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马赫诺运动、喀琅施塔得起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问题
    赵京
     安那祺主义文库 R-6 (博讯 boxun.com)

    ISBN 国际书号: 978-1-4583-0411-7

    Publisher & Printer 出版印刷社: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ville, NC 27560, USA

    Distribution 发行: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zhao@h-china.org

    160 Maidenhair Ct., San Ramon, CA 94582 USA

    Second Edition 1st Printing 第二版第1次印刷

    83 thousand characters 83千印字

    January 13, 2011 2011年1月13日

    目录

    出版说明

    1. 马赫诺运动

    1-1. 我与列宁的会见（马赫诺）

     1-2. 马赫诺运动的教训

     1-3. 门诺教派与马赫诺运动的历史性遭遇

    2. 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悲剧

    2-1．引言

    2-2．恩格斯论喀琅施塔得要塞

    2-3．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的调查报告

    2-4．英勇悲壮的喀琅施塔得起义

    2-5．喀琅施塔得悲剧的教训

    3. 托洛茨基主义问题

    3-1. 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

    3-2. 陈独秀：问题、思想以及“复兴”的可能

    3-3. 非宽容社会中激进主义的意义

    3-4. 墨西哥之旅随感

    附录. 论托洛茨基与苏联的科学发展（佐佐木力）

    4. 苏联体制与列宁主义问题

    4-1. 关于莫洛托夫和苏联的兴亡

    4-2. 苏联体制下的政治警察

    4-3. 困扰苏联的犹太人问题

    4-4. 忘记过去就是对历史的背叛

    4-5. 无产阶级专政与列宁主义问题



    出版说明



    我2010年12月31日出版了《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悲剧》第一版后，正如沃林所著《未知的革命》那样，决定把几乎同时、同俄罗斯地域、具有同样安那祺主义性质的马赫诺运动也编在一起。中国读者是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静静的顿河》中知道“马赫诺匪帮”的。与只坚持了3周、局限于一个海军基地的2、3万士兵的政治性质单纯的喀琅施塔得起义相比，持续了3年左右、流动于广泛区域（俄罗斯、乌克兰、哥萨克、库班、日耳曼、犹太、鞑靼人等居住区）、参杂了各种成分（安那祺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白卫军、乌克兰民族主义等）的马赫诺运动丰富多彩，在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浪漫中，也伴随着革命的代价（抢劫、枪杀等）。它们也被称为“第三次革命”，都是俄罗斯革命中的悲剧，而在俄罗斯革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里，自然也无法回避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所以我也把自己的相关研究一并列入，最后对列宁主义进行总结。我从苏联解体以来开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经历了不小的变迁，在本书中，除了就史实略微修正外，我几乎没有改动。

    我不懂俄文，是从日文和英文开始读到不同于被译为中文的斯大林史观的。日文的苏联研究，除了苏联解体后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急于在俄罗斯档案里翻到与自己命运相关的文献（分别导致社会党的自我解散、共产党开除自己的一个百岁创始人了事），普遍地埋没于“北方四岛”等具体纠纷，没有系统的原始资料介绍，甚至出现了“为什么俄国革命没有几个真正的安那祺主义者？”这样的伪学术命题。我主要是从英文开始了解俄国革命的部分史实的。在冷战期间，美国的苏联研究遥遥领先，尽管俄文原始档案和文献被封闭，但大量的从不同立场、角度研究苏联的英文书籍纷纷涌现。可惜，苏联解体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兴趣巨减，目前美国的国际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东/伊斯兰（政治）和中国（经济），除了有关犹太人、基督教方面外，没有人系统翻译介绍刚出笼的苏联原始档案资料[1]。欣慰的是，最近几年，中文世界开始出现基于解禁的苏联原始档案的介绍和研究，使得本书的读者有了更多的较准确的背景知识。我也按照中国的译法，把自己按照英文发音翻译的名称从“马克诺”、“克朗斯塔特”、“苏朵普拉托夫”等改变过来。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示，除了马赫诺运动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我进一步考察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但没有特别分析“斯大林主义”。对于斯大林的统治，论述的人太多，但没有多少思想理论的价值。例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最著名的政论家麦德维杰夫长达566页的被誉为“苏联学者关于斯大林体制的里程碑研究”的《让历史来判断》[2]以及麦德维杰夫两弟兄被译为中文的《谁是疯子？》[3]等，在理论上没有超越（矿工出身的政治家）赫鲁晓夫的水准。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抱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态度，希望读到更多的合理性分析。

    本书编入《安那祺主义文库R-6》。



    赵京，2011年1月13日，美国圣拉蒙



    安那祺主义文库编辑出版发行序言



    自从1989年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使我在日本转变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以来，我开始从日文和英文系统阅读安那祺主义的丰富历史和理论。1992-95年我们就职于日本公司期间，居住在富士山下绮丽的伊豆半岛，在沼津市图书馆读到“黑色战线”编辑的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印象深刻。后来我知道“黑色战线”其实主要是一个人的工作时，更加肃然起敬。当我得到巴金的译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共10卷电子版），读到巴金早已翻译成中文的部分“黑色战线”史料，有许多是我想翻译、介绍的思想。可悲的是，许久以来，在中国能够出版的带有思想性的经典书刊，包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刻影响我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几乎都被加上无知、愚昧或无耻的政治按语。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只是“供批判用”，才“有价值”在中国出版。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没有收入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等；而在收入的“我的幼年”一文中，把陈独秀的名字删去，把关于爱玛·古尔德曼（作者的“精神母亲”）的一段完全删掉了。这些都促使我编辑这套《安那祺主义文库》，介绍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实际上，自孔子以来，编辑史籍，也是为了开拓历史。

    本文库收集的史料，除了我的文章，多数来自网上。无论是已经去世的著者、译者和我（编者加作者），都把自己的写作作为对人类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版权”的概念。安那祺主义反对一切“所有权”，本文库也主要通过网上免费发行。文库大致按国度和时间次序分类。A-美国、C-中国、F-法国、G-德国、I-意大利、J-日本、R-俄罗斯、S-西班牙、W-其他。文库中“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和“安那其主义”通用。

    请参照封底“安那祺主义文库编辑出版发行序言”中的书册。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1. 马赫诺运动

    作战流域（1918-1921年）
    1-1. 我与列宁的会见

    马赫诺[4]

    第二天1点钟，我再次来到克里姆林宫（插图为1918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在同一地点见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他立即带我去见列宁。列宁很友好地欢迎我。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指示我坐到一个椅子上。把斯维尔德洛夫让在另一把椅子后，他对他的女秘书说，“请不要打扰我们，直到两点钟。”然后他在我对面坐下，开始提问。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地方来的？”然后问：“你的地方的农民如何理解‘在村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敌人--特别是（乌克兰）中央拉达当局—对这个口号是什么反应地区？”最后：“你那里的农民反抗奥德侵略者吗？如果反抗，农民的反抗为什么不能转变与红军共同战斗的起义呢？你看，我们为了捍卫革命果实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对所有这些问题，我给了简短的答复。列宁以他的特殊方式，努力提出问题让我逐点回应。例如，列宁重复3次问我：“你的地方的农民如何理解‘在村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他对我的答复感到惊讶。

    “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解这个口号。根据他们的解释，一切权力，在所有生活领域，必须与劳动人民的意识与意愿相同。农民明白：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无论在乡村、县城和地区，只是革命组织和人民的经济自我管理工作的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右翼社会党和他们的联合政府。”

    列宁问：“你认为这样解释我们的口号对吗？”

    我回答“对”。

    “那么，你的地区的农民被安那祺主义感染了！”

    “这有什么不好？”

    “这不是我的意思。相反，我们很高兴，因为这将意味着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列宁回答道：“但我怀疑这种现象是自发的，它是安那祺主义宣传的结果，但不会持久。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个革命热情，在有机会生出一个组织之前，就被得势的反革命的力量破灭，已经消失了。”

    我对列宁指出：一个政治领导人不应悲观或怀疑。

    “因此，根据你的意见，”斯维尔德洛夫打断道，“我们应鼓励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的安那祺主义倾向？”

    我回答：“哦，你们的党不会鼓励他们的。”

    列宁抓住机会了：“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为反革命铺平道路来最终摧毁自己和无产阶级吗？”

    我无法克制自己，变得非常难过。我对列宁指出：安那祺主义和安那祺主义者与反革命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没有导引无产阶级朝那个分裂的方向。

    “这真是我说的？”列宁问我，然后说：“我想说的是：安那祺主义者缺乏大众组织，无能组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因此，他们没有高升到任何地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保卫我们所夺得的、极为珍贵的一切。”

    谈话接着转向列宁所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如何解除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士兵的武装、中央拉达等乌克兰势力、德国军队、以及红军卫队在乌克兰的影响只限于铁路沿线等（译文略）。

    斯维尔德洛夫有时盯着我，有时看列宁。列宁紧紧地握住手，斜着头，陷入沉思。然后，他直起身，说：“你刚才对我说的一切真令人遗憾。”

    转向斯维尔德洛夫，他补充说，“通过改组红军卫队到红军，我们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夺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斯维尔德洛夫热情地回答道：“对，对”。

    然后，列宁问我：“你在莫斯科有什么工作打算？”

    我回答说，我没有长留的打算。按照在塔甘罗格召开的党派团体会议决定，我会在7月初重返乌克兰。”

    列宁问“秘密地？”

    “是的”。

    面对斯维尔德洛夫，列宁评论说：“安那祺主义者总是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已经准备好任何牺牲。但他们是盲目的狂热分子，他们忽略现实，只考虑遥远的未来。”这不是针对我的，他说：“你，同志，我认为，有一个现实的态度面对我们时代的问题。如果俄罗斯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安那祺主义者都像你，我们共产党人将准备与他们合作，在某些条件下组织劳动者的自由机构。”

    在这个时刻，我觉得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尊重列宁，尽管我刚获得的信息告诉我正是他对毁灭莫斯科的安那祺主义组织负责，而这也是在许多其他城市毁灭类似组织的信号。我的良心使我对自己感到羞愧。面对列宁，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革命和它的成果对安那祺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同样重要。我们都是真正的革命者。”

    “哦，不要这样教育我们，”列宁笑着反驳说。“我们了解那些安那祺主义者和你。他们多数没有考虑现实，或至少他们对现实很少关心。但是，现在事态非常严重。对革命者来说，不会去关心现实或不采取积极的态度与立场，就很可耻了。大多数安那祺主义者只是思考和描写未来，不了解现状。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与你们的分歧。”

    说完这些话，列宁从他的椅子上起身，开始来回踱步。

    “是的，是的，安那祺主义者们对未来有高明的见解，但在目前，他们不脚踏实地。他们的态度是可悲的，因为他们的狂热是缺乏内容，他们没有对于未来梦想的真正的联系。”

    斯维尔德洛夫带着恶意的微笑，转向我说：“你不能否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评论是公正的。”

    列宁急忙补充：“那些安那祺主义者们认识到他们缺乏当今生活的现实观吗？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想这些问题。”

    对此，我告诉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我是一个半文盲农民，不能以适当的方式反驳列宁关于安那祺主义者的意见。“但我必须告诉你，列宁同志，你说安那祺主义者不理解现实，说他们没有与现实的真正联系等等，基本上是错误的。安那祺-共产主义者在乌克兰（或叫‘南俄’，因为你们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尽量避免‘乌克兰’这个词）已经证明他们坚定地深入现实。整个乌克兰农村反抗中央拉达的革命斗争，是在安那祺-共产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也有部分是由社会革命党人推动的（当然，他们有完全不同于安那祺-共产主义的目标）。你们布尔什维克在我们的村庄中几乎没有任何存在。在他们渗透之处，影响也很小。几乎所有的乌克兰社区和农会都是在安那祺-共产主义影响下成立的。劳动人民抵抗反革命、特别是反抗奥德入侵的武装斗争，都完全是在安那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有机指导下进行的。”

    “当然，把这些功劳归于我们，对于你们的党很不光彩，但这些都是事实，你不能反驳。我想，你知道得很清楚，谁是乌克兰自由革命的有效力量和战斗能力。你们（在俄罗斯的斗争）激起他们英勇地捍卫共同的革命果实的勇气。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战斗在安那祺主义的旗帜下--莫克罗索夫、马利阿·尼克佛罗瓦、特切德勒底尼亚克、加林、鲁涅夫等忠于革命的军队指挥官，还有很多人，都是安那祺-共产主义者。我也可以提起我自己所属的组织和所有其他的保卫革命的志愿兵党派团体，他们对于红军卫队是必不可少的。”

    “这说明你是如何的错误。列宁同志，你说我们安那祺-共产主义者没有脚踏实地，说我们对现实的态度可悲、说我们只会梦想未来。我现在对你讲的都是事实，不可质疑。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都与你对我们的结论相矛盾。大家都看到我们坚定地根植于现实，我们正在努力工作、搜索实现未来愿望的手段。我们实际上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

    在这一刻，我看着斯维尔德洛夫。他脸红起来但继续微笑着。至于列宁，他摊开双手，说：“也许我错了。”

    “是的，是的，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志，你太刁难我们安那祺-共产主义者了。我相信，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你太不了解乌克兰的实情和我们的作用。”

    “也许我能不否认这点。但无论如何，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 列宁回答说。

    察觉到我的情绪，他极力安抚我，像一个父亲那样。他巧妙地试图转换话题。但是，我的坏脾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不容许我有兴致再进一步讨论下去，尽管我多么尊重列宁。我感到侮辱。虽然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谁，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处理，而我还有很多需要向他学习。我的心情改变了，我的回答也心不在焉。我感到一种断裂和厌恶的感觉。

    列宁很难对付我的这种态度变化。他努力化解我的愤怒，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注意到我由于他的口气变化而恢复到以前的态度，他突然问我：“你打算秘密返回乌克兰？”

    “是的，”我回答道。

    “我能为你提供帮助吗？”

    “我很乐意，”我说。

    转向斯维尔德洛夫，列宁问：“谁目前负责派遣我们的人到南方去？”

    “卡尔片科同志或扎通斯基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回答道。“我需要确认一下。”

    在斯维尔德洛夫打电话问谁负责向乌克兰派遣特工人员的同时，列宁试图向我表明：共产党对于安那祺主义者并非如我认为的那样敌对。

    列宁说，“如果我们被迫采取有力措施赶出占据马勒亚·迪米特罗夫斯卡大楼的安那祺主义者，责任不在我们。因为他们在那里或其他地方窝藏土匪。你必须知道，他们被允许占有与马勒亚·迪米特罗夫斯卡大楼不远处的另一栋大楼，他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地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工作。”

    “你有什么证据，”我问列宁，“证明在马勒亚·迪米特罗夫斯卡大楼的安那祺主义者包庇土匪？”

    列宁回答道：“有。我们的特别委员会收集和验证过情报。否则，我们党就不会授权采取措施。”

    与此同时，斯维尔德洛夫坐下来告诉我们，卡尔片科同志负责转送特工，但扎通斯基同志也很知道此事。”

    列宁立即叫道：“好，同志，明天下午或什么时候，去找卡尔片科同志，请他为你提供秘密进入乌克兰的帮助。他会让你跨过边界。”

    “什么边界？”我问。

    “你不知道最新的进展吗？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已经设立了边界，由德国军队守卫着。”列宁气愤地说。

    “然而，你不是认为乌克兰是‘南方俄罗斯'吗？”我问道。

    “同志，主观考虑一件事物是一回事，客观处理一件事物是另外一回事。”列宁反驳道。

    我没来得及作出反驳，他说：“你去告诉卡尔片科同志，说我派你去乌克兰。如果他不相信，让他打电话给我。这是他的地址。”

    然后，我们都站了起来，握手、交换亲切的致意，我就离开了列宁的办公室。我甚至忘记提醒斯维尔德洛夫让他的秘书给我一个证明文件，使我在莫斯科苏维埃找到一间免费住处。

    我很快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立即出发去找布尔采夫同志。



    [赵京2010年1月30日译]



    1-2. 马赫诺运动的教训


    据莫洛托夫回忆：“有一次在内战中，当邓尼金逼近莫斯科时，（无政府主义领导人）马赫诺（插图）攻击邓尼金的侧翼，意外地解救了苏维埃共和国。邓尼金不得不撤回他的军队对付马赫诺的进攻。你看，连马赫诺也是有用处的。那时的情况是如此危险，列宁召集我们大家说：‘完了。苏维埃政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党又得转入地下。’我们接到文件和秘密联络地址……”[5]。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邓尼金如果能攻占莫斯科，别的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武装会服从邓尼金的指挥，统一起来打败布尔什维克刚组建的红军[6]，改写二十世纪俄国和世界历史。从莫洛托夫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权力这个唯一目的，多么地不择手段，连俄罗斯革命的另一大潮流（无政府主义）也斩尽杀绝。

    今年夏天，我首次造访在奥克兰的著名无政府主义据点AK Press。奥克兰是美国黑人激进运动的大本营，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涨时期，这里的黑豹党与联邦警察展开巷战，被镇压取缔，但由此也迫使美国政府转而支持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抗议运动。在“9•11”以后小布什当局的“你不站在我这一边就是我的敌人”的国家恐怖主义气氛下，只有奥克兰选区的黑人女议员芭芭拉·李一人投票反对小布什的阿富汗战争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坐落的红砖建筑AK出版社陈旧阴森，让人望而止步。我叫了几次门铃，才被放入紧闭的铁门。这里更象一个杂乱的大仓库，好在我对那些书刊都比较熟悉。当我一眼看见散落在地上的彼得·阿西诺夫著《马赫诺运动史》[7]，马上掏钱购买时，那位跟着我的青年女子放下戒心（或好奇感），知道我也是属于这个运动的同志，任我独自漫寻。我知道，AK出版社本身就是按照无政府主义的原则组织运营的，没有上司老板，八、九个员工都是白人，包括伯克利大学的学生。

    阿西诺夫1887年出身于乌克兰南部的一个工人家庭，很小开始做工并成为社会主义者，几次遭到监禁和流放。这个经历与马赫诺相似，使他成为马赫诺的同志和战友，在1919-1921年期间到乌克兰帮助马赫诺从事文化和教育活动，成为马赫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由他为马赫诺运动记录历史，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马赫诺运动基本上被镇压下去的1921年，阿西诺夫回到莫斯科，躲过尚没有完全确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警察系统，写下了这部宝贵的记录。1922年他逃到德国，在柏林组织那里的流亡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活动，并于1923年出版了本书。需要指出的是，阿西诺夫在发表了拥护苏联的文章后与马赫诺等分道扬镳于1932年返回莫斯科，从事编校工作。马赫诺1934年死于巴黎，阿西诺夫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以无政府主义罪名枪决。

    作为历史记录，阿西诺夫多次承认此书简单粗糙，并希望以后有条件时重写。他保存的原始文件已经遗失，所幸此英文译本中加入了十一份收录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文库Ugo Fedeli（现存于阿姆斯特丹的社会运动国际研究所）中马赫诺运动1920年1月到6月的文告，从中可以明确知道马赫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性质。与任何主观记述一样，阿西诺夫在此书中对马赫诺本人及马赫诺运动的军事胜利（或失败）描述不一定全面，但这无损于此书的无可替代的价值，从中可以了解马赫诺运动的主体（乌克兰南部最贫穷、革命的工人农民）以及他们为什么拿起武器反抗企图支配乌克兰的所有资本和专制权力：奥-德帝国、沙皇、白卫军、乌克兰民族资本·地主阶级，以及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制。虽然马赫诺运动没有条件在他们控制的城乡实施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政策，但他们废除监狱，废除资本剥削，公告新闻、言论、政党自由（禁止一党专制），把包括教育、税收等一切权力都归还给民众。应该说，马赫诺运动比同样在危机中诞生但更短暂生存的巴黎公社更具有新社会的雏形。

    阿西诺夫通过此书告诫后人的要点是：俄罗斯革命从二十世纪以来，沿着两条路线展开：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前者宣扬社会革命，后者强调政治活动并最终归结到国家政权这个唯一的目标。阿西诺夫告诉我们：那些聚集在国家社会主义旗号下的各个派别，不管是社会民主党（后分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还是社会革命党，都是梦想取代过时的沙皇体制下优越地位的知识阶层，他们之间的争吵没有价值。实际上，他们也容易被制服、吸引到列宁的一党专政的新权贵体系中。作为政治变迁的“十月革命”，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个政权，没有什么社会的进步。而无政府主义才是革命的精髓，在革命倒退的关头，坚持反抗政治专制和经济剥削的革命理念，不惜以微弱的军事斗争手段坚持“把工厂交给工人！把土地还给农民！”的旗帜。

    本书印证了莫洛托夫这个最典型的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者）如何为了夺取政权利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表白。作为“外来势力”的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本来没有什么影响，当他们1920年10月逃出乌克兰时，被迫与唯一的同盟马赫诺运动签订协议，包括释放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实行新闻、政党自由。但他们在《真理报》上只登载将马赫诺运动编入红军的条款，一旦马赫诺运动帮助布尔什维克击败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后，布尔什维克马上命令这支以乌克兰南部农民为主的民兵组织开赴到波兰边界去镇压别的反叛。这当然不可能。作为军事斗争的马赫诺运动就这样被早已调来的亚洲高加索红军部队（还有中国士兵）镇压下去了。在这3、4年的英勇斗争中，马赫诺运动高举被压迫民众的无政府主义旗帜，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援助的困难条件下从未妥协。1921年8月28日，身负6处枪伤的马赫诺在昏迷中被他的战友们用马车护送出俄罗斯边境，结束了这场以他名字命名的运动。阿西诺夫估计总共有20-30万马赫诺运动的子弟献出了生命。

    本书的序者、在英文世界中较有名气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沃林[8]也提到他本人的经历（本书第29页）：当他在监狱中谴责布尔什维克出卖了马赫诺时，审讯他的秘密警察头目哈哈大笑：“你说这是背信弃义？这正好证明我们是高明的政治家！当我们需要马赫诺时，我们知道如何利用他；当我们不需要他时，我们就消灭他。”不过，我们也知道，绝大多数秘密警察头目，以及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头目（包括“十月革命”的实际指挥者和“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都没有逃脱一党专制的魔掌。据载，布尔什维克的五大创始人之一的季洛维也夫在被枪决前，绝望地哀求秘密警察：“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允许我给斯大林同志拨一个电话吧！”而斯大林最欣赏他的卫队长表演季洛维也夫的这个临终绝唱。那么，我们怎能不理解成千上万的对俄罗斯革命抱有热情的正义人士最终抛弃了被一党专制玷污了的苏联“社会主义”呢？

    马赫诺运动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只有同时反抗任何形式的资本支配和政治强权的无政府主义才是俄罗斯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教训时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公社死了，公社万岁！我们说：乌克兰的巴黎公社被镇压了，马赫诺运动万岁！



    [200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期间美国圣拉蒙]



    1-3. 门诺教派与马赫诺运动的历史性遭遇



    关于马赫诺运动，在英文世界里有不少介绍。除了被翻译成英文的经典亲历记载Peter Arshinov（阿西诺夫）,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1918-1921 ，1923年和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1917-1921，我找到的最早的研究是Michael Palij, The Anarchism of Nestor Makhno, 1918-1921 –An Aspect of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这本长428页的论文体裁，除了正文262页，列出不少相关文献。这时正是冷战高潮，作者除了介绍这段被苏联歪曲、被西方忽视了的历史，“填补学术空白”，多少也对乌克兰的民族性抱有好奇。

    Michael Malet于1982年出版的Nestor Makhno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克服了Palij的带有好奇心的初始研究，达到了某种结论。如Malet在前言所说：“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马赫诺和他的理想的同情”。在书的结尾，Malet用法国半官方的出版物Le Temps在马赫诺死后于1934年7月28日发表的纪录作为马赫诺的墓志铭：“很显然，马赫诺黑旗领导下的农民起义比托洛茨基的正规军对击败邓尼金起到了更大的作用。马赫诺运动打翻了势力对比使红军得胜。莫斯科想忘掉这个事实，但公正的历史会记住的。”（192页）。这基本上可以看出西方主流历史研究的态度。右图标示出马赫诺运动的作战/势力范围，正好是邓尼金-弗兰格尔白卫军的地盘。这里是俄罗斯的粮仓，除了具有战略价值的连接莫斯科与克里米亚的铁路，也是从欧洲通向顿河流域、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的必经之地。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更全面地正面评价马赫诺的书籍。Alexandre Skirda， Nestor Makhno: Anarchy's Cossack --The Struggle for Free Soviets in the Ukraine 1917–1921（AK Press，2004）是最新的成果。书中的不少图片值得引用，可见当时的斗争情景（特别那架马车机关枪显示当年的威力）。插图是马赫诺故乡Gulyai-Polye最早的安那祺-共产主义小组（1907年），左前第一人是马赫诺，英姿可见。

    此书还有不少文献，但没有列出别的书籍中出现的1920年10月15日签署的红军-马赫诺起义军的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Malet, 65-66页，原出自阿西诺夫)是:

    [一]政治合意：1. 立即释放所有马赫诺分子和安那祺主义者；2. 除非涉及推翻苏维埃政权或军事审查，马赫诺分子和安那祺主义者的鼓动和宣传自由必须得到充分保障；3. 苏维埃自由选举；（4. 在马赫诺军队活动的地区，工人和农民将自由组织经济和政治机构。）

    [二]军事合意：1. 乌克兰革命起义军（马赫诺分子）编入红军接受指挥，但保持自己的内部结构；2. 乌克兰革命起义军进入苏维埃区域时不得接收红军人员；3. 乌克兰革命起义军将通告民众停止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行动；4. 在苏维埃区域的马赫诺分子的家属将得到红军家属同样的待遇。

