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友友巴西礼赞专辑 台北现场音乐会 - （部分ＭＶ）

[导读]对于台湾，没去过的人，爱说那里的青山绿水、鹿港小镇。去过的人，更爱说街头的民主细节、孔孟遗风。可是，这样恐怕是想象多于现实，描绘大于探究吧。十个台湾人，十段讲述。

台湾个人自由行就要来了

台湾一座民居前的竞选旗帜 摄影_顾铮

2000年3月18日，两位年轻选民在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后，向记者展示自己的选票

很快，台湾个人自由行就要来了

对于台湾，很多人都有话要说

没去过的人，爱说那里的青山绿水、鹿港小镇

去过的人，更爱说街头的民主细节、孔孟遗风

可是，这样的台湾，恐怕是想象多于现实，描绘大于探究吧

连台湾人都会疑问，这是我们的那个台湾么

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台湾

台湾人眼中的台湾，和我们的有什么不同

请让台湾人来告诉你

十个台湾人，十段讲述

镜面底下的复杂内心

文_张铁志

这几年，我经常来往海峡两岸，也每天在Twitter和微博上与朋友们交流，我看到大陆朋友们对台湾了解的强烈欲望，也认识到他们对台湾的刻板印象，不论好的还是坏的。

许多大陆朋友对台湾政治充满热情，但这些热情主要是对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这些领导人物的爱恨情仇。此外，一种典型的论述是台湾政治证明了民主的混乱与恶质，另一些人却认为台湾民主都是美好而光明的，且是不应该被批评的。

许多大陆朋友喜爱台湾展现出来的文化韵味，他们眼中的台湾遗留了不少传统文化的底蕴或者民国时期的风采。不少人都在谈论台湾人民如何有礼，或者出租车师傅多么有文化又让人信赖(如东西掉在出租车上会被司机送回旅馆)。我常常听到这些赞美都不好意思地怀疑起来，他讲的是我熟悉的台湾吗？

许多大陆朋友对日月潭、阿里山充满感情，因为那是他们从小所知道的宝岛景点，现在则有不少人爱上永康街或者诚品书店的小资情调。

许多大陆朋友深爱台湾音乐，不论是民歌或是周杰伦；对喜欢独立音乐的文艺青年来说，是小清新乐风如陈绮贞、张悬、苏打绿。

我想，这些情感与观点除了真的是他们对台湾的看法，也反映出他们对大陆的种种焦虑与期待。台湾不过是面镜子。

台湾当然不仅仅是这些片面的印象。除了作为一面大陆的镜子，在那看似清澄的镜面底下，台湾这个小小的美丽之岛还有更多复杂与幽微之处，也有许多非常丰富的多样元素。例如四百年来的殖民史让它混杂了不同的文化。只是，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化上的丰富性，都是在过去三十年迅速开展的。三十年以前，我们也是被压缩在一个黑暗的瓶罐中，除了可以赚钱，市民社会是被彻底压抑的，文化想象是被彻底扼杀的，多元价值是被彻底封闭的。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才看见开放的微亮曙光；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冲撞体制，推动社会力的释放与政治转型，解放文化上的多元实践。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公民社会逐渐成熟，民主政治渐趋稳定。民主化不只带来政治空间的开放或者公民权利的确立，也刺激了社会价值的转变。我们开始重视环境保护，注重生活质量，而不只是如过去般盲目地追求经济成长，让GDP的抽象数字成为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

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否认地，我们也是一路跌跌撞撞。

例如政治上，台湾也出现金权政治与严重腐败，也经历族群政治的激烈对抗以及政治人物互动规范的欠缺。到现在为止，台湾民主的质量还有许多问题，但起码，透过公开的讨论，以及各种公民行动，这些问题有得到改进的可能。

或者，政府还是常常在许多层面上抱着传统的发展主义，试图对抗人民已经转变的新价值，所以会有资深作家张晓风为台北市的湿地下跪请命、上百名文化界人士反对在中部湿地盖一座石化巨兽的联署抗议。

此外，相对于大陆这十年的崛起，台湾普遍出现焦虑症：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发展如此之快，建筑如此之光鲜亮丽，台湾原本自以为走在现代化的前面，却发现自己好像落后了。

但焦虑之外，也有许多人强调“慢”的美好与细致。我们在慢慢地经营生活，慢慢地累积文化，慢慢地形成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共识。

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是百花齐放，是让各种声音与力量去发展，然后学习这些力量如何彼此协调、合作。

当然，我们还在学习着如何一步步踏实地前进。也欢迎诸位与我们彼此砥砺，彼此学习，一起往前走。

除了恨，我也爱台湾选举

文 _罗世宏

(作者系台湾学者，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博士，现任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从校园到社会

在台湾，选举已是家常便饭，各种大大小小的选举从未间断，大的选举有“总统”、“立法委员”选举，小的选举包括各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期改选直辖市议会议员、县(市)议会议员、直辖市长、县(市)长、乡(镇)长、村、里长等等。

先从我最熟悉的大学校园说起。我所任教的学校是一所公立大学，如同台湾的其他公立大学，大学校长的任期是四年。现任校长如果想争取连任，必须在任期届满前举办公开说明会，并由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校务会议行使同意权，若同意其连任的票数不过半，现任校长即无法连任，而必须启动重新遴选校长的程序。

遴选校长的程序启动后，有志于参选校长的校内外教授必须经由全校专任教师票选并获得一定票数后，才有资格被选为校长。在票选前，多位校长候选人必须公开说明治校理念与具体做法，也需要回应大学师生的各种提问。这是台湾大学校园中“校园民主、教授治校”理念实践的一部分，校长的行政权力来自于“选民”(大学教师)的授权，而且这种授权的性质是暂时性的。

从校长以下，各个学院和系所主管也需经由一定的公开遴选程序产生，先由学院和系所教师互选产生院长、系主任遴选委员会，再由遴选委员会票选院长、系主任。

许多大学校园里的学生自治组织近年来也出现选情冷淡的情形，学生会和学生议会代表的参选者少，或许因为现今许多大学生忙着玩乐、打工、考研、投考公职或准备就业，而无暇投入太多心力去参与校园公共事务。

这与二十年前我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形成极大反差。当年学生自治组织普选制度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实现的，为争夺大学学生会长职位或学生会代表席次，国民党籍和非国民党籍的学生参选人阵营旗帜鲜明，全力以赴。校园选举与校园外的政治选举，也不过是一墙之隔，当年历经校园选战洗礼的活跃学生，在毕业后真正步入政坛的也不乏其人。

小校园是大社会的缩影，但校园选风相对干净、平和，至少在选举过程中不容易出现黑函攻击、买票贿选等“斯文扫地”的状况。政治选举则不然，台湾各项公职选举不时发生各种乱象，从“总统”选举的枪击意外，到地方选举的买票做票，候选人的作秀表演，选民的民粹激情，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在这个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香港影星成龙公开说台湾的选举是个笑话，或一些大陆朋友对台湾选举冷嘲热讽，因为台湾人有时也对选举乱象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对于嘲笑和全盘否定，台湾民众一定很不服气。

一场角色扮演的战争游戏

先说说选战，台湾选举宛如一场无烟硝的战争，是一场又一场角色扮演的战争游戏。这场战争游戏的规则，以选票多寡决胜负，但胜者不为王，败者也不至于落草为寇。胜者无法权力一把抓，反而受到许多权力的约束，包括必须依法将个人及至亲的财产摊在阳光底下。败者不至于全盘皆输，仍可透过议会或是公民社运的渠道，行使监督制衡选战赢家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这一场又一场的角色扮演游戏一般是公平的。赢家不一定永远扮演赢家，输家也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因为永远有下一场输赢未定的选举等在前头。

“看来是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可能性比较大？”我边看电视新闻边点评。

老婆在一旁却不以为然地说：“乱讲，我觉得苏贞昌比较可能。”

“要不要赌赌看？”

“赌就赌，谁怕谁？”

一场小家庭内的玩笑或余兴节目就这么开始，外张内弛，不伤感情。

许多政治人物在历次选举中从不缺席，各路人马粉墨登场，好不热闹。几位民进党前主席是最明显的例子，例如自称“用一生准备当好总统”的许信良，最近登记参加民进党总统初选，一生未忘情“总统”大位，三次参选“总统”屡败屡战。许信良在1996年败给彭明敏、2000年败给陈水扁，这次面对蔡英文、苏贞昌，虽然自知毫无胜算，但借着此次参选时机发表“我有话说”的声明，提出“扶弱济贫、社福优先；确保现状、大胆开放”的主张，希望无论谁当选下任“总统”，能将他的主张纳入“施政主轴”。

另一位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最近也联合歌手罗大佑等人发起了“我心未死”签名运动，并且不排除参选下任“总统”的可能性。

除了候选人和政党在选战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外，真正的主角是选民。不管是富商巨贾，或是升斗小民，人人是选民，票票等值，而且每一票都要靠候选人和所属政党用尽气力去争取，不仅要说服选民在投票日走进投票所投票，还要想方设法让选民把票投给自己。虽然有时选举胜负结果可以预见，但往往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谁赢谁输，这就为选战游戏增添了刺激性与娱乐性。谁说选民不应该在满足当家做主的欲望的同时，也理直气壮地享受这场集体狂欢的派对？

预定在2012年3月举行的“总统大选”距今还有一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就已经开跑。虽然这场初选的赢家极有可能是明年大选的输家，但看到蔡英文和苏贞昌一副认真投入、舍我其谁的神色，想到这场民进党党内初选的输家此后势必要为赢家抬轿助选，还得抛开竞选过程中难免产生的嫌隙，就不得不感到把政治当做职业的确实是大有人在。再者，既然演员认真做戏，身为选民的我们也就享受看戏，这可比政治人物随便应个卯、选民不闻不问要好多了。台湾选举的微妙与趣味即在于此，非台湾选民或许不足以心领神会矣。

“责任政治”的无限可能

台湾选民有很多种。对政治狂热的，恨不得手上不只一张选票，而对政治冷漠的人，厌恶甚至根本懒得去投票。大多数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其中越来越多的人有更清楚的政治自觉，感到人民只有投票那天真正被当主人对待，其它时间只能听任掌握权力的政客摆布，不满台湾选举被蓝绿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所绑架，不想继续在蓝绿政党这两个烂苹果中作选择。

难道蓝绿之外，选民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吗？有的，而且还不少。

台湾选民当中温和理性的一群这几年开始酝酿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拒绝继续被蓝营或绿营绑架的宿命，开始以各种积极的公民行动对这只非理性政治的蓝绿怪兽合体，展开反击。

这些积极的公民行动，既是颜色革命，也是驯兽之旅。

去年，一些厌恶蓝绿的社运团体分进合击，展现新的政治想象力与可能性。一个是由多个社运团体组成的“人民火大行动联盟”，号召公民组成“公民参政团”推举候选人，并以“互负责任、集体共决、履约保证”的理念投入选战，被推举出来的候选人在选前要先签订“民主契约”与“辞职书”，当选后若没有实现对公民的承诺，必须辞职下台。他们这么做的目标很简单，希望选前是老大的选民，在选后还是老大。

在去年底的“五都”三合一选举中也有另一股公民行动的力量，以“把蓝绿还给大地，让政治回归生活”为诉求，关注环境和劳工议题的绿党推出五位候选人角逐台北市的议员，不少身边的朋友加入网络签名支持的行动，我的学生当中也有人主动透过博客和播客(视频分享)为之串连造势，其中三位还通过互联网成功募到参选保证金20万元新台币。虽然结果还是无法松动蓝绿绑架选举的既有政治板块，无一当选，但这次绿党五位候选人的得票数有所成长。可惜我的户籍未设在台北市，否则绿党候选人少不了我这一票。

