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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明天总是取决于今天的意识形态，明天只能来自今天的构思，来自今天孕育形成的种种可能性。一种思潮即一则选项、一种可能性，而任何一种理论一种学说都是某种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反映，或曰其政治诉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一般说来，大多数当代青年接受什么思潮，认定何种价值体系，二三十年后，这一思潮就会从“社会意识”衍化为“社会存在”，认识就会转变为行动。政治思潮最终将转化为思潮政治，形而上的思潮最终将成化为形而下的政治。从社会发展前瞻性角度，关注当今思潮，就是关注社会未来的可能性。
进入21世纪，历史车轮又转至重大转型前夜，中国无可避免地出现思想分裂，对“下一步”产生方向性分歧。2010年8～9月，温家宝在深圳与纽约数次发表涉及的政改讲话，新华社通稿一律删除有关政改的言论，北京重要媒体立即出现“不同声音”。对“明天”的设计，已实实在在影响“今天”，矛盾正在尖锐化。关注当代思潮，自然更增添一层时代紧迫性。
环视寰内，四大思潮崛起，形成逐鹿中原之势。社会各派根据自己的立场与认识，对中国的“下一步”提出四种设计方案。从理论上来说，今天出现的所有意识形态都有可能成为明天社会的思想底色，从整体上大致圈定了明天的选择范畴。至于四大思潮之外的小潮小派，如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康晓光的“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与父爱主义国家”，1 实为小浪小花，立论偏怪，终寡徒众，尚未形成真正产生影响的思潮，本文不予讨论。
一、历史与现实
史学之所以向居显学，根柢就在于提供了根据昨天裁量今天、规划明天的惟一依据。文字之所以成为文明曙光，也在于只有通过文字才可传递前人经验，人类才从重复型“简单再生产”跃升至增长型“扩大再生产”。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反右、文革之所以形成大破坏，从文化角度，就在于生生割裂了与传统的关系，使此后三十年的国家行为失去来自历史经验的扶撑。一则未经实践验证的人文学说，以新自贵，以“两个彻底决裂”开道，避开一切历史经验的拦滤，再用暴力为自己“论证”，终使赤潮波及诸国支付高昂学费，全球一亿人非正常死亡，至少20亿人口“非正常生存”。
如今，马列赤说虽在全球范围内退潮，但在中国大陆，由于历史原因，仍奉为不可动摇的钦定意识形态。虽说由于“一亿生命学费”，这则赤说已没了一个世纪前的“朦胧美”，没了那股新兴蓬勃之力。但因赤说为中共革命的价值依凭，“合法性”之源，由升旗者自行降旗，总有诸多不便，难免扭扭捏捏。这一声认错可是连带着当年的“天翻地覆慨而慷”呵！岂能轻易低这个头？
但红色意识形态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拖赘，不仅无法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而且成为极左派处处诘难改革派的理论依据。不斩断马列沉舟这条缆绳，中国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迎来“万木春”。毕竟，赤旗左说与当代人文价值相反相悖，除了自缚手脚，给极左派留下质疑依据，岂有它哉？真理不能直行，歪理便有了冒充的空间。
中共当然不可能不意识到面临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但为维稳，第一感还是“保旗”，生怕意识形态一有风吹草动打破现实平衡。文革一结束，批判文革声浪刚兴起，中共便意识到这股浪潮的可怕性，立即定调“淡化”——只允许有限批评“失误”，连已定调“彻底否定”的文革，都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连毛泽东都批不得。“四项基本原则”实为四道铁栅，将所有批评控制在“失误”之中，不准越雷池一步，即不准对根本性的思潮、体制进行深入反思。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1932～2007）著有《大动乱的年代》（1988年初版），2005年四版，但作者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因为一修改就得报批，报批肯定不被批准，如此这般，只能“保持原貌”。尽管王年一先生的认识已大大突破最初水平，只能抱憾而终。2
据说，1980年张春桥在特别法庭最后陈述中指出当权派的一大矛盾：既想继承毛权威，又绝不同意毛路线。此说若真，抱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退场”的张春桥，政治敏感端的准确。事实上，1980年代邓小平启动改革之初，就觉察到所谓改革，底牌就在于转公回私，与马列赤说的价值内核根本悖反。邓的政治精明就在于“不争论”（邓亦为此自得），打左灯向右行，回避意识形态与改革实践之间的逻辑矛盾。在邓小平看来，既维持住政局又将改革阻力降至最低，打左灯向右行，十分成功。但“六?四”说明只改经济基础不动上层建筑，势必爆发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随着时间推移，“只干不说”的负面之弊日益凸显，社会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价值悖反越来越严重。改革越深化，越要求意识形态提供明确价值支撑，越需要明确方向。再含糊其词，再打左灯，再“不争论”，就无法继续向右行。因为改革越深入，自然越与赤学左说相悖拧。同时，极左派的质疑也就越振振有词——“你走得太远了！”
30年的改革开放，巿场经济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亦已公司化，再“只干不说”，显失时效。当年实践与理论脱节的“只干不说”，乃是一种策略，因为一代国人与千万官吏的思想已误入极左深巷，要他们突然转身，运行另一套意识形态，势必引发大争论，有可能引发大分裂，反而影响改革速率。采用“老人老办法”，让终身浸淫赤说的各级老干部仍用马列主义进行思维，以他们能够接受的价值逻辑推动改革，打着红旗反红旗，让马列主义的某一部分去反对马列主义的核心部分，让老人们带着马列主义去见马克思，用时间完成“代际衔接”，逐渐染换意识形态，不可不谓之“深远的政治谋略”。当然，这只是事后诸葛亮，即根据效果演绎的推论，邓小平当年未必有此深谋远虑。从《邓选》中，看不出这位“总设计师”对民主有什么深刻认识，他也并不理解民主的真正价值。
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的民众凝聚力来自对宪法的认同，而宪法又取决于该国的人文理念。所谓现代化，除了经济现代化，最核心的现代化还是人文理念的现代化，即“自由万岁”！一切国家政策的价值基石只能矗立“自由”之上，自由是考量一切时政的第一标尺。可您这儿还将“自由”判为资产阶级，视自由为敌，又如何全面迈向现代化？就是用红色学说体系，社会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乃是“解放全人类”，“解放”不就是“自由”么？离开“自由”，“解放”还有什么内涵？
现代政制要素之一为公开性，不争论不开言禁，如何公开化？民主必须容异，或曰容异才需要民主，您连话都不让说，何谈第二步的容异？一刀切、全国一盘棋，实为原始粗放的简单化管理。欲走向日益精致细化的现代化，当然不可能不抛弃已被证谬的赤色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随着人权意识的提高与法治理念的渐行渐深，据国家信访局统计，全国上访数量从1979～82年的两万件左右，急剧攀升至2005年的3000万件，扩增1500倍。3
这固然说明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1500倍，但也说明民主吁求度提高了1500倍。面对当前形势，社会各派各有解释各有归因，也各出招数各亮方略。对当今社会矛盾各有不同解读，相应产生不同的解救之策。极左毛派认为这是可资利用的形势，向改革派反攻倒算，提出“国退民进”乃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公开鼓吹退回毛时代，不断挑起姓“社”姓“资”争论。4
不过，毛派毕竟只是赤左思潮最后的回光返照，不成气候。当今中国真正形成思潮有四大派别：一、官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二、自由主义；三、新左派；四、新保守主义。四大思潮除了官方具有庞大组织形式，其它三派均无政治组织，只是思想认识上的派别分野，至多以刊物或网站集合同志，以思想渗透影响社会。但从攻守态势上，官家步步退守，民间三派日益壮大。当然，各派思潮既然是存在，总有其相对合理性，反映了某一社会利益集团的认识与吁求。