    这是它们之间的第二次结盟（插图为马赫诺士兵们急于知道结盟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先公布了军事合意，后公布了政治合意的前三条，但拒绝承认第4条，因为这正是马赫诺运动的目标和意义，也直接关系到东乌克兰（包括铁路沿线）的命运。布尔什维克的意图只是利用马赫诺的军队远离根据地，到克里米亚进攻接替邓尼金的弗兰格尔白卫军，怎么可能接受马赫诺的政治要求？与没有政治头脑的大俄罗斯主义武夫邓尼金相比，面临内战末期（连英国军事顾问团也撤走了）的弗兰格尔男爵开始发布土地改革政策、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等示好。但败局已定，一个月以后，弗兰格尔被马赫诺和红军赶出克里米亚，内战结束了。红军立即调转枪口，主要用立陶宛和中国兵组成的军团把马卡诺运动的军事力量在克里米亚解决了。这比围攻、屠杀有十万以上拖儿带女的马赫诺农民的根据地容易。马赫诺带着剩下的部下继续战斗到1921年8月28日，最终逃入罗马尼亚境内。

    在流亡期间，马赫诺通过他的犹太人朋友（包括马赫诺运动的“理论家”或历史家阿西诺夫、Voline和被赶出美国又被“礼送”出苏联的柏克曼），驳斥了“马赫诺运动迫害犹太人”的指控。乌克兰是犹太人集聚地（约占人口的8-10%），现在以色列公用的意地绪语也是在乌克兰形成的。基本上，马赫诺运动吸收贫穷犹太人参加，也掠夺富裕犹太家庭。但对马赫诺运动毁坏门诺教派的指控，所有的马赫诺支持者（包括马赫诺本人）都避而不谈。在被广泛阅读的维基百科英文网页的马赫诺条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Nestor_Makhno中，就有一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自己自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在被北京当局和日本政府出卖的经历中变为安那祺主义者，又于1992年接受门诺教会的洗礼，对于这个发源于欧洲宗教改革（再洗礼派）、成长于南俄（乌克兰）的德裔教派的拒绝军役传统有所了解（印度的甘地也受教于门诺教派）。我发现对于这段历史遭遇，最详尽、真实的纪录是David Rempel, A Mennonite Family in Tsarist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789-1923,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除了内容独特，此书从个体角度的描述方式，也弥补了以上各宏观分析书籍的缺欠。以下主要以此书为参照，进一步试图揭示出马赫诺运动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新的视角。

    此书附录1列有1785年俄国女皇加瑟琳邀请门诺教派移民到“新俄罗斯”的条款：

    1.从俄罗斯边境到开发区的免费运输和住宿；

    2.有权在任何地方定居、从事任何职业；

    3.贷款建住房、工厂，或购买农具；

    4.永久免除军事和非军事服务；

    5.各职业在不同的地方享有不同期间的免税；

    6.宗教自由（但不得建修道院）；

    7.有权在穆斯林教徒间传教（但不能再基督徒间传教）；

    8.在农业社区里有自治权；

    9.有权免税输入家庭用品；

    10.那些靠自己的钱建立工厂的人有权购买农奴或农民；

    11.有权与俄罗斯当局谈判别的条件。

    附录2列出在此条款下，门诺教派安顿在“新俄罗斯”的20条章程；附录3是赐予两个门诺教派家庭的特权的详细规定。这样的条件，对于经历过宗教战争的门诺教派，相当宽松。他们到达“新俄罗斯”以后，发现那里的地理条件也很富饶。聪明、勤奋的门诺教派，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在南俄罗斯几个殖民点安居乐业。右上图所绘为1910年的门诺村落共同体的人间天堂景象，左图是作者兄嫂的照片，与今天的“中产阶级”不相上下，哪里预想到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大饥荒！

    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门诺教派的命运。俄罗斯参战几个月后就露出败相，整个社会开始解体，在乌克兰更为严重，富裕的门诺村落不断遭到各种党徒势力的骚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只能控制彼得堡和莫斯科，他们与德国1918年3月签订布勒斯特条约，把乌克兰划给德国[9]。同属于德意志种族的德国军队的到来给门诺教派带来短暂的安全。随后接替德军的奥匈帝国候补队却根本无法维持秩序，乌克兰当地的匪徒横行。有一些门诺教派男子放弃了和平信念、接受了德军留下的武器自卫，引起了门诺村落的分裂。德国战败后，乌克兰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微弱控制下短暂宣布独立，中央拉达（“拉达”相当于俄语的苏维埃）的黄旗也出现在南乌克兰，但很快被大量南下的、由各种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组成的俄罗斯白卫军击败。在俄罗斯内战期间，经济上相对富裕的一般门诺教徒比较能够接受相对有纪律的、以南俄罗斯/乌克兰为基地的白卫军，而反感短期光顾的红军和其指定的征粮拉差的苏维埃“主席”，再加上他们的德裔背景（有些人还持枪反抗），使得门诺村落在这里经历了门诺教派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其更直接的遭遇则来于安那祺主义历史上独特的武装反抗--马赫诺运动。

    左图可见门诺村落与马赫诺运动在“新俄罗斯”/南乌克兰的遭遇。黑色部分是门诺村落点，阴影部分是马赫诺运动的主要活动范围。以下简要译出此书中一些具有典型价值的细节。

    “1919年9月初期，我们以为秩序会持久恢复下去了。白卫军向欧洲俄罗斯中部的迅速进攻显示他们会坚持住这块阵地。”“但我们的乐观很快消失了。当白卫军向莫斯科进发时，他们把包括我们地区的整个后方撤防了。马赫诺分子抓住了白卫军的这个战术失误。”（220页）9月20日，马赫诺的骑兵队，带着大量的机关枪车队，突破了白卫军的防线，占据了包括门诺村落的大片区域，迫使白卫军回防，“解救了苏维埃”[10]。10月以后，红军反攻，压迫白卫军南撤。退到Dnieper河东马赫诺运动的根据地的白卫军把马赫诺分子赶走。从10月22日到圣诞节的两个月中，近10万马赫诺分子移动到Dnieper河西一百多公里长的沿岸，其中有大约3万马赫诺分子占据了比较富裕的两个门诺村落，在只有一千门诺教派居民的Nieder Khortitsa小村庄就驻扎了大约5百人。

    在门诺教徒的眼中，马赫诺分子就是匪徒。除了白吃白住、偷抢财物外，作者的一个叔叔愤怒地告诉作者：他家邻居的主妇被强奸了（225页）。10月26日，一百多名门诺教徒（包括作者的另一个叔叔）被杀害了（227页）。书中没有提到这些教徒是如何遇难的，但介绍自己村中那个持枪的门诺教徒是被乌克兰雇工告发，被马赫诺分子追捕杀害，另外三名侥幸逃脱的后来也被契卡杀害了。其实，马赫诺本人也曾在富裕的门诺农庄打过短工，可以想象：受到马赫诺运动冲击、杀害的门诺教徒，主要是富裕的（违背门诺教义的）持枪自卫者。但作者也记录了残忍的战争中一些人性的表露。有一个刚娶了一个乌克兰妇女的门诺教徒的儿子Thiessen，加入了马赫诺运动。Thiessen两口子强行住进作者一个叔叔的庄园，翻出一幅沙皇的画像，几乎要当场杀掉作者的叔叔。他们同时也保护主人一家，不让别的同伙来骚扰。有一次，Thiessen向女主人呻吟生活的痛苦，当女主人劝他脱离马赫诺运动时，他回答说陷入太深、无法自拔了。马赫诺运动失败后，Thiessen两口子驾着马车乞讨，不被门诺教派收留。还有别的贫穷的门诺青年也加入了马赫诺运动。作者在“兵败如山倒”的马赫诺运动末期，在学校护理大批染上斑疹伤寒没有得到任何医疗处理的马赫诺分子时，也听到患者临终时用德语讲出他的门诺村落。

    作者的家中也住进了三位不速之客，简直就是匪徒。一个月后，他们受命离开，却来了九个马赫诺分子，包括一个妇女。幸好他们的举止规矩多了。“那个妇女和他的兄弟举止文雅，很象出自好家庭的知识人。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他们是人质。在他们居住的最后一周，那妇女失声痛哭，象发疯了似的。她的兄弟和另一个同伙请我母亲为她祈祷。”（231页）作者也用一章的内容介绍一个与他父亲有生意交往的乌克兰船老大，在动乱之中被断了生意，也拉起队伍，声称被马赫诺任命为本地的首领batko（乌克兰语“小父亲”，模仿沙皇），敲诈勒索富裕的门诺家族，但同时也暗中讨好门诺教徒和白卫军，为他自己留一条后路。这些细节的素描，让我们看清了突然兴起、没有任何资源，又很快被镇压下去的马赫诺运动的真实主体的（悲剧）性格。其实，整个内战中的包括红军、白卫军在内的任何军事势力，谁能声称不是匪徒？只不过，布尔什维克光明正大地在全俄范围内“掠夺掠夺者”；马赫诺运动只在南乌克兰范围内“掠夺掠夺者”，而和平主义的、富裕的、既是俄罗斯又是乌克兰民族敌人的德意志后裔的门诺教派不幸成为牺牲品。但包括“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在内的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迫害者，也最终都成为殉难者。本来，作为与列宁“并驾齐驱”的十月革命领导者，托洛茨基可以在流亡期间反省许多错误和罪过的，但他为了与斯大林争夺正统，不可能脱离他本人并不赞同的许多布尔什维克路线。我们倒是可以从叛逃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的自传和中国红七军创始人龚楚将军的回顾，看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挥下的中国红军，对于“富农”以上的阶层，是完全不讲人性、人道的。

    不过，马赫诺运动给门诺村落带来的最大灾难是他们自身也深受其害的斑疹伤寒。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日本军人半数以上并非战斗死亡，而是饿死、病死的。那些供奉在靖国神社的英灵并非死于战场，而是在飢饿与病困的地狱挣扎而死。[11]”那么，根本没有任何医疗物资设备、也缺乏起码医疗常识的马赫诺运动的主体—最下层的乌克兰农民，主要就是被斑疹伤寒消灭的。实际上，马赫诺本人也是最终被疾病击败的，这从他脸上的斑疹也可以看出来。被马赫诺分子传染，Nieder Khortitsa小村庄“70%被传染上斑疹伤寒，15%死去了。”“总计起来，有14%的门诺男人、7%的门诺妇女死于斑疹伤寒”（249页）。门诺村落以外的乌克兰村民的死亡率会低一些，因为马赫诺分子不太会光顾贫穷的家庭。

    乌克兰悲剧并没有因为内战的结束而终结。随之而来的1921-22年大饥荒，除了一小撮掌握权力的契卡人员，所有种族、语言、政治、宗教的住民都逃脱不了。作者的弟兄留下了难忘的纪录：“大饥荒有许多原因。首先，因为缺少人力和牲口损失，播种面积在大战和内战中不断下降；其次，农业机械的老朽和毁坏，农民没法获得新机械；三，1920-21年的干旱；四，农民为了抗议政府的无休止的征粮政策而拒绝耕种。等等”。“ 斑疹伤寒、霍乱等疾病又加剧了灾难。没有医疗设施、医药品、医护人员。人们象苍蝇一样死在家里、街道和路边。成千上万的人四处逃荒。那些赶马车从伏尔加流域逃来的人的马也饿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吃人的事也不稀奇，父母和孩子互相杀害。在隔壁的城市的契卡的总部，贴满了枪毙吃人者的布告以示警告。但要饿死的人哪还会害怕？人们在挖自己的坟墓，因为晚了的话就没有气力了。不过，他们的坟墓通常被别的死人填满。死人都是被裸体埋葬的，因为衣服要留给活人。没有木箱子当棺材。有一天，我来见一家房子。父亲已经死去两天了，四个孩子躺在同一床上，虚弱得无法动弹去叫人收拾。另一间房子里躺着两个死去的马赫诺分子，他们的尸骨已经腐烂了。另一间有一个我熟悉的老雇工。大概是想从窗口逃出，但是太虚弱了，就死在那里，有一半尸体吊在窗口上。”（252-253页）。大概是大饥荒打动了列宁的心肠（或者是再也抢不到粮食了），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采取“资本主义式的”新经济政策。但这还没有让苏联经济恢复正常，1932-33年，又一场大饥荒降临苏联全土。作者最后结论道：“这些悲剧并不只限于门诺教派，它们只是全体所有人民的灾难的一面镜子。”（257页）。

    除了此书，一位门诺教派的历史学者主要通过对门诺教派亲历者的采访和文献调查，写出一本简洁的马赫诺传记：Victor Peters, Nestor Makhno: The Life of an Anarchist, Echo Books, Winnipeg, Canada, 1971.这本小书综合了宏观分析和微观描述的方法，达到了客观、平衡的感觉。他特别指出：根据在基浦的资料，亲身遭遇过马赫诺运动的南乌克兰住民（包括门诺教派和犹太人）对马赫诺的评价各有不同，但远离马赫诺运动的乌克兰民众却一致视马赫诺为劫富济贫的罗宾汉（“梁山好汉”）。Peters 甚至用康德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绝对道德命令）来理想化马赫诺运动：“对许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来说，马赫诺运动代表了绝对的自由理想。……每一个人生活在他感到幸福的状态，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自他自身的绝对道德命令”（98页）。马赫诺的传奇由此而生。1993年，刚获得独立的乌克兰的Gulyai-Polye地区，为马赫诺发行7枚纪念邮票（插图）以纪念这段英勇、残酷、悲惨的历史。

    与上述提及的映照门诺教派、马赫诺运动以及乌克兰民族的悲剧相对照，我小学、中学时从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洗礼，把主人公保尔作为人生的榜样，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教师家庭）出生感到为难很久。保尔也出生在南乌克兰，在黑海港口奥德莎，地处马赫诺运动地盘的西面。我大学期间读到厚厚的四卷本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心灵受到震撼（此后不再读小说了），略知苏联的历史并非《联共（布）教程》那样的宣传。《静静的顿河》描写的哥萨克地域在马赫诺运动地盘接壤的东面。现在，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构成了南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内战期间的悲壮画卷。

    与中国革命最终以内战屠杀告终（“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树立起一党专制等）、以四十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占领天安门为标志被出卖一样，“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俄国十月革命，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革命、革命，多少人类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2010年3月31日]



    2. 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悲剧

    2-1. 引言



    我很早从安那祺主义的读物（英文）里注意到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争论，但感到缺少史料性的文献[12]。2006年7月25日，我在僵化的托洛茨基派刊物Spartacist No. 59, Spring 2006读到Kronstadt 1921：Bolshevism vs. Counterrevolution。从文章的标题“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反革命”就知道这是批判当今俄罗斯当局“曲解历史”、为布尔什维克和托洛斯基辩护的政论。不过，我从其中的片断摘录大致读出一些史料性的内容，写出“关于克朗斯塔特悲剧的新资料”[13]，评论道：“1999年，附属于俄罗斯联邦文献署的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行了《1921年克朗斯塔特悲剧》两卷本文件。这应该说是对克朗斯塔特武装冲突的最全面、客观的资料汇编。书名以‘悲剧’总结这次冲突，可以感受到编者对反叛士兵、水手们的同情。”从伯克曼到沃林Voline“都记载了反叛士兵、水手们的革命激情，从原则上显示出对于正在形成的列宁主义一党专政体制的抗议，值得同情和支持。”“伤病之中即将离世的列宁，只能把权力移交给惟命是从、毫无原则、道德、人性的官僚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托洛茨基对于列宁主义的形成及其变种（斯大林体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他们对克朗斯塔特士兵、水手的镇压，正是一场悲剧的典型的开端。”“对于克朗斯塔特悲剧的认识，应该是祛除列宁主义体系中存在的肿瘤的重要药方。我们期待着这份资料的译文的出版。”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中国开始出现不少“作为历史而不是工具”的以原始资料为主（目前也只允许如此）的苏联研究，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翻译介绍就是其中之一。

    “从30年代开始,喀琅施塔得事件作为‘反革命叛乱’的反面教材被书写在一些普及性的书籍和教材中,而关于事件的档案文件则处于严格保密状态中。从60至80年代(如伏罗希洛夫《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历史摘录》)，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研究并未突破官方的说法,只不过有些著作中首次运用了一些原藏于苏联国家军事档案馆的文件。”[14]“几十年来，1921年喀琅施塔得事变一直被视为自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某些国外势力的积极支持下策划的暴动。认为喀琅施塔得人行动的目的是以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起义的主要政治口号是要求建立‘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至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他们似乎曾竭力避免流血，只是在其对要塞水兵和士兵的礼遇没有得到回应之后，才决定使用暴力。”[15]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打出“公开性”方针,许多保密档案文献被陆续公布。苏联解体后,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根据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的总统委员会的结论发布第65号令,为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参加者恢复名誉并修建纪念碑（插图为起义者共同墓地的不灭火焰）。大量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档案文件随之得到公布。

    1997年,莫斯科民主基金会编辑出版了题为《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的专题文献集,它是总题为《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的大型多卷本档案文献资料集的首批书目。所幸已经有了中译本，[16]收录的大部分文献，都是首次对外公布，其内容包括：“致读者；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序言；1921年初的国内局势；喀琅施塔得风潮要塞水兵、士兵和工人的要求；武装镇压喀琅施塔得人的准备工作对要塞的第一次强攻；人质；喀琅施塔得防御战；第二次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准备工作攻克要塞；喀琅施塔得起义与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与喀琅施塔得事件；喀琅施塔得事变时期的社会革命党；镇压；注释；人物简介；文件篇目”。

    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本文开首提到的1999年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两卷本的专题文献集《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悲剧》。“这本文献集是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书籍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本,共收录839个文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件是首次公开。这本文献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往流行于各类书籍和报刊杂志的种种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用编者的话来说,‘它们尽量全面地阐述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全部问题,苏维埃情报机关随后对事件的侦察,逃往芬兰的喀琅施塔得人的状况,大部分领导者的命运……依靠自身资源和丰富的资料,我们系统地研究了喀琅施塔得进程中的主要阶段以及1921年2月至3月与此有关的重要事件。我们将特别关注那些至今仍讲不清楚的问题。’”

    “从文献集的内容来看,编者对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档案文件进行了全面的搜集、鉴别和整理,所收文件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年多(从1920年11月至1924年3月),包括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政治部、彼得堡(从1921年起称彼得格勒)共产党委员会、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政治部、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波罗的海舰队、第七集团军、芬兰湾南方和北方军队集群、全俄中央执委会和隶属于它的最高审判庭、彼得格勒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喀琅施塔得要塞防卫司令部、彼得格勒战斗组织(为当时社会革命党行政中心、保卫祖国和自由人民联盟、立宪民主党行动中心、立宪民主党无政府主义民族中心等组织的统称)、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俄侨红十字会等众多机关、政党和组织的档案文件。”“由于存于俄罗斯档案馆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方面的文件数量相对不多,文献集将它们几乎全部收录。”

    “整个文献集因其资料的丰富足以说明1920年末1921年初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的骚动情形,部分彼得格勒战斗组织和停泊于彼得格勒的军舰的反苏维埃行动,政府军进攻要塞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进程,政府对喀琅施塔得人和彼得格勒的可疑人物进行的惩罚,彼得格勒军区和第七集团军在兵变期间的状况和作为以及镇压成功后对喀琅施塔得人实施的大迁移,侨民和反苏维埃政党对喀琅施塔得的援助,逃往芬兰的喀琅施塔得人的生活状况和命运,苏俄政府因喀琅施塔得事件以及大量喀琅施塔得人逃往芬兰的事实与芬兰政府进行的外交磋商。”[17]

    可以说，新的史料提供了喀琅施塔得悲剧的全貌。本文的目的是根据新的（译成中文的）史料和旧的（英文和译成英文的）文献，如“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18]一样，提炼出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的民主主义道路。考虑到中文读者对这个事件本身的生疏，我先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和列宁主义的忠实体现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喀琅施塔得的原始文献，再展开对喀琅施塔得的事件补充描述和评论。



    2-2．喀琅施塔得要塞

    恩格斯，1854年3月底[19]



    从查理·纳皮尔爵士得到海军首席大臣的“宣战的绝对许可”然后开往波罗的海的时候起，英国社会上比较乐观的人士就不断盼望很快传来炮击喀琅施塔得、占领通向圣彼得堡的要冲、也许（谁知道？）甚至是俄国海军部大楼的金光闪闪的尖顶上升起不列颠国旗的消息。

    这些希望是根据一种非常正确的想法；这种想法就是：喀琅施塔得，对于从波罗的海一带海上向俄国发动的任何进攻来说，都是取得胜利的锁钥。攻下喀琅施塔得，圣彼得堡就在你的脚边，俄国舰队也就不再存在，而俄国就会降到彼得大帝以前那样的地位。尽管英国在波罗的海拥有树立这种功勋所必需的力量，如果它在小事上消耗的力量多过进攻只有次要意义的据点所绝对必需的力量，那末它就会犯最大的错误，错误的致命的后果可能表现在最近的两三次战局上。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喀琅施塔得的决定作用，那末俄国人同样明白这种作用，他们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个通向俄国的咽喉已被竖着上千门火炮的层层纲甲护卫着。

    大家知道，喀琅施塔得位于一个长约五英里的小岛的东南角上；这个岛掩护着芬兰湾的狭窄部分的入口，离涅瓦河口约十六英里。岛两侧大海几乎到处都很浅，只有两条航道可供海船航行。一条在岛以北，离它的北岸约两三英里，有4海沙绳[编者注：1海沙绳等于1．83米]多深；航道在离岛的东端4英里处折向该岛，离东端只1400码，但这里的深度减少了1海沙绳。可见，在这条航道上航行的任何军舰的火炮都打不到岛的东北岸；只有岛的西端和东端例外。所以只有岛的这两端构筑了工事，西端是叶卡特林娜堡垒、亚历山大堡垒和米哈伊尔堡垒，东端则是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垒墙和垒墙前面约一千码的沙滩上构筑的两个炮台；然而其中较大的一个炮台据说已成废墟。在岛北岸的高度上，在它的东部和西部防御工事之间，离岸足有1英里的沙滩上还构筑了一个炮台，然而，这个炮台始终处于4沙绳深的航道上的军舰的射程以外。

    因此，北面这条航道由于离防御工事遥远，由于它造成航行上很大的困难，并且由于它的东南部分的深度大大变浅，应当认为不适于用来对喀琅施塔得进行任何严重的攻击的。在力量作某种分散而不致引起致命后果的条件下，可以派遣几艘较轻型的舰船利用这条航道对岛进行迂回；它们在压制了不太带威胁性的东面的炮台之后，就可能取得炮击喀琅施塔得城的有利阵地。在这个城内不仅有波罗的海俄国海军的主要的帆缆仓库和造船厂，而且有许多私人的建筑木材，因此城内充满了易燃物，只要有几发炮弹命中就可能引起熊熊大火，在一夜之间把多年中不断充实的海军仓库化为灰烬。有没有实际可能用足够数目的轻型舰船占领这样的阵地呢？只有结合重新测量水的深度来对情况作仔细的实地研究才能断定这个问题。值不值得采取这样的步骤？这一点将取决于力量的对比。我们在这里只应当作一些在远距离外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情报的对照研究所能作出的结论。

    这样一来，只有通向大停泊场和小停泊场（或叫做隘路）的南面航道才是主要的攻击方向。这条4沙绳深的航道在岛的西北端有几英里宽，在离内港2英里地方突然缩小到1英里宽，然后就成为一个锐角，角顶对着军港。在这地方，从奥兰尼印鲍姆沙滩直通到岛边的一个狭窄的浅滩横过航道，使航道的最大深度减到3．5海沙绳。虽然只要挖泥船稍微动一动就足以除去这个浅滩，但是俄国人竭力保存着自己军港的这个天然工事。因此，这条4沙绳深的航道（它的中部到处都不下4．5海沙绳，能保证最大的军舰通过）是到喀琅施塔得的主要接近路，而决战应在锐角的顶部展开，那里有一段1．5英里长的水路宽度不到四百码。

    掩护这条航道的筑城工事是五花八门的，从彼得大帝时代的太古建筑到最新式的、有上下两三层火炮的威力巨大的工事。值得注意的是，最重要的地点是由过时的而且极不完善的筑城工事来掩护的：这正是喀琅施塔得的弱点。这些古老的工事是一些不大的棱堡工事；火炮配置在敞开的胸墙后面，而穹窖的火炮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棱堡非常狭小，因此配置在上面的火炮的数量同它们的正面的宽度比起来显得太少。此外必须指出，这些火炮的半数基本上是对着浅水处的，从这些地方来的最多不过是炮艇的攻击。但是对于这样的工事来说，即使炮艇也是危险的。

    与此不同，现代化工事是按照蒙塔郎贝尔初次宣布的原理修建的，这些原理基本上已取得普遍的承认，并且被特别广泛地运用在岸防工事的修筑上。除喀琅施塔得以外，瑟堡和塞瓦斯托波尔也是广泛采用这些原理来修筑上述工事的实例。这些工事的特点是有上下两三层火炮，下层火炮配置在穹窖里，也就是说配置在不大的拱形室里，这里是火炮和炮手防御敌人炮火的最可靠的掩蔽部。只有上层火炮配置在没有掩盖的胸墙后面，但是由于它们的位置高于最大的三层甲板舰的上层甲板，所以能很好地防御炮弹。第一次攻击就会证明这些堡垒是否修筑得足够坚固，经得住自己火炮发射时的震动和敌人炮火的破坏力；如果是这样，它们就会是砸不破的硬胡桃了。