此前，台湾的公民团体也曾在2004年“总统选举”时推动“投废票运动”，结果开出了33万张废票，虽不一定真正影响了选举胜负结果，但意思到了。这场投废票运动同时给国民党和民进党传达了一个明白的信号，那就是人民不再愿意被迫接受“烂中选一”的选举游戏，两大政党的候选人必须重新谦卑学习、真诚聆听来自民间底层的声音，必须开始告别非理性、破坏多于建设的政治斗争惯性与惰性。

这些，是台湾过去二十多年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积累的选举文化。相信在台湾有不少人和我有相同的认识，我们越来越清楚：选举只是民主体制公共生活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真正要紧的不仅是选举时行使理性选民的权利，选后更要善于尽到积极公民的责任。

建易行难的台湾小党

你知道吗？台湾除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和民主进步党(民进党)两大政党之外，还有多达151个小党。

这些小党，除了少数特殊情况，选举得票率一般不高，也不一定在每次选举中推出候选人。一度曾经形成第三势力的政党如赵少康、郁慕明等人成立的新党，宋楚瑜发起成立的亲民党，近年来声势大不如前，由于选举的现实考虑，不少有选举实力的候选人出走，甚至有人不断变换党籍，先从国民党变成新党，再从新党变成亲民党，最后又从亲民党变回国民党。

其他的小党可谓五花八门，为蓝绿两端的政治光谱增添不少色彩。例如：以 “红”为名的红党，是前国民党籍的姚立明脱党后成立的新政党，主张“破除台湾社会目前蓝绿激化的迷思，亦即不蓝不绿、亦蓝亦绿、不分蓝绿”，并以代表太阳、象征热情的红色，希望“为社会黑暗的角落带来阳光，重新唤醒台湾人民生命的热情，以带给台湾人民喜乐为职志”。而以颜色为名的政党还有关注环境议题的绿党。

关心特定阶层或族群利益的政党也不少，有关注劳工权益的工党和劳动党，关注客家族群语言文化与权益的客家党，关注原住民族群权益的台湾原住民党，以及关注妇女权益的中国妇女党，等等。

另有名称相仿的政党，例如在国民党之外另有台湾国民党，民进党之外有中国民主进步党，台湾党之外有新台湾党。名称相仿，眼花缭乱，但政治主张与政治实力大不相同。

更特别的是台湾共产党。在2008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第644号解释之后，在台湾可以合法公开主张共产主义，属于“宪法”所保障的人民结社与言论自由权利。七十年前台湾也有一个以谢雪红为领导者的台湾共产党，与目前的台湾共产党之间完全没有关联。有趣的是，此前台湾共产党主席王老养等人曾到台北圆山饭店前拉着“台湾共产党欢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的红布条，引人注目。

除了参选之外，台湾的小党也经常对公共事务表达立场。例如劳动党近日发动支持者前往美国在台协会(AIT)抗议，谴责美英法等国家以军事力量干涉利比亚内政，要求立即停止轰炸，撤销禁航区、解除对利比亚的经济封锁。

基本上，在台湾要成立一个政党不难，但要吸收党员并不容易，要在选举中获得选票更是难上加难。依据“人民团体法”，只要备妥申请书、章程(党章)、负责人名册、成立大会纪录、成立大会党员出席签名册等数据，就可以向内政部备案登记成立政党。

不过，实际上，两大政党比较有钱，背后金主较多，也较受到媒体青睐。说实在的，一般在选举期间，选民大多不太清楚还有哪些小党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也通常不利于小党。

当然，小党的生存困境也和选举制度有关。现行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发展。以“总统”选举为例，依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政党若在最近一次“总统”或“立委”选举得票率达5%以上者，可推荐一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若最近一次“总统”或“立委”选举得票率未达5%，小党的“总统”参选人必须在一定期间内募集25万人以上的公民联署，并缴纳1500万元保证金后，才能真正取得候选资格。?换句话说，在选制进一步改革之前，小党要在选举中取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有钱也不一定能得到够多的选票，小党的参选路可谓满布荆棘。

2010年7月2日，台湾彰化民众到“内政部”营建处陈情，诉求“拒绝国光石化，只要国宝级湿地”

文 _张铁志

(作者简介：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上月，我和台湾一群文化人来到台湾中部彰化的大片海岸湿地。政府准备在此地建立一个大型的石化工厂区，这个项目一旦建成，不仅会让整片湿地消失，严重污染这片鱼米之乡(彰化是台湾重要的稻米和疏果生产地)，甚至还会造成恶劣的空气污染。

在前辈诗人吴晟号召下，我和几位作家以及环保团体一起合作，邀请了许多作家、音乐人、电影导演来到这片美丽而珍贵的湿地，希望他们在这里得到感动后，创作出动人的作品，从而影响更多人参与进来保护这片湿地。

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学生和环保团体发出抗议的声音，一千多名学界人士也联署反对这一石化项目。

这次保护湿地行动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政府预计以每平方米一百台币的价格把这块土地卖给财团，环保团体也对应地提出了一个“国民信托”概念，用每平方米119元新台币的价格发动全民认股买下湿地，以此拯救白海豚的生态环境。不到一百天，就累积有近35,000人认购了总计超过150万股，资金总额达到1.8亿多。从家庭主妇到小学生都参与到认购行动中，充分发挥了公民社会的力量。

这场反国光石化的行动，是台湾近年来的一次结合新旧公民运动形态的重要运动。民间组织研究并拟定政策后，进而发动公民个人和草根组织走上街头抗议，在抗议形式上，他们还开发出了一些非常具有想象力和极富创意的行动方式，并充分利用网络传播，让活动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尽管参与这次反国光石化行动的人们，和三十年前“解严”后的人们所面临的处境已大不相同，但他们的愤怒却是一样的，目标也几乎相同，那就是：抵抗国家与财团不当的开发案，并且深化公民的民主实践。

从民间社会到公民社会

提到台湾民主，你也许首先会想到台湾的选举文化，电视荧屏上整天充斥的骂战和群殴。但在党争之外的台湾，是被遮蔽的，也不被观光客了解，台湾社会的公民组织和社会运动实际上是构成台湾民主的重要力量，长期推动着台湾社会的成熟和发展。

从1970年代开始，台湾的社会能量从长久的高压统治下开始得到解放，当时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气象，也有一些政治反对运动有了组织的雏形，但所有的组织结社都还是在党国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进行，尽管大家会有高压之下争取自由的愿望，民众中间却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直到1980年代，民众才开始勇敢地站出来，争取他们被侵犯的权利：劳工争取他们被积欠的工资，要求改善恶劣的工作条件；消费者争取吃到不受污染的安全食品；农民抗议严重的环境公害等等。在整个社会都躁动的时期，一些社会群体也更为鲜明地提出了挣脱国家的管制、追寻自主空间的强烈诉求。

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社会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性的转变，整个紧绷的社会一下子松弛下来，各种社会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大为增加，不论是校园、农民、妇女和原住民，都陆续地走上街头，积极地参加到社运中，以此维护自己长期被侵犯、被压制的权利。那是台湾历史上一个激情燃烧的“抗争性民间社会”，大家组织在一起，以各种方式反抗威权统治，对抗政府。

而到了1990年代，一个对抗性的“民间社会”逐渐转变为 “公民社会”。因为一方面，威权体制逐渐崩解，人民的基本权利获得逐步保障，形式民主被一步步建造起来，所以对抗性减低。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的解体，也不只是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当然这些都很关键，但我们还必须深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改善民主治理的质量。

如果在“民间社会”时期，民众是要求国家退出社会领域，如不再控制媒体、工会、校园等；在“公民社会”时期，则是要求国家介入，如媒体改革和社会福利。前者是反抗性的；后者则是民众的自我组织，这种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构，寻求的是一个多元思辨的、丰盛的公共领域。

上面提到的反国光石化行动，就是近年来一次突出的公民运动，不仅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学者联名呼吁，社会组织也提出了“国民信托”这个有效的概念，号召大家以认捐的方式来拯救湿地，这不失为一次丰沛的政治想象。台湾社会经历了1980年代的对抗运动、获得了新公民的身份后，进一步开发出不同的方式来持续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从而完善对台湾社会的治理。

社区里的“小革命”

最近在台湾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小革命》的新书，提出在社会的各个不同角落的力量都在推动社会变迁的观点，这些新运动不只是针对公共政策，还针对日常生活的改造，他们试图让各种弱势的个体获得平等与尊严。

例如在过去，社区只是党国体制由下而上控制的一个最为下层的细胞，而民主社会的社区运动，就是把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召唤出来，让他们成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打造社区美好生活的公民。

在1987年6月，台湾嘉义县新港乡的医生陈锦煌邀请云门舞集的林怀民来嘉义公演，并鼓吹小镇不要脱衣舞文化，而应寻找失落的文化传承。当年10月，“新港文教基金会”成立，开始从事地方文史调查、推动社区文化活动、村里环境美化。这些活动成为后来社区运动的重要原型。

另一种社区运动的原型是在抵抗中建立社区意识，比如高雄县美浓。一群返乡的知识分子在1990年代初成立“美浓爱乡协进会”，主要为了反对政府在美浓兴建水库的计划，他们组织社区居民，对地方生态环境进行调查，举办在地艺术节。从美浓反水库运动中诞生的民谣乐队“交工”，更成为台湾音乐地图上最优秀的一支乐队。

19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台湾的水资源出现严重问题，1991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决定拨巨资(1100亿新台币)兴建美浓水库，以拦住随着湍急的河水直奔大海的雨水，解决吃水和工农业用水的难题。但由于没有举行听证会，并有专家认为坝址地质脆弱，不适合建水库，美浓水库方案遭到美浓人长达9年时间的强烈抵制，直到2000年陈水扁胜选才宣布停建。这次抗议的成功，被认为是小镇居民对抗台湾政府的成功，成为社区运动的代表案例。

社区之“小”，往往能够让民主的实践直接触及每一个公民的利益。1994年，台湾出现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改革者们接着思考如何把公民教育带入早已离开学校的一般民众，如何让知识与行动进入草根社区。因此他们开始推动“社区大学”运动。1998年，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在台北市文山区成立，清晰地提出“打开公共领域，发展民脉，进行社会内在反省，培养批判思考能力”的目标。1999年，由黄武雄教授催生的永和社大成立，至今，他们每学期平均注册学生达两千多人，每周六都会有公共论坛，任何学员都可以免费参加。时至今日，全台湾有上百所社区大学，不少社大干部也是NGO的积极参与者，在基层社区散播公民意识的种子。

农村运动最受年轻人欢迎

和社区运动相对应的“农村运动”，看似是一个老旧的议题，事实情况则是刚好相反，这些年来，在台湾社会吸引年轻人参与最多的，恰恰是农村运动。

过去几年，台湾社会重新反思传统农村与农业的价值，有人因为重视“慢活”或是“有机饮食”，有人是思考粮食安全，也有人想要寻找更简单纯朴的生活，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乡去耕耘，他们用全新的包装和营销方式(如网络购买)来推销农产品。也有另外一批年轻人在台湾各地成立农业市集，让生产者直接在城市与中产阶层消费者接触，向他们售卖新鲜的无机蔬菜，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

2008年底，台湾“立法院”一读通过“农村再生条例”，由于欠缺对农业发展的长远思考，只是让农村土地更迅速商品化，引发民间强烈反对。2009年，一群社区工作者、农村子弟和学者组成“台湾农村阵线”，针对“农村再生条例”，开始进行立法游说与草根组织，希望唤起社会重新思考农村角色与农业发展。