根据历史经验，检验一种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可浓缩为三条标准：一、是否有利于生产效率，即是否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创造；二、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平，即是否有利于已有财富的分配，能否实现人本原则等道德价值；三、是否符合历史现阶段的客观可能性，即是否兼顾各方利益，是否未脱离历史现阶段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三条标准不可偏废，任何一项缺失，便会打破既有平衡，引发无法控制的混乱，酿成“革命性灾难”。如共产主义不顾现实可能，不惜牺牲生产效率实现分配平等，对社会不是促进而是促退，有违人类共同利益，当然无法得到后人继承，革命必然没有后来人。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共虽然理论上彻底否定文革，实践中仍沿用“只说不干”的老方，拦着只准“淡化”——整体否定、具体回避，不让深揭细挖。文革终究是中共脸上的烂疤（总不能归罪美蒋反动派），只能“带球跑”——带着文革搞改革。明知每走一步都会受文革幽灵的缠绊，仍然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马列的这一部分言论反对马列的核心部分。放弃计划经济、公有制、阶级论、暴力革命这些内核，当然明白已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但另一方面，思想已被马克思主义高度统一的中共党人，文革后尽管感到必须“思想解放”，但他们能够拿起的解放之器，也只有那根一直束缚自己的马列之绳。因为，除了马列理论与赤左逻辑，他们既不认识也不会运用其它理论体系，更无可能认同理解其它体系的价值逻辑。数代中共党人验别一切正误的标尺只有马列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然来自中共的政治需求，代表中共当权派的利益与“认识”，一望可知架空而论、为理论而理论。这当然是中共必须“照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公开否定赤说放倒赤旗，岂非等于否定中共革命的历史必要性？等于承认中共只是“造反”而非“革命”？既然整个国际共运大方向都错了，如何再挺持中共革命的历史价值？如何再坚持“伟光正”？检讨历史栓系着今天的政治利益呵。如此这般，中共对自己的党史，只能实用主义——整体肯定，具体回避。对待党史上的种种污点，尤其1949年执政后的一系列重大“失误”，只能“抽象否定，具体淡化”，美其名曰“让后人去评说”。所谓“让后人去评说”，要的是不让今人评说。
另一方面，为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中共又必须拿出实际政绩，必须给国人以看得见的利益，必须迁就经济效益，不能不多少修正一点马列原教旨，意识形态不得不有所后退，包括接纳“资本家”入党——承认阶级融合。形势逼着中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动作，研讨多年，决定挂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旗幌。
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为两大内核。一、坚持擎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用社会主义学说解释中共革命的历史必要性与改革开放的价值来源。二、用“中国化”修正马克思主义原教旨，再搞出一个大家都说不清的东西，以一个模模糊糊的所谓“新型理论”回避摊牌。亦可概括为赤旗罩面，虚化其里，希望继续蹲在马克思主义大旗下搞改革，继续“打左灯向右行”，拖延理论上的摊牌，以求政治上左右兼顾——用“马克思主义”稳住左派，用“中国化”鼓励右派，给吁求自由的右派留了门缝，削夺右翼极端派倡导“二次革命”的价值必要性。
与上述既定国策相关联，中共麻烦也相应有二。一、既已铺开经改摊子，扬弃了公有制、剩余价值、计划经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思想改造等马列核心理念，赤旗不再鲜亮，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能举出什么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新设计呢？既然都自行修正了，回到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那场天翻地覆的苏维埃运动还有哪些历史价值？二、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欧美资本主义有什么实质性界别？难道仅仅只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么？这不，阶级学说都站不住脚了，资产阶级如今都正名了“光荣”了，失去阶级学说的保镳，“阶级专政”越来越尴尬。至少，您还能专谁的政？还需要去专哪一阶级的政？如此这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些什么？还有什么具体内涵？难道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指责与批判么？就算您的批判无比深刻无比正确，那也只是摧毁一个旧世界，无以矗立一个新世界。今天总不能再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吧？此外，既然承认共产主义渺茫论，再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还通吗？
站在中共立场，从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退至马列主义，再退至马克思主义，连列宁主义的阵地都守不住了，退无可退，再退就只能换旗易帜了。出于“维稳”，为求历史连续性，似乎也只能继续擎着马列大旗。很清楚，换旗等于换思想换价值标准，不可能没有一点社会震动。事实上，如果不会引发震动，也就没有必要“思想解放”了。但中共一直夸大可能引发的震动强度，以此作为继续封堵不同言路与一党专政的“价值依据”，一直倚为重大借口。
对中共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也似乎是无法再退的最后阵地，再退就无法“专政”了。但失去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失去阶级学说、计划经济、公有制、暴力革命等外围保护，“阶级专政”孤单独矗，越来越尴尬。虽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件理论外衣不太遮罩得住，逻辑十分勉强，可又有什么办法，有一件外衣总比没有强，有一条逻辑总比一条也没有好。如此这般，出于历史与现实之需，作为平衡博弈之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是而出。
既要继续擎举赤旗，又要对赤说原教旨进行重大修正，冲淡赤红之色，当然是一件尴尬两难之事。中共的“美好愿望”是既以马克思主义表示自身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又以“中国化”兼顾改革开放的现实之需。为此，中宣部竭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大把掷钞，竭力鼓励寰内人文学者朝这一方向申报课题，希望在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内完成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使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价值对接。既欲完成对赤说的扳正，为改革开放铺道，又不突破原教旨既有范畴，避免意识形态大逆转，可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官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与基础内涵已为国人熟知，另行架设与之相悖的思想体系很难被八千万党员与广大国人认同为马克思主义，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大框架已很难遮罩改革开放所需的相应学说，中共很难再和稀泥矣！
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中共的骑墙之态，意味多多。既体现了中共改革欲前难前的困窘，也体现了赤旗左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尴尬；既是国际共运必然出现的“后滞效应”，也是大陆朝野必须破解的历史任务。
有一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已然失败，但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问题，仍奉为“世界公认的经典学派”，5 认定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矛盾，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判为无产阶级革命未发生在资本主义成熟的欧美，而是发生在俄中东欧及朝越古柬这样的落后国家。那意思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未能按照马克思本人的初始设定，乃是历史跟马克思开了大玩笑。这样的观点当然经不起驳诘：按马克思主义设计进行的社会实践，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无一逃脱贫穷与专制，还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好经，而是一帮和尚念歪了经，这不是强辩么？拿无法证实的一种历史或然性诘难已然的社会实践，以可能性立论，面对一亿生命的赤色实践，是不是太轻飘飘了？
由于尚未开放言禁，不让公开议政评政，这一思潮因御学身分，虽得官家扶持，在官方刊物上似乎十分热闹，但在民间普遍遭到无声的抵御，不可能通过知识分子真正播入社会、植入人心。而新左派则攻击这一派学者不从国家利益出发，明显偏惠特定利益集团。
将一则连自己都说不清的学说拿出来当旗幌，自己都在“摸着石子过河”，希望民众望旗风从，当然只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说明中共面临的意识形态尴尬。没办法呵，没有其它旗幌呵！中宣部竭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希望在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内完成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使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价值对接，既完成对原教旨学说的扳正，为改革开放铺道，又不突破马克思主义既有范畴，意识形态不必进行大逆转。然而，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历史任务，中宣部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滑到哪里算哪里。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与基本价值已为国人所熟知，另树概念另搭体系，旧瓶装新酒，不仅很难得到国人认同，就是八千万党员也很难认同，更不用说如今连新酒都没有。此外，这一思潮因御学身分，无法避免天然质疑。既然是一时平衡的政治性产物，其“历史延续性”也就不可能很长。
