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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美西游子于 2011-05-27 wenxuecity

幽默搞笑圖

博讯

毛泽东与父亲的关系：

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就是他(图)

凤凰网

核心提示：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习俗而言，毛顺生对儿子的要求并不都过分。泽东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感到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是可恶的，且正在走向没落泽东作为反叛者的“个人性格”迎合了当时反抗浪潮在整个国家兴起的“时代特征”。他自己也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他说：“我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文章摘自《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泽东17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很难幸免于难，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精光。［17］

“我并不同情他。”［18］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亲时说。他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那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亲越来越富有了。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泽东对他父亲做出这种骇人评论的全部内涵是：“我学会了恨他。”［19］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26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支持暴动者时说：“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20］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击，他感到震惊，也可能他是在以这件事来验证他后来的经验，就是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到1910年时，在进一步求学问题上，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升温了。毛顺生打算让泽东到距韶山70多里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没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个教授“外国的”课程的新式学校去读书。他悄悄地、有礼貌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哑然失笑，这伤害了泽东。在这之后，他与父亲有一段时间互不讲话。

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许是因为他在湘潭遇到了经济问题。但是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争辩，加之他在湘潭的见闻，使得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那里东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一天，吃晚饭时，他直直地看着父亲说：“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

“你说什么？”毛顺生发火了。他对付这位任性的儿子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钱，“你是不是今早中了彩票一下子发财啦？”

当他得知泽东已为此凑了一些钱时，毛顺生的贪婪面目完全暴露了。这个守财奴大声说道，如果泽东到湘乡读书，必须要弄到一笔钱来支付雇来顶替他的长工的工资。［21］泽东也不想把贪婪的父亲逼得太甚。他又从一位尊重学问、并曾经资助过族人上学的一位亲戚（母亲娘家那边的）那儿借了一些钱。

当重新提起这件事时，泽东对父亲不客气了。他打断了老人自怜的抱怨，简略地问道：“雇一名长工一年要多少钱？”可怜的毛顺生说要十二块钱。泽东把一个纸袋放在他粗糙的手上说：“这里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22］

黎明时分，泽东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文七妹担忧地看着在忙活的儿子，几乎不说什么话。除了问问儿子要不要再多带点别的什么东西，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去跟你爸爸道个别么？”泽东回答：“不，我不去。”

天亮后不久，泽东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两头挑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他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自此，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生活了。

难道在韶山待了16年的泽东已是羽翼丰满的叛逆者了吗？

由于他的道德观念（主要是来自母亲）以及书本给他带来的社会意识，泽东在刻板的学校和专制的家庭的环境里变成了一个向旧习挑战的人。

毛顺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经常打骂泽东，在别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欲；宣称泽东“懒惰”而且“无用”，并用尽心思让泽东为此感到羞愧。

按传统观念，即使父亲是恶棍，儿子也只有服从。泽东对此表示轻蔑。然而，儿子与父亲在其他方面的相似又是惊人的。与当时其他青年叛逆者不同，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家庭，他与家里的人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多方帮助。他说他的家里人是“普通的人”，他们和他一样面对着总的不公平。［23］

泽东在家时的作为也没有走极端。他常常向父亲妥协，他接受了痛苦的“婚礼”，他没有丢下农活去参加哥老会，他在韶山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信佛的，当他离开韶山时，他仍然忠顺朝廷。

在韶山东边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少年张国焘［24］，他和毛泽东是同时成长起来的，后来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年轻的张国焘与他那位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相处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逆者。［25］

在泽东的生活中，他的家庭和南岸私塾不是偶然遇到的让人压抑的牢笼，它们只是更为庞大的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缩影。

是的，泽东从8岁就开始厌恶儒学。他曾回忆说：“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讨厌这些经典。”［26］

这位16岁的青年在历史变迁的特殊时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经病患者，他对于他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猛烈抨击要多于对他父亲本人的指责。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经过权衡的。

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习俗而言，毛顺生对儿子的要求并不都过分。泽东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感到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是可恶的，且正在走向没落。如果中国的家庭和村庄都像这个样子，中国如何才能得救？如果韶山的这种父权家长制是中国的正统规范，那么，妇女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泽东作为反叛者的“个人性格”迎合了当时反抗浪潮在整个国家兴起的“时代特征”。他自己也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27］他说：“我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泽东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紧张既有社会的一面，也有心理的一面。父亲对他的压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的“压迫”。泽东的弟弟们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与父亲不睦，据说，他们俩都因为父亲的同意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个许可泽东没能得到。

出于内心深深的骄傲，泽东夸大了父亲的自私和专横。*

*有些作者说，“我学会了恨他”———这句出自20世纪初一个中国男孩之口的话有些不可思议———在斯诺写的毛泽东的传记的中文版中被删掉了。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各种中文材料中均有这句话。

正像他母亲的温和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方式———虽然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虽然从心理上讲，泽东和母亲更为接近，但他并没有多少母亲的性格特征。另外的三个孩子出生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同时母亲也认为泽东学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此后母子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离开韶山时泽东暗暗发誓，他要在父亲的眼里、在实现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他要比父亲活得更充实、更好。

在泽东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有一种没认识到的相像；他成了和父亲一样的专断者，不过他统治的范围更大。

毛顺生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泽东瞧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用策略而不是过激的方法来对付父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毛顺生试图以粗暴的方式培养的“美德”确实深深地植入泽东的心灵深处。他不久就向别人说：“怠惰者，生之坟墓。”俨然是他父亲的再现。［28］

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更为简单和直接的：信佛的母亲的善良和耐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重回韶山的时候，他还能向随行人员指出哪里曾经有过一座佛殿，并说他的母亲常常在那里烧香，当他病了时母亲还会用香灰给他治病。有一次他和一个警卫闲谈，发现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他善良的母亲而不喜欢脾气很坏的父亲。毛泽东对他说：“你越是告诉我你们家里的事我就觉得和你越亲近”，“你母亲一定是个信佛的人”。警卫问毛泽东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说她是个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热心肠。”［29］当然，毛泽东正在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父母都没有引导泽东接触社会革命的思想，他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识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新思潮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泽东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炼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定不移。

[注释]

［17］XiaoSan，p.14.