    可以认为，在喀琅施塔得的航道区有三道筑垒线。

    第一道线，即外线，呈半圆形，掩护着大停泊场的入口，也就是说掩护着4沙绳深的航道上的宽度为1英里至半英里宽的那一段的入口。这个阵地的右翼，即北翼是由下列工事构成的：彼得堡垒，这是位于岛上的离深水航道约一千四百码的一个不大重要的眼镜堡；臼炮台，也是在岛上，在往东半英里的地方，这个炮台可以看做几乎是无用的；康士坦丁堡垒，这是一个有威力的、背面闭合的眼镜堡，修筑在沙滩上，离航道的边沿1000码，在臼炮台的正前方。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堡垒，有两层火炮共50门。它的作用是掩护外接近地；它能扰乱正在变换成战斗队形的舰队；但是，只要驶过这个堡垒，它的半数火炮就会失去效用。

    在第一道筑垒线的中央有亚历山大堡垒（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在岛北端的那个堡垒），这是一个半圆形的建筑，它奠基在3海沙绳深的海中，离航道宽度变狭成半英里的地方400码。这样一来，这个堡垒能横射整个航道，尽管在平面图和地图上它显得很小，但是恰恰有三层火炮，共72门。如果这个塔形堡垒修筑得足够坚固，如果它的穹窖的通风设备良好而不致阻碍硝烟的排出，那就最少需要有两艘三层甲板舰才能对付它。

    这座堡垒后面有一座古老的卫城——眼镜堡，它之无关重要，从有了新堡垒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新堡垒遮断了眼镜堡的火炮的半个射击扇面。

    最后，左翼，即南翼是由里斯班克堡垒和炮台构成的，它们修筑在大停泊场口以南。这座堡垒是上世纪修筑的，后又经过现代化的改建，因此现在它的部分火炮配置成两层，炮的总数增加到50门。但是，尽管如此，它占的面积比现代化的堡垒占的面积大得多，而它的对着停泊场方向的正面宽约有三百码，并且受到纵射火力的扫射，其中包括来自航道区的部分火力和来自吃水浅的舰只在靠西半英里的3至3．5海沙绳深的海上所可能占领的阵地上发射的全部火力。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在它的背后600码的地方修筑了里斯班克炮台，但是它的位置并不很适于达到这个目的。里斯班克堡垒正好在亚历山大堡垒南面1英里的地方，这两座堡垒的交叉火力控制着大停泊场的入口。

    要攻克第一道筑垒线本身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如果它背后的第二线不用炮火支援它的话。第二道筑垒线掩护着整个大停泊场，也掩护着小停泊场的入口。它是由两座侧射防御工事构成的：彼得一世堡垒（旧式的、修筑得不好、像一种冠堡的堡垒，位于亚历山大堡垒以东半英里，在250码的正面上总共只有24门火炮）、喀琅施罗特堡垒（旧式的棱堡工事，有5个正面，其中两面对着浅海，因此是没有用的；尽管最长的对角线有400码，但火炮最多不过36门），最后，还有在中央的商港的西防护墙。这道防护墙由喀琅施塔得岛伸展出来直达航道，与航道形成一个直角，航道在这里只有300码宽。在这道防护墙上配置了，70门加农炮和12门臼炮，然而，看来有一部分已经拆除，因此它很少能阻碍舰船行动。这道防护墙上的火炮同彼得一世堡垒的主要正面和喀琅施塔得的两个正面结合形成的交叉火力非常有效地掩护着大停泊场的内部；由于第一道线的火力和航道的狭窄，除了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任何舰船要占领良好的阵地并保持充分的力量看来是极端困难的。

    直接掩护小停泊场或者说内停泊场的第三道线，在航道南面是由喀琅施罗特的第三个（东北的）正面，在航道东北面是由商港、中港和军港的垒墙构成的。军港同中港的东端形成钝角，它可以用纵射火力控制整个小停泊场，而商港和中港的南墙则用正面火力掩护它。在两墙的翼侧有几座棱堡、垒门和其他凸起部。由于航道在这里的宽度都不超过250码，战斗会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毫无疑问，不等到舰船深入这样远，喀琅施塔得就会不得不投降了。

    缅施科夫堡垒是第三道线的中央工事和唯一可能在某个时候取得实利的工事。它是商港南墙上西起的第一个棱堡。这个棱堡已经改建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塔楼，塔楼上的44门火炮分成为上下4层，这些火炮的半数以纵射火力控制小停泊场和大停泊场的大部分，但是另一半从它们的炮眼的方向来看，几乎毫无用处。4层火炮对这个建筑物的不很坚固的基础来说是否过于沉重的问题，那是很明显的。

    还必须指出，喀琅施塔得的向陆一面是由几个正规的棱堡的正面掩护的，要攻克这些棱堡，就需要组织一次认真的围攻；如果仅仅以舰队为作战基地，在小岛的沼泽地上作这种围攻是有很大困难的。只能从海上占领喀琅施塔得。

    不言而喻，我们只能根据最近的地形测量和军事报告的材料说明这些永备工事。近几年内也许有了某些变动，但是这些变动未必很大。

    现在把上面所说的总结一下。对喀琅施塔得的任何攻击的成败都必须在大停泊场上决定，而在这个地段能顺利反击舰队进攻的工事只是亚历山大堡垒、彼得一世堡垒、里斯班克堡垒、喀琅施罗特堡垒的两个正面、军港的西墙和缅施科夫堡垒。它们总共可以用350门火炮同时向进攻的敌人开火，大多数火炮都有围墙和拱顶作很好的掩护，并且通过狭窄的炮眼进行射击。其他的炮台，或者是对着攻击区的其他地段，或者是没有特大作用，或者是需要射击的目标将在它们的射程以外。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如果舰船本身要遭到来自军港的围墙上、缅施科夫堡垒和喀琅施罗特堡垒的侧射，那末能不能通过这条狭窄的、很复杂的航道调遣足够数量的舰只来顶住防御工事的北正面和南正面的炮火并压制住它们呢？也许海军专家将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甘心等待由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根据我们在海军战术方面的有限的知识，我们说这里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螺旋推进式战列舰的优点能产生帆力舰和明轮式蒸汽舰所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再说一遍：喀琅施塔得的最薄弱的地方是那些旧式的堡垒。它们所处的地势最有利，并且占着大部分的空间，远不能保证火力的必要效果。如果说里斯班克堡垒经过了现代化的改建，那末彼得一世堡垒和喀琅施罗特堡垒的水平仍然极低。也许，相当容易地压制它们的火力，甚至占领它们，从而利用它们来轰击城市。但是舰船只要突入亚历山大堡垒和里斯班克堡垒一线，就可以炮击这个城市并造成巨大的损失，如果它们的注意力不过多地被各堡垒转移的话。



    2-3. 关于叛乱调查结果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20]



    在起义的喀琅施塔得被攻陷后大部分叛变的革命委员会成员、整个要塞司令部和大部分起义的积极参加者都逃到了芬兰。这样，就侦察不到最重要的活动家的活动。

    侦察材料和对一些被捕的兵变积极参与者的单独审讯表明了以下一幅喀琅施塔得武装起义爆发、发展过程以及发生原因的画面。

    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和工人发动的反革命起义(今年3月1日至3月17日)是今年2月下旬彼得格勒一些工厂突然爆发的骚动和罢工的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集中于彼得格勒工厂的绝大部分人，被征召参加义务劳动的行列，随后在今年2月初由于原料危机大部分刚刚开工的工厂突然宣布关闭，这引起较为落后的彼得堡工人的不满和愤恨。被征召来劳动的人从农村给工人们带来了小私有者的具有腐蚀性的情绪，他们已经被余粮征集、禁止自由贸易和阻击队的行动搞得快发疯了。

    随后在2月中旬缩减粮食定额使得部分彼得格勒工人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直接一下子表现出来，并引起一系列工厂罢工：波罗的海厂、特鲁博奇厂、拉费尔姆厂等等。这一骚动最基本的原因之一是代表大会前关于俄共队伍的激烈讨论，党内团结的削弱以及很大一部分党员纪律性的丧失。罢工的工人不仅要求提高粮食份额和取消阻击队，更多的落后工人甚至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但总的来说，运动是在取消共产党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号召下进行的。如果说彼得格勒发生的骚动没有组织性，并且没有发展为大的骚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及时而迅速地消灭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右翼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彼得格勒的组织，这样就使骚动很快地失去了组织领导。

    类似的情况和情绪在喀琅施塔得兵变前夕也同样存在。存在于饿坏了的工人群众中的神经紧张不断地恶化了现存的条件。对一些起义参加者的审讯表明，海军和红军中不满的氛围几乎同农民一样十分紧张，不可抑制的不满主要由于从家乡农村传来的消息而积累起来，这些人没有同农村失去联系，农村常常给他们捎来关于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权滥用权力、征集的沉重等等消息。

    集中于喀琅施塔得不大范围内的士兵，总的来说是不尽职的，在集体军营生活的条件下很快地酝酿起一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十分敌视的情绪。

    喀琅施塔得共产党组织由于有不受约束的水兵和成员政治水平不高而开始瓦解，甚至早在起义前已开始迅速瓦解，激烈的争论更是使当前共产党队伍中的基本问题变得严重。

    在现有条件下把整体组织分到各军队集中的地方和意见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组织的分裂。普通党员的政治觉悟比非党员的水兵、工人的政治觉悟并未高出许多，后者向党员灌输那些思想分歧，这破坏了共产党组织，并进一步促进了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群众从共产党中脱离出来，他们似乎从中看到了全面崩溃的罪魁祸首。

    但这些大众的消极情绪是由于彼得格勒突然爆发的骚动而受到了剧烈的震动，他们失去了本已有些不稳的镇定状态。广大海军骚动起来。在随后的形势突然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的领导、波罗的海舰队和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从未有过的惊慌起了很大作用。即使喀琅施塔得组织的绝大部分成员迅速退出共产党，并且手持武器在兵变者一方作战，担任职位的共产党员也不应该因为不了解骚动的意义和目标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去驱散充满火药味的气氛，而且尽管是无意识但直接促使了起义的爆发，有人甚至允许在海军如此激动不安的情况下号召召开海军队伍全体大会，并协助从喀琅施塔得派遣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起义的工厂。

    如果兵变的军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的政委们在俄共大部分党员都还在的时候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不允许召开会议，控制通讯部门，想到用团结的共产党员的集体力量去对抗虽然激动、但无组织的群众，骚动是会得到控制的，并从一开始就会被消灭。但恰恰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更谈不上付诸实施。软弱无力的党组织发展下去，就渐渐溶解于它周围充满着不满情绪的群众中了。

    起义总的过程如下：当彼得格勒发生罢工的消息传到喀琅施塔得后，广大海军骚动不安起来。这表现在纪律的迅速丧失、海军们在公开的交谈中尖刻地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并表示对起义工人的同情。

    今年2月25日，巨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同志允许召开的“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全体大会根据政委奇斯佳科夫的建议决定派遣由五名水兵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彼得格勒工厂骚动原因以及工人提出的要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选出了由七名水兵组成的代表团。代表的准确姓名除一名叫萨夫琴科的之外均不得而知，他无党籍，是古斯塔纳县农民出身的文盲水兵。在该舰上，作为最后一次水兵大会，选出了上述一批候选人。抵达彼得格勒后，代表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深入到罢工的工厂中，既同个别工人交谈，也同工人团体交谈。这样，代表们片面地了解了彼得格勒的形势，无疑地感染了罢工工人们的情绪，尽管一些反动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仍使他们感到不安，这些口号在一部分工厂取得了成功，比如：召开立宪会议，要求给予所有政党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些走得太远的口号均出现在海军中。今年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自己的舰队并向舰队全体大会作了报告，报告了波罗的海厂、特鲁博奇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的形势被他们描绘得十分郁闷。他们还报告了罢工工人大批被抓的情况并且宣读了波罗的海厂工人的反革命决议。由于这些向舰队大会作的报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全体成员于2月28日通过了著名的决议，共13点，由7～8名水兵组成的小组撰写而成。该小组包括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文书，韦伊尔-金捷尔·杨·扬诺维奇——“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后来成为该舰的舰艇委员会委员。其他人的姓名暂时没有查明。这份决议最初仅仅是在原则上通过，最后的校订交给了该委员会。就在2月28日那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最后通过了这项决议，之后是“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并且已查明大部分党员对这项决议表示赞成。仅仅是少部分党员反对通过决议。3月1日，有第二战列舰支队代表参加的战列舰支队全体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在这次大会上，对该决议补充了第14、15点。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参加了这次舰艇支队大会。几乎所有的这种大会都有共产党员参加。舰艇支队大会的主席是佩特里琴科。3月1日，这项决议提交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全体大会审议，这次会议在雅科尔广场举行，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喀琅施塔得委员会主席瓦西里耶夫同志是这次大会的主席。在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舒斯托夫发表了演讲，他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的司炉，在兵变期间担任侦察拘留所所长，佩特里琴科也发表了演讲。后者提出的上述议案获得驻防军多数通过。同天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上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以维持秩序。这些委员会取代了政委权力。“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的舰艇委员会有9人，其中有：科罗夫金，过去的共产党员，1920年秋天重新登记后退党，佩列佩尔金和奥索索夫，他们后来成为兵变的革命委员会成员。科罗夫金被选为“塞瓦斯托波尔”号舰艇委员会主席。舰艇上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由舰艇委员会控制。3月1日晚上举行了舰艇委员会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舰队会议根据担任会议主席的舰队政委的建议解决了派遣代表团参加喀琅施塔得无党派舰队大会的问题。公民坦-法比安·格奥尔基·弗兰采耶夫是代表之一，他在被捕后声称自己同情右翼社会革命党。

    在上面提到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晚间会议后部分代表决定留在喀琅施塔得，晚些时候同喀琅施塔得代表团一起去彼得格勒，另一部分人于3月2日返回彼得格勒，在那里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由于坦-法比安的报告全体通过了喀琅施塔得的决议，而反对决议的只有几个人。

    在3月1日晚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那次会议上还提议逮捕加里宁同志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部分与会者反对这项决议，之后从喀琅施塔得放走了加里宁同志。

    3月2日，根据上面提到的舰队会议的决定，确定召开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工人的无党派代表会议，改选代表苏维埃。选举前的大多数会议由共产党员主持。由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场地拥挤，会议挪到了“教育楼”举行。佩特里琴科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库兹明同志和瓦西里耶夫同志根据该会议决定被捕。然后，在会议上突然有谣言传播开来，说军事院校学员兵队伍将要带着机枪开进召开代表大会的地方，意图是逮捕所有与会者。会场慌作一团。根据佩特里琴科的提议，会议选举了有5人组成的临时革命委员会，他们是：佩特里琴科、雅科文科、奥索索夫、图金和奥列申。革命委员会被赋予喀琅施塔得政权的全权，并受委托将驻防军会议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用武力实现这项决议。以后的代表大会被确定于3月4日召开，之后，会议很快就解散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选为革命委员会的驻地。3月2日整整一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最积极的水兵——佩列佩尔金、韦尔希宁等跑到各要塞和红军部队，号召响应革命委员会政权，去消灭政委。3月2日晚上，大多数要塞和要塞的全体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所有的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革命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了几个号召，其中阐明了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通过审讯被捕的兵变参加者可以知道，起初无论是革命委员会还是推举它的群众都相信喀琅施塔得是不会被攻破的，并且相信，工农政府是不愿走向流血的，是会被迫让步的。

    3月2日晚上在奥拉宁包姆召开了第一舰艇大队全体会议，大队长科列索夫(已被捕)主持了会议。在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会议通过了喀琅施塔得的决议并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以取得信息和联系。深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有人建议科列索夫占领车站和粮库。对于科列索夫因其所辖武力不足希望从喀琅施塔得获得武力援助的要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向科列索夫许诺会派海军队伍来。舰艇大队司令部加强了自己的警戒，可见，它是预备给起义实际帮助的，但就在那天晚上司令部被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所包围，全体成员被捕。

    3月3日大量俄共党员和预备党员的退党声明开始寄往革命委员会。在共产党组织如此迅速的瓦解中，刊登于《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的所谓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的号召起了很大的作用，该号召由俄共党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巴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签署。号召中说，没有任何武力可以强迫共产党员，全体共产党员应响应号召留守自己的岗位以把著名的决议付诸实施。在兵变期间革命委员会和编辑部大约收到了800～900封退出俄共的声明。绝大部分声明是1919～1920年加入俄共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发出的。这种从共产党大规模的逃跑是对俄共及其领袖厚颜无耻的侮辱和威胁，它还使得非理智的大众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将不可避免地破产。

    3月4日，在有202人参加的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工人代表大会上，根据佩特里琴科的提议补选了10名革命委员会成员，因为老成员的工作过于繁忙。这样，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确定为以下15名：阿尔希波夫、巴拜科夫、瓦利克、韦尔希宁、基利加斯特、古巴洛夫、奥列申、奥索索夫、帕夫洛夫、佩特鲁舍夫、佩列佩尔金、佩特里琴科、罗曼年科、图金和雅科文科。佩特里琴科被选举为委员会主席，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他曾负责情报)；瓦利克和罗曼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拜科夫负责交通工具；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负责粮食部门。编辑部成员包括：奥列申、基利加斯特和佩特里琴科。

    大部分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党籍归属没有查明，因为革命委员会成员作为兵变的参加者，在无党派这个幌子下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自己的党籍特征。起义的领导者料到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大众一般什么党都反对的自然反应，所以每走一步都标明自己无党籍的身份，并推荐无党派人士担任重要职位等等。但通过侦察，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运动领导者的党籍归属。是这样的，瓦利克·弗拉季斯拉夫·安东诺维奇，根据他自己的交代，他从1917年起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党员，是地下工作人员，1917年起就成为喀琅施塔得执委会成员；罗曼年科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参见洛马诺夫的供状)；奥列申，劳动学校教师，是人民社会主义党党员；佩特里琴科，依我看是右派社会革命党成员。所有不利于佩特里琴科的供状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的技术指导是积极的社会革命党成员、极端主义者洛马诺夫·安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此人于1917年曾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这份报纸最重要的工作人员是普季林，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章都出自他之手，是人民社会主义党党员。领导喀琅施塔得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扎哈洛夫，在担任该职务期间直到起义前是孟什维克成员。除佩特里琴科、基利加斯特(远洋航海长)和奥列申，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为水手和工人。

    在上面提到的代表大会上，佩特里琴科在自己关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强调要塞和舰队、驻防军要作好充分的准备。会议一致决定武装全体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进行城市的内部防御，会议还决定在三天内改选工会和苏维埃的管理委员会。

    3月4日，革命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三人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分别是佩特里琴科、雅科文科和奥索索夫，他们被委托与要塞司令部商量，制定总的行动计划。

    3月5日，军事三人小组向军事委员会报告，已同司令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司令部的专家愿意从各方面向革命委员会提供帮助和知识，司令部同意保持密切的接触并在军事三人小组的监督下工作。

    3月6日，要塞和革命委员会司令部命令所有部队领导人、队伍指挥、要塞和舰队指挥人员前往要塞司令部。原来的要塞卫戍司令科兹诺列克没有参与随后的行动。聚集在要塞司令部的有要塞参谋长、前沙俄中校索洛维亚诺夫，要塞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阿尔卡尼科夫，炮兵司令、前沙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空军司令、通讯指挥营长、大型战列舰支队队长、前沙俄海军少将德米特里耶夫，“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长卡尔宾斯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赫里斯托福洛夫，海岸部主任、校官济列诺伊，港口负责人叶尔马科夫，海军、陆军部队的代表，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佩特里琴科、奥索索夫、雅科文科及其他指挥人员代表。索洛维亚诺夫和阿尔卡尼科夫要求来宾通报他们每个队伍的人数，并开始把他们分到各战区和要塞。司令部建议坚持进攻的战术，并打算为打击苏维埃部队采取行动，但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因为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仅限于防卫要塞，所以反对采取进攻的计划，司令部的建议遭到反对。

    之后，司令部通过了防御性的计划，包括在海湾的整个海岸线上部署除“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队以外的步兵和水兵部队，因为这两艘军舰的军队需留在军舰上。在靠近彼得格勒门户的港湾区域应部署560步兵团；其余的海岸线被分为三个区域，为海军舰队占领，在叶戈罗夫港南岸部署工人护卫队(队长佩尔斯涅夫)，在北岸部署主鱼雷水兵以及舰艇部队汇编队(队长沃扎涅先斯基)。其余的岸上部队有：学员鱼雷手队、机械学校队、枪炮电工兵队、海军专家连以较小的军队集群被划到各要塞，以加强要塞驻防军力量。海军部队以及被派到海岸线区域的560团的总人数达3千人，而有将近2千人的海军部队被派往各要塞。然后，在索洛维亚诺夫的主持下要塞指挥人员讨论了关于炮台、军舰射击的问题和进攻北岸，占领利西诺斯、谢斯特罗列茨克的方案。这个方案本准备由560团和工人护卫队中的2千人实施，但由于如果这样要塞留下的战士将会太少，不足以防卫海湾的安全，这个方案后来被推翻了。总的来说，全体指挥人员留守原来的岗位。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作为炮兵司令对参谋长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由于革命委员会的粮食储备有限，后来司令部决定每天供给要塞占领者1/2磅面包代用品和1/2听罐头，成年居民每天可获得1磅燕麦，而儿童每天只可获得1/2磅大麦或小麦。3月7日，防卫司令索洛维亚诺夫向集中的指挥人员代表通报，以这样的配额可保证驻防军和城市在今年3月31日前的粮食供应。战列舰的燃料状况是这样的：临近3月1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有大约用到3月10日至12日的液体、固体燃料储备，3月7日至8日，战列舰大队队长德米特里耶夫在港口破冰工人的帮助下给两艘军舰弄到了一驳船的液体燃料，这样，“塞瓦斯托波尔”号的燃料储备还能维持大约18天，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则可维持大约14天。

    后来证明，总的来说，绝大部分指挥人员是自愿参加兵变，没有受到来自革命委员会的一丁点压力。个别军事专家的动摇和些许忧虑说明他们对战斗尽快结束没有信心，他们的家人住在国家大陆上，他们有理由为家人的命运担心。司令部表现出的狂热行动，多少让那些习惯于看到早先呆板消沉的司令部的人感到震惊。根据司令部的命令，上述的指挥人员代表必须每天在司令部集中，但已不邀请部队代表。索洛维亚诺夫向与会者通报过去一天里全部的军事消息，佩特里琴科则通报政治形势和驻防军的情绪。然后，陆军军事专家讨论军事问题，主要集中于组织射击，炮火和步兵部队行动的协调，打退进攻的方法以及其他的军事问题，总的来说集中于防卫问题。

    在这样的一次指挥人员会议上，佩特里琴科说，部队，特别是舰队在催促革命委员会采取进攻及其他积极措施方面施加给委员会很大的压力。索洛维亚诺夫对他说，以部署在要塞的力量，是不可以采取积极的行动的，所以必须授意部队，让他们耐心等待并承受被包围的压力。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兵变要塞总的管理情况如下：最高政权集中于革命委员会，它完全掌握了政治权力；军事权力集中于防卫司令部，成员包括：防卫司令索洛维亚诺夫和参谋长阿尔卡尼科夫。关于步兵行动、开火、停火的命令都是由这个司令部发出的。控制火力，修正射击，是由炮兵部队司令科兹洛夫斯基和他的助手布尔克谢尔对炮兵部队的控制来实现的。他们还控制着舰队炮火。要塞工事防御司令由Ｈ.Ａ.尼基京担任。当军事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政治问题或同它有联系时，防卫司令会同革命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商量，而革命委员会主席一般会服从防卫司令的决定，不反对他采取的军事措施。索洛维亚诺夫和阿尔卡尼科夫一般独立行事，这样，有一次他们甚至与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发生了冲突，他们根据防卫要求命令解除科兹洛夫斯基对火力的控制。他们是根据营长们的报告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营长们发现，科兹洛夫斯基行事太呆板，太犹豫。但到第二天，这一命令因为佩特里琴科的坚持而被撤消。成立了附属于步兵部队领导人的革命三人小组，其职责是监督指挥人员的行动，鼓舞部队士气。

    如果说运动一开始是水兵和工人群众自发的起义，那么从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天起，特别是要塞司令部开始掌握军事工作，起义就具有了计划性，并且开始有前沙俄将领有经验的领导。但侦察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以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人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兵变是由某个在它发生之前就存在的秘密组织发起的，那么这个组织无论如何不会把它安排在那个时候，剩下的燃料、粮食储备仅够两周用，而且在冰面解冻之前也有太长的时间可以安排。但要塞高层指挥人员的团结一致表明，他们互相是非常了解的，正因如此，在起义的过程中战争机器可以很快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无法确定要塞司令部的政治立场，因为它总是小心地掩盖这一点，而且司令部的成员都逃到芬兰去了。但3月4日前沙俄中尉卡尔宾斯基向“塞瓦斯托波尔”号发出的命令对指挥人员的隐秘情绪和希望作了些许的说明，此命令也由舰队委员会主席签署。这个命令尽管只是顺便提到革命委员会政权，但它的撰写却与一般的白卫军传单相符。命令中讲到二月革命的自由，讲到为“多灾多难的、忧愁的、痛苦不堪的俄罗斯”而战，讲到对祖国和俄国人民的义务等等。

    指挥人员多少有点相信革命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急于援助喀琅施塔得的通告，但军事专家觉得最可靠的是他们希望如果起义不成功可退到芬兰。

    革命委员会成员党籍归属的不确定性说明了它不具有稳定而明朗的政治。它只是偶尔可以解决问题。革命委员会对留下来坚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实行的镇压似乎公开反驳了起义者要求和平的情绪。几乎所有的革命委员会记录表明，同留下来没有被捕以及被捕的共产党员作斗争是他们专心致力的目标。最后他们甚至用战地法庭相威胁，不顾他们已经宣布撤消死刑。

