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困难时期开始了，我家也不例外，三餐吃不饱，5分钱的糠餠成了奢侈的点心，买一小片“胜利八号”蒸地瓜回来还得全家分享，记得那时三姐和四姐正读高中，她们晚上都熬夜做功课，妈妈心疼她们，晚上回来常给她们带一点点心，为此贪嘴的我，睡觉都多了一根弦，只要有一点动静，立即就醒了，所以她们为防我这个小精灵，每每都是很小声，但当她们刚开始吃的时候，我就醒了，弄得她们哭笑不得。困难时期能吃到野菜也是很奢侈的，那时正巧省电影制片厂到学校招演员，三姐长得漂亮气质好，荣幸被选上了，当时三代书香门第出生的母亲，很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当戏子，但电影制片厂吃住不要钱，每月还有小收入，在困难时期那是很诱人的，懂事的三姐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执意要去，无奈的母亲只好同意了。记得那时每周末三姐回来，都从电影制片厂的空地上挖了很多的野菜回来，（因为那儿是外人不能进的，所以才有很多野菜）全家开心极了，还分给左邻右舍，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周末我们的大院里就像过节一样，家家户户变着法子煮出香喷喷的野菜大餐，有菜丸子，菜粥，菜饭，菜饼，菜饺、、、、、、互相分享，为此妈妈的心里也暂时得到片刻的安慰。后来省电影制片厂下马了，两条路让演员们选，一是分配工作，二是回校学习，那时上海制片厂的导演很喜欢我姐姐，要把她带回上海制片厂，但妈妈二话不说，让三姐回校继续学习，从此坎坷的生活伴着她一路走过，也不知妈妈后来心里曾有过悔意吗？不过三姐从小就懂事，能干，好强，争气，虽在逆境之中但靠自己的努力，顽强挣扎，终于在中老年时结束了厄运，现在成了能干的富老太婆。
1963年中国刮起了一阵成份风，像我们家父亲是个大右派，受到强烈冲击的就是我的三姐和四姐，那年她们双双以优异的成绩高考竟然落榜，邻居的姐姐学习成绩一向在留级的边缘，竟然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年许多大学因为成份卡死都收不满学生，所以对成份好的子女放宽录取。）那时周围的人看我们家的眼光也都发生了异样，好像我们身上都长着毒瘤似的，三姐一贯是学校的佼佼者、大名人，现在连班主任也开始对她另眼看待，记得那时她们班有一个同学得了肺结核，会传染，本不该上学，但高考在即，家长强烈要求上学，老师只好答应了，但和誰坐呢？谁都不愿意和她坐，谁都怕传染，所以老师就把我姐姐调过去和她坐，还说你家庭出生不好，就应该和这种人一起坐，为此姐姐终于被感染了肺结核，即使她再优秀也无法跨进大学的门。我呢小小年纪也失去了很多儿时伙伴，大家都不喜欢和我玩了，老师也不再爱我了，在社会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坚强的母亲终于病倒了，长期的营养不良，辛苦劳累，使她体内的血超度贫乏，医生的等待死亡的通知书.已经发出，就在我们家阴霾重重，快要崩溃之际，远在台湾的二姨寄来了几支“肝精针剂”，雪中送炭救活了我的母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母亲在1965年退休了，她躲过了蹲牛棚，挨批斗一劫，但由于我们家的小孩个个会读书，平时妒忌在心的邻居小孩正值红卫兵的年龄，为此我们家成了他们抄家的对象。.记得那天我从学校回来，看到院子里点燃一堆火，很多红卫兵在我们家，那时不懂事的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高兴地冲上去看热闹，妈妈伸出颤抖的手，把我拉到一边，一个红卫兵大声地问：“她是谁？”妈妈用低沉的声音回答了他，“给我站到一边去”，那个红卫兵恶狠狠地说。这时我才明白这个热闹闹到我家来了，吓得小小的我全身颤栗发抖，看着妈妈年青时穿的漂亮衣服鞋子，家里的书呀古董呀，瞬间烧成了灰。最残忍的是看到妈妈辛苦一辈子，画出并珍藏的一件件作品（花鸟国画）被红卫兵像烧柴火一样地投入火中，现在想起来还心疼万千。难以想象当时我的母亲是怎样承受这个巨大的打击，画家一生的心血啊！1967年爸爸从江西回来了，正赶上了四类分子挂牌、批斗、扫大街的日子，那时的我也开始了饱尝抬不起头的滋味，天天在别人嘲笑，指指点点的境况中，背着书包，从挂牌子站街的父亲眼前走过。在学校里也得胆战心惊地过着每一天，沉默孤独歪曲了我的性格。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风，1970年政府又变数出所谓的“以红带黑”的下乡热潮，本来年老的父母不属于下乡对象，但由于我们家的住房很诱人，居委会某干部瞄上了我们家，想把我们一家赶到乡下去，这样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霸占入住我们家，所以她们想方设法把我们一家列入下乡对象，我就成了所谓的红带了父亲的黑，小小年纪被赶到偏僻的山区。在厄运当头，我们一家在不幸的人群中还算是幸运的，处处遇到贵人相帮，本来我们被分配到离大队还有十几二十里的小村庄，那儿车辆进不去，要步行进去。那天我们很晚才到达大队部，大队干部看我父亲年纪那么大了，根本就无法再走路了，况且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正好是我三姐的同事，所以他们商量后，临时决定把我一家留在了大队，这样交通生活就方便多了，如果去了那个小山村，恐怕父亲就会饿死在那里，因为70多岁高龄的人根本无法走那么远的路，小山村没有商店，没有赶圩，要买一样东西都要到大队供销社来，同来的一位老伯，比我爸爸小几岁，分配到一个需要爬上越岭的小山村，没多久就挨饿病死了，跟随来的女儿在无助的情况下，被迫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我们这一批以红带黑的子女随父母成了农业户，书也读不成了，小小年纪就必须到田里干活挣工分去。好在我妈妈是个退休干部，她的工资关系转下来了，所以我理所当然随母亲保留了居民户，成了我们这一批人中的幸运儿，我靠自己的努力，也在许多同情我的老师们的帮助下，终于在公社中学念完了高中，并以优异的成绩在老师们的极力推荐下，当上了一名乡村民办教师。
