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张治中夫妇与岳母赵太夫人在重庆时的合影(受访者提供)
口述/张素我 整理/周海滨
现年96岁，1915年4月生，安徽巢县洪家疃人。第六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爱国将领张治中的长女。1935年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肄业后赴英国西南大学留学，1937年8月回国，在洪家疃黄麓小学任校长。1940年与周嘉彬结婚，在西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外语教员。195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1953年后在外贸专科学校（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
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届常委，第九届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我的父亲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已经离开我们42年了，如果活在世上，也已经121岁。作为惟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惟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父亲经历了鲜为人知的国共往事。
父亲一生与国民党、与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两人交往颇深，父亲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但是，虽然跟随蒋介石20年，父亲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留在北平
1949年4月1日上午，以父亲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乘“空中行宫”号飞机由南京飞抵北平。在机场，父亲发现中共和谈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来迎接，来接机的仅是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
父亲看此情景心里很纳闷。屈武记得父亲对他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父亲一行走进下榻的北京六国饭店时，抬头见到一幅大标语：“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当晚，周恩来伯伯在六国饭店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宴会结束后，周伯伯、林伯渠和父亲、邵力子谈话。周伯伯首先提出质问，认为父亲来北平谈判之前不应该去溪口看望蒋介石，认为这是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证明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此后周伯伯又提过两次，父亲加以解释，双方为此还有争执，到谈判快结束时才被中共所了解。
从4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就“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个别交换意见，主要议题是“战犯”及“渡江”两项。李宗仁的意图是“隔江而治”，想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中共方面坚决表示“无论和战，均须过江”。这就使李宗仁“划江而治”成为泡影。为此，双方原拟4月5日的正式和谈，不得不向后推迟。
4月8日，父亲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他热情地握着父亲的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承你热情接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使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会!别来你的身体和家人都好吗?”
从4月13日开始，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经过双方多次磋商，终于形成《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
16日，父亲派黄绍竑、屈武带了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父亲得知南京方面拒绝接受，并要求订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将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这是21日上午9时之事。不久，北平街上到处是“号外！号外！”的声音，毛主席、朱总司令已经命令解放军进军江南了。
国共和谈虽多曲折，但也有收获。父亲在北平与中共代表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密切磋商，终于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父亲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占修正意见的多数。其他人也表示应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只有欣然接受。但是事与愿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终为南京政府拒绝。
此时，李宗仁、何应钦电催国民党代表团速返南京，23日派飞机到北平，24日回南京。父亲本打算24日回南京复命。
当天，周伯伯去看望父亲，说渡江准备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说代表团回去后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他们的，甚至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父亲被周伯伯的诚意所感动。让父亲留在北京有两个意思，一是“你回去处境一定对你很不利”。周伯伯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还是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二是要继续谈判，认为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
但父亲的内心陷于极度的苦恼与矛盾中：“不回去吧，自己是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和平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诚意的和善意的，而且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看到未来没准有一线希望，父亲决定留在北平了。
4月23日，从上海起飞的接和谈代表的专机飞到了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伯伯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停机，过两天后再来。”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了。
随后，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我母亲带着二弟一纯、五妹素久，从上海搭乘北上接代表团的飞机到了北平。
1937年，张治中召回正在英国留学的大女儿张素我，要她在抗战的非常时期服务于家乡教育。图为，张治中与长女张素我、侄女洪志雪的合影（受访者提供）
思想包袱
留在北平的一段时间是父亲少有的休闲时间，他自己也说有30年没有这么休息过了。他在3个月的时间里逛北京的名胜古迹、听北平的大鼓和四大名旦的京剧。
父亲留下来后也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他的思想症结是：“拿我（张治中）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国民党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战，我则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张和平，4月1日以后更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
4月到6月，这3个月里是他最苦闷的一段时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没有想出一个答案。” “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
而父亲对自己如果回南京命运会如何，曾经有过判断。一些朋友劝说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会加害他们，张治中说：“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
直到发生一件事。
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气愤。1949年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后来又发两个电讯，并对父亲进行攻击，说父亲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为澄清事实，父亲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声明》称——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
父亲最后想通了，他经历了最痛苦的思想斗争，用他的话说，就是“把理论上的国民党——国民党的主义和它的应有的本质——与被反动派长期窃据的国民党的现实区别开来一想，就想通了。”
父亲自问，国民党应该是个怎样的党？而事实上又蜕化为一个怎样的党？他所憧憬的国民党的灵魂哪里去了。他所追求的“恢复革命精神，实行民主政策”，为的是把国民党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但是却回天乏术。
1962年，左起：张治中、周恩来、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合影(受访者提供)
“年初一”
此后，毛主席多次找父亲谈话，并希望他参加政协和政府的工作。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酝酿筹备时，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当着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面，指了指父亲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还没等别人回答，父亲自己先摇头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主席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周伯伯也对我父亲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我父亲谈起思想转变时，常念念不忘这两句话。
