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撤僑1918︰
北洋政府從俄國武裝護僑百萬人大撤退(圖)
2011/3/24 消息來源︰網易
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給中國帶來嶄新的主義之前，先帶來了一個嚴峻的現實挑戰︰100多萬滯留在俄羅斯境內的華僑，面對混亂而血腥的俄羅斯內戰，其生命和財產都遭到空前威脅。
告急文電雪片般地從海參崴飛往北京︰
同胞正在挨餓，一些華僑的日均糧食只有4兩……
同胞正被劫掠，無論“紅”“白”，只要是扛著槍的老毛子，都把華僑當做予取予奪的金庫……
同胞正被屠殺，俄羅斯相互對立的武裝派系，都強拉華僑的壯丁，套上一件髒兮兮的軍裝，這些只听得懂“烏拉”的中國人，就被投入到了槍林彈雨之中。即使未被強拉壯丁的，也在一撥撥穿制服的強盜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甚至連以“護僑”名義出兵俄羅斯的日本軍隊，也莫名其妙地對華人大開殺戒……
百萬華僑翹首南望，向著北京求救。
此時中國得到國際承認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卻焦頭爛額，一邊要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一邊要應對山頭林立的國內各派勢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裝暴動的革命黨，牽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黑暗、腐朽、反動”的北洋政府，也頂住各方壓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亞武裝護僑——甚至不顧日本的威脅警告。
這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執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動用軍事力量，以保護僑胞的利益和安全。1918年，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
4000名中國陸軍、1艘中國軍艦，在五色國旗的引領下，開進了海參崴、開進了西伯利亞，開進了這片曾經飄揚著黃龍大旗的林海雪原……
遠東告急
此時，滯留在俄國境內的華僑，足有百萬之眾。他們之中，除了傳統的商人、手工藝人之外，還有數十萬派遣到“一戰”前線去的華工。
西伯利亞實在太廣袤了，廣袤得足以消弭任何來自歐洲的澎湃浪潮。
來自聖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時，幾乎只剩下了幾朵小小的浪花。遠東地區不足1萬人的布爾什維克，並沒有足夠的號召力，更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在通過突然的軍事政變佔領了伊爾庫茨克、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利（哈巴羅夫斯克）、海蘭泡（布拉戈維申斯克）等戰略要地後，新生的甦維埃政權很快就被顛覆，布爾什維克依然只能在地下進行游擊戰。
遠東地區陷入了拉鋸戰。
佔據優勢地位的是捍衛舊政權的白衛軍(White Guard)，但也在走馬燈般地替換著領袖和政權名稱，“西伯利亞臨時政府”、“西伯利亞自治臨時政府”、“全俄臨時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罷我登場，一片鼎沸。
此時，滯留在俄國境內的華僑，足有百萬之眾。他們之中，除了傳統的商人、手工藝人之外，還有數十萬派遣到一戰前線去的華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加入了協約國的陣營，派出了大量華工，其中不少由陸路經俄羅斯前往前線。俄國陷入內亂之後，這些華工陸續匯聚到伊爾庫茨克等地，處境悲慘。
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遠東之後，海參崴等地的局勢也開始不安，暴動的消息一日數驚。當地華僑紛紛涌向中國駐海參崴總領館，“來館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國方面已經完全失去了對局勢控制的情況下，華僑團體如海參崴中華總商會、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伯力中華總商會、阿穆爾省華僑總會等，都緊急呼吁祖國派兵前來護僑。
海參崴中華總商會在給中國總領事館的急函中，請求“即派軍艦來崴保護，並遣陸戰精兵，發往離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屬之圖們江，及東寧縣、虎林縣、綏芬河四處預先駐扎，一旦有事，調遣較易。”