    3月16日，革命委员会讨论过枪决重要共产党员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提议是由侦察拘留所所长、无政府主义者舒斯托夫提交给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委员会没有采纳他的提议，但给了他在共产党员逃跑或企图枪杀他本人的情况下对他们处以枪决的权力。仅有佩特里琴科和图金同意枪决共产党员。这意味着被捕共产党员的命运实际交予了舒斯托夫掌握。喀琅施塔得很快被攻陷才阻止了舒斯托夫实现自己的罪恶意图。

    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部是由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已被捕)负责的。舰艇委员会给他派去了水兵以前往喀琅施塔得外更远的地方。佩列佩尔金给他们提供文字材料——革命委员会的号召和报纸，水兵必须带着这些材料穿过包围圈前往彼得格勒、奥拉宁包姆、佩捷尔戈弗、加特其纳等等其他区域。但这些人绝大多数被红军部队逮捕。革命委员会在3月13日的会上讨论了委员瓦利克、阿尔希波夫等人醉酒行为的问题。革命委员会对他们仅仅作了警告，并决定对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加以保密。

    革命委员会委托负责各部门的委员要研究形势、部门的管理制度以及自己工作的内容和方向。但没有人可以介绍形势，革命委员会的各部开始迅速走向衰败。革命委员会撤消了工人十字勋章。检查机关和它的职权交给工会委员会。

    在兵变的最后时期，瓦利克和罗曼年科(二人都是孟什维克)提出了组建城市管理局的问题，但这个方案没来得及实现。

    在《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中除上面提到的人外还有以下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报纸的出版者、该报的技术指导弗拉季米罗夫曾担任情报部主任——“新闻经纪人”(被捕)和公民别洛夫。发往编辑部的文章都出自革命委员会。但所有的材料都经过社会革命党人、极端主义者洛马诺夫修改，他力图使报纸符合社会革命党的精神。佩特里琴科十分关注报纸。没有一期是没经过他预先审查而出版的。佩特里琴科、奥列申、别洛夫曾制止洛马诺夫放入针对立宪会议的文章，他们说明自己的制止理由是希望保持自己队伍的团结一致。这说明在某些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内心深处对立宪会议抱有希望，只是暂时没决定公开把它说出来。革命委员会发布了许多明显的假消息，为的是鼓舞兵变者的士气，让他们一直相信各地都在发生起义，彼得格勒人会紧急援助等等。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劳动防卫会议对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的号召激怒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号召说协约国间谍和科兹洛夫斯基将军是起义的发动者。而当时广大的群众几乎不知道谁是科兹洛夫斯基。另一方面，群众自己觉悟到这一运动的自发性而更加相信群众自身的力量，他们充满了好战的热情，认为白卫军间谍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工作。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不经删节都刊登在喀琅施塔得报刊上。

    3月9～10日，“塞瓦斯托波尔”号过去的舰长维利肯男爵率领的美国红十字会委员会抵达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向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部表示愿意提供粮食、药品援助，但同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许可，这些物资只是偷运过来。革命委员会在没有承担任何政治义务的情况下接受了提供的援助。但革命委员会被捕的委员瓦利克和佩列佩尔金的口供表明，革命委员会十分清楚这些资产阶级的赠与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将来最终要同这些资产阶级妥协。

    在3月11日的代表大会上佩特里琴科报告了红十字会的提议，并且向全会强调，革命委员会是在没有任何政治义务的前提下接受这一提议的。会议批准了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红十字会的提议还被拿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队上讨论，自然，他们赞成革命委员会的决定。之后，维利肯留在了喀琅施塔得，红十字会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则返回芬兰。维利肯参观了“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消息报》编辑部成员经常出现在司令部。3月1日，革命委员会向芬兰派去两名委员——奥列申和阿尔希波夫，好像是同芬兰政府谈判允许把粮食运往喀琅施塔得。但革命委员会不知为什么把派遣代表团的事实严加保密。革命委员会从芬兰获得了400普特的粮食。在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佩特里琴科报告说他们得到了维克多·切尔诺夫[维·米·切尔诺夫(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担任临时政府土地事务部长、立宪会议主席。十月革命后，加入“保卫立宪会议联盟”。1920年流亡国外，并领导社会革命党在国外的代表团。]的关注，他从雷瓦尔派来了信使。切尔诺夫的建议是，允许他以立宪会议主席的身份到喀琅施塔得，这样可以在为立宪会议斗争的旗帜下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斗争，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领导权都可交给立宪会议。切尔诺夫表示愿意提供武力援助。佩特里琴科说，他已经给了切尔诺夫答复，感谢他的支持，但拒绝了他的提议。在革命委员会会议上瓦利克赞成接受切尔诺夫的提议，佩特里琴科和基利加斯特的态度不甚明确，但大部分与会者反对切尔诺夫的提议。革命委员会决定对切尔诺夫的提议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加以保密。

    在革命委员会3月11日的会议上根据佩特里琴科的提议讨论了起义者以后的战术问题，因为被包围的喀琅施塔得已陷入困难的境地。可以确定，彼得格勒工人没有响应喀琅施塔得要求给予帮助的号召，粮食储备到3月31日将被用尽，对兵变要塞已形成强而有力的包围圈，为了挽救局势必须下决心采取一些积极而有力的行动。

    佩特里琴科提醒与会者注意，在当前形势下有三条路：1、完全投降，祈求布尔什维克和红军的宽恕；2、把喀琅施塔得的全体居民迁移到芬兰沿岸，然后在喀琅施塔得布雷，分出一部分军队进攻奥拉宁包姆，其余的部队留守岗位从要塞和军舰上向红军开火，进行战斗，大炮和弹药暂时还够用，然后炸毁喀琅施塔得；3、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请求援助，为了防卫不惜用任何方法去获得援助，援助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经过讨论，大部分委员会成员赞成最后一种办法，并通过了这一决定，以在部队和工人中进行讨论。确实进行了类似的讨论，大家都赞成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这样，战斗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是促使喀琅施塔得起义者不顾那些战斗一开始为之奋斗的目标，而直接与反动势力拥抱。迅速地镇压了兵变让白卫军分子和口号没能最终显现出来。

    根据海岸部主任扎列诺伊的口供，在喀琅施塔得被攻陷的前一两天，在要塞司令部佩特里琴科、索洛维亚诺夫、通讯部部长和一名要塞工程师举行了会议，讨论了恢复伊诺要塞现有电缆的电话通讯问题以及铺设电缆至更远的捷里奥克的问题。但这个计划照现在看来是没有来得及实现。革命委员会向国外发射了一系列电波。兵变者因为维利肯男爵的到来，稍稍有所振作，但很快士气又低落下来了。

    3月17日，佩特里琴科通知革命委员会成员，司令部决定退到克拉斯诺阿尔梅伊斯基和托特列边要塞，在要塞的掩护下退到芬兰岸边。当天晚上，“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也得到了司令部这样的命令。司令部从众所周知的革命委员会发出炸掉炮闩以毁掉军舰上的大炮的命令，但舰队不愿执行这项命令。“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部分共产党员(“塞瓦斯托波尔”号上水兵没有逮捕一名共产党员)利用混乱状态和舰队的犹豫不决迅速逮捕了指挥官。“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仅仅一小部分人在舰长的领导下躲了起来。这两艘军舰的成员几乎都留守原地。从喀琅施塔得逃出了约800人。仅仅抓住了三名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韦尔希宁和瓦利克，重要的军事专家——德米特里耶夫、卡尔宾斯基、扎列诺伊，编辑部工作人员——洛马诺夫和弗拉季米罗夫，少数其他的或重要或不太重要的运动参与者也被逮捕。我在这里没有提及红军在进攻起义的喀琅施塔得的军事行动中的种种细节。我侦察的任务是查明个别党和军事集团在起义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次起义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与在苏维埃俄国境内和国外活动的反革命政党和组织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未建立。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起义是自发产生的，要塞几乎所有居民和驻防军都卷入了这一旋涡。喀琅施塔得起义是现阶段小资产阶级自发运动的最后和弦，这一运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反映，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不满，是他们对政权加于小私有者自由周转上的桎梏的公开反抗。原料危机，随后发生的缩减运输工具和部分工业企业停产，饥饿加剧——这都加速了不满的爆发。如果说喀琅施塔得的起事起到了用武装力量批判苏维埃政权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大部分水兵没有中断同农村的经常性联系，而他们的社会成分都属于农民；第二，水兵常常趋向于武力，这就是武力；第三，共产主义组织灾难性的崩溃。喀琅施塔得没有一支无产阶级、哪怕是半无产阶级的队伍。影响喀琅施塔得起义产生、发展的口号，大多是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右翼口号。我重复一句，惟一的大型政治组织——共产党组织的瓦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组织本是善于团结大众的。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和工人通过决议的基本要求与右翼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这些极端主义分子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这点由社会革命党重要成员、极端主义分子洛马诺夫是兵变的参与者得到证明。总的印象是，整个起义带有右翼社会革命党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想听到关于立宪会议的声音。最后应该说，落后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热月党人的情绪，是由于长期危机造成的疲惫和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速度的放慢引起的，代表大会的无党派工人和红军有可能成为我们敌人的危险武器，他们企图在无党派的幌子下利用大众的情绪。在召开类似的代表大会时应十分谨慎，因为到那时任何无党派代表大会都有可能宣布自己为罢工或起义委员会。



    1921年4月5日



    [作为补充，加入报告者简介。“阿格拉诺夫：1919-1920年任人民委员会秘书，1919年5月起兼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特派员，积极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及后来对喀琅施塔得人的迫害，1921年任小人民委员会秘书，1923-1937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职务，1938年被捕并被枪决。”[21]“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最终通过了关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特别会议的决定，并在当天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批准。根力赫·亚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而他的副手分别是：阿格拉诺夫（第一副手）”[22]。]



    2-4. 英勇悲壮的喀琅施塔得起义



    恩格斯1854年的手稿说明了喀琅施塔得对俄国的战略意义，阿格拉诺夫的秘密报告大致勾画出1921年事件的轮廓。为了准确地把握英勇悲壮的喀琅施塔得起义，有必要重新整理一下。

    驻扎在喀琅施塔得的波罗的海舰队，也是俄罗斯装备和精神现代化的象征。除了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被托洛茨基称为“俄罗斯革命的骄傲和荣光”外，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在1918年1月5日被布尔什维克利用，强行解散由社会革命党占多数的制宪会议。其实，正是喀琅施塔得水兵们，包括本人是制宪会议代表的Pavel Dybenko和制宪会议所在地Tauride宫殿的卫队长、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Anatolii Zhelezniakov，在1917年初还狂热地响应布尔什维克口号，用制宪会议反对临时政府！[23]高尔基在没有被斯大林收买之前，对布尔什维克深恶痛绝，特别把布尔什维克解散制宪会议的暴举和沙皇卫队屠杀请愿平民的1905年1月9日“血腥的星期日”相比：“几乎一百年来，最文化的俄罗斯人都盼望着制宪会议—一个能够让所有民主的俄罗斯人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政治体”[24]。不过，对于安那祺主义（无政府主义）水兵们，制宪会议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也是中央集权的象征，必须粉碎。只是他们那时还没有认识到更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他们的帮助下形成。[25]

    在内战期间，喀琅施塔得水兵们还是坚决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帮助布尔什维克取得军事胜利，喀琅施塔得水兵们成为新组建的红军的中坚，许多人，[26]包括Zhelezniakov，在与白军的激战中牺牲。绝大多数从1914年以来被连续七年战争所害的俄罗斯民众渴望在内战结束后，终结布尔什维克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正如农民代表在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对布尔什维克武装征粮队的控诉：“一切都好—土地是我们的但粮食是你们的，池塘是我们的但鱼是你们的，森林是我们的但木材是你们的”。托洛茨基也承认：“农民忍受征粮，当它是短暂的祸害。但内战打了三年。城市囊空如洗，为了供应军需掠走乡村的一切。农民说：俺们拥戴分地的布尔什维克，俺们反对征粮的共产党。”[27]到1921年春，农民暴动已遍及全国。城市情况也是如此，许多工厂倒闭、工人流落街头。列宁本人在一个莫斯科工厂讲演时又用白卫军统治威胁时，有人气愤地回答：管他是黑还是白，只是不要你们。[28]他们自然地期望、也以为可以和平地终结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回到俄罗斯革命的起点和目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布尔什维克内部也要求建立所有社会主义者参与的政府，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府意味着政治恐怖。[29]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工人反对派要求独立工会、工厂自治、反对党的官僚和军队化。[30]

    内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有将近5万人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军队布尔什维克长官的特权日益增长；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自己的村庄被布尔什维克抢夺、破坏的坏消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现象的出现：波罗的海舰队俄共党组织40%多的人要求退党，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说明，一些人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信心，还有一些人则已经把党员证给撕了。当局1920年12月4日截获了装有两份无政府主义传单的以一个水兵的名义发出的信，准备将无政府主义者等清除出舰队。[31] 12月11日，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鉴于舰队骚动形势，发布命令要求舰队到12月份替换25%的政委，然后按照这个比率每个月替换。在2月15日举行的波罗的海舰队第二次布尔什维克大会上，已经有不少要求立即政治控制分权化、官僚机构民主化的呼声。一个布尔什维克军官就警告道：“如果不改革，两三个月内会有叛乱”[32]。

    当波罗的海舰队的不满情绪高涨的时候，苏俄政府派出大量特工，关注喀琅施塔得要塞上的超过2万6千人的水兵，找出可疑人物，编订成信息通报最高当局。1921年2月，有2,554人被登记在案，被怀疑参加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受到审查。另一方面，白卫军在芬兰的机构很敏感地察觉到十几海里外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们的反叛情绪。在内战后期接任白卫军统帅的瓦兰格尔将军主要依靠法国的接济，在伊斯坦布尔、突尼斯和西伯利亚还维持近十万没有被打散的武装。瓦兰格尔在芬兰的代表向法国的流亡俄侨发送过一份“关于如何在喀琅施塔得组织反叛的绝密备忘录”，指出这年春天（芬兰湾解冻后）在喀琅施塔得发动反叛的有利机会，要求寻求法国政府的援助。[33]

    谁也没想到，历史的展开有其自身的过程。白卫军没有能力发动喀琅施塔得的反叛，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也不需要白卫军等任何外部力量的发动，而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动息息相关。

    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制管厂工人举行会议，与会者通过了要求实行人民政权的决议，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当局对此的反应是，决定关闭该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措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2月24日晨，岗哨不允许工人进厂时，约三百名特鲁博奇厂的工人便带动波罗的海厂、费尔拉姆厂等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大约有2千5百人汇集于瓦西里耶夫斯基区。鉴于这一严重的形势，政府派出了学员兵前去驱散人群。当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近期在工厂中发生的骚乱是暴乱行为，决定在彼得格勒戒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戒严的实施。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严：“为了实施军事戒严，恢复各区的革命秩序，应在各区成立由相应党委领导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组。革命三人小组所有的军事行政命令和决定对该区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区的军事力量必须服从该区的军事三人小组，在特别情况下也可征得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自发布之时即刻生效。”

    就在这天，工人们仍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要求释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游行示威的工人与设置于各区的军事院校学员兵岗哨发生了数起冲突。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势，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政治反对派。当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发布了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一百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唐恩。另外还有约2百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措施以及镇压政治反对派，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已经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本已躁动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也公开骚动起来。最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两舰本来驻防于彼得格勒，后来被调至喀琅施塔得，舰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满。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在大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水兵们要求：“1: 于2月26日中午1时召开舰队会议；2: 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特鲁博奇厂的工人，既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3: 必须阐明演说工人的要求；4: 必须阐明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开枪。”当即，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了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也选出了七人代表团。26日晨，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们的要求。他们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深入罢工工厂了解情况。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的口号和工人们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水兵们，唤醒了他们朦胧的政治意识。他们自觉到：除了我们，谁来拯救俄罗斯民众呢？

    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舰队后在舰队大会上报告了特鲁博奇厂、波罗的海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工人大批被抓的严重形势以及特鲁博奇厂实行人民政权的决议。次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共13点：

    1、今日苏维埃不反映工农意志。应立即在秘密投票基础上改选苏维埃。应在全体工农中进行自由的选举宣传。

    2、工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党派应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3、落实会议自由、工会及农民团体的结社自由。

    4、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市、喀朗施塔得要塞和彼得格勒省工人、红军士兵（水兵）的无党派大会。

    5、释放社会主义党派的全体政治犯。释放从事工农运动被捕的全体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

    6、选举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审查监狱集中营的在押犯人。

    7、废除各企业机关的政治处。任何政党均无宣传自身主张并收取国家经费的特权。应建立相应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并给予国家财政支持。

    8、立即取消所有督战队。

    9、全体劳动者的食品供给一律平等，有毒车间的生产者除外。

    10、解散军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停止各企业的共产党员值勤制。假如类似的值勤和战斗队确有必要，应由连队（士兵）和工厂工人视形势而定。

    11、农民应有充分自由决定如何耕种土地以及——不使用雇佣劳力前提下——如何放养牲畜。

    12、请全军指战员和军事学员同志们支持本决议。

    13、要求广泛公布所有相关决议。[34]

    2月28日深夜，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给列宁的密电中把这两艘战列舰的决议形容为“社会革命党黑帮分子”的决议。3月1日托洛茨基再电博季斯，提醒他们要引起对事件的高度重视，同时每个12小时汇报一次所有的情况。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各舰队会议全体以仅有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14、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15、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与会者达1万6千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集会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35]专程赶来、与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受到礼炮欢迎，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舰队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还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晚上，两舰的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艇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3月1日晚，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当夜，俄共喀琅施塔得党委开会讨论武装镇压的可能性，但得出结论，他们的能力不够。加里宁离开喀琅施塔得时，允诺他一回到彼得格勒就采取一切措施集中兵力从外部镇压。

    在围困喀朗施塔特的同时，当局3月1日向彼得格勒的工人妥协：道路管卡解除、贸易自由、大量的肉、鞋、衣物开始发放。[36]喀朗施塔特水兵的优越地位使他们忽视了普通俄罗斯人的怯弱、政治不关心、身体的疲劳等，以为他们的斗争会唤起民众，但他们的牺牲却也为民众争取到一定的现实利益。[37]虽然，水兵们后来不免生彼得格勒工人的气，认为他们为工人们而战，但工人们“为了一俄磅的肉”而没有支持他们。[38]其实，这正是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的精髓，本来就不要求回报，这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牺牲精神中再次体现出来。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了代表大会，大约有6百名代表参加，其中25%的代表为俄共党员。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书记员佩特里琴科主持会议，代表们选出了由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委员会。库兹明、瓦西里耶夫仍未放弃扭转士兵情绪的努力，积极发表演说，但水兵们数次打断他们，最后干脆不让他们发言。突然，会场外传来消息，说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正持枪赶来，意图逮捕会议的参加者。大会主席团立即做出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雅科文科（通讯部喀琅施塔得区域的话务员）、奥索索夫（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机械操纵员）、图金（电机厂工人）和奥列申（第三劳动学校主任）。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兹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但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临时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以下的“对要塞及喀琅施塔得地区居民的呼吁书”[39]反映了他们的立场：

    “同志们与公民们！我国经历着严峻时刻。饥寒与经济崩坏使我们饱受重压已达三年。统治国家的共产党脱离群众，无力把我国带离总崩溃状态。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诸多新抗议，足够鲜明地说明共产党丧失了工人大众的信任。对此，党不屑一顾。对工人的诸条要求，共产党同样不屑一顾，斥为反革命诡计。共产党大错特错了。

    上述抗议与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心声，全体劳动者的心声。今时今日，全体工人、水兵与士兵看得清楚：惟有劳动者的共同意志与一致努力能让国家得到面包、柴火及煤炭，让衣不蔽体者穿暖，让共和国摆脱绝境。三月一日（星期二）我市全体集会上，劳动者、士兵与水兵的以上共同意志得到明确执行。集会上，第一、第二舰队船员决议获得一致通过。相关各决定包括立即改选苏维埃。选举应建基于更公平原则之上，使劳动者的真正代表进入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充满干劲和积极行动的机构。

    三月二日，全部海军、红军与工人组织的代表于启蒙大厦聚会。会议曾提出制订新选举的原则章程，以求随后展开改造苏维埃制度的和平工作。鉴于有理由担心当局迫害，鉴于官方代表的威胁讲话，会议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它移交本市及要塞的管理全权。

    临时革命委员会位于彼得罗帕夫洛夫茨克战列舰。

    同志们与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为不流一滴血而操劳。它采取了在市内、要塞和炮台上组织革命秩序的非常措施。

    同志们与公民们！不要停工！工人们！请留在机床旁，士兵和水兵，请留在部队和舰队中。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与机构，请继续上班。临时革命委员会呼吁所有工人组织、作坊、工会、全体陆海军与个体公民支持我方，并全面施以援手。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友好同心地努力在要塞及市内组织新苏维埃的正确公平选举。

    就这样，同志们，让我们追求秩序、平和与克制，让我们追求造福全体劳动者的诚实新社会主义建设。

    喀琅施塔得

    1921年3月2日

    彼得罗帕夫洛夫茨克战列舰

    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彼得里琴科、书记图金”

    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在整个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在这份刊物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最初的两道命令：必须全面地完成委员会的指令；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离开喀琅施塔得。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共产党组织的迅速瓦解。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共党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共党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6名负责成员全被枪决。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百人退出俄共，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

    据后来被关押在一起的孟什维克领袖唐恩回忆：“不需要任何政权，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这就是多数水兵由于对工人运动和各政党失去信心而得出的结论。”“起义对起义者来说是完全意外的。谁也没有料到，他们那些朴素的、几乎得到所有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员赞成的要求不但遭到粗暴而坚决的拒绝，而且还招致托洛茨基发布的毫不留情地镇压喀琅施塔得的严厉命令。后来，当起义成为事实时，大伙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其中。”“我的交谈者在谈到喀琅施塔得起义时期的气氛时所流露出的由衷的感动令我惊讶。他说，当时大家都乐意互相交换看法，都乐意执行交给自己的任务。当时大家都能畅所欲言，就连共产党员也能做到这一点。”“起义者领导人之一、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委员佩列皮奥尔金的叙述也同样流露出这样一种令人欣慰的激动之情。”“佩列皮奥尔金本人同样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佩列皮奥尔金在手稿中描述了摆脱了布尔什维克之后的喀琅施塔得的激动人心的欢乐气氛和人们在街头翩翩起舞的情景；描述了往前沿阵地运送食品的情景；还描述了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之间产生的兄弟般的情义。”[40]读起来仿佛回到了1989年我在日本组织民主运动时中国同学与日本民众对我们的支持，这是一种人生中从未经历过精神解放，因为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被迫生活在人支配人的社会结构中，连对自由社会的幻想都没有了。

    3月2日，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正式为喀琅施塔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他们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投降。同一天，劳动国防委员会发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将这一事件宣布为“新白卫军的阴谋。由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和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发动的叛乱”，喀琅施塔得人通过的决议被定性为“极端反动的、社会革命党的”宣言。苏维埃政府、劳动国防委员会做出了一下三项决定：1、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谋不受法律保护；2、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严；3、彼得格勒防区的全部政权转交给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当天，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方面命令骑兵连、步兵营、炮兵排和佩杰尔戈夫斯指挥连组成的187旅夺去了奥拉宁包姆，逮捕了驻扎在这里的第一舰艇大队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他们是准备支持喀琅施塔得人的，这样政府军控制了这一从喀琅施塔得通往彼得格勒的唯一通道。

    3月3日，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发布了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通过戒严有效封锁了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同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临时革命委员会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之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3月3日深夜，“临时革命委员会邀请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负责人和军事专家……并建议他们积极行动使要塞处于战斗状态，对此，他们表示同意。”随即成立了防卫司令部，由过去的要塞司令索诺维亚诺夫（任防卫司令）、要塞司令部军事负责人阿尔卡尼科夫中校和其他军官组成。除此之外，由喀琅施塔得著名的军事专家组成了防卫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战列舰支队指挥德米特里耶夫（沙俄时期的海军少校）和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

    原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是旧俄军事专家，时任要塞炮兵司令，还是托洛茨基任命的。这是内战中常见的一般军事专家，对水兵和工人谈不上什么影响，他本人也不过问政治。科兹洛夫斯基在喀琅施塔得陷落后说过：“共产党人提我的名字是为了把喀琅施塔得的起义说成是白卫分子的密谋，因为当时我是要塞惟一的将军。”3月4日晚，科兹洛夫斯基的妻子、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全部被捕。整个事件中，因科兹洛夫斯基而被俘的多达27人，甚至远亲也受牵连，大多数被流放和接受劳动惩罚。所有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有关领导者的亲属均被逮捕扣为人质。国防委员会当天发出了“对兵变者的警告”的通告，意思是说逮捕他们的家属是为了营救被扣押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如果这些同志少了一根头发，这些妇女和孩子就要人头落地。临时革命委员会立即用无线电报回复：他们会在24小时内释放被扣押的布尔什维克，“卫戍军并不想以彼得格勒委员会为榜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处于极端仇恨中，这样的逮捕也是最为无耻和卑鄙的。” 舰队政委库兹明被立即释放，列宁格勒《真理报》谎称库兹明被虐待，好不容易逃出来。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法国犹太人Serge见到他，说：“我很难相信他们想枪毙你，你看见枪毙令了吗？”他犹豫了一会儿，很尴尬地解释：“噢，你总是看到这样的夸张。” [41]