和以往的NGO不同，“农阵”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他们没有专属办公室，彼此之间主要是透过网络串连，但是他们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能量。从2009年到2010年，台湾出现了一连串政府为了建立工业或科技园区而向农村征地的纠纷，台湾农村阵线在这些纠纷中都扮演着抗争先锋的角色，引发台湾社会的关注。“农阵”在过去两年里还举办“夏耘”学生营队，让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去年夏天就有一百多名学生参加，成为一个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会组织。

台湾的社会运动、公民运动呈现出了纷繁的景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议题和抗争剧目就从此消失了，毕竟“立法院”和“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的喧嚣与黄色的布条，文章开头所说的反对国光石化运动，或者二十多年来始终持续的反核运动在最近日本核灾后风云再起，也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唯有公民们以个人或集体的各种“小革命”，持续监督政治权力、追求公民权利，挑战主流价值，台湾社会才能不断往前。

马英九与蔡英文就两岸贸易协议的问题在公视进行公开辩论

文 _胡元辉

(作者系卓越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前公共电视总经理。)

在台湾传媒界工作的时候，若有人问：“商业与公共电视在管理经验上有何差异？”曾经在两类媒体都服务过的我，有时会作如下譬喻：商业电视让我“伤脑筋”，公共电视让我“费唇舌”。

为何会有此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商业电视竞逐收视率，以赚钱为目标，在那儿工作，如要理想与获利兼而有之，怎能不伤脑筋？相对的，在公视任职，服务公众的目标很清楚，但是否达到目标，众说纷纭，因此常要费唇舌沟通，找出最大共识。

公共电视台在台湾，其实是个年轻小伙子。创台时，尽管各方想象不同，最终仍以“小而美”的定位，在1998年7月1日正式开播。所谓“小而美”，意谓经费不多，品质要好。最初政府捐赠给公视的年度经费尚有12亿台币，后减为9亿，加上自筹的款项如企业赞助、版权收入等，年度总经费不过15亿台币左右(约为3.3亿人民币)，与台湾较具规模的商业电视台相比较，还不及其半数。

台湾公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视相同，不能经营广告，其用意在于排除商业力量的干扰。那么，有限的经费到底要优先做什么样的节目与服务？作为台湾公视营运依据的“公共电视法”，明确表示，公视的存在宗旨是“弥补商业电视之不足”。有人因此认为，商业电视做的节目，公视就不要做；但也有人主张，公视不应画地为牢，商业电视做的，公视也可以做，只要做得比商业电视好，就是一种“弥补”。

十余年来，公共电视就在叫好或叫座，鱼与熊掌可否兼得的挣扎与争议中，试图走出自己的路。

多元、创新与品质

以我在公视服务时的经验为例，同仁们对于要以多少资源制作戏剧节目，虽有见仁见智之论，但多数仍认为应该要制作与一般商业电视“不同”的戏剧节目。怎样才算“不同”呢？以我的看法，其间差异应表现在多元、创新与品质三个方面。

“多元”指的是公视必须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需求与多元价值，例如在族群层面，我们必须平衡制播原住民族、客家人、闽南人、新住民(外省人)为题材的电视剧，并且以不同语言播出。有鉴于来自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地区的新移民逐渐增多，因此我和同仁商量，以一整年时间推动“落地台湾、姊妹同国”项目，不仅举办新移民园游会、座谈会、巡回影展等活动，同时制播连续剧、单元剧与纪录片等节目。

令人感动的是，不但连续剧《别再叫我外籍新娘》打破当时公视的收视纪录，嫁到台湾来的原印尼籍新移民莫爱芳，第一次参加单元剧《娘惹滋味》的演出，就获得电视竞赛的最佳女主角奖，引发社会的高度注目与讨论。同样令人意外的是，我认为应该提供新移民母国影片的构想，虽然原先不被看好，但这些以东南亚各国戏剧节目组成的“南洋戏剧季”，不但购片成本低，而且收视率较预期为高，首播就达到商业台韩剧节目的一半，足证文化服务只要用对方法，同样能够产生收视效益。

“创新”部分可就说易行难了。不只是台湾公视如此，全球公视面对商业电视的激烈竞争，无不存在创新突围的压力。因此，我请同仁特别去联络那些有意寻求自我突破的制作团队，带回他们的构想，进行仔细的评估。由于非戏剧类节目的创新措施曾出现失败案例，同仁们自然在戏剧节目的做法上更加小心翼翼，以免重蹈覆辙。

《痞子英雄》是一部以台湾南部高雄作为拍摄地点的新形态“警匪片”，它力求拍片品质超越以往，呈现电影般的质地，并希望以崭新的电视语言与风格，刻画出一个“光明与黑暗相生相克的世界”。由于该戏拍摄经费高达台湾一般戏剧节目的2到3倍以上，公视部分同仁担心费用太高，一旦收视与口碑不佳，必遭外界质疑；但我和一些同事都认为，如果公视都不能支持勇于创新的提案，不仅将使自身失去存在价值，也会让台湾戏剧失去进步的动力。等到节目播出时，我已离开公视，但它破天荒的收视成绩，让公视彻底享受到叫好又叫座的荣耀。

至于“品质”，则是公视对节目的基本要求，宁可收视不佳，绝不能粗制滥造。但是，如何在效率与品质之间求取平衡？在必要的支出与应有的节约之间拿捏妥当？可就是一门大学问。公视基层同仁屡屡强调，节目制作有其必经的流程与必需的人力，随意减省会影响工作品质；若干公视董事或社会舆论则要求，商业电视能以较低经费制作节目，为何公共电视不能？行政管理者夹在其中，有时不免动辄得咎。

记得部分董事曾要求我进行相当幅度的人事缩编，并且以十倍的速度大幅翻升收视率。但工作经验及价值判断告诉我，这个要求虽然方向合理，却错置目标，几可谓“不可能的任务”，弄得不好，可能衍生无穷的后遗症。因此，我提出人力盘点作为编制调整的依据，并将收视率纳入KPI(关键绩效指针)加以管理，最终得到董事会的认可。实施结果，我缩减了20名人力，并提升了全频道的收视率与员工的年终奖金。遗憾的是，绩效与年终奖金联动的机制始终得不到工会的认同。

避不开的政治漩涡

不过，对于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成长的公视来说，它最大的营运难题恐怕不是节目的绩效，而是政治的漩涡。“独立性”是全球公共电视运作的基本规则，意谓公视唯有独立于商业与政治干扰之外，才可能成为“公共”的电视。因此，在台湾，每当有人问我公共电视是什么样的传媒时，我常常从“公共场所”的譬喻谈起。

众所皆知，公共场所是寻常人可自由进出之地，供大众使用，亦为大众服务。世界各国公共电视的运作精神与此相仿，它们以所有人民为服务目标，也提供人民最基本与最必须的内容，譬如公正不偏的新闻信息，多元优质的节目服务等。但是，公共电视之所以是“公共”的电视，犹有超越此者。它不只是民享的电视，同时也必须是民有、民治的电视。换言之，公共电视不只是为公众服务的电视机构，还是一个公众所有，公众治理的电视机构。它以公正、公开方式选出的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代表公众监督公视的作为，而非由政府直接治理、直接经营。

台湾公视的董事会成员由行政院长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各政党所推派的社会公正人士审查，须经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才能获得通过。在台湾鲜有政党能够拥有四分之三以上席次，因此，此项制度的设计原意在于公视董事必须是各党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选，借以保障公视的独立性。不仅如此，台湾的公共电视法明白规定：公共电视属于国民全体，其经营应独立自主，不受干涉。为了避免新闻受到不当干预，该法尚要求总经理须与新闻部门的代表签订制播公约，保障新闻专业自主。

尽管如此，台湾的公视仍不时会碰到政治暗流，如果主事者不能坚守原则，并运用智能化解，轻者受皮肉之伤，重者甚至有伤筋动骨之虞。我刚到公视服务时，就碰到一桩“政治风波”，起因于公视的音乐节目播出知名音乐人罗大佑以强烈人身攻击性歌词，批评前“政府领导人”李登辉的讽刺歌曲，遭到台联党的强烈反弹，要求公视到立法院说明、道歉，并处分相关同事，否则冻结与删除政府捐赠的经费。此事虽以间接表达歉意，但不接受其他要求的方式降低政治的震荡，但仍引发后续争议，包括有人认为公视不应表达任何形式的歉意等。

由于议会政治的运作，公视最常遇到的“政治困扰”之一，就是来自立法委员的各种要求，其中尤以人事或节目的“建议”为大宗。曾经有位立法委员借审查政府捐赠公视经费的场合，在立法院足足质询我12分钟，且几乎不让我有说明的机会。许多人不明所以，但我深知此与这位委员“所求未遂”有关。也有委员以冻结或删除经费的方式，希望公视就范于他们的要求，最后，虽然都能成功化解，且自认不失立场，但其间曲折可谓点滴在心头。

不只立法部门如此，公视与行政单位间的互动，有时也相当不顺畅。曾经为了一些重大议题的歧见，与主管单位发生矛盾，致使政府经费的拨发受到严重“耽搁”；也曾经为了坚持公共电视的独立性，在行政部门的协调会上说了重话，让双方关系变得高度紧张，但是为了公视应有的独立地位，我一直认为这些作为不仅无可回避，而且是为所当为。实际上，即使是民主先进国家的公视，此类事件至今犹存，英国公视BBC数年前为了该机构记者报导该国攻打伊拉克的新闻，与政府发生严重冲突，最后导致董事长与总经理双双辞职的事件，就是公视无法与政治绝缘的显例。

主事者要有能耐与坚持

公共电视不只无法处在“政治真空”，而且必须有能力处理“政治课题”。基于公视独有的公共与中立角色，台湾公视几乎在每项重要选举都发挥了辩论平台的功能。也就是说，每逢重要选举，公视都会主办候选人的政见辩论会，让候选人经由辩论呈现其政见异同及辩护能力。我在公视服务的三年期间，就针对民意代表、县市长、直辖市长乃至“政府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举办过各种类型的辩论会，其中最受注目的一次，自然是“最高领导人”选举的辩论(举办时已离职)。

我参考外国的经验，在辩论前先在互联网上征求公民的录像提问，再经过公正的选择机制，挑选公民到辩论现场直接向候选人提问。此一史无前例的辩论不仅得到主要商业媒体的支持，最终也得到两大政党候选人的认可，开创了公民参与选举辩论的新模式，许多人将其视为民主选举的突破，也是公视功能的跃升。

不幸的是，尽管法律有保障，政治人物往往会想掌控传媒，一旦越线而为，争端必生；同样，公视主事者也须有面对政治力量的能耐与坚持，一旦倚轻倚重失去分寸，必生事端。台湾公视与政府间最近发生创台以来最大的政治冲突，并衍生选不出新届董事会的僵局，其间缘由固多，但公视独立地位之不易确保于此充分可见。

“受信赖的向导”

其实，公共电视是个啥玩意，对已经建立这个制度的许多台湾民众来说，同样有雾里看花的迷茫。原因自然与公视在台湾建制较晚，影响力受限有关，但对欧洲的民众来说，特别是西欧、北欧国家，公共电视不仅是他们日常收看的电视，也几乎都是该国最早创立的电视台，例如英国的BBC、丹麦的DR、挪威的NRK等。

截至目前，欧洲的公视多半仍有20%至40%的市场占有率，其他地区如新西兰公视TVNZ、南非公视SABC，甚至享有60%以上的占有率，韩国的公视KBS与MBC等，收视总合也超过市场的半数。足见就全球而言，尽管数字化、全球化、去管制化等趋势不断挑战公共电视的地位，但这个类型的电视服务仍旧挺立，并且是许多国家平衡商营电视的重要机制。