三、自由主义
这一派思潮认定西方现代化经验具有普世价值，现代主流文化具有普世性。该派起源于文革结束后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如今渐渐从地下走至地上，变潜行于公开。
国情判认上，自由派认为中国并未进入后现代，既未卷入全球化，亦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外来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集权体制与意识形态与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形成重大悖反，要求扩大改革开放并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该派认为如今出现的“中国病”、“权力病”，根源在于缺乏权力制衡的集权政制，集权借市场放大特权，不仅无偿占有公私财富，严重破坏社会公正，形成结构性腐败，还全面阻遏社会理性进程，人才得不到合理选拔，智慧得不到顺畅收集。该派反对新左派将“权力病”划成“市场病”，而是认定为“政治病“。
无论如何，笔者认为中国的未来必将属于自由主义。不仅世界潮流如此，国人的选择只能如此。尽管这一思潮受现实政治等因素掣肘，暂受压抑，但人性终究向往自由，自由必将“万岁”，民主也会跟着“万岁”。从人类的继承与代际选择上，一时的政治力量终将消褪，人性的本然力量毕竟最大。所谓真理，最终的判别依据取决人类天性。中国人民不会一代代忍屈受抑于这样那样的政治力量，一代人没有条件实现自由，下一代人一定会“创造条件也要上”。
自由主义思潮之所以必将胜利，论据如下：一、迭经欧美三百余年实践，以公民社会、政治制衡、市场经济、思想自由为支撑性理念的学说，不仅得到历史检验，证实其效，且经欧美等国不断修正，运作成熟。也许欧美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没有发明更好的制度之前，尤其没有得到经过历史检验的新制度之前，欧美民主制度也就成了惟一选择。这次，中国思想界不可能再次傻冒了：不会再将国家前途与子孙命运悬系在一则“美好”却未经检验的学说上。
另一方面，官家再想回到思想专制时代，再想回到定于一尊的思想一元化，怕是不行了。今天的资讯条件已无法支持全封闭条件下才能维持的思想一元化。中国思想界毕竟形成一些现代基础意识：思想认识上的互歧不仅是无法消除的客观存在，也是不能消灭的社会前进动力。思想即智慧，错歧即新萌，正面效益大大高于负面之弊。有什么必要一定得扼杀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社会思想又怎么可能被凝塑为统一槽型？和谐的前提是容异，不容异又如何和谐？
自由主义在政治属于温和派，既支持中共否定彻底左潮、确立市场机制，推着拱着中共朝着世界主流文明艰难回归，同时对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表示不认同。自由派认为市场机制必须延伸至政治领域，必须在制度层面构建各种权力制衡，才能真正实现宪政，才能既保护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速率，又解决社会公平，同时还可避免以暴易暴的“革命”螺旋型回荡。
这一思潮向官家索要批评权，宣倡思想不能被规定，提出结束一党专政。这一思潮已从暗潮涌动渐聚渐壮，日益波澜壮阔，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力。
四、新左派
新左派就是当今新一轮的革命派，他们来自西方的新左派，1960年代首先出现在美国。这一思潮并无严格意义上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是声称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观点、方法研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经问题。他们集中批判美国外交政策，认为造成扩张政策的祸首乃美国军事工业，贪婪的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国家外交政策。新左派在1960年代在西方广泛传播，1970年代后影响逐渐减弱。
新左派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简单定义为：“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版本既未明确描绘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未明确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经济政治运行形式，只是简单地以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在他们抵制的保护个人权利与实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的落实，统统回避，缄口不言。他们对其它思想流派采取“一网打尽”的批判姿态。
从批判现实上，除了官方思潮，其它三大思潮都持批判立场。激烈程度上，以新左派为最烈，如实今天的革命派，即第二轮马列原教旨派的“新中共”。这一派中的极左派便是毛派，公然打出“回到毛时代”，以复毛为旗号，将毛时代想象成绝对平均主义，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收入差距很小，而改革开放则使知识分子爬到工农头上。
新左派从检讨现代性为自己鸣锣开道，要求拨转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大船头。他们认为中国已悲哀地卷入全球化，改革开放不过是资本主义化，乃是最最要不得的资本主义复辟；市场经济更是导致两极分化，财富分配极度不公；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西方资本主义的丑恶已在中国显现，中国已出现“西方病”、“市场病”。这一派别希望从西方非主流文化中提汲思想资源，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现代性，要求中国走另一条有别于西方现有制度的新道路。他们要求扭转市场经济这一大龙头，重回计划体制，对政治体制改革更斥为“彻底变修”，认定乃是走了资本主义回头路。
西方新左派的批判锋芒直指西方主流文化，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希望从西方非主流文化中提汲资源，要求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现代性，与主流文化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会前进。而中国新左派的主要矛头却剑指尚处弱势的自由主义，他们以否定自由经济与贬抑市场经济为己任，“规定”批判资本主义应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主要任务。这一思潮打着为弱势普罗请命的旗号，认定改革开放乃当今腐败丛生的制度性根源，并将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判为现有秩序的意识形态维护者。
新左派成员多为中青年学人，不少青年学者未经历文革，还以为那是“火红的年代”。一些阅历尚浅的中青年学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大饥饿的发生，甚至说这场大饥饿如发生在印度，会死更多人，似乎饿死四千万还算幸运……毛派更是将大饥饿斥为“反革命诬蔑”。新左派对被官方否定的文革产生叛逆性怀旧，成为官方“淡化”文革的报复性产物。从新左派的言论中，可看出历史上任何左派共有的特征：难以掩饰的激进性与空想性。
不难看出，新左派所持守的价值标准为早期中共所持守的马列原教旨。新左派用早期中共理论来否定改革后的现实中共，以中共的昨日之说否定中共的今日之行。其价值根柢不过是民粹派的翻版，政治目标不过是重回小农式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如此这般，新左派有了最大的麻烦：只有新观点无有旧史证，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目了然。他们只能为证新说而强说硬说历史，用那些已被历史证伪证谬的运动为自己的主义作注。如将饿死四千万人的公社化说成他们的“天堂”，彩绘成“夜不闭户”的大同时代；将万恶的文革描绘成“实现群众专政”的革命实践，甚至将文革的失败说成乃是革命革得还不彻底，群众性大民主本身没错，要求挖掘文革的“制度创新”。2000年，袁伟时先生指斥新左派的论证方法为指无为有。6
新左派认同暴力革命价值，片面化地将资本说成是对人性的奴役力量，极端放大资本的异化成分，认定当今社会矛盾来自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家因追求利润而在制造苦难弱势群体。既无视资本的巨大历史作用，也否认其历史现阶段的存在价值。新左派甚至无视现代化普及保险带来的社会整体发展：工农大众也逐渐在享受电气化商品、也入住现代公寓、也享受医疗保险、社会福利……
新左派不仅否定市场经济，而且否定私有制，认定对私产的辩护乃是为社会不公提供理论合法性。他们要求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由经济的种种弊端。
