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透视 金钱垄断一切,学术丧失中立,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特色。很多所谓的专家教授,早已沦为为资本鸣锣开道的骗徒,他们戴着「专业、中立」的面具,背后却隐藏着诈骗金钱的阴谋。
据内地媒体报道,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特聘教授胡卓伟,办讲座虚假促销一种名为赐富牌化维纤胶囊的保健品,致使各地患者受骗上当,耽误治疗。虽然胡卓伟自称只是「从专业的角度」讲道理,但他承认自己是药品生产商浙江赐富医药有限公司的股东。
一个医药公司的股东,却以专家身份唱好本公司的药品,这相当于欺骗消费者,胡卓伟弄虚作假的行为已严重违背职业精神,丧失了应有的职业资格,应该受到道德法庭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中国人从来迷信专家,遇到拿捏不准的疑难问题,总想请教专家;媒体记者在采访时,也喜欢参照专家的意见,以增加说服力,但如今专家鱼龙混杂,有些根本就是骗子,他们拿了钱财大发滥词,不是为权贵鸣锣开道,就是为贪腐保驾护航,至于所言之事是否有理有据,则完全置于脑后。
口吐莲花 权贵工具
今次日本大地震,中国的专家们也是丢人现眼。有专家预测,福岛核电站不会爆炸,结果爆炸了;有专家说,即使核电站爆炸了,反应堆外壳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结果外壳被炸飞了;有专家又说,即使核泄漏,也不会造成大污染,结果东京的核辐射都超标了;又有专家拍胸膛,中国是安全的,结果三十一个省市都检测到核辐射;而专家最新的预测又是,中国核电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结果全国人民都紧张起来了。
不堪的是,「专家」愈来愈走向负面,成为继「小姐」、「同志」、「农民」后又一个被丑化的词语。这些所谓的专家口吐莲花,嘴含乾坤,实际上却谬误百出,流毒天下。老百姓称这些专家不是专门呆在家,就是专门骗大家。
譬如,陕西富家学生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捅死伤者,有心理学专家竟在电视上胡说,药某将伤者连捅八刀是弹钢琴的重复性动作;再譬如有经济学家说「一座城市自住住房率超过五成,城市就会死亡」;还有牙科专家说「长时间过度上网,会导致口臭」。凡此种种,让人笑掉大牙。
说到底,「专家」就是工具,有钱有权的都可以用,但是欺骗老百姓,一次、两次容易,八次、九次就没那么容易了。刷卡消费都有透支的时候,「专家」何尝不是?骗几次也就一文不值了。不为百姓说话,也不用脑子说话,只是权贵的传声筒,这些专家都是害人虫、职业骗子,应该受到严惩。 李光耀为何鼓吹防中国? 2011/04/06 | 李光耀为何鼓吹防中国?
作者:丁咚 环球网博客
近些年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多个不同场合就中国话题发表意见。他最著名的观点是,美国应该继续在亚洲保持领导作用,并维持亚洲地缘政治的均势,特别是对中国进行有效的制衡。将于4月10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发表了查利· 罗斯对李光耀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李光耀就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一些有关中国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在笔者看来,他对中国以及当今世界局势走向的看法是充满洞见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代表了亚洲很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共同心声。
在他接受这次专访的几乎同时,李光耀还对台湾进行了私人访问行程。李光耀能够成功进行此次访问,未获大陆抗议,看来是获得默许了的。李光耀在此次访问中,有两个突出的亮点,一是高密度地秘密会见台湾朝野主要政治人物,当面听取他们对台湾今后发展以及如何与大陆互动的看法;二是高度肯定了马英九上任以来奉行的两岸和平政策,尤其是高调向台湾朝野表示赞成马英九的“不独、不武、不统”的基本立场。
李光耀对台湾的访问以及对马英九“三不”政策的高度期许,放在他判断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前景的观点背景之下,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他在接受查利· 罗斯的采访中再次明确表示,2011年世界期待美国继续当世界的领导者。他重复了他的一贯观点,即保持亚洲的稳定和利益,离不开美国的领导。而对美国领导作用的强调,包括此次在台湾的行程中对台湾朝野强调维持“三不”政策重要性,都源于对中国的犹疑和警惕。
当查利· 罗斯问到,“你认为大多数亚洲国家是不是害怕中国?”李光耀指出,正确的词不是“害怕”,而是“谨慎”。而谨慎的原因,则是对中国如何对待亚洲邻居“走错路”心中没谱,担心损害自身的“核心利益”。而对同在亚洲的国家来说,面对一个强邻,其核心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而且包括了领土利益、安全利益在内的多重利益。
李光耀的潜台词是,中国的未来发展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亚洲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并无清晰的答案。比如,对中国可能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李光耀说,“他们会不让商人去那里做生意。”“至少他们可以这样做。”“那里有13亿顾客……所以如果你不进去,你就会失去一些东西。”
李光耀对当前流行的“中国模式”说保持了距离,甚至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他对中国现在实行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不甚乐观。