    3月4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共有202人参加。由于事务繁忙，根据佩特里琴科的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增补了10名委员。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做了内部分工。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开始强调要塞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会议决定武装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作城市的内部防御。当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为首的军事三人小组，以与要塞军事专家联系，制订总的行动计划。在积极做军事准备的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展开了宣传攻势，以争取那些还动摇徘徊的人，特别是竭力争取那些拥有武器的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3月4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员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所以临时革命委员会预先通告居民们，如果听到炮击声，不要惊慌害怕。”鉴于要塞粮食有限，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实行配额制，以渡过难关。

    3月5日，在彼得格勒的安那祺主义者柏克曼、古尔德曼、Perkus和Petrovsky致函季诺维也夫：“保持沉默已经不可能，甚至是犯罪。最近的事态迫使我们安那祺主义者站出来声明我们对目前状况的立场。”“我们向你建议：成立以一个五人委员会，包括两名安那祺主义者。委员会将去喀琅施塔得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是当前最具激进性的手段，具有国际革命的意义”。 [42]他们忘记了列宁的警告：反对我们的安那祺主义者就是匪徒，就要关进监牢。[43]

    3月6日，防卫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军事专家们建议，在政府军进攻以前首先发起进攻，夺取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以扩大起义的基地。但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把军事行动仅限于防御。遭到残酷镇压后水兵们才意识到：“要想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就应该把起义的组织工作交给军官去做。但是起义者对军官做组织工作的政治后果有所顾忌，因此在军事上遭到失败。”[44]除了要塞上2万6千名水兵，波罗的海舰队在彼得格勒还有2万多名战友，事变后他们陆续被6列军车押送到南方服役。据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列别杰父3月20日的报告：“2月25日游行示威者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地区，但到处遭到学员的驱赶，尽管红军部队没有发生骚动，但不能只靠他们，”“彼得格勒地区约有22，000名水兵，他们的情绪表明，虽然他们没有参与叛乱，但同时也不能利用他们平息暴动。由于他们控制着在彼得格勒过冬的大部分战舰，而这些战舰的火力仅次于喀琅施塔得，因此这个不稳定因素对该市来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长期危险。”“至于彼得格勒军区的陆军，阿夫罗夫同志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发动攻势的可靠分子。”[45]如果水兵们真有计划，是有可能趁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开大会时起义，夺取兵力薄弱的彼得格勒的。至少，如果他们推迟两、三个星期，等冰面融化再起义，可以坚守要塞，等待国际支援。在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1871年没有趁机向凡尔赛进攻的巴黎公社国民自卫队、1989年没有冲入人民大会堂直接向邓小平请愿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学生。他们宁愿选择失败的命运，也不会不择手段。要塞司令部只好通过了防御性部署计划。在整个起义过程中，要塞的军官们习惯了革命以来在红军中服役的做法：政治上服从政委（现在变成了民主选举出来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没有（也没有机会）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他们的内心，与其向往水兵们的“公正的苏维埃政权”，更倾向于立宪会议，与白卫军相通。[46]科兹洛夫斯基后来被捕交待：“看到自己处境困难的祖国被分割为几个部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强烈渴望拯救俄罗斯，恢复俄罗斯的强大，保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旧传统。”[47]

    3月8日是苏俄当局正式进攻、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的时间。也就在这一天，俄共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一直开到16日，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定，宣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破产，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其实，早在1921年的2月2日，列宁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上讨论了他亲自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主要内容为：“（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愿望；（2）减低粮食税税额，使其低于上年余粮征集制的数额；（3）同意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4）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在危亡关头，苏联最高当局已经酝酿着政策的重大调整了，而喀琅施塔得的起义，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的空前的政治危机的信号。既然喀琅施塔得水兵造反，就是因为残酷的余粮征集制，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似乎可以为双方寻找到妥协的基础。如果俄共按照预定，在2月就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彼得格勒工人抗议和喀琅施塔得起义。但列宁一方面开始调整推行不下去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对喀琅施塔得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提出的“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的政治诉求决不妥协，进行最严厉无情的镇压，目的就是维持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政权。

    3月7日18时35分，谢列斯特罗列茨克和“红山”炮台先发起了试探性炮击。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下令强攻，红军士兵用伪装的白色披风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冰面强攻（插图），牺牲惨重。炮击加强，飞机向起义的两艘战列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投掷了525俄磅炸弹，激起了喀琅施塔得人猛烈的反击。布尔什维克只是夺取了7号要塞，而派往沿着解冻的芬兰湾进攻的红军情绪并不稳定，以南方军队集群561团为代表的红军士兵，公开拒绝执行镇压命令（喀琅施塔得守卫部队的560团也是库班人组成的），有一个营大约六百人公开投奔了喀琅施塔得方面。

    喀琅施塔得最大的困难是给养。3月8日，国际红十字会三人代表团来到喀琅施塔得方面，表示愿意提供粮食和药品，但是由于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同意，所以物资只能偷运过来。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派来信使，表示如果临时革命委员会方面允许他作为立宪会议主席，他愿意来喀琅施塔得，在立宪会议的旗帜下与布尔什维克政权战斗，并表示愿意提供武器援助。对此，与会代表大部分表示拒绝。

    政府决定增兵，图哈切夫斯基重新调整了火炮布置。鉴于强攻中有部队动摇，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严厉的内部惩罚手段，设立了程序简单的军事巡回审判庭，设立革命三人军事小组，每支部队安排情报员，进攻中设立散兵线，防止有人后退，凡是被认为不可靠的部队，一律解除武装，调到离喀琅施塔得很远的大后方，带头起哄的军人一律就地枪决。3月9日，根据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电召150名坚定、坚强有觉悟的党员临时指挥。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维尔舍宁在奥拉宁包姆被俘时，声称他是受命来此与布尔什维克方面进行停火谈判的，但政府不会谈判。同一天，政府加强了彼得格勒工厂的工人登记，大部分工厂开始复工。

     芬兰湾的解冻期在临近，苏俄政权的攻势也在加强。11日，喀琅施塔得方面获得了大约400普特的来自外逃的俄侨各类团体的粮食，暂时缓解了粮食危机，但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难以掩饰矛盾的心情，因为，这一没有政治义务的接受援助也会使得布尔什维克继续诬陷他们和白卫军勾结。

    3月14日，预定在北方进攻的第27奥姆斯基师第79旅第235团和第237团宣布兵变，士兵们全副武装走出营房，拒绝进攻喀琅施塔得，喊出了“不要到冰面上去”和“召回部队”的口号。这些军人被立即解除武装，两个团一共有74名士兵被立即枪决，判决书下发全军，反复广播，以示警告。

    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方面邀请了四名外国记者来了解他们为什么而战斗，并且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那一群人。他们现在正戴着共产主义的假面具而高据在我们的共和国之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家伙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12天来，一部分真正的英雄们——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被迫同全世界隔绝，忍受着共产主义刽子手们的攻击。我们坚定地捍卫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使人民从一个党的狂热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在临死前高呼：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愿全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事件的真相！同志们！我们需要你们道义上的援助，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事件中，西方国家没有象俄国内战时那样介入。相反，3月16日，英国与苏俄签订贸易协定，成为第一个实际上正式承认苏俄的西方大国。

    3月17日，图哈切夫斯基发出了总攻击的命令，其中包括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进攻两艘战列舰的命令。晚上，喀琅施塔得城彻底沦陷，绝境中的起义者派出了洽降代表，声明如果得到生命安全保证他们愿意投降，此前有水兵建议炸毁军舰，但遭到反对。布尔什维克拒绝了投降建议，在后来被判决的人当中没有俘虏，因为他们都被就地枪决了。在占领卡琅施塔得城后开始大逮捕。起义已经失败，包括大部分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部的成员在内的大约有8千人逃到了芬兰。

    3月18日，布尔什维克军队占领了喀琅施塔得的所有要塞，抓获了城中所有反抗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者。新任的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彼得罗夫立即下命令：全城戒严，所有市民立即24小时内交出武器；交出所有嫌疑人，违令者按战时法律处置，城内所有布尔什维克党员重新登记。伏罗希洛夫指令加强特别部开始大逮捕。当天，苏俄政府以“纪念巴黎公社50周年”来庆祝对俄罗斯巴黎公社的镇压胜利！

    苏俄政府对这次战斗中的死亡人数秘而不宣。许多死在结冰的波罗的海上的人尸体都没有人收埋，直到芬兰湾开始融化，造成污染问题，苏联方面才在事后三个月加以解决。战斗结束后也不知有多少人受害。仅芬兰国境警卫特别处第一、二特别分处肃清喀琅施塔得叛乱三人小组就“从3月2日到4月15日共逮捕了3千名积极参加叛乱的人，其中40%被判处死刑。”[48]“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尔”号战列舰的全体人员由于被认为在起义中表现积极，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巡洋舰有167人被枪决，塞瓦斯托波尔号有39人被枪决。兵变期间仍留在要塞的也被认为是犯罪，相当一部分被流放到白海的集中营。三人小组还审判了兵变期间退党的人，分成了四类，第一类，退党并积极从事反抗活动的，全部杀掉；第二类，递交了不好的声明，被动参加叛乱的人，判处五年强制劳动，第三、第四类递交了没有论据声明的和没递交声明认罪的，被释放，一小部分参加一年的劳动，缓期执行。

    3月21日俄国驻芬兰全权代表别尔津给契切林写信征求意见，如何对待逃到芬兰8千名逃亡者，3月28日得到回复“要求在芬兰腹地远离我们边界线的地方镇压喀琅施塔得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瓦利克、维尔舍宁，《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成员弗拉季米洛夫、洛马诺夫等被抓获枪决。被俘的舰队和要塞指挥官也被枪决或强制劳动。

    1921年夏，又对2,103人执行了枪决，对6,459人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有1,464人获释，但是起诉并未撤销。1921年11月4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被判有罪的“不是自觉参与行动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作出了赦免决定。1922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赦免了“在国外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参与者”。但在赦免前，这批人已经或被枪决，或被强制劳动惩罚过了。

    为了“净化”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环境，避免类似事件，苏俄政府在1922年春天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进行甄别和迁徙。从1922年2月1日到1923年4月1日，共有2,756人被重新登记，被划分为三类，即“叛乱分子”及其家属（2,048人）、与要塞无联系的人（516人）、刑事犯罪（192人）。到了1923年4月1日，共有2,514人被流放，只有242人为技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工人及其家属，因为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被留在喀琅施塔得。在整个清算过程中，偶尔也显露出一点没有泯灭的人性。例如，高级侦查员纳扎里耶夫认为应该赦免被判处送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强制劳动5年的女公民尼基福罗娃姐妹，“给予他们回到彼德格勒年迈母亲身边的权利，理由如下：（1）女公民尼基福罗娃姐妹二人不是由于反革命行为，而只是由于她们作为普通志愿卫生员为受伤的叛乱分子提供医疗救护而被判刑，她们是在仁爱的情感影响下才这么做的；在战时，为震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般群众处罚她们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这种处罚已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应予撤销。”[49]遗憾的是，这是我能读到的参与审讯的政权官员中的唯一例外，真令人担忧他后来的命运。

    如果说，列宁、托洛茨基等人刚开始还以为在3月8日一阵强攻后就可以解决战斗“迎接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没有预谋大规模杀人的话，在战斗结束后，如此血腥地镇压（至少枪决3千多人），道出了列宁的本性：“现在正应该教训一下这些人，让他们在几十年里都不敢再想什么反抗”[50]，令人不寒而栗。[51]这样看来，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列宁主义的延续和变种罢了。实际上，除了加里宁（其妻子被斯大林逮捕）和伏罗希洛夫自然死亡外，几乎所有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布尔什维克官僚都没有好死。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杀，季诺维也夫被枪毙，拉舍维奇自杀，德边科被枪毙，库兹明、瓦西里耶夫、格里博夫等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官员在被审后命运不祥，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普特纳被枪毙。自愿去进攻喀琅施塔得的第10次党代会的代表们中，普雅托洛夫被枪毙，鲁希莫维奇被枪毙，布勃诺夫被废黜后失踪，扎通斯基被废黜后失踪……。



    2-5. 喀琅施塔得悲剧的教训



    喀琅施塔得人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政治要求，认为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列宁1917年许诺道：任何组织只要得到1万张选票就可以得到公共资助出版机关刊物，在苏维埃内权力可以不需冲突从一个政党移到另一个政党，官员或警察与人民相同，工人通过他们选举的委员会行使权力，通过民兵系统保持秩序等等。[52]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以为，他们为第三次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奠定基础，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会接受他们的要求的，彼得格勒和全俄劳动人民会支持他们的。但是，经过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苏维埃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一党专政的工具，不可能再与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分享政权。其实，喀朗施塔得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在十月革命的开始就显露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对于喀朗施塔得人来说意味着每一个地方的事务归每一个地方的苏维埃，而不是一个党派。”[53]更进一步，喀朗施塔得人要求的各苏维埃也以自治联邦的形式结合，而不是变成中央集权的下属机构。3月15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喀琅施塔得“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54]在一党专政下，任何“不要我们的政权”的企图，更不用说武力企图，都不可避免发展成悲剧。

    本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还抱有最后一丝期待，以为列宁会纠正托洛茨基等人的错误。如果俄共十大能够按照预定在3月6日召开，列宁在大会宣布经济政策的转换，有可能扭转水兵的敌对情绪、改变喀琅施塔得的局势。但布尔什维克推迟大会到对要塞发动进攻的3月8日召开，就是为了等待从喀琅施塔得传来的“好消息”（列宁在大会上如此暗示过），因为他们确信“暴动”将被一举平定。虽然喀琅施塔得的反抗出乎列宁等人的意料，但通过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包括战后大逮捕、枪决、惩罚），达到了列宁的目的：一、借此取消一切党内派别活动、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纪律性），确保党的统一。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强调：（1）对政府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评，分析党的总路线，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改正错误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2）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3）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同时，列宁命令“从头到脚”清洗党内，有1/4的党员被开除，[55]是党内大清洗的始作俑者。[56]二、加强镇压一切反对派，大会决定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派进行严厉的斗争，把他们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教训一下这些人，让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再想什么反抗”；[57]列宁进一步指示：“由于战争和封锁，农民的生活本来就非常困难，而1921年春天，主要由于歉收和牲畜死亡，农民的生活状况更是达到了极严重的地步，结果就引起了政治上的动摇，而这种动摇一般说来是小生产者的‘本性’。这种动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喀琅施塔得的叛乱”(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7页)。“1921年春天的事态再次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他们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背弃布尔什维克，帮助‘政权’作有利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变动’”(上书第521页)。“而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为‘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上书第522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这实际上是所谓“斯大林体制”--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58]布尔什维克正是从喀琅施塔得事件确立了不惜一切手段（从欺骗蒙蔽大众到大规模镇压）维持、加剧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是俄罗斯社会只配接受强权统治的悲剧。

    1937年，参加以杜威为首的国际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的委员汤马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曾被选为国会议员的德国共产党员）曾向托洛茨基提出一些问题，认为在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在苏维埃政府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问题上，以及在内战中它对付乌克兰的马赫诺运动事件上，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并无不同之处。托洛茨基本指望杜威委员会为自己“平反”，没想到反而成为审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滥杀无辜的道德法庭。类似的来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士的责难，迫使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多次反驳，形成了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体制的同盟（如本文开首引用的斯巴达派政论）。托洛茨基就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为自己辩护，完全失去了他批判斯大林时表现得的理智和正义，在以下文章表露无遗。[59]

    [1] 围绕喀朗施塔得的喧嚣

    近来，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成了某些圈子的热门话题。宣传运动的力度持续不减，倒像那场叛乱刚发生似的。「历史还原」的参加者满腔热情口号一致，包括无政府主义派、流亡孟什维克、左翼社民主义者、自命独行侠的糊涂虫和白俄有产舆论。……昨天，某墨西哥周刊（拥戴反动教会的「民主良知」）被我偶然瞟见一段话：「托洛茨基下令枪杀一千五百名（？）喀琅施塔得水兵，至纯至圣的一群人。他当权的政策与今日苏俄毫无差异」。人所共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派也持此论。就莫斯科大审判案，我首次公开——但简短——回答某共运「反思者」质询时，孟派报纸曾立即替当年水兵与今日质询者打抱不平。白俄有产舆论亦挥枪助阵。无政府主义派的拳头砸得更狠。以上权威人士判决曰：托氏的狡辩不成立。异口同声的事实颇费思量：无政府主义派视要塞水兵为「真正反国家的」共产主义象征；兵变时节，流亡孟派蹦高支持复辟资本主义；白俄舆论更是有产统治的全职啦啦队员。那场暴动，如何能让无政府主义派、孟派与主流自由主义一起涕泪横流？很简单：他们对丑化唯一的革命流派都有兴趣。

    与内战年间小资产阶级的诸多运动及暴动相比，水兵叛乱的唯一差异是较大的境外回声。它爆发于「圣地」彼得格勒附近的海军要塞。暴动者散发传单、进行无线广播。匆忙到场的社革党人与无政府主义派，使暴动文告平添不少「高贵」词藻与姿态。这一切均记录在案。凭借以上「文件」（或说忽悠人的标签），不难堆砌一个政治神话。1917年，老喀琅施塔得的名号曾簇拥着革命的光环，使新传说更具气派。

    革命由少数人直接「操办」。但惟有赢得多数的不等支持（至少友好中立），少数派才会成功。革命阶段的转换（比如革命向反革命的过渡），直接取决于少数与多数之间、先锋与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变数。

    要塞水兵曾分三个政治阶层：先进无产者，某些人历经劳资肉搏的重重战阵；农家子弟为主的多数中间派；来自富农、店老板与教士家庭的反动渣滓。……谁听不懂这一贯穿舰队起义运动的生死话题，最好对俄国事变缩脖闭嘴。整体上说，十月革命完全是——相当范围内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农民影响的进程。

    1917年喀琅施塔得兵代会的政治成分反射着要塞守军和舰上水兵的成分。……但直至十月事变，兵代会的列宁分子仍未过半数。社革党与无政府主义派构成多数。孟派根本打不进要塞，也仇视不买帐的水兵。……无政府主义派人头最杂：少量与列宁派同声同气的革命者、比左翼社革党徒还迷糊的城市小资（占本派多数）。兵代会主席是个党外人士兼「无政府主义同情者」。

    水兵们曾书写耀眼的革命诗篇，但内战改变了一切。要塞和舰队的老兵有系统地奔赴新战场。十月的日子里，水兵部队曾驰援莫斯科。随后是南方和乌克兰：征粮并组织地方政权。「宝山」喀琅施塔得一度似乎取之不竭。本人自各条战线打过数十通电报动员「忠贞」团队救急——它们全部来自彼得格勒工人与波罗的海兵。……1917-1918年间，水兵的觉悟远高于红军整体水平，构成首批红色部队和许多外省苏维埃的骨干。留守后方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班家伙，却败坏得一无是处；总体上讲，他们的思想水平远低于红军的平均高度。

    《反对派公报》66-67，1938年5-6月

    [2]再谈水兵叛乱

    叛乱爆发时，我在乌拉尔公干。我从当地直接返回莫斯科，参加党的十大。党代会通过了平叛决议：以谈判和通牒迫使要塞投降，假如无效就动武。我直接参与了以上决定的制订。后来，我一直待在莫市，没亲自到场指挥军事行动。平乱后的镇压诸事，完全是肃反委员会的权限。……
     平叛期间，我公开撒手靠边。记忆所及，捷尔任斯基亲自处理了镇压事宜。他一向不容忍外人干涉肃反业务。他做得对。
     是否存在滥杀滥捕？不知道。我信任捷尔任斯基同志远胜于信任今日的文人揭发团。鉴于手头资料全无，我无法后天地确定该惩办谁以及如何惩办。……我承认：内战不是人道主义的学堂。唯心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总是控诉革命「太过火」。要害在于「过火行为」来自革命的本质：革命本身是历史的「过火瞬间」。谁喜欢舞文弄墨以「过火」为由排斥革命，请随意。我不排斥革命。这一意义上，我对镇压要塞叛乱负起全责。

    《反对派公报》第70期，1938年10月

    插图为列宁、托洛茨基接见镇压后的红军士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两人是事件处理的主宰、元凶。

    托洛茨基在反驳过去的同志、国际共产主义者Serge时声称：“我不知道是否有不必要的屠杀。在这方面我比那些后来者更信任捷尔任基。……Serge来自第三手的结论在我看来没有意义。”但Serge指出他的信息来自监狱中与亲历事件的安那祺主义者的面谈，而捷尔任斯基并不在喀琅施塔得现场。[60]至少，Serge亲历了布尔什维克处理这个事件的虚伪和残忍。在2月28日深夜，他接到季诺维也夫的表弟的电话：“喀琅施塔得落入白军手中。我们全都待命。”空旷的街道上贴出小布告说反动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用阴谋和出卖控制了喀琅施塔得，无产阶级被动员武装起来。

    托洛茨基推托自己的直接责任，说明他已经感受到良心的指责，与他1921年4月3日在苏俄政府举行广场游行庆祝夺回喀琅施塔得的演讲不同。现在，我们面对原始档案，摆脱不了他亲自指挥镇压的事实。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2月28日就拔通彼得格勒的直通电话叫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问话。3月1日，托洛茨基再次给博季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和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发去加急电报要他们“每隔12小时汇报一次所有的情况”。3月2日，加里宁、季诺维也夫等给托洛茨基发去电报：“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起义的开端。我们估计事件将从今早开始迅速发展。需要得到您的帮助。”同一天，发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从此以后，托洛茨基定时受到来自彼得格勒的汇报，他也逐渐清楚事态的性质。3月3日晚，托洛茨基与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等亲自赶往彼得格勒直接指挥镇压喀琅施塔得。托洛茨基还夸口：一轮炮轰后喀琅施塔得将挂出白旗（所以，列宁把俄共第十大推迟到3月8日，等待托洛茨基的捷报）。到了彼得格勒后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托洛茨基立即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任命图哈切夫斯基指挥所有彼得格勒军区的武装力量“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托洛茨基3月7日还电报给外交人民委员，指示他与芬兰政府预先交涉，等等。[61]

    Israel Getzler专门研究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和塞瓦斯托泊尔号战列舰的水手构成，已知的2028名中有1904名（94%）于1917年以前入伍，只有137名（7%）于1918-21年入伍。至于波罗的海舰队全体，1921年1月时有76%是1918年以前入伍的，其中80%来自于大俄罗斯地区，只有10%来自（反叛性强的）乌克兰，[62]驳斥了托洛茨基对起义士兵的污蔑定性。1920年9月作家和党校讲师Ieronymus Yasinsky访问喀朗施塔特，采访了4百名水手，感受到良好的秩序和繁荣，以及水手们的单纯，有些人连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分不清，[63]怎么会如托洛茨基所称“败坏得一无是处”？例如，革命委员会主席彼得里琴科出生于卡卢加省的贫农家庭，1914年加入海军、1919年加入俄共，起义时“28岁，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对其指控的犯罪事实。他说，马赫诺组织在乌克兰与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中遭到失败之后，认为必须派遣自己的工作人员去北方参加地下组织，……考虑到喀琅施塔得的地理位置以及那里有最容易受马赫诺思想影响的水兵，喀琅施塔得被选为最适合上述目的的地方。”（供词要点）[64]

    可以说，安那祺主义以无产阶级的民主理想影响了喀琅施塔得人，而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后已经蜕化为特殊的利益集团/阶级，这使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只要存在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就一定有专制的官僚集团，而布尔什维克不仅继承了沙皇的权力，也继承了沙皇的精神和特别的气氛。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配上了革命的外套，扩张成全权的形态把经济、意识形态等也操办起来。连托洛茨基这样的革命家也满脑子政权、镇压意识，似乎俄罗斯只配列宁、斯大林体制的支配了。但苏联几十年来对喀琅施塔得的官方谎言并没有完全成功，反而引发知识分子对列宁主义和苏联专制的认识。

    著名钢琴家萧士塔高维契说：“图哈切夫斯基干练超群，这无庸置疑。其实也轮不到我来评价他的军事才华。我对于他参与过的军事行动，也不是样样都激赏，比方说镇压喀朗施塔特水兵反叛这件事。”[65]

    朗道因为对卡皮查发现的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现象作出解释在１９６２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但他更大的影响是冷战期间物理系学生必读的《朗道物理学教程》。[66]朗道在三十岁时被逮捕入狱，原因是他参与起草了一份声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反革命传单”。朗道说：“一个想一生过得幸福的聪明人，应尽量摆脱国家，尤其是象苏联这样建立在压迫之上的国家。”“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不可告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这是法西斯采用的手法。”“到了四、五十年代，他显然已经转而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中创建的苏维埃制度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朗道所说的‘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显然是指列宁在普选失败后用武力取缔立宪会议的举动。朗道认为这种政权转移方式背后的思想是‘不道德的’。”“我认为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从１９３７年就开始对之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显而易见，列宁就是头号法西斯分子。”“我们的制度是官吏阶层的达官显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67]惊奇的是，苏联当局没有再一次逮捕他。

    新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悲剧性质的史料和历史研究对苏联官方谎言以及托洛茨基辩白的批驳，印证了从伯克曼[68]、Ida Mett[69]和沃林[70]等安那祺主义作家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政治意义定位。Bonefeld进一步提到：“喀朗施塔特的失败灭绝了苏维埃的社会自决的组织形式，而把它们编入权力结构的行政机构中”[71]。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解散国家的第一步就是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说明列宁主义在这个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是曲解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怪不得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者马拉铁斯特Malatesta等人，正是在得到Ugo Fedeli关于喀朗施塔特悲剧和被镇压的马赫诺运动的第一手报告后，才与列宁式的共产主义正式分道扬镳的。1921年11月的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联盟UAI大会正式谴责苏联，1924年列宁死去时，马拉铁斯特声明这是值得庆祝的节日。[72]现在出版的这些原始档案应证了他们的先知先觉，这也是没有接受他们的先知先觉的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