［18］RS，p.130.

［19］Ibid.，p.126.

［20］Ibid.，p.130.

［21］XiaoYu，p.11.

［22］Ibid.，p.13.

［23］RS，p.130.H.Cummins’sMaoTse-tung：AValueAnalysis（Edmonton）里曾把毛泽东的生活与另一位中共要人萧克进行比较，说明毛泽东的内在反叛精神是有一定限度的。

［24］原文有误，张国焘为江西萍乡县人。———译注

［25］Zhang，第一卷第一章。

［26］RS，p.127.

［27］“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引自E.Fromm’sEscapefromFreedom一书的附录。

［28］RS，p.126.

［29］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的十五年》，28页。

北大历史教授：“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

2011/05/27

人民网

　　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六期于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金冲及在这次讲座中，回顾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画卷。讲座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们要吸取哪些教训？下面我们摘编讲座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加。

　　本期文史大讲堂的现场视频及文字实录将在近期发布，敬请关注。（人民网文史频道吴皓）

　　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跟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批判很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的是分田到户。大家知道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分田到户，那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这可了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毛泽东就感到原来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

　　另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这些黑暗面要被作为一个阶级来打到。他批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他就存在当权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当时“四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报告。当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还有一个就是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搞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我讲了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是他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是非，是一个错误的估计，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是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有限，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一定特权的，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好了，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这种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由于阶级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了，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达到一切全民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下去。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高文谦曾写过一本书《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提到，周恩来死后不久，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放鞭炮。很多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感觉毛泽东是丧尽天良，竟然做这样的事儿。事实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晚年机要秘书张玉凤说，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之后毛主席曾报过一次病危。1月底，毛主席对我们说，人家都回去过年了，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张玉凤说她拿着两个鞭炮去放。高文谦是在造谣吗？他说并没有造谣，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 “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

