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地震,让我再次思考这些问题,因为,一方面,大灾之后必然激发无数上帝的子民为日本人祈祷,不管是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广大怀有善心的人们,都会和日本人民感同身受,为他们说受到的磨难而落泪,为他们的未来而祈福。而这些让我这个心中没有上帝的人,顿时觉得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人们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总是越发认识到凡人的卑微和渺小,对上帝的企盼更加强烈,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我身边很多人信基督,实际上,自从我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无时无刻不真切地体验到基督教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教会的兄弟姐妹们营造出的友好而热情的环境,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对我有很强大的吸引力。我不止一次的跟朋友讲,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现在这样繁荣富强的国家,基督教信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我对信奉基督,一直是抱持着正面态度的。
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正面态度,而自己又不去信呢?这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矛盾的问题。
从个人朴素的感情方面来讲,我没有理由不信,因为信仰对自己、对社会都是一件有益的事(这也可能是问题所在,我太现实了?太理智了?而信仰是不能有理智的?)。
初来美国时,因为在加州,一方面热闹,一方面工作、学习、生活很忙,去教会的次数不多,只是偶尔参加一些中国教会组织的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时候,对基督教没有任何理解,因为基本没有小组讨论,大家都是泛泛而谈。对教会的感受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似乎像个互助合作的机构,当然也包括为社会奉献。那时,听说有人参加过几次活动后,就要开始信基督,让我很难理解。
后来,来到一个小一点的城市,中国人不多,在一家美国大教会里有一个中国人分支,每个星期都有活动,非常丰富多彩。除了吃喝、娱乐之外,也有一些学习圣经等等具体的查经活动,让我对圣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但我很惭愧的说,我至今没有读过圣经。
在这期间,不时有传教士到我住的地方来传教,每当这个时候,我真不知道如何应对。我一方面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另一方面又不能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无神论思想。我有一次对来者说,“我知道基督教很好,但我是搞科学的,我无法把这两者都接受,我无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来人很和善地对我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慢慢谈,我们基督徒也不都是不懂科学的傻子。”可是,直到现在,在我的脑子里,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有一次,我和很多人参加一位同事的孩子的葬礼,那位同事的孩子因为某种原因而自杀。本来是一件很悲痛的事情,但在葬礼上,一点悲痛的气氛也没有。牧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地演讲,把生命和死亡讲的非常透彻。虽然他具体讲的是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对那位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演讲快结束时,那位牧师让大家都闭上眼睛,然后请那些因为当天听完他演讲后,而决定信耶稣的人举起他们的右手。我当时内心有相当大的挣扎,最后终于没有勇气举起手来。不过,从牧师激动地连连说“谢谢”的情况来看,当时举手的人可能还真不少。多少年之后,我重温这件事,反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如果我那天真的举手了,我现在一定是个基督徒吗?如果是,那么我当时的决定是否有些草率。如果不是,我又如何向上帝交代?
这使我想起一位友人讲的一个真实的笑话。那天他参加一个教会活动,末了也是让信基督的人举手,由于这位友人的英语听力不好,看着别人举手,他也把自己的手举起来,结果,他糊里糊涂地就成了基督徒。这当然也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在和别人讨论信教问题的时候,有不少过来人还经常对我说,“你的思维要改一改,对于基督教,你要先信,还后再去研究它。如果你要想先把它的合理性搞透以后再去信,那就永远也搞不透。”想来这话也有它的道理,上帝本来就是超出人的相像的,人对于上帝是永远也不会搞清楚的。听到这些,我于是决定不再强迫自己去探索基督教的合理性了。
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我工作上逐渐稳定,也就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而且孩子也渐渐长大了。我心里明白地知道,尽管自己不一定信,但有义务让孩子们有个信仰。在这个信念的驱使下,我们又经常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的孩子们对教会的活动比我们还不热心,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也有些内疚,因为我们对信仰的态度已经对孩子起了负面的示范作用。