    “为什么社会公正和自由的思想遭到如此粗暴的践踏？为什么血腥的国内战争在几十年中始终未人们所接受？为什么大规模枪决，消灭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教会和其他精神财富以及破坏生态的野蛮行为会受到热烈拥护？是什么是人和社会丧失理智、丢弃道德准则？问题不胜枚举，其中最可悲的问题是：为什么俄罗斯社会只能选择强权？”[73]喀朗施塔特起义的悲剧，显示了以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为结局的俄国革命的悲剧，也预示了不能解决喀朗施塔特悲剧的苏联的最终解体命运。与此类似，我们期待着关于1989年天安门悲剧的原始资料的早日解禁。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意愿/能力解决天安门事件的悲剧，不能避免其合法性危机，在其一党专政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避免与苏联同样的命运吗？



    3. 托洛茨基主义问题



    3-1. 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没有别人比托洛茨基（插图为托洛茨基1919年在波兰前线）更具悲伤与浪漫色彩了，托洛茨基问题与托洛茨基主义同时又是现代社会主义历史不可回避的课题。

    苏联解体后，我们得以知道许多原始事件的记录，关于托洛茨基的史料总是各个历史学者、相关政治派别的关注对象。尽管用英文出版的文稿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商业方面的偏见与嗜好，我们仍然可以谈到许多新的事实。可以说，关于托洛茨基问题，即关于托洛茨基本人的政治生活，大家各方面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统一。这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讨论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线索与基础。

    例如，负责暗杀托洛茨基的原苏联国家安全部海外谍报局负责人Pavel Sudoplatov出版了《特殊任务》[74]，关于斯大林如何直接指示刺杀托洛茨基的基本过程与动机已经确定。苏联解体后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情报公开委员会主席的Dmitri Volkogonov利用第一手资料出版了《托洛茨基：永远的革命家》(英译版524页，由Free Press出版)，应该说是目前为止最可依据的史料记载，比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或Isaac Deutscher的英文传记都客观、中立。另外，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列宁、俄国革命历史尽管带有偏见与政治上的无知，但在诸如“列宁与托洛茨基关系”等具体事例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发现。

    Richard Pipes算得上西方研究俄罗斯革命、苏联历史的权威。他从列宁的新解密档案中指出：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没有个人的亲密关系，列宁对于托洛茨基的政策性意见多置之不理[75]。自称或被称为“红军创建人”的托洛茨基在1919年9月30日写给列宁的备忘录中批评红军对邓尼金白军的战斗失利并预料进一步的撤退，被列宁批注到“神经病”。事实上，邓尼金的后方已经完全空虚溃乱，其军队北上已经到了尽头，一个多月后，就被红军彻底击败了[76]。与托洛茨基相对应，斯大林从来不提出自己的理论或政策，而只是忠实地执行列宁的政策并提出具体建议请列宁指示。这正是列宁所需要的。政策会引起争议、混乱，方法却需要多方面考虑、建议以贯彻政策。在列宁病重期间，托洛茨基平常不去探望，在列宁去世时竟然在南部疗养而没有赶回莫斯科参加葬礼，让斯大林成为名符其实的“列宁继承人”。从这种意义上看，托洛茨基缺乏在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体制下的基本政治技巧。

    比列宁年轻十岁的托洛茨基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内游离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只是到了十月革命前夕才得以返回俄罗斯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在托洛茨基十年的西欧放逐、列游(及短暂的美国逗留)中，用外语生活的托洛茨基亲身体会到只有革命在西欧中心(德国)的胜利才能确保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这是流亡期间只局限于俄罗斯革命者圈子内[77]、归国后埋头于政权生存的列宁无法产生出来的。

    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那时确实需要托洛茨基的天分，在列宁不能露面时，只有活跃在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把苏维埃置于布尔什维克的控制之下。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被赋予最紧迫的外交责任与德国进行为结束战争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尽管客观上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筹码，托洛茨基已被证明不适宜行政与官僚的管理而被闲置起来。只是在内战中，托洛茨基的鼓动天才又得到进一步发挥，这是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的两大主要功绩。但是，正如托洛茨基也明白到的，布尔什维克以及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准备让一个犹太人鼓动家成为其领袖。在1919年3月的第八次中央委员会选举上，托洛茨基只是第九名，而斯大林与布哈林并列第二。此时列宁掌握绝对权力，托洛茨基的命运实际上在“列宁体制”下就已经注定。

    在承认列宁权威、一党专政尚未确立的条件下，托洛茨基的个性浪漫发展得以控制在布尔什维克容忍范围内。托洛茨基的才能，如果在一个民主性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即允许多党制的条件下，以一个反对党的形式出现，可能会表现得更出色。但是，托洛茨基既然本人已经帮助了“列宁主义”一党专政的形成，在这个体制下，他必须显示出比布尔什维克更布尔什维克才有机会在与斯大林等正统的布尔什维克的争夺权力斗争中获胜。托洛茨基当然没有获胜的机会，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布尔什维克；同时，我们也不能期待托洛茨基真的会成为列宁主义的“党内反对派”，因为列宁主义体制下已经不可能存在“党内反对派”。真正的苏维埃内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派(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党左右派等)、苏维埃外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派(无政府主义者等)以及非社会主义的各种社会势力(立宪党人、教会等)，已经在内战中被列宁、托洛茨基等从肉体上消灭或瓦解了。实际上，甚至白卫军运动也不是为恢复沙皇专制而兴起的。这致命的后果就是民众(包括一般党员)与政治的分离。当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试图“发动群众”时，没有基层党员与群众对此权力斗争感兴趣。至此，革命的精神已经彻底死亡了。对比今天的俄罗斯政治，那时的即使最右翼的社会主义反对派也显得非常革命。所以，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西方进步人士强烈谴责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葬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发展。[78]

    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多少接触到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的疑问，但他已经不可能否定自己的错误，更不可能如列宁在世时那样对列宁提出任何异议。例如，在镇压克朗斯塔特水兵起义(主要针对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弊端)的过程中，列宁、托洛茨基亲自下令执行，但托洛茨基却谎称这是捷尔任斯基的一手操办，别人无法插手。

    相对于比较简单的作为历史的托洛茨基问题，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托洛茨基主义却早已成为(并不能说成功的)国际运动。这已经超越学究范围、不可能也没必要(过早)评议。唯一重要的是：在斯大林体制崩溃、毛泽东体制蜕变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衰退中，托洛茨基主义作为突出的反抗全球性政治倒退的一个方向，具有别的任何国际主义不可代替的功能。



    [2001年6月17日美国圣荷西]



    3-2. 陈独秀：问题、思想以及“复兴”的可能



    2001年5月29至31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全国第六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温州举行。有27名中外学者参加。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2001年6月的《简报》第9、10页介绍如下：

    [以座谈会的形式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42年逝世的陈独秀复杂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弄清了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思想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对革命悲观失望”、“与托派相结合，转向反革命”，而是试图在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连续三次“左倾”错误指导路线之外，寻找另一条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直到1930年，陈对形势的估计(革命低潮)和策略(退却)的认识及主张与当时的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相比，比较正确。] [中国托派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在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方面，始终是旗帜鲜明的。他们与中共的矛盾，本来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对敌斗争中应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是由于受到斯大林肃托斗争的影响，却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对此，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先生向会议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托派政党与本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及参加竞选的情况。]

    日本的《劳动者力量》杂志2001年7月10日第136、9月10日第137、138合并号就此发表了对佐佐木的专访。佐佐木寄函给我，希望我进一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这次会议的实际操办者是一位温州出身的老托派分子。温州实际上是托派的据点之一，至今还有不少托派分子住在那里。这位老人四十年来(包括狱中期间)一直很健康，这一次却因为准备这次会议而病倒了。会议以自由发言的形式进行。中共的官员首先声明：发言无禁区，发表有纪律。实际上，自从1952年12月21日深夜在全国大规模逮捕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托派分子自由、公开地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也是首次以成为托派以后的陈独秀为对象的会议。其背景是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内民主的讨论，与陈独秀后期民主化思想联系起来。1989年以来，陈独秀著作集两次被编辑、多次被印刷，就是证明。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三项议题：

    一、陈独秀是怎么成为托派的？在1929年发表的“告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书”中展示了陈独秀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引责辞职后的深切反省和托洛茨基文献的影响。在斯大林支配下的中共只得把他开除。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关系：陈独秀在1940年11月28日发表的“我的根本意见”中明确反对没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与此同时，陈独秀也对列宁的党组织论(民主集中制)也有所批判。这一方面可以归属到他自1915年以来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一方面也与当时政治环境下的托洛茨基相通。

    三、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派吗？第四国际的文件等都表明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洛茨基派。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分子的宣传。实际上，从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直接信件上看，陈独秀比别的中国托派更接近托洛茨基。郑超麟由陈独秀1942年5月13日去世前留下的《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中断定其为真正的托派。]

    [一位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大胆地发言到：“从今以后的中国必须在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上建设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毛泽东开国、邓小平建国以来，陈独秀的后期思想的复兴，将为人民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提供探照灯。]

    我把上述专访译成中文、送到香港《十月评论》。《十月评论》编辑部于2001年12月8日回复了一封很详细的信件，希望佐佐木重新考虑“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洛茨基派主要是因为上海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分子的宣传”以及“陈独秀比别的中国托派更接近托洛茨基”的提法。编辑部除了引用陈独秀的公开脱离托派的声明外，还特别引证王凡西1998年2月在《陈独秀最后论文书简》英译本前言所示：“陈独秀的思想、见解一定还会改变。”“在基本上，他将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来”。

    我把上述《十月评论》编辑部的信件译为日文寄给佐佐木。佐佐木拒绝改写，认为《十月评论》编辑部是“派性主义”。我明白两者的分歧是方法论上的：佐佐木从思想上看这个问题、多少也从感情上断定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两大领袖应该一致；《十月评论》编辑部从政治路线、组织行为上考虑，认定陈独秀不属于已经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托派。佐佐木以东京大学科学哲学教授的身分组织“日本陈独秀研究会”(2001年11月9日成立)，是中国政府的嘉宾；《十月评论》作为中国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至今不能进入中国本土。我知道无法调节、说服两方。这也是我通常在国际进步阵营中经常遇到的遗憾。

    作为中共内部历史的“陈独秀问题”似乎已经基本上定案；关于陈独秀后期思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且不一定达到一致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重要) 。至于陈独秀思想的“复兴”，我个人不抱佐佐木那样的期望。陈独秀不是“东亚的卢梭”，甚至也不能列入思想家的行列。当然，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两大革命的结合点，陈独秀的名字应该和另外两大先行者孙中山、毛泽东并列。


    [2002年1月8日美国圣荷西]


    3-3. 非宽容社会中激进主义的意义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我借出席公司同事（香港人）婚礼的机会，首次进入香港境内。我所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外交部236932号）对于大陆的中国平民而言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法权制度，无权势的普通人往往必须变卖可怜的家产或举债才能获取它，但连中国领土上的殖民地政府也不把它作为值钱的文纸。本来，人类之组织政府，是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之方便的（如记录或证实某人何时何地出生，为成年男女办理婚礼登记以维护家庭的社会生活型态等等），绝不允许任何权力利用这个服务制度进行人支配人的罪恶。任何一种形态的政府，当它拒绝为本国的公民提供这种服务（如发行护照对外国证实其为本国公民）时，就宣告了它本身的非合法性。我不相信人类社会将永远生活在至今为止的这种非理性的对于自身的奴役状态下，每当看到（也经历着）人们屈从于国家权力之下甚至不得不靠出卖同类的利益（甚至生命）、自己的灵魂以谋取“护照”、“签证”、“绿卡”等等，更坚定了我对人类理想的追求：消亡国家权力的罪恶。

    我竭尽可能，掠影般地考察香港的政治、商务、学界的状况，最后在新苗社的小屋与林致良等三人深夜长谈，感受到一种在今天的社会中早已被遗忘掉的“中世纪性”的同志式交流。新苗社听起来很像文学爱好者社团，其实是纯粹的政治性组织，来源于俄国十月革命被出卖掉的遗产之一，在它的九三年社员大会决议《为人民社会主义奋斗》（以下简称《决议》）中表述到：“我们托洛茨基派几十年前已经指出，苏联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斯大林主义的支配下，其实只是在反动官僚极权统治下的变态工人国家，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仅仅维持着国有财产制度（这是将来实现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已。官僚统治者维持国有制，禁止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复生，在这点上可算是为工人阶级服务，有进步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官僚以极端专横暴虐的方式，肆意压榨工农大众，滥用并且侵吞国家财富，却事实上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直接的巨大障碍物，而且是社会主义名誉最大的败坏者，在这方面可以说它是为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服务的。正因为共产党官僚政府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怪物，所以它现在被多少（有一些）自由化的资本主义的政府取代（或者本身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政府），也带有倒退和进步两方面的意义。”以今天的已经被人们疏远的社会政治思潮来看，这是一个激进的样板。

    任何社会改进事业都必然带有激进的性质。耶稣传教时就是对固守《旧约全书》兼以此垄断信仰生活的旧约太教的反抗，其后的宗教改革正是恢复了这种激进精神才保持了基督教的生命；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革命性敲响了近代以来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主题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警钟，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改进并维持了这个制度使之更加稳定。社会改进运动所必然带有的激进性格源于占据整个社会形态主流的势力的非宽容性，这种非宽容性往往表现为愚昧、残忍。表现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那些在较高（广）层次上被不宽容地排斥的激进派在较低层次中又以不宽容的形式排斥更低层次的激进派，这就会引起外部的困惑。我们以此审视一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产生的可称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兴许可以为今天的社会改进事业找出明晰的方向。

    社会主义思潮没有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导，但它在弥漫欧罗巴大陆时就排斥第一国际内部的最大激进支流——无政府主义。撇开关于国家权力认知上的理论不提，马克思主义派在现实的斗争中首先不宽容地利用其反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好恶心理，丑化无政府主义的不成熟的政治行动（暴力），恩格斯就一方面潜心无产阶级起义的街垒战，一方面痛斥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活动。最近整个世界的舆论都喜欢以反对暴力、恐怖的名义封杀许多弱者的反抗，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非宽容性。暴力必须反对，但最大的暴力不是秘鲁的“光辉之路”、菲律宾的“新人民军”以及各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等。布朗牧师那样的为反对罪恶的奴隶制度去抢劫军火库的暴力行为倒是人类正义的必须。为了中日两国普通民众之间的真正和平，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实现人权尊重。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度中，最大的暴力犯罪都是政府权力本身。任何不能（不敢或不顾）反抗政府强推罪行的人都没有资格（或必要）附和着咒骂那些被迫以极端形式抗争的受压迫者。事实上，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如北欧）不存在具有冒险性激进派的基础。

    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战争面前再次分裂，基于现实的利益斗争，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国家政权的专制彻底排除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确立了新的、不宽容的统治。托洛茨基派（以至今还不太为人们所知的第四国际为代表，最近刚被叶利钦政府批准在俄国设立组织）的局限性即在于它既然忠实地以托洛茨基为起点，就没法理解托洛茨基的起始——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具有某些必须被扬弃的错误的，例如被过分强调的“阶级史观”和“工人国家”的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大林主义不是新的体制，托派所英勇抗争的斯大林型国家官僚专制只不过是列宁布尔什维克路线在新形式下的畸形发展而已，吃过其苦头也不得不步其后尘的毛泽东曾经承认：在欧美的民主主义政体下是不会产生斯大林体制的。托派最早揭露出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出现的共产党政权国家的本质为经济上的“工人国家”和政治上的“官僚专制”这两大特征，以此可以自然地认识斯大林专制统治下“丹东之后，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恶性重复：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几乎所有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都被斯大林肃清了，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试图“拨乱反正”反而被幽禁起来，葬送了“重建”苏联的可能性基础——戈尔巴乔夫的符合西方口味的“新思维”、“公开化”的失败是如此之明显并不需要托派的理论预见。托派认为“对一九一七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曾经建立过的工人国家，做出理论上的总结……主要是托洛茨基派的贡献！而且只有坚持托派的理论核心才可能完成任务。”（引自《决议》）但所有这些过程，包括托洛茨基的命运，都已由推翻沙皇专制的另两大势力：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命运中清楚地表明了。托派没有理解这一点，这是他们的最大悲剧（今天的托派仍旧没能统一，也不可能统一）。

    时间的流逝会冲掉一些历史的事实，却更清晰地显示出理论的构架。如果说中共十四大新上台的权贵们刚闭幕就必须朝拜一个年近九旬老人，可能是因为“六四”的镇压记忆犹存，继承八九中国之春政治运动的人们将此视为中共统治中国正统性的丧失。但任何政治事件不过是固有性质的表露罢了，最早的共产党反对派——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透彻地理解中共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在主导中国现代史的中共发展史上，至今没有得到“平反”的开除陈独秀等托派（当时的中共自身并没有这个能力和愿望，只是听命于斯大林而已）甚至杀害托派分子（如王实味）的变质，必然地演化出“第一次路线斗争”之后的无数次至今不断的斗争。注意一下并没有多大政治力量的中国托派这个不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激进社团，在感佩其抗争精神的同时（见郑超麒、王凡西等人的回忆录），不得不惊叹其内部的不宽容性就是直接源于那些潜意识中所受的斯大林（即列宁主义的翻本）的影响。

    陈独秀的难得之处在于超越任何一种单纯的教义，这来自于他不顾个人功利的人格，可认为超越了中国近代史的另两位先行者：康有为、孙中山。在清朝刚崩溃之际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激进得吓跑胡适等同路人，在民国共和之梦幻破灭、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创立共产党，都极具政治洞见。但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却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困苦中。作第三国际的替罪羊简单，因为陈独秀比康有为、孙文更“天下为公”，知难行易的他最终不情愿地在易宽、彭述之等人影响下接受托洛茨基的见解并成为托派的领袖。中国托派的注定命运在于没有直接投身于中国社会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抗日军事斗争），只是寄希望于中共上层组织的民主，除了内部争吵只能印刷少许的仅限于租界（那里政治思想上安全一些，有点像今天的香港）的刊物。托派不理解晚年陈独秀思想某种程度上回归民主、人权的意义（彭述之竟无知地攻击贫病去世的陈独秀是“晚节不终”），陈独秀不是一个简单的、在教义或组织上屈从于势力的共产主义者（特别在第三国际犯了罪过的关头），不是一个简单的托洛茨基派，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主义者——尽管在中国的至今为止的历史上，仅仅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教义的忠实实践者就是可贵的了，因为中国社会本不存在政治思想上的宽容性，与托派同病相怜的“民主党派”（即右派的反对派）在陈独秀刚出狱时还欢喜巴结他，得到中共暗示后竟都佯装不识其人。

    在许多激进性的、带有封闭型的社团中，都标榜超越出普通人类行为规范的教条，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政党中，对于别的政治团体，常有“仅仅停留在民主主义的阶段上”、“还只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已”的略嫌不足之感。民主主义作为人类生活的起码必须尊重的方式，正如《圣经》上“不偷窃”的训诫一样，并没有必须去为之献身的价值（世界上也没有见过“不偷窃党”之类的团体），更不用提实际存在的民主党（如“日本自由民主党”）社团只是利用民主的方式（例如最近把促使自民党下台的反腐败愿望转变为选举区制的划分）获取自己（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超越出简单的民主主义（如多数可决形式）对于许多立志献身社会改进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人格的提升，这种提升在社会危机的时代就呼唤着所谓职业革命家、先知的诞生，如早期俄罗斯革命者、耶稣的十二信徒（这其中的相通处，罗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西方哲学史》中多有描述）。特别当那些初期带有革命性的社团转变为不宽容社会的统治势力时，那些仍然忠诚于初衷激进性的个人或分支就必然带上悲剧色彩。格瓦拉是幸运的，古巴革命成功后他告别了卡斯特罗去南美征战并殉道于“死得其所”的战斗中，但注定要指导（或献身其中，反正他们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选择）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指导中国革命的陈独秀们必须扮演起赫克托尔（特洛伊王子）的命运：就其所从事的事业（团体）而言没有实现理想的可能，就其个人的人格而言可能达成最高的完成。

    如果明确一些，把社会改进运动的精神理解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平等思想，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人剥削压榨人、人支配统治人的罪恶制度的生活方式，可以超越非托派与托派关于斯大林型专制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不同立场，对于一九八九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及其发展方向（如最早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波兰最近的选举）就可以（也应该）抱有不同的认识，政治思想上的不同激进立场正是现实生活上宽容的基础。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赫克托尔或必须上十字架，甚至那些为了生存（物质与精神的）被迫投身于（最大犯罪之源的）国家权力机关中的人类同胞也可以得到人性的教育，共同消亡一切现存的一小撮人用以镇压、支配大多数民众的制度，使这个社会在思想、文化、制度等各方面、各个层次上获得宽容的性格。



    [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1994年2月]



    3-4. 墨西哥之旅随感



    有几个因素把我带到了圣诞节前夜的墨西哥。

    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最南部的最贫穷省恰巴斯Chiapas（此处发掘出最丰富的玛雅文明遗物）爆发了第一声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原住民武装暴动。对当代安那祺主义萨巴蒂斯塔Zapatista民族解放军原住民运动[79]的支援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明确目标。我曾经翻译了一篇美国反战人士的报告，一直很希望自己也能亲身到恰巴斯去。

    二00四年十一月，年过八旬的恰巴斯原主教Ruiz访问加州，我们参与接待了他。我向Ruiz表示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他在主教任职期间获得原住民信任，调解萨巴蒂斯塔民族解放军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谈判，被认为“偏向”原住民。墨西哥政府连续三年迫使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放弃授奖给Ruiz，声称那对墨西哥是耻辱的，并威胁如果Ruiz获奖，将撤毁对原住民的承诺。

    我任书记的Human Agenda正同与恰巴斯邻近的Oaxaca省的一个修女主持的当地经济自助项目合作，带领了一些美国大学生同行。我因为没有按时申请到难民旅行证，只好打消随行的念头，由HA执行主任Hobbs领队。Hobbs律师作为县移民联络处主任，在墨西哥大学留学五年研究中南美政治，成为了马克思的信徒。当他知道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为安那祺主义者时，彼此开怀大笑，可谓“殊途同归”、“志同道合”。他为我选定了去墨西哥城（首都）的必到之处。

    圣诞节当天，我们到市中心广场的天主教大教堂，领略到昔日西班牙帝国的荣光并感受到天主教在南美社会的权威。随即参观同在广场侧面的国立宫殿。此宫殿是原Aztec皇帝的宫廷，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墨西哥最伟大的画家Diego Rivera用二十五年完成的巨幅历史壁画系列。最后一幅壁画的上方中央画的是马克思指引方向，劳动者们手捧《资本论》与墨西哥警察、资本家、教会和华尔街投机家等战斗的情景。Rivera是墨共党员，在三十年代托洛茨基走投无路时，曾发动墨西哥各界欢迎托氏到墨西哥定居。在Rivera妻子Frida Kahlo的故居展览馆中，我注意到她画的托洛茨基像和由杭州针织厂一九五一年汇织的马恩列斯毛的头像。墨西哥没有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宪法中规定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机场、石油国营”等条款。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WTO的条款下，墨西哥宪法和主权正受到美国跨国公司的挑战。

    次日，我们乘地铁赶到南部Coyoacan小城镇，它由西班牙征服者Cortes于1521年建立，并成为西班牙西半球新帝国的第三次政府所在地。在地铁出口，我们看见醒目的托洛茨基展览馆的指示牌。经过市政厅前的广场，在杂乱的小摊中，飘扬着一面萨巴蒂斯塔民族解放军的旗子，真是分外亲切。展览馆址是主人公最后几年生活的故居和遇难地。它最近刚得以改建，比想象的堂皇不少。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的友人尾形夫妻专程从南部的另一个城市赶来见面（插图）。尾形自一九九一年就到了墨西哥，二OO五年三月即将返回日本。他介绍了一些墨西哥政局的发展，最后承认：墨西哥政治太难理解，而日本的有关文献都很肤浅。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旅行。我在旅墨期间读完了随身携带的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小册子，是一九二O年托氏在他的红军总司令部铁甲列车上与白卫军进行生死激战时写成的反驳“叛徒”考茨基的文章。我加深了理解列宁、托洛茨基的立场，也知道他们的局限性。这次墨西哥之行，确认了我对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正如耶稣把大卫王视为自己的先祖一样，我很幸运能继承这么丰富的政治思想遗产，进而超越它们。


    [二OO五年元旦美国圣荷西]



    附录. 托洛茨基与苏联的科学发展

    佐佐木力[80]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的执笔意图

    苏联解体后，一般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权威价值，此书则力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历史性概括，揭示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何等深透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也显示出与斯大林主义势不两立的托洛茨基思想是多么地光辉。

    今天的通俗史观认为，不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继承了列宁的残暴性——因为斯大林的统治只不过是沿袭了俄国革命后内战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俄罗斯，叶利钦周围的御用“历史学家们”，在日本，那些过去曾经属于左翼阵营现在转向的论客和田春树、山内昌之等人，正卖力地传播这种见解。这些人以学术权威的面目出现，为他们的说教附上坚实的外表，以不同形式论证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归结。几年前，从实质上放弃社会主义的日本社会党，在思想态度上就受到他们的很大影响。

    这些曾属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论客并没有认真地阅读托洛茨基的论述，也没有认真地理解二十年代在斯大林统治下发生的“大转变”的意义。他们信奉激进主义的时髦，时髦过去后又不甘落后于新的流行思潮，站到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先头，简单地把托洛茨基主义也“超越”了。