1949年9月，政协会议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父亲在世时常讲，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后半生，特别是建国初期这一段是他最惬意的时光。父亲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后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国务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时，父亲都是发言的时候多，不发言的时候少，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49年6月，毛主席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商讨国是，父亲也应邀参加。毛主席整合了大家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名。在座的很多人表示赞同，唯有父亲表示不同意，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接受了父亲的意见，我们的国家因此被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父亲，对他说，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父亲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起义。还说，从新疆了解到的情况，只要父亲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父亲说：“我早有此意，不过新疆和我通讯早已中断，不知怎样才能和他联系上?”毛主席告诉他：“我们已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由伊宁邓力群转到迪化。” 父亲听了毛主席的吩咐，立即给中共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同志打了电报，请他转告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要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那时国民党政府已节节败退到广州)，归向人民民主政府。
父亲曾在新疆任职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经过反复思考，他将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提交毛泽东，希望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贡献。
9月10日，父亲致电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第二天又就起义的具体问题单独致电陶峙岳。9月21日，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问题致信父亲。父亲接信后第二天，又致电陶、包，嘱其立即与彭德怀接洽宣布起义，要陶峙岳以父亲的名义电令在河西的周嘉彬、黄祖勋两军接受陶的命令，与前线将领接洽表示诚意，不应再犹豫顾虑。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26日包尔汉也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记得1955年国庆节举行了授勋典礼，父亲和陶峙岳将军都光荣地接受了一级解放勋章。
精神上解放
1949年到北平后，我们家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父亲曾经让一纯和张立钧去傅作义先生家借钱。到了那里，傅先生问借多少，他们说借250元。傅先生随即叫人拿出500银元。
这件事很快就被周恩来知道了。一星期后，他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一开头就表示歉意，然后写道：“不知你们经济上这么困难，现拨出6000元供你们使用。”
后来，毛主席由马鞍山去南京视察，一下火车就笑着问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江渭清笑着说：“还没有。”毛泽东说：“你们可别忘了还啊！”原来，江渭清在湖南打游击时，经费非常困难，曾找父亲借钱资助。
1951年，根治淮河工程开始，中共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到工地进行视察和慰问。临出发前，父亲却病倒了。毛泽东得知父亲病了以后，在5月5日特派江青持亲笔信到家里来慰问，对父亲的病情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1952年夏，父亲从西安到北京，毛泽东来到家中，长谈了两个小时。父亲说：毛主席啊，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口，我们只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搞贸易，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应该和各个国家搞贸易做生意。
毛泽东站起来说：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两个人要争论一百年。
1958年5月，反右派斗争接近尾声，父亲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总结了建国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功过、得失、是非，送毛泽东审阅，并附去1949年冬所写《六十岁总结》。22日，毛泽东复信：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新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
后来父亲问毛主席：“你说我们的世界观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
毛主席说：“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你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很模糊的，但是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里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还没有搞清楚吧？”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父亲陪同毛泽东视察了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路上，他写了4万多字的日记。这一年，父亲与毛泽东的交往和友情应该是最好的时期。这次视察是毛泽东邀请父亲去的，他很珍惜这次机会，每天的视察和与毛泽东的谈话都会详细地记录下来。回来以后，父亲写了《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详细记述了各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真诚的、热烈的爱戴之情，以及毛主席热爱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情况。
父亲曾经回忆说，毛主席在这次视察时曾谈起父亲的世界观问题。他指着父亲笑着对罗瑞卿部长等人说：“我曾说他的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说已经解决了。他说他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满足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满足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要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1958）我看到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有点高兴。”
“文革”变故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对运动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同时他对民革中央的“反右”颇有看法，态度消极。父亲的言行招致一些人的不满，一夜间民革大院贴满了邵力子和父亲的大字报。毛泽东、周伯伯知道后，保护了父亲，毛泽东批评某些人“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学生不上课了，铁路车厢由学生乘了到处大串联……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
我家那时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仅一墙之隔。
每年6月至7月，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动身，红卫兵来抄家了。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声称是来破“四旧”的。我家是一座旧楼房，大儿子正好在家，立即开了门，他们一哄而入，楼上楼下乱窜。说实在的那时我家仅有几张沙发、桌椅，衣柜里一些衣物、首饰，他们翻箱倒柜，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我让他们贴上封条，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及飞利浦牌收音机一台。
过了几天，另外一批红卫兵又来了，坚决要把上批红卫兵封存的东西拿走。有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车，心中很不耐烦，直摇头。我很天真地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拿走我教学用具——打字机，及每天要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凶凶地对我说：“谁还要你教书呀！”当晚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次日返京。
第二天，父亲刚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红卫兵就进大门了。
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红卫兵砸了只花瓶．拿走了父亲的佩剑，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出门时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扬长而去。红卫兵走后，父亲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为了不惹麻烦，父亲让人买回毛主席像和语录。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父亲看了很不高兴，问余秘书语出何处。余秘书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
父亲问他：“你认为怎么样?”
