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纽约时报》刊文《写博客挑战体制的赛车手》。美国读者有不少回帖。有一个回帖是这么说的：“要是韩寒出生在美国，他说不定也是千千万万不满青年中的一个，没有工作，家庭破碎，教育低下。”另一个回帖是这么说的：“韩寒说‘他们的生活与我们完全不同。这些人和年轻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也有20多岁的女朋友，只不过他们的女朋友都是地下的。’这听上去像不像是在说我们(美国)的银行家和权力寡头。有钱的和权力相互勾结，美国跟中国一样。”
从韩寒联想到美国失落的一代年轻人，或者联想到美国的权金勾结，美国人看来并不懂得韩寒的中国意义。这是因为中美社会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首先，美国人不需要像韩寒那样转弯抹角的说话方式。他们有要说的话，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韩寒运用的是一种对美国人非常陌生，也不需要的说话方式。其次，像韩寒那样拐着弯，费劲地说话，难以设想在美国会有像在中国这么众多、这么热烈的听众。韩寒要求于听众的是一种对美国人非常陌生，也不太喜欢的听话方式。
韩寒的话语玩的是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真实话语游戏。韩寒的许多听众从韩寒那里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刺激感，而未必是什么振聋发聩、闻所未闻的全新见解。韩寒又很“会说”，更加增加了他说话的刺激感。
韩寒说话的“出题”和“应题”方式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例如，韩寒有一篇很有名的博文《城市，让人民死得早》，光在他的博客上，点击率超过了97万，评议近9000条。要是美国报刊上有一篇这样题目的文章，那必定会具体分析城市人死得早的种种原因。而光看韩寒的博文，写的则又分明不过是一则普通的车祸事故。
如此明显“煽情”的博文，却能有如此巨大的反响，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却就有这样的事。韩寒无论写什么，都有明星效应，这个不假。但是，像《城市，让人民死得早》这样的题目，拨动的却是许多中国城市居住者焦虑不安的心弦。在美国人那里是“煽情”的说法，在中国语境中却成为一种合理夸大。
卡车撞死女孩，是韩寒眼见的一件事，他没有以此来作任何社会、政治评议，但是读者却会有这样的联想。这是因为，在城市无人性的快速发展面前，人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微不足道，许许多多人早已在生活中有了这样的感受，韩寒不过是用真话、实话提醒了他们而已。
韩寒还常常运用非常“俗”的话语，甚至还有许多直接、间接与性行为有关的说法。这是一种自然人的“自然俗”游戏。这种回归“自然人”的手笔，虽然在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写作中就已屡见不鲜，但在中国却仍然是一种让人觉得又及时、又新鲜的游戏。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俗”颠覆的是中世纪那种貌似正经崇高，实质腐败肮脏的教会戒律和行为。既然这类戒律和行为已经从美国生活中消失，“自然俗”的游戏也就成为多余。韩寒在今天的中国还能把“自然俗”的游戏玩得这么好，不但不多余，还这么有人气，全是因为还有“自然俗”可以颠覆的东西存在。
韩寒是一个应时而生的写作者，就像上世纪80年代走红的王朔一样。今天，韩寒是走红的作家，他的话语有很高的“可引述性”，甚至变得有点类似于流行的顺口溜和段子。这样的话语，就和时尚一样，它的生命力在于“流行”。可是，时尚是不可能永远流行的。“流行”的时尚话语很容易变质为一种“矫揉造作”(mannerism )，王朔就是前车之鉴。我们无法预料韩寒是否永远会给他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兴奋感，也许韩寒的价值根本就不在于永远有韩寒在说话，而在于以后永远要有人像今天的韩寒这样去说话。
韩寒说话，提供的不是一种“确实无疑”知识，而只是对于某个问题的感受，其权威来自他的经验和观察，而非他的学问。韩寒的写作和他的说话一样，他所作的完全是一种“业余”的写作。与正儿八经的“文章”相比，他的话题要自由得多，什么问题或事情重要，为何值得议论，怎么议论、议论到什么程度，等等，都由他自己来决定。读者喜爱他的特立独行，就是因为这个。
在韩寒博客中，可以看到一种“思索”比“思想”更重要的写作方式，它没有一定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总是在绕着弯子，尽量安全地把真话说出来。他的博文零零碎碎，但思考者与思考对象始终交融在一起，整体性则是来自这种交融。那是一种因韩寒这个“我”才有的整体性，喜欢他的博客文字，就会喜欢他那个人，反之亦然，这样或那样，都成了他的粉丝。
有人因此把韩寒当成了一个普通的明星，那是不对的。韩寒有明星效应，但他并不是娱乐、体育一类的明星。韩寒是一个思索者，他不像高尔夫球星伍兹那样有国际性，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也不是因为他的赛车比赛，而是因为他有言论。而且，他的言论的内容和方式都是中国式的，基本上只有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出了国界，韩寒就会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韩寒自己就明白这个，他对《时代》记者说：“美国读者应该不会对中国文学有兴趣，而我也不会对美国文学感兴趣。”韩寒比许多教授都更清楚，中国人对现实最微妙的想法，只有中国人自己才懂。
张鸣说过，全中国所有的教授加在一起，影响也比不过韩寒一个人。确实如此。现在大部分教授都很擅长于说大的，说空的，这样的空话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韩寒只谈身边的小事，他的读者不费力就能明白他的实话。这就是所谓的“谎话要说大的，实话要说小的”。如果不说真话、实话，不要说是所有的教授，就算再添上所有别的精英人士，加在一起，影响也未必比得过一个韩寒。
毛泽东最恨谁?
来源: laoghost 于 2011-04-14
毛泽东最恨谁?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直到今天大家伙儿还鸡同鸭讲，喋喋不休吵个不停。我看三国演义，罗贯中塑造的最佳脚色不是诸葛亮，而是曹阿瞒。那个不能流芳白世，也要遗臭万年的乱世奸雄形象很可能找到新的衣钵传人。俺家祖坟既没有被中共拆迁，也没有被中共供香，现在又在美国惨遭万恶的资本家剥削，早起晚归，根本没有时间和各位大虾死掐。不幸最近触了点霉头，想找人出出火，捞几块板砖当银元使。
老毛一生，英雄（或奸雄，看您立场站那边儿，自个儿填空，别在这儿飞砖，以后机会海了去，小心拧了您老的手）盖世，就像拳王阿里，打败过无数对手。这些历史大家伙都熟悉，只不过有人崇拜的五体投地，有人忌恨得牙痒痒。俺这个小苍蝇在这个大鸡蛋上寻来找去愣没发现那道缝隙没被大虾们舔过。最后绞尽脑汁想了这么个题目。其实，俺还是记得有人写过这类帖子，但好像不合自己的口味，于是收罗点旧材料，加上点新调料，炒了一锅新菜肴。就算同是回锅肉的名字，各位尝出点新味道也无不可。
