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已死 何必痛心疾首
早已遠非“世界一流大學”(圖)
2011/3/31 消息來源︰網易新聞
導語: 北京大學最近又處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這一次，是因其針對包括“思想偏激”在內的10類學生的“會商制度”。社會輿論普遍認為該制度與北大“兼容並包”精神相悖，不少作者更紛紛提筆“討伐”北大。——可是，我們真的有必要為“尊榮不再”的北大痛心疾首嗎？
歷史書里的“北大精神”︰知識分子曾經的“興奮劑”
在問答引擎“百度知道”上搜索“北大精神”四字，能輕易找這樣的一段答案︰“（北大精神）是一個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的苦難相聯系的愛國精神；一個民族……需要有一個精神的支柱。北大就應該提供這樣的精神力量”。
“北大精神”的確曾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劑“興奮劑”。上過普通中學的中國人，大抵都能隨口說出幾件北大的“軼事”︰1916年的新文化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35年“一二‧九”運動……近現代史里寫的大事件，幾乎統統與北大脫離不了干系，只不過合上歷史書後，北大就“不知所蹤”了。
“自由、兼容、獨立”是北大人的特質，而非北大的“精神”
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提出的“兼容並包，有容乃大”辦學方針，與至今仍立在北大校園里的“德先生”、“賽先生”雕塑，常常被人們引作“北大精神”的象征，但所謂的“北大精神”本不存在。北大之所以為北大，很大程度上因為那些與北大有淵源的名字︰嚴復、蔡元培、蔣夢麟、胡適和傅斯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洋政府的“寬容”︰在“武夫治國”環境中，這些知識分子一直被作為難得的精神文化力量。
通過追憶西南聯大時代來替“北大精神”尋根，也是幾近可笑的。畢竟，歷史上再難踫到那樣的特殊時代；更何況，聯大的輝煌更多“歸功于”清華而不是北大。假如“北大精神”真有之，馬寅初的一個學術觀點就該被容忍。獨立思想和自由主義一直是許多北大人身上的特質，但北大從來不因此而成為“神話”。
北大早年校歌《燕園情》中有如此一段︰紅樓飛雪，一時英杰，先哲曾書寫，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憶昔長別，陽關千疊，狂歌曾競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約。
知識分子掛于嘴邊的“北大精神”早就與北大無關
2006年，專欄作者許知遠在其《走向封閉的北大精神》一文中感嘆“北大精神”在商業和政治中的“沒落”，卻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病呻吟，（因為）“念來念去，我們所有的感慨與追憶都發生在1917年—1929年那個短暫的時代”。
而日前北大提出“會商制度”後，另一位專欄作者王錦思也感嘆道，“近二十年來，中國一次次文化思想先鋒運動與北大無緣，北大已離北大精神十萬八千里，北大不過如此。北大情結正歸于平淡，理想中的北大聖殿已然坍塌。”這兩名作者都曾就讀于北京大學，而早在他們步入燕園之前，那個“自由、兼容、獨立”的代名詞早就不一樣了。
今日的北大，因“校園BBS風波”、自主招生和“會商”等政策成為焦點
如果“北大精神”還是知識分子念叨的那個“北大精神”，它早就“沒落”了。當代的北大依然是個出新聞的地方、依然被當成“社會的鏡子”，只是此“鏡”非彼“鏡”，它不過是中國高校的縮影。2005年，紅極一時的北大校園BBS被關，自“北大未名”的轉型後，全國高校紛紛跟進建立限制外部訪問的“校內交流平台”；2010年，北大率先引進自主招生，標準引發爭議、被指淪為“掐尖大戰”；2011年，“偏激學生”、“會商制度”等名詞又再度牽動社會的敏感神經。北大牽動公眾神經的，不再是其在思想領域的作為，而是各種讓人汗顏的舉動。