余秘书回答了考察报告的时间、地点和对象。
父亲听了，一言不发。
过了一天，父亲家中的警卫都换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父亲受到周伯伯的关爱，被保护起来了。
就是那次，红卫兵们听说我的先生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平时骑它上班。其实，嘉彬早已将摩托车送给他的单位——水利部了，可是红卫兵这次要在我家找。那么大一辆车，何处能藏？我家地下室和上层中间有一小块空档，红卫兵手拿皮鞭罚我爬进去，哪有？这不是没有常识吗？都是高中学生了！我当时只得服从，不然要挨一鞭子的。过了几天麻烦又来了。一伙红卫兵要住我家楼下，我们不得不应允。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人声嘈杂，外面找人敲门他们听不见，我们必须下楼为之开门。烟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一位老友夫妇见此情况甚感不安。他家有一处房子可住。承他们盛情我们一家移居水碓子。我们安稳地住了一些日子。
红卫兵来抄了多次家，《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红卫兵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地捡起来的。
忽然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客了。”我见单元门口有一辆大吉普车。上到三楼家门紧闭，敲门保姆才开，原来水利部来人抄查文件。又过了几天水利部来人把嘉彬带到部里，说是隔离审查。这一段时期他不时写信要我送上零用钱、换洗衣服、肥皂、牙膏。那个年代我的小弟一纯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个大雪天部门前有许多人在卸煤，其中就有他姐夫。后来我才得知嘉彬打着赤膊仅穿一件棉纱背心，从车上把煤卸下，身上汗流浃背。
1969年我父亲病危，母亲就和国务院有关方面说了话：“我的长子远在台湾，长婿如长子，能否请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如仍有问题，再叫他回去，可以吗？”嘉彬终于回家了。
在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时候，周伯伯出面保护了父亲。周总理知道后派解放军来接管了，红卫兵就进不来了。听说周伯伯还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宣传父亲的功绩，他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1966年，周伯伯把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老干部靠边站，父亲想不通。陈毅同志亲自来劝他说:“这是群众运动嘛，没有关系的。”不久，老干部一个个被打倒了。
1966年国庆节，父亲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红卫兵去你家了没有”。父亲回答说“去了”。毛泽东很惊讶：“你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什么?”
