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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0年6月的世纪之初，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就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
他的《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而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更是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但是，十年来，我们的政府部门一直没有认真贯彻落实这个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以至于十年后的今天，温家宝总理不得不用“道德血液说”来规劝人们“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当国家总理要求人们要流淌道德血液的时候，这恰恰是一个丧失了道德力量的国家在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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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法的分别在于，德是以人性本善为其存在的立场，主张通过后天的教化而使人心自觉向善；而法则是将人性本恶作为自己的存在根据，主张通过法律的惩恶功能而逼人向善。
德是柔的手段，法是刚的措施，二者相互补充才能刚柔相济，才能让整个社会管理实现阴阳调和。
这也是儒家和法家各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并存的原因，即他们的矛盾在客观上发挥了相互补充的作用，不仅在封建社会支撑起历代的国家管理思想，而且也给如今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并行不悖的治国方略。
而只要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在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即辩证法的人性观绝不会陷入到善和恶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将人性视为善与恶矛盾着的对立统一体加以看待——人性的恶是逐利的小我意识，表现为欲望的追求和满足；而人性的善则是尊义的大我精神，表现为社会责任的恪守和奉行。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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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法轻德，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他们信奉人性本恶说，进而将人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唯利是图的经济人，甚至将这种思想以“经济人假设”的形式而写入教科书，这就是一大明证。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西方文化的价值。对人性本恶的认识使得西方社会普遍尊重个体利益，以至于几百年的发展中，使得他们建立起一整套尊重个体权益的法律体系，以及与之支撑配套的社会制度和运行机制，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整个中国社会学习。
但学习，绝不是不加鉴别和分析的全盘照搬，而是辩证的批判吸取，为我所用——无论是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还是治国理念；无论是对于西方的管理思想还是科学技术，中国社会都不能照抄照搬，而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大胆批判，进行再创新。
因此，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重中国的特殊国情、尊重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要看到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又要看到其局限性，辩证吸取，创造符合中国实际，效率和公平兼顾的思想理论和治国理念，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应该秉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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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在以德治国方面取得突破，是因为没有发现并找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兼容的新思路和新办法，以至于使得义与利、公与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那些埋头搞市场经济实践的人，没有抬头看见信息社会，他们只知道低头拉车，却忘记了抬头看路，以至于没有发现整个人类已经走过工业文明而步入信息时代。
他们不知道互联网的普及推广为整个人类带来了一场巨大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传播者，而传播，正是新时代的脑力劳动所必然表现出来的价值实现方式，它为每个人出名创造了条件，而名，正是西方社会所津津乐道的品牌价值。
