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游子吟/不遵守规则的世界/中国的反精英情绪从何而来/茉莉花埋葬拉登
發佈時間: 5/8/2011 1:42:55 AM 被閲覽數: 240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游子吟 五首】 献给2011母亲节,思念母亲!

来源: 梅凉心2011-05-07  wenxuecity

【游子吟 五首】 献给2011母亲节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2011/05/07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本人也是上海人):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 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 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徵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藉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藉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辣椒城
 
 
 
国的反精英情绪从何而来?

2011/05/07 


作者: 何清涟

好几年以前,曾看到过有文章提到中国的中低层人士已经产生了反精英情绪,一看到精英阶层有人倒霉,网上一片叫好声音。我记住了这一观察,但反精英情绪强烈到什么程度,对此却并无切身感受。上个月末在推特上有关“精英”一词的争论,却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情绪。

此次争论的缘起很简单。4月下旬,我在“面对中国未来前景的惶恐”一文中使用了一个分标题,“中国精英阶层的惶恐”。对精英这个词的使用,一些推友有意见,大致可归纳如下:
一、中国没有所谓“精英”,就像它也没有贵族。
二、“精英”这词本身不妥,暗含只有这些人是社会精华的意思,宣传一种傲慢和不平等。
三、中国的精英没有道德,所以不能算是精英。更有比较极端的意见,认为拥护共产党就不能算是精英。
四、彻底颠覆“精英、草根”及原有的社会分层话语系统。一位推友干脆就说:“什么精英草根的,那是你们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匪区分五等,大土匪,中土匪,小土匪,屁民和冤民 ”。

尽管我向这些推友解释:任何研究都需要一套话语系统,研究者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见时必须借用这套话语体系。“精英”其实只是与“草根”相对应的一个词汇,其定义很简单:受过良好教育,占有政治、经济及文化资源,并无道德含义。更何况,为“精英”一词赋予道德含义,会让人们在使用这词汇时产生困扰,比如一些上层精英一旦有了道德缺陷,比如包养多个情妇、贪污腐败等,难道就能因此将他们贬入“草根”阶层?如果弃用精英、草根、上层、中层这一社会分层的话语系统,研究写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就会变成这种范式:“开篇:界定中国各等土匪之内涵外延;第一章:中国大土匪的属性,第二章……”,这在学术研究上是不可行的。

讨论者也意识到这种颠覆话语系统的事情说说也就罢了,真要行之于世也太困难。但是好几位推友仍然认为用“精英”一词是抬举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层,于是以张艺谋为例,认为他只能算“精”(精于算计),但未必是“英”(即“人之英华”之意)。

但是我对推友们否定中国精英存在的倾向很感兴趣,因为这是转型期社会情绪的一种折射。在我看来,这种情绪至少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未能肩负他们本应承担的责任。任何社会都有本社会的精英阶层,但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个异数。首先这是缘于毛泽东本人有严重的反精英情结与反智倾向,即使在他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之后,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从革命者到执政者的心理转变,那句“文革每隔七八年要来上一次”的名言就是这种反精英情结的反映。其次,毛领导的革命本身就是消灭社会精英的革命。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毛泽东那套“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圣谕才被国家建设需要人才的现实完全推翻,“精英”一词也就慢慢地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及各种评论文章里了。

可以说,80年代直至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由草根上升为精英的通道是畅通的(许多省部级、厅局级贪官,包括学者型大法官黄松有都出身于农家或平民家庭是证明)。“精英”一词也被赋予中国式内涵:被衍伸为“在某个方面对社会、国家有突出贡献甚至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和国家前进方向的人士”,民间的俚俗解释就是“有本事、能耐大的人”。此时无论是精英还是非精英,都一致认定精英阶层理所当然地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精英一词的使用是正面的。

但随着90年代的改革堕入权力市场化这条不归路之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就逐渐痞子化,精英阶层利用权力瓜分掠夺公共资源且越来越肆无忌惮。无数事例表明,政治精英与腐败密不可分;经济精英与权力勾结瓜分资源且毫无社会责任感;知识精英为政治经济精英代言而毫不知廉耻。精英阶层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拒绝承担责任,底层民众毫无权利还要被精英阶层掠夺轻视。其结果造成精英阶层公信力下降,草根在道德层面上对精英阶层持否定态度并产生反精英情结的主要原因。