听了这话，父亲心里还是高兴的，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打倒，而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回家后还把毛主席的话津津乐道地讲给我们听。
我的堂妹张素德后来撰文回忆父亲在“文革”期间与她的一次对话：父亲见到从南京来北京探望的素德很高兴，问起外面的情况，素德如实相告。父亲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不好，眉头深皱，他对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整人的情况感到惊疑，摇摇头说：“若干年后，这将是个大笑话。”父亲又问素德外面有哪些大字报，当他听说除了有“打倒刘少奇”之外还出现了“打倒朱德、陈毅”等大字报时，说：“都搞到开国功臣头上啦!”还问素德：“孩子告诉我，不积极参加，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素德说：“是的，但我们反对打砸抢，任何时候都要讲政策，凭良心做人嘛!’，父亲点点头，微笑地说：“不当就不当吧，实事求是嘛。”
情况越来越糟，父亲熟识的一大批开国功臣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拉出去游街示众，甚至被逼死，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受到冲击，父亲心情沉重。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心情很不愉快。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
1969年4月6日，父亲去世。他岁数并不大，79岁。父亲生病期间，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平时，毛主席多次邀请父亲去他家吃便饭，有时还请我们全家。
父亲去世后，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总理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总理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
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一纯在父亲身边。在生命的最后3年，父亲每天晚上都问下班回来的一纯文革的情况，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
父亲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非常反感。他对一纯说过，“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父亲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父亲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我父亲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解放以前他在西北工作，解放后也在西北。他对彭德怀很了解。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彭德怀担任主席，父亲担任副主席。后来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毛主席提出来批判彭德怀，我父亲就起来发言。这是我听父亲朋友的秘书说的，父亲发言说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
这封“万言书”寄到了周伯伯手里，周伯伯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父亲那时候冬天在广州休养。
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请放心。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
这个事是周伯伯压下来了，实质上是周伯伯保护了我父亲。现在我明白这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当时其实不理解为什么不送信给毛泽东。
“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父亲曾经在面见毛泽东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那时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这几个元帅都被打倒以后，他在会上讲过这句话，我和一纯也听他当面讲过，他还说，“我一定去见毛主席！”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父亲执意要见毛泽东，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一纯推着他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后他说：“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
接着又说：“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
讲到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他本来一直坐着，说到这他站起来了。
毛泽东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父亲也站起来了，因为毛主席站起来了，一纯就扶他站了起来。但是站起来后，父亲并没有说话，一纯说看着他很沉闷、很沉闷，没有说话。他不能跟我讲什么心里不高兴的话，但他闷闷不乐。
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名字竟然排在周总理之上，父亲忧心忡忡，而周伯伯处之泰然。父亲一方面佩服周伯伯的谦逊，一方面为他的处境担忧。
(本文参考张治中著《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张素我著《幽草晚晴集》，均为内部资料。文中直接引语对照《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修正。)
| 中国经济或许大势已去
2011/04/16 |
作者：姜莱
这不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虽然我研究生拿的是经济学学位，但自打离开大学教职之后，老姜就基本上没有理睬过这一专业了。不是专家的言说，但我也不会胡乱调侃，毕竟，谈自己国家的经济大事儿，还是认真点好。
观测中国经济，首先得走出一个误区，以为中国现在搞的是凯恩斯主义。这也是张维迎先生持的一种观点。张维迎我还是挺尊重的，可他老是站在自由主义一极，然后就想当然，把现在的中国经济放在凯恩斯一极批判，这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在经济学领域，自由市场派与凯恩斯主义麦芒对针尖，可它们讨论的背景都是标准的市场体制，理论框架也以此为前提，而不是一个在谈市场经济，一个在谈权贵经济。他们假设的政府，也是一个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却是一个“善”的政府，这种政府具有民选的性质，也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儿。在这种模型之下，即使搞凯恩斯主义，政府也会恪守游戏规则，只在宏观领域做文章，而不会把手伸进微观领域，更不会直接动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定价权等权利，或者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跑到场子中间与民争利。此外，一个假设的“善”的政府，它的宏观政策目标也应该是善的，它如果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一定是为了增加就业，而不会夹带别的私货。这些凯恩斯政策的前提，在中国很难都具备。
