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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象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暏。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他写 “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 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五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2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人，生活在小城市，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会有多难。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象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 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 “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 “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 “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 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站了一会儿，魏说“好，走吧”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吧” “没事儿” 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沾着土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 3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4 他笔下的中国具体而细微。 他写姓魏的农民一家，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他买了一双三十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中华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象没看见。 后来电话响了，她挪到另一个屋子里接，“你晚上必须回来”她声音很严厉“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何伟出门的时候，发现男人已经回来了，喝醉了，倒在墙边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样试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条送到城里卖，她挨家挨户推销，但她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只好退回到这个孤独的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成了“我管不了”，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看不听，用这种淡漠的态度来作消极的反抗。但人的心里是受不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因为她听城里来旅游的人总谈起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一个人该怎么生活，他们有主张”。她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子，上面铺了黄色绸布，摆了两尊佛像，还有三个桔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她觉得自己平静一点了。 隔着几米远，就是她丈夫泡着刚杀的野猪幼仔的白酒坛。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唯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双方都不动声色，书记是个女同志，请他吃饭，不明说，但意思谁都明白了“你要是不争，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但他不打算退，觉得书记在征地上的事让村民不满，他的胜算还挺大，竞选前镇里的领导来开了一个会，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扬了一下在任书记，然后让党员表态，轮到他，他心里已经挺清楚了，说了句“干得不错”，就坐下了。 他从政的经历就此失败，在此前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过“你绝对不要介入政治”，这事之后，他找了开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这是他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何伟写下这些，他说“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把过去的经验用来应用到现代的挑战上，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世界站稳根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5 何伟不是记者，一开始也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美国的普通人，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坐着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呆一周，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行驶，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所以晚上他住在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后来在长城脚下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作无用功了”。 