台湾的公共电视还在学习中成长，在颠簸中前进。它反映了台湾快速发展、未臻理想的民主文化，也显现了台湾商业肿大、自由无序的传媒生态。许多关心传媒改革的人相信，唯有建立商业与公共二元并进的传媒体制，才能有效改善当前的传媒环境。

英国公视BBC的开台总经理雷斯爵士，曾经将创立初期、独拥电视产业时期的BBC形容为“生猛的力量”(brute force)，这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电视体制发展到21世纪，则被英国前文化部长乔维尔誉为“受信赖的向导”(trusted guide)。从“生猛的力量”到“受信赖的向导”，一个真正为公众所享、所有、所治的公共电视，仍是全球许多国家所追求的电视体制。台湾公视在此条道路上虽是后来者，但对许多关心人士而言，让它成为社会“共善”(common good)的心思，则并无不同。

链接：公共电视

台湾属于公共媒体的电视台，原仅有“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经营的公共电视台，简称公视，于1998年7月1日正式开播。2006年4月，原属于军方经营的中华电视公司依法公共化，与公视合组“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简称公广集团)；2007年1月，原由政府以招标方式经营的客家电视台、原住民族电视台以及对海外播放的中文国际频道宏观电视，也加入公广集团。因法制尚未完整建立，集团营运出现诸多困扰，公视以外的各台也无法充分体现公共价值，现“立法院”正进行修法讨论。

台湾几家经常被提到的“独立媒体”比较

文_孙穷理

兴起

自1987年开放报禁后，台湾媒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在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多重扭曲下，近年来“置入性营销”开始成为政府及商业介入媒体的宝剑，台湾媒体的公信力日益低落。

面对大媒体的政治、商业垄断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陆续有媒体工作者利用新兴的网络平台架设网站、经营独立媒体。这种独立媒体在诞生之初，就以拒绝政治与商业的“置入性营销”为宗旨，坚持独立自主。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台湾的独立媒体从早期针对主流媒体不足这样的问题意识，逐渐面临自我“生存”与“主体性”的问题。

说起独立媒体一词的出现，许多人会想到1999年美国西雅图反WTO示威中，透过网络，大量传递场外抗议信息的Independent Media Center。不过早在此之前，在网络平台上全球各地就已经有各种以社会运动为主要报道对象的媒体在运作。

而随着各种博客平台服务的普及化，一股被描述为“草根媒体”、“公民记者”的风潮，大约从2004年开始也席卷全球；到2008年之后，各种形式的“社交网站”使这个传播形式变得更简便也更个人化。

中文的“独立媒体”一词，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在这里谈到的“独立媒体”，是指起码具有一定的编审机制与团体运作的媒体组织，与较具有个人或平台色彩的“公民新闻”作一个区分。

台湾的“独立媒体”，大致可分为商业媒体及非商业媒体两个类型。其中“商业媒体”指的是有一个主要的出资(筹款)者、形式上采取“卖广告”的商业模式生存，但是由于这种商业模式，还没有成熟，所以这些媒体目前都是处于“烧钱”状态。此外，也有从属于某一组织、公共电视，或者靠政府计划的生存模式。

商业模式会受到出资者、广告主的影响，而从属性的媒体，则会受到组织的政策、需求、计划存续的影响，这些固然都是问题，但这些媒体存在的意义，在于除了那些有市场和国家(政党)背景的媒体之外，给个别工作者提供可以发挥的独立空间及资源。

长相

苦劳网是台湾一家成立于1997年的独立媒体，与其他类似媒体不同的地方是，它没有“出资者”，以非营利的方式经营，近年则以分布式的小额募款的生存方式为其维持独立。

以2011年为例，在218万余(新台币)的总收入中，分散在200多位捐款者的募款金额171万余，占总收入比约78%，在维持“财务独立”的结构上来说，尚称健康；不过在扣除一般支出、一位行政人员的薪资之后，要支付约七到八位记者、相当于三到五个全职人员工作量的薪资是不够的。

在有限的资源下，苦劳网拨出一笔一年48万新台币的基金(在台湾约相当于一个全职主流媒体记者再多一点点的薪水)，交给参与核心工作的记者，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其分配方式。最后的决定是将这笔钱花在由记者轮流担任的“轮值主编”的工作上；而采访、撰稿仍是没有酬劳的。在这种条件下，记者必须有其他个人的“兼职”，或者在没有收入的情形下工作。这势必难以持久，造成苦劳网的记者流动率高，内部基本问题的沟通成本也增大。

而这个“资源分配”与“内部沟通”的过程，也反映出媒体独立之路的另一个核心课题，那就是它内部的民主性。苦劳网在内部并没有一个类似于“老板”的裁决者角色，也没有外部的压力源，而参与工作者的“志愿性”相对较高，必须通过共议共决，而非传统媒体结合“劳雇关系”与“科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来运作。

这样的工作伦理，在这个媒体资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被建立起来，日后如果有一天它的资源足够养活所有的工作者时，要想仍然能够维持内部民主的形式，这个过程至为重要。

独立媒体如何做到“独立”，也可以比照香港独立媒体。香港独立媒体编采团队的组成，是以近年在香港传统组织(如工会或环保、人权等倡议团体)之外的“非组织性社运”的参与者为主，跟苦劳网的记者相较，他们的成员更加接近“运动倡议者”、“专业者”，而不是“记者”。在组织的长相上，它们更接近一个由这些人组成的“平台”，而不是一个传统概念下的媒体组织。

由于组织形态的不同，香港独立媒体记者的生产是在各自倡议工作的一环，并不会往苦劳网“专职记者”这样的目标发展。反映在工作强度上，香港独立媒体的特约记者两到三个月开一次会，讨论内容比较分散，苦劳网的采编每周开会、分工与凝聚共识是最主要的内容。而香港独立媒体只需要一位负责联系与举办培训活动的专职编辑就可以运作。因此，虽然2010年香港独立媒体的募款与苦劳网相当，但是对它们来说，这样的资源已经足够支付现有工作人员所需。

相比苦劳网，香港独立媒体的这种“弱联结”架构，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向“个人/公民新闻”平台方向的修正，这种相对“去中心”的组织形式，同样可以避免前面说的媒体受到外部、内部因素影响，而丧失其独立性；但是，由于香港独立媒体成员本来就具有集体的运作方式，又与开放性的“公民新闻平台”也不同。

生存

在台湾，从2007年起，公共电视台曾经推动成立一个名为Peopo的公民新闻平台(www.peopo.org)，虽然主要操作者花了很大工夫与各地社区合作，做了许多教育训练以及推动公民新闻的工作，目前成为部分“公民记者”的重要发表平台，不过这些公民记者之间的联结性太弱，也缺乏组织与采编机制，使得Peopo与一般博客、影音串流平台的距离其实仍不太远，不能称为一个媒体。

有趣的现象是，类似香港独立媒体这种“弱联结”的架构，在台湾还没有太成功的例子，比较接近的或许是“南方电子报”与“小地方新闻网”，其中1995年成立的“南方电子报”，是鉴于当时媒体商业化倾向环境下，集合在报纸版面上造到排挤的副刊写手，利用电子报的形式运作的老牌网络媒体做成的。但是近年在原有的写手逐渐散失，又没有培养新的作者群的状况下，呈现出冷清运作的状态；而“小地方新闻网”则是政府计划资助的媒体，曾经发展出许多社区的写手，不过由于政府部门变动而失去计划补助之后，于2010年年底暂停运作。

苦劳网在2007年改版，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希望以“公共论坛”、“新闻你来搞(个别写手或社运组织的自产报导)”，以及“博客来搞”等尝试web2.0的架构，不过三年多的运作经验后，也是不成功，来稿量少，不稳定且品质不佳。从独立媒体的经验来看，即便是“弱联结”的组织，也需要花力气去经营，这几年苦劳网的力气都花在自产的报导上，而没有在这方面着力经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资讯来源由传统媒体转为网络，商业媒体通过切割版面与时段以广告获利的模式受到损害，传统大媒体的运作模式备受威胁。在商业媒体产生问题的时候，诉诸“社会支持”的非商业性小型独立媒体的发展空间也在扩大。而如何超越大媒体的限制、创造独立的空间与永续生存的基础，是持续不断的挑战。

证严法师（中）及她的慈济基金会被认为是“台湾的良心”

汶川地震后第三天，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首批救援物资已经运送到桃园机场，46吨的救济物资将直飞成都双流机场

文_戴艾

3月11日下午两点四十六分，住在日本宫城县石卷市一位八十三岁的老太太，为了躲避9.0强震过后引发的大海啸，正使劲地踩着自行车往高处奔逃。此时，在台湾忙着为慈济基金会成立四十五周年庆的慈济基金会志工们闻知地震的消息后，纷纷放下手边的工作，迅速联系慈济日本东京分会的慈济人。

在地震发生没多久，在日本的慈济志工们已经把食材运往重灾区的茨城县大洗町，他们为灾民们准备的八百份素食，包括咖哩饭和味噌汤。

慈济的高效工作以及快速的反应能力，在台湾社会传为佳话。在历次救援工作中，慈济人的蓝衫身影，总是忙碌地穿梭在灾难现场，他们为无家可归的灾民们提供援助，发放毛毯和御寒衣物。

尤其是在1999年的台湾“九二一地震”中，慈济人在地震发生不到一小时后就出现在了灾区，他们协助发放物资、安置灾民，比政府救灾人员和军方的速度还要快。

“来不及了”、“做，就对了”，这两句是急性子的证严法师呐喊了45年的精神口号。

从未踏出台湾一步的证严法师，从三十个竹筒开始，率领着四百万名慈济人，打造了横跨慈济医院、慈济小学到大学、慈济广播、静思人文、慈济月刊、出版社、大爱电台、大爱电视台、骨髓捐赠数据库等志业体系，花莲慈济医院旁边的静思堂，有一个高十三层的讲经堂，还有慈济从无到有的史料馆，这里不仅是慈善的世界，也是全球慈济人争相前来朝圣的“心灵故乡”。

证严法师以及她的慈济基金会，近年来成为台湾民间社会一个光彩夺目的焦点，他们积极行善，教富济贫，被誉为“台湾的良心”。

“一摊血”开启慈济世界

“每次谈到《无量义经》，我就满心欢喜！尤其义经中有一段是‘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动，亿百千劫’。这十六个字，每天都在我脑海中浮现！”证严法师强调，慈济精神，就是由此而生。

而对于熟悉证严法师的人，都听说过“一摊血”的故事，那是追溯慈济世界以及证严法师的慈善之路最早的线索之一。

出生于1937年的证严法师，俗名景云，自幼过继给叔父为长女，随家人住在台中丰原，出家前自号静思。1960年，证严法师正值壮年的父亲因脑溢血骤逝，让她伤恸欲绝，开始思索生、老、病、死的人生。

在父亲生病期间，证严法师前往一家私人医院探视信徒的父亲，突然望见地上有一摊血迹，询问后才得知，这是一位原住民妇女流产了，急需开刀，却因为付不起台币八千元的保证金而被婉拒在外，只能由失望的族人带回部落，证严法师闻言后十分不忍。

“一摊血事件”过后，证严法师于1962年因为没有剃度师父而自行落发，隔年，因缘际会地皈依了台湾比丘界的第一位博士“印顺长老”门下，法名“证严”、法号“慧璋”，就此踏上修行之路。证严法师出家的过程并不顺利，后来只能暂居花莲“普明寺”旁的小木屋，直到她拜托母亲出资，在多地震、多台风的台湾后山—花莲买下一块地，兴建“静思精舍”，才有了稳定的修行之所。