茅于轼被“公诉”发起者都是哪些人

2011/05/27

　忽然听说街面上在闹“公诉”，抓“汉奸”，探头看看。茅于轼、辛子陵两个老头儿正被一群文革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围着，他们挥语录，喊口号，跳忠字舞，誓言要将两个老头儿“批倒批臭”，“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可以把这些看成闹剧，也可以把它看成喜剧，在这个普遍苦闷的时代，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我扫了一眼“北京市人民公诉团”发起人名单，笑了。掐指数数，这里边有几个正经人？或者有几个类似正经人呢？遗孀也出来了，戏子也出来了，病人也出来了，混子与小丑也出来了……。他们代表了自文革以来所有时代与文明的弃物里的“精华”，正所谓“沉渣泛起”。见到孔庆东司马南司马平邦三位混迹其中，我更加释然，足见之前我给这三位的评价是准确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位尽管身份不同，却也颇为同质——仿佛病灶相同，病态各异罢了。假若拿戏台来分工，司马南是唱正角，孔庆东是唱丑角，司马平邦则插着令旗满场飞奔，一个相当敬业的龙套。
　　
　　凡这类闹剧多由孔裔领衔，司马家族堕后，很对路的安排——总要有个丑角先道开场，引人注意；随后派上正角，唱念做打，依依哦哦；最后龙套出场，图个热闹……
　　
　　我也不知道所谓“第一视频”究竟是个什么媒体，仿佛孔庆东还是“首席”，司马南次之，司马平邦更次，加上天真烂漫的主持人，一问一答，一台益智节目就这样出笼了。
　　
　　孔庆东很亢奋，称这次“公诉”是“一件大事”。想着一群“乌有乡民”凑三五十个“三教九流”，狐朋狗友，便起事宣布自己代表“北京人民”，代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以及“公愤”，全不在意2000万“北京人民”、“各行各业”以及“公愤”们的感受。这样的High态只有“公诉团”才有，这样的逻辑也只在孔庆东们那里成立。
　　
　　我一如既往，将这一伙人视为无物，将这一场闹剧视为“苍白井蛙空洞”的“公诉”——简称“苍井空的公诉”。抱歉，我怕是辱没了苍井空老师，因为她的学术与境界在许多方面都胜过了“北大教授”。
　　
　　大概只有历经文革，你才会知道这个“公诉团”究竟有多么“苍井空”。目前来看，它也只能算是个“帽子铺”，各种名号尺寸的帽子随意派发，大打折扣，什么“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反动势力”、“汉奸分子”、“带路党”……，这样的每一款若放在毛泽东时代都会找不到脑袋，但现在只管叫它们飞，最终都会落到回收站里。
　　
　　“苍井空”们的另一面就是一边指斥别人“汉奸卖国贼”，一边雇人吹捧自己为“爱国者”、“当今的伟大人物”、“受全国人民拥护的伟大学者”等等。孔庆东的无耻在于他真的“谦虚”，还一本正经道：“我们也不愿意当什么伟大学者”等等。我呸。
　　
　　一个“不愿意当什么伟大学者”的“北大教授”果然不俗，提及茅于轼便是“老而不死”、“老王八蛋”，体现了自孔老二至孔73不断推陈出新的“孝道”。
　　
　　茅于轼、辛子陵已近耄耋，固然“老而不死”、“老王八蛋”，刘思齐等似乎也强不到哪里，对骂起来也是可以的。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只能算是小孩子的把戏，什么“提起公诉”、“坚决审判”、“绳之以法”，或如“两道杠”的司马平邦，什么“动他一个手指头”、“投鸡蛋”、“骂娘”、“挥拳头”、“吓也能吓死丫的”……
　　
　　司马平邦等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嘴上动手动脚，打打这个，吓吓那个，仿佛小地方出来的混子，从来不曾迈出过“乌有之乡”似的。
　　
　　如今，文革式的大流氓已然断种，渐多的倒是些小混子小流氓，乱乱哄哄。比如这次的组团——流氓会“公诉”，谁也挡不住。但流氓终归还是流氓，手里常备着“鸡蛋”之类。我这里也好心规劝：鸡蛋太贵，扔不如炒。
　　
　　或许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茅于轼、辛子陵以及所有的“汉奸卖国贼”默对“公诉”，不联名“抗诉”？因为不必，因为世间真理不为乌合之众而存在。所有乌合之物不过是想以数量取胜的一股浊流，这样的力量我们在文革中见过，凶猛无比，而在今天，他们只好三五十人，倒像是郭德纲相声里的材料。
　　
　　所谓“公诉”，他们谁来代表“公”呢？或许那只是一种性别，况且也还存在着疑问。
　　
　　我也开列了一个名单，不妨与“苍井空公诉团”发起者的名单做一比较，结论自然也就有了。我想，即便名单中人已死去多年，也将比那个名单里的活人更为长久——
　　
　　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1966年5月17日服毒自尽；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1968年10月11日于狱中自杀；范长江，著名记者，人民日报社长，1970年10月23日投井身亡；翦伯赞，历史学家，1968年12月18 日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自杀；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1968年11月22日跳楼自杀；容国团，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1968年6月20日上吊自杀；傅其芳，国家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自缢而死；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顾圣婴，著名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全家一同自杀；严凤英，著名黄梅戏演员，1968年4月8日服安眠药死于医院；老舍，著名作家，1966年8月24日溺水自杀；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右派，1966或67年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傅雷，著名翻译家，1966年9月3日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还有，刘少奇，国家主席；彭德怀，国防部长、元帅；贺龙，国家体委主任、元帅；陶铸，国务院副总理；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田汉，作家、戏剧家；赵树理，作家；邵荃麟，文学评论家；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潘天寿，著名画家；盖叫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这是一个怎样的阵容？他们又该公诉谁呢？他们是否有胜诉的可能呢？
　　
　　中国的，也是人类的多少精英都被毛泽东及其帮凶毁灭，单凭这一点他就是国家与民族的罪人。还有什么疑问么？倘若这根耻辱柱上不悬挂他的名字，那么就会悬挂所有逝者与我们的名字。
　　
　　之前与现在，我也并非完全赞同茅于轼的一些观点。我以为求异求新恰是他的不足，他更像一位时尚达人、老年模特，多少缺乏些经济学家的醇厚与重量。比如他对毛泽东私生活的披露与评价简直就是八卦彩报的版面，对历史而真切地评价毛泽东毫无意义，反而削弱。
　　
　　生活方式固然能折射人品，但一味地对个人生活抹红涂黑却也会失却了剖析的力度与角度。况且中国帝王自古三宫六院，毛泽东倒是“节俭”了许多。至于什么“肌肤之亲”、“奸污”之类，大概都是按照市井流氓的评价标准，从开始便与帝王无关了。
　　
　　但我必须支持茅于轼发表观点的权力。这话虽说烂了，但在这个烂的时代，面对“公诉团”这些烂人，我依旧还要重复，要使他们知道：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虽有尸体却再也不能借尸还魂。“公诉”等等，终不过是“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不久便至“未足奇”。
　　
　　退一步讲，茅于轼、辛子陵不过是要将死人整死，而你们分明又要将活人整死。先不说你们做不到，只说你们绝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我反对你们的理由，没有之一。

猫眼看人

谢选骏：声援茅于轼

         讯 boxun.com)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2011年年4月26日发表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批评毛泽东的种种恶行，该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老毛统治中国二十七年年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过。茅于轼指出，毛该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三千多万人被饿死负责，更指责毛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还说毛奸污妇女不计其数。文章说，“在他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堆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权利完全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

    这篇文章激怒了以宣传毛思想为己任的“乌有之乡”网站，乌有之乡网站刊出了北京、上海、湖南、河南、重庆等省市对于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公诉书”。茅于轼被列为第一被告，辛子陵则是第二被告。辛子陵榜上有名是因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正是辛子陵所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

    据说签名人数已经达到上万，毛岸英的所谓“遗孀”刘思齐虽然早就改嫁了，也来凑热闹。

    平心而论，茅于轼虽然说了说毛某东祸国殃民的基本事实，但并没有揭露毛的隐私即那些尚未被世人知道的重大罪恶，所以茅于轼的文章完全够不上受到所谓“公诉”的程度。如果因为茅于轼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要受到公诉，那么，全中国全世界因为批判老毛的罪行而应该受到司法追究的人，恐怕连一百万人都不止！

    看起来，毛派真是落伍了。

    看起来，毛派还是生活在封闭的过去中，就好像一直住在眼睛乱转的华国锋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里，其结果，连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劣迹斑斑”也都一概不知。可怜的毛派分子就像明孝陵里的殉葬者一样。因此，我声援茅于轼，但并不谴责毛派，我谴责那个使毛派如此孤陋寡闻的制度。

    2011年5月24日博讯

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烏有公訴書"批判

2011年4月26日，茅于轼在網上發表了"把毛澤東还原成人----讀《紅太陽的陨落》"。2011年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以包容心對待'異质思維'"。2011年5月24日，"烏有之鄉"發表了"北京市人民公訴書"以"公訴茅于轼和辛子陵"(下稱"烏有公訴書")。

我本人最近曾在两篇文章中批评了茅于轼(見"卡紮菲真的該死嗎？----與茅于轼先生討論'自由主義移情'及'正義制度'"和"茅于轼的'把毛澤東还原成人'錯在哪？---走不下神坛的毛澤東")，我特別反對茅于轼對毛澤東的狭隘的個人道德批判，但我這裏要爲茅于轼辯護，要"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權利"。