参加了很多次教友的活动,最大的抵触是每次都要经过的即兴表态(每日祷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所谓向党表忠心,对党和领袖唱赞歌运动,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不自在,教友虔诚的祷告总是让我想到文革,想到言不由衷的自我解剖,每当轮到我,我总是语塞。当然,我不说什么,也不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个过程使我如此尴尬,以至于我因此而对整个教义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反感。
我个人觉得,信仰是自己的事情,是一种内心的宁静。我反对任何狂热的宗教宣传、宗教运动、和宗教至上,也不喜欢把生活中的一切幸福和悲哀,一切成功与失败都归咎于上帝。我曾经听到过那么多身边的人谈他们的见证,有的是避免了一次警察罚单,有的是逃过一次车祸,有的是肾移植成功,有的是找到了满意的工作,等等,等等,都说成是信了上帝的结果。这又使我想起当年把一切都归功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让我很难释怀。
信奉上帝,与人为善,内心充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然而,当我看到,有人用自己的信仰来打压别人,把自己的信仰凌驾于别人的之上,甚至把像日本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归咎于为天谴的时候,我的心里只有悲哀。
所以,对于宗教信仰,我一方面是肤浅的,另一方面又是混乱的。
老华侨爱国热情今不如昔 谁知原来却是这个原因
浪宽
海外华人圈内,经常会因为爱国不爱国,吵的不可开交,有人骂“卖国贼”,有人骂“爱国贼”,有人骂“汉奸”,还有人骂“五毛”,不一而足。依我看,海外华人绝大部分是爱自己的国家的,而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或者说,大家处于爱国的不同阶段,从而导致爱国的着力点不同,才会产生种种冲突和误解。最近和一位老哥就这个问题做了一番探讨,他的一番感慨,让我更加坚信,我的上述论断是正确的。
老刘来美20多年了,比我还早来几年。这天,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国家大事。当我一提到网上的爱国论战,他就笑了:“什么爱不爱的,都是瞎吵吵,要说爱国,我是老前辈,最有资格谈爱国。我以前比谁都爱,但现在我好像没以前那么大的动力了,不是我的爱少了,而是爱和被爱的大环境变了。”
“这话怎讲?”我迷惑地问。
“我刚来美国那会儿,中国比现在落后多了,我这心里急啊,恨不得一夜之间现代化就能成。在美国受了气,心里就念叨,等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就能扬眉吐气了。那时,我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一听到美国人说中国不好,我就不高兴,有时还要跟他们理论理论。看到他们的电视节目里,说中国的坏话,我也常在家里骂‘这帮狗日的,就知道挑别人的毛病,他们自己屁股上的屎,咋就闻不到臭呢?’
“来美后,我参加过很多反美游行,比如95年那一次,好像是因为台湾的大选什么的,中国要演习,美国的航母去了台湾海峡。我那个气啊,美国鬼子凭什么管我们中国人的事?真是欺人太甚。在我们家门口耀武扬威,想打仗?咱们不怕你们,以前我们不是也打过吗?大不了再来一次。
“还有一次是亚特兰大开奥运会,他们的主持人对中国运动员出言不逊,也让我非常恼火,写文章、游行,好好折腾了一阵子。也奇怪,当时的那股子热情也是真情,现在回忆起来,还让我很激动呢。”说到这,他哈哈笑起来。
“有人提出爱国不等于爱政府,更不是爱党,你那个时候爱的是什么呢?”我进一步问道。
“这个嘛,要看你怎么理解了。”老刘略加思索,说道,“我觉得,这是很难抽象地分开的。我当时爱的就是那个实实在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呀,不只是那个国家的人,是那里的一切,好的,坏的,需要改进的,统统都包括了。我不能说我一定百分百喜欢中国政府和党的一切做法、一切政策,但作为一个整体,她领导了中国的变革,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对她的整体作为,我是抱持着肯定的太度的,这就是我的爱国动机和动力。
“20年前,甚至10年前,美国的华人,那是很有优越感和自豪感的。每次回国,看到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同学和朋友对自己的态度,就知道自己的分量,能从一言一行里感受到,对祖国的感情,也一步步地升温。正因为如此,我和国内搞了很多合作项目,为帮助我大学某校的发展,我尽了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我自己也因此得到了一些荣耀。爱国华人,大多如此吧。呵呵。”
“那你为什么说现在没有动力了呢?是什么让你转变的?”我迫不及待地问老刘。
“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好像事情都是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我自己也是两年前,在和一个阿富汗移民的谈话后,才陡然发觉自己的变化的。我的阿富汗同事,是在苏联入侵的年代,跑出去当难民的。他说他在外面漂泊40多年,仍然时刻挂念着他的祖国,同胞的苦难无时无刻不触痛他的心,虽然他每年捐很多钱回家乡,为家乡父老兄弟做了很多事,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我听到这些,和自己一比较,才发现我比他差远了。想想过去的我,心情也和他差不多啊,现在却不那么被国内的事牵动神经了,第一,可能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富强,一切都走向正轨,没有多少可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操心的了。第二,可能是因为,在和中国同事、同学和朋友的交往中,一天天地感觉到,他们对海外华人完全失去了以往的好奇和崇拜,我们的优势没有了不说,很多方面,国内的朋友优势更大。这个时候,谁还在乎你那点爱国筹码?
