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人們緣何出現世界末日來臨的感覺
直播悲劇(圖)
2011/4/7 消息來源︰新華網
核心提示︰在接二連三的自然災難面前，人們產生愈發強烈的“世界末日感”，但專家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媒體借助衛星技術和信息的快速傳播，讓全世界人對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的災難都有了身臨其境之感，真實的畫面放大了人們對災難慘烈程度的感受
資料圖︰3月16日，在日本岩手縣，車燈照亮山田災區的一條街道。據日本時事社17日報道，日本警察廳當天宣布，截至當天8時，11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的強震及其引發的海嘯已確認造成4314人死亡，8606人失蹤。新華社/法新 【哥倫比亞《一周》周刊4月3日一期文章】題︰末日來臨？
自有人類記錄以來，地球一直是人類的朋友，然而現在它似乎變成了敵人。 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專題)讓人類親身見識了大自然的威力。在強震引發的海嘯面前，人類驚呆了。很多人不禁把眼前的場景與2012年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預言聯系在 起。
災難頻發
然而，日本的悲劇只是過去一年來人類遭遇的諸多自然災害中的“最新章節”。據美國地質勘探局通報，2010年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發生地震(專題)最多的一年。2010年以海地大地震(專題)為開篇，這場發生在1月12日的強震共奪去近30萬人生命，首都太子港完全夷為平地。之後是2月27日智利大地震，里氏8.8級的地震引發了海嘯，浪高超過8米。這次地震曾被列為人類歷史上五大強震之一，日本此次強震則讓智利地震下降至第六位。智利強震造成700多人死亡，200多萬人受災，50多萬房屋被毀。
地球似乎認為這些還不足以顯示它的力量，于是又讓巴基斯坦感受了一次該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洪水災害。強降雨覆蓋了巴基斯坦30%的國土面積，造成至少千余人死亡，將近200萬人無家可歸。就在巴基斯坦遭受大水沖擊的時候，俄羅斯卻迎來了火的考驗 130年一遇的森林大火。
這張2月22日發布的電視截圖顯示在新西蘭南島城市克賴斯特徹奇，人們從被地震毀壞的街道撤離。新華社發
2011年2月22日，新西蘭發生里氏6.3級地震。這場地震是該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歷的最為嚴重的一次災難。強烈的震動觸發新西蘭最大冰川崩裂，大約3000萬噸的碎冰滾落。
在接二連三的自然災難面前，人類不禁產生了一種千年預言即將應驗的感覺 世界末日將近。人們一越來越相信，洪水、地震和海嘯等各種災難都是相互關聯的。這到底是真是假？
地殼壓力增大、從科學的角度看，必須把全球氣候變暖與地震區別開來對待，因為前者屬于極端氣候現象，而後者則是由板塊變動造成的。全球變暖是因為氣溫不斷升高，這種現象在最近30年來尤為嚴重，是造成各種不尋常氣候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強降雨、嚴冬、干旱和酷暑。
一些科學家認為地震和氣候變暖與水對地殼的壓力有關。北極地區融冰的加速勢必會影響到岩石層的壓力和能量。有些科學家證實，導致太平洋海平面上升的厄爾尼諾現象_正在給海底斷層造成額外的壓力。專家認為，如果氣候持續變暖，地球就有可能發生更多的地震。
美國地質勘探局指出，2010年共監測出1.2萬至1.4萬次大小規模的地震，平均每天約50次。更重要的問題在于，1900年以來的10次大地震中，有3次都是在最近6年中發生的。
每次地震之間是否有關聯，其實這種可能性並不能被排除。地殼如同七巧板，其中一塊運動了很有可能會帶動另一塊的搖擺。美國地質勘探局的羅斯‧斯坦同意這一觀點，認為地震會產生地殼構造波。
資料圖︰2010年8月1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開伯爾－普什圖省的瑙謝拉，人們在被洪水淹沒的街道上行走。新華社/路透
直播悲劇
人類的感覺是，現如今的災難是越來越震撼人心、破壞力越來越強了。媒體借助衛星技術和信息的快速傳播，讓全世界人對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的災難都有了身臨其境之感。過去災難只屬于發生地，現在災難變成了一次直播劇。
真實的畫面更加放大了人們對災難慘烈程度的感受。社交網絡風行，每個普通人依靠手中的便攜式設備都能成為現場直播報道的 “記者”，于是更加強化了人們的一種認識︰此時此刻地球上正在發生各種各樣的事件，每一件事之間似乎都是有關聯的。
專家還認為，人們產生愈發強烈的“世界末日感”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如今的災難越來越復雜。德國克里斯蒂安‧阿爾布雷希特大學災難研究所的馬丁‧福斯說︰“現在不單有各種自然災害，還有許多技術災難。”日本地震引發的海嘯，繼而導致的福島核事故已經危及到人類生存。“隨著技術的進步，人們對人類擁有自我毀滅的潛力的認識越來越清晰。” 福斯說。心理學家何塞‧波薩達指出，在真實的災難面前，一些人越來越認同宿命論的說法。在集體歇斯底里中，恐慌快速蔓延。
2月27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一名男子走在房屋廢墟上。智利內政部長埃德蒙多‧佩雷斯‧約馬27日說，當日凌晨發生的里氏8.8級強烈地震已造成至少214人死亡。 新華社發（維克托‧羅哈斯攝）