查利· 罗斯提出,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未来世界是否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天下?李光耀对此回答简洁而明了,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没有私人资本主义有效。”“我坚信私人资本主义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国家资本主义。”他反问查利· 罗斯,“如果不是一个和你利益攸关的公司,你会不会上班上到凌晨2、 3点?”从人的本能和人性的角度,直截了当指出了私人资本主义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美国主导的全球私人资本主义在很长时间里将继续焕发它的活力。
李光耀对中国发展模式前途的谨慎态度,佐证了他关于中国在将来二十年技术能力无法超越美国的观点,并为美国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在亚洲发挥制衡中国的关键作用,提出了期待。
正因如此,中国更关注内部的“稳定和成功”,从经济技术角度说,中国还需要向美国学习,吸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并从美国的市场及现有国际秩序中获益。而同时,中国在内部稳定方面存在的隐忧,随着东西部和东部自身之间经济差距拉大,越来越强。因此不会主动与美国为敌,更不会奢望世界,对抗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发展中国的技术和经济,仍然是摆在中国的第一位任务。
看上去李光耀的这两个观点是矛盾的,其实则是内在统一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优于西方奉行了几百年的私人资本主义,两者之间隐然还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将来中国模式能否超过西方私人资本主义的模式,仍属未知之数。这就为中国内部局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可能性。如果中国不能突破自身局限,适应这个世界,那么它或将面临动荡局面,国家发展前景也会黯淡。作为亚洲的庞然大物,中国的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发展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的中国将为邻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在自身发展面临瓶颈之际,会不会改变和平外交政策,实行更为激进的进攻政策,在李光耀看来,都是颇可忧虑的。
因此,无论中国发展模式能否成功,亚洲邻国心中的不确定感都有增无减,也就更加仰赖寻求大国均势外交,希望美国强化在亚洲的战略性存在,以期对中国形成牵制和制约。他们倒不真希望,两者之间会爆发冲突,二选一的游戏,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更何况,如同李光耀所说,中国面对自身的发展问题仍然有求于美国,也无法超越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并无替代和挑战美国成为全球新霸权的实力。
为了确保一个除了中国以外的亚洲的利益和安全,除了积极游说美国继续加大关注亚洲的力度以外,李光耀还寻求从亚洲内部寻找制衡中国的元素。他对台湾“三不”政策的推崇,既迎合了大陆的反台独立场,又恰如其分地掺入了亚洲国家的私心。如果台湾放弃“三不”政策,加速推进与大陆的融合,甚至启动两岸统一的谈判,无疑将会更加壮大中国的力量。相反,一个与台湾分裂的中国,不仅自然会受到其牵制,而且势必令亚洲邻国更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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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 美国应接纳中国竞争
06/04/11
作者/来源:杨芙宜 旺报 http://news.chinatimes.com
美国“商业周刊”最新一期文章刊载美国知名电视主持人查利罗斯(查理罗斯)专访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内容,李光耀指出,中国至少需要花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美间可能彼此争夺影响力,但不致发生冲突对峙。
刚访台与朝野政治领袖会面的李光耀,3月28日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午夜访谈节目“查利罗斯秀”(查理罗斯展)的专访,最新一期(4月10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刊载此一访谈的全文。
美国现仍是唯一超强
被问到世界对美国的期许时,李光耀简洁地表示,由于美国仍是世界唯一超强,“领袖地位”孚合众望。此外,美国应“接纳中国。”中国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兴趣并不在全世界,她只关注那些可获得石油及其他资源的地区。
李光耀过去曾说,中国的意图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专访里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还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目的,而在20年内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技术强国,因为在这方面中国仍落后于美国。中国还得研制隐形战斗机,完成载人的太空飞行,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谈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否会出现类似战争性的冲突对峙?李光耀并不以为然,他指中美之间即使会彼此争夺影响力,也会渐趋缓和,因为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与技术,也需要派学生赴美学习,之后能做生意,改变命运。如果双方对峙,中方就会失去所有这些资讯与技术能力。