“几年前,我回国参加一个中学毕业30年庆典,本来要提议为学校捐款,后来被他们一句不疼不痒的话,搞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人家说了,‘现在这年头,你不拿出个百把十万,千万别去现丑。’天哪,我一个靠工资吃饭的主,哪来那么大的派头?也难怪,现在中国总经理、总裁比比皆是,谁还稀罕海外华人那么点小钱?
“几次碰壁、几次反馈后,我也就有了自知之明了,爱国热情自然大打折扣。爱国这东西也怪,它也需要互动,没有互动,单相思好像就不能长久。当最初的冲动过后,我就开始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很多原来觉得不可思议的事,竟然也合理起来;很多原来觉得再合理不过的现象,又开始出现了疑问。我现在能听进去对中国政府批评意见了,有时候自己也加入批评的阵营。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呵呵。”老刘滔滔不绝地说着。
“那你是不是在美国呆久了,被他们给‘和平演变’了呢。从你的转变,让我感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你一定是看CNN,NYT,NBC多了,思想被他们绑架了,才会有如此转变,是不是?”我半调侃、半认真地问。
“不会吧,我这大把年纪还不至于被几篇文章和报道左右。再说,我也不大看那些东东,我看中文网站和中文的卫星电视居多,看CCTV也不少。要说自己受到一些影响,那也是身边发生的事,对我影响更大。明摆着,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必然很冷却。你看过几个西欧的移民大谈爱国的?越是穷国、弱国的移民,越是爱国者满天飞。等到有一天,海外华人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不那么在乎了,不那么大惊小怪了,不那么牵肠挂肚了,中国就真正强大了,你说是不是?”老刘说着说着,反问起我来。
“有点道理,海外华人能够以平常心对待祖国发生的一切,不再把爱国放在嘴边,不再对批评中国的意见有抵触情绪,不再……”我一边喃喃地说,一边想着老刘的话,“对了,什么时候中国不需要我们大爱特爱、不分青红皂白去爱了,那就表示中国真正复兴了,是这样吗?”
“就是这个味儿,这是我这几年咀爵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对爱国这个事很淡定,不会再和人家打嘴仗了。”老刘意味深长地说。
美學者稱︰中國是軟帝國主義 亞洲各國避為敵(圖)
2011/3/29 消息來源︰新華網
美國卡托研究所副總裁,美國卡托學會國防和對外政策研究的副會長特德‧蓋倫‧卡彭特
【美國凱托學會網站3月2日文章】題︰中國的軟帝國主義(作者為該學會負責國防和對外政策研究的副會長特德‧蓋倫‧卡彭特)
中國一再向它國保證,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沒什麼可擔心的。然而有跡象表明,中國正利用其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施加影響力和權勢——北京希望世人相信,是以一種仁慈的方式,但情況並非如此。
目前,這更多地表現為軟帝國主義,而不是最基本意義上的帝國主義,但無論如何,總還是帝國主義。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國際體系中的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的鄰國,並不完全相信北京對善意的保證。那些國家正采取措施兩面下注,以防中國的和平崛起到頭來並非那麼和平。
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能發現中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的表現,但在東亞和南亞最為明顯。奧巴馬總統發現,中國與東盟國家、澳大利亞和韓國之間迅速擴大的經濟聯系對美國產生了重要而且並非完全受歡迎的外交影響。