    二、托洛茨基二十年代的足迹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面对突然来临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现实要求，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现成的处方。列宁与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与俄罗斯现实结合起来，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例如重用沙皇的旧军事专家，转换“战时共产主义”的过激经济政策、导入市场机能的 “新经济政策”等等，并特别照顾到农民的现实生活。

    在男女平等、贫民子弟受教育权、免费医疗等方面，或许有人会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达成，但革命的领导者们却坚信，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才能达成这些改革。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最忌讳教条文句。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落后的农业国不可能达成高度的无产阶级文化，首先要发展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托洛茨基更进一步，在列宁临终前两三年出版了《文学与革命》，特别论及党对文学艺术的统制只会带来贫乏的结果。

    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的政治地位每况愈下，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1924年出版的《新路线》以及其他的经济政策有关的文献中，看出他为了工人国家苏联的存续所作的奋斗尝试。二五年以后被排挤出政治权力中心的托洛茨基开始负责科学技术的行政事务，从他的演讲、著述以及“传说”中，我们知道托洛茨基对于相对论、精神分析法、原子能利用等抱有浓厚的兴趣。

    三、斯大林的“文化革命”

    托洛茨基27年被开除出党，29年被逐出苏联。这也是斯大林权力确立的时期，在这个“大转换”时期，强行推广农业集体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统制经济，以及确立“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在此之前，列宁只被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但经过“文化革命”后，列宁也被捧为与马克思并列的理论家，其并不成熟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被捧为“哲学经典”；与此同时，粗俗的带有俄罗斯民族主义特征的“无产阶级文化”也诞生了。

    在斯大林的从上至下的“文化革命”中，文学、科学政策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卑俗的“唯物论”开始支配科学与艺术的世界。诗人马雅可夫斯基30年4月自杀，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代替了心理学、相对论因为与马赫哲学的关系受到冷眼，遗传学变成了“伪科学”，李森科一类的变态人成为权力的宠儿。只有与军事相关的物理学得到“保护”。所以，只从物理学界产生出科学家。[81]一般地讲，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可能性下畸形发展的苏联科学，是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远因。

    四、托洛茨基的科学思想

    戈尔巴乔夫的“开放”以来，有许多从来没有公开过的关于托洛茨基与苏联科学的文献得以为人所知。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比列宁更深刻地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全面殊死的斗争。

    在心理学方面，今天我们看到列夫．维果斯基的成就得到了承认。34年夭折的维果斯基的成就多是在二十年代托洛茨基的影响下完成的。当然，更能说明托洛茨基影响的是在物理学分野。三十年代以后，在列宁格勒活跃着以越飞为首包括朗道、加莫夫等青年的物理学家。

    他们不仅在二十年代，而且在三十年代也被允许出国与西欧的物理学者交流，被称为“苏联的哥本哈根学派”。但他们也逃不过大肃清的魔掌。37年夏天、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布龙施泰因遭到逮捕并于第二年初被枪决。38年4月朗道也被逮捕，现在我们知道，其原因是他准备在 “五•一”节游行中散发反斯大林传单。

    朗道在狱中保持沉默并进行绝食斗争。是卡皮查与波尔等世界级物理学大师向斯大林的请愿信救了朗道的命。使朗道知名的不是他62年的诺贝尔受奖，而是他的四卷本的“朗道物理学教程”作为标准教材在全世界使用（包括中文版）。朗道二十年代出国访问时总是穿上红色披风，以表示他的马克思主义—靠近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加莫夫33年趁出席学术会议之机弃却了苏联。加莫夫的父亲是敖德萨的教师，其父所教学生中的首位毕业生就是托洛茨基。

    除了政治思想，托洛茨基在科学、艺术、经济方面的思想，也是我们今天批判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因素。一言以概之，托洛茨基的思想是二十世纪前期最忠实地、最独创性地拥护、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编译自新时代社出版的《桥梁》周刊1998年2月23日号,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8年第3期]



    4. 苏联体制与列宁主义问题



    4-1. 关于莫洛托夫和苏联的兴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沉痛地宣告：全苏抚恤年金领取者，1906年以来的苏共党员莫洛托夫在经历长期的疾病折磨后，于1986年11月8日以96岁高龄去世。去世者1930年至1941年担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在1947年至1957年担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议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的第一副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


    莫洛托夫的国际性名声起自1939年他以苏联外交部长身份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秘密瓜分东欧的协议，插图）。1941年6月22日，莫洛托夫以国家防卫委员会副主席的名义宣告德国的入侵；莫洛托夫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与波茨坦会议中，都伴随斯大林，与斯大林一起共同代表苏联，与美国、英国谈判战争进展与战后处理。

    熟悉苏联历史的人更知道莫洛托夫的地位。他16岁即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曾经被流放过两年，参与创办《真理报》，被捕判刑13年（1年后逃脱）。1917年加入彼得堡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参加二月革命、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在十月革命中，莫洛托夫是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起义。1920年，莫洛托夫在3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名列第一位（另两人是布哈林与加里宁），经常代替缺席的中央委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决定政策。

    列宁去世后，莫洛托夫协助斯大林战胜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右派”布哈林、赖可夫等，成为斯大林的副手，参与制订、执行了所有被称为“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体制”的苏联最辉煌发展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斯大林晚年已经不信任莫洛托夫，1948年强迫莫洛托夫与其妻（犹太人）离婚，1949年撤消其外交部长职务。1952年莫洛托夫仍然被留在扩大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局中，实际上却已经见不到斯大林了。莫洛托夫承认：如果斯大林再活下去，他自己就危险了。

    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重新恢复了过去的职位，留任从22名减少到8名的政治局、重掌外交部、与赫鲁晓夫等共谋打倒贝利亚。1957年，莫洛托夫反对否定斯大林、图谋解除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军方支持下连夜调动军机把亲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开会，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将他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开除党籍。契尔年科上任后，莫洛托夫才得以恢复党籍（1984年）。虽然苏共把他的党籍从1906年连续算起，但他实际上有四分之一的党龄是以“反党份子”的身份度过的。莫洛托夫也幸存到目睹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当莫洛托夫193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出生）。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比莫洛托夫更有资格见证苏联历史的兴亡了。

    苏联解体后，大量西方记者、研究者涌入俄罗斯猎取资料，用英文发表了不少新的关于苏联的报道、研究。但由于他们的世界观局限，多数文章仍旧停留在从细节上批判苏联的层次上。引起人们注目的是前苏联的官员撰写（或由别人代笔）的回忆录，例如国家安全系统的苏多普拉托夫Sudoplatov少将关于赫鲁晓夫上台之前[82]、Kalugin少将关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的苏联中级官僚生涯回顾，提供了关于苏联政治运行的实际逻辑与演变。不过，他们的级别不高，领域不广，难以从中全面了解苏联。

    莫洛托夫在“退休”后有了大量时间读书（虽然他只懂俄语）与思考，但是，如他自己所称：“列宁与斯大林都没有兴趣写个人回忆录”，他自己也没有写回忆录的念头。莫洛托夫晚年的写作仍旧是向苏共中央或苏联报刊写信，要求平反、批判赫鲁晓夫以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向美帝国主义妥协），这令人遗憾。

    感谢诗人与作家楚耶夫（Felix chuev），从1969年开始，他成为莫洛托夫的朋友与来访者，与莫洛托夫进行了140次（最后一次是致悼词）平均长达4、5个小时的对话，并作了详细的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莫洛托夫还记得：与楚耶夫的对话》[83]。

    楚耶夫把与莫洛托夫的对话分为四个部份：国际关系、与列宁共事、与斯大林共事、斯大林之后。虽然在某些细节上带有偏见，但莫洛托夫在每一部份都提供了唯一独特的史实与见解。可以说，此书是关于苏联兴亡的最直接见证。

    许多进步人士或多或少受托洛茨基写作的影响，主观性地把所谓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截然分开，把苏联的必然灭亡归因于斯大林。莫洛托夫用事实反驳了这种观点。他指出，在镇压反对派方面，列宁比斯大林严厉。捷尔任斯基是在列宁的命令下行动的，斯大林也受到列宁的训斥：“这叫什么专政、这是牛奶加蜂蜜政权，不是专政！”列宁不允许任何反对意见，有些未能完成任务（未按时把粮食从地方征运到莫斯科或彼得堡）的地方干部被就地枪决。我们今天容易想象列宁比斯大林仁慈，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列宁镇压的是敌人，但斯大林镇压的是同志。

    但苏联灭亡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包括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等，都是俄罗斯革命的同路人。在布尔什维克与白卫军的内战期间，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们虽然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却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反对白卫军。实际上，莫洛托夫承认：1921年邓尼金逼近莫斯科，情况危急，列宁召集大家，指示道：“完了。苏维埃政权结束了。我们党又得转入地下。准备好秘密文件与联络方式。”但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出乎意料地猛攻邓尼金的侧翼，迫使邓尼金撤退，解除了苏维埃政权的危机。

    列宁能够带领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确实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才略。实际上，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都在一系列政策上反对列宁（包括反对十月起义单独夺取政权）；列宁也很不满捷尔任斯基，不让他进政治局，甚至威胁要开除他。列宁的最大“持不同政见者”当然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拒不担任列宁的副手，公开发表文章与列宁论战。但列宁知道，他缺不了托洛茨基的热情与天赋。当内战期间斯大林问列宁为什么允许托洛茨基唱反调时，列宁回答说：“我有什么办法？他现在掌握着军队！”莫洛托夫回顾道：在列宁去世之前，布尔什维克上层别的人都不可能与托洛茨基共事了；但托洛茨基毕竟有影响，如何处置他一直是困扰布尔什维克的难题。

    列宁在世时，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政权尚在形成之中，托洛茨基可以依靠党外（以及一小批党内）的社会主义者与列宁就政策展开论争。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面临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斯大林为首的主流集团的排斥，为了争夺中统，必须无条件地拥护列宁。但这样使他处于更不利的局面，因为莫洛托夫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中坚份子知道托洛茨基并不是列宁的继承人。

    作为列宁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莫洛托夫举出许多事例证明斯大林是列宁的唯一可以保证苏联生存的继承人。在他看来，无论是清除左倾的托洛茨基、右派布哈林、机会主义份子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还是三十年代后期的大清洗，都是苏维埃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必须选择。换一个形式表达，就是自列宁开始，在斯大林手中成形并膨胀的苏联体制本身就是一个一党专制下个人极权体制。如果我们想到斯大林本人是沙皇统治下的“落后少数民族”（格鲁吉亚）出身，可以想象斯大林本人对于“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并没有多大作用。问题在于苏维埃制度转换成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时就必然会演化成专制与独裁。这种专制在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世代手中时尚具有革命的性质，但新世代的统治集团被动地放弃（如戈尔巴乔夫）或主动地出卖（如叶利钦）革命成果时，这种专制，对此没有防范机制。

    苏联能够持续74年之久，某种程度上也是靠外部国际环境促成的。德国的入侵加固了斯大林的统治，美国的冷战政策提供了苏联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合法正统性。莫洛托夫至死认为美苏之间必然爆发战争（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因为非此不可提供苏共继续统治，以及苏联继续存在的条件。对于党内赫鲁晓夫上台、党外沙哈诺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莫洛托夫不可能反省苏联体制本身的缺乏，反而加强了自己所持的“政治清洗不彻底”的观念。

    但第二代以后当政的苏共统治集团不可能像莫洛托夫那样盲目。赫鲁晓夫、贝利亚等斯大林晚年的核心圈子成员深知苏联的危机。贝利亚在斯大林晚年不许其子女与斯大林子女成亲，就是因为知道斯大林死后会被鞭尸；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所谓“非斯大林化”在斯大林死后马上就展开。从此之后的苏共上层的权力斗争摆脱不了两个选择：慢性自杀（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自取灭亡（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严肃的读者会联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重复苏联的历史吗？人们很容易看到在最高权力交替时类似政变以及特殊国际条件（如台湾问题）。进一步说，在目前的、所有带有政治性的反对运动最终不得不与华盛顿的统治集团发生联系的国际政治条件下，中国的“反对党”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从政治体制的核心形式上看，能否在革命正统性、历史性尚未完全消失之前改变一党专制、即形成两个或多个基本上坚持同样原则诉求但采取不同政策，具有不同人事交替功能的政党组织，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前途的关键。



    [2001年8月美国圣荷西]



    4-2. 苏联体制下的政治警察



    生活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难信那么强大的苏联会在十几年前突然解体。关于苏联的历史，除了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教材，赫鲁晓夫的《苏联二十大秘密报告》，以及粗糙文学式批判（如《古拉格群岛》[84]）外，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读到关于苏联政治实际运行以及其逻辑的报告。从这个广泛意义上讲，苏多普拉托夫的《特殊任务》提供了这方面的史料。[85]

    苏多普拉托夫终生在苏联谍报系统（其名称从“契卡”——肃反委员会，到KGB——国家安全部）服务，在四十、五十年代主管“特殊任务”局，指挥了抗德间谍战、暗杀托洛茨基、窃取美国原子弹机密等至关苏联国家安全的行动，最后又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尽管他作为乌克兰人为苏联卖命了一辈子，但因为他是贝利亚的手下，随贝利亚的垮台而失去自由，直到苏联解体才最终得到“平反”。

    遗憾的是，尽管苏多普拉托夫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在俄罗斯媒介露面，接受采访，发表文章，但这本长达527页的回忆录却是他的儿子与两个美国记者根据他的口述用英文写作，在美国出版的。这多少损害了本书可能具有的更高史料价值，需要读者的判断力。另外，此书作为一个中级苏联官僚的个人回忆录，在关于国家级别的事件上，他的情报有限；在关于谍报系统具体运行上，他的立场不一定客观（如赞扬贝利亚、贬责赫鲁晓夫）。

    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精神：即一个苏联统治集团的中坚份子如何在斯大林体制下按照苏联的统治逻辑执行“特殊任务”的。在这种背景下的写作语言与个人主观性，与那些受当时政治条件限制的国家级首脑（赫鲁晓夫、朱可夫、戈尔巴乔夫等）的回忆录、著作，具有同等价值。

    从本书的精神，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一些历史事件。例如；苏联官僚体制很实际地知道托洛茨基、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资本家、法西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问题在于斗争中的领导权不容被斯大林份子以外的任何人控制。直接刺杀托洛茨基的Ramon Mercader（拉蒙麦卡德）却宣称从西班牙内战的战斗经历痛恨托洛茨基派争夺领导权，刺杀托洛茨基后被捕期间丝毫没有泄露他的苏联特务身份。如何对待左翼反对派是一个关于苏联性质、苏联命运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大问题。我们当然理解托洛茨基问题的意义，但许多非托洛茨基派的进步人士也很遗憾托洛茨基未能反省其本人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极端性助长了以后的斯大林体制的形成。

    苏联官僚体制对于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交易也很明确、实际。在经历了侵略与包围的生存权危机之后，终于有一个西方列强承认苏联也有权利加入世界列强、共同分赃，“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希特勒掌握了苏联的正确情报，明白不可能在冬季之前彻底征服苏联，而不进攻或推迟一年进攻苏联的话，斯大林可能渔利更多。既然苏联不得不采取与西方列强相同的逻辑，从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以至战后雅尔塔分赃、操纵东欧各国政权，到最后在阿富汗的失败，都出于同理。苏多普拉托夫作为苏联官僚的忠诚一员，虽然也吃到体制的苦头，但从来没有减退对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等首脑的崇敬：正是他们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弱国变成世界强权；相反，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却是败家子，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泽，把东德送给西方不但分文未得，最终还埋葬了苏联。

    苏多普拉托夫因为其妻子是犹太人，对困扰苏联社会的“犹太人问题”[86]也流露出不少遗憾。犹太人由于反对沙皇的政治传统、较高学历的职业背景等，在苏联建国初期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个典型）。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犹太人也把美国与苏联连接起来。战争结束后，许多犹太人团体在世界各地（包括在阿根廷等）寻求建立一块“自己的土地”。在赶走鞑靼人后的克里米亚半岛上建立一个“苏维埃犹太共和国”，以吸引犹太人控制的资金，[87]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相当，成为一个诱人的设想。但在美英扶持下建国的以色列（美国甚至停止发放签证让犹太人入境）取得的军事胜利打消了犹太人在苏联“建国”的希望。同时，苏联的上层内部权力斗争引发“犹太人医生谋杀斯大林案”等政治清洗，一直到最终把犹太人完全推向西方。犹太人对于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贡献非凡。

    犹太人对于美国核武器发展计划和项目工程，贡献非凡。出于击败德国的最高目的，犹太人竭力推动原子弹计划。如果没有爱因斯坦、费米（第一个成功实现核连锁反应）、奥本海默（曼哈顿计划主持人）等犹太人的参与，原子弹的制造会推迟许多年。

    在那些第一代原子科学家中，包括丹麦的玻尔、德国的海森堡、苏联的卡皮查等，都普遍持有用原子科学造福全体人类（而非某一国家）的理想，倡导由全人类共享“核机密”。苏多普拉托夫正确地把他们称为“人类政治家”，苏联也正是利用了这个良知加速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奥本海默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通过妻子、友人透露给苏联，直到最终被调离岗位。玻尔除了写信给罗斯福、面见丘吉尔要求与苏联“核交流”外，当苏联派人当面谋求指导时，他颤抖起来，却最终同意回答了二十二个问题，加速了苏联原子弹的研制。苏多普拉托夫幸庆到：如果没有这些不接受报酬的“情报员”的帮助，没有核武器的苏联怎么可能支撑几十年的冷战对峙？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在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恐怖政治状态虽然大肆清洗可疑人士，却没有抓到出于良心向苏联提供核机密的科学家。

    当苏联刚解体时，不少乐观人士都期待另一个超级强权会缩减军备、顺应和平潮流。但十几年来的“后冷战”却证明“两个魔鬼比一个魔鬼安全”，看来玻尔等人当初的选择是迫不得已的明智之举。实际上，核武器从来不可能由科学家的良知来支配，以后的掌握核技术的科学家们，为了个人出头，从来没有犹豫就卖身投靠国家政权。[88]

    苏多普拉托夫的这本书也透露了官僚阶层对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前途丧失信心。他本人随贝利亚垮台而遭逮捕，他为之卖命的这个体制在后期冷战中的经济竞争、“人权外交”中的失败已经注定。现在看来，这个体制居然能维持到一九九一年，反而是一个奇迹。



    [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2期]



    4-3. 困扰苏联的犹太人问题



    1996年我在威斯康辛大学作访问研究时，学校里曾举办过一场“犹太人在苏联”的展览与讲座。在最后的备有晚餐的讲演上，我注意到只有我不是白人。一位来自纽约大学的犹太人教授总结犹太人又一次从苏联“出埃及”到美国或以色列定居。我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不断接触到犹太人支配美国外交政策的情况。据说，控制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名牌大学中的犹太人教授们曾秘密协议阻止中国人担任美国大学里的政治学系教授，因为“大量中国人担任美国政治学教授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我知道邀请我的佛里德曼教授是犹太人，他告诉我在冷战时犹太人就开始注意中国。因为无法进入中国大陆，他只好去香港、台湾学习中文。

    我后来又有机会与来自苏联的犹太人移民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公司工作，对他们敌视苏联的态度感到不安与不解：这些30、40多岁移民来美国的犹太人固然比不上在美国生长的犹太人，但他们在苏联并没有受到歧视，为什么如此鄙弃自己生长的“故土”呢？我由此体会出一些世界各地（除美国外）排犹的情感：你既然不把此地作为祖国，为什么又千方百计地控制此地的经济、金融、新闻以及政治呢？我本来在参观诸如华盛顿的“集中营纪念馆”时很同情犹太人仅仅因为宗教上的历史纠纷（“谋害耶稣”）被基督教世界迫害的历史，但当我逐渐了解到犹太人的一系列宣传手段后，把这些本来似乎“善恶分明”的现象也作为“犹太人问题”来看待了。

    “犹太人问题”最初来源于俄罗斯帝国。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武力征服后不可能在中东维持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决议放弃武力建国的企图，开始了所谓“大流散”Diaspora。伊斯兰教因为起源于犹太教（《旧约圣经》），对于犹太“兄弟”尚属客气，除了加重税赋外并没有实行宗教迫害。相反，基督教世界（法国、西班牙等天主教势力）排犹事件不时发生。究其根源，与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笔下的那种愤恨犹太人奸诈、富豪的情绪有关。犹太人在基督教不很盛行的东欧比较自由，可以在相对广阔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平原建立自己的社区，与外部不相往来，发展出不同于希伯来语的意第绪语Yiddish作为流散的犹太人的公用语。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时有5,215,800犹太人口，是犹太人最多、最集中的国家。如何处置这批夹杂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人中的庞大的犹太人令沙皇俄国不安、不知所措。

    犹太人被指控参与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活动而受到迫害，到1914年为止，约有两百万犹太人移民离开俄国。在沙皇制下的犹太人由此积极投入推翻沙皇专制的斗争，1897年成立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犹太人劳工总同盟Bund，1898年参与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劳动党。虽然犹太人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但他们毕竟居住在城市且拥有较高的职业技能，在俄国革命初期阶段比较容易从贫困工人、农民、士兵中脱颖而出担任领导职务。实际上，领导俄国革命的五名布尔什维克核心成员（中央委员）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是犹太人。

    斯大林以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文章奠定他作为党内处理民族问题的权威。在俄罗斯人列宁去世后，作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能够逐一打倒三位犹太人政敌，多少与俄罗斯人反感犹太人的情感有关。格鲁吉亚人在沙皇俄国时代是落后民族，俄罗斯人不担忧斯大林会依靠格鲁吉亚人统治苏联。斯大林在确立其独裁地位后，让犹太人卡冈诺维奇负责犹太人事务。

    苏联的犹太人政策在斯大林统治下，首先通过一系列政治事件（如“犹太人医生谋杀苏联领导集团”冤案）把犹太人从注目的高层、职业性职务中排除。同时，为了对抗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在广阔的苏联境内划出一块区域让犹太人自治，这不失为一招好棋。

    1934年5月苏联在远离莫斯科8千公里、面积大于今天的以色列、靠近海参威的西伯利亚铁路Birobidzhan建立犹太自治区JAR。[89]这是一个注定不能成功的计划：犹太人多生活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平原，不愿意去西伯利亚、远东，他们又不会、不愿开荒种植，而当时中国和日本同时也可能要求这块领土。J.A.R.的犹太人口从没有超过当地居民的20%，现在只有5%以下的人口。

    战后，斯大林为了惩罚克里米亚半岛的伊斯兰信徒鞑靼人在战争期间配合德国的行为，把他们赶到中亚高加索山区。当时在犹太人中曾传出希望，认为斯大林计划把克里米亚划给犹太人自治。这可以接收、吸引欧洲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才智、金钱和商业网络，建成苏联式的加利福尼亚或香港。可惜，这位苏联的“民族问题权威”不信任犹太人。

    苏联虽然在联合国出人意料地赞成以色列建国，但以色列的存在完全决定于美国的支持。苏联的犹太人政策最终随着以色列完全倒向美国而破产。在美苏对峙的冷战中，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全力投入美国阵营，为美国最终瓦解苏联扮演了别的民族办不到的角色。特别在冷战后期，基辛格（以及后来的阿尔布莱特）等犹太人直接主导美国国务院，把美国的利益陪葬在以色列的利益上，连保障苏联境内的犹太人的“人权”（如出国移民自由）也成为美国压迫苏联的筹码。

    犹太人问题仍然不时出现在目前俄国的政治选举中（如常常获得第三多选票的雅可布列夫是犹太人），但是随着苏联（以及更早的纳粹德国）的瓦解，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权力已经与犹太人民族形成同盟，把“犹太人问题”的苦果拋给了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



    [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2年第3期]



    4-4. 忘记过去就是对历史的背叛



    “我们没有成为人类的有机部分，在我们的血液中存在着某种拒绝一切进步的因素，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世界，为遥远将来的子孙们提供惨重教训而已。”当十九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文学与艺术）突然崛起，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时，文学家Chaadaev P. Ia在1829年却发出这样的绝望预告。整个二十世纪中俄罗斯民族的苦难、奋斗的历史为人类提供了永远取之不竭的遗产，但今天的俄罗斯还没有能力反省自己的历史，迅速失去民意支持的政府正拼命地抹掉所有关于苏联（即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记忆。如果说将以革命家命名的公共场所、设施改换为过去的帝国或教会的称呼还不妨理解为对更深古历史的复归，那么，关闭那些本来属于人类遗产一部分的纪念馆却过分地表现出一时的政治权力意识。沉睡在红场上的列宁很难接受人们的参拜，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迁移到远离权力争夺中心的更合适安眠的故土去。必须同时面向未来（学习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制度）和回归过去（苏联以前的历史）迫使俄罗斯无暇回省其刚成为历史的遗产，难道对于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尝试的憧憬仅仅是我们这些受到过保尔·柯察金影响的“红小兵”的乌托邦吗？