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在給大總統、國務總理和外交總長的急電中，呼吁“若不從速進兵保護，不念華僑受其涂炭，即中國權利亦將損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
伯力中華總商會在發給北京的電文中說︰“交通斷絕，險象環生，僑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鑒原，迅賜設法派兵保護”。
阿穆爾華僑總會在發給北京的長電中，甚至詳細列舉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護華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之外，也鮮明地提出了，此時正是從俄羅斯手里收回晚清所喪失的利權的好機會，並且趁俄國動亂之際，在遠東地區進行經濟上的搶先布局，總之，出兵“于僑民、于國際，有百益而無一害”。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和黑龍江督軍孫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電，“商民呼吁乞援之電，日必數至”，黑河商會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陽，不得出兵誓不罷休。
身在動亂災區的中國外交官們，對華僑們呼吁祖國出兵給予理解和支持。中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陸是元，在第一時間將海參崴的危機進展、華僑的艱難處境及熱切盼望，急電傳回北京，並建議中央“及早籌維，為未雨綢繆之計”。
但是，北京似乎相當為難，未能立即確定出兵。急不可耐的華僑們，說出來的話就不很中听了。“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公開指責北洋政府:“華商經營俄邊界阿穆爾省，現值內亂、政亂，兩黨爭權奪利，全省響應，華僑人口數十萬，財產數萬萬，受該亂黨擾害，實不聊生，屢請黑龍江督軍進兵保護，苦無中央命令，未敢擅進，意將華僑生命財產置諸腦外。”
“海容”出擊
國務院隨即進行了討論，終于在3月13日決定:派遣一艘軍艦前赴海參崴護僑，由海軍部負責落實。海軍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號巡洋艦擔負這開天闢地的出國護僑任務。
其實，當外交部收到海參崴總領館報告的第二天，就立即與海軍部展開了磋商。此時，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發僅35天，考慮到十月革命波及到遠東的時差，北洋政府的行動可以說是非常及時、迅速的。
對于派遣軍艦護僑，海軍部毫無異義，認為理所當然，但是，“現時國內多事，軍艦不敷分布”，愛莫能助，只能通過外交途徑為華僑盡力提供救助。
海軍部的婉拒，絕非推托搪塞，此時國內的確是多事之秋。
這年7月，孫文在廣東聯合西南軍閥等，發動第一次“護法戰爭”。海軍總長程璧光率領北洋第一艦隊，投奔了南方陣營，這導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軍力量大為削弱。俄國內戰導致華僑告急之時，祖國的內戰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種勢力在動听的口號下互不相讓，紛紛指責對方“假共和”，宣稱自己才是“新共和”。遙遠的西伯利亞的華僑命運，也就只能留給當家當得焦頭爛額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
對于海軍部的婉拒，外交部卻並不氣餒，當天再度發函，要求海軍部以華僑為重、以大局為重。海軍部一時處在兩難的境地，直到半個月後的聖誕節當天，才答復︰依然是無艦可調。
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海參崴中華總商會、伯力中華商會等華僑社團相繼到中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請願，1918 年1 月8 日， 陸是元總領事再次致電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斷調集軍艦護僑，“以慰華僑之恐慌”，“以壯華僑之膽”，並“派得力陸軍駐扎東寧、虎林、圖們江、綏芬河四處”，確保撤僑通道的暢通。
1 月19 日，外交部將海參崴總領事館的電報提交國務會議審議。依然被南方動亂攪得一團混亂的中央政府，同意了護僑之事。國務會議決定，由陸軍部會同奉天、吉林兩省，抽調陸軍進駐圖們江，保邊護僑。2 月16日，國務會議又決定，由吉林督軍調兵綏遠，保護伯力華僑。但考慮到出兵入俄將引發復雜的國際問題，軍隊不得越境行動，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僑通道的安全與暢通。
控制東北的張作霖等奉系軍閥，與控制北京的皖系軍閥，並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護僑的問題上，雙方罕見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兩省奉命，立即抽調了大批兵力。張作霖等還在華僑中推廣自我保護辦法︰“一、財產造冊送交俄官，以為損失索賠根據。二、緊急時懸掛國旗，標示華僑。三、各商設團自衛。”