6 写这个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都是城市旅游的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对农村的人来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 孩子肚子已经有点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点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象城里孩子了”。 何伟写“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7 他的书被称作“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非虚构”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 他默默无闻写了很久之后才成为《纽约客》的作者，他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捆在身上的荆棘“我写作的领域由我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编辑决定，我愿意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决定权，这对我非常重要。”这种独立性让他更象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编辑有时会要求他去采访某一个热点事件，他说了句让中国新闻人会莞尔一笑的话“我能顶住”。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参与。在三岔，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输血。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后也没争过那里的医生。争执之后，他写“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用连清川的话说“如果你要了解当下中国的真实生态，你就必须有这种窒息的体验。”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8 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胁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他好象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9 前阵子，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儿出生，长到八岁，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我爸问我“你看你什么意见？” 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我只能说“由它去吧” 放下电话，我想，由它去吧，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当是看历史，旁观好了。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我不需要这些。别动感情，就这么着吧。 在何伟书里，写到这个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村里人叫他傻子，没有人理他，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都被村民拦住“他听不懂”。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时候他很欢乐。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到了门口，开开门，他把傻子拉下了车“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他们不给，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 。傻子没有任何表情。 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进了大门。 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傻子远远地看见他，咧着嘴大笑，指着轿车，比手势，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 “我懂”何伟说“我记得”，他想道个歉，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抱歉把傻子丢在政府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 后来补助就有了，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关系”-------“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 等孩子6岁之后，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胸脯，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 我已经学会了不理不睬，觉得这样才能避免痛苦，何伟却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冷漠之下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名人的墓志铭:巴顿即使在墓地也和士兵亲密无间
2011/04/02 |
解放日报
杨建邺
伏尔泰：“他的心存放在此，他的思想遍布世界”
1778年5月最后的几天，伏尔泰就像一根快烧完的蜡烛，慢慢燃烧到根部直至全部灰烬。 5月30日，这位老人终于与世长辞。
伏尔泰生病和逝世的消息使一些反对分子欣喜若狂，他们阴谋凌辱伏尔泰的遗体。伏尔泰的朋友们把他的遗体秘密地运到香槟省塞里埃隐修院。1778年6月2日，伏尔泰遗体的入葬仪式在塞里埃举行。人们将伏尔泰的遗体安放在祭台板下，并在祭台板上题了几个简简单单的字：“A1778V。”药剂师要了他的头发，心脏则由德·维莱特伯爵保管。起先，德·维莱特伯爵将伏尔泰的心脏保存在一只镀金的银盒子里，随后，他又让人建了一座大理石墓，专门用来安葬存放伏尔泰心脏的盒子。在墓碑上，德·维莱特伯爵让人刻下了这样两句话：
他的心存放在此，他的思想遍布世界。
伏尔泰的墓志铭言简意赅，表达了德·维莱特伯爵和法国人民对伏尔泰的尊敬之情，对他给予了高度、准确的评价。
卢梭：“这里安息着一个自然和真理之人”
卢梭去世后被埋葬在埃尔默农维勒镇的一个小岛——波普里埃小岛之上，墓地正面对着一座城堡。
墓志铭为：
这里安息着一个自然和真理之人