而后，她在普明寺研修佛法，巧遇三位花莲海星中学任教的天主教修女，在彼此讨论佛教与天主教的教义时，其中一位修女提及：“佛教信徒这么多、力量这么大，如果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影响会更大。”证严法师听了之后，心头一沉，决定汇集社会的爱心，将来要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台湾后山，盖一家“不收保证金的医院”，济世救人。

就这样，一摊血和三位修女，促使证严法师下定决心在1966年创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后更名为“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 。她砍下竹子制成三十个竹筒，交给跟随她的三十位大多半不识字、上了年纪的“欧巴桑”(老太太)，大家每天从菜钱里省下五毛钱投进竹筒里，帮助弱势者，这一股从菜市场开始的柔性能量，开启了慈济的“竹筒岁月”，第一位援助的对象，就是从福建漳州来台的独居长辈、八十六岁林曾老太太。

母鸡带小鸡

透过“福缘大家造，福田大家种”的群众心理，以及慈济人的同侪影响，慈济的规模迅速发展，日益壮大。

台湾有佛教界的“四大山头”的说法，包括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中台禅寺的惟觉和尚、慈济基金会的证严法师，而接受信徒捐款最多的，就是慈济基金会。

根据台湾喜马拉雅基金会在2005年公布的“台湾宗教类基金会概况”的资金排名，慈济基金会的创设基金为台币两百五十多亿台币，是台湾第一大的基金会，排名第一的慈济与第二名法鼓山创会基金的差距，却多达11倍。

证严法师盖一家“不收保证金的医院”的愿望，直到1986年8月16日才得以实现，慈济体系的第一家医院—花莲慈济医院在那一天里投入使用。在开幕前一天，为了感谢捐款满一百万元协助兴建医院的捐款人，证严法师特地颁发“慈济荣誉董事聘书”，简称“荣董”，其中大多是经营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或公司负责人，每年可享有一次免费的健康检查。

八十岁的吴松阿妹，每天努力卖菜包存了一百万元捐给慈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菜包荣董”；台湾资深报人高信疆也曾捐了百万元成为“文人荣董”；至于嘴里还含着奶嘴的一岁陈小妹，则由父母抱上台，授赠为年龄最小的“宝宝荣董”。

慈济医院不仅以一流的医疗水平和优质的服务著称，并且他们的医生、护理都极具人性关怀。我曾于2010年3月7日亲历了一场为十一位捐赠遗体的“大体老师”举行感恩追思典礼，慈济的医疗服务由此可见一斑。在典礼之前，慈济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52位同学已经自行分组，亲自带着清扫工具，与解剖科主任王曰然一起到火化场，自发地扫地、擦窗户、拖地板。“我们在解剖课之前，要先‘认识’大体老师，到捐赠者的家里拜访家属，了解大体老师生前的故事，完成解剖课之后，不但要缝好大体，还要为老师缝制最后一件衣服，让大体老师完整地离开。”慈济大学医学系三年级的蔡同学表示，借由这个过程，就能提早学习该如何对待病人，避免日后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

在感恩追思典礼上，医学生们护送着“无语良师”们的灵柩，与慈济志工和家属们缓缓前进，慈济的精舍师父们也前来助念送别，现场还播放着医学生们到大体老师家拜访家属的画面，说出了家属的心情，以及学生们的心路历程。

家属在泪眼婆娑中，收到了学生写下的感谢卡，送别捐赠大体的家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火化后将骨灰供奉于慈济大学旁的“大舍堂”，场面庄严肃穆。

慈济一直以其佛法的感化精神昭式众人，也正是因此，他们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信徒。在马来西亚创业成功的台商刘济雨，于2001年卖掉了厂房，把土地捐出来盖静思堂、幼儿园和义诊中心，他和妻子简慈露则担任全职志工，负责慈济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拓展慈济的慈善志业。在慈济基金会当中，像刘济雨夫妻这样全心投入的慈济人，多得不胜枚举。

证严法师不仅具有柔性的领导特质，并且散发出母性般的悲悯，大家都称呼她为“上人”、“师公”，见面时还要下跪，顶礼膜拜。

在大爱电视台的戏剧类节目当中，证严法师总是以“母鸡带小鸡”的形容词，鼓励慈济志工广召会员，吸纳更多愿意拿出一百元小额捐款的“小鸡”。

在每天志工早会上，证严法师会对全球慈济人联机演讲，她说的话，也被编纂成“静思语”，印制成各种颜色的传单，透过慈济志工发送张贴，这些“静思语”如同台湾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九重葛，爬满了街道与小吃店里的墙壁，连晨起扫马路的清道夫，也会在装垃圾的小推车上，贴一张“要用心，不要操心、烦心”的字条。

经过四十五年的耕耘，慈济已从台湾地区性的功德会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证严法师在台湾创建慈济基金会的影响力，引起了美国时代杂志《TIME》的关注，在1993年撰文报导了证严法师的事迹。当年，慈济的会员人数已达两百万。

争议中的慈济

回顾慈济的发展，1991年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一年，也是其走出台湾的第一年。当年，孟加拉国发生水患，大陆的华中、华东地区也遇到了百年一遇的洪灾。证严法师在这一年的8月16日出版的《慈济道侣》中就指示，“要加强大陆赈灾的文宣，呼吁所有慈济人全面动员募款，协助慈济通过这项成立二十七年来最艰巨的挑战。” “一人一美金”的援助方式于是开始推广。

慈济在这一年里首度援助安徽、江苏、河南三省，迄今援助面积已经超过二十个省份，从发放粮食、御寒衣物与棉被、奖学金、慰助金等等，还协助兴建学校、房舍、福利院、海堤等等。

“慈济的志工几乎遍布大陆各个省份，将大陆同胞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情。尤其在大陆还没有发展自己的骨髓库时，很多罹患白血病的大陆患者得到了慈济的无私帮助，也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时，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2008年11月，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第一次来台访问，结束行程之前，还特地前往新北市关渡的慈济园区拜会证严法师，表达谢意。

不过，影响日巨的慈济在台湾社会也遇到了质疑。在“八八风灾”重创台湾时，慈济基金会、世界展望会均投入协助灾区重建工作，世展会与受灾原住民共同讨论，盖出灾民心中理想的部落家园，慈济则在高雄杉林乡盖起永久屋“大爱村”，还不定期以游览车载运慈济志工前往大爱村参观，遭致部落客、网络媒体与灾民的批评。

“慈济做了很多好事，但是灾民入住的大爱村周遭，却设计许多‘大爱石’，刻有 ‘一早就看到浮尸在大马路’、‘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慈济，真感恩’、‘但愿我那微薄的财产能够卖掉，用一半捐给大爱台’等文字。”辅仁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陈顺孝指出，网络谈论此议题，并不是否定慈济的贡献，而是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八八风灾”后的2010年，台湾民间甚至发起了“爱我，就请不要来参观我”的活动，呼吁慈济志工不要像参观动物园一样去逛“大爱村”，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一位教授就批评称：“慈济对行善敲锣打鼓，是以爱为名进行垄断和霸权，面对批评与指正，就说‘没根据，无法响应’，慈济的‘爱’，真是太傲慢、太霸道。”

对此，慈济基金会发言人何日生响应表示，参访志工或官员不会未经居民同意随意进入房舍。对于学者的批评，他表示，“批评没根据，无法响应”。

证严法师一再强调“诚、正、信、实”的理念，但当慈济的师姐志工穿上深蓝色制服，梳着包头，微笑地站在慈济医院的大厅内，手上捧着一个个募款箱，对民众展开地毯式的礼貌劝募活动时却没有开收据，也不用登记姓名和金额，从而形成了外界诟病的捐款漏洞。此时此刻，四十五岁的慈济基金会，已经不再是当年忙着把五毛钱存进竹筒的克难功德会，对于南亚海啸、四川地震、台湾“八八(莫拉克)”风灾等重大灾难时的募款金额，更是数以“亿”计，但外界却始终无法得知，慈济到底募了多少，又用了多少？

“慈济就像一只垄断公益资源的‘巨象’，吸纳了太多社会资源，却在无意间踩死了小蚂蚁(其他小型公益团体)而不自知。”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团体负责人如是说。

一阵风起，扬起了证严法师灰色袈裟的衣角，七十三岁的她，依旧风尘仆仆，奔走全台探访各地资源回收站的“环保菩萨”们。至于将来的某一天，失去证严法师的“后慈济时代”将会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

台湾的民间基金会

台湾面积不大，却成立了四万个非营利组织(NPO)等民间团体。根据联合劝募基金会在2010年的统计显示，过去一年来有八成民众曾经捐款，其中有近三成民众是在最近二个月内捐款，平均捐款总额为台币三千七百一十六元，投入医疗、文化、社会福利等慈善工作。

台湾家扶基金会：1938年，由一群美国维吉尼亚州里奇蒙的基督徒成立，旨在帮助在中日战争时无家可归的中国孤儿。2002年，开始认养台湾之外的贫困孩童，目前认养方案已经帮助了22个国家、23万国内外的弱势儿童。

创世基金会：台湾第一个安置植物人的机构。在台湾十四个县市成立安养中心，专门收住家境清寒的植物人，随后捐款增加，创世又将服务触角延伸至街友(游民)和独居老人，专门服务 “残到底、穷到底、老到底”的弱势族群。

法鼓山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主要是由台湾佛教“四大山头”之一的圣严法师创办，并于2000年成立法鼓山慈善基金会，对低收入户、老年人、残障等弱势团体提供金钱与物资的救助。罕见疾病基金会：透过民间小额捐款在1999年成立罕病基金会，。

基金会不仅提供患者以及家属之间互动的桥梁，还建立研究员制度，促进罕病医学与研究水准。

文_阮庆岳

(作者系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副教授、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台湾馆策展人、作家。)

看《海角七号》的观众，或许会惊讶地发现一个陌生的台湾，那是日本文化浸淫下的台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给它刻上了无法抹去的印痕。

如果你到台北，途经博爱特区，你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影子，位于博爱特区的“总统府”、台北宾馆、台湾银行、台北邮局与“司法院”等巴洛克风格的古迹，均为日本殖民政府所兴建。

由于这片区域属于台湾的政治核心地带，目前是台湾政治新闻频发地区，凯达格兰大道和中正纪念堂都是民众抗议的最爱，在电视画面中，这片区域曝光率极高，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代表着台湾的形象。

而在这些建筑中最为耀眼的当属“总统府”，它采取的是“向北、向东”的坐向，这就有违中国传统官舍坐北朝南的方位，这座日治时期的台湾总督府通过建筑传达出的是“北望日本”、“迎接旭日”的政治考量。

渗透和激荡

因为甲午战争落败，台湾在1895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直到了二次大战结束，也就是在50年后的1945年，才终止了这段历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于“现代化”积极努力的追求，使这段时期的台湾城市与建筑发展也留下了鲜明的色彩与印记。

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是1908年。当年，台湾西部纵贯铁路全线通车，宣告了台湾全面发展的启动，城镇间的距离大幅缩短，各种建筑思潮及式样的流传更加快速，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的初期。

其间受过西方建筑专业知识训练的日本技师大量来台，公共建筑的发展达到日治时期的高峰，主要的建筑风格是以仿西洋古典样式为主轴，并将之大量建构在城市的公共建筑上，这除了炫耀与暗示他们联结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性的进步表征外，还与统治者隐约想表现出来的威权性格相呼应，其中有着某种假借道统的意味。

台湾建筑史学者李乾朗在他的专著《台湾近代建筑之风格》里，将这时期所模仿的西洋风格，定位为“后期文艺复兴巴洛克样式”，并以出身于东京帝大的近藤十郎与森山松之助二人为代表建筑师。他们的代表作品，依旧存在的有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台中州厅(今台中旧市政府)、公卖局、博物馆(今省立博物馆)、台北州厅(今“监察院”)、台南州厅(今台南市政府)。