国家资本主义将改变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受英国教育影响极深的李光耀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模式,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若私有资本主义有效。他指出,若不是一个私有公司,你不会为其奋斗,全神贯注工作到凌晨2,3点,而每天早晨醒来,你知道资本,股份与薪水仍会原封不动在那儿。
论及亚洲国家对中国的观感时,李光耀表示,大多数亚洲国家不是“害怕”中国,而是相对的“谨慎”,唯恐哪一步走错,损害了自己核心的经济利益。这攸关大市场的吸引力,13亿顾客与人数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如果被切断进入市场管道,商人无法去那里做生意就会有损失。
李光耀指出,中国也面临一些大的经济问题,如沿海富裕城市和内陆省分之间的所得差距,沿海城市内部的所得差距,如未能妥善解决,会面临严重的社会不满和混乱。
最后,李光耀认为,冲击北非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不可能来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公安部门庞大而严密,很难出现示威抗议。中国领导人不在乎世界的想法,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保持内部稳定和成功,并没有迫切改变的动力。
| 从“资本家入党”到资本家建党 2011/04/06 | 作者:马门列夫
从“资本家入党”到资本家建党
人民网登载的"实现党建有效覆盖新社会组织”是一篇从主张“资本家入党”到主张资本家建党的绝妙文章。
1,党的书记是资本家或者资本家的代理人
“根据新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和不同需求,选优配强新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原则上从新社会组织管理层中产生”
谁都知道所谓"新社会组织"主要是指新资本家的企业组织,是修正主义掩盖一切阶级痕迹的特色词语。所谓“新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原则上从新社会组织管理层中产生",翻译成明白话就是党的书记是资本家或者资本家的代理人!这不是资本家建党是什么?这样的党组织当然是为资本家服务,而绝不会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绝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同资本家作斗争。
2,好一个“根据新资本家企业组织建设的需要"
‘根据新社会组织建设的需要,研究制定骨干人才中长期培养规划,通过专题培训、结对帮教等途径,提升新社会组织骨干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为新社会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供人才保证。"
请注意,是“根据新资本家企业组织建设的需要",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需要!所谓骨干人才培养”就是培养资本家最合格的奴才!所谓“创先争优”就是追求最大的企业效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追求剩余价值剥削的最大化,而贴上“先进’‘优秀”的标签!而工人的一切反抗都是落后刁民的无理闹事!
3,竟然有“属资”的共产党组织
“属资”(即由投资、主办单位党组织主管)
4,党的建设成了资本家的‘建设”
“做到“方向由党组织把握、活动由党员引领、群众由社会组织凝聚”,实现创先争优活动由党内到党外、党员到群众的延伸,并做到党的建设和业务工作一起抓,党的建设与自身建设一起抓,党的建设与管理服务功能一起抓。”
资本家领导的"党组织”把握的方向会是什么方向?还有疑问吗?然后是资本家的奴才引领,工人群众由资本家“组织凝聚’无非是欺骗而已。
如此‘党的建设与管理服务功能一起抓”,党组织工作围着资本效益转,如此党的“自身建设’无非是资本家的"建设"而已。
5,除了默默承受剩余价值的剥削之外还要争当忠实奴才?
"通过举办报告会、巡回展览、开展岗位能力竞赛、为单位发展献计献策等活动,在新社会组织内部掀起学先进、赶先进、做先进、超先进的热潮。'
所谓“岗位能力竞赛、为单位发展献计献策”,岂不是除了默默承受剩余价值的剥削之外还要争当忠实奴才?资本家建党实在是修正主义的绝招!
6,资本家建党的‘明确落脚点’——党以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为资产阶级服务
"第一,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新社会组织要努力成为政府转移职能的“转接器”,结合服务型政府建设,充分发挥自身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接替政府为社会提供各种公益性服务。"
资本家的党组织除了为资本家服务外,还要为修正主义‘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归根结底是为新资产阶级服务!
"为党构造更深厚的社会基础,确保党对各类新社会组织的有效领导,贯彻落实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
所谓‘构造更深厚的社会基础’就是党以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使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修正主义的‘资本家建党"真让人大开眼界!