好了，说完前提条件，现在说正事儿。我现在要说的正事儿就是：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已近尾声，接下来很可能烂事儿一大堆，最有可能的是出现长期的滞胀局面。至少，中国经济即将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将转入经济中低速增长，民生无法根本性改善、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会越来越厉害的时期。
一，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已近消耗完毕，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又无法形成。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三驾马车的拉动：地产经济，政府基础投资，出口贸易。如今，政府投资这一块，看上去虽然依旧凶猛，但疲态已现，如午后西下的斜阳。其中的原因，在于具有这种大规模投资能力的地方政府，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地方的基础投资，该投的都已经投了，无论普通公路和轨道运输、高铁、高速公路、航线、通讯等，都已经饱和，甚至出现了过度投资的状况。今后政府如果仍得靠这种投资拉动经济，就得向西部转移，在西部地区复制东部的投资密度和规模。可西部脆弱的自然环境，稀少的人口都表明，这种投资拉动模式如果真的移植到西部去，绝对是一笔大亏大赔的买卖，而且还会贻害子孙。我昨天就在跟一位西部来的朋友喝酒，谈到那里的公路不收费，他说，收什么收啊?几小时见不到一辆车，收的钱还不够发工资;而且在茫茫荒原处，几个人孤零零地守在一个荒凉的地方收费，不冻死就得吓死、闷死。
房地产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政府已经不得不给它降温，而不是靠它继续拉动经济增长了。但中国的房地产之虚火是如此病入膏肓，以致政府打压了近一年时间，高房价仍在挺着，这把虚火一时半会儿仍无法降下来。可以想象，在通胀威胁步步紧逼的情境下，在高房价已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的的背景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已不大可能再主要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至少已无法靠房地产来保障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当然，政府可以发展廉价廉租房，但照样问题重重。首先是地方政府如果把土地主要提供给廉价廉租房，它们的土地财政就会大大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和兴趣持续支撑廉价廉租房建设，值得打一个问号。其次，如果廉价廉租房成为百姓们获得住房的主要或重要渠道，现存的商品房市场就有可能彻底崩盘，它带来的问题，可能会远远超过已解决的问题。
出口贸易也遭遇了一系列的瓶颈，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高企，国际市场的打压和挤逼，汇率不得不一再提升，产品升级和创新有心无力等等。上个月，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这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很可能预示着一种新趋势的到来。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出口优势和能力正在相对下降，出口增长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至少，中国贸易盈余的大幅增加已不可能，主要依靠出口贸易大幅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迫使政府为控制通胀而放弃高增长目标;中国通胀的原因之复杂，涉及面之广，抑制通胀的成本之高，代价之高，难度之大都表明，被迫牺牲增长目标而重点防堵通胀，将成为政府的一项较长期的政策。通胀当然是一种货币现象，可它成为一种物价上涨现象时，结构性的原因便会直接凸显出来。说到结构的层面，老姜可以这样说：地球上所有国家物价上涨的原因，我们这里都有;地球上其他国家不存在的原因，我们这里也存在。首先应当看到，现在出现的通胀或涨价现象，都是从产业链的上游伊始，传递到中下游的，而不是收入高涨导致需求上升，并进而拉高了终端市场的物价。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为何我们的下游产品，尤其是消费品，一方面在涨价，另一方面却又大面积出现了过剩。也说明现在很多产品的涨价，都是成本推动型的被迫式涨价，不涨价有些企业、尤其是那些中小型企业就很可能亏损倒闭。这种由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基础性资源性产品推动的物价上升，应当说中国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世界性现象，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国际化，很难避免这种冲击。其次，中国的通胀压力，也不只是来自资源性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兴风作浪，还与国内已经和正在到来的劳动力成本的的上升有很大关系。中国已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其中占了一大半。多年来中国产品的廉价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打压劳动力价格成就的。但到了今天，不管是人口红利的好处已快用尽也好，农民工维权要价的意识提高了也罢，中国反正已经无法继续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高增长了。在底层社会的民生和收入已成为政治问题之后，中国的任何地方政府，恐怕再也无法通过伴大款、打压工人的涨薪要求来制造经济繁荣了。劳工薪资的上升已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并必定成为一个推高物价的长期因素。
说到通胀或物价上涨，还得说一点我们的特色，这就是垄断造成的成本上升、物价上涨。中国的基础性产品、能增值的优良资源等，都已被利益集团把持，形成了特有的行政性行业垄断、部门垄断，权贵阶层垄断等现象。由于这一点，中国的通讯成本高过了欧洲，油价比美国还凶猛，形形色色的路桥费、政府罚款、行政性收费、行贿受贿等，更是造成了中国物流成本的奇高、交易费用的居高不下。这些成本传导致下游产业和市场，甚至造成了国内大宗产品价格在绝对值上高于欧美的奇观。糟糕的是，这种现象看来没有趋减的迹象，因为政府仍在为这种垄断推波助澜。这不仅表现为政府部门仍在大搞国进民退，继续漠视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困境，而且仍在百般袒护大型垄断国企。比如，国家发改委最近多次发出指示，要求经营大宗民生商品的企业不得涨价，却同时多次为中石油的涨价辩护开脱。不错，国际油价是在攀升，但攀升的不止是石油，还有农产品，而且石油等能源产品的涨价，也不只是影响中石油，还会影响一般的食品加工企业。现在全国都在防范通胀，你发改委怎么能一边要求食品企业不要涨价，一边却把中石油的涨价说得头头是道?一家小型食品企业，单位毛利可能就那么几分几毛钱，不涨价可能就会倒闭;一家巨无霸石化企业，内部消化成本的能力肯定是有的，难道就不能为抑制通胀做点贡献，把涨价这件事儿推一推?如果中石油这点都做不到，要么是无能，要么是无耻。
