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天路/文茜周报/郑必坚再论: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奇迹演变中国危机/基辛格爆料
發佈時間: 5/18/2011 5:29:26 PM 被閲覽數: 215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韩红--天路



 

【文茜的世界周报】2011-05-14

来源: 在线直接看 于 2011-05-15   wenxuecity
 
<

<

<

<

 

 

中共智囊郑必坚再论:“中国和平崛起”

2011/05/16 


北京日报  


 再论“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是对我党和平发展思想的新阐释,有力地回应了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但是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力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进一步增长,国际社会又出现了某种焦虑和不安,对于中国是否一以贯之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怀疑和猜测。因此,有必要深入阐明 “中国和平崛起”的本质——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力的增长,国际舆论出现某种焦虑和不安,对于中国是否一以贯之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怀疑和猜测,认为“和平崛起”根本靠不住,甚至断言中国将重复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走过的老路。我以为,如果这些怀疑和猜测形成舆论的主流甚至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判断,那么就不仅将使中国的发展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也将使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阻力日益加大。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是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在思考和阐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已多次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和共赢。

  从2004年起,我联系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道路,明确提出要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共同体。2005年6月,我又进一步强调: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做到而且一定能够做到同相关各方形成轻易拆解不开的、多方面的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那时我指出:这件事儿来自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方利益的深度捆绑而产生的需求;来自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所带来的大国合作的新安全观;来自重视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还来自各方之间的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我以为,这四个来自是符合实际的。

  当前,如何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地扩大和深化同相关各方的利益会合点,实现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我认为,首先是基于中国本身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重点,是持续改善民生,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同时推动经济发展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转型。现在的发展阶段过去了一半,总体说来,我国在量的增长方面干得不错,但是质的提升却不尽如人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这里有经济增长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挑战,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包括投资和消费、引进来和走出去、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等方面不平衡的挑战,有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和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的挑战,有人力资源和社会就业结构不相衔接的挑战,有收入分配不够均衡和利益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挑战,有社会治理相对滞后和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挑战,还有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我认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而来的就是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阶段,对外开放由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转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样由此而来的,将是中国更加致力于国内发展,从而使中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安定,使中华民族既实现和平崛起,又达到文明复兴。

  ■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愿景,既基于中国国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也基于世界的大势

  毫无疑问,这样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更广阔的发展机遇。说到这里,我愿意强调指出: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愿景,是基于中国国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梦。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做不起人均消费一年25桶石油的“美国梦”,中国在人均年消费石油1.5桶的情况下,还在强调“十二五”期间,也就是到2016年把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16%。又比如,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那种在近代历史上以6000 多万人口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殖民地,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站在自己国土上,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庞大的农村人口的转移问题。又比如,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绝不做“苏联梦”,我们只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市场,而不输出革命。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依靠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世界形成了共同利益的扎实基础,那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更依靠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而成为世界发展更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同世界也将形成更加系统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走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大势将会怎样?这里我提出以下九点:第一,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的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第二,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相互合作和竞争更加明显,20国集团峰会表明了各大国必须在合作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博得优势。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整体和平崛起的势头日益显著。以前不久举行的金砖五国三亚会议的成果为标志,进一步展示了新兴发展中大国和平崛起的自觉和难以阻挡的势头。第四,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社会生产力结构的大变革,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日益崭露锋芒。第五,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仍然没有根本消除,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因素,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气候、资源、粮食、金融等全球新安全的问题更加突出,全球治理问题更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六,各大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动,由此又将决定各大国相对地位的进一步变化。第七,各种形式的剧烈动荡或者地缘政治冲突,以至传统的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对此不必惊慌失措,也不能掉以轻心。第八,无论世界格局怎样变化,人类仍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处在主权国家的历史阶段。这里,我要特别引用金砖五国三亚宣言里的一句话:“我们主张应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第九,纵观天下大势,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仍然存在机遇和挑战相交织而机遇大于挑战的根本走向,在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中国继续处于主动地位,我们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和平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而绝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突发事件就轻易动摇。