这样的西洋古典风格，被以正典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对原本闽南式样的民间建筑也造成了影响。在这段期间里，有许多著名庙宇均大事修建，譬如台北的保安宫、龙山寺、新竹城隍庙、鹿港天后宫与北港朝天宫，它们所显现的繁复华丽的装饰风格，似乎能与台湾同期的仿巴洛克式样有着巧妙的呼应与激荡。

此外，由这批日本建筑师引入的全新建筑美学，也成功地渗入到台湾各地的城镇与乡村，其中以乡绅地主的大宅邸与商业长条街屋最为明显，譬如大甲的王顺德宅与雾峰的林宅。这种结合外来与本地、西洋古典与闽南式样的建筑新风格，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台湾四处蔓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与风格。

其中的雾峰林宅，以“莱园十景”著称，是台湾旧式邸宅的典型代表，与台南吴园、新竹北郭园及板桥林本源园邸并称“台湾四大名园”。在莱园建筑中，最为特别的又数结合了传统建筑与日式洋风建筑式样的“颐圃”。“颐圃”结合传统建筑与日式洋风建筑式样，以白色为基调，搭配日本黑瓦，展现出日式素雅清秀的风格。

帝国冠帽式建筑出现

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打破了原有的营造计划。日本推行的军国主义与“大东亚共荣圈”的想法，使得日本将台湾以“皇民化”、“工业化”及“南进基地化”重作定位，建筑的风格因此再度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强力联结。其中的“皇民化”运动，尤其是以全面压制台湾的汉人文化为主，寺庙被大量拆除，传统戏曲与表演(例如歌仔戏与布袋戏)也被禁止，这一段时期算是单一崇拜日本文化的压迫期。

在这个以军国主义及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时代，再次建造与浮现了一批以政治为名的公共建筑，这批建筑大多将一个东方式的屋顶加封在近代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之上，被称为“兴亚与帝国冠帽式建筑”。这一类建筑在台湾并不算多，却能色彩鲜明地与时代背景作辉映，相对可辨识性也极高，而且大都集中在当时作为南进基地的高雄，其中的代表建筑，有高雄市政府与高雄火车站等。

在这样以公共建筑与西方影响为主的历史叙述外，其实还可以注意的是纯粹的日本和式建筑在台湾的发展。这一类建筑最主要集中在当时日人的宿舍与住宅上(譬如台北温州街一带的巷弄或已改成茶馆的紫藤芦)，以及与生活及文化有关的旅馆、寺庙与神社等(譬如台北圆山护国禅寺、中和圆通寺)。

这些建筑因为没有被权力意识直接影响与控制，因此相对维持着与日本的传统建筑在形式与美学风格上的连接，也能以其独特的姿态进入台湾社会。在日本撤离台湾后，日式的住宅大半被接收改为政府机关的员工宿舍，继续扮演着住宅的角色，并塑就了许多台湾人的共同成长经验。

暧昧的存在

在日治时期，台湾曾经建造了大小神社共三十多座，以及几个大城市都独自拥有的武德殿。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低矮的日式文化建筑与民间建筑，逐渐面对被拆除的命运，同时也掀起了社会对于日治建筑与台湾文化及历史的大讨论，也就是说，这些日治时期的建筑，究竟算不算是台湾文化与历史的一部分？

尤其是国民政府在来台后，曾经对自身文化的正统位置大有担忧，当时面对着与汉族文化割裂已久并长期被日本文化强势影响的台湾社会，国民党在某个程度上确实有着欲将之(日本文化与台湾地域文化)驱除于主流价值以外的意图，譬如1960-1965年发生的查禁歌曲及推行国语运动，大约可视为排斥地域文化以让自身在台湾的统治逐渐正统化的一个例证。

而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更是纠结不明与松紧难料。国府迁台后，先是禁止了日本电影的输入，也禁止日文的配音与字幕，到了1965年才松绑；而1972年后，也再度引发1973年起的禁止日本漫画进口，禁说日文与禁用日语。日本文化基本上是或隐或显地出入在台湾人的时代与社会记忆里。

对于日治建筑的价值与意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辩论，发生在1985年，当时民众就桃园神社究竟应当拆除还是保留进行论争，引起了全台湾社会的关注，最终达成共识，决定保存这批日治时期历史建筑。但直到1992年，第一批日治时期历史建筑才正式被官方指定为文化遗产，如今，已有不少日治时期的建筑得到法令的正式保护与修护，甚至成为观光景点。

在台湾近代建筑史里，日治时期的建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因各种主客观因素，长期以某种暧昧的姿态存在。这与台湾统治权不断更易的历史命运有关，文化的主导与控制者经常变动，因而普罗百姓与创作者们必须持续处在一个断裂－新起－衔接的角色上，而伴随他们的是幻化与认同的苦痛

旧香居书店

茉莉书店内部

简体书店秋水堂

乐团在女巫店排练

文_房慧真

(作者系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2007年夏天出版《单向街》(远流)，作品散见两岸三地报刊杂志。)

台湾有大大小小几百家书店，如果要逐家来逛，即便对于书痴们而言，那也是极大的体力消耗，甚至是难以完成的奢望。

书店迷人的地方，并不只在书，书店和人的故事，更是让人值得回味的记忆，而这些，往往不是观光客容易捕捉得到的。我要说的三家书店，并非像诚品书店那样名声远播，这些小书店的故事，只属于不多的读书人所有。

台湾的魅力所在，正在于她需要你不断去发现，不断从生活的“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美好。

龙泉街尾

龙泉街是台北师大夜市所在，这附近的街名，大多借用了中国浙南僻远山村的一些美丽名字：龙泉、泰顺、丽水、云和、青田？?山谷梯田廊桥的景致，放在台北，则成了人潮不绝的繁华夜市。

“旧香居”就在这条街上，这家在台北极有名气的旧书店，一般总给人正经古板的印象，更何况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旧”书店。旧香居卖的是旧书，在书友间传播的却是其中的新奇的故事。

书店的灵魂人物是曾留法学艺术的卡密。卡密承袭了家传旧书、古物的知识教养，谈起古书版本、作家掌故头头是道，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跟她聊电影，聊漫画，聊各色新奇的玩具。从书店里的摆设，就可看出新旧杂糅的混搭，有传统中式木椅、文人水墨画、白玉佛像，也有卡密四处搜来的古怪小玩意。穿梭在店内的一抹流丽色彩，当然还有卡密本人，冷天犹然是高跟鞋短裙网袜，露出漂亮长腿。她总爱开玩笑，说初识她的人，总以为她开的是服饰店、美妆店，等知道她经营的是旧书店，没有不大吃一惊的，而熟客们甚至在暗地里帮她取了一个绰号：“书海妖姬”。

楼上风光

也是闹区，淡水渡船头，卖臭豆腐鱼丸铁蛋的吆喝声不断，市声喧扰中，就有一家书店大隐隐于市，开在河边，叫做“有河Book”。

这家小书店在二楼，如果你是外来者、观光客，则很容易错过。店主人一号，是在广告公司待过，也写影评的686，他为书店想过一句文案：“逛书店是一种向上运动”。

在这家书店，不说是“顾客”，而说是“河友”，诚如台湾知名书评人傅月庵所言，这是一家“我们一起开的书店”，都知道书店生存不易，独立小书店更是经营艰难，于是分散风险，让众多河友一起守护着这家书店。

每年年末，书店公布畅销书排行榜，前三名总是诗集，且多是独立出版的诗集。店主人二号隐匿，本身就是诗人，能写得一手好诗，也泡得一手好咖啡。除此之外，她还在书店外头的露台，固定摆些清水猫粮，好让附近的流浪猫来觅食。天冷了，她便搁上纸箱，纸箱里塞几件旧衣。客人有时逗弄猫咪过火，还会让她气上半天，于是下次便贴上告示：“猫咪需要睡眠，请不要打扰”。宁可忤逆客人，她也不愿让野猫成为任意作弄的宠物。

明目张胆

这一家位于台大附近的温州街，专门卖大陆书的简体字书店，有个颇为意气用事的名字，就叫“明目”，隐去了该合为一词的“张胆”。明目早期还只是个流动书摊，卖的是台湾“戒严”时期的违禁品：鲁迅、陈独秀、马克思、恩格斯？?做的该是地下交易的买卖，老板却大剌剌地取了一个反骨的名字。不过二十年的光景，台大周边的简体字书店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取的名字皆有典故：若水堂、秋水堂、问津堂？?然而，一路走来，带着革命情感的读书人，还是只钟情这一家“明目”。

每个礼拜四的午后，是明目的“开箱日”，这是台北最具传奇的一页书店风景。虽说是盛况，不过只是十来个装满书的大纸箱，一箱一箱剖开，书店主人从每箱里一次拿出三五本书，就有十几双手等着接着，书页流转，历经上游、中游，来到下游，热门合眼的书早已被截捕，我资历不够，通常处于下游，只能望书兴叹。我忽而能体会百货周年庆女人杀红眼的抢购情景。环顾四周，这些平时温文儒雅的读书人，此时也是杀红了眼，为的就是对于知识的极度渴求。

每个礼拜来等着开箱取书的读书人，都是些老面孔，痴心的读书疯子，久而久之也会聊上几句，然而不是闲话家常，话题总不离书。明目外头有个院子，书店主人便摆上几张桌椅，后来还索性开起读书会，上有花架瓜藤，筛漏进的天光云影，正适合清谈。

台大附近后起的简体字书店，如秋水、若水、问津，装潢得像是诚品一样，愈加精致。但我还是喜欢明目的荒疏与质朴。书墙钉得不高，新书就十来个纸箱排在地上，必得使人低头或者蹲下屈膝以对，通常礼拜四开箱日，老板、老板娘会在店内，两人皆精干瘦小，无市侩气。礼拜四以外都是同样的一个店员，束着马尾的前中年男子，通常沉默、低调，有时在店内放摇滚乐，有时一个人到前院抽烟。入夜后温州街邻近辛亥路的尾端总是人少，明目里头的灯光总暗淡着，像是一种暧暧内含光，前中年男子总孤单地守着冷铺。

书店，还是清冷一点的好。

去Live House玩乐吧

文图_简妙如

(作者系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台湾流行音乐文化研究者。)

900pm，台北师范大学附近色彩斑斓的文艺消费与充满嬉皮时尚的商圈，人来人往的街道廊檐下，突然有些人零零落落地站着不走了。他们在排队，待会要看地下摇滚乐团表演。

在一个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地下室入口，被屈臣氏和小吃店夹挤着的厚实铁门，半开地透着光，那是“地下社会”(Underworld)，是台北热爱地下音乐的青年们最喜欢的小地方，可以喝酒、听很酷的音乐，看很酷但又常常出错的音乐表演。这样的地方，以前多数人叫它pub，但近六七年来，以提供原创音乐表演为主的专门场所，在台湾逐渐被称为Live House。

从“地下社会”出发

要认识这些Live House，可别以“夜店”或“夜生活”这样流俗的字眼来称呼它。在台北，这样结合原创独立音乐表演以及地下青年文化的场所，大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慢慢在台湾大学及师范大学所处的大学区域发展起来。与夜店的商业气味相比，这些Live House有着浓烈的文艺青年调调及次文化的桀骜气息。

1996年开设的“地下社会”，是由几个上世纪90年代初参与学生运动的知识青年所成立，对于社会、政治改革的敏锐性，以及共同的前卫音乐的喜好，初期吸引了当时正在都市各个角落追逐梦想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剧团演员、怀着电影和音乐创作梦想的年轻人、剧作家、甚至是已投身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