在去年11月訪問這一地區期間,奧巴馬發現,連韓國這樣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盟友的國家都對任何可能招致北京不快的政策建議反應冷淡。
這種謹慎態度非常明顯,雖然首爾本身也對中國延坪島炮擊事件後,拒絕支持對朝鮮采取懲罰性措施感到惱怒。
中國殲-10在南海進行遠海縱深攻擊及加油訓練
在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奧巴馬也遇到了類似的謹慎態度。這些國家的統治階層似乎普遍持如下態度︰
中國的力量正在增強,美國的力量正在減弱,因此,需要避免與北京為敵已經成了外交政策方面的一項必要措施。
有時,中國展示實力的方式是相當微妙的,例如與東盟國家在貿易和投資方面達成各種協議。此類協議對雙方都有好處,但條款似乎越來越多地是按照中國的意圖起草的。
類似地,最近簽訂的、結束了中國與塔吉克斯坦之間邊界爭端——這一爭議可以追溯至甦聯時期——的協議也並非完全偏袒一方。
但協議的確讓北京擁有了對大約1000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權。塔吉克斯坦政府清楚,擴大(也許甚至只是保持)對本國來說至關重要的與中國的經濟關系是以作出領土讓步為條件的。
中國展示外交和軍事實力的意願已經為鄰國和美國所注意。東京和首爾決定捐棄自20世紀初日本對朝鮮半島實施殘酷殖民統治以來一直存在的前嫌,同意進行深度前所未有的雙邊安全合作。
一般認為,日本和韓國恢復友好關系反映了兩國對朝鮮懷有的擔憂。這一因素無疑發揮了一定作用,也許還是主要作用,但對中國實力的共同擔心也是一個相關考慮。
其他東亞國家也在建設自己的武裝力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平衡中國的實力。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它們的武器采購活動集中于空中和海上系統——正是在應對任何可能出現的中國威脅時最有用的軍事力量。
中國目前的行事方式正是歷史上大多數崛起中大國的行事方式——在本國所處的地區施加更大影響力,強迫較弱小的國家作出讓步。這一點不足為奇。
而且中國的鄰國也在遵循歷史先例,努力包容那個崛起中的大國,但同時也兩面下注,努力加強自己的實力以保護本國的核心國家利益。
關鍵問題在于,中國將如何應對針對其軟帝國主義的此種抵抗。
周恩來派到美國做生意的地下黨員舒自清
積累大量金錢(圖)
2011/3/29 消息來源︰學歷史
蔣介石是奉化人,舒利用自己是奉化人,常與國民黨的“四大家族”人士來往,混在一起,請客吃飯、跳舞、打牌、搓麻將,聯絡感情,以此尋找商機,刺探情報。重慶上流社會紛紛傳言:“廣大華行來頭很大,它有蔣委員長的背景。”
舒自清夫婦
舒自清,原名舒鴻源。浙江奉化人,1918年出生上海,18歲時考入英國義茂利會計事務所,成為同仁中最年輕有為的審計師。不久,他又受聘為上海洋行高級職員。舒自清出身貧寒,接觸過很多生活在底層的勞動人民,對貧困的勞動人民很同情。在中共地下黨員張困齋的啟發下,于1937年10月參加革命隊伍。
奉命隱蔽當“老板”
抗日戰爭早期,周恩來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和南方局書記。他指示我黨各地地下組織:“長期隱蔽,不斷提升社會地位,爭取當好‘資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同時決定組建黨的另一條秘密戰線——廣大華行,將此公司作為絕密、備用的組織。除了極少數高層領導是中共黨員外,這家公司和其他商貿機構沒有區別。公司經理以“大老板”的面目作掩護,采取單線聯系、獨立作戰的工作方式,與工商界、貿易界和軍政界各方人士周旋。周恩來指派盧緒章出任總經理,具體領導廣大華行這條戰線。舒自清負責進出口貿易。
舒自清是性情中人,為人豪爽,愛交朋友。蔣介石是奉化人,舒利用自己是奉化人,常與國民黨的“四大家族”人士來往,混在一起,請客吃飯、跳舞、打牌、搓麻將,聯絡感情,以此尋找商機,刺探情報。重慶上流社會紛紛傳言:“廣大華行來頭很大,它有蔣委員長的背景。”廣大華行隱蔽很深,為根據地輸送了大量情報和物資、經費,幫助我黨重要領導人往返國統區,成為黨組織有力的掩體和經濟支柱。