毛泽东最恨谁？有人马上说：老蒋。答案大错特错。不错，老毛完胜的最大对手的确是老蒋。但老毛和老蒋是在一个公平舞台上对弈的。老毛一介布衣起家，带着一伙叫花子般的农民风雨下钟山，自豪还来不及，哪里谈得上最恨。何况现在的资料表明，到毛蒋晚年，两人还眉来眼去讨论过统一。那么日本人如何？这不找砖飞吗？昨天我还看见杨奎松杨大叫兽说：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人侵略中国。其实，照俺这种脑袋瓜不转筋（老婆经常这样亲切地指出俺在家庭生活中的严重路线错误）的家伙看来，老毛的那些话明显是正话反说。接待以前的敌人，今天的朋友，开点玩笑活跃气氛。总不能你要和别人合伙开养鸡场，开口就是：你二大伯他三叔睡过我妈。要这么着儿，今天的地震海啸核泄漏还打交道不？不过日本人和老蒋一样，是老毛堂堂正正的对手，他们和老毛为敌，并非个人恩怨，老毛对他们谈不上深仇大恨。
那么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者？这回靠点子谱。更确切地说，老毛对整过自己，反对过自己的人是睚眦必报。王明逃到苏联，博古坐飞机摔死，算是逃过一劫。其他人，如何克全靠边站，王家祥外放驻苏大使，文革也没逃过一整。张闻天以为他是谁？老实呆一边凉快不得了呗，偏要在庐山会议伙着彭德怀闹，结果成了反党集团头子。周恩来一辈子小心谨慎，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还没完没了做检讨。刘伯承一解放就放到军事学院，五五年反教条主义被勒令退休。张国焘叛逃，陈昌浩被整死。李立山一辈子抬不起头，最后好像是自杀。记得张治中在彭德怀倒霉后说过：历史上布衣起家做皇帝的人都很厉害。暗示老毛和刘邦朱元璋是一路货色。
不过，仔细研究却可以看见，这里面只有张闻天是真正被老毛整死的，原因是他被旧账新算，扯上了彭德怀的案子。其他人充其量就是受文革风暴波及。与其说他们中一些人的自杀或者病死是老毛授意，还不如说是因为老毛把他们早忘到九霄云外。像陈昌浩，根本和中央搭不上线，红卫兵一找碴，那还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自杀了事。我倒觉得他当时要真和老毛接上个头，没准老毛还放他一马。
那么真正为老毛所痛恨的是些什么人？让我们先看小人物。第一个是老毛的秘书田家英。1948年8月，年仅26岁的田家英在胡乔木推荐下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深得老毛喜爱。毛泽东对田家英的工作曾多次给予很好的评价。1958年，毛泽东号召干部下放，几位省委书记都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毛泽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风趣地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田家英是《毛主席诗词19首》、《毛主席诗词37首》的编辑者。建国以后，田家英还经常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工作。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文件，田家英都参加了起草工作。八大会议，毛泽东的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有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与会代表都说好。毛泽东介绍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
然而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毛泽东，遭到毛泽东严厉批判。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居然和李锐等人左右串联，甚至跑到黄可诚家里大谈斯大林晚年。有人怀疑田家英同彭德怀有联系，要知道那年头一个怀疑就会致人于死命。后来因为李锐等人都尽力为其遮掩，毛泽东大笔一挥，批示道：这是挑拨!秀才还是我们的。田家英这才侥幸过关，但已经不再被毛泽东信任。
七千人大会之后，老毛指示田家英带调查组去湖南他的家乡韶山和刘少奇的家乡花明楼。老毛这时已经先入为主，坚决反对包产到户，让田家英下去，只是让他搞点数据支持圣意。不想这老兄不光带材料，还要带意见。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迅速战胜经济困难。不久，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反映湖南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老毛哼哼叽叽，不置可否。也亏他跟主席那么多年，愣没回过味来。马上上北京找刘少奇，邓小平汇报，要推广包产到户。这俩人儿什么人呀？都几十年老奸巨猾了，也就唆撺着田家英出头。田家英与杨尚昆商定，再派一些人到各地做些调查，进一步核实包产到户问题。到各地调查的结果都说明实行包产到户有较多优越性。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调查情况。刘少奇指出，如果农民实在要求，可以试行包产到户。在刘少奇和邓小平指示下，田家英开始起草《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经营方式都可以搞，不要“一刀切”，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不久，毛泽东就给了当头一棒。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党内主张包产到户的人都受到了错误批判。田家英虽然没有被点名，但也受到了批判。文革一开始便受到冲击，被勒令搬出中南海，田家英气不过，拔枪自杀。
下面我们来看一折老左网贴，对田家英失宠给出了极有意思的解释：“毛泽东为什么批评他（田家英）呢？是有着很复杂的原因的。其实，毛泽东一直是重用他的，由于田家英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有些爱好和毛泽东相同，比如书法字画一类的，凡是这类物品都是由他替毛泽东收藏。在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身边的他，当面不给毛主席提意见，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毛主席是斯大林什么的。当时，有许多的人揭发他在背后搞小动作，讲怪话，要批判他。还是爱。才如命心胸宽广的毛主席保护了他，让他继续留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到后来，田家英却总是和另外一个领导人在一起，屡屡反对毛主席的思想和做法。毛主席试探了他几次，明明是只对他说过的话，那位另外的领导人却也马上就知道了。按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想法，如果你自己的身边的人对自己不忠诚，而忠实于别人，你会怎么想呢？更重要的是，他竭力反对的是毛主席提倡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积极主张实行分田到户。而且对彭真也敢下号施令。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最不喜欢阳奉阴违的人，他最喜欢象李银桥、张木奇、高智等那样的老实人。但是宽以待人的毛泽东对他的这些行为都容忍了。但是田家英依旧故我，在毛主席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特意撰写的一篇指示时，作为一个秘书的田家英竟敢偷偷自做主张的把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话给删掉，因为他觉得不大合适他的思想心态，真是冒天下不大之韪。这难道说不是越权了吗？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包括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任何人都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的。