新左派的迷惑性在于扛着民族主义大旗，用反美煽动民族情绪，指斥美国要解体中国。1990年代，他们甚至说参加世贸、开放市场是卖国。此外，新左派不仅将腐败的板子错打在自由主义身上，还将中国的未来继续悬系于一则已被历史证伪的学说。一位美国经济学博士甚至认为：开放就是让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改革就是让国内资本主义剥削中国人。他认为文革的失败就在于革命革得不够彻底、中国的出路是重回计划经济。7
新左派只是一些从理论到理论、从观念到观念的中青年学人，排拒经验排斥历史，只认同自己头脑中构建的完美社会。他们既不了解现实，也不想了解论敌，却以儒者淑世精神，大发书生意气，登车揽辔以求澄清天下，“理直气壮”地批判起来。由于严重缺乏历史常识，他们宣倡的完美社会单足立于道德原理，而非实现客观。他们认识不到公平虽是人类社会价值目标之一，但其实现度毕竟取决于历史阶段的客观可能性，而非仅仅取决于美好愿望。
“回到毛时代”，只是新左派中的毛派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一厢情愿。一些毛派分子甚至仍持这样的文革观点：阶级学说为人类解放必由之路；文革如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意义将超过长征；文革遭否定是历史必经的“曲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不断通过各种群众运动，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其次才是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8
这样倒置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价值逻辑，能得出什么合理结论么？赤色各国的共产实践证明：眼泪救不了贫困，还是袋袋里得有东西；眼泪只能表达同情，并非直接携带理性。
与历史上所有革命派一样，新左派从道德一翼开始抨击现在社会的不合理性，用完美理想构建“革命后”蓝图，再用高尚的牺牲号召聚集青年信徒。只是这一回新左派打出的旗号是一则已被世人熟悉之至的东西，失去因遥远而朦胧的距离，它的非现实性一览无遗，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到1920～30年代那么多的信徒，不可能形成新一轮“红色的1930年代”。
新左派虽以“为民请命“自居，自认为代表下层百姓利益，但由于提出的改革方案是重回左倾路，回到平均主义，在国人中很难寻觅知音。毕竟，绝大多数国人虽然反感缺乏法制与无序竞争，但并不认同从根本上排拒市场化。
新左派排斥一切经验世界，只认同自己头脑中构建的完美社会，而这一完美社会的价值地基在于道德原理。而公平虽然是人类社会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其实现度取决于每一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即必须兼顾社会综合发展的各项客观可能性，不能脱离现实将公平立为绝对取舍标准。而且，说到底，什么叫公平？具体如何认定？谁握有这一权威与权力？其实，惟有创造实现公平的现实条件才是有效变革，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京中两派人士有的互不来往。
五、新保守主义
有了右翼的自由派与左翼的新左派，自然就会“生态平衡”的中间派，即新保守主义。这一政治思潮最初出现于1980年代，当时名曰“新权威主义”，起于赵紫阳时代的“政策研究室”、“党史研究室”，最初是为赵紫阳的改革权威摇旗呐喊。“新权威主义”乃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最初倡议者中的北派领军人物，“六四”后均受拘押审查，全线覆没；南线学界人物则保存下来，1990年代悄然更名，打出“新保守主义”旗号，强调既要走向民主自由，又须保持和平过渡，在政治权威的引导下走向民主宪政。这一思潮的核心在于：认同自由主义方向，但不认同实现自由的速率，强调保持既有社会秩序的历史连续性，循序渐进，积量变为质变，曲线实现民主，强调“开明专制”的过渡作用，认同中共的“特殊国情论”。近年的经济起飞，新保守主义引为最有力的注脚。
1990年代，该派以“民智稚弱”为据，提出中国应走渐进的权威主义道路而非西式民主政治。这一观点与官家的专政论暗合，尤其“民弱论”、“权威政制”与“无产阶级专政”有所叠合；“否定西式民主政治”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所匹配；认同“国情决定全盘西化不可行”，赞成权威统治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如此这般，新保守主义既因“阶段论”、“方法论”与官家一致，得到政府握手认同，视为“统战对象”，亦因“目的”与民主派一致，得到民主派的有限支持。新保守主义的这一“战略态势”自然恰恰表明它的居中立场。
1993年，该派代表人物萧功秦持守如下观点：
海外人士对中国大陆的现政权和当政者应该多一份理解。中国近代实践及中国人的素质都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渐进的权威主义的道路，国情决定全盘西化的不可行，权威统治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历史有其内在的延续性，历史拒绝浪漫。9
萧功秦先生称新保守主义也可称“世俗理性”，注重“现实可能性”。10
该派认同自由主义方向，但不认同自由派的速率。而这一派中的极端派则鼓吹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文化。
从理论上来说，能在“新权威”下和平过渡，循序渐进，当然千好万好，皆大欢喜，只是目前专政旗帜未撤，意识形态上尚未完全认同民主自由，“权威”有权力无威望，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有威望无权威，奈何？此外，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地基乃“新权威”必须拥有“新思维”，必须认可“开明导向”，即必须承认民主自由的基本价值，承认其为历史潮流。否则，寄望专制者主动走向交权的民主，类乎与虎谋皮，缺乏逻辑可能。
对于官家钦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因士林与民间认同度甚低，萧功秦甚至无视它的存在：“我认为大体上中国当下存在着三种思潮鼎立的局面。它们是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11
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中，新保守主义基本站在自由主义一边，因为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毕竟大方向一致，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实现目标的路径与速率。由于有共同的论敌——新左派，“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很大的分歧，两者可以说由于彼此接近而基本合流，尤其在看待新左派的问题上，双方观点是比较一致的。”“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从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12
新保守主义认同自由主义的方向，不认同其求变速率，两者的错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新左派，新保守主义则不认同其方向，因此属于“敌我矛盾”。
新保守主义由于强调变革的稳定性，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度高于对其的变革度。萧功秦承认：“新保守主义的理念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它自身缺乏对权威腐败进行独立批判的核心价值。这时它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与自由主义结盟，借助于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与价值来对腐败的权威政治进行批判。”13可见，新保守主义由于缺乏对未来的根本性制度设计，只能摇摆于政治权威与自由派之间。
六、分析与总结
官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历史产物，更是政治权宜之物。从学说价值性角度，由于其一系列论点缺乏史证支撑，经不起驳诘，无法形成有说服力的逻辑链，不可能获得士林与公众的价值认同。随着时日推移，尤其以私权为核心的巿场经济与公权为核心共产主义存在截然悖反的价值，其逻辑之谬无法掩饰。这一倚赖政治力量而形成的思潮，注定只能与政治力量共进退。
时政之要在于其准确度，即在于对当下状况的准确判断，不可架空而论，不可为理论而理论。任何一种社会学说都是某种利益集团的政治反映，或曰其政治诉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检验其适合度，惟一标尺就是对当下的吻合度与社会作用。
1980年代，中国政治思潮主要摇摆于新权威主义（即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两大思潮发生大争论，争论的实质是渐进还是突进，缓变还是激变。从整体大势上，中国思想界与民众都认同必须变革，歧见只在于速度与节率。新左派的出现，则是从方向上质疑改革开放，不再是速度之争而是道路之辨，即出现新一轮共产主义思潮。
无论从维稳角度还是社会发展角度，第一步只能是放开言禁，让国民熟悉并了解各派的观点论据，让所有思潮参与社会博弈，让各派思想都成为社会选择的共同土壤。即使那些不合时宜的错误思想，也应该提供让其出声的平台。否则，只要它们被压，这种被压就会成为他们“有理”的第一论据。希望社会不存在“错误思想”，就像希望不存在不同意见一样，不可能呵。禁区太多太深，一说就跳，一碰就叫，既不可能和谐，也不可能平衡过渡。让国民熟悉习惯不同声音，乃是平稳政改的第一步。社会开放保证了批判自由，各种社会弊端得到及时纠正，各种社会智慧得到迅速吸收，同时新闻透明既监督了官员，也使公众明白官员“不得不然”的客观制约，从而提高对政府的理解度，从根本上降低了百姓与官府的对抗度。