《人民日報》的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樣、多變的时代。……多元表達難免會有'異质思維'，甚至給人'雞同鸭讲'的感覺。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欣賞理性平和討論，期待闻過則喜的態度，但也不無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討論中容不下異見，相互對罵、攻讦，動辄給對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氣之爭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對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虛心聽取，反而搞起了'誹謗定罪'，甚至以權力意志压制不同聲音。……思想觀念的價值，在竞爭中才會彰顯，在实踐中才能檢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權利'，這是一種胸怀，更是一種自信。那種扣帽子、抓辮子的辯論方式，'不同即敵對'的思維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虛弱的表現，無助于社會和谐的構建、健康心態的形成。……所以毛澤東同志認爲'让人讲话，天不會塌下来'，所以鄧小平才说'七嘴八舌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無聲'，所以中央領導才反复强調'創造條件让人民批评監督府'"。

我首先要明确地提出："烏有公訴書"本身，就是《人民日報》的文章所批评的企图"誹謗定罪"的做法，是"不同即敵對"的思維和"狭隘虛弱的表現"。

"烏有公訴書"由51人發起，包括馬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问)、劉思齊(毛主席長子毛岸英遗孀)、毛小青(毛主席侄女)、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司馬南(资深主持人)和范景剛(烏有之鄉網站站長)。但是，我非常驚讶地發現，這是一份"没文化"的"烏有公訴書"。他們51個人就能代表"北京市人民"嗎?他們是"公訴团"还是"控訴团"?明知檢察院才能"公訴"，他們爲什么还把自己定爲"公訴团"?明知法院才能接受"公訴"，他們爲什么还要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司法機關及时將茅于轼、辛子陵二人繩之以法"?

在我看来，這就是虛张聲势的"上綱上線"，這就是舉世皆知的"文革思維"。

在"烏有公訴書"之前有一個題爲"北京市人民公訴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引言，它一上来就無端地把茅于轼定性爲"漢奸分子"。

"烏有公訴書"说："茅于轼用極其惡毒、下流的語言編造大量謊言對已故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進行了肆無忌憚的攻擊和誹謗。其目的是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煽動人們對毛澤東主席及其爲代表的中國共産党的仇恨"。在我看来，"烏有公訴書"認爲"該文超出了任何意義上曆史评論的范疇"没有足夠的理由;"煽動人們對毛澤東主席及其爲代表的中國共産党的仇恨"更是缺乏可靠的證據。

实際上，"烏有公訴書"的發起人也感覺到自己没有足夠的理由和可靠的證據，所以他們没敢要求對茅于轼的這篇文章定罪，而是奇怪地要求"結合茅于轼和辛子陵一貫的漢奸言論和反人民言論"来定罪。所谓"一貫言論"，恰恰證明他們是被茅于轼的這篇文章所激怒，是憤怒之下的報复行爲，是莫須有的欲加之罪。所谓"反人民言論"就更是子虛烏有，以"人民"爲幌子早過时了。

"烏有公訴書"说："其通過造謠、誹謗的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罪行是清楚的，證據是确实充分的，其行爲無疑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的規定，構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理應受到刑法的制裁"。

在我看来，茅于轼的文章确实構成了對毛澤東的攻擊，但對一個公衆人物的隱私披露和公開攻擊，恰恰是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批评攻擊是否構成 "侮辱、誹謗、造謠"，則完全要看事实真相的公開程度和可靠程度。在事实完全不允許討論和不清楚的情況下，就武斷地以此爲"煽動"和"煽動顛覆"的理由，那只能是惱羞成怒和狭隘虛弱的表現。

關鍵是事实。如果覺得茅于轼的文章與事实不符，自信和有胸怀的做法是拿出事实，拿出道理，拿出勇氣。茅于轼的文章可以批判，但不能因此對他進行宣判。

在"烏有公訴書"附录的"茅于轼的主要漢奸言行"中，列舉的"罪行"包括四大條：攻擊18億亩土地紅線，爲美國農业巨头控制中國人的粮食主權张目；两會前期，茅于轼的天則所再次炮制報告攻擊國企；茅于轼时常發表赤裸裸的漢奸言論；簽署《零八憲章》，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認爲，土地紅線和國企報告是學術觀點，茅于轼确实有一些不恰当的學術言論，但學術言論的政治含義見仁見智，學術言論和政治言論也應該區分清楚，把茅于轼定性爲"漢奸分子"根本没有證據，说他"帶头簽署意在顛覆中國共産党領導的《零八憲章》"更是不符合事实。如果他真的"帶头簽署"，他應該早就被判11年徒刑。

茅于轼确实持有不同政見，但"持有不同政見"並不必然是"煽動"和"煽動顛覆"。如果因爲"把毛澤東还原成人"這一篇文章就給茅于轼定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那就正好爲希拉裏最近说中國"阻止曆史"提供了口实。

我們中國人可以對"把毛澤東还原成人"進行批判，但不應該對它進行宣判。"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權利"。我們中國人再也不能任由一些人私自立下"侮辱、誹謗、造謠"的標准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你如果真有道理，你爲什么害怕讲道理?