而正是因为有了名，义和利、公与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矛盾才找到了化解的新办法——有义就有好名，有好名就有大利益；而不义则有恶名，恶名会反过来剥夺利。
名是精神上的利，是赚取人心而实现的个人价值，是人的身价——谁大公无私，谁才能达其私，才能获得好名声，进而对自己有利；谁自私自利，谁就会获得坏名声，进而丧失自己利益。无论是企业品牌还是个人，这一规律都普遍使用。
认识到这一规律，我们就找到了在信息时代以德治国的新办法，那就是让德有所得，让义能取利——因为名的作用，德有所得而不会失德，反而会使人固其德；义能取利而不会失义，反而能使人守其义。
如果将这一思想变成相应的政策措施，并与法律法规有机融合在一起，不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以德治国”方略的完美贯彻和落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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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社会那群对市场经济顶礼膜拜的自由派们，在看到市场经济之“利”的同时，却忘记了社会责任这一时代大“义”。
他们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市场经济，破解新的时代课题，不会发现新的问题并提出新的解决办法，而只会照搬西方现成的经济理论、思想主张和价值观念。
他们仰望天空，却看不到天理；他们俯视大地，却看不到草根。
这群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中国精英，正是思想领域中的见利忘义者，他们完全解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忘记了马克思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辩证法的思想武器，因而，他们既不能发现信息时代所带来的精神生产方式，也不能找不到化解义和利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
事实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市场经济，我们恰恰能有一个伟大的发现——所谓的市场，不正是那一个个既是生产者又是劳动者的人民群众吗？所谓的世界统一大市场，不正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联合吗？所谓的市场机制，不正是人民群众以供需矛盾的形式而形成的社会合力吗？所谓的无形之手，不正是人民群众支配和管理世界的大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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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一旦通过人民群众的大脑而经纬交织起来，所形成的正是一个伟大的智慧文明时代，而智慧文明，正是精神的共产主义。
在这个时代，由于自动化机器和各种先进技术的的普遍推广，物质财富已经极大丰富，以至于生产过剩成为整个时代的难题，以至于市场成为比工厂更为宝贵的资源。
但市场，正是人民群众。因此，要解决金融危机和生产过剩，必须实现共同富裕，鼓励人们通过脑力劳动和精神生产而实现富裕，这样，人类的劳动将从繁琐沉重充满奴役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以脑力劳动的形式，与每个人个性、自由的发展相一致，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
打球是运动员的劳动，表演是演员的劳动；唱歌是歌者的劳动，思考是思想者的劳动，讲课是讲师们的劳动，策划是策划人的劳动，行义是义丐和所有义士的劳动，甚至打假都是打假英雄的劳动，还有哪些有助于社会进步的事业不可以成为劳动的呢？
这些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并以体育产业、文化产业、传媒产业、策划咨询产业、动漫创业产业等众多形式展现出来。
而在信息社会，这些劳动都可以让劳动者名利双收了，整个人类的脑力劳动再也不象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那样了——全部《资本论》的稿酬却不能偿付写作它而耗费的雪茄烟钱！
可是，在这个以咒骂、诬蔑甚至侮辱马克思为荣的时代，有几个人能为这个解放全人类而思考一生的伟大圣贤，为那个在安乐椅上离去而生前却没有安乐过的人，洒下一滴高尚的热泪呢？
而我，将为此感到骄傲——即便终此一生不能拜访马克思的坟墓，即便不能亲眼看一看他思考和创作的小屋，即便不能到德国去面对他的骨灰凭吊——但这些，都不妨碍我在东方这片古老而又神圣的土地上，不妨碍我站在东方这条奔腾不息的思想河畔，远眺并欣赏马克思开创挖掘的这条伟大的思想河流。
一次次，我在心中默念起他那些充满思辨光芒的词句；一次次，我揽过他解放全人类的博大心胸；一次次，我站在这位伟大思想巨人的肩膀上，眺望整个人类的未来——我为马克思在困境中的顽强不屈而热泪盈眶，却又为自己生在这一伟大的时代而感到无比幸福。
历史将会证明，马克思不只是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是属于全人类的千古圣贤。在这个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时代，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思想家了，未来的思想家将是群体型的，而我，只能成为一个思想者，一个思想小者。