實際上，人類一直痴迷于末世論。一些基督徒認為世界終有一天會滅亡。曾有心理學家通過兒童進行實驗，論證為何人類要把自然災害與末世論聯系在一起。專家驚訝地發現，只有發育成熟的大腦才會把二者聯系起來。但奇怪的是，這並非人類天生的才能，而是通過個人社會化獲得的，也就是說是後天學來的一種文化。
環保主義者古斯塔沃認為，人們混淆了概念。他指出，一種自然現象不能被歸類于災難。災難是生活在危險地區所帶來的後果。因此，不能把責任推給上帝或者大自然，而是要認識到是人類創造條件讓自己自作自受。古斯塔沃認為，與其預測世界末日何時到來，不如積極地尋找解決辦法，創造低風險的的能源，讓人類生活在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環境中。
高崗的1953年 鄧小平︰
是毛澤東“捧殺”了高崗(多圖)
2011/4/7 消息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高崗的1953年
“高崗敢于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 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 頭轉向。”——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與中共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1953年，高崗(右一)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五一節慶典上。
高崗(1949年9月)。圖/FOTOE
1952年，高崗與夫人及子女在沈陽。
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負責人在平津前線(後排右一為高崗)。
隨著朝鮮戰局的穩定和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從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東北局書記高崗、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南局代理書記鄧子恢、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先後奉調進京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其中，高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國家計委直屬中央人民政府領導，與政務院平行。因此，高崗的地位更為特殊。所以，也有 “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這次奉調進京，對于47歲的高崗而言確實是人生的重大轉折。
高崗的人生經歷並不復雜，從黃土地到黑土地，從西北到東北，偶爾路經華北，高崗在中國版圖上的活動軌跡幾乎就沒有離開過“三北”。雖然高崗在新中國成立時擔任了國家副主席的高級職務，但高崗在六位國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沒有駐京而在大區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崗結束了在東北的工作，來到北京就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3年1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籌建工作已經基本完成。
此時的計委已經是一個編制1225人、內設16個廳局和一個直屬處的龐大機構，確實是兵強馬壯。
高崗居住的東交民巷8號，一時間成了京城人們關注的要地。
新稅制風波
一場由新稅制引起的風波，使高崗的權限進一步加大。
新中國的稅制，是按照“暫時沿用舊稅法”的方針于1950年初制定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原有稅制滯後于經濟發展的弊端日漸顯露。因此，1952年12月 31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布了《關于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當時任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將新稅制闡述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毛澤東對新稅制提出了嚴厲批評︰“‘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不但對新稅制的實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且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負責的政務院，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並且在組織上對中央政府進行了重大改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八個部，即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
因此，當時由高崗負責的國家計委，有“經濟內閣”之稱。雖然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仍要對政府全面工作負總責，但他只能具體管涉外的幾個部門，其他各部均直接對中央負責。
毛澤東為什麼要作如此重大的調整?難道僅僅是對實行新稅制不滿嗎?