在文革，我們中國人可以因爲一篇文章就把人弄死；在今日，因爲一篇文章就起訴一個人也許已經是一種進步，但這種可憐的進步中保含的依然是"你死我活"的黑白思維。茅于轼有錯誤，但茅于轼無罪，以思想定罪的时代快要過去了。

(轉載本文請注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

来源日期：2011-5-26

本站發布时間：2011-5-26 6:19:56

附录：

[34]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茅于轼無言論和理論上的錯。至于私生活的錯，不得而知。

毛澤東有言論和理倫上的錯。至于私生活的錯，不應幹涉和議論。

這才是探討问題的態度。

"煽動人們對毛澤東主席及其爲代表的中國共産党的仇恨"這個罪定不上。

可茅于轼先生的那篇文章也的确不是學術論證，反倒像一篇政客演讲稿。

用戶：煮酒江湖發表于：2011-5-26 16:48:39支持(1) 反對(1)

[33]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請網友們見我在姜莱先生"敬佩茅于轼先生"一文後留言栏所發《致全國人民的倡議書》

用戶：紀原發表于：2011-5-26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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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發動群衆嗎？还是有點自知之明吧。

用戶：xc4950 發表于：2011-5-26 16:35:49支持(0) 反對(1)

[32]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請網友們見我在姜莱先生"敬佩茅于轼先生"一文後留言栏所發《致全國人民的倡議書》

用戶：紀原發表于：2011-5-26 16:29:56支持(2) 反對(1)

[31]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我覺得現在對這個事最傷腦筋的是两個人：一個是寶，他剛和香港人说阻礙中國發展的是两類人：文革余孽和封建余孽。現在這些人跳出来，印證了他的说法，但處理起来确实棘手，這是考驗他政治智慧的时候。另一個是来，這位紅色政治家肯定非常難受，因爲這樣發展下去他需要表態，很是爲難：支持這些人吧，要得罪文革中深受其害的老革命，而且公布相關的真相對他不一定有利；不支持吧，他又會失去他的政治根基。所以，他們都不會允許這事鬧大，一定會有相應的辦法。但無論如何，這事都給中國人民和政府敲了警钟。

用戶：dadiso 發表于：2011-5-26 16:00:28支持(3) 反對(1)

[30]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烏有烏有，子虛烏有"、"烏有烏有，一烏（黑）就有！"其名符实。看了這個"烏有"的網站及其"文章"，真感到是当代的烏龜王八，一股難以抑制的怒火不由而生：怎么社會發展到了今天，还會有如此混球的東西！滿口文革語言，一肚子蠻橫無理。你與他讲道理，真感到白費口舌，就感覺這是一夥冥頑不化，蠻不讲理，拉大旗作虎皮，爲虎作伥、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的小人，他們没有人類的倫理、良知、道德，只有扭曲、虛假、张狂的大棒，扣帽子、打棍子，竭盡誹謗汙蔑之能事，恨不能置人于死地而後快。可以想象，在文革中這些家夥一定會趁機做出傷天害理之事来，也許這些人正是文革中的打手、整人高手，既得利益集团中人，支持法律追究文革中制造傷天害理事件的凶手！严鳳英、老舍、张志新、遇羅克、林昭……杀死他們的凶手到底是誰？至今没有繩之以法！还在逍遙法外！這些駭人聽闻的人間慘劇不做一個交代，天理難容！茅老先生只是说了一些事实，就遭到這些人的惱羞成怒，还要"公訴"，真滑天下之大稽了，究竟應当公訴誰呀？真是賊喊捉賊了也！"烏有之鄉"的 "烏友"們，正告你們，必須就此事對茅于轼和辛子陵賠禮致歉，向全國民衆致歉！伟大的中華民族没有你們這樣不上路子的另類！最好"公訴"至法院，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懲惡揚善，让違法犯罪者受到應有懲處，让全國民衆從中受到教益，則善莫大焉！此外，不能苟同毛的"私生活"不能觸及的问題，這的确是一個現代法治社會的意识问題。作爲手握重權的人物，必須監督他的私生活，贪腐之類違法犯罪行爲都有與私生活關聯，何況這些因爲權力的因素會對社會與公衆産生不可避免的影響。在法治健全的國家，民衆與媒體整日盯住官员，稍有出軌便"名揚天下"，以此制约他們的行爲。這是文明社會的條件。

用戶：撥亂反正發表于：2011-5-26 15:51:31支持(6) 反對(3)

[29]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言論自由是一切言論都是自由的嗎？我如果说你方紹伟的妻子在賣淫，你还堅決捍卫我说话的自由嗎？

茅于轼的言論已經严重的侵犯了毛澤東的名譽權，即使夠不上犯罪，也是違法行爲，其行爲至少觸犯了符合自然人死亡後，其近親屬因下列侵權行爲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以侮辱、誹謗、貶損、醜化或者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譽、榮譽。

他必須要對自己的行爲負法律責任。

用戶：laojane 發表于：2011-5-26 15:35:18支持(2) 反對(12)

[28]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山人網友，怕你看不到，這几句帖子在這裏再跟一下：

        老闵對你在方紹伟先生替茅于轼辯護的帖子後面的跟帖（序數是第19帖）極爲反感。我覺得你的人性已經失去了不少，希望你最好不要弄得"喪失殆盡"。

        另外，我顺便告訴你，老闵在你罵我是跟屁蟲的那個主帖後面还給你留有几句话，你不妨也去浏覽一下。谢谢。

用戶：闵良臣發表于：2011-5-26 15:13:42支持(3) 反對(2)

[27]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温家寶说，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擔当的人，總要有一批從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總要有一批剛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這是千百年来中國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我認爲，茅于轼、辛子陵二位耄耋老人就是這樣名副其实的可敬之人。他們的可敬之處在于，一個偌大的中國，有十几億人口，這樣一個亘古未有、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驚天大案，竟然让两位年逾八旬上下的老人扛在了肩上。说实在的，這真让年輕一輩人汗顔。我呼籲，所有有良知，讲人性，有正義感的人扶老人一把，哪怕你只说一句"支持你！"的话。我还真的盼望這個所谓的"公訴"案進入司法程序。屆时，熱切的希望秉持公平正義的法律精英們，盡力施展你們的絕學與能力，还毛澤東一個"清白"，給國人一個明白。這樣，總比让老百姓總是在霧裏看花猜謎語要好得多。也让一些人知道，多少年来他們确实是進錯了廟，拜錯了神，燒錯了香，許錯了愿，找錯了墳，哭錯了人。