| | 辣椒城 | 恨未战死沙场: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因被俘埋名数十年(组图) 2011/4/7 消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蒋庆泉在自家房前 蒋庆泉和老伴儿在集上卖鞋垫 蒋庆泉(右)、洪炉(中)和陆洪坤 蒋庆泉的复员证
今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这个83岁老人的健康。去年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的时候,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那些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父亲与王成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来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利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我问你爹了,他说是媒体炒作呢,炒作呢。”冯自元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可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于47岁的蒋利来说,《英雄儿女》并不陌生,这部战争影片曾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蒋利不在父亲身边,他在葫芦岛市当小学老师。但他很早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兵。父亲桌上常年备着《抗美援朝纪实》、《志愿军战事全纪录》、《三十九军在朝鲜》这些书籍,大多翻得已经掉角。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利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打仗的事,还是在40年前。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利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做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记者。
蒋利随后又在网上搜到了舅舅所说的那一期《电影传奇》,节目中提到父亲的老嘉宾竟然也是洪炉。
“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一直在寻找我的父亲。”蒋利还记得,当时自己“眼泪差点掉了下来”。随后,他在一个论坛的转帖《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下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
州长与小兵
两年前,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却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
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也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敌人,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烘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的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如今80岁的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真假王成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尝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的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并没有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他曾找到过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希望对方帮助寻找这位“或许尚在人间的战士”,结果负责人告诉他,“电影中的王成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让他活过来?”
更让洪炉觉得“特别难受”的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少有5个不同的“王成”原型站了出来,并纷纷召开专题座谈会,接受各大报刊的“典型人物”采访。
这些典型的制造路径大多相仿:《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而巴金曾下到部队中体验生活,因此便出现了一些“对号入座”的“英雄”。
事实上,在巴金的《团圆》里,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一句。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专门给洪炉写信,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决定塑造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洪炉说。
从1990年代初开始,洪炉在《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寻找王成”的文章。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记忆。
近10年的时间过去,蒋庆泉仍然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也几乎要放弃了。在《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网帖下留言后,整整4年,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他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
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的孙女正在家中上网。老爷子突发奇想,让孙女在网上搜搜爷爷的名字,无意间发现了《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帖子和蒋利留下的联系方式。
多年来,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住在同一间屋的老战友。2006年,江苏宜兴官林镇文化馆搞志愿军老兵聚会,他便提出了寻找蒋庆泉的想法。但一说到蒋庆泉后来成为战俘的事情,在座的老兵们便不再接话,“一个都不讲了”。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当时也在锦州的家中,据他回忆,交谈的时间并不长,父亲几乎是在“大喊”一样地和老战友叙旧。电话中,陆洪坤叫父亲“小鬼”,父亲则叫陆洪坤“小胖子”,那是两位老人50多年前对对方的称呼。
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利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战友。
国庆期间,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利终于听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人的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然后“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
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一直从排长指定到了年岁最小的一位班长。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在阵地的暗堡中,幸存的战士围着担任步话机员的蒋庆泉,以保护他可以顺利向炮兵指挥部通报“撒花生米(炮弹)”的位置。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他亲眼看见一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敌人则越来越近。
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敌人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个当口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
负伤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枪自杀。他看到另一名战士也在爬着找枪。
蒋庆泉回忆,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只讲过”。
16名战士仍然穿着军装,用着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却不再被认为是军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最终蒋庆泉被组织上给予了保留党籍、党内处分的结论。
在“文革”中,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运动的时候要斗争他,说他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块钱,如今涨到七八百元。
恨不死在战场上
“你父亲这些年什么都憋在心里,委屈啊!”从陆家离开的时候,陆洪坤偷偷对蒋利说。
为了让父亲能够“宽心一点”,2009年夏天蒋利专程陪他到丹东给当年的老战友曹宅水扫墓。57年前,部队过鸭绿江大桥时,蒋庆泉看到路边有一块木制的墓碑,写有“曹宅水之墓”几个字,那是曾和他在同一个连队战斗过的吹号员。当时蒋庆泉二话没说就从队伍中跑了出去,对着木牌敬了个军礼。
57年过去了,蒋庆泉倚着栏杆,向鸭绿江对岸举起右手敬礼,久久没有放下。
随后,他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一进馆,蒋庆泉便开始急迫地寻找与23军有关的图片。结果在石岘洞北山战役的展台,他看到的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
蒋利回忆,当时老父亲就犯了倔脾气,愣是要把那张照片撕下来。再三劝阻后,他才将父亲拉了出去。
“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坐在屋里的炕头边,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变成了83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满布皱纹,脑门上还留着一道弹片的疤痕。
“战争,把我爸的一辈子都打没了,他却记了战争一辈子。”蒋利说。
蒋庆泉的确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大清楚,看过的书转天就记不住了,连日子都要每天重新问问儿媳妇才能搞得明白。但只要一提起那段与战争有关的岁月,老人的语气就会变得急促而亢奋,有时说着说着就得捂住心口,休息很长时间。
老人说,有些事情,他永远都忘不掉。
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口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大举过江,前一天的白天,蒋庆泉找到蒋庆云,他告诉堂兄,自己想家,想爷爷和奶奶,“就是枪毙了我也要回家”。蒋庆云举着枪犹豫再三,最终放走了他。
兄弟俩这一别竟是整整41年。直到1990年,蒋庆云才从台湾回乡探亲,那次,他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
当年,蒋庆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结果在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我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小鬼过来过来,吃饭吗?管够!”