于是，毛泽东这次真的被他的这种小人行径给激怒了，大声说让他滚。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要求他晚上去谈话时，他就开枪自尽了。如果是真的问心无愧、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上言，有什么不能公开说呢？他可能这时候才意到自己犯了大错了，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离开了毛泽东是一钱不值的。就象一棵小草被从高山上抛下来一样，他没有任何生存下来的意义了。”
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但是到后来，田家英却总是和另外一个领导人（当然是指刘少奇）在一起，屡屡反对毛主席的思想和做法。毛主席试探了他几次，明明是只对他说过的话，那位另外的领导人却也马上就知道了。按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想法，如果你自己的身边的人对自己不忠诚，而忠实于别人，你会怎么想呢？”
现在各位明白老鬼葫芦里卖什么药了吧。老毛一生最痛恨的就是叛徒，或者他自认为的背叛他老人家的亲信。
我们再来看老毛的另一个秘书陈伯达。陈伯达在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写了政论文章——《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此两篇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共党内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泽东思想最高传达者的地位。1958年，陈伯达开始担任中共党刊《红旗》杂志的主编，成为毛泽东的权威发言人。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虽然成了中共文革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的组长，却很快就人老珠黄，敌不过文革新贵张春桥，姚文元这些笔杆子。陈伯达受冷落之余，千不该，万不该和林彪集团搭上了线。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论”问题上的公开舆论鼓动而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此便从中国大陆政坛消失。滑稽的是1981年他被官方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陈伯达被定为江青四人帮集团主犯，而非林彪集团主犯。
看完小人物，我们再来看大人物。第一个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当国家主席，中共元老中很多人不服气，因为他没有打过仗，没有丝毫军事业绩。然而，正所谓能打天下者不一定能坐天下。有时不能天下的反而有治国之才。其实就建国后刘少奇的表现看，此人虽然不时有点左，但大面上还过得去，不是那种题都提不起来的瘟伤。刘少奇是中共建国前提拔的最大火箭干部，有点像后来的王洪文。他之所以上来完全是靠拍老毛的马屁。据说老毛有一此拿张国焘开涮，说张国焘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愤然起身离去，其他人都没说什么，唯有刘少奇站出来，对张国焘喝道：“你站住。”刘少奇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说。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刘少奇在七大上作组织及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5月14、15日两天，刘少奇向中共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靠着这项发明，他成为毛泽东的当然继承人。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头脑发热。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刘少奇为说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做了一篇奇特讲话：“一个班要有班长，一个排要有排长，”最后一阶不拉历数到一个军要有军长。笔者因为兴趣打仗，记住了这篇讲话，可就不明白他啦啦杂杂说半天，想讲什么，这就一国家主席的水平？然而大跃进后，刘少奇的弱点暴露出来。当他发现全国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后，小肚子吃不住劲儿了。对老毛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呀。”于是开始积极纠左，甚至不惜和老毛对着干，搞包产到户。七千人大会上，老毛和刘少奇之间第一次出现重大分歧。有一篇张素华写的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很有意思，全文附在本文后面，大家有兴趣可以读读。
从张文中我们看到：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⑤的味道。”
这是什么意思？那时中央分一线二线，老毛是垂帘听政，刘少奇是在一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段话说白了就是刘少奇不愿再替老毛背黑锅，当挡箭牌了。这么个干法那位领导受得了？你老刘是我一手提拔的，得，出了事你不抗着自己溜号，这算怎么回事儿。传说某省一个交通厅长被双规，纪委让他交待，他说：“没问题，我自己的事儿全交待。但你们别逼我交待别人的事儿。我不交待上面的问题还有一条活路，交代了就必死无疑。”这多够哥们儿，老兄还有些话没说：“要不交待，过几年我些许还有机会保释出狱”。后来的故事果然就是如此。所以，刘少奇在这里犯下了致命错误。他背叛了老毛，也就决定了他的悲惨下场。
说到林彪，那就更明白了。林彪是老毛一手提拔的，他的红一军团，东北野战军是老毛嫡系中的嫡系。可以说，有林彪在，才有老毛在中共党内的发言权。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声撕力竭地高喊：“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文革中林彪取代刘少奇，呼喊着四个伟大，当上了党章中规定的接班人。
我总觉得在中共党内只有两个人最了解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但他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嘴里不说。另一个就是林彪。林彪在建国初期就写了一些小条子评价老毛：“好大喜功，功为己，过为人。”“喜欢让人做检讨，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点，杜绝小帮帮的必要（没找到原文，但大意应该不错）。”林彪大约坏就坏在坏在总想杜绝老毛小帮帮了。明知是老毛的嗜好，还不把屁股伸给人家多打打。