二是精英产生的机制有严重问题。买官卖官成了官场升迁的不二法门(女干部则被讥为从床上培养)。随着就业机会日益稀缺,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一现象使得中国的大学丧失了“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功能。就业的竞争成了就业者家世背景的竞争。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曾经畅通的社会上升管道已经变得非常狭窄。从精英产生的机制来看,中国正在向身份型社会复归(即精英选拔是以血缘为标准)。

很早以前,我就注意到两种阶级观念。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精英阶层)抱持否定态度,并崇尚以暴力为手段推翻有产阶级然后取而代之。在社会上升管道梗阻的社会,社会中低层上升无望,则容易产生对精英阶层的怀疑与仇视,这种极度的社会紧张状态就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产生的温床。另一种是凡勃仑的观念,他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认为底层对上层的羡慕,通常表现为希望自己通过努力也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员。在社会阶层流动管道畅通,底层通过努力能够获得上升机会的社会,社会低阶成员可以实践凡勃仑的阶级上升意愿。

综合以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使用“精英”“草根”这类名词,而是要改变精英阶层有特权无责任、平民草根无权利有义务的不平等状态,打通社会上升管道,消除社会紧张与阶层对立。

VOA

 

 

茉莉花埋葬拉登 中国政改难成真

2011/05/07 

茉莉花埋葬拉登 中国政改难成真

只有让茉莉花开遍伊斯兰世界,才能清除产生拉登的土壤?

本周,香港媒体与全球媒体一样,密切关注拉登被美国击毙的消息;同时,香港媒体还关注以下几个焦点:中国官媒就政治问题发表截然不同的观点;海葬拉登的“卡尔文森”号航母申请访港,可能引发恐怖袭击;中国官媒披露楼市开发损害文物黑幕。

香港《苹果日报》就拉登被击毙发表社评,题为《高举茉莉花彻底埋葬拉登》。社论写道:"美军击毙拉登除了可抚慰九一一及其它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外,也是对全球恐怖主义组织的迎头痛击,也是对极端分子的有力打击,足可以削弱他们的士气、号召力及吸引力。……在财力缺乏及无人统筹驾驭的情况下,阿盖德即使不放弃恐怖袭击活动,他能发动的袭击也会变得较零星,规模较小,不大可能再发动类似九一一的大规模攻击。"

社评继续写道:"拉登被杀不等于所有恐怖组织都会土崩瓦解。一些冥顽不灵、随便把其它国家视为敌人的组织或个人仍有可能继续杀伤无辜平民,以争取世界的关注或达成其它政治目的。要有效消除这些极端思想及组织,必须借助著名中东问题专家 Bernard Lewis的办法,那就是协助伊斯兰国家走上包容、开放、自由的现代文明之路,让这些地区的人民明白真正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不是西方列强,而是借宗教或传统之名实行专制统治的暴君及强人。最近几个月部份北非及中东国家出现的茉莉花革命显示,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及年轻人跟其它地方的人一样拥抱自由与民主,想当自己的主人。若果美国及西方国家尽力支持茉莉花革命,让民主在中东开花,让茉莉花革命生根滋长,那便可以清除产生拉登及阿盖德的土壤,令拉登及他的威胁永远消失!"