此刻，我屹立在不再遥远的东方，我站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站在智慧文明这个伟大时代的门口，噙着热泪向那个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一生的思想英雄——马克思，致以无限的崇敬！
《智本论》作者相晓冬
大下访——挽救执政危机的伟大举措
2011/04/23 | |
——七赞《重庆模式》横空出世
文刀 宁云华
“大下访”——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行动口号，一个多么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啊！这是重庆新政近年来积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党同人民血肉联系的响亮口号，而且取得了令重庆新政当局为之一振的喜人效果。
当今中国的社会矛盾非常复杂，社会各种关系相当紧张，实属险相环生，危机四伏，且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当前社会矛盾中，上访维权与围堵镇压上访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矛盾，对于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笔者从重庆的“大下访”受到的启发说开去，谈点不成熟的意见和网友们共同探讨。
一、对当前中国上访情况的基本估计
对上访群众诉求基本情况的正确分析与估价，是正确对待上访群众并公正处理的前提。这里笔者援引了旗帜网田嘉力先生引述原国家信访局周上顺局长的一个基本估计，他说：“群众上访的问题80%以上是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笔者以为这个估计是比较客观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如果全国各级党委、政府，也能这样认识并主动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全国的社会形势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紧张，中国的上访百姓也不至遭到如此厄运，那么，国家信访局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意见，为什么在全国各地不起作用呢？到底是地方不听国家信访局的呢，还是国家信访局没有抓检查落实呢？如果地方不听国家信访局的，那国家信访局是否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了呢？如果反映了，那中央和国务院又是什么态度呢？因为这些都是今天“维稳”成了改革开放后“太平盛世”的主要任务这个极不协调的怪现象，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
二、目前全国各地对上访情况的基本认识与处治办法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认识那些千方百计围堵镇压上访群众者的本质，这里引述毛主席一九五三年一月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文中的一段话，他说：“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又说：“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现在的不少政府官员就是反人民的作风，把上访的百姓称“刁民”，是不安分“告刁状”。他们还为自己骂老百姓是“刁民”告“刁状”寻找“科学”根据，还特别雇请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为他们欺压上访者作“科学论证”进行狡辩，那位“教授”居然出卖灵魂，昧着良心说什么：“研究结果”，上访者99%都是“精神病”。足见这个“教授”的立场是多么的反人民，其灵魂是多么的丑恶！故使有些上访者被单位拘捕后关进精神病院，是可忍孰不可忍！还有一些官员之所以死心踏地要镇压上访者，是因为上访者就是这些腐败官员向上爬的一大障碍。因为哪里有上访者，上一级领导就要追究上访者所在地的领导没有管住上访“刁民”的责任，这样使往上爬的官员少了一个重要珐码。这就是上一级逼着下一级围堵镇压上访者，即上下联手围堵镇压上访者，即从村一级直到北京国家级所构成的一个围堵镇压上访者的完整体系。由于这个体系及其工作思路的主导，于是围堵镇压上访者的步骤方法便油然而生。
有的地方政府首先是宣布禁令：即凡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者：第一次是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是拘留；第三次是劳教，这是对上访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
然后就是逐级选派专职干部到上一级机关所在地设立办事处，专门到该级信访接待处围堵抓捕上访者。例如县一级专门派1-2名副科级（县局级）干部到所属地市办事处，专事围堵抓捕上访者：地市级派1-2名副处级干部到所属省会办事处，专事围堵抓捕上访者；省里则派1-2名副厅级干部到该省驻京办事处，并同北京黑社会性质的“安元鼎”黑监狱相勾结，专事抓捕本省进京上访人员。据网上披露，北京的“安元鼎”黑监狱，每抓一名上访者关押一晚，由上访者所在省支付300元给“安元鼎”黑监狱，每押送一名上访者回其所在省，该省支付“安元鼎”2万元。他们为了围堵镇压上访者，真的不惜血本！前不久笔者一位朋友是大学教授（70多岁），因他的专利被侵权到北京最高检投诉最高法院，先到上访接待处填写登记表后就出不来了，只能从接待处内一个侧门出，一出门就是两边拉有塑料绳的通道，通道的尽头同一辆大巴的车门相接，人只能进入大巴内，然后将一批批上访者拖到上访收容所，到收容所之后，就分门别类把上访者分流到上访者所在省的大房间，再由各省的接收员，通知上访者所在地所在单位，派人到上访收容所把上访者押回去；因这位教授上访既不告所在省，也不是告所在地市，更不是告自己所在单位，而是告最高法院，所以这位教授所在省没有具体单位认领他，就这样没吃、没喝、没睡被关押了一个通晚。这位教授感慨地说：“我一个堂堂的教授，就这样蛮不讲理地被关押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信访收容所，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饥寒交迫的通晚，这算个什么社会，是个什么世道啊！”