又是一场庐山会议后，文弱书生陈伯达被人指责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而倒了台。这时老毛剑指林彪，希望他出来做个检讨。师哲曾经回忆：老毛有一次兴致勃勃和他讨论圣人者，百世之师也。想当圣人想疯了。大跃进后，老毛深知自己闯了大祸，圣人当不上，就想保留个死后名。他老人家发动文革，说是要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其实就是想死后留座牌坊，不被人鞭尸。所以他精心选择了江青，张春桥一伙做自己的接班人，指望林彪军事集团为其保驾护航。林彪没搞懂老毛的意思，把炮口对准了正宗红色路线接班人，这哪成呀？不过林彪当时要聪明点，做点深刻检讨，把手中的权力让出来，像司马懿那样躲家里装疯卖傻估计也没事儿。不想这哥们儿就赌一口气，要看看老毛究竟是对自己的婆娘好还是对跟随他几十年出身入死的哥们好，这就有点不知趣了。最后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这些故事还可以列一大堆。彭真在被打倒时激动地大喊：“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意思是他哥们儿的专利。罗瑞卿，杨尚昆是毛泽东几十年的大警卫员，忠心耿耿，一个跳楼，一个被指搞窃听。彭德怀被指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辈子在老毛身后搞小动作。杨成武是飞夺庐定桥的英雄，老毛的爱将。原来一直当政委，抗战开始被老毛点名担任一一五师独立师师长。文革中担任总参谋长。因为未经许可泄密而被拿下，还差点被枪毙。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老毛最亲信的人，他们大多虽然挺到了老毛死后，但在文革中也是被整得够呛。
写了这么多，千万不要认为老鬼是反毛。下一次老鬼还想写写老毛将将，那可是对老毛五投地的文章。俺只想瞅这空儿给大家伙提个醒儿：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顶头上司。顶头上司不是你妈，你就是再忠心耿耿，他也有一天会怀疑你是背叛。
附：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作者：张素华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七千人大会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个在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两人彼此欣赏，珠连璧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如何搞，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苏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他们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立自己的建设道路。显然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既没有经验可谈，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自然，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产生磨擦也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常常发生。
最早是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接着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上述不同意见的产生，因为是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并不牵扯个人的责任，又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说起来也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谈不上什么恩恩怨怨的，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把刘少奇等推到领导工作第一线；1959年，毛泽东又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尤其令人难于承受的是饿死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总结？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领导，尤其是毛刘二人面对的一件大事了。
“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冷静的刘少奇，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头脑跟着热起来。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①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②，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是毛泽东。自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历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在具体调整的方针、政策上，都主张要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计划，大量地精简城镇人口，制定“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以及各行各业制定自己的条例等，还有在农村适当地开放集市贸易，给社员留出适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在政治上给被反右倾错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错误的口号，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评等等。
但是，当纠“左”的层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错误并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层原因时，需要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做整体的判断以调整今后方向时，他们的分歧却悄悄地产生了。
比如，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比较注重讲“人祸”。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①
微妙的是，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犯错误的原因时说：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②“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③可以看出，和刘少奇的讲话相比，毛泽东更愿意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细细揣摩两者之间的差别，的确令人玩味。