如何实现平稳过渡，在保证社会不动荡的前提下完成从集权向民主的“天鹅绒”转型，既考验中共的政治技巧，也考验寰内士林的思辩能力。应该说，有了反右～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教训，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国朝野相对成熟，倡导对中共“二次革命”失去社会基础。全社会对“天鹅绒转型”的认可度甚高，任何极端力量难兴大浪。当然，对各种极端思潮，仍须保持必要警惕，不可完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从世界经验范畴，中国现行政治经济乃是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改革而来，即从原公有制蜕变而成的私有制，尤其是经济上的市场化与政治上的一党化，处处带有“中国特色”，西方政治经济学中没有成熟的理论可搬借，尤其中国社会现实对任何西方学者（包括未在大陆生活的华裔学人）都是“深闺之女”。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的事情还真地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办，只能由中国学者多费心了。而在中国学者的可选择范围内，除了欧美那一套成熟的政经制度，事实并不存在“第二种选择”，所要费心的只是如何具体与中国现实对接，只是一个程序化技术化的问题，而非方向性的问题。
20世纪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西方既未发生颠覆性革命，社会又获得重大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度大幅提高。这样的榜样不虚心学习，反要硬去走危险系数很高的创新之路，难易判然呵！
从理论上来说，各种社会需求似乎都会转化为一种呼声一种学说，但实践上，能够形成思潮的总是少数，不是凡是任何社会需求都会上升为主义。尽管任何学说总能从社会实践中为自己找到证据与说辞，但在实践面前，一切谬说却无法遁形。因此，让任何学说走实践程序而非理论程序，不失为最保险的一道理性闸门，尤其对已有实践之证的学说来说，应该比较容易形成“国家共识”。20世纪全球范围内四大思潮——法西斯主义（德意日轴心国为代表）、资本主义（欧美各国为代表）、共产主义（苏中东欧为代表）、民主社会主义（北欧三国为代表），迭经一个世纪的实践检验，法西斯主义已被铲灭，共产主义旗倒营散，惟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为资本主义亚种）为实行国家带来自由与福利，体现了人类集体经验凝成的核心价值。
一种优秀的文化不仅方向正确，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理性指引，还必须有现实可行性与实际操作性，且能自我完善。虽然走向自由就是走向分歧（或曰容忍分歧），但从社会稳定角度，价值认同（或曰底线认同）是最稳固的社会地基。如果社会思潮分歧过大，缺乏共同基础价值，左右两派各自拉走听众，社会也就会同时被撕裂成两半（如1946年的国家分裂），动乱势必伴随而至。矛盾一旦激化，政治诉求也就容易趋向极端，容易爆发“革命”。这回，中共当然最不愿意看到“革命”了。
从现实角度，中共既然是“当仁不让”的执政者，自然也是这场民主转型的第一责任集团。他们的态度不仅决定转型的速度，而且直接决定转型的质量。其它三派都只能说不能做，执政者则既可以说也可以做。因此，中共能否遵循民主宪政推进政革，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诺奖获得者诺斯说：没有宪政的秩序，政府行为必然是机会主义，掌权者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不惜牺牲社会利益。14
没有民主政制，各派利益无法通过自由辩论达到充分表达，各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便失去政治基础，必然会出现诺斯所说的当政者胳膊肘往里拐。而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性化程序越强，社会整体骤变突变的可能性就越小，即越容易维稳。
注释：
1 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载《长江》（双月刊）2007年五月、七月号。参见刘鹤守编《呼唤——1998～2007年言论选本》，2008年11月自印本，第五册，页65～66。
2 王海光：〈“合理想象”的妄言〉，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三期，第77页。
3 李曙光：《法思想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年，第32页。
4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香港）2007年7月初版，第11页。
5 资中筠：〈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总绪论〉，参见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世界风云启示录》。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七期。《呼唤》第一册，页296。
6 袁伟时：〈自由主义论争管窥〉，原载《开放时代》2000年7月号。参见《学说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或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7 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25页。
8 靳天明：〈谈谈我对文革的看法〉，互联网“360Doc个人图书馆”，2010-4-29。
9 丁果：〈历史拒绝浪漫——访“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萧功秦先生〉，载《开放》（香港）1993年8月号，页24。
10 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页27。
11 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页24。
12 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第24页、第27页。
13 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27页。
14．杨小凯、向继东：〈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问题〉，原载《书屋》1998年第期。参见刘鹤守选编：《呼唤——1998～2007年言论选本》，自印本2008年11月，第一册，页105。
裴毅然，共识网
燕子李三其人其事：武功确实非同小可
2011/03/30 | |
中国档案报
燕子李三其人其事
编者按
日前，电视连续剧《燕子李三》的热播，又一次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注目。真实的燕子李三究竟是什么样子？他是如何作案的？又是如何被捕的？为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作者走进了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大量与燕子李三有关的档案史料，通过第一手档案史料及当事人的叙述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燕子李三。
燕子李三，是一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人物。
他行踪不定，每次作案后，为显示自己艺高胆大，还故意戏耍权贵，仿效传奇小说中诸如“花蝴蝶”、“白菊花”等大盗的做法，把一只用白纸叠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以表示“此事由爷做”，与外人无关。“燕子李三”的名头即由此而来。
燕子李三死于1936年。3年后，一本《燕子李三》的书在东北出版，迅速畅销全国。在上海，以燕子李三为题材的电影也被拍摄出来，风行一时……直到现在，燕子李三依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神秘人物。这不，关于燕子李三的电视连续剧又热播了。
燕子李三原名李景华，1894年生于河北涿县。幼时随叔父到沧州落户，艰苦度日。沧州习武之人众多，他也跟着学了点武艺。因其禀赋较好，身体轻快，渐渐地，爬墙上树易如反掌，非一般人所能比。由于家境贫寒，及其年纪稍长便开始四处偷盗，曾在河南、湖北等地屡屡作案，有一次竟然偷了洛阳警备司令白坚武家的财物，名声大振。
为了增强本领，李景华曾隐姓埋名到少林寺学艺，几年苦练，功夫大进。此后，他沿着平汉铁路线来到平津一带活动，曾在北平右安门外关厢居住，放开胆子大量作案，不久以后便有了“燕子李三”的名头。
燕子李三究竟有什么样的高超武艺？他当然不会有传说中的“燕子三超水”的轻功，不能在水面上点水而行，但他的武功确实非同小可，这可以从他的作案对象中看出。他的作案对象不是小家小户，而是深宅大院、高墙阻隔、护卫森严的富家大户。在这些地方，他能够来去自如，可见他有超常的手段。据当年燕子李三的辩护律师蔡礼回忆：“燕子李三确实会一些武功。他能头朝下，身子像壁虎一样紧贴墙壁往上爬，他曾在白塔寺高高的大殿墙壁上爬过，这一招儿叫‘蝎子爬’。他还会点气功，不知怎么一用气，脚后跟的那块骨头便能缩回去。他随身带一条绳子，绳子一端拴一个铁爪子，把绳子往树上或木梁上一扔，铁爪就抓在木头上，他便顺绳子爬上去了。正因为这样，侦缉队虽多次对他严加缉拿，但是很难抓到。就是抓到了也看不住他，他的脚后跟骨一缩，铁镣就脱落下来。所以他在北平曾七次被捕，七次脱逃。”(蔡礼著《我作燕子李三辩护律师的回忆》)