如果我們回到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1953年，聯想到高崗在進京之前與劉少奇發生的幾次爭論和毛澤東對爭論雙方的態度，就會發現，毛澤東的一個基本觀點不變，那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應當觸動私有財產，逐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雖然也批評了急躁冒進情緒，但他著重批評了脫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右傾錯誤。他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
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在推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進程中，是認事不認人的。至少在發生新稅制風波的1953年初，毛澤東對劉少奇以及周恩來的某些言行是不滿意的，而對基本上能夠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崗則是比較欣賞的。
而恰恰相反，高崗是認人不認事的。他自認為有了毛澤東這個最高統帥的欣賞，別人統統不在話下了。
實際上，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既看重高崗的突擊隊作用，更不能舍棄劉少奇、周恩來這兩支主力軍。在某種意義上，對高崗的提拔重用，既是對劉少奇、周恩來的批評，更是對他們二人的激勵。
然而，剛剛踏上北京這片土地的高崗未能準確理解毛澤東的深邃思路。
1953年財經會議
1953年財經會議本來只是一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但這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在高崗的一生中，卻有著極不尋常的意義。所謂的“高饒事件”，一般而言就應當從這次會議講起。
由于缺乏經驗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財政經濟工作出現了一些問題，上半年國家預算執行的結果，出現了21.5萬億元的赤字。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財政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從6月13日一直開到8月13日，足足開了兩個月。
批評新稅制逐漸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批評意見也自然集中到了負責新稅制實施的中財委和財政部部長薄一波身上。批評的調子居高不下，而且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了劉少奇。
在經過精心準備後，高崗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做了“指桑罵槐”的長篇發言。
高崗在發言中指責薄一波在農村政策上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方針，認為薄一波的主張是“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指望于富農經濟的發展”。
高崗還認為薄一波的錯誤是“在個人與黨的關系上擺錯了位置、對黨不老實的態度、不民主的作風和行會主義的情緒”。
據高崗的秘書回憶說︰高崗在財經會上的發言稿，是我們幾個人參加起草的。高崗說，講話要站得高些，要從思想上、理論上批判薄一波。財經會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報告中講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講了要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我們在起草高崗的講話時，注意到了與毛主席講話的一致性，有的話確實不是單純批薄，而是批劉少奇右傾。這個稿子拿出來後，毛主席、周總理看後都是同意的，毛主席還在“右傾”之前添了“資產階級”四個字。(筆者1999年2月2日訪問趙家梁同志談話記錄。)
高崗在後來寫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認說︰我在財經會議上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
毛澤東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爭”，雖然起因是新稅制風波，但深層次原因，仍然是要解決黨內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不同認識問題。在貫徹總路線這個大的方向問題上，毛澤東既不允許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許高崗等向左偏。所以，當看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處于既不好公開為薄一波解圍，又難以駕馭會議局面而兩難時，毛澤東便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里休息的陳雲、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
陳雲于 8月6 日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說︰新稅制的結果是明顯的，不利于社會主義經濟，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薄一波在中財委做了很多工作，盡管有許多是事務性的，但如果沒有人做這些工作，中財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個別不同意見是有的，但不能說中財委內部有兩條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于8月3日回京後，也在會議上發言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他這幾年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
本來毛澤東搬來的“兵”起到了預定的效果，會議氣氛起了變化，高崗也應當有所收斂。但在8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高崗仍然對薄一波進行指責。
這次政治局會議的議題是討論周恩來的會議結論稿。會上，毛澤東問大家有什麼意見，薄一波表示他有錯誤，但有些具體事情還說不清楚。此時高崗站起來批評薄一波態度不好，毛澤東則打斷高崗的話說︰你的態度也不好。
“三月名單”事件
高崗還不顧毛澤東的禁令，在這次財經會議和後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傳播“三月名單”。
關于神秘的“三月名單”事件的由來，有著不同的傳說版本。
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中寫道︰“高崗在反省時談到，大約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送來一份文件，要他親自簽收，並立等閱後收回。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央傳閱文件，即使是很機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機要局派專人傳遞，由秘書簽收。唯有這一次例外，是由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直接送給高崗本人，而且閱後馬上收回。可見毛澤東對此文件之重視，也說明此文件之特別機密和重要。後來得知，這就是安子文(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擬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和各部委分工名單。高崗驚奇地發現，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而沒有林彪。這個名單，他以前從未見過。”
是安子文擅自做主還是誰指使安子文擬定的名單，目前仍是謎團。但高崗顯然認為是劉少奇授意安子文擬定的名單。他在《我的反省》中說︰我主觀地以為，安子文怎敢擅自擬定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安子文身後還有人，那就是少奇。而且他也承認對林彪說過︰我記得那單子上沒有你。
然而，不管名單是如何產生的，高崗確實是看到了這份名單，而且還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播。因此，在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中央組織部部長)突然質問，“三月名單”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劉少奇、周恩來都表示事前並不知道有這樣一份名單，感到震驚，當即向安子文查問此事。
安子文在會上承認了確有此事，在會後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中央給予撤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務的處分。中央認為安子文私擬名單確實違背了黨的紀律，于7月末給予其黨內當面警告處分。毛澤東也宣布︰此事到此為止，不許擴散。
本來事情到此可以終止了，但高崗竟然不顧毛澤東“不許擴散”的禁令，在財經會議和後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利用與一些地方和軍隊領導干部接觸的機會，傳播了這份名單。高崗這種行為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黨內的混亂，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和高度警覺。
毛澤東決心解決高饒問題
高崗于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謂其人生旅途的最後風光。
高崗來杭州休假時，林彪正住在西子湖畔一處環境幽雅的二層小洋樓中養病。高崗與林彪進行了多次交談。
林彪是高崗的老領導，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二人就配合默契，關系親密。新中國成立後，高崗坐鎮東北，林彪鎮守中南，一直保持比較密切的關系。