蔡元培可能是北京大學歷史上最有名的校長。他留下的“八字箴言”一不小心就被演化成了“北大精神”。 北大在思想界的作為幾可忽略不計，難為“社會良心的最後堡壘”
當中國高校爭先恐後支持所謂的市場化時，台灣大學校長李嗣涔卻“語出驚人”，指出“大學是社會良心的最後堡壘”。歷史上，北大的第一任校長嚴復、以及他以後的蔡元培和蔣夢麟，都是或多或少掌握過中國文化命脈的有志之士，更是其時文化和道德的先鋒。即使在那個被知識分子普遍視為“黃金時代”的20世紀80年代，活躍在知識界、思想界領軍人物，也大多出自北大以外的大學和機構。
與北大畢業生在（包括政治舞台在內的）其他領域日漸豐滿的作為相比，它在推動社會進步上的影響力堪稱鳳毛麟角。2008年，司法改革的堅定支持者、國內知名法學學者賀衛方離開任教13年的北大，以“讓胡適校長的精神活在我們心中”一辭作別。據媒體報道，他當時的去向是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這所在學術話語權上明顯處于劣勢的法學院，聲稱要恢復“教授治院”下的學術自由。
北大是一所副部級高校，卻遠非“世界一流大學”
1998年，北大慶祝百年校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說也被提出。距離這一說法提出後的12年，退休不久的北大校長許智宏卻公開表示，中國依然沒有“世界一流大學”。
和與它齊名的清華一樣，北大曾經是“教授治校”的典範，如今卻也只是被批評為過分行政化的高校之一。北大是眾多“一級政府”高校（中國公立高校分為副部長級、正廳級、副廳級等行政級別）中的“佼佼者”。作為副部級高校，北大的網絡主頁上一度出現過27個管理機構（2008年）。與全國其他副部級院校引進地方官員出任黨委書記的潮流相似，北大現在的校長原來也是一名主管教育的官員。
南京大學曾經做過一個統計，過去30年，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術刊物被引用得最多的作者，排名前幾位不是學者、而是政治領導人。 即使不能對公共事務有益，大學至少不該將人“利誘成犬儒”
北大享受著“中國第一、第二代自由知識分子基地”的盛名，但正如中國其他知名學府一樣，它既沒能避開行政化，也未能對功利化免疫。哈佛大學可能是公認的 “世界一流大學”，但這絕不僅僅因它的教授和學生在華爾街、 谷和國會山取得的成就。
在2008年畢業典禮上，哈佛校長Drew Faust驕傲地分享了一組數字︰盡管幾乎一半學生（58%男生、43%女生）依然選擇投身金融、理財行業（哈佛的傳統強項），仍有很多畢業生選擇投身別的職業——37人參加了“Teach for America”（類似希望工程的公益項目）、1名跳探戈舞的畢業生將到阿根廷從事“舞蹈療法”、1名學生將到肯尼亞為農業發展出一分力、1名獲得了數學學位的學生將改行去研究詩歌、1名學生將投身對抗乳癌的研究。現代意義的高等教育不為求職，“而是為了生活”。
一所大學從來不可能拯救一個社會，對北大抱有幻想的人“傷不起”
論及“北大精神”、論及教育改革，每每都有精英忍不住吶喊︰沒有偉大的大學，能有偉大的國家嗎？一個國家中最著名的大學缺乏反省精神，的確讓人惋惜；但反過來說，除了幾次歷史性機緣巧合，光憑幾所“偉大的大學”從來就不足以塑造一個社會的精神形態。
常態的社會不僅有“賢達”，更有“中間力量”，他們或為大學教授、或是律師、或是自由職業者，只是這樣一個群體不可能來自幾所“偉大的大學”。既然北大已不再是我們曾信仰的那種“北大精神”的捍衛者，何必不斷重復那些回憶，試圖證明它們曾經有過聯系？[詳細]
結語
除了一塊“金漆牌匾”，北大和中國大部分高校已無本質區別。放棄對北大的幻想，不是放棄對教育的批判；恰恰相反，摒棄無謂的嗟嘆才是讓教育歸位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