  ■建立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具体化的一个重要趋向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我认为,具体化方面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会合点,全方位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中国的国内发展需要这种趋向,世界大势也需要这种趋向,我们期望这样的趋向能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获得共识。

  当前,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地构建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方针,特别是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会合点,已经明确写进“十二五”规划纲要。胡锦涛主席今年1月对美国成功进行了国事访问,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核心就是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其中明确提到共同利益和双方根本利益的就有八处之多,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胡锦涛主席在前不久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演讲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步伐,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会合点。还有,温家宝总理去年10月在亚洲博鳌论坛的开幕词中明确强调:“亚欧成员国应当真正成为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2008年以来,中国同世界各国尤其是20国集团成员的国家和经济体,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就是特定条件下的各方利益的最大会合点。现在,中国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之间,又需要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变化和各自国内的结构调整,这应当成为各方利益的新的会合点。这方面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大动向,就是中国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互补和相互依存,正在由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拓展,国际投资、合作进一步加强。

  由此可见,共同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同世界的利益会合点较之以前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中国同世界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条件,是更加充分了,而不是更为欠缺了。

  那么,在我国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全方位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进程中,我们企业怎样作为?毫无疑问,这里需要的是在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大方向、大题目之下,进一步展开和进一步具体化。就中国企业来说,当前形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进一步走出去。我国对外开放将由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所说:未来五年,中国将着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国内各类企业,有序到国外投资,积极开展有利于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的项目合作。这种建立在利益共同体概念基础上的走出去战略,根本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国家以殖民方式掠夺资源的做法,它的重大和长远意义,必将日益清楚地显现出来。

  在世界变化进程当中,中国同美国、欧洲、日本之间,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但是未来十年,促进中美、中欧、中日关系大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以扩大和深化利益会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新观念,更加自觉地寻找推动双边和多边关系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以实现互利共赢,各得其所。比如说,中美之间在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将使中美两国经济获得新的巨大动力,在两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中美关系获得一个新的共同利益会合点。比如说,现在欧洲国家都把就业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为此需要投资,而欧洲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优势,发展中欧多方面合作的时机很好。中国城市化进程尤其需要欧洲的智慧和经验。又比如说,日本震后的重建问题,势必出现众多方面的新情况、新需要,这本身就会带来重大新机遇。当然,除了美欧日,还有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那是个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就国内发展而言,从广度和深度上,结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也是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议题。

  ■解决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只能是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全部努力的基本支点在哪里?我认为,仍然应当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继续解放和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时期,我们党已经形成了指导全国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我们党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党又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我们党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讲生产力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我们党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在讲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同重视发展生产力是内在统一的,因为人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最革命性的因素,“以人为本”是重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重视发展生产力又是“以人为本”的必然选择。没有通过改革开放而来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一切无从谈起。实际上,即使在阶级斗争非常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他在党的七大上明确地提出:“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和帮助的大小,是鉴别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和它的实践在中国人民当中所表现的作用和好坏、大小的根本标准。”这个道理,我们今后都不能忘记。

  当前,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矛盾、问题,无疑是众多的,概括来说主要有五条:一是资源能源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四是国际压力的挑战;五是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应对这五大挑战的根本一手是什么?仍然只能是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讲得好:“马克思最重视生产力。”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力又不是一般的生产力,它具有什么特点呢?概括言之,我认为是三点:一是创新活力,二是创业活力,三是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和活力。在这三条基础上再进一步说这样的生产力具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必须是也只能是绿色的,可持续的,因而是文明的和“以人为本”的。  (作者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主题链接

  “中国和平崛起”所坚持的三大重要战略

  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中国只能和平崛起,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和平,最重要的是坚持三大战略: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

  ——郑必坚

 

中国奇迹演变中国危机 2020年前引爆?