就这样,他加入了解放军,掉过头开始追击国民党军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战斗足迹踏过了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因为在解放上海的战役里表现英勇,还荣获了一个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蒋庆泉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军旅生涯还未结束。1952年,部队开赴朝鲜,准备接替当时的38军。从浙江坐火车到丹东,途经锦州站,蒋庆泉没下车,只在车上喝了两杯家乡的水。
入朝前,蒋庆泉由通讯员被调入步话机排当步话员。那段时间,他觉得自个儿是“一步登天”,不出操也不站岗,一门心思地研究、练习步话机的操作与联络。
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会想到,这部步话机将如何烙进他的命运里。
从战场归来,除了脑门上的一道弹伤,肚脐上的一块刀伤,便只剩下那段难以碰触的经历。如今蒋庆泉还能清楚地记得,回国时见到家里还挂着烈属的牌子,结果发现他没死后,补助烈属的小米就没了。
他再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那些往事。
务农的日子里,村里常有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聚在一起聊当年打过什么胜仗。每当这时,蒋庆泉总是说“我没打过多少仗,我就会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哼革命歌曲,把话题遮过去。
1960年代放映《英雄儿女》,蒋庆泉也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开炮”的情节时,他开始偷着抹眼泪,回家后,又躲在被窝里哭。打那以后,他再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陆洪坤曾问过蒋庆泉,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家里人?
“那不是我,那是英雄。我是战俘啊,一辈子都烙在心里,抠不掉的。”蒋庆泉这样回答。
蒋利一度以为,父亲心里的这个疙瘩,永远都解不开。
荣誉与耻辱
2010年的一天,刚上完课的蒋利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出现在邮箱里。发件者是记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炉那篇《寻找“王成”》的文章。
生于1970年代的山旭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长大,厂里有个巨大的电影院。在他的印象中,过去的英雄往往是在影片的最后牺牲,而只有这部电影,往往孩子们还没在座位上坐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呼喊声便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渴望跳脱“宏大的历史叙事”,去找寻这个“活生生的人性故事”。
但寻找的过程却是一段让人近乎绝望的经历。
尽管知道蒋庆泉的部队番号,但对他的籍贯年龄却全然没有了解。后来山旭得知,67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其主要人员来自苏北。整整3个月时间里,他几乎打遍了江南地区所有省市甚至县的新四军研究会的电话,又联系了北京地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和志愿军老战士组织。
他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2010年4月,一个军事爱好者朋友激动地找到山旭,说在一篇网帖上发现了一个叫蒋利的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蒋庆泉。
此时,蒋利7年前留下的电话已成了空号,山旭尝试着向他留下的电子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当天晚上,他便收到了蒋利的回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旭也联系上了住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洪炉。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洪炉时,这位稳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不停地踱步,用手指头盘算着时间,急不可耐地问他,“带我去见见蒋庆泉吧!”
两天后,山旭开车来接洪炉,结果烘炉几乎把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进了车里。
一进大岭村的蒋家院子,山旭回忆说,蒋庆泉便“腾腾腾”地从门口的石阶上跑了下来,绷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
在蒋家,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洪炉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当年在战地为他写的《顽强的声音》的手稿。
这是时隔50多年后,蒋庆泉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昔荣誉的证物。
在去蒋家之前,洪炉和山旭先到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查阅了蒋庆泉的档案。他们发现,在泛黄的档案袋中,大部分材料都是被俘人员的登记材料与认罪书。其中,“这是叛变行为,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觉没脸见人,愧对党的教育”……这样的认罪语言随处可见。
洪炉将其中一些材料复印后带到了蒋庆泉面前。看到这些当年亲笔写下的字句,蒋庆泉用双手扣住头,半响不语。
洪炉记得,他颤抖着肩膀,噙着浑浊的眼泪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啊!”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记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
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兵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道。
“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纷纷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不过子女们说,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父亲身上悄悄地发生。
他管小孙女要来了破旧的新华字典,闲了便写上几首关于那场战争的“对仗句儿”。不到一年的时间,稿纸便堆起了半米多高。他还常常念叨起一个美国大兵,那是在一次近身肉搏战中被他打跑的对手,他会指着自己肚子上的伤疤笑着对老伴儿念叨:“这就是他留下的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
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也一直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提起这件事,蒋庆泉朗声笑起来,“我还想去给那个州长扫扫墓,替于树昌,也替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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