差不多同时期，台湾女性主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台大新生南路的巷子里，第一个专卖女性主义相关书籍的独立书店“女书店”创办了。不久，一个也参与女权运动及女书店各色讲座活动的年轻女孩，在女书店隔壁店面开设了“女巫店”。店里最鲜明的标志，是各色穿黑斗篷骑扫帚、咧着嘴笑的巫婆玩偶，还有大剌剌地挂在不同椅子上的各色女性胸罩。

这两家店都不是为了成为专业的Live House而设立，而是先经营出一个文艺青年的聚会场所，再同时安排一些原创音乐的表演。“地下社会”那小小的拥挤空间，不到一百人便会挤爆，台湾当时各种前卫、实验性强的独立乐团，快意地在这个肮脏、破旧却很有个性的空间里演出。而作为极少数在地面一楼经营的女巫店，由于音场限制及女性经营者独具的慧眼，安排的表演则是较靠近听众、气氛温馨、能听出现场细致表演能力的不插电音乐，或民谣式的原创音乐。

独立音乐前哨战

而真正让原来的pub、文艺咖啡厅开始转为专业的Live House的，便是目前在台北最具规模及品牌知名度的The Wall。The Wall的前身，是由闪灵乐团主唱Freddy在2000年左右开设的“圣界”。当时为了区隔出一种以卖表演而非卖饮料为主的场所，引进日本已使用二十多年的Live House一词，成为酝酿台北地下乐团、独立音乐场地蓬勃发展的前哨站。

2003年“圣界”结束，Freddy转往台大附近找到新地点，加上《春天呐喊》音乐节创办人Jimmy，以及董事长乐团主唱、之前也经营过独立音乐场地的阿吉，三人共同创办了The Wall。The Wall 正式名称为“这墙－音乐艺文展演空间”，位于一个都市商业大楼的地下一楼，格局像一个次文化风格突出的小型地下街。除了专门提供表演的专业场地The Wall外，周围还有各色青年次文化的独立小店：如手工制作的创意商品店，号称“台北最有个性的独立唱片行”、专门进口及代理独立摇滚厂牌，以及自有音乐厂牌的“小白兔”唱片行。当然，还有刺青店、录音室、乐器行等。两侧画满涂鸦通往地下街的弯道，一下去立即将城市的喧嚣丢在地面，只需将自己融入每个人都有点“在追寻些什么”的眼神中，我们便进入了现今台北最活跃的青年次文化圈之一。

这类提供现场独立乐团表演的场所，在夜幕时分进进出出摇滚嬉皮味道的青年男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很容易引来区域内的警察注目。Live House一度被视为需要特殊管理的商业性声色娱乐场所，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以及较重的营业税(因为有卖酒)。2006年，在多次被主管机关视为不符营业登记项目而开了罚单后，The Wall及“地下社会”联合发起“Live House合法化”运动，向政府单位及社会大众要求一个合理的认识及正当性地位。Live House自我界定为提供原创音乐表演的专业演出场地，并具有重要的城市文化观光价值，终于得到政府的善意响应，并有一个非正式的特许位置。

越玩越大

2006年成了分水岭，Live House的发展仿佛一飞冲天。不仅在音乐场地的塑造上，开始在台北及台湾其他城市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出没的文艺区域中，打造了更为鲜明的次文化风格及指针意义，同时，作为台湾年轻人玩乐团、发表原创摇滚乐的重要场所，Live House在经营站稳脚跟后，也鼓舞了更多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投入玩乐团、创作音乐的文化中。

The Wall的特色在于引进专业的管理，改变原先地下乐团演出场地及乐团本身的随性方式，Live House提供的节目更加有计划，也更有规模。定期不断引进在欧美、日本对本地乐迷较具有吸引力的独立摇滚乐团，也刺激了本地乐团各色乐风的发展，同时也将原本只是非常小众的摇滚爱好圈，扩大到一般听音乐或文艺爱好者都有兴趣的表演文化。

甚至，原本在数字时代已不寄望卖唱片赚钱的主流唱片公司，也开始安排有现场演唱能力的歌手，不定期地在Live House演出。这样的做法不仅能经营稳固的歌迷关系、训练歌手的表演能力，也使在Live House举办的300至500人的小型演唱会，成为主流唱片公司办活动的场所之一。比如与The Wall同样在台大附近罗斯福路上的另一家Live House河岸留言，走流行、民谣摇滚或爵士、融合的乐风，近年成为流行歌手转战小型表演场地的首选。

而The Wall及河岸留言的专业Live House场地经营方式，也使其开始扩大经营规模。The Wall不仅开始进入南台湾，经营高雄市的独立音乐展演场地，近期也要进入东台湾的宜兰，将这样的独立音乐及青年次文化气味继续扩展其影响范围。而河岸留言原本只有容纳约一百人的小场地，在两三年前，又扩大规模另开一个能容纳500至700人的较大场地—河岸留言红楼店，将Live House文化带到过往青少年文化的重镇西门町，由市府旧红楼改设的Live House，让音乐文化场地成为政府文化观光政策的一环。

日常生活化

在Live house的表演洗礼下而成长起来的台湾乐团，也已呈现出一路走来的成果。从老团浊水溪公社，到中生代的1976、旺福、回声、甜梅号、Tizzy Bac、熊宝贝、阿飞西雅等，以及近期作品及表演都很受瞩目的白目乐队、麦克白、Mary See the Future等等。由Live House场地所孕育的乐团，以及这些独立乐团持续发表、独立发行的音乐专辑都已有很成熟的水准与多元的音乐风格。地下、独立乐团的数量，也由三年前约五六百个暴增至1000个以上。

台湾独立乐团创作风气的蓬勃，似乎是Live House更为稳定发展后的必然结果。看起来，玩独立乐团、创作各色音乐的人变多了，但其实Live

House最重要的终极价值，反而是它作为日常生活化的音乐场地创造者的角色。是那些愿意在华灯初上时停步排队的乐迷，是那些围着喜爱的乐团也在开始玩团筑创作梦的懵懂年轻人，是那些被吸引进去从事独立音乐展演相关工作的热情分子，他们才是Live House具有某种特殊文化吸引力的真正核心。

在台湾，去Live House玩乐或许已不再是非常小众的活动，反而慢慢被一般文艺爱好者视为日常消费中的选项之一。在有演出的时段钻进某个Live House，大家都会感到这很寻常。这或许是Live House文化褪去其前卫、不流俗的次文化外表，走向更为成熟的音乐场地新阶段的表现

台北的夜晚怎么能缺少时髦男女和美食

深夜的诚品书店，依然人头攒动

文图_工头坚

(作者本名吴建谊，现任职雄狮集团欣传媒。曾经当过台北知名夜店企划经理，天天过着晚六朝五的生活，见识过午夜的人生百态。)

要说台北的夜生活，得从一些陈年的记忆聊起。

约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时的我是个二十出头、在广告影片制作公司当美术设计与助理导演的年轻人，正好迎上消费文化高速成长的年代，只觉得每天都过得精彩无比。

当时的一个台北夜晚往往是这样的：

下了班，先和同事们到公司附近的海产店吃上一整桌热炒海鲜搭配台湾啤酒，酒足饭饱到东区后巷唱片行挑几张进口CD，顺便看看隔壁泡沫红茶店里争奇斗艳的美眉，遇到认识的朋友就随之前往PUB或DISCO或KTV，听现场演唱、跳舞、唱歌，还能到当时风行一时的包厢式MTV，看一部热门好莱坞电影，或者冷门的欧洲艺术片。

大半夜出来，边走边讨论剧情，饿了就到通宵营业的餐厅吃个台式清粥小菜，或广式饮茶；直到天色微明，才心甘情愿地回家。这还不是逢年过节或周末才这样，有时一个礼拜都能有两三天彻夜不眠的狂欢。

夜生活是一种独立的生态，勉强不来的；很少城市能说我要发展夜生活，就有夜生活了；其实多半还是和城市本身的自然或人文条件有关。和我去过的不少大陆城市相比，台北气候相对温暖，城市面积较小，闹区集中，大致上都在捷运(地铁)可抵达的范围，甚至步行都很舒服；走累了，随手召唤出租车也非常方便；这使得台北的夜生活获得了相对多样化发展的空间。

这么多年来，台北的夜生活代表店家或许也历经潮起潮落，但是形态的多元始终与时俱进；历经了喧嚣的爆炸性成长期，进入了稳定的分众形态，各有各的精彩。

诚品书店

我不确定诚品是不是全世界第一家24小时开放的书店，但毫无疑问，它已是台北的文化地标。诚品不仅是看书与吸收新知的好去处，也是一个城市的信息中心。诚品早已不是一家书店，它不仅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分店，而且也成为一个综合的品位生活商场，从脑袋到外表，从听觉到味觉，甚至户外的创意市集路边摊，还有室内室外的茶室与咖啡座，都成为台北人重要的社交场所。

有段时间，我就住在诚品“敦南”店附近，时常在深夜睡前散步过去，翻翻书、看看人；大陆友人曾问我，在台北市是不是很容易遇到明星，事实上，我的确在午夜的诚品见过无数明星。如果你看过《一页台北》，就知道它还是个容易恋爱的场所，无论是否只是一个夜晚、一个眼神的对望与暗恋。

要开一家全天候不打烊的书店或许不难，难得的是，半夜四点还人山人海，这就是诚品的魅力，也是台北人的生活面貌。

百元热炒

我直到近几年带团出国，才深刻体会到台湾人对于海鲜的依赖竟然如此之高，以至于几天不吃海鲜就受不了。在台北，无论是夜市或路旁，都很容易看到“海产店”或“海鲜摊”，近年更强调“百元热炒”，也就是每一盘一百元台币，炒的内容主要是海产，也有炒饭炒面、炒牛肉羊肉等。

海鲜摊的气氛，往往名副其实，十分“热吵”；是非常庶民的消费场所。往往路旁几张矮桌、几张板凳，啤酒一笼笼地提过来，喊拳拼酒，气氛很快就热烈起来；这可能也是认识台湾民风最快、最直接的方式。第一次去海鲜摊，最好有台湾朋友陪同，倒不是担心安全，而是有人帮着点菜、介绍，会容易进入状况。我自己特别喜爱炸龙珠、盐酥溪虾，还有辣炒桂竹笋等，夏天配啤酒特别对味；到了冬天，热炒换成羊肉炉或姜母鸭，再来瓶金门高粱酒，依然高朋满座。

一言以蔽之：非常台。

日式小馆

前阵子日本地震接连海啸，引发一波“沉没”的恐慌；我苦中作乐、开玩笑地对友人说，要是日本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未来的日本人，可能要到台湾来寻找传统口味。我心中绝对盼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世代代安居乐业；不过，作为日本曾经的殖民统治区，台北的街头，确实也流露出一股浓浓的中日融合风格。

连锁拉面店就不说了；传统形式的或时尚前卫的“居酒屋”，在台北也开过不少。店家寿命未必长，有时也受到经济景气或流行“食”尚的影响，但是前仆后继，在台北的巷弄街角，还是很容易发现装潢精致的日式食肆，近年我自己比较喜爱的，多是偏中高价位的特色烧肉、创意怀石，以及地道入味的关东煮，再搭配日本空运来台或台湾生产的清酒、吟酿，是一种成熟的消费情调。

与其到了日本言语不通、点菜不能，来台北感受一下普通话与日语招呼交杂的一点“异国”风情，岂不更惬意？

漫画王

许多我这一代(60后)的台湾人都有个共同记忆，就是幼年时期坐在漫画小说出租店，贪婪地翻阅武侠小说，或是翻译甚至重制的日本漫画。随着时代推进，这样的行业事实上并未消失，只是从往昔个人经营的暗沉小书铺，转变成色彩缤纷的连锁租书坊。