用戶：海底聽濤發表于：2011-5-26 14:59:50支持(4) 反對(1)

[26]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茅于轼先生對毛的個人道德批判，是切中要害的。套用一句俗語：打蛇打七寸。

本朝本质上是傳统人治社會。人治社會號稱任人唯贤、選贤任能，可贤能又無客觀標准，且到了那個層次，能力也大抵相仿，就比德行了。所谓"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你要是质问他：凭什么你统治？人家张口就来：我德行高。人治本质上就是德治。"德"乃其合法性来源。

那么道德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用戶：冰點發表于：2011-5-26 13:56:30支持(13) 反對(2)

[25]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本不同意方先生的一些觀點，但看了這篇文章，對方先生印象好了許多。坦荡、磊落，有獨立人格。没有方先生，選舉網會落寞許多。多一些方先生這樣的人，中國道路的選擇會更稳妥，更寬闊，真理就會越辯越明。

用戶：mz2011 發表于：2011-5-26 13:29:33支持(13) 反對(2)

[24]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考證和痛斥毛澤東的私人生活有侵犯人權的違法行爲，不應提倡。這是中國宗教傳统刑罰，民主文明的法制應堅決制止。死刑犯都还有隱私權何況凡人毛澤東？

用戶：馮夢云發表于：2011-5-26 10: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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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馮先生應該先去補點兒現代文明的入門課，因爲上引這段文字充滿了愚昧和愚蠢。

        政治領導人的私人生活必須考證、必須公開透明，必須受到監督。因爲他們的私人生活可能影響權力的行使，對社會造成後果，影響國家與公衆的利益。這樣做不一點都侵犯人權，這是公衆人物特別是政治人物爲其职业選擇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們從事的职业都自愿選擇的，如果想保護自己的私人生活不受打扰，他們完全可以選擇不做公衆人物。

        至于普通人包括死刑犯的隱私權則必須得到保護，因爲他們的隱私不會通過權力（他們没有權力）對國家利益和公衆利益造成影響。

用戶：法治萬歲發表于：2011-5-26 13:24:48支持(19) 反對(2)

[23]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方的法治思維要給予肯定，但就是非標准判斷不敢苟同！

用戶：歸鄉發表于：2011-5-26 13:09:44支持(13) 反對(2)

[22]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茅于轼老先生的膽识令人欽佩。雖然文章中的一些提法略顯偏激，但是也都擺出了事实，确实是在讲道理。"烏有"這個团夥則不然，除去喊些空洞無物的高調口號，就是一頂頂吓人的大帽子，上綱上線毫不含糊，却拿不出像樣的事实充实自己的論點。慷慨激昂聲色俱厲，像是又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时代的紅卫兵、造反派上街了。

用戶：YYXUN 發表于：2011-5-26 13:02:17支持(24) 反對(2)

[21]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前美國總统克林頓的桃色事件被輿論窮追不舍，鬧得風風雨雨，我当时就覺得在美國作爲一個公衆人物实在不好当，連私生活不檢點，都时时有人盯着------誰叫你是公衆人物呢！。

用戶：wgjhbls 發表于：2011-5-26 12:01:04支持(26) 反對(1)

[20]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本人認爲毛老的言論以及"公訴"者的言論都無可厚非，這是他們的權利。他人怎么看這個"事件"也是大家的權利，同樣無可爭議。但在中國当今國情下發生這樣的現象，可能更符合某集团的愿望。他們不在意毛被怎樣，因爲他們早已完成了與毛的切割。這些臣民越鬥越符合他們利益，因爲丟出来個毛，能夠有效吸引臣民們的注意力，他們的压力就會減輕。希望網友們清醒。

用戶：漂泊者發表于：2011-5-26 11:46:36支持(20) 反對(3)

[19]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老茅是人之將死，其言不善。

用戶：山人發表于：2011-5-26 11:14:52支持(5) 反對(55)

[18]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不管對什么人（公衆人物）造謠是不行的

用戶：lxz55827 發表于：2011-5-26 11:04:27支持(3) 反對(30)

[17]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如何评價毛澤東？

1. 毛澤東有錯，已在党史中定案。堅持毛澤東是神的瘋狂不是正常的行爲。

2. 考證和痛斥毛澤東的私人生活有侵犯人權的違法行爲，不應提倡。這是中國宗教傳统刑罰，民主文明的法制應堅決制止。死刑犯都还有隱私權何況凡人毛澤東？

3. 毛澤東家屬及友人的《公訴》內容，涉及到毛澤東的政治曆史问題，而非私人隱私，應公開審理，以正視聽。

4. 毛澤東的錯，到今天两岸ECFA已簽三通就緒，應該公開討論。因爲涉及中國近代史的大是大非：A，蔣介石清党大錯特錯。毛澤東清党並把國民党打到台灣就對了？B.軍事的勝利代表制度的正确嗎？C.大陆對还是台灣對？馬克思主義對还是民主主義對？中國的柏林墙應不應該推倒？

5. 中華统一的真正障礙是什么？爲什么不准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華人參政竟選中華政府职務？

6. 毛澤東是中國的大救星嗎？誰是獨裁者？

用戶：馮夢云發表于：2011-5-26 10:36:10支持(39) 反對(5)

[16]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一個公衆人物，政治人物凭什么不让議論、评说、討論、甚至批判？烏有才是一小撮、漢奸、賣國賊、人民的敵人，把國家封敝起来就是要亡國。

用戶：阿三發表于：2011-5-26 10:30:55支持(39) 反對(2)

[15]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老方在進步，也在爭取讀者，要成爲意見領袖了。

用戶：漂泊者發表于：2011-5-26 10:30:59支持(19) 反對(1)

[14]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我基本同意方先生的觀點,但我認爲茅于轼没有錯.毛澤東就是大搞一言堂皇,是中國的專制獨裁者.在他在世时大量制造了很多冤案和錯案.他對中國共産党的利益也是損害據多.