但是，這種隔靴搔癢的辦法已經無法應付俄羅斯越來越惡化的局勢。2月份，布爾什維克在海參崴暴動，推翻了當地舊政權，卻未能控制局面，海參崴社會秩序徹底崩潰。日本、美國、英國也已經派出軍艦，進行武裝示威。
此時，南方“護法”陣營圍繞著擁護孫文還是擁護約法，發生了分裂。孫文希望借護法戰爭之機會，建立自己的軍隊，要求海軍總長程璧光率艦隊與他協同，攻擊駐守廣州的桂軍。桂軍乃是“護法”同志，如此內訌，遭到程璧光拒絕。孫文遂帶人強行登上同安、豫章兩艘軍艦，並轟擊廣州城。程璧光事後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兩艦艦長的職務，但2月26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孫文與桂系相互指責對方是幕後的凶手，而若干年後，“大元帥府少將參軍” 羅翼群透露，殺手是由孫的親信朱執信親自安排（《有關中華革命黨活動之回憶》），這與蔣介石暗殺革命同志陶成章如出一轍。程璧光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懸案。
護法軍的內訌，令中央政府的壓力大為緩解。2月27日，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殺的次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駐海參崴總領事邵恆睿的緊急報告，指出︰日、英、美都以“護僑”為名派出軍艦，作為協約國的成員之一，“我國既已實行加入戰團，亦當速派軍艦來崴，相機應變，不但得以保護僑民之生命財產，假令一旦失和，俄國退讓之際，該三國對于俄國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爭利權，提起分割租界事，該三國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載不遇之機會，而我國僑民較諸他國眾多，若無武力以作後盾，未免向隅矣。”
邵恆睿在發給北京的電文中說:“我僑民之眾，關系之巨，處常之難，應變之險，遠非他國之比。果真處于絕交或交戰地位，又或猝值暴變，人有自衛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掉而去，我將焉往。前慮運糧為梗，我先受餓，茲虞風雲莫測，我先蒙難”。
國務院隨即進行了討論，終于在3月13日決定:派遣一艘軍艦前赴海參崴護僑，由海軍部負責落實。海軍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號巡洋艦擔負這開天闢地的出國護僑任務。
“海容”號巡洋艦，是當時中國海軍的主力軍艦。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向德國伏爾鏘造船廠訂造了3艘軍艦，排水量2950噸，分別命名為“海容”、“海籌”、“海琛”，軍史上統稱為“海容級巡洋艦”。3艦在1937年抗日戰爭中，均悲壯自沉于江陰附近的長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軍的進攻之路。
中國派遣軍艦赴俄護僑，激怒了日本。此時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衛體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滿地區”（東北北部）的特權。中國的單獨行動，大大打亂了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計劃。可以說，“海容”號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單薄，對護僑來說，實際意義並不大，但這不僅是中國執政者第一次通過武裝護衛的方式表示對海外僑胞的關切，更是在當時的弱勢環境下，對日本逼迫的一次“軟”對抗。
在日本的高壓下，中央政府一邊盡力敷衍日本，另一邊敦促“海容”號盡快成行，將生米煮成熟飯。外交部不斷催促海軍部，“即日開駛”，並電告海參崴總領館，切實做好“海容”號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補給供應。4月9日，在日本的一再責難下，“海容”號駛離國內軍港，4月16日在華僑們的歡呼聲中，進入了海參崴港口。
此時的海參崴港口中，已經有了另一艘懸掛中國五色國旗的商船“飛鯨”號。“飛鯨”號屬于國有企業“輪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參崴撤離華僑。這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動用民用交通工具從海外撤僑。早在確定了“海容”號巡洋艦赴俄的同時，中國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東三省地方，緊急加派機車、商船，從陸海兩路加快撤僑。“飛鯨”號于4月10日出發，先期到達了海參崴。