多年前，一种结合了租书店、网咖(吧)、泡沫红茶特性，24小时营业的“漫画休闲馆”诞生了，其中又以“漫画王”最知名；只要花费每小时数十元台币的代价，就可以在台北闹区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隐藏空间。“漫画王”的隔间有单人、双人式包厢，乃至四人座的开放式沙发，无论是自己一人静静地看书、上网，两人谈心，或者众人打牌消磨时间均可，哪怕只是走累了，躲进“漫画王”休息一会，有众多最新的杂志、小说、漫画可随意翻阅，甚好。

最近的一次经验，是我参加台北101的跨年晚会，散场时外围各大道路都被封锁，数十万人从市中心疏散，只能步行，连接驳(摆渡)车都上不去。我带着几分醉意与倦意，抬头看到路旁一家“漫画王”，就干脆上去租个包厢，喝杯热茶，看看漫画，打个小盹，等人潮散去，再打车回家；发自内心的温暖和感激哪。

温泉会馆

真要比都会化、比购物、比美食，香港可是代表东方的国际城市，相较之下，台北简直乡村得不行。然而，台北有一项特色，别说是香港，环顾世界各国名城，都算是极为稀有的旅游资源，就是温泉。在台北市区与近郊，至少就有北投与乌来，一北一南两大温泉乡，其中北投交通便利，捷运(地铁)可以直接坐到“新北投”，走出车站就可以见到许多招牌与指示；如果车站附近的温泉会馆(或称为“汤屋”)客满，问一下附近的出租车司机，搭一小段路往山区，也很容易找到泡温泉的处所。

汤屋一般以小时计费，通常泡个一到两小时，也就身心舒畅、通体暖呼了；尤其是冬季到台北，除了“看雨”以外，千万别错过温泉；毕竟，从市中心出发不到一小时就能享受到泡汤乐趣的城市生活，可不是到处都有。

便利店

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尽管不是全世界各地都有，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服务，至少亚洲各大城市均已普及；不过，台湾的便利超商，硬是有些不同。

尤其是商店数量最多(全台三千多家)、分布范围最广的7-11，早已跳脱了只是贩卖零食、饮料、报刊、烟酒的杂货店角色，而成为全方位的都会生活便利站。不仅贩卖各类熟食、各种咖啡，有些还提供免费无线上网、银行提款机，更神奇的是，还可以透过一台叫做“ibon”的机器，提供影印、扫描、打印服务，以及购买各种展览会票券、高铁票、机票等等。

和许多城市比较起来，在台北打车还真是方便，在室外几乎随手一招就能拦到TAXI。但你如果担心车辆或司机质量不好，最好透过几家大型的车队叫车，以前得透过手机，现在只要到7-11，使用ibon就能叫车，透过卫星系统搜寻，大约六分钟就会派车来到便利店门口接你。是不是太方便了些？

─也许你要问，怎么夜生活都没提到夜店、CLUB？倒不是台北没有，而是太多，多到不知从何谈起；只要到信义区的威秀影城，或者忠孝东路上的统领商圈附近走走，必定可以发现那些五光十色的霓虹，与浓妆艳抹的辣妹。但我是年轻时放浪多了，如今只觉那是生活的日常，似无特别着墨之必要。

其实，和纽约、上海、东京比起来，台北未必就有更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可是台北绝对是一个更适合百姓居住的城市，而她的夜生活，也充分反映了这样的面貌。

百百元热炒

海产店在台北市内许多地方都有，不一定每一家都“百元”，但是“热炒”是一定有的。可依据当天活动的区域范围，来选择店家。

阿华海鲜热炒店

地址：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29号(光华数位新天地 附近)

电话：02-2740-6325(建议先订位)

八仙碳烤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二段28号之1(永康街、大安森林公园 附近)

电话：02-2321-4619

小张龟山岛 (辽宁夜市)

地址：台北市中山区辽宁街73号

电话：0927-808-693

漫画王

王或者其他漫画休闲馆在许多闹区都有，一般包厢费中附有简单饮料，饮食则需另外付费。

漫画王复兴店

地址：台北市南京东路3段201号2楼(总店，近捷运棕线：南京东路站)

电话：02-2546-2000

台清粥小菜

北市区的清粥小菜餐厅，主要集中在复兴南路瑞安街口以南一带，比较知名的是“无名子”、“小李子”等。

无名子清粥小菜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二段130号(捷运棕线：科技大楼站)

电话：02-2784-6735

小李子清粥小菜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二段142之1号(捷运棕线：科技大楼站)

电话：02-2709-2849

日式风味

大腕烧肉专门店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一段177巷22号(捷运蓝线：忠孝敦化站 附近)

电话：02-2711-0179

佃权关东煮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延吉街136号(捷运蓝线：国父纪念馆站，路旁小店仅容十人)

电话：02-8771-8272

老干杯本店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光复南路280巷44号(捷运蓝线：国父纪念馆站附近，顶级和牛烧肉)

电话：02-2751-7388

夜店

虽说自己近年较少跑夜店，还是介绍两家，LUXY年轻热力，SPARK101成熟时尚，都是朋友投资开的。或者如本文所述，到信义区的威秀影城，晚上就有许多选择。

LUXY(捷运蓝线：忠孝敦化站)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四段201号5F

电话：02-2772-1000

SPARK 101(台北101地下楼)

地址：台北市市府路45号B1

电话：02-8101-8662

南都周刊

台湾面临“人才赤字时代” 学者:在大陆可大展拳脚 2011/04/20

东南网 　近日，台“行政院”拟将公股财团法人月薪上限设定于18万元新台币，此举引来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的不满，该院董事长蔡清彦18日抨击当局没有正视人才外流的问题，将会“杀错良民”。马英九表示，台湾的人才流失问题已经影响台湾的发展，他早在去年10月已指示“国安会”组成项目小组，研究如何应对台湾面临的“人才赤字时代”。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周志杰观察，近年台湾高校师资流失情况越来越严重。由于薪资水平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有一定差距，不少教授已是“良禽择木而栖”，出走岛外。不仅是大学老师，台湾的中高级科技人才、医师近些年也被挖走不少。 　　教授、医师、科研人员纷纷出走 　　从2012年开始，香港地区大学的学制要从三年制改为四年制，需要增聘1000多位教授，近来频赴台湾挖人。据周志杰介绍，就名义所得而言，岛内大学老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大概是香港的一半。另外，台湾高校老师还基本上是在吃“大锅饭”，从南台湾到北台湾，同一级别老师所拿薪资都差不多，是 “齐头式”的平等。这就造成某些在学术界较有声望的或有能力的老师，不是很满意，纷纷想出走，香港便是他们中很多人理想的去处。 　　台湾政治大学校长吴思华担忧地说，台湾的教授未来会被挖走更多，政大只有五六百位教授，即使只走掉十几人都是损失。台湾流失的不光是教授，医师、科技人才、职业经理人等社会精英，也竞相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挖角的对象。 　　据台“国安会”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新加坡在抢台湾的医疗人员，大陆、韩国在抢台湾的科技人才。近些年，台“国防”科技研发部门重镇———中山科学院，以及有军工背景的汉翔公司在持续裁员，一些科技人才便被韩国高薪网罗，帮他们设计飞机。 　　而随着大陆越来越重视研发，大幅提升高科技人才的薪资水平，这里也成为台湾科技新贵出走的新方向。台“工研院”董事长蔡清彦就曾当面向马英九示警，称大陆已陆续成立了38个类似“工研院”的机构，并锁定台湾“工研院”挖角。 　　“打肥猫条款”，逼走尖端人才 　　台湾民众的平均所得在亚太地区处于中上等水平，但相比而言，其社会精英的薪资并不高，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台当局祭出的“打肥猫条款”，类似台湾“工研院”等研发机构，便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据周志杰介绍，“工研院”里的研究员大都留学欧美，他们不但有研发技能，很多还有管理、推广能力，能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对台湾近几十年的发展贡献颇大。“对于这类人才，薪资水平应弹性化，早期由 ‘政府’拍板，直接从外面挖角，但现在一切都公开化、透明化，加上有媒体强力监督，许多人都盯上这些所谓的‘肥猫’。” 　　周志杰认为，这里头虽有一些人“顾而不问”、尸位素餐，但总体来说，还是以精英为主。“政府”也知道这些人的价值，但现在是选票当头，也不得不迎合所谓的“民意”。对于 “打肥猫条款”，“工研院”董事长蔡清彦抨击道，这种做法讲难听点，根本就是平均主义，“打肥猫打到人才流失，‘工研院’都快解体了！” 　　相比人才流出，台湾近些年也有一些新移民。据台当局统计，在输入部分，除了大陆配偶外，大多是外劳，在台从事保姆或建筑等台湾年轻人不想干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些补教老师，主要是来自欧美的年轻人，以教英文为主。“从这一出一进就可看出，台湾在人才品质上确有所降低，这些人的进入，远不能弥补尖端人才流失给台湾带来的损失。”周志杰说。 　　人才流失，影响台湾未来竞争力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也曾出现较严重的人才流失，很多年轻人赴美留学后便不回来了，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台湾经济的腾飞，台湾还成为了 “亚洲四小龙”。现在台湾出现新一波的人才流失潮，会对台湾的发展造成影响吗？ 　　台湾《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处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发展阶段，对科技研发的依赖性不是那么强；而现在是信息时代，对人才、对知识的要求高，台当局现在若继续放任人才流失，势必影响台湾未来的发展潜力。 　　在周志杰看来，现在台湾吸引人才的环境还不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政府”的给薪制度很有弹性，现在却有“打肥猫条款”高悬。而周边国家或地区都开出丰厚待遇招贤纳才，薪资动辄是台湾的五倍以上，且有附加条件，如子女教育、住房等都可解决，这样的诱惑很大，台湾无法与之抗衡。特别是大陆的“十二五规划”要大力发展七大新兴产业，急需各种高科技人才，这对台湾许多精英来说是可大展拳脚的地方。 　　“人才是自由流动的，海外人才不想进来，台湾人才却大量流出，这对台湾而言就是一桩赔本生意。”周志杰说，面对世界各地对人力资源的“抢夺”，台湾“国科会”、“教育部”是该好好考虑了，是该采取切实办法、留住自己所培养的人才的时候了。 　　台“立委”吴清池：有一技之长，才有长久市场！ 　　昨天在两岸人力资源服务高峰论坛现身的台“立委”吴清池称，自己曾经也找不到工作，满大街找劳务公司，希望能找到一个职位。说到自己的成长经历，这位平日在台湾“立法院”问政犀利的“立委”，脸色变得凝重许多。 　　对于当下希望求职的青年，吴清池语重心长地建议，最关键是要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而且要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能，才能保持长久畅销的市场！ 　　吴清池认为，人力是一种产品，学历再高，没有一技之长，照样难以找到工作！ 　　咨询公司老总：台企要多与大陆高校合作办学 　　上海庄周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周鹏邦称，今年大陆缺工现象严重，工资增长幅度高，新的法令不断出台，大陆台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严峻挑战，建议大陆有关部门应加大协助台企与技职学校搭桥的力度，并设立大陆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与台商的信息交流平台。 　　周鹏邦举了潍坊教育学院“江淮汽车”班为例，江淮汽车集团每年急需中专层次技术工人近千人，企业与校方协议共同招生、订单式培养适应企业文化和汽车制造等岗位的专业技术人才。此外，天福集团天福茶学院、台塑集团科技大学、远东集团元智大学，都是台湾企业与大陆学校合作办学的成功案例。(《海峡导报》记者 薛洋 林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