七千人大会之前，因为没有集中地、系统地总结工作，毛刘之间即使有了分歧，也还没有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七千人大会则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规模地在全国县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干部中进行系统的总结，就必须对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犯错误的原因，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对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说，解说到什么程度，毛刘之间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而凸现出来。当然，会议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是毛泽东感受到了。
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让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每当人们谈到毛刘之间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④很显然，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是刘少奇。
不过笔者发现，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经过人们简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么讲的？是这么具体直接吗？通过仔细查阅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发现毛泽东其实是这么说的：“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不是真讲了这么一段话呢？经过再查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幽默风趣，又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息，流露出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
难道是毛泽东空穴来风？这不太可能！如果考虑1967年2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刘少奇已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用1967年的感受来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锁在了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把刘少奇要“推翻”他这样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会，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的一句话，应该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⑤这至少表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确曾使毛泽东很不高兴。那么，这憋的一口气，是什么气呢？
检讨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探讨。
先从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来看，这中间似存在着毛刘之间沟通不够的情况。理由是：报告除了讲三大块⑥之外，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表述，两人之间事先缺乏很好地协调。如对当时的形势如何估计？这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问题。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刘少奇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经过讨论修改后的报告稿，还是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显然，这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在估计形势了。
再如：报告初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当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说报告漆黑一团，越看越没劲。从毛泽东最初想拿出三天时间对稿子进行修改，以及后来将稿子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情况判断，他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看法—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使人鼓不起劲来。后来经过大会讨论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讲了4条，显然是在努力把成绩讲够方面下了工夫。
还有报告初稿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大会在讨论时，有些人认为评价低了，应统统改为“完全正确的”。后来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其他没有改动。“三面红旗”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刘少奇的态度是否也会引起毛泽东心中的不快呢？
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期望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刘少奇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泽东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这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估量，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说。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刘少奇说这番话的坦率与真诚，热烈与激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十分尖锐，很带刺激性的，因为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话。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 问题是，毛泽东自1961年4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①可见刘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还有敏感的“三面红旗”问题。