舒自清上任後,廣納投資,擴展銷路,使廣大華行的西藥生意財源滾滾。1941年,爆發了太平洋戰爭,國際貿易通道斷絕,進口貨行情大漲。舒自清抓住機會,利用貿易渠道,“大賺特賺,總資本翻了幾番”。
轉戰美國創新業
隨著中美結成反法西斯同盟,1944年,周恩來指示廣大華行“要不失時機地大力開展中美貿易”。
舒自清精通外貿業務,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盧緒章選派他遠赴美國創業,得到周恩來的批準。臨行前,盧緒章語重心長地對舒自清說:“此去美利堅,任重道遠。我從公司活動資金30萬美元中抽出三分之二交給你做原始資本,到美國去做生意。美國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既有商機,也有風險。你肩上的擔子很重,責任不輕呀!”舒自清信心十足地說:“盧總,放心吧。我會小心的,我一定完成黨托付的任務。”
1945年6月1日,廣大華行美國分行正式開張。舒自清抵達美國後,進行調查研究,選擇盈利可觀的項目,他首先瞄準那些世界著名的大藥廠,顯示了他的精明。他來到成立于1876年的藥業巨頭禮來公司營銷部,該公司銷售部主任接待了他,沒容舒自清講完來意就說:“先生,我們在中國有固定的貿易伙伴。”舒自清在惠氏、輝瑞、默沙東等公司也遇到了同樣遭遇。美國商人的自大傲慢和對中國的無知,令舒自清既憤怒又沮喪。然而,早年的艱辛生活造就了舒自清倔強的個性,他仍然積極尋找新的突破口。同年11月底,舒自清找到了在上海時的老朋友、紐約花旗銀行副總經理。這位摯友一口答應幫忙,並說:“美國人對中國市場早就垂涎欲滴了!”
不久,美國六大藥廠之一、排名第二的施貴寶公司中國部經理帕克‧格林約見舒自清。當天,舒自清西服革履,言談舉止莊重沉穩,拿出考慮周全的銷售策劃書及代理協議等商業文件,令帕克‧格林刮目相看。格林曾經在上海工作過,是“中國通”,施貴寶公司高層也十分看好中國市場。花旗銀行副總的推薦以及舒自清的有備而來,使他們對廣大華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45年12月,廣大華行美國分行與施貴寶公司簽訂正式合同,舒自清一出手就買進價值10萬美元的盤尼西林等藥品。這一步,使廣大華行美國分行在紐約嶄露頭角。
力拼淘汰宋子文
第一仗打得漂亮,舒自清把第一批西藥緊急運回國內。廣大華行總部馬上在報刊、電台大量刊登廣告。不出一周,盤尼西林、維他命等藥品全數賣出,僅盤尼西林一筆生意就賺了10萬美元。廣大華行美國分行與施貴寶公司皆大歡喜,舒自清沒費周折就將代理費提高到15%。接下來的幾筆生意,總額達到了100萬美元。舒自清又把眼光轉向了鋼鐵、化工、機械等領域。廣大華行總的訂單源源不斷地涌來,美國廠商也紛紛上門接洽業務,後來還與杜邦、摩根等財團有了業務往來。廣大華行美國分行也因此名聲大振,入駐紐約華爾街120號。
1946年夏天,廣大華行美國分行的西藥生意橫掃了中國市場,使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也眼紅起來。他托美國前國務卿史坦汀紐斯向施貴寶公司老板魏克要中國的代理權。雖然魏克認為宋是搞政治的,而舒自清才是有力量的企業家,但也不會錯過乘機壓價的機會。舒自清針鋒相對,要求把代理費提高到25%。魏克說:“舒,你有沒有搞錯?連宋都得來求我們呢!”舒自清胸有成竹地提出“可把今年的生意做到500萬元”,以此誘導魏克動心。最後,舒自清不但如願以償,還被免除了廣告費。
舒自清一鼓作氣,不但做進口生意,還開始向美國出口大豆、桐油、豬鬃、腸衣等中國土特產,並獲得了巨額利潤。一時間,他和廣大華行美國分行聲名遠播。美國人都認為舒自清是“有實力的新興的買辦大老板”。
大洋彼岸送回的錢和物馬上被投入到日益激烈的人民解放戰爭中。舒自清還準備投資實業,在美國轟轟烈烈大干一場。後來由于國內解放戰爭發展迅速,中共中央指示他“暫時收縮”。1948年年底,秘密戰線的同志有暴露的危險。12月17日,舒自清按組織的命令撤到香港。臨行前,他滿懷深情地抱起幾個月大的女兒,對妻子黃雨清說:“如果3個月後還沒有我的消息,你就自己把孩子養大吧!”
全國解放後,舒自清回到國內,在外貿戰線上又做出了新的成績。1996年,舒自清病逝,享年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