另据知情人松笛介绍，燕子李三每次作案前都要经过周密细致地摸底，并配有特制的药水和各类钥匙。他之所以有“燕子三超水”的传说，是因为他本身具有蹿房越脊的本领，而且作案时常穿五六双布底袜子，这样就可以减少声响，不留痕迹。他在翻越高墙时，不是像武打小说中那样能旱地拔葱一样飞过去，而是“需脚蹬墙借劲，用手扒沿才能越过”(松笛著《大盗燕子李三案始末》)。
1934年，燕子李三再次被捕，先被关在河北第一监狱，不久押解回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接着转入北平感化所。感化所的位置在如今的北京西城区西什库大街附近。
燕子李三刚进北平感化所，他便成为那儿的“红人”。由于燕子李三名声在外，所以不仅囚徒们都想结识这位了不起的英雄，就连狱卒也十分仰慕，愿意为他效力。李三巧妙地利用他们这些心理，与狱中上下人等打得火热。狱卒们薪俸相当微薄，有的人甚至只能勉强糊口。燕子李三便出了一个主意，让狱卒们在晚上将他放出去，他作案后再返回来，所窃之物由他们分发。为了让狱卒们相信自己，燕子李三拿出闯江湖的全套本领，以人格和义气作担保，保证天明前返回，决不拖累大伙。狱卒们起初不敢相信李三，由于干系太大了。但渐渐的，有人开始松动起来。与此同时，燕子李三与感化所巡官史海山的关系更加密切。此后，在感化所工作人员史海山、宋书堂、佟治安、贾云宴等人的庇护与协助下，燕子李三更加有恃无恐地做了许多案子，搅得官府不得安宁。他则信守诺言，作案后必定及时返回，给史海山等人带来丰厚的实惠。
1934年8月的一天晚上，哈尔飞剧场(现在北京西单剧场)灯光闪烁，热闹非凡。剧院自1930年起便是许多著名京剧艺术家表演的场所，马连良、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名角争相在这里献艺，因此剧院也便成为各路官绅富贵出入的场所。这一段时间，燕子李三也喜欢上这个地方。当然，他的主要目的不是看戏，而是盯着看戏的人。西单丽华绸缎经理潘国英来这儿已经好几次了。潘国英每次前来，总是乘坐一辆漂亮的包月车。经过一番摸底后，李三决定今晚下手。
戏剧结束后，燕子李三机灵地跟随在潘国英的车后，过了一个马路，穿过几条胡同，不一会儿便来到西单牌楼二条潘国英的住所。燕子李三很轻易地偷走了不少高档绸缎制品。回到感化所后，李三将它们都给了史海山和几个狱卒。可是偏偏就是这次，燕子李三“狱中作案”的真相被警察发现。
原来，潘国英发现家中失窃后，心中非常不甘。除告知警方外，他还通知了与他有关联的各家商铺，请他们务必留心。某天，史海山将李三送他的一件毛背心送到附近的洗染房洗染。洗染房的掌柜详细询问他的姓名、住址，以便随时送去。史海山没有警惕，全盘托出。等史海山刚走，洗染房马上将此事告诉潘国英。潘国英亲自赶来，仔细查看后，确系自己丢失的物品，于是迅速报警。
侦缉队队长马玉林得到消息后，马上率侦缉队前往感化所，将史海山和几名狱卒拘捕起来。接着，另外几位与燕子李三有关的人也被传案，并搜出了赃物。
1935年1月，北平地方法院开始审理燕子李三盗窃一案。此案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当燕子李三被押进法庭时，法庭气氛十分热闹。法官连喊多次肃静，庭内才慢慢安静下来。燕子李三虽脸色惨白，但神情十分镇定，还以江湖规矩向在场旁听者拱一拱手。他对自己的偷窃行为供认不讳。可是，他没想到，潘国英为发泄自己的怒气，不仅告李三偷窃，而且指控他行窃时行使了暴力。法官听信了原告的一面之词，认定燕子李三犯有“强盗罪”。李三不服，当场大声申辩：“诸位老哥们听着，我燕子李三虽然偷窃，但绝没有使用暴力。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过的事我认了，但我没做的事，我是绝不能认的。”法官对此置若罔闻。1月24日，李三被从重判处12年徒刑。为防止李三逃跑，判刑后特地给他戴了一种残酷的刑具“木狗子”。这种刑具在脚上戴3年，双腿就会残废。李三不服这一判决，向河北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由于此案影响较大，河北高等法院接受了李三的上诉要求。然而，律师界没有人愿意为李三辩护。最后，河北高等法院指定由义务劳动法律委员会会长蔡礼作为李三的辩护律师。他仔细查阅此案的卷宗并多次到看守所与李三面谈。李三对蔡礼十分信任，有问必答。
又一次审讯开始了。在法庭上，蔡礼为李三辩护说：“李三作案时并没有强暴行为，因此不应以‘强盗罪’判处。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江洋大盗，只不过是一个窃贼，按照民国法律，即使从重判处，最多只能判8年徒刑。给他判12年显然过重，与律条不符。因此我请求法庭降低囚禁年限。同时，‘木狗子’是一种很不人道的刑具，早应该彻底废除，给李三上这一刑具与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相抵触，请求撤销。”法官对此没有当庭作出处理，决定改日再审。
李三对蔡礼为他辩护十分感激，曾写公开信予以称颂。然而，他没有等到最高法院的重新判决，便患病身亡，时年40岁。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
1983年呼伦贝尔强奸杀人案：17女知青无一反抗
2011/03/31 |
1983年呼伦贝尔强奸杀人案：17女知青无一反抗
法治人生
核心提示：杨万春说完就把长得白白净净的白洁摁倒在床上，其它人也不甘落后，纷纷上前拉扯另外几个女场员。七名女场员此时连一点反抗和哀求也没有，只是任凭恶魔摆布，有的在极端的恐惧中甚至主动脱下自己的衣服。
本文摘自：《法治人生》2008年第15期，作者：杨颖，原题：《1983——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强奸杀人案》
1983年6月16日，星期六。因为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牙克石镇林管局所属的林业设计院红旗沟农场的人们，从早上五六点钟就已经下地干活了。
但于洪杰上午9点却仍在床上躺着。于洪杰是牙克石出名的一霸，小有名气，是一个很有“份”的地痞，曾经被公安机关多次收审、拘留。但每次都是经教育后释放，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自从4月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到红旗沟农场后，于洪杰的心情就一直没有舒畅过，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顺眼。他多次公开表示“要干一番事业，要干得轰轰烈烈，不能白来人世一趟。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躺了一会，于洪杰决定回牙克石镇。于是他来到地里和同宿舍的韩立军、杨万春商议了一下，就决定回牙克石改善一下伙食，好好玩一玩。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于洪杰岁数最大，19周岁，其它两人都是18周岁，而且也都不是善类。杨万春，刚满16周岁时，就因犯有惯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刚刚释放不久；韩立军，三年前因持刀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三个人回到牙克石后，有家不回，而是先到了杜小峰家。杜小峰初中毕业就回家待业，在社会上混了一年后，父亲给他在砖瓦厂找了个临时工。他曾经和于洪杰在一起混过一段时间，是于洪杰的小兄弟、酒肉朋友。杨万春从杜小峰家出来后找了个借口先回家了。于洪杰跟着韩立军到了韩家。吃过饭后韩立军和于洪杰一块又来到杨万春家。杨万春正和家人吃饭，见于、韩进来，连忙起身让座，并张罗着拿酒。
三人从杨家出来就已喝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杨万春走到院子门口时又返了回去，再出来时身上多了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装的是20个雷管和1卷近30米长的导火索。这是他在石料场偷来的。
在一个商店的门口他们碰上了王守礼。16岁的王守礼早已辍学在家，在一次打架中和于洪杰相识，就经常和于洪杰在一起。
下午两三点钟，天气很热，四个人歪着膀子斜着腿，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下午6点钟的时候，四人又在一间小饭馆里，要了几个菜又喝了一瓶白酒。
饭后，他们来到了王玉生家，把15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王玉生叫了出来。他们的父母都在林业设计院工作，彼此都认识，又是邻居，所以王玉生也不问什么就跟着出来了。
随后他们又去砖厂找杜小峰。在路上，他们碰上了17岁的李亮明和张光祖。两个人正准备到电影院看电影，没想到碰上了于洪杰等人。他们只有过一面之交，李亮明对于洪杰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又有些惧怕他，只好迎上去打了个招呼。于洪杰张口就说，天黑了，他们要上山，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叫李亮明和张光祖护送他们，口气十分强硬。李张两人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由于惹不起于洪杰，只好答应了。
杜小峰和一块干零活的包达山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见于洪杰等人走进来，才想起上午答应帮于洪杰上山打架的事。心里虽然不愿意，可是慑于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的淫威，又不敢说不去。于是他叫包达山和他一块去。刚满16周岁的包达山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
于洪杰等一行几人于6月16日晚上10点钟的时候回到位于牙克石西南方向的红旗沟农场。
到农场后于洪杰把所有的人都领进了他和杨万春、韩立军所住的6号宿舍，招呼大家坐下之后，便从床下拖出一箱子鱼罐头和一塑料卡子白酒（12斤）。然后又到走廊的另一头把早已睡了的李东东叫了起来，让他过来一起喝酒。这个农场共有21名场员，除了于、韩、杨和李东东外，其余的全部是女的。
两轮酒过后，十个人就喝掉了四斤多白酒。当王守礼、李东东、包达山、杜小峰、李亮明等人表示不喝或不能喝时，于、杨、韩三人就强迫他们喝，而且必须一口喝干。这几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喝了下去。三轮一过，就有四个人呕吐起来。