刘少奇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难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难说？刘少奇没有讲。“三面红旗”作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如果是个别错误，就要考虑具体政策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是全局性的错误，就要看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大跃进”的失败，明显属于全局性的错误，对“三面红旗”为什么还要坚持？甚至还要高举？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全党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毛泽东的问题。②毛泽东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一直认为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③刘少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讲“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然如其所说变得“难说”起来。刘少奇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三面红旗”时，是这样说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还是应该办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经过典型试验就全面推开了。然后，他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①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②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每一面“红旗”都做了论述，他的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有的问题他自己也做过检讨③。关键是刘少奇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毛泽东似乎觉得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林彪相比，更显得刘少奇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少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④这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⑤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不过，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憋了一口气，但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检验，所以毛泽东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刘少奇呢，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⑥
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⑦，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⑧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1962年3月，刘少奇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⑨这些话都触及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毛泽东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还有，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⑩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①，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③
尽管刘少奇讲的都是事实，或者可能讲的严重了一些；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也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反对盲目乐观，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讲过17条困难，但现在，毛泽东虽然也讲困难，却并不愿意总是强调困难，他更愿意把形势估计得乐观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恰恰是刘少奇所说的对困难估计不够的代表者。照此说下去，毛泽东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的加剧，也有这种因素吧？
在刘少奇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毛泽东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比较多，反帝调门比较低，曾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事后，毛泽东对此多次提起批评，说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并向有关国家道歉。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④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毛泽东看来带有右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⑤可见1962年的上半年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么这些所谓“右倾”的表现，又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倾。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
换言之，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刘少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纠葛，随着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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