩登逍遥。于是，辛苦了一周的国府要员们，每每周末挈妇将雏去上海度假。此一行为在现代政治看来似乎是颇为人性和合理的，毕竟人是有休息权的。问题是，政府的交通部门必须要为他们准备专用的特别花车来接送他们。冯玉祥对此颇为不满。他专门找到孙科，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我从良心上说：我真不知道，这些朋友们，每礼拜要去上海的意义与重要性，是什么！他们的职责不是都在南京吗？为什么非要去上海不可呢？……为什么国府委员个人到上海租界逛逛，也要路局替他们预备所谓特别花车呢？”
而最为他所难过的是当时交通拥挤不堪，普通民众连站票也难得一求，冯玉祥难过地叙述了自己一日在火车站的亲身经历：
“我看见，我们那花钱买票的好国民，在车里的，简直是完全粘在一起，像一车人肉饼子。可怜！他们只有动头的份，身体，是完全不能移转！……我看见一对老夫妻，穿得也很清洁的。先由老头把老婆送上去。再由上去的老婆，用绳子把她孩儿系上去，一边再由底下的老头托着小孩，一点一点的往上送。当地下只剩下他自己了，可怜那白发的老先生呵！他刚刚把两脚放在车窗上，预备往篷上去的时候，唉！一声笛鸣，正是委员的特别花车挂钩。可怜那老先生，手颤无力的，竟然被无情的车摔下来，仰卧在站台的硬地上；还要受冷酷的路警手棒的几击。车篷上的老婆，看见老汉摔下，想望望他，几乎也作了第二个不幸者。而小孩，因为惊吓，早已大哭起来了。——于是，地上的嘟囔着，篷上的嚷着，小孩哭着，路警骂着；几个找不到位置的乘客，围着。……我们特别花车的委员们，在五彩灯光底下，而现鄙夷不屑的神气，也在望着！”
也许受老冯这番声情并茂的控诉所感动，孙科慨然同意与冯一起联名提议取消特别花车，当然完全取消是不可能的，只是变通了一种方式：在普通列车上加挂三辆头等客车。
这些言行发生在一生不嫖不赌不毒不贪的冯玉祥身上，一点不足为奇。但这在鱼龙混杂的官场，尤其是缺乏严密纪律和严格政治操守的国民政府里，却是惊世骇俗的。冯玉祥似乎是个官场愤青，颇有海瑞、包公的气度。无奈这是在同整个体制作战，不，是在同整个政治文化传统作战，其后果自然不言而喻了。据他的部下讲，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这样说道冯：“没有一个人能与老冯相处和合作的。”所以，他自己也始终在此环境里落落寡欢，郁闷不堪，加之派系争权夺利，他不久自动离职逃走。
冯玉祥知晓民间疾苦，为人虽机智灵敏，然在世道日下、军阀混战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下，出于中国朴素的民本主义、民生主义、传统英雄主义的驱使，加之各种新颖的救国救民思潮的不断侵染，使之没有一般军阀官僚的私生活腐化的弱点，且怀有为民请愿的传统中国政治公德。其道德理想主义之重已到了“不仅我是圣人，大家都必须是圣人”的境地，实有超度一切的神圣责任感。如其仅为一介文人，自可任由使之。只是他是政治茶座中的重要成员，你不喝茶尚不可以，何况还不让他人品味？更重要的是，政治现实主义使他这个精明的政治军人不能不常常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有时也难免落下被人诟病的地方，甚至以为其是作秀。平心而论，他的有些道德主义的主张是在当时难以实行的，就是再过100年也难以完全实施。比如，军队为了正规化而实行下级面见上级必须敬礼的制度时，他也加以反对，以为这与行跪拜礼是一回事，这就有点苛刻了。说到底，他是没有清楚平等与平均的政治含义。但这是符合民意的，所以中国的政治生活里必须要有这样的人物，否则人们可能对这个体制就会绝望，正气歌就没有人演唱了。 程美东（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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