大约到了11点30分，半天没有说话的韩立军突然站起来，掏出身上常带的一把匕首往桌子上一戳，说：“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给他们来个血染红旗沟，敢不敢？”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响应，就连于洪杰也对韩立军的举动感到有些突然。韩立军见没有人响应，就又加大嗓门说：“没什么关系，我领着兄弟们干。”年仅15岁的王玉生壮着胆子说：“我不敢，那是犯法的，是要偿命的。”他的话音刚落，韩立军一刀就刺了过去，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你他妈的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到了老子的一亩三分地，你还敢说不敢，我先杀了你。”王玉生躲过刺来的这一刀，忙不迭地说：“我敢，我敢。”此时王玉生浑身哆嗦，面无血色。
这时于洪杰也拔出匕首站了起来。他和韩立军持刀一个个地问大家，你们敢不敢干，除了王守礼、李东东连问几次都坚持说不敢外，其他的人都表示敢。直到这时，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还不相信真的要血染红旗沟，也不认为于洪杰、韩立军会真的杀人。
于洪杰见王守礼、李东东不敢参加他们血染红旗沟的行动，就叫他们两个上床躺下，并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否则就杀死他们。
此时杨万春从木工房找来的斧子和刨锛、凿子，还有菜刀，一一分发下去。于洪杰见凶器不够，就把屋里的木棒、酒瓶子、煤油灯座也作为凶器发了下去。
将近12点的时候，于洪杰挥着手中的凶器说，血染红旗沟现在开始。说完拉开门头一个走了出去，直奔走廊里头的10号宿舍。其它罪犯都紧跟其后，有的打着酒嗝，有的摇摇晃晃地扶着墙往前走。
10号宿舍住的是农场职工潘亮和赵波，于洪杰推门进去，就朝潘亮的头部和胸部乱砍。旁边的赵波听到动静刚要坐起，就被刺中了脖子，紧接着就是一顿菜刀砍、斧头劈。
杀死了10号宿舍的潘亮和赵波后，在于洪杰、杨万春的带领下，八个人又冲进了8号宿舍，杀死了50岁的场员王元章、22岁的农工孙贵和孙贵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弟弟孙友。
10号宿舍和8号宿舍的嘈杂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农场指导员王化忠。他披上衣服举着蜡烛，站在走廊里大声地问道：“哎，深更半夜的，你们吵吵什么？”听见王化忠的喊声，杨万春也来到走廊上。他见指导员举着蜡烛在走廊的另一头，脑子一转就大声地喊道：“妈拉个巴子都他妈的几点啦，统统地都回去睡觉。要不然指导员就过来了呀。”
王化忠也以为，他们还和往常一样，是喝了酒以后互相打打闹闹，就没有再往下想。他回屋里刚把蜡烛放到桌子上，门就被撞开。王化忠一见这伙人拿着滴着血的凶器冲了进来，一下子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他马上跳起来，扑到柜前去拿枪（为了保护场员特别是女场员的安全，防备野猪祸害庄稼，以及其他意外事件发生，林业设计院武装部门为知青农场配备了1支五六式步枪和30发子弹）。可是没等王化忠摸到枪，就被八个人杀死在那里，这位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转业军人，来这里工作还不到20天的时间，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乱刀之下。杀死指导员王化忠后，于洪杰把那支步枪拿到自己的手里，把枪刺给了别人。
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于洪杰等八人就把住在队部的所有男人全部杀死了。而后他们就从队部的后门来到食堂，准备去杀掉两位临时工吴文发和何俊民。
因为要过星期天，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食堂杀了一头猪，煮了不少的肉在锅里，所以睡在厨房里的吴文发和何俊民除了把门插上外，还用一根碗口粗的桦木棒把门顶住。于洪杰试探了几下都没有把门打开，杨万春见状，上前用力踢着门。里面的人被惊醒了，问道：“谁呀，干什么？”“干什么，指导员病啦，我给他找点开水。”杨万春回答说。吴文发刚把门打开，就被韩立军用枪刺刺倒在地上……
于洪杰叫杨万春和韩立军领着人继续血染红旗沟，他自己背着枪回到了宿舍。抽了两根烟后，他端着枪把住在1、2、4、7号宿舍的17名女场员叫醒，都集中到了2号宿舍，这是一间30平方米的较大的房间。事后，幸存下来的女场员说，当于洪杰等一开始行凶时，她们就被惊醒了，起先还以为于洪杰等人在打架，但很快就从他们的吵闹和言语中知道了他们在杀人。但17名女场员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去劝说和制止他们，也没有逃跑，只是躲在被窝里不敢说话也不敢动。
而杨万春、韩立军等七人则直奔只有七八平方米的菜园小屋。小屋的门没有关，只有一个纸粘成的门帘挡在那里，杨万春等七人一进屋，鲁文才就被惊醒了。他一扭身就坐了起来，厉声问道：“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话音未落就挨了一刀。60多岁的鲁文才小时候见过胡子（土匪），此时顾不得多想，一边大叫“有胡子”，一边掀起小炕桌砸了过去。
可惜屋子太窄小，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对方又人多势众，没等鲁文才把小炕桌砸过去，就被对方夺了下来。鲁文才手中什么也没有，只好龟缩在炕角。杨万春、韩立军跳上炕去，对着鲁文才一顿砍杀，把他从额头到下巴砍得如同肉酱一样。与鲁文才同住的胡喜成听鲁文才喊有胡子，可没容他坐起来，就被当头一棒打趴下了，紧接着胸部、腹部就被连刺数刀，痛苦地呻吟了几声就断了气。
从菜园小屋出来，韩立军等人正要回队部，被杨万春拽住。杨万春说：“先别回去，还有老杨家。”说完，杨万春就领韩立军等向距农场几百米之外的单门独户的杨相成家奔去，杀死了40多岁的杨相成，还有他的媳妇、两个还未到上学年龄的儿子和老杨年过七旬的双亲。
仅仅1个多小时的时间，红旗沟农场的16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被于洪杰等全部残忍地杀害了。从杨家出来后，杨万春和韩立军等来到了女场员住的1、2号宿舍。
休息了一会之后，在杨万春的提议下，他们又到各个房间去补刀。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又都回到了1号宿舍，于洪杰找来了纸和笔，写起了遗书。其它人纷纷效仿，最后只有于洪杰算是写完了，韩立军抄了一份。他俩把遗书交给了女场员赵丁枝。
在于洪杰的指使下，韩立军带着几个恶魔挨个房间翻箱倒柜，对死者也一个个地搜身，手表、钱、粮票，凡是他们认为有用的、值钱的都要，将公私财物洗劫一空。
于洪杰自己则带着几个人去砸农场的仓库，把全部的4箱硝氨炸药都搬到了1号宿舍，接上了杨万春带来的雷管和导火索。随后于洪杰又叫人搞点汽油来。杨万春带人拎了几桶汽油，于洪杰嫌少大骂他们不会办事，成不了大气候。杨万春见状干脆带人把仓库里的五六桶汽油全部滚到一号宿舍，并且把盖拧开，准备和红旗沟农场同归于尽。
17日早晨5点钟于洪杰等人又把17名女知青押到了农场后面100多米以外的大菜窖，随后把王守礼、李东东也押了过去，把他们分别捆绑在菜窖的立柱上。于洪杰叫人把菜窖的大铁门锁上，而后回到6号宿舍。于洪杰叫韩立军到食堂找了些下酒菜，一边吃喝一边等着队长何景增被杀死。
40多岁的何景增16号下午被骡子踢伤，去牙克石治眼睛，顺便回了趟家，吃完晚饭他就要走，可是硬叫老婆给拉住了，非叫他第二天吃完早饭再回去。就这样，他逃脱了这致命的一劫。
8点多钟，附近生产队的放牧员，60多岁的李彦堂，骑马来到农场，想告诉农场的人把自己的牲口拴好。就在他刚一下马的当口就被躲藏在两扇门后面的韩立军、王玉生、李亮明、张光祖一拥而上，连刺带砍，杀死在地上。11点钟，暖泉生产队的社员鲁铁成、刘占山、于洪利三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来知青农场借柴油，也被于洪杰等人当场杀死。
强奸
从早上五六点钟，到下午的1点多钟，在这长达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于洪杰等人谁也没再到100多米以外的大菜窖看一眼。被关押在菜窖里的17名女知青以及被捆在柱子上的李东东和王守礼有足够的时间逃跑、报案。可惜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提议，更没有一个带头。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于洪杰、韩立军和杨万春三人又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处理关押在大菜窖里的17名女青年。韩立军首先说，把有仇的、和咱们不太对劲的都杀掉，剩下的就都全放了吧。杨万春听了以后冷笑说：“看你那点胆量，连个女人也不如。还剩什么剩，连他妈的两岁的孩子都杀了，别说她们了。事情都干到这份上啦，反正也没我们好果子吃，我的意见是把所有的女人全部杀掉，一个活口也不留。”于洪杰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这时候杜小峰和张光祖提出要下山。一个人的理由是下午要回砖厂上班，一个是一天多没有回家了。于洪杰假装同意，并叫韩立军给了他俩几十块钱——所有抢劫来的钱都在韩立军和杨万春手中保管着。杜小峰和张光祖接过钱正要转身离去，于洪杰就把枪端了起来。两个人一看不妙急忙躲到一边。枪响了，两个人吓坏了，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乞求饶命，表示坚决不走，决不单独下山，和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在其它人的劝说下，于洪杰才饶了他们。随后他又把枪交给了杜小峰和张光祖，叫他们两个负责监视大路上的情况，发现问题随时向他报告，说完就带着其他人去了大菜窖。