在全国各地还有一个围堵抓捕上访者的系统，那就是不少地方政府，直到村一级都有一批警力专门到所在地的汽车站或火车站围堵抓捕上访人员。不少的上访者被抓捕后还要遭受各种手段的残害，如不少单位私设牢房，非法关押拷打上访人员，甚至有遭打至死的，有的则被关进“精神”病院，并用精神病药物摧残他们，并一关就是好几年等等。这类镇压上访者的法西斯手段，建议网友去看看陈桂棣、春桃夫妇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在书中有以下一段话，他们在安徽省内二年多的农村调查中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想象不到的悲壮……”那里边的真人真事真使你毛骨悚然，触目惊心。正如毛主席所说，修正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由于不少地方政府，把上访群众视为洪水猛兽，完全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上访百姓。于是
全国的警力大增，并大幅增加对付上访群众的机构和人员编制，层层设有专门的“维稳”办公室，有一批专职人员专抓“维稳”，每年的所谓“维稳”经费耗资巨大，据某电视台报道，2010年的“维稳”经费是5000多亿元，超过了同年的国防经费。对付老百姓的经费超过对付外敌的经费，怕老百姓胜过怕帝国主义。等于暗示帝国主义：“中国的老百姓你们不用怕！有我们来对付就足够了！这难道也是人民民主政权吗？！！！！！！
三、各地围堵镇压上访群众后的严峻形势
由于有些地方政府，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上访群众，即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围堵、镇压上访维权的群众，故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而激烈，而且演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恶性循环，使整个社会局势变得异常紧张。
1．首先是上访群众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才无奈上访，由于从上至下的信访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不仅上访无果，反遭镇压，不仅上访者自己义愤填膺，仇恨满胸堂；而且广大的虽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同情者，也无不同仇敌忾。这就汇成了一股巨大的逆反洪流；又像一堆烈火前的干柴，有一触即发之势，它一旦暴发，将是一股冲决一切罗网的巨大力量。但是广大人民仍念及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的兴起和期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回归，故强压胸中怒火成蓄势待发之状。
2．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如走资派、极右“精英”、汉奸、卖国贼等）他们是一群无比残忍的人民的死敌，他们虎视眈眈，时时窥窃方向，妄图制造并利用动乱以推翻共产党，达到其肢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目的。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他们梦寐以求地，盼望痛恨腐败官员的群众上街“闹事”，图谋坐收鱼翁之利。可怜、可爱的受压的上访者及同情他们的广大人民，宁可忍气吞声强压怒火，企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回归，而不愿上敌对势力的当。
3．当前的执政当局，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但又是一个影响并左右局势的关键群体。具体来说，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他们未曾直接侵犯上访群众利益的事，他们对上访者多持同情态度甚至有意帮忙，但由于体制内利益共同体的制约，形不成正确的集体决定而无能为力；但他们又担心受压群众“闹事”而影响社会“稳定”；其中另一部分人，就是群众利益直接或间接的侵犯者，例如同房地产开发商联手进行强拆强迁者们，他们自然赞成甚至策划、组织对因此而上访者进行围堵甚至镇压。但他们又非常害怕上访者聚众“闹事”，上边一追究，就可能把自己带出来，不仅丢了乌纱帽，甚至难逃牢狱之灾而惶惶不可终日。再加上执政群体内的健康力量。深知执政当局内部既得利益者们的所作所为，而导致执政当局在群众中没有威信，自己又裹挟其中不明不白而坐卧不安。