2011/05/16 


第一财经日报  

  我们预计中国GDP在2011~2015年翻一番,至2015年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然而,随着收入快速上升,中国在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很可能被迅速侵蚀,这将会在2016~2020年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如果未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中国危机”可能会在2020年之前被引爆。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长期预期,乐观派和悲观派的两大阵营向来是各执一词,水火不容。乐观派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而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其经济发展的奇迹最终会演变成泡沫。

  虽然这两个阵营都提出过有力的论证,但是中国过去30年的骄人成绩应该说是对乐观派预期的有力支持。但历史未必会重演。

  我们认为,奇迹的诞生抑或泡沫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决策者如何在未来的十年(2011~2020)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决策者已经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中明确,当务之急是推行经济模式转型。若成功推行,中国可能在2020年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对乐观派来说,这是个值得庆幸的开局。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悲观派在2016~2020年赢得辩论的机会似乎更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超过30年的“中国奇迹”可能最终在2016~2020年演变成一个中国危机。在未来十年,中国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中等收入陷阱:即将来临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 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中国的人均GDP在2010年达到4400美元,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尽管仍处于中等收入的低端。目前,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作为一个加工装配中心,不仅拥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还有相对有效的基础设施和完备的国内供应链。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亚洲的邻国,如印尼、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中国在基础设施和供应链方面的竞争优势,足以抵消了劳动成本的劣势。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根据第一部分描述的情景,中国的人均名义GDP将在2015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8600美元和15500美元。我们认为,对中国来说把人均GDP从2010年的4400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8600美元应该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中国可以把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部和西部,继续享有廉价的劳动力,保持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事实上,这一产业转移已经在过去几年发生,并且将在未来数年继续进行。

  然而,随着收入的迅速增加,政府试图缩小各地区的收入差距,中国中西部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可能很快被侵蚀。即使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贵州,人均 GDP 在2010年达到1787美元(相当于菲律宾),到2020年也将达到6300美元,接近2009年的保加利亚。届时,中国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难以抵御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因为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优势可能已不足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因此,2016~2020年的五年对于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将是至关重要的五年。在此期间,中国需要尽快发展高端制造业。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已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决定了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在这一领域相对薄弱的基础,较少的科研投入,未来的挑战将是,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是否能迅速扩张来弥补低端制造业的快速萎缩。

  就业问题:最大的挑战

  即使以高端制造业非常迅速的扩张来维持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但制造业的结构转变仍然会带来一个令中国决策者头疼的问题——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2016~2020年期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会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过去三十年中,为快速增加的城市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一直是中国决策者最大的挑战。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1981年的20.2%上升到 2010年的47.5%,其中城市人口增加4.45亿,城镇就业人口增加2.15亿。即便如此,中国现在的就业结构仍然极不平衡。截至2009年底,第一产业(即农业)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8%,但是只创造10%的GDP。在这些农业就业人口中(总共大约3亿),我们判断接近1亿的人口在未来十年将需要寻找非农就业机会。

  如果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失去了竞争力,这些行业将不再能够吸收新的城市化人口,更有甚者,部分已经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工人可能会被解雇,需要在高端制造业或服务行业寻找工作。但是,在我们看来,在这两个行业寻找工作并不容易。

  高端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些行业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事实上,即使我们做出最乐观的假设,即中国在未来十年能够成功发展高端制造业,抢占日本、德国、美国、韩国和英国所有的市场份额,所能够创造的就业总数也仅为3800万。对中国来说,这些就业机会不足以吸收任何新的移民工人和那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解雇的工人。

  服务行业的确有很大的潜力来创造就业机会。截至2009年底,服务业就业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只有34%,远低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

  然而,真正的挑战是,中国的服务业是否可以发展得足够快,为新移民工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解雇的工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政府致力把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43%提高至2015年的47%。采用线性推断,到2020年服务行业占GDP的比重可能达51%。同时,我们假设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和2020年将分别降至7.5%和 5%,而第二产业将分别降至45.5%和44%。同时,我们保守地假设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服务)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放缓,以此创造更多的就业;但由于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端技术型,第二产业(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未来十年将会加快。