“海容”號巡洋艦抵達後，“飛鯨”號的撤僑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當俄方禁止華僑們搬運兩具棺木上船時，在外交交涉無效的情況下，“海容”號巡洋艦應總領館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邊檢人員也只能退讓，“始得將樞裝運”。“海容”號巡洋艦抵達後的第三天（4月18日），“飛鯨”號就滿載了1165名華僑，起錨返航煙台港。
“海容”號巡洋艦在海參崴，還多次派兵登陸，前往保護因爭奪工作機會而被當地人包圍的華工。幾次三番武裝示威後，針對華人的暴力行為大為減少。
與此同時，中央宣布放松自上年聖誕節開始執行的對俄糧食禁運，對運往海參崴的糧食車隊或船隊，一律從速放行，以緩解海參崴的糧食危機。國內各地立即停辦赴俄工作的護照，旅俄華工最多的山東全省動員，做好僑民的安置準備。
出兵遠東
在駐俄部隊的壯威下，在內戰最為激烈的伊爾庫茨克一線，中國外交官員不畏艱險，從莫斯科和哈爾濱聯系調運火車，全程護送，僅1918~1919 年就搶運出3 萬名被困華工。
“海容”號巡洋艦進駐海參崴還不到一個月，“捷克軍團”發動叛亂，遠東局勢更為混亂。
捷克軍團全稱是“捷克斯洛伐克軍團”（The Czechoslovak Legions），本是協約國武裝力量的一部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還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為了爭取民族獨立，捷克斯洛伐克的僑民們組織了志願軍部隊，加入俄、法等協約國的軍隊序列。而在東部前線，與俄軍對抗的德奧軍隊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俄軍，到二月革命爆發時，俄軍中的捷克軍團人數高達5萬。
十月革命後，列寧與德國單獨媾和。這支捷克軍團宣稱將加入法軍隊伍，繼續對抗德國和奧匈帝國。新生的甦聯政府為不激怒德奧，下令將該軍團調往海參崴，並與該軍團達成協議︰抵達海參崴後，即行繳械，然後從海參崴登船返回西歐。列寧此舉，一是為了避免刺激德奧，二是延緩捷克軍團加入法軍，三是由捷克軍團搬運全套武器裝備到遠東，加強遠東的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但這個願望隨即落空︰捷克軍團進入混戰中的西伯利亞後，立即向布爾什維克開火，得到了各地“白衛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連推翻並不穩固的甦維埃政權，到8月初已經佔領了烏拉爾、伏爾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亞的大部地區。剛剛泛“紅”的西伯利亞，又回歸了一片“白”色。
失算後的列寧立即著手彌補，建立了紅軍“東方面軍”，對捷克軍團和白衛軍展開攻擊。“白”方逐漸不敵“紅”方，開始步步向東撤退。而支持“白”方的協約國，包括中國在內，開始積極部署營救捷克軍團的使命。
毫無疑問，拯救捷克軍團，為協約國干預俄國內戰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借口，也為中國出兵西伯利亞護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
捷克軍團事件，令遠東華僑的處境更為悲慘。捷克軍團切斷了西伯利亞大鐵路，至少20多萬華工滯留鄂木斯克和伊爾庫茨克（中國駐伊爾庫茨克領事魏渤報告），發生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日軍雖然數次前來賑濟災民，卻明確宣布華僑不在賑濟範圍，連購買賑濟糧的資格都沒有。
同時，管理遠東地區的“白衛軍”高爾察克政府，為了備戰，積極搜刮民間財富，而華僑、尤其是略為富裕的華僑，成為主要的盤剝對象。白俄政府不斷要求華僑換領“居留票”，進行勒索，1盧布的“居留票”，對華人卻要收取10盧布，軍警嚴厲盤查，無票和過期者將被罰款甚至監禁。華人離境，只能攜帶500盧布現金，超額的一律沒收。日本支持下的謝苗諾夫“白衛軍”，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從查獲的70多名華商身上，沒收了高達665萬盧布的巨額現金。
白俄政權之外，布爾什維克、日本軍等，也紛紛印刷各自的紙幣，強行兌換，令遠東地區成為全球紙幣幣種最多、物價最為離譜的地區。加上各種政權強行征收高額稅收，遠東地區的華商被徹底地變成了“無產階級”。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針對華人的燒殺奸淫不絕于耳。“財產任便處置，生命隨意蹂躪”，“數十萬僑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萬財產形若壘卵。”（阿穆爾省華僑總會報告）
遠東華僑們再度向祖國發出呼吁︰出兵！出兵！