中国官媒就政治问题发表截然不同的观点

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刚就中国国内政治情况发表评论,题为《温总政改梦,几时可成真?》。评论写道:"这是一些令人鼓舞的言论:中国总理温家宝昨日在马来西亚重申要推进政制改革、司法改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昨日的评论也呼吁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这是一些令人沮丧的表态:《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昨日发表社论,指摘美国将人权对话作为政治表演,北京不容许「伤及作为中国核心利益的社会稳定」。这是一些令人愤怒的举措:因周庄音乐节出现力撑维权艺术家艾未未的画面,继摇滚乐手左小祖咒被扣查逾 10小时后,苏州草莓音乐节又被取消。"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温家宝说的“政改”何时才能实现?
《苹果日报》继续写道:"自去年8月以来,温家宝频频在外访、接受外国传媒访问、会见外宾时表示,中国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今次在大马重提政改,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强调透过改革,「令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强调「要提倡人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一旦人人都有独立思维,「这个国家是任何力量都打不败的」。应该说,温家宝的这两点认识,是针对中共现行一党专政体制的弊端的反省。……一党专政的另一特质就是所谓统一思想,抹杀独立思维。《人民日报》的评论,巧合地呼应温家宝的讲话,指不同的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一如邓小平所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苹果日报》笔锋一转写道:"在中共连番整肃公共知识分子之际,在艾未未、冉云飞、滕彪等知名艺术家、作家、维权律师被失踪之际,温家宝的言论及《人民日报》的评论,无异于穿透黑暗的一线曙光,甚至有网民联想到当局是不是已经准备放人。但是,这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美梦。接二连三发表社论批判艾未未的《环球时报》,昨日发表的「核心利益论」就是向心存希望的人泼下一盆冷水、污水。……《人民日报》及旗下报章竟出现基调相反的评论,似乎是温家宝与其它中共高层对政改不同调的翻版。……在中共高层换班前夕,支持政改及反对政改的声浪频现,难免令人联想到权斗的背景,难免令人质疑有人分别扮演红脸白脸,甚至有自由派学者也批评温家宝的政改呼吁为「影帝」骚。胡、吴、温这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余下的党、政官职任期不足两年,很难期望他们能合力启动政改、圆国人之梦,如果他们能以自己的言行,为下一届领导人创造政改的思想空间、舆论空间,已是善莫大焉!"

而香港《星岛日报》则透露,拉登被杀后,由美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负责将其尸体海葬,而该军舰最近计划于5月底访港,目前中国官方可谓左右为难。报道写道:"访港美军常到湾仔酒吧区消遣,对于'卡尔文森'号有机会本月底访港,该区酒吧认为有助刺激生意,不担心受到恐袭威胁。……保安局发言人表示,《基本法》规定军舰进入香港须经中央政府特别许可,属外交范畴的事务。他又指,目前没有情报显示香港或访港的外国军用船只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警队会继续保持高度警觉,也会与海外执法机构和情报机关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最新情报及适时评估形势。警队会按需要不断评估形势,作出适当的安排和戒备。"

官媒披露楼市开发损害文物黑幕

与此同时,《明报》刊登报道透露,中国的中央级传媒开始揭发地方楼市黑幕。报道写道"北京中央电视台昨天披露杭州一豪宅楼盘竟建在南宋古皇城遗址上,以「千年皇脉」为卖点,呎价逾万元。工人在施工中不断挖出文物,引来民众哄抢。央视指杭州市政府在未完成文物保护规划前就高价拍卖土地,市文物局为配合竟缩小古迹范围,豪宅将于暑期开盘。但发展商响应,称地盘仍未「正式开工」。"

报道接着写道:"央视《新闻30分》昨天报道,杭州御园地产项目位于杭州上城区,据该盘网上宣传数据称,楼盘所在地为南宋皇城遗址,区内拥有著名的八卦田遗址、梵天寺、玉皇飞云、南宋官窑博物馆、南宋皇城遗址等的历史文化遗存。项目的最大卖点是「皇家遗址」和「千年龙脉」。……南宋皇城遗址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杭州市以保护遗址的名义,在2001年将御园楼盘所在地的一间米厂拆除,但2年前却以8亿元人民币高价,将该地块拍卖给绿城房地产公司兴建豪宅。浙江大学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周复多教授直指,房地产项目建在古皇城遗址上是违法的,也会对遗址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摘编:李华

责编:雨涵

(以上内容来自其它媒体,不必然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上兩條同類新聞:
  • 兜风/拉登传奇一生/拉登死于何人之手/突四星上将/未解之谜/谁是赢家
  • I And.../中国经济拐点即将到来/赚钱最快10牛人/各国领导人薪酬/拉登20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