    五月八日临登机离开莫斯科的前几个小时，我们略怀缺憾地信步到GYM百货店，听到红场那边传来不寻常的喇叭声，原来是列宁墓开放了！第二天就是战胜纪念日了，克里姆林宫当局总要象征性地做一点姿态，却又不愿意（可能也没有太大必要）宣示开放时间。我们匆忙赶到被围起来的红场入口，没有过去的排长队等待的情景，与俄罗斯人一同缓缓进入由卫兵守护着的列宁墓。遗体仍然保存得相当完好，但这本身其实与社会主义精神违背，来源于东正教和沙皇俄国的旧习，只是比克里姆林宫的寺院中保存着的伊凡雷帝等历代沙皇、贵族和东正教府主教、总主教的灵堂更现代化而已。从某种意义上看，列宁看穿了沙皇（国家权力）和东正教教会组织的人性恶本质，同时彻底地反对这两者，自己却成为结合这两旧习的最大祭品。最近的历史资料逐渐可以证明列宁墓的建造只是出于国家统治现实的必须，列宁在枪伤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领导国家的权力，而必须处理大量行政事务、直接面对俄罗斯帝国社会基础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必然逐步演化成（以斯大林为首的）专制官僚集团，列宁临终时已经不再信任斯大林，要求撤换斯大林了。那么，热心建造列宁墓的斯大林官僚集团当然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统治国家的要求让（已经丧失抗议能力的）列宁的遗体再为现实需要服务。

    与毛泽东遗体相比，列宁遗体显得更有朝气、理想而较少权谋与威势，使人联想起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确实，与毛泽东的反感知识分子、专注帝王、农民相比，列宁继承了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未来的激情，兼具马克思那样的学者性格（十月革命的另一位领袖托洛茨基也具有这种天性，比列宁更理想浪漫）。很惭愧在中国近代史没有出现一个如普希金、赫尔岑、托斯妥耶夫斯基、巴枯宁和托尔斯泰、克鲁包特金、普列汉诺夫那样的文学家、思想家，我们从他们的思想中可以感受到具有普遍人类价值的精神，他们对于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反抗并不只是基于作为知识分子这么一种特定阶层的本能（如反对书报检阅制度），而怀有（几乎被教会垄断埋葬掉的）基督教的赎罪反省意识。1861年颁布的农奴解放法令等一系列“大改革”为知识分子带来一些恩赐，但在1868年圣彼得堡的学生争取自治权益的斗争中产生了更深刻的以Nechaev S. G.为代表的自我否定思想：不错，在反抗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学生、知识分子确实代表了未来，但从民众的眼光来看，你们不是与沙皇贵族同样处于统治·欺骗·寄生的犯罪地位吗？Natanson M. A.等人更彻底地呼吁：“具有个体批判思维意识的知识分子们，到了向民众支付数百年来为偿还债务的时候了！”正是这样的出发点，导致了最初政治结社“土地与自由”的诞生并一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普及，一直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才告一段落。以此反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无知，仍是因为依附于政府权力（不管其权力来自中南海还是华盛顿）谋取些许残羹而成名成家的知识分子非但没有自省的良知，反以御用帮凶行走为业。中国的知识阶层如果要发挥超越出国家强权下“技术奴隶加少部分权势败类”地位的贡献社会的功能，首先要排除阻碍知识分子获得思维知识的世俗影响。

    列宁墓的两侧是十月革命以来殉身的士兵，工人的墓地。背后立有斯大林、勃烈日涅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雕像（可惜改革者赫鲁晓夫没有入列），在往后的克里姆林城墙上被挖出许多方块，纳有高尔基、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妻子）、片山潜（日本社会党创始人之一）等名人的骨灰。大概因为第二天是战胜纪念日的缘故吧，斯大林的雕像前被放置了一些花束，显得有些注目，偶尔有人从不间断前行的队列中走向斯大林像前鞠躬。兴许，对于统治者斯大林的评判，在经历了“正”与“反”之后，还需要辩证的综合。人们专注于他的清洗同僚、压制知识界，其实，正是官僚和知识分子最具报复能力可以很快否定斯大林的统治形象，但斯大林当政期间的“政绩”如何却没有比较中肯的认识。赫鲁晓夫所揭露的那种连地球仪都不会看的人怎么能够指挥“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呢？与斯大林有些类似（但量级小许多）的朴正熙在韩国得到了较全面公正的评价，这当然有赖于韩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而俄国知识分子尚需艰苦的工作和岁月才能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列宁和苏联时代做出与这段历史相称的研究成果。对于俄罗斯而言，仅仅是复归东正教和旧帝国的光荣并不能赶上今天的时代，那种故意忘记过去的企图就是对于历史曾经提供的教训经验、牺牲和贡献的背叛，重复无所谓的牺牲。

    我们刚步出列宁墓侧面的台阶，看见红场的对面有一队举着红旗、标语、列宁画像的老年人（约一百多人）高呼口号迎面过来。我拨开围观的人们，跑上前去与一个老太太握手，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的镜头，连说“乌拉！乌拉！”，他们围上来，动情地咒骂叶利钦和美国，一个老大爷用生硬的胡须，使劲吻刺我的脸面，我注意到他的左腿是残缺的……。

    目送着游行队伍渐渐消失的背影，可以感受到幕里那个遗体的不安，列宁不可能被任何行政当局人为地埋葬掉，也难享有复活的命运。过早地去世，对于列宁个人而言成全了他的功名，但我更希望列宁思想有一个完成和终结。那么，理想的统治者“哲学王”列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呢？这可以被称之为赎罪之国家学说的基点：国家是人们从事社会生活的“恶之必须”，任何为政者，相对于任何别的政治势力（如列宁相对于沙皇、临时政府、社会民主党、反叛苏维埃的无政府主义水兵或农民）都有充足或不充足的理由去镇压、支配、欺骗同为人类的同胞；但在人类“造物主”面前，“哲学王”也不可摆脱统治人类同胞所必然带有的社会生活“原罪”。这种“原罪”只是基于以下的简单现实：并不是由于他／她的出生而具有（因为出生是无可选择的），乃是因为他／她要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必然负有的。当然，从历史事实来看，任何统治者（包括列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毛泽东、邓小平以及那些靠代议制爬上权力顶峰的政客）在其注定成为“王”之际绝少可能会爱顾“哲学”的智慧和信念，但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德行减轻社会“原罪”（如托洛茨基、胡耀邦等）。至于那些有幸多受了些教育（因此比别人多负罪责）获有些许知识技能的人，比较容易地由一百多年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选择中得到拯救或复活：永不向任何权势屈从，把自己置身于无权势、无钱财的平民行列中，为民众服务。



    [1994年5月14日，静冈县三岛市]



    4-5. 无产阶级专政与列宁主义问题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90]”这一段文字尽管被作为经典广泛引用，其实没有多大价值。第一点是对阶级的进一步定义，第三点是对一种未来的政治体制的进一步说明，只是就第二点，马克思在如下的评论中有所展开：

    1850年1月至11月1日，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91]”1871年9月，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提出：“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92]”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3]

    马克思的著述颇丰，不过关于“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统治形式（例如，与代议制的关系），他没有、也不可能展开充分的论述。我们所知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列宁定义、发展并实践的。实际上，所谓列宁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94]

    1917年8至9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宣布：“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95]”1918年3至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更简明地宣称：“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96]

    列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性解释、定义，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教义（社会民主主义），确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列宁主义。在已经初步掌握政权的基础上，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认识，是出于俄国革命的现实考虑：“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97]

    列宁没有教条地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执行体。相反，在《怎么办？》中，列宁指出，缺乏知识和经济能力的无产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所谓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那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胡说”），只有在某些教主（马克思）教导下，在某些职业革命家（列宁本人）的领导下，依靠一个铁一般纪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强制地灌输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理论，才能领导工人阶级、依靠农民阶级、利用知识分子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98]”从“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大会上对多位退席抗议的社会革命家的宣判）的各俄国政治力量的各种回顾纪录看来[99]，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基础在于沙皇崩溃下那些刚从农民转换为士兵、水手和工人的政治活动分子接受了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鼓动[100]。俄国革命政治上的成功带来的列宁主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列宁的天才，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来源于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没有本质上的逻辑联系。就政治发展方向不以经济发达程度为转移的事实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并不确立。

    列宁主义在俄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效用。既然列宁主义的实质是依据特殊历史条件夺取政治权力，它的任何“说法”都不具有非坚持不可的原始教旨。正如王凡西晚年经过长期寂寞的思索后，痛定思痛地承认：“斯大林建立其野蛮独裁时曾经利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某些观念，以此作为护符，作为招牌。这些个观念，有的是真正属于列宁的，有的是被可怕地曲解伪造了的，有的则在具体特殊的情况中列宁当作权宜性的办法提出来的。”“为要在一定范围内医治及防止此种个人独裁起见，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首先我觉得：‘工人政权必须集中’这一个思想，应该用另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旧观念来补充，那就是，统治机构各部门之间的‘互相钳制与互相平衡。’”“我们应该更加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制，应该用同阶级内部的分权制来加以民主化。”“如此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必，而且绝对不应取消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面人民所已争得的种种民主权利，它们包括：人身保障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以及罢工权等等。”“由全体劳动人民选举产生的专政机构，应彻底受选举人自下而上的监督，并事实上可随时被撤换，同时，专政的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机构的手中，而应实行分权，俾收‘钳制和平衡之效’，借以防止个人独裁的产生。”“专政下面应允许反对党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容许反对派的存在。”“无产阶级的专政绝不应该变成一党的专政。由部份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政党，决不能代替由全体劳动者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执政党的决策必须首先在真有权力的，包括反对党派在内的议会（或苏维埃）中提出与通过，然后由政府执行。执行中仍受议会的监督。”[101]

    王凡西进一步指出：“一九二一年三月间举行的第十次联共党大会禁止了党内派别存在，显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如后来历史所证明，实在是贻害无穷。这个禁令事实上不曾能禁止派别，却给了占上风的某一派别以法理的借口，去禁止、迫害和用非政治的手段消灭反对者。“党内无派，党外无党”这个非常反动的公式，构成了斯大林主义反动理论的几个基石之一。“全世界的所有共产党，都奉行了这条‘路线’，使共产党变成为‘绝对统一的’，即由一派独裁的，亦即由一人独裁的组织。”王凡西作为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把在列宁的绝对权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内的一次大会的错误决定提高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只是看到了其直接恶果，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正是列宁主义体制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错误决定不可能在所有的共产党组织内得以纠正，反而促成了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实际上，我认为所谓“列宁主义”的形成是在布尔什维克刚用武装手段占领冬宫等象征性部门驱散临时政府成员不久的十一月十七日，在“起义”大本营斯莫尔尼大楼讨论是否停止前几天刚颁布的“暂停新闻自由条令”。此时，仅仅在军事上控制彼得堡的“人民委员会”除了布尔什维克，只有左翼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反对列宁的人数也不少。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成员Larin提议解除“政治恐怖”，恢复新闻自由，得到左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布尔什维克成员的热烈赞成，而“列宁派”Avanessov提议推迟讨论新闻自由，却遭到强烈否决。此时，列宁“力挽狂澜”，力陈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权力，以34对24票通过了列宁的提议。具此，左翼社会革命党宣布退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彼得堡的实际军事指挥机关）和辞去“人民委员”的五个职位。连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核心人物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也反对列宁的提议，退出中央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102]。这实际上不仅是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开端，也是列宁个人独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形成的起源。需要指出的只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列宁的政治天才本能地预知，只有这样的个人领袖独裁下领导的一党专制，才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动员广大的工人、士兵继续把被扭曲的革命推动下去。

    新闻自由与一党专政不能共存。随后的内战更提供了布尔什维克压制新闻自由的理由，也成为第二国际考茨基等正统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分道扬镳的关键因素之一[103]。关于一党制与多党制，第四国际已经明确地决议到：“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享有组织不同的政治团体、政治派别或政党的自由。”“限制组织团体、派别、政党的自由，并不是限制阶级敌人的政治权利，而是限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除非群众有组织政治团体、政治派别及政党的自由，否则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从来没有一个观念认为一党制是工人政权、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先决条件。[104]”到此，我们可以下结论到：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原初的“权宜之计”。我们不得不回到了陈独秀的结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我的根本意见》）”。

    更进一步，王凡西看到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的逻辑连贯性：（1）“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织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便是革命家代替工人阶级革命，因而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2）“工人阶级只有应用民主手段来争取政权，才能建立民主的工人政府。”革命党应用暴力和阴谋手段来推翻旧政权，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不可能是民主的。“这些说法……，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却必须承认它们比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更彻底与一贯的。陈独秀如果要把他的绝对民主论贯彻到底，就得接受这些个说法。[105]”陈独秀之所以没有走到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他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而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现实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苏联和中国的现实表明：没有劳动阶级的自我解放，即使由列宁、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天才领导的政治胜利也无法保证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成果。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把第三国际（列宁主义）的失败只归结于斯大林主义而对列宁主义的“权宜之计”性格视而不见，最终没法回避第二国际的遗留问题。而解决第二国际的民主与专政之争，又得回到第一国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分裂教训上。

    虽然列宁主义的各种发展、变形有许多重大分歧，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具有那些追随者理解的那样大的价值。我们除了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外，也不能把列宁简单地否认掉。相反，只有彻底扬弃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主义的教义，在俄国、中国这样的传统专制的国度中推动在发达工业国家形成的初步民主主义制度，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才能保卫在中国的原初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成果。

    [2005年11月美国圣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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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例如，哈佛大学的冷战研究http://www.fas.harvard.edu/~hpcws/bookseries.htm出版了8本书，但没有原始档案资料的翻译。

    [2] Roy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translated by Colleen Taylor, Alfred Knopf, New York, 1972.

    [3] 钱诚译，群众出版社，1979。

    [4] 译自马赫诺的自传http://www.nestormakhno.info/english/krem/visit.htm。时间在1918年6月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退出战争的布列斯特和约条约（3月3日）后。在会见列宁的前一天，马赫诺访问克里姆林宫，见到布哈林等人，与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俄共书记，列宁最信任的助手，不久染上流感去世，由斯大林接任）进行了交谈，并约好第二天来见列宁。这次见面可以看出老练的列宁对年轻的农民安那祺主义战士在布尔什维克无能为力的乌克兰地区的利用。据Victor Serge在自传（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Sedgwick,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2. p.119）中回忆，当时，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会议召开，列宁与荷兰的Benjamin Markovich Aleynnikov谈判，同意与安那祺主义者合作，承认安那祺主义者在乌克兰自治。托洛茨基后来（1938年）也证实这一点。另外，马赫诺在“布尔什维克如何欺骗”How the Bolsheviks Lie（发表在 Dyelo Truda, March 1927, No. 22, p.12. 见Nestor Makhno, The Sturggle Against the State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Alexandre Skirda, AK Press, 1996. p.100.）中，后悔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发挥巨大影响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安那祺主义水手、也是克朗斯塔特代表的Anatoly Zhelezniakov在1918年1月9日解散立宪会议时，被布尔什维克欺骗，没有同时把列宁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政府）也解散掉。

    [5] Molotov Remembers – Inside Kremlin Politics： Con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 Chicago： Ivan R. Dee, 1993. p.99-100. 见本书“4-1 关于莫洛托夫和苏联的兴亡”。

    [6] 从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中看出，在红军中服役的几乎所有职业军官一旦有机会就会反抗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

    [7] Peter Arshinov,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1918-1921, London： Freedom Press, 2005.

    [8] Voline (Vsevolod Eikhenbaum) 本人也是马赫诺和阿西诺夫的战友。他在1947年出版的《未知的革命》于1974年被译为英文，是关于俄罗斯革命无政府主义的经典之一。

    [9] 马赫诺1918年6月在克里姆林宫见到列宁时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见本书“1-1 我与列宁的会见”。

    [10] 楚耶夫（Felix Chuev）著《莫洛托夫还记得：与楚耶夫的对话》，1991年以俄文出版，1993年由美国Ivan R. Dee公司翻译出版。其中记述道：“莫洛托夫承认：1921年邓尼金逼近莫斯科，情况危急，列宁召集大家，指示道：‘完了。苏维埃政权结束了。我们党又得转入地下。准备好秘密文件与联络方式’。但乌克兰的安那祺主义者马赫诺出乎意料猛攻邓尼金的侧翼，迫使邓尼金撤退，解除了苏维埃政权的危机。”（本书“4-1 关于莫洛托夫和苏联的兴亡”）

    [11] 藤原彰『餓死した英霊たち』《饿死的英灵们》，青木書店、2001年。

    [12] 维基百科（英文）http://en.wikipedia.org/wiki/Kronstadt_rebellion介绍得比较全面。

    [13] 收入《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2008年，Lulu Enterprises: NC, USA. ISBN: 978-0-557-01635-8。考虑到最近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按中国的译文改为喀琅施塔得。

    [14] 朱小萍“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学术史回顾和档案文献简介”。

    [15]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序言”，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

    [16]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

    [17] 朱小萍“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学术史回顾和档案文献简介”。因为没有此文献的中文译本，我在此引用较多。

    [18]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paris.pdf。

    [19]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原文是英文，俄文译自手稿。手稿是恩格斯打算为给伦敦出版的“每日新闻”写的军事论文之一。恩格斯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看法，如关于喀琅施塔得对俄国的战略意义（特别是从英国的观点来看）、要塞攻击战中使用螺旋推进式舰队的可能性等等，从军事理论观点来看至今还有意义。文章中有关喀琅施塔得工事的火炮配备的数字材料，有几处与俄国指挥部的材料不符，这是由于缺少完整的情报的缘故。（此处引用没有、没法、也没有必要得到政府御用机构编译局的许可。）

    [20]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1]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467页。

    [22] 转引自李庆华“古拉歌：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沈志华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397页。

    [23] Israel Getzler, Kronstadt 1917-1921: The Fate of a Soviet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81.

    [24]《克伦茨基在回忆录》The Kerensky Memoirs, London: Cassell, 1966. pp.468-470.

    [25] 后来，有些被捕的水兵怨恨彼得格勒市民没有响应他们的起义时，市民们也反唇相讥：“谁帮助布尔什维克上台统治我们的？”。

    [26]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0. p.62）引用的俄文资料显示有4万多水兵加入与白军的战斗。

    [27] 《反对派公报》66-67，1938年5-6月。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kelangshitade.htm.

    [28]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0. p.36.

    [29]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0. p.167.

    [30]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0. p.30.

    [31] 以下的有关记叙，除了注明外，多引自[1]朱小萍、余伟民“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沈志华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2]《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

    [32]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0. p.70-71.

    [33]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0. Appendix A. 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期间，报刊上刊登了题为“新的白卫军阴谋”的政府通告，其中说喀琅施塔得事件“无疑是由法国反间谍机关搞的”，多少与这个备忘录有关。

    [34]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kelangshitade.htm.

    [35] 加里宁没有文化，没有野心和实权（所以后来斯大林放过了他，只抓了他的妻子），但形象平易近人。

    [36]Israel Getzler, Kronstadt 1917-1921: The Fate of a Soviet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21.

    [37]Israel Getzler, Kronstadt 1917-1921: The Fate of a Soviet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43.

    [38]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326页。

    [39] 发表于1921年3月8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李星译）。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kronstadt1921/01.htm。

    [40]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326-327页。

    [41] Victor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Sedgwick,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2.p.124-125.

    [42] Alexander Berkman, The Kronstadt Rebellion, Berlin, 1922. 引用自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Dell Publishing, New York, 1964. p.505.

    [43] Living My Life, 1931, by Emma Goldman.对于国际人士的释放安那祺主义者要求，列宁总是装傻：“我们没有关押任何安那祺主义者，你说的那些家伙是匪徒。”（我现在手边没有此书，无法引用页数。）幸好柏克曼和古尔德曼（以及克鲁泡特金）太有名，列宁不敢把他们也算成“匪徒”，最后只好把他们“礼送出境”。

    [44]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327页。

    [45]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228-230页。

    [46] 邓尼金说，白卫军出了“拯救祖国”并无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服从类似制宪会议那样的经选举产生的政府。A. I. Denikin, The White Arm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Zvegintsov. Jonathan Cape, 1930. Republished: Hyperion Press. 1973. ISBN 9780883551011. p.34.

    [47]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451页。

    [48]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436页。

    [49]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426页。

    [50]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6页。

    [51] 那些没有被杀掉、后来回到彼得格勒的水兵们又密谋起义过。

    [52] Victor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Sedgwick,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2.p.135.

    [53] 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1917-1921. New York: Free Life Editions, 1974. p.21.2010年11月底我过境香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内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议员（香港立法会）会见，他递给我印着“All Power to People!”的名片，我立即联想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

    [54] 郑异凡“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沈志华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13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郑文引自《列宁全集》第41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55]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New York: Norton, 1970. p. 227.

    [56] 我在“4-1 关于莫洛托夫和苏联的兴亡”中指出：“我们今天容易想象列宁比斯大林仁慈，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列宁镇压的是敌人，但斯大林镇压的是同志。”

    [57] 邓小平1989年的“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太平”(与李光耀的谈话)，与列宁何其相似！

    [58] 郑异凡“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沈志华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13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郑文引自沈志华、余伟民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6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59] 摘要自马克思主义文库www.marx.org中文“托洛茨基”名目中三篇托洛茨基的评论，王凡西译。

    [60] Victor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Sedgwick,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2. xv.

    [61] 朱小萍、余伟民“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沈志华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08-113页。

    [62]Israel Getzler, Kronstadt 1917-1921: The Fate of a Soviet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07-208.

    [63] Israel Getzler, Kronstadt 1917-1921: The Fate of a Soviet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06-207.

    [64]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471、451页。

    [65] Solomon Volkov出版的萧士塔高维契口述自传《见证》。

    [66] 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期作为工程物理系学生对此印象深刻。

    [67] 华新民“科学殿堂里也有告密”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6472#.

    [68] Alexander Berkman, The Kronstadt Rebellion，Berlin, 1922.

    [69] The Kronstadt Commune, 1938.

    [70] The Unknown Revolution (Kronstadt 1921, Ukraine 1918-21). 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55.

    [71]引用来自George Liodakis, Totalitarian Capitalism and Beyond, Ashgate, 2010. p.183.

    [72] Carl Levy, Gramsci and the Anarchists, Oxford: Berg, 1999. p.222.

    [73]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致读者。

    [74] Pavel and Anatoli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1994, USA. 参见本书“4-2 苏联体制下的政治警察”。

    [75] R. Pipes, "Unpublished Lenin", V. N. Brovkin eds., "The Bolsheviks in Russian Socie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6] 现在我们知道，马赫诺运动在邓尼金后方的猛攻，解救了布尔什维克。

    [77] 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Emma Goldman 1921年被赶回俄罗斯见到列宁。她吃惊地发现列宁不懂英语。列宁也向她表示布尔什维克没有、不会镇压“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Marshall Shatz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New York: Quadrangle Books, 1972.

    [78] 作为世界著名语言大师与无政府主义者，乔姆斯基在美国拥有MIT终身教授等头衔，这影响着他在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等时，下意识地以美国主流社会(如纽约时报)为对象、听众。



    [79] 我2010年6月17-25日发表的“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灵魂：安那祺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公”http://cpri.tripod.com/cpr2010/magon.pdf对墨西哥当代政治有较为详细的解释。

    [80] 佐佐木为东京大学教授科学史教授，于1997年底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是继其1996年《托洛茨基》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我在与他短暂的交流中感受到他的僵化（见本书“3-4 陈独秀：问题、思想以及“复兴”的可能”），不同意他对托洛茨基的一些毫无保留的党性观点，有些史实也不准确。但作为日本托洛茨基主义代表人物（日本陈独秀研究会会长等），佐佐木的观点值得介绍，同时也表明作为国际政治实践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积极意义。

    [81] 这个现象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完全雷同。我“文革”后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很自豪地知道：所谓 “中美苏三角格局”，全靠唯一没有受到 “文革”冲击的高能物理学家的支撑。“文革”期间，核工业部部长聂荣臻元帅亲自下令不许在核工业部大院内贴大字报，当时全中国只有三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

    [82] 参见本书“4-2 苏联体制下的政治警察”。

    [83] 此书1991年以俄文出版，1993年由美国Ivan R. Dee公司翻译出版，正文长达438页。此书中译本已经在中国出版。

    [84] 后两者都颇具政治震撼。因为它们揭露了苏联的政治现实。

    [85] Pavel and Anatoli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1994, USA.

    [86] 见本书的“4-3 困扰苏联的犹太人问题”。

    [87] 不要忘记，斯大林、贝利亚等人任何时刻都想获得外资以建设苏联。

    [88] 我1980年刚进入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学习时，了解到核物理技术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唯一能够与美苏抗衡的王牌，至今还没有抹消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逻辑：我们正是因为过去没有洋枪洋炮，才丧权辱国的。问题是：照这种逻辑，为什么只有美国等五大国有权力开发、拥有核武器？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及伊朗、朝鲜北方等世界各国为什么就不能开发核武器？

    [89] Stalin’s Forgotten Zion: Birobidzhan and the Making of a Soviet Jewish Homeland, An Illustration History, 1928-1996, Swarthmore College, 2001. 全书几乎由彩色图片组成，也可以从网上查看：http://www.swarthmore.edu/Home/News/biro/.

    [90]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91]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92]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93]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94] 1924年4月26日到5月18日，《真理报》连续发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定义到：“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选集》上册，185页。

    [95]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96]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17页。

    [97]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16—517页。

    [98]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痛”《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

    [99] 尽管关于俄国革命的出版物多如牛毛，但最经典的记录仍然是John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Penguin Books, 1981 (Reprinted)。此书1919年1月初版时由列宁作序，虽然包含有作者的主观倾向，但基本忠实于事实。

    [10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很好的写照和宣传。

    [101] 王凡西：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
    www.marx.org/chinese/20/marxist.org-chinese-wong-1950.htm.

    [102] John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Penguin Books, 1981 (Reprinted), pp.237-241.

    [103] Leon Trotsky, Terrorism & Communis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104] “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决议，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通过，1985年1月（兆立译）。www.marx.org/chinese/08/01.htm.

    [105] 王凡西：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www.marx.org/chinese/20/marxist.org-chinese-wong-1950.htm.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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