此時，協約國各國也在積極磋商出兵干涉俄國內戰，日、美、英、法等逐漸形成了共識，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後，與協約國列強展開外交交涉，表示中國將隨同出兵西伯利亞，“此次若協商各國公共出兵，我國對于參戰應盡之義務，自應一致派遣一二千人，並以保護領館、僑商”。與此同時，北洋政府行動起來，籌劃利用這一良機收回被沙俄強佔的一些主權，包括中東鐵路的控制權。
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堅決反對。日本所希望的，是將中國納入所謂“中日共同防敵”的體系，中國只要提供基地和補給即可，日本軍隊將會協助保護華僑。日本人的如意算盤，是借機攫取在中國東北的更大利益。
北洋政府並不示弱，雖不能與日本人針鋒相對，但還是實行了軟對抗，將中國出兵的目的由護僑修改為“援助契克(捷克軍團)為宗旨”。這一理由，得到了美國、法國的支持，美國甚至明確表示，北洋政府應自行掌控中東鐵路。日本也不便繼續反對，但提出中國出兵的人數不必多。
外交斡旋結束後，北洋政府確定出兵西伯利亞。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綢繆，保障包括黑龍江航權在內的中國主權，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況下，列強達成任何損害中國的協議；二是護僑。
8月2日~8日，日、美、英先後發表出兵宣言，正式對俄國內戰實施武裝干涉。日軍的人數，最多時高達72000人，美、英、意、法等國軍隊分別達到9000人、5800人、1400人和1200人。
8月3日，已經在海參崴的“海容”號驅逐艦艦長林建章，被任命為“代將”，負責駐俄部隊的全權指揮。
8月22日，北洋政府正式發表出兵宣言，陸軍第九師抽調了相當于2個團的總兵力，人數達4000人，包括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和機關槍部隊，分6批陸續開進了西伯利亞，由團長宋煥章負責指揮。主要使命就是確保海參崴-雙城子-綏芬河的撤僑通道。
中國軍隊的到來，大長了華僑的志氣。駐俄部隊不斷派出小分隊，應華僑的要求，前往執行拯救和保護任務。而在駐俄部隊無法駐守的城市，華僑們開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組織“商團”，領事館悄悄協助他們購置槍支彈藥，增強自衛能力。
在駐俄部隊的壯威下，在內戰最為激烈的伊爾庫茨克一線，中國外交官員不畏艱險，從莫斯科和哈爾濱聯系調運火車，全程護送，僅1918~1919 年就搶運出3 萬名被困華工。
武裝護權
除了“廟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東鐵路的問題上，也利用中國出兵西伯利亞的有利機會，大舉動作。
盡管中國出兵的公開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對華人的態度並未絲毫改變。
白衛軍首領謝苗諾夫繼續屠殺和搶劫華僑，1919年1月1日他“沒收”了華商們665萬盧布的高額現金後，7月份再度刷新此紀錄，華商們1000多萬盧布被“沒收”。
謝苗諾夫絲毫不顧“友邦”情誼，排華暴行越演越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轄範圍內，沒收華僑的全部財產，禁止華僑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
駐俄中國軍隊的槍桿子也不是擺設，在外交抗議的同時，他們並沒有龜縮在“顧全大局”的烏龜殼里，而是勇敢地抗擊，向敢來騷擾的“友邦”“白衛軍”開火。同時，駐俄部隊也分兵進駐伯力、雙城子、海蘭泡等地，武裝護僑。
為對抗謝苗諾夫軍隊，在黑龍江督軍鮑貴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為詳盡的“境外出兵計劃草案”，計劃在俄境的大烏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烏金子、伊爾庫茨克等地駐兵，但最終未能實施。
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謂的“廟街事件”，中國軍隊面對俄羅斯白衛軍、以及日軍，勇敢地用槍桿子捍衛自己。
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時，為加強中俄界河的防務，中央宣布將駐守長江的“江亨”、“利捷”、“利綏”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號武裝拖船，調往東北，擴建“吉黑江防艦隊”。
這是一支吃水很淺的江上艦隊，卻必須從海路趕往東北。為此，由海上運輸艦“靖安”號拖帶護送。艦隊由“靖安”艦長甘聯指揮，在1919年9月上旬到達廟街，進入黑龍江，“靖安”艦南下返航，艦隊指揮權交給“江亨”號炮艇艇長陳世英。
中國收回三江的航權，這自然是俄國人和日本人所不願意看到的。艦隊需在黑龍江封凍前趕往“吉黑江防艦隊”司令部哈爾濱，但行進到西伯利亞大鐵路橋附近，遭到白衛軍和日本軍隊炮火阻撓，不許西下。因此，艦隊被迫停泊在廟街，隨後，黑龍江封凍，艦隊只能在此等待開春。