  基于这些目标和假设,我们估计:第二产业将在2011~2015年期间创造110万个就业机会,但在整个2011~2020年期间将减少 1570万个就业机会;而第一产业在2011~2015年期间将转移出3630万个农民工,在整个2011~2020年期间转移出1.06亿个农民工。与此同时,根据我们的估计,服务业在2011~2015年和2011~2020年期间将分别创造4470万和7140万个就业机会。

  总体而言,我们估计就业总人数在五年内将增加约950万,但在十年内减少约5040万。换言之,就业在2011~2015年期间不应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将在2016~2020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收入不平衡:进退两难

  从理论上讲,有一种既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又不会造成过大就业压力的方法, 就是拉大收入差距。中国拥有31个省份,覆盖广阔的地理区域。拉大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收入差距可以让中国在享有较高的人均GDP的同时,保持中西部的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

  然而,这种解决办法不仅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在政治上也是不能接受的。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于2007年位列世界的第53位(总共136位),这说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比世界的中位数更严重。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将与中国政府在过去数年减少收入差距的努力背道而驰。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中西部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比东部更快。因此,拉大收入差距似乎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基辛格爆料:中美建交是毛泽东先主动求和(图)

 

 

2011/05/16 


促成中美建交关键人物、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enger),新作《论中国》(On China)今在美国出版。该书是他回顾对中国外交历史的首部专着,季辛吉披露,1970年代中美和解由毛泽东主动提出,意在联美制苏,他呼吁理解中国必须从其漫长历史出发,若中美发生冷战,「将阻止太平洋两岸一代人的进步。」

这本书长达6百页,被视为季辛吉献给自己88岁大寿的贺礼。目前台湾各大网路书店已可买到,售价约1200元台币。不过,这本书忽略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判,也引发抨击。《纽约时报》一篇书评指出,这本书是季辛吉个人的现实主义思维,抬举毛泽东式的统治。《澳洲人报》指出,这本书轻鬆略过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和中国侵害人权行径。《华尔街日报》则认为,这本书「流畅、引人入胜,有时令人生气。」

形容周恩来「很优雅」

季辛吉在书中生动描述了他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近距离接触的印象,他形容毛泽东是「王者哲学家」、周恩来「优雅」、邓小平则是「眼神忧鬱的勇敢小个子。」

中国外交「务实利己」

他写到:「尼克森恭维毛泽东使一个文明古国改头换面。毛泽东回:『我改变不了它,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一些地方。』」季辛吉对此表示吃惊。至于周恩来,季辛吉认为,周总是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带有孔圣人般自然的优雅和过人的智慧。」而邓小平则是「有忧鬱眼神的勇敢小个子。」他推崇邓「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转变为经济大国的现代化进程。」

关于中美和解,季辛吉也提出新的见解。一般历史学家认为,尼克森意图透过访问中国的积极姿态,转移国内对他在越南事务上失败的注意力。但季辛吉指出,先採取主动的是毛泽东,意在迫使苏联不敢轻易对中国动武。

季辛吉说,中国领导人在涉及中国的外交事务中都是务实的「利己主义者」,当年虽坚持共产主义,实际上却与美国建交共同遏制苏联。这种「务实」持续至今,使得中国对美国在九一一后的政策多採旁观态度。

季辛吉指出,如今中国已不再有「师从西方」的受限感,并产生新的舆论浪潮,年轻一代学生和网友、还有一小部分领导人敢于表达,「导致一种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正在形成。」

「冷战阻碍一代发展」

季辛吉认为,中美关係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若形成冷战,将会「阻碍太平洋两岸整整一代的发展」,中美关係「不需要、也不应该成为一场零和博弈。」



苹果日报 

 


上兩條同類新聞:
  • 误会/胡适美国女友终生未嫁/别当艺术家/今10年房价走势/油画《五裸女》破华人纪录
  • 中国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百姓的日子咋就这么难/子承父业/朝鲜战争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