1979年邓小平上台，恢复了高考，我以全县第一名的高分，终于在“重在表现”的政策下，考取了省城师范，回到了梦寐以求的故乡，结束了八年的农村生活。在学习期间，我知道自己的一切来的不容易，所以特别勤奋学习，最后以优异的成绩留在了师范附小。1981年父亲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了昭雪平反，从那以后我们家兄妹七人在业务上发展也开始一帆风顺，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一切。在师范附小教书的这几年，也就是我这一生最风光，最难忘，最甜蜜的几年，在这里我的聪明才气得以发挥，事业蒸蒸日上，有了点小名气，也算是事业有成吧！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全国提倡晚婚晚育，我是最忠实的实行者，27岁才结婚，结婚那年政府反对铺张浪费，不让办酒席，党团员干部带头，被查到要挨批评。记得出嫁那天，小叔叫了一部车，开到我家门口，急冲冲地说：“快快快！”我像赶鸭子似的被赶进车子，还来不及回过神来，车子已经离开了家，到了老公家，我才想起我还没有流眼泪，怎么就到了这里，悔啊!我妈白养育了我27年。陪嫁的行李隔了许久才送到，也好就免了看嫁妆，否则很难堪的，因为当时的年代确实没有什么好嫁妆值得炫耀的。晚上喝酒也是偷偷摸摸，幸好客人不多，都是自家人，别人免礼都请不来，怕挨批呢！可悲啊！第二年我很争气生了一个儿子，响应党的号召领了“独生子女”证，从此再也没有生第二胎的自由了，遗憾啊!
随着出国的热潮，我家的那一位也跟风赶时髦去了，还带走了我的宝贝儿子，亲人分离，隔岸相望，那相思的日子可叫苦啊！于是，2005年我依依不舍地提早结束了我的教师生涯，千里迢迢来到了美国与家人团聚，融进了国人们羡慕的“出国洋插队”行列，在异国他乡，打工挣钱，接受资本主义的改造，辛苦啊！无奈啊！这就是命，我的五味人生......
穩定人心 中共宣布奢侈為敵人
禁止出現"豪華"類字眼(圖)
2011/3/24 消息來源︰德國之聲
德文媒體紛紛報道中國工商部門禁止戶外廣告濫用成語或崇洋媚外的規定，認為這項"奇怪"的舉措旨在"穩定人心"、避免社會"抗議"。
《德國金融時報》（3月22日）認為, "富得要命與窮得要命令人難以想象，社會鴻溝將中國分裂。對此，中共政權采取一個非同尋常的步驟。北京的廣告今後禁止使用'豪華'之類的字眼，否則會受到懲罰。"
這篇題為"富人與窮人--中國的共產黨人宣布奢侈為敵人"的文章寫道︰"顯然，北京的一位聰明人翻閱了有關共產主義的書籍，書里沒有說，共產主義是炫耀巨大的財富，而農民工正在下一個街角的建築工地上為了微薄的工資當牛做馬。
"他們，北京的農民工們，不應再受到奢侈品廣告的騷擾了。這位聰明人可能是在北京的工商部門工作。據報道，這個當局現在頒布了一項規定，為了在物價不斷增長、收入鴻溝不斷擴大的繁榮的中國，重新營造出更多一些的平等。至少在公開場合，不要太顯眼。"
該報接著寫道︰"今後，為奢侈品做廣告在北京成了禁忌。政府掌控的中國最大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在報道中援引首都當局上周的規定說，不許再使用'高級'、'特別珍貴'、'尊貴'或者'豪華'之類的詞語。
"在這個地球上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人們樂于用這些動听的修飾用語來宣傳有氣派的住房、高級汽車或者美酒，高收入者可以輕松地支付得起。當局也不許再替'崇洋媚外的產品'做廣告。"
"中國和國際廣告行業現在還有幾星期時間，來調整自己適應這個文化轉變。到4月中，奢侈品廣告必須從首都的街景中拆除。誰若不遵守，會被課以高達3萬元（大約3300歐元）的罰款。"
穩定人心的舉措
報道認為︰"廣告禁令的想法並不新鮮，或許我們精明的北京當局工作人員只是順手牽羊地拿來而已。思想上的剽竊在人民共和國是會出現的。在中國西南大都市重慶，據報道從上周開始實行一個類似的禁令。在那里，房地產的禁止用詞目錄上有'獨一無二'、'最佳'或者'不可替代'。"
該報指出︰"溫家寶總理祭起一個針對國內物質生活不平等的斗爭。盡管這些步驟給人的印象如此奇怪，它們顯然是政府戰略的組成部分，以此與擁有13億居民的國家不斷增長的不平等作斗爭。
"也還因為，這個政權害怕不斷增加的政治抗議。所以，總理溫家寶將'消除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升格為新的五年計劃的重要目標。與高通脹作斗爭先行一步，新近又增加了與言語上的通脹作斗爭。"
《時代》周報也指出︰"這些禁止的目地明顯在于，不讓日益擴大的貧富之間的鴻溝繼續深化。"高通脹"涉及上億收入低的農民和產業工人。中國領導人試圖平息他們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批評，他們擔心這些批評會擴展成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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