此時的廟街，駐扎了俄羅斯的白衛軍和日軍，日軍還有4艘驅逐艦和1艘巡洋艦。平日里，白衛軍與日軍對這里的2000多華僑予取予奪，雙方矛盾極深。
10月份，甦聯紅軍開始攻打廟街，白衛軍要求陳世英的艦隊為他們協防，遭到陳世英的拒絕。不久，紅軍攻入廟街，白衛軍撤離，紅軍將負隅頑抗的日軍包圍在日本領事館內，但因為缺少重武器，難以攻克。這支紅軍部隊紀律不錯，對華僑並未騷擾。因此，當他們拜訪陳世英，希望從中國艦隊的炮艇上拆借幾門大炮時，陳世英及各艇指揮官們經過會商，爽快地答應了。于是，“江亨”艦的1門邊炮、“利川”艦的1門格林炮及一批炮彈，“借”給了紅軍。在中國大炮的幫助下，紅軍迅速攻佔了日本領事館，擊斃日軍數十人，俘獲130余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凍，在此兵力單薄的紅軍主動撤離，撤離時指揮官下令將日軍俘虜全部處決。日軍卷土重來後，發現了“慘案現場”，並通過炮彈彈殼發現了中國軍隊支持紅軍的證據，惱羞成怒，派出軍艦包圍了中國艦隊，並通過外交渠道提出抗議。
陳世英一面矢口否認，推卸得一干二淨，一面積極備戰，準備在廟街與日軍決一死戰。雙方相持數月，在協約國各國的調停下，調查最後也無法證實中國軍隊協助了紅軍的進攻。中國軍事法庭因此僅判處陳世英革職，“永不敘用”，而日軍也無奈解除了對中國艦隊的包圍。“永不敘用”的陳世英後來悄悄更名為陳季良，依然在海軍中供職，到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已經高居海軍部政務次長兼第一艦隊中將指揮官，親自指揮了抗擊日本海軍的江陰海空保衛戰。至于下令處決日軍俘虜的甦聯紅軍指揮官，則在日甦兩國就“廟街事件”談判時，被甦聯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除了“廟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東鐵路的問題上，也利用中國出兵西伯利亞的有利機會，大舉動作。
1917 年12 月，哈爾濱中東鐵路路區發生了布爾什維克暴動，在俄方請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預，解除了布爾什維克的武裝，並部分收回了中東鐵路的管理權與監督權，為撤僑工作及不久後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 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爾濱正式成立警察總局，從俄國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權。
協約國進行共同干涉期間，中東鐵路被納入國際共管，但實際上主要由中國進行管理。1920年，協約國陸續從俄國撤兵，中東鐵路的國際共管局面即將結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為了對抗日本人扶持的謝苗諾夫政權，公開發布告示，宣稱由他負責中東鐵路範圍內“俄民之國家統治權”。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立即向霍爾瓦特發出通牒，中東鐵路完全屬于中國領土，絕不容有第二國施行其統治權。在中央支持下，雙方展開十余次談判，中方工人開始全面罷工。當霍爾瓦特計劃調動俄國護路軍鎮壓罷工工人時，鮑貴卿向他發出最後通牒︰俄軍俄警的武裝必須一律解除。霍爾瓦特試圖反抗，但鮑貴卿迅速派出軍隊，強行解除了俄國護路軍及哈爾濱市俄國軍警的所有武裝。這是近代史上中國軍隊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國家主權。
北洋政府還展開了一系列收回國權的動作︰
廢止《中俄蒙協定》，出兵外蒙，1919 年11 月外蒙撤銷自治，幾乎成功回歸中國；
積極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條約》，與甦聯地方政府在1920 年5月簽署新的局部通商協定，廢除了舊約中的不少不平等條款；
1920 年9 月發布大總統令，廢除俄僑領事裁判權，收回俄租界；
1921 年8 月，《中俄伊犁條約》第四次十年屆滿，因無俄方政府可談判修約，1922 年1 月以大總統令方式宣布廢止俄商陸路減免稅特權……
一個雖仍羸弱，卻正在不斷崛起的中國新形象，正出現在世人面前。
自強自立
在列強、尤其日甦兩大強鄰的操縱下，本該專注于國家建設的中國，卻被深深卷入了爭權奪利的內亂之中，城頭變換大王旗，華僑再度成為被遺忘的棄民。
隨著協約國軍隊陸續撤離，北洋政府也宣布從俄國境內撤兵。中國歷史上首次武裝護僑、撤僑告一段落。
甦聯政權發布了兩次對華宣言，宣布放棄沙俄攫取的在華特權。這曾經被謳歌為甦聯的偉大情誼，而實際上，其所宣布放棄的特權，大多已經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間實際收回，甦聯即使不放棄，也無法實際行使。