據後來召開的高崗問題座談會所揭發，高崗在一個月的休假期間，“向那里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干部捏造散布所謂‘軍黨論’，說中國共產黨里有‘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以及‘白區的黨’兩個部分，並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自居;還說現在黨中央和國家機關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里，應徹底改組，由他擔任黨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並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
高崗的言行使毛澤東認識到解決高崗的問題已經不能再拖延。
據《陳雲年譜》記載︰1953年12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決定派陳雲沿著高崗外出的路線，代表黨中央向高崗游說過的干部打招呼。毛澤東要陳雲轉告在杭州養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崗的當，如果林彪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改了再與他聯合。陳雲向林彪原原本本轉達了毛澤東的話，並向他介紹了高崗利用“四野”旗幟，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煽動各大區負責人攻擊中財委的種種問題。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崗。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不點名地向與會者點出了高崗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同凡響地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
毛澤東的論述大大出乎高崗的預料，打得高崗暈頭轉向，但毛澤東對于自己的極端不滿，高崗終于明白了。
| 1965年国共秘谈：蒋介石已同意统一的六条件
2011/04/07 |
中安在线
1949年10月，中共在大陆建政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这两位对中国现代史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就再也没有见面。
但这并不等于说两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而是以“特殊方式”进行“对话”——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曾秘密接触。美国中情局(CIA)不久前的解密文件也证实了这段史实。
【新加坡记者担任国共“密使”】
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隔海相望”，但两人都不希望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台湾总统的意见，希望以此换来与蒋介石的沟通，试探和国民党当局接触。而蒋介石此时也有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想法。
据《内蒙古党史》记载，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试图寻找一个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后来被找到了，他就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据该书描述，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共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蒋介石命令长子蒋经国于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其中，一次是蒋经国秘密派一艘小型军舰，到香港把曹聚仁接到台湾，与其密谈如何由曹聚仁出面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沟通渠道;另一次是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找曹聚仁，与他再次商谈如何与共产党沟通的问题。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聚仁请去了台北。
大陆方面，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北京采访，受到了绝非记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周恩来年谱》，经由195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讨论，当年7月13日、16日和19日，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
而在第二次接见中，周恩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于是，8月14日，“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便首度由曹聚仁所供职《南洋商报》向外发布出去。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1956年之行，拉开了曹聚仁近十年两岸“密使”工作的序幕。
【中共开出合作条件：台湾政权仍归蒋介石】
据历史学者范小方及毛磊所著的《国共谈判史纲》记载，在曹聚仁担任两岸“密使”的同时，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章士钊(他是1949年参加过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也为国共接触而奔波。
在此之前，章士钊曾带着中共领导人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
章士钊的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许效炎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蒋介石派出的的特使宋宜山(也是蒋的学生)。不久, 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协商。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合作的四条具体条件：
【蒋介石向美国表态“宁为玉碎”】
另一边厢，曹聚仁也在国共两党之间奔波。
据CIA的情报称，1957年2月，国民党的叛将张治中写信给台湾的军事统帅陈诚，表示希望国共和解之意，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过了一个月，曹聚仁写信给蒋经国，提出六点和谈建议。
同年9月间，曹聚仁又分别写信给蒋经国、黄少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俞大维(时任国防部长)，重提国共和谈建议。蒋经国把曹聚仁的信拿给美国官员看，并强调蒋介石永远不会与中共谈判的，还说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58年8月23日，海峡两岸发生著名的“金门炮战”事件，曹聚仁来京的次数也就更多了。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所述，1958年10月13日，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五十天后，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的陪同下，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毛泽东在此次接见中的谈话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并于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蒋介石。
同年10月，章士钊也写信给国民党的元老吴忠信，要吴忠信转告蒋介石——有一天美国会出卖蒋介石的，因为他看到“华沙会谈”的密件，美方已向中共建议以金门马祖交换中共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主张。CIA的揭秘文件称，这封信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
到了1960年元月，国民党的降将傅作义写信给陈诚夫人谭祥的妹妹，要求她转告陈诚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阴谋，以及中共绝不放弃台湾的坚定立场。次年7月，曹聚仁又写信给蒋经国，告知中共有意以厦门和金门为国共之间的缓冲地带，并辟金、厦为自由港;1962年3月，曹再次写信给蒋经国，重提了这项提议。但蒋经国却把信件拿给白宫看了，并表示将不予理会。
台湾方面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
(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
(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书面报告。宋宜山即写了一篇1.5万字的报告，交由许孝炎转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蒋介石心存疑虑 国共和谈夭折】
到了1965年夏，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北京方面热烈欢迎。
为此，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
《国共谈判史纲》称，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曹聚仁介绍了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持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但美国则因为怀疑这六点建议是中共起草的，因此向台湾方面施压。
1965年10月间，河南籍的立委唐嗣尧曾在台湾立法院提出书面质询，呼吁国共再度合作，使蒋介石大怒，质询被收回销毁，而唐嗣尧也遭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
但让蒋介石产生更大疑虑的因素是，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至此，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再度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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