三，中国经济已进入“还账期”，这种“还账”既是资金债务式的，政府财政式的，也是民生式的，环境式的。这些都意味着，过去那种大投入高增长的浪费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尤其是各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头号投资者的角色。政府的这些投资，不少来自土地财政的贡献，还有很多是借款。土地财政就不多说了。土地总有卖完的日子，不少沿海东部城市，实际上已没什么土地可卖了。土地财政已近黄昏，可累累债务却摆在那里。不少地方政府都负债累累，现在这些债务已进入还本付息的高峰期。老姜很是怀疑各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原因是这些借债投入的基础项目，大都不具备高回报的性质，有些根本就没有回报。不仅无回报，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维护维修费用(如那些天价造出来的奥运场馆)。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政府就会迟早进入捉襟见肘的日子。政府没钱了，也很难再借到钱(除非制造更大的泡沫)，还得还钱，还得维护高额的行政支出，大手笔投资的能力和热情就会持续下降。此外，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在民生和环境上的欠债也太多，也都进入了多少得作点补偿的时期了。这些，也会严重制约政府继续充当头号资本家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有外国的，也有很多是自己银行的。靠大举借债发展经济，不仅政府在这样做，那些准政府的大型央企也在这么做。央企这些年来的奇迹式壮大，除了与垄断了实体与信息资源有关，也与他们垄断了金融市场有关。中国几家大银行的钱，大部分借给了这类企业;这些企业资产的突发式膨胀，也主要靠的是对金融市场的操弄。至于他们本该做好的实体经济怎么样了，却问号多多。广东最近就有一家大型国企露了陷儿，这家号称广东窗口的厅级大型国企，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自诩成绩辉煌，如今却爆出了资不抵债、上层高管贪腐无能的丑闻。老姜要说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好，大型国企也好，都早已跟国内的金融机构绑在一起了，很可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这些企业或政府出现重大的、集体性的债务和财政危机，那些银行很可能就会被殃及鱼池，甚至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现在有些专家，在那里大谈国际金融大鳄的阴谋，美帝的阴谋，甚至扯到了共济会，我觉得他们还是关心一下现实的危险更好些。
四，权力导致利益结构的极度扭曲和固化，利益结构扭曲又导致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不仅大大抑制了国内的需求市场，也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需求和供给。中国已形成权贵经济及阶层，这已是公认的事实。权贵经济的形成并稳态化，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逆导向：想想看吧，如果拿到一块地就能成为亿万富翁，搞到一个政府工程，哪怕弄些边角料来做做，也能赚上几千几百万的，有这等好事儿，谁还有心去好好经营企业?谁又会心甘情愿冒风险搞什么创新开发?大家都削减脑袋往权力部门钻啦。权力经济就是食利经济。有本事食利的家伙，首先依靠权力寻租，寻到之后，便大肆购置能带来更大或可持续的收租资产，权力资产收入，已成为中国高收入阶层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结构也随之扭曲：那些出除了权力贡献，即无创新又无技术含量的经济领域，成了最火爆最赚钱的领域，成了中国的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的聚集地，而与权力沾不上边的竞争性行业部门，哪怕有技术有管理有创业精神，却过得战战兢兢，随时面临亏损关闭的命运。
与这种结构相对应的，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这种分化主要是资产性收入差别造成的，而不仅仅是工资性收入造的孽。十二五期间，政府将把主要精力放在民生上，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成了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在权贵阶层把持着主要的资产性收入的背景下，这种加薪式的改善民生的措施，已无法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两极分化问题不解决，绝大多数民众的购买力不能与经济增长的幅度相匹配，扩大内需就是一个伪命题。内需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继续增长就缺乏市场的支撑。
我们的这种经济结构，收入结构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我看很难。如果不难，也就不会年年喊调整结构，喊了十几年，却至今未有任何起色。实际上，中国最佳的调整结构的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利益板块已经凝固化，利益集团已对垒分明，该抢占的资源山头已基本抢占完毕，楚河已分界，面包已切割，这时再来调整结构，重新划分利益疆域分面包，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了。这时的结构调整，哪怕看起来只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了。
当然，维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有一招，那就是继续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不过，老姜并不看好这件事儿。不看好的原因，是由于它已经过了拐点，城市化的社会边际收益率已开始下降。这不仅与前面说的利益板块已固化，城市前期的巨大收益已被既得利益者瓜分和盘踞，后来者已获利无门有关，而且还会造成这些恶果——在现有的利益、权力分布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的城市化，将按照惯性原理，使资源进一步向北京、上海这些既得利益大都市集中。由此，城乡环境会进一步恶化，城乡差别将更加突出，两极分化将更严重，社会问题也会更多更恶劣。这样的城市化，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收益，将远远超过由此造成的社会治理成本。直到它的环境、财政和福利净损失达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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