民國著名學者曾友豪在《中俄協定給予中國之利害》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要知道中國（從中甦談判）所得的利益，並不一定是甦俄高興給的，其實甦俄簡直沒有供給這些利益的能力。譬前俄帝國和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自民國六年俄國帝制滅亡後，已不再為中國承認。縱使這一次甦俄政府不肯放棄前俄帝國與中國締結的條約，甦俄也沒有法子使中國承認。”
果然，新生的甦聯那動听的“主義”之歌，只是其在國際孤立、四面楚歌狀態下的緩兵之計和“合縱連橫”之策。實際上，其腳跟尚未站穩時，遠東甦維埃政權就悍然宣布，中東鐵路界區為甦聯領土。
1921年初，海蘭泡、伯力等地再度發生排華事件，應僑胞要求，北洋政府在6月份再度“派軍艦江亨赴黑河，利捷駐三江口，利綏、利川赴伯利”，“專備保護僑民之用”。但是，這似乎成了北洋政府護僑的絕響。
在列強、尤其日甦兩大強鄰的操縱下，本該專注于國家建設的中國，卻被深深卷入了爭權奪利的內亂之中，城頭變換大王旗，華僑再度成為被遺忘的棄民。
護僑之興衰，恰恰驗證了《左傳》中的箴言︰“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本文刊發于2011年3月21日《中國經營報》）
與李登輝斗爭失敗黯然離開
宋美齡客居紐約再沒有回台灣
2011/3/24 消息來源︰網易
b]1991年9月21日，94歲的宋美齡再度離開台灣去美國“長期休養”。其實，她是不願意離開台灣的，她常說︰“這是我的國家，我為什麼不能長住。”那麼，原因何在呢？
作為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在人們心中始終是一個傳奇人物。她跨越了三個世紀，經歷了百年中國政治變遷，對近現代內政外交產生了重要影響。蔣介石去世後，她淡出台灣政壇，客居紐約，晚年仍關注台灣政局，反對“台獨”。
蔣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按宋美齡自己的說法，“是自己一生最傷痛之事”。此後，宋美齡就在台北、紐約兩地漂泊。
蔣介石剛一去世，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就匆匆從美國趕回台灣，打算與“夫人派”官員一起擁立宋美齡繼任國民黨總裁，但遭到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張寶樹的強烈反對。4月28日，即蔣介石死後23天，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舉行臨時會議，修改黨章，規定國民黨最高領導人的稱謂改為“主席”，黨總裁的名義永遠為蔣介石保留，他人不得再用。會議推舉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兼中常委會主席。宋美齡的地位頓時變得尷尬起來。雖然宋美齡在對美“外交”上仍然說了算，但其政治權力已逐漸削弱。
蔣介石去世後，宋孤獨地居住在士林官邸半年之後，1975年9月，她決意到第二故鄉美國療養隱居，以散失去丈夫之悲痛和權力斗爭的不快。這一去為時長達11年之久。
宋美齡在美國的寓所位于紐約長島北岸的蝗蟲谷，面積有37英畝，主建築有三棟，住所距紐約大約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這里風光秀麗，景色宜人。
宋美齡在這里的生活十分恬淡，充滿閑情逸致，主要是讀書看報，畫畫或練書法，每周在固定時間去教堂做禮拜，偶爾接見來自台灣的訪問團或美國友人，極少公開露面。
在寓居美國期間，宋美齡對海峽兩岸形勢的關注不減當年，與台灣有關人士保持密切的聯系。她在台灣政治運行中的影響力沒有完全中斷。
1976年4月，為了追念蔣介石逝世一周年，宋美齡乘專機返回台北參加了追思禮，之後再度返美。1978年5月，蔣經國正式接任“總統”，宋美齡以惟恐睹物傷情為由，沒有回台參加蔣經國就職典禮。
客居美國11年後，1986年，宋美齡以參加蔣介石百年冥壽紀念活動的名義返回台灣，重新住進士林官邸，這一住又是5年。
回台參政“老干未發新枝”
宋美齡回到台灣後，在社會激起強烈反響，人們紛紛猜測，她回來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據觀察家分析︰“宋美齡返台，是因為蔣經國要表現台灣各方面的團結，調和與元老派、保守派之間的矛盾，商討晚年接班大計。”
10月31日，宋美齡發表了紀念丈夫的文章，題目是《我將再起》，有人認為這是她“東山再起”的宣言。
為了支持蔣經國的政治革新，安撫反對“革新”的元老重臣，宋美齡陸續召集了台灣當局黨政軍高層人士，如俞國華、李登輝、“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等。宋美齡听取他們對政局變化和革新的意見，並予以嘉勉勸慰，這一舉動調節了國民黨當局領導層的關系，鞏固了團結與和諧，贏得了他們對蔣經國改革的支持。宋美齡頻頻約見黨政軍高級首腦人物，引起台北政界大震動。1988年1月23日，多年來病魔纏身的蔣經國病逝。蔣家王朝在台灣正式結束。當時，政壇表面平靜，但台灣的政情逐漸趨向復雜與動蕩。在這場權力斗爭中，宋美齡清醒地認識到阻止李登輝繼任“總統”是不可能的。但為了使台灣黨政分立，互相牽制，避免出現台灣“總統”兼國民黨“黨主席”的局面，她不得不急忙出馬。但最後國民黨中常會還是通過了由李登輝代理國民黨主席的決定，這場權力之爭暫告落幕。蔣家的權威，就在宋美齡彈指之間溜走了。