以上便是当前社会状况的基本态势。概括起来，就是以上访受压群众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资产阶级（即走资派等特殊利益集团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内外的敌对势力，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窃方向。他们最希望体制内的官僚资产阶级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如某些房地产开发商等）联手，进一步围堵镇压上访者，突破人民群众承受压力的底线，以激怒人民群众上街“闹事”，进而趁势颠覆毛派共产党，肢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局面，是内外敌对势力所求之不得且最乐意见到的局面；同时又是毛派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最不乐意见到的局面。使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处在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敌对势力的“最乐意”变成他们的“最不乐意”的状态；而将我们的“最不乐意”见到的状态变成“最乐意”见到的状态。这就是当前社会局势稳定还是动乱的分水岭。怎么办？看似非常复杂，但又异常简单，就是只要执政当局内部的健康力量，能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像重庆的执政者那样，也来个“大下访”，真心实意地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诚心诚意地同群众打成一片，那当前的许多社会矛盾将迎刃而解。敌对势力的“最乐意”，很快将变为“最不乐意”了。而我们呢？就可以防止“最不乐意”的状态，而变为“最乐意”的状态了。
四、大下访——挽救执政危机的伟大战略举措
目前中国社会的矛盾、表面上主要表现为以受压的上访群众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执政当局之间的矛盾。但执政当局内部又有健康力量与非健康甚至反动力量之分。所谓健康力量是指体制内的毛派共产党人；所谓非健康甚至反动力量，是指体制内的走资派和特殊利益既得者们。由这两方面力量构成了各级的执政当局。他们成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他们决定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执政当局内有着健康力量与非健康甚至反动力量之分，那么就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如果是执政当局内健康力量为主导，变围堵镇压上访群众为深入群众进行大下访，那么，当前许多社会矛盾会很快缓和下来，许多社会矛盾将迎刃而解，紧张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也将很快缓解，整个社会秩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群众由怨恨变得平静甚至高兴，领导则由恼火头痛而变得轻松愉快。那么敌对势力的罪恶图谋也将难以得逞了。
如果是执政当局内的走资派和特殊利益既得者为主导，仍然继续围堵镇压上访群众，一旦突破了人民群众忍受压力的底线而忍无可忍时，那么全国各地的动乱将随时可能暴发，我们的敌对势力所最乐意见到的局面就可能出现。而敌对势力也一定会趁势制造动乱，实现他们颠覆共产党的罪恶目的。
我们讲当前的社会“险相环生，危机四伏”的依据就在这里。而重庆新政的领导们审时度势，在这危急关头，旗帜鲜明地提出“结穷亲”“三进三同”特别是“大下访”的响亮口号，并付诸实践。一下子就把一个“险相环生，危机四伏”的社会紧张局势，奇迹般地缓解了。这就是重庆的新政们，创造性地解决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对社会的科学管理的新鲜经验。并收到了令人兴奋的良好效果，正如薄熙来书记在答中外记者时所说的：“每年20多万干部主动大下访，耗资600多亿，解决了数十万起多年积案与纠纷，现在市里的信访工作就轻松多了”。还有黄奇帆市长讲的正确处理了安置房拆迁问题基本实现了○上访。一个“○上访”加一个“轻松多了”，一共才七个字，可是这其中蕴涵着非常丰富而深刻的道理：
1．重庆的大下访和那些围堵镇压上访者，是两种根本不同阶级立场的表现，大下访就是亲人民的立场，和亲人民的具体表现，所以人民高兴，人民心情舒畅，所以重庆的人民信任领导，支持领导以至爱戴领导，干群关系融洽，政府号召一呼百应。群众倍感尊严，领导倍感轻松。而围堵镇压上访群众，则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反人民的官僚作风，所以人民不但不信任这样的官员，而且十痛恨这样的官员，弄得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不相信干部，干部害怕群众，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群众活得很苦，干部是惶惶不可终日。而重庆的大下访和一些地方的围堵镇压上访群众，实质就是当前全国范围内维护社会稳定和破坏社会稳定斗争的反映。像重庆的大下访正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行之有效的灵丹妙药；而那些动用大量警力等维稳资源和巨额“维稳”经费对上访群众进行围堵镇压的“维稳”措施，则是一种自讨苦吃的十分愚蠢的损招，结果不但丝毫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越“维”越不“稳”。由于这种错误“维稳”措施的恶性循环，结果“维”出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社会大动荡局面。所以，执政当局要想真的维护社会稳定，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当前那种围堵镇压上访者的错误立场和愚蠢的打压手段，主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并切实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这才是挽救执政危机的灵丹妙药，舍此别无它路。