用戶：恺凱發表于：2011-5-26 10:11:02支持(38) 反對(2)

[13]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茅于轼是中國唯一正确的經濟學家。不要認爲他的理論太浅而且是西方的古典經濟學的中文表述，但是，正如毛澤東的实踐論一樣，浅到放之中國而皆准。這就是真理。中國缺乏的理論就是效率不擇优。擇特權。

辛子陵是党內的蔣經國。可惜不成氣。

其余的都舉重若輕或百年或跳樓或坐牢…

用戶：馮夢云發表于：2011-5-26 10:01:48支持(23) 反對(3)

[12]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看過茅老的文章，給我影響最深刻的当然是茅老所说的大跃進餓死三千萬人的事件，我以爲這就是毛澤東是大救星还是大災星的最重要的依據，所以烏有們起訴肯定要就茅老的文章中，給人最振撼的大跃進餓死三千萬人的事件做爲茅老爲顛覆國家政權的造謠誹謗罪證之一，（当然檢察院、法院也不可能會去受理本来就是曆史事实的東西），你是法官，怎么去判？如果烏有們不敢將此做爲罪證，只起訴其他方面的內容，那就等于告訴天下人，大跃進餓死三千萬人是事实。还有茅老所说的老毛使有的其他罪惡，我認爲都是曆史事实，没有哪一個法官可以否定得掉。当然，茅老所说的老毛的奸汙婦女的问題，我覺得這個问題比較复杂，实事求是地说，我也很難去斷定其真伪。但烏有們不可能就僅僅起訴這件屬于個人人品范圍的事。如果法院同意就這點事情受理此案，那烏有們罵茅老是漢奸、賣國賊呢？

如果真要開展法庭辯論，豈不把一個真实的毛澤東还原給天下了嗎？茅老們的目的不也就達到了嗎？所以，讲到底，还原一個真实的毛澤東已經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因爲毛澤東個人的原因，國家至今还在替他回避曆史事实，至今不能對大跃進餓死的千萬計平民百姓進行國家祭奠，也由于毛澤東個人的原因，造成今天國民的政治信仰确失、意识形態的混亂，严重阻礙了社會的和谐與進步，更是阻礙了已經唱了多少年都無法進行的政治體制的改革（到今天也只好以"絕不"来回應政治體制的改革了，既然是"絕不"，那自己所唱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改什么呢？）。所以，毛澤東的问題是影響到中國進步與前途的重大问題。

用戶：不可忘却發表于：2011-5-26 10:00:38支持(39) 反對(1)

[11]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毛澤東有言論和理論上的錯，至于私生活的錯，不應議論和幹涉。--馮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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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糊涂觀點。

私生活議論、幹涉與否，要看被議論與幹涉的是什么人，標准是此人是否是公衆人物。這不論從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是這樣。如果是公衆人物，則私生活既可以議論，也可以幹涉，看看克林頓與莱因斯基的事就清楚了。毛作爲一個公衆人物，而且簡直就是公衆人物的中心，一個對一個國家舉輕若重的"太陽式"人物的私生活不能議論，誰的私生活能議論？但對于一個不涉公務，非公衆人物来说，私生活是不應該被議論和幹涉的。

這是現在世界各國公認的一個標准。原因和道理，我想應該是，公衆人物涉及公共領域，他的一言一行，包括他的私生活都與公共領域和公共道德有關。

用戶：紀原發表于：2011-5-26 9:58:01支持(37) 反對(2)

[10]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毛澤東有言論和理倫上的錯。至于私生活的錯，不應幹涉和議論。

用戶：馮夢云發表于：2011-5-26 9:08:29支持(1) 反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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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頓不也被幹涉和議論了嗎？还差點被彈劾！毛完全是用公權强占美女！根本不是私生活，而是以權谋性福！

用戶：無情發表于：2011-5-26 9:41:33支持(41) 反對(1)

[9]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建議茅于轼和辛子陵先生反訴

以烏有之鄉網站活跃分子爲代表的所谓"北京市人民"，發起了要向茅于轼和辛子陵先生進行起訴的鬧劇，估計目前任何一個中國法院都不可能立案，此事只會惹出一網網口水，最终不了了之。

爲了如此好玩的事情不要太早歇息，建議茅于轼和辛子陵先生對所谓的"北京市人民"進行反訴，因爲欲起訴两位先生犯有"侮辱誹謗"罪的人，恰恰真正犯了"侮辱誹謗"罪，在《北京市人民公訴茅于轼和辛子陵》網页（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1105 /235429.html）上，公然宣稱茅于轼和辛子陵两位先生是"漢奸分子"、"共産党的叛徒"，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罪行"。

本人盡管對法律不算太熟，但是認爲凭其網页上的內容，足可以起訴他們誹謗。

建議茅于轼和辛子陵两位先生起訴51位所谓的"北京市人民"的毛左，要他們每人賠償名譽損失費5萬元。如果追討成功，得款全部捐獻李連傑的壹基金，作慈善用途。

用戶：田抒發表于：2011-5-26 9:35:57支持(38) 反對(2)

[8]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無比敬重茅老先生，堅決支持茅老先生，茅稱得上中華民族的脊梁，有民族責任感和大無畏的精神，如果毛左烏有之鄉們的舉報被受理，那接下来就應該受理人民對毛的舉報了，因爲毛把那么多他的同事、战友、下级都打成了反革命、叛徒、內奸、工賊並置于死地，這是不是對他們的汙蔑和谋杀，毛是不是妄图推翻共産党？是不是妄图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爲共産党不是毛澤東一個人而是一個拥有衆多人參加的組織，國家也不是哪一個人的家天下，而是中國人民的國家；毛澤東还杀死、整死、餓死了那么多的中國人民是不是妄图消滅中華民族？是不是犯了反中華民族罪和反人類罪？我們拭目以待。