1988年7月7日中國國民黨十三大，8日，宋美齡親臨會場，由于健康原因，她請李煥代她宣讀了題為《老干新枝》的富有政治意味的講話。講話稱︰“目前正值緊要關頭，老成引退，新血繼之，譬如大樹雖新葉叢生，而卓然置基于地者，則老根老干。于今黨內白發蒼蒼，步履蹣跚者，不乏當年馳騁疆場之斗士或為勞苦功高之重臣，其對黨國之貢獻，絲毫不容抹殺，當思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夫國之強，黨之壯，賴有一定之原則，連續生存之軌跡，創新而不忘舊，前進而不忘本，當年國父如不建黨立國則無今日之中華，台澎依舊日本殖民地，飲水思源發人深思。”
這個講話被視為所謂“宮廷派”人士全力反撲的宣言。但“老干新枝”論的效應，只延續了很短一段時間，並沒有改變台灣政局。有人認為，這是宋美齡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最後沖刺。
的確，她的影響力已是非常微弱，在她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干事會議上，她的親信———被提名為中委會候選人的國民黨婦工會主席錢劍秋落選，這使宋非常難堪，這也意味著她把持和控制了三十多年的國民黨婦工會“全軍覆沒”和宋的“徹底垮台”。
從此以後，宋美齡徹底淡出政壇，只是對台灣政局及對美關系上，仍然保持著一定的特殊的影響力。
晚年離開台灣長住美國
1991年9月21日，94歲的宋美齡再度離開台灣去美國“長期休養”。其實，她是不願意離開台灣的，她常說︰“這是我的國家，我為什麼不能長住。”那麼，原因何在呢？
其一，“台獨”勢力囂張，她不願意看到“一個獨立的台灣”出現，“不願意將來埋骨在一個不叫‘中華民國’的土地之上”。在反對“台獨教父”李登輝就任國民黨代主席失敗後，宋美齡臉上無光。雖然淡出政壇，但依然堅持反“台獨”的立場。
其二，宋美齡在台灣，家族凋零、生活孤寂。在她返台的五年時間里，蔣家遭遇三次大的變故，第一次是兒子蔣經國的去世，第二次1989年是長孫蔣孝文辭世，第三次是1991年7月孫子蔣孝武在就任新職的前一夜猝死。白發人送黑發人引起的心中蒼涼，使她的心理留下了陰影。尤其是蔣孝武的去世，意味著“控掌台灣政局長達40年的蔣氏家族，正式退出政治舞台了”。
其三，她自己的身體狀況不大好，也許紐約更適宜她居住。
其四，台灣的政治空氣讓她覺得難以忍受。一連串的派系斗爭，不僅讓她折損了政治資源，也讓她的心靈受到嚴重傷害。
其五，宋美齡在台灣享受的特權遭到質疑和譴責。1975年到1986年的11年間，由于宋寓居美國，士林官邸一直閑置著，台灣的一些人士多次提出要將之交出公用。對于她1991年9月赴美時乘坐專機一事，也有人提出質疑︰“她只是蔣介石的夫人而已，沒有任何公職，沒有資格坐專機。”以上種種原因，使得宋美齡留在台灣有很多難處，離開，這也許是明智而體面的選擇。
宋美齡曾經被視為“蔣家最後一位精神象征”，她的這次赴美行為，也就意味著蔣氏家族在台灣政壇的影響力畫下了句號。
自1991年10月到2003年3月去世，一生風光的宋美齡一直住在美國，過著平淡和淒涼的暮年生活。宋美齡在美國已不過問政治，沒有官場應酬，按她的助理的話來說，過的是“一般人的家庭生活”。閱讀書報、畫畫、寫毛筆字是宋美齡主要消遣。
106歲高齡辭世遺恨空留紐約
宋美齡逝世後，海內外，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不管是學術界，還是政界，對她進行了多方面的評價︰
在美國，各主流媒體都以顯著位置報道宋美齡逝世的消息。在台灣，轟動更大。正在美國洛杉磯訪問的國民黨主席連戰听到宋美齡逝世的消息後，立即改變行程，趕赴紐約。24日上午，國民黨緊急召開治喪委員會會議，決定連續三天降半旗以表哀悼。
在中國大陸，人們對宋美齡的悼念是相當深切和真誠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于2003年10月24日發出唁電，高度評價宋美齡女士曾致力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反對國家分裂，期盼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中華民族興盛的歷史功績。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全國各地報紙，幾乎都轉發了這些消息。
中國史學界對宋美齡的評價在主流上是肯定的。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陳謙平教授說︰“宋美齡的去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宋的一生值得肯定。”
作為反對分裂祖國的愛國者，宋美齡女士將自己的暮年留在了美國，也將自己的遺恨留在了紐約。因為她沒有等到國民黨重掌台灣權柄的時光，更沒有看到台灣與大陸聯為一起的那一天，她便離開了人世。她永遠地走了，但我們相信，她終會魂歸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