1794年10月11日，让—雅克·卢梭被移入先贤祠。在迁入先贤祠之前，他的棺木被运到杜伊勒利宫的中央展出了好几天。
法国人为卢梭选择了精美的棺木：棺木外形被设计成建筑的模样。从正面看，雕有一扇微微开启的门，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手中擎着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象征着卢梭的思想照亮了法兰西甚至是全世界。
费曼：“别闹了，费曼先生”
费曼去世后，被葬在帕萨迪纳城的山景公墓里，第二年他的妻子格温斯也因癌症去世，人们把她与费曼合葬在一处。在绿茵草地上，墓碑上简单地写着“怀念费曼”，还有两位亡者的生卒年月，其墓志铭为：
别闹了，费曼先生。
费曼的几个同事也为他撰写了一个墓志铭，其中有个教授施温格，他与费曼既是同事，又是竞争对手，还与费曼同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为费曼写的墓志铭是：
他是一位诚实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卓越的直觉大师，对那些勇于追随不同鼓声前进的人，他是一位非常值得师法的对象。
巴顿：即使在墓地也和士兵亲密无间
在卢森堡通往德国玻恩的高速公路旁，有一个叫哈姆的小镇，美军公墓陵园处于一片幽静的茂林中。这儿除了吹过空旷墓地的微风低语，寂静得可以听见草枝的颤抖。公墓入口处除了几株白色樱花树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但是每当拜谒的人踏入陵园的通道时，就会被近六千个半米高的雪白的十字架井然的排列所震撼。每一个十字架下面长眠着一位第三集团军的烈士，所有十字架的质地，大小和规格都完全一样，分不出军阶高低，就像当年整装待发的部队，平等地穿过坟墓去觐见上帝；也像列队的士兵，即将出征而正在举行誓师大会。
巴顿将军的墓地在前面，背靠山坡，面向他的部下。墓地上十字架的质地、大小、规格和其他所有的十字架一样，只是上面刻着：
乔治·小史密斯·巴顿
第三集团军上将
加利福尼亚1945年12月21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额外的赞美和修饰。离巴顿最近的墓地是来自底特律的上等兵约翰·赫齐瓦恩。四星上将巴顿，这位血胆将军，即使在墓地也和士兵亲密无间。
华盛顿：“此处安息着华盛顿将军”
华盛顿身后事早有交代：“我希望在家庭的范围内办丧事，不要出殡的队伍，不要葬礼的演讲。”他的墓地就位于弗农山庄，于1831年建成。墓地外面有一个红砖砌成的围墙和一扇门，门上写着：“此处安息着华盛顿将军。 ”
进门以后，墓前有两根石柱，铁栅门后便是石棺，他和夫人一左一右。在华盛顿的墓碑上刻着以下铭文：
从那永生的门向里看，我们便可以知道，
是神的话语鼓舞人们彼此相爱。
于是一切种族偏见便烟消云散。
后来政府打算把华盛顿的墓地迁到国会，但是华盛顿的侄子婉言拒绝了：“留在弗农山庄，更合叔叔的心愿。 ”
济慈：“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
济慈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有才气的诗人之一，在他坟墓前的墓碑上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铭文：
这座坟墓中
埋葬着一位年轻的英国诗人。
他曾在病榻上
因仇敌的权势和凶恶而满心愁苦。
他期望在自己的墓碑上
镌刻这样一句话：
“这儿长眠着一个人，
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 ”
济慈想通过这个墓志铭说明什么？很多人想解开其中奥秘。
我国学者何兆武先生在他的《上学记》里写道，何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外籍老师温德先生对济慈的墓志铭解释说，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的一生一世就是这样。可是济慈要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就更彻底，一边写一边消失，不必等到海水来冲没。
我国学者吕六同先生说，济慈的墓志铭 “是诗人说他的名字将很快被人遗忘的自谦。后人曾反其意而用之，来表示对诗人夭亡的哀悼，说诗人的名字是用水写的，它的每一滴都是为失去他而哭泣的人们的泪水”。这与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说法很相近。
而我国著名诗歌翻译家和评论家飞白先生也有不同的理解，他说：“生命之水长流不息，碑文的诗意暗示了诗人相信自己的作品将与水同存。 ”
阿里斯托芬：“憎恨歹恶，嘲笑堕落”
古希腊戏剧作家阿里斯托芬 (前446—前385年)的喜剧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欢乐和人生启迪。据说在他去世后400年，雅典一位叫安提帕特的诗人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这些是阿里斯托芬绝妙的剧作，
极为频繁地被冠以来自他的城市的常青藤；
这是多么欢乐的酒神节的奇迹，
喜剧动听的声音，洋溢着魔力——多么清晰。
英勇的戏剧家备受希腊欢迎，
憎恨歹恶，嘲笑堕落。
阿里斯托芬还为自己拟定了一个墓志铭，极其轻松诙谐，让人感到他真不愧为一位大喜剧家：
美乐女神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
她们终于发现了阿里斯托芬的灵府。
叶芝：“骑士，莫止步! ”
1948年9月，爱尔兰政府派海军巡洋舰把叶芝的遗体运回爱尔兰。政府迎接并护送遗体到诗人儿时喜爱的老家斯莱戈郡的柳焰岭，叶芝的曾祖父任教区长所在的教堂旁边。一切遵照诗人在长诗《本布尔山下》最后一节所表达的遗愿处理，在墓碑上刻有诗句：
对生命，对死亡，
投以冷眼，
骑士，莫止步！
对这个墓志铭，傅浩在他的传记《叶芝》一书中写道：“这是一程完满人生之旅的象征：勤勉一生而无悔的诗人安息在给他童年以欢乐、给他诗歌以灵感的故乡的土壤之中，而他的灵魂依然驾着飞马珀伽索斯，超越生死，驰向永恒。 ”
舒伯特：“当人们来到这座墓前，请你脱帽致敬”
1828年10月，舒伯特带病前往艾森城凭吊海顿的陵墓。回到维也纳以后就病了，住在兄长费迪南家中。在病情日趋严重时，他仍坚持谱写乐曲。 1828年11月16日，医生诊断舒伯特患的是斑疹伤寒。19日下午3时，舒伯特告别人世，这位艺术歌曲之王只活了31岁。
11月21日，舒伯特的葬礼在法尔教堂举行。他哥哥按照他的遗言，将其灵柩送往威灵格墓地，葬在贝多芬的墓旁，与他一生敬仰的乐圣为邻。朋友们募捐为舒伯特建立了墓碑，他的朋友、诗人格里尔帕采尔为舒伯特撰写了墓志铭：
死亡把丰富的宝藏和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了。
当人们来到这座墓前，请你脱帽致敬。
(《人生的休止符——西方名人墓志铭和墓地》，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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