杜小峰抱着枪和张光祖惊魂未定像个泥胎似的坐在屋里，通过刚才的惊吓，两个人这才从恶梦中醒来，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两个人简短地商议了一下，就把枪扔下了，骑上李彦堂死前拴在院子里的那匹马，匆匆忙忙落荒而逃。
随着大铁门的一阵响动，于洪杰出现在大门口，他一本正经地说：“咱们都是知识青年，都是工人的孩子，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各位大姐、小妹，不瞒你们说，我们干了一件大事，但是与你们无关，我是从来不伤害女人的。现在我们开始点名，点名的留下，没有被点名的出去，咱们到宿舍去研究点事。”说完他点了三个女场员的名字，杨万春点了三个，韩立军点了两个。没有被点名的女场员差不多都顺溜溜的跟着于洪杰等罪犯出了大菜窖，只有18岁的杜娟红没有出去。从于洪杰等罪犯一进菜窖，杜娟红就紧张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心里盘算着，如果发生了某些情况自己该怎么办。因为她知道自己在女场员中岁数比较小，长得又比较漂亮。
杜娟红发现凡是被叫到名字的女场员都是比较会来事的，平日里和他们三人的关系就比较好。她想于洪杰等人肯定不会放过没被点名的那几个人，至于他们要干什么，她不敢往下想。她下定决心，拿定主意一定要留在大菜窖里，绝不出去。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三人也没有注意到，留在菜窖中的女知青，还有没被点名的杜娟红。就这样，18岁的杜娟红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气，“大胆”地“反抗”了一下，就避免了被奸、被杀的悲惨下场。
于洪杰把吴秀丽、王小凤、白洁、李东梅、刘敏华、赵丁枝以及贺金花、贺银花姐妹俩共八人带回了没有死人的2号宿舍。杨万春把李东东从柱子上解下来带到8号宿舍。
22岁的吴秀丽一进2号宿舍就感觉到了死亡的来临，当于洪杰把她父亲吴文发已经被他们杀死的消息告诉她后，吴秀丽先是一惊，而后就扑通一声跪在于洪杰面前，一边哭，一边哀求。在吴秀丽的苦苦哀求下，于洪杰把她领到了食堂，吴秀丽见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吴文发后，扑到父亲的尸体上嚎啕大哭起来。几分钟后，于洪杰把吴秀丽揪起来送回了大菜窖。杨万春则带着包达山来到了8号宿舍用杜小峰扔下的步枪打死了李东东。
杨万春回到2号宿舍后，见于洪杰不在，就对李亮明、王玉生、包达山说：“弟兄们，这些娘们反正也活不成啦，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今天随便整。”
杨万春说完就把长得白白净净的白洁摁倒在床上，其它人也不甘落后，纷纷上前拉扯另外几个女场员。七名女场员此时连一点反抗和哀求也没有，只是任凭恶魔摆布，有的在极端的恐惧中甚至主动脱下自己的衣服。
杨万春强奸了白洁以后，又对王小凤施实了强奸。有三名女场员因为正在例假期间，算是躲过了这一劫，可也被脱光衣服羞辱了一番。
于洪杰把吴秀丽送到大菜窖后，见韩立军在那里和女知青们说着什么，就也参加了进去。在王守礼的再三哀求下，于洪杰把他从柱子上解了下来。被绑在柱子上十几个小时的王守礼，在地上趴了半天才挣扎着站了起来。在于洪杰的指使下，他一会去观察情况，一会到杨万春那里拿枪拿子弹。他这时既可以脱离现场，也有报警的机会和条件，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怕于洪杰连他也杀了。
大约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于洪杰敬了女场员每人一支烟一杯酒，又带头唱了一首名叫《监狱之歌》的歌曲，放走了除庄春艳以外的九名女场员后，于洪杰背上枪带着王守礼到了2号宿舍，韩立军和平时跟他比较要好的庄春艳继续呆在菜窖里。
杨万春见于洪杰进来，就小声地对于洪杰说，他已经把李东东杀了。于洪杰听了没有任何反应，当他听说女场员也都被他们几个人强奸了的时候，立即勃然大怒，王小凤见状也壮着胆子向于洪杰诉说被强奸一事。
于洪杰训斥杨万春说，“你们这些畜牲、王八蛋，居然背着我干下了这种可耻的事情。你们还叫人吗？人过要留名，雁过要留声，你们破坏了我的名声，毁了我的威信，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死，一个也不留。”于洪杰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把枪口对着杨万春等人。杨万春见于洪杰把枪口对准了他，心里顿时害怕起来，没想到对多年的朋友，于洪杰也会翻脸。狡猾的杨万春此时表现得异常镇静，他一边咒骂自己不是人是牲口，一边悄悄地向门口移动。趁于洪杰不注意的时候，拉上了离门口最近的包达山，一块逃离了红旗沟。
2号宿舍这时只剩下了于洪杰、李亮明、王玉生三个恶魔，以及王守礼。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七名女场员还不知道夺门而逃，也不进行反抗，只是一个劲地求饶，恳求于洪杰不要杀了她们。趁着屋里一片乱哄哄的，王守礼逃走了。
于洪杰看着王小凤那几乎裸露的丰满身子寻思了一会，说，是那帮畜牲糟蹋了你，叫你受委屈了，怪可怜的。这样吧，你先到隔壁的1号宿舍去。王小凤一听，忙不迭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连哭带笑的说了不少感恩的话，跌跌绊绊地走了出去。剩下的六名女场员见状也拼命的向于洪杰乞求，乞求于洪杰放她们一条生路。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于洪杰突然变得暴躁起来，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于三虽然吃喝赌，打砸抢，什么坏事都干过，而且还没少干，但我于三可从来没有干强奸女人的事。干这种事的人是畜牲，不是他妈的人养的。虽然你们被他们给玩了，给强奸了，但丢人的是我，你们活着我也说不清楚。”
于洪杰置女场员的哭喊哀求于不顾，把枪交给李亮明，叫他来杀死这6名女场员。李亮明在于洪杰的逼视下，哆哆嗦嗦的打了几枪，把贺金花、贺银花和白洁打倒在地上。李东梅、刘敏华、赵丁枝连滚带爬地钻到了床底下，于洪杰从李亮明手里拿过枪蹲在地上把钻在床下的三名女场员开枪打死。而后二话不说把枪交给了李亮明，自己去了1号宿舍。于洪杰一走，李亮明携枪和王玉生也逃离了杀人现场。
尽管1号宿舍就王小凤一个人，隔壁的哀求声、哭叫声、枪声又全都传进了她的耳朵，可她还是不跑，而是躲在床上。王小凤见于洪杰进来，惊恐得浑身哆嗦成一堆了，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洪杰连门也没关，就忙着脱衣服。王小凤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为了保住性命，她用颤抖的手主动脱光了自己的衣服，顺从地躺在床上，任凭于洪杰强暴。
于洪杰强奸完王小凤以后，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他又把王小凤带回了大菜窖。韩立军和庄春艳还呆在那里。于洪杰和韩立军商量了几句，放走了惊魂未定的王小凤和忐忑不安的庄春艳。
于洪杰和韩立军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两个人一言不发地来到1号宿舍，把汽油桶推倒，把桶里的汽油向四处泼洒。一切都准备好了，韩立军在抽烟时，引燃了汽油，燃烧的汽油又引爆了炸药。韩立军当即被炸得身首异处一命呜呼，站在门口的于洪杰被汽油烧成重伤。
吴秀丽等九名女场员被于洪杰等人放了以后，先是默默地走着，但是没走几步就一下子狂奔起来。她们在极端的恐惧刺激下，精神已经崩溃。
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公安机关才从死里逃生的女场员嘴里知道红旗沟农场发生特大杀人案的消息。牙克石林业公安处和喜桂图旗公安局的大批警察以及武警先后赶到现场，然而一切于事无补。
身负重伤的于洪杰在现场被捕，4点50分李亮明和王守礼在家中被捕，5点20分包达山、张光祖在牙克石火车站被捕。
杨万春在火车上碰上了杜小峰和王玉生，就带着他俩逃到了河南省赞皇县的一个亲戚家。杨万春的亲戚对他和另外两人的到来虽然感到突然，但没有想得太多。在杨万春的要求下，又把他们领到麦田割麦子。
河南警方早已接到公安部的情况通报，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布置。杨万春、杜小峰、王玉生刚进麦地不久，就被早有准备的当地警方包围。杨万春见势不妙，连忙从麦田爬出，捡了一顶草帽拍到头上，扛了一把锄头跟随当地的农民躲过了搜捕。杜小峰和王玉生在麦田中被捕。
天黑时分杨万春来到一个几十里外的小村庄的代销点，又饥又渴又怕又累的他买了几包饼干后又提出留宿的要求，引起了代销点的女主人的警觉，报告了当地的派出所。杨万春终于落网。
6·16凶杀案震惊全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一时间，牙克石镇、喜桂图旗以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起特大的刑事案件被演绎成叛乱、暴动，把27人被害说成是几百人上千人地被杀，以致到牙克石办事的外地人下了火车站也不出站台，等下一趟车离开，有的干脆连车也不下。
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书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处以死刑，但经过审判后只有于洪杰和杨万春被判处死刑（韩立军已死亡，其它罪犯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在6·16案件中，8名犯罪分子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作案时间里，残忍地杀死了27名无辜者，这27人中有75岁的老人，有两岁的婴儿，男性19人，女性8人，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司法界，震惊了高层领导。而从6·16案件到邓小平同志签发的7·17指示（当时严打斗争的领导机构都称为7·17指挥部）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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