2．这是“纲举目张”一通百通的最佳切入点。重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生才是硬道理”的执政纲领，而“民生”中的“民”又是纲中之纲，那就是一切要为“民”着想，一切要为“民”打转，领导头脑里有了“民”这个纲，纲举目张就能一通百通，抓住了这一点，就把整个重庆这盘大棋下活了，特别是以大下访，主动深入群众，清理解决多年积案作为切入点，这是一个安民心顺民意的重大战略举措，他们从这里入手，一步步地通过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反腐肃贪，把整个重庆人民的精气神都激发了出来，又使这种精气神顺理成章地引入了“五个重庆”建设的伟大工程。正是由于重庆新政的领导紧紧抓住了“民”这个纲，事事安民心、顺民意，又借“民意”这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不断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且已进入精神和物质良性互变的轨道，仅以“森林重庆”的那种群众植树热情，就是精神变物质的典型范例。
3．是教育锻炼干部队伍、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战略举措，是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途径。目前有相当多的干部，就是高高在上，对群众毫无感情可言，不了解群众疾苦，不关心群众生活，严重脱离群众，加之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贪图享乐而腐败堕落者，不胜枚举。关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的问题是执政党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毛主席终其一生，从未放松过的一个党建工作的主题，特别是从延安时期同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著名的“窑洞对”，关于如何防止历史周期律重演问题起就一直在警钟长鸣。如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的“两个务必”；一九五一年的三反（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运动；一九五三年的新三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九五七年整风前夕，毛主席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和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都是讲的干部要继续革命，不要脱离群众的问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毛主席看到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材料之后，他无比兴奋，他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视为一件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非常重大而伟大的事件，并亲自加写文件标题发到全党；他还在一个反映工厂情况的材料上批示：“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如果不深入车间拜工人为师，并学一两门手艺，总有一天会被工人阶级把你当资产阶级打倒的”（大意）；还有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中的“两参”，即“工人参加管理和干部参加劳动”，规定干部参加劳动就是防止干部脱离工人群众；毛主席还严厉指出，有的干部，官做大了，薪水拿多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动不动训群众、骂群众，有的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都是为了要干部不要脱离群众，防止“历史周期律”的重演。等等等等。毛主席为什么如此反复地、不厌其烦地、语重心长地强调“干部时刻不要脱离群众，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就是因为群众是共产党的根本，是力量之本，智慧之本，胜利之本，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服务，就将赢得一切，失去了群众，就将失去一切。重庆大下访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别人头痛恼火时，他们能享受到“轻松”，凭的就是大下访等举措赢得了群众。
笔者以为，除了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外的大多数执政者们，都是想摆脱目前这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的痛苦局面，都希望有一个广大群众能同自己心心相印，自己在群众中能一呼百应，上下同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局面。现在的态势非常清楚，即一个“摆脱”一个“希望”，两者的交叉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主动深入群众进行“大下访”。它既能使你实现“摆脱”困境又能使你实现理想的“希望”。重庆的“大下访”，就是活生生的范例，你看现在重庆人民和执政当局的精神状态以及干群的精气神，已经自然地汇集到了“五个重庆”建设的伟大工程上去了。这里决不是说重庆已经十全十美了，而是要看趋势，趋势就是方向，即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方向。
笔者非常诚恳地呼吁各地执政当局内的毛派共产党人，就是要像重庆的新政们那样，主动地信心百倍地深入底层群众进行“大下访”，这才是摆脱执政危机的灵丹妙药！大下访万岁！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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