用戶：12-34-56 發表于：2011-5-26 9:28:53支持(39) 反對(2)

[7]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援茅號子八mao歌

蟊賊要告茅啊，

冇草头成矛啊。

鉚勁刺斑蝥啊，

耄力大如牦啊。

用戶：無情發表于：2011-5-26 9:18:52支持(18) 反對(0)

[6]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茅于轼無言論和理論上的錯。至于私生活的錯，不得而知。

毛澤東有言論和理倫上的錯。至于私生活的錯，不應幹涉和議論。

方紹伟的文章有進步但無力。好在簡潔。

用戶：馮夢云發表于：2011-5-26 9:08:29支持(9) 反對(17)

[5]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這樣的常识，要方生说出还是有作用的。烏有之鄉来来名实相符。

用戶：菁菁远山發表于：2011-5-26 9:00:45支持(13) 反對(1)

[4]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好文章，堅決支持方紹伟的觀點！

用戶：Darwin 發表于：2011-5-26 8:25:59支持(25) 反對(1)

[3]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方先生的很多觀點我不太同意，但他是一個坦荡、温和的君子。

用戶：zjsl 發表于：2011-5-26 8:16:27支持(34) 反對(0)

[2]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真相的擔供着將是英雄，

用戶：普通農民001 發表于：2011-5-26 7:50:59支持(15) 反對(0)

[1] 回复：方紹伟：爲茅于轼辯護

暫且投方先生一個贊成票，但是不贊成方先生對茅先生的批评

用戶：哲學農民發表于：2011-5-26 7:49:05

唱紅就是胡折騰

作者：胡平

象重慶唱紅這樣的，由政府主導的所谓群衆运動，別说民主國家没有過，就連一般的威權國家也没有過，只有極權國家才會有。

重慶的唱紅歌运動正在向全國蔓延。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忡忡。不少人指出，唱紅歌运動是極左路線复辟回潮。日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来在會見港澳媒體时爲唱紅歌运動辯護。薄熙来说，重慶的唱紅歌絕不是極左运動，而是對中華民族伟大精神的傳承，是對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種負責任態度。薄熙来的辯護是站不住腳的。重慶的唱紅歌运動当然是極左运動。所谓唱紅，涉及两個方面：一是內容，一是形式。第一，唱紅歌，什么是紅歌？紅歌如何界定？所谓紅歌有没有问題，有什么问題？這個问題已經有不少討論，暫且不谈。我這裏要说的是第二個问題，關于形式。重慶把唱紅歌搞成了运動，搞成了由政府主導的所谓群衆运動。這個问題更严重。

象重慶唱紅這樣的，由政府主導的所谓群衆运動，別说民主國家没有過，就連一般的威權國家也没有過，只有極權國家才會有。在中國，只有毛时代才盛産這種运動。不錯，自四人幫垮台至今，一直有人在唱紅歌，在舞台上，在電視上，不過那是表演，不是群衆运動；也有群衆聚在一起唱紅歌，但那是自發的，不是政府主導的。重慶的唱紅則不然。重慶的唱紅是政府主導的所谓群衆运動。在重慶，領導人發號召，提要求，出文件，运用公權力安排部署，花納税人的錢，占用公共場所，占用公務员和民衆还有學生的休閑时間乃至工作或學习时間，公開地或隱蔽地使用威胁利誘手段，强迫或半强迫群衆參加。這種群衆运動，实際上是运動群衆；在毛时代可谓司空見慣。近三十年基本銷聲匿迹。如今重慶又使之死灰复燃。關于重慶唱紅运動的强迫性，有必要多说几句。乍一看去，唱紅运動似乎没有多少强迫性。政府並没有明文規定不參加者要受處分受制裁。但是，凡經曆過這種运動的人都知道强迫性無處不在。負責官员要求紅歌“人人會唱，人人能唱，人人愛唱”；這就意味着他們要根據你會不會、能不能和愛不愛唱紅歌，對你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做出考核、评比和鑒定，從而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到你的升遷，你的榮辱，你的待遇，乃至你的生計。這種做法對公務员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它比搞面子工程还要坏。搞面子工程，好歹还要你拿出點实实在在的東西来，唱紅运動却完全是玩虛的。有的官员在做好本职工作上乏善可陳，但可以借着唱紅运動而大出風头。相反，有的官员能做好本职工作，但是對唱紅运動不積極甚至抵制，那就會遭到上级的冷眼。事实上，熱衷于發動類似唱紅运動的上级官员，其本意就是以此来考察下屬對他個人的忠誠度，以及作爲排斥異己的手段。這種做法也會分化和分裂民衆。民衆的愛好和习慣原本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有人愛唱歌有人不愛唱歌；同樣是愛唱歌，有人愛唱紅歌，有人愛唱別的歌。如今政府却出头搞起唱紅歌运動，把愛不愛唱紅歌当成政治问題，把民衆區分成積極分子落後分子，這就破坏了社會的自然和谐。

有人说，唱紅运動还是有一定的群衆基礎的；确实有不少群衆是真的熱衷于唱紅运動。這並不奇怪。研究極權主義的政治哲學家阿倫特早就指出：在極權社會裏，由于民衆被剝奪了表達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社會缺少真正的公共空間，因而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很孤獨很寂寞。然而，人是群居動物，天生就有過集體生活的需要，有參加公衆活動的需要。在極權社會裏，那些組織動员群衆的手段之所以能奏效，完全是因爲它們能夠提供另外一種選擇，以替代真正的团結的共同體，從而解決群衆成员的的孤獨问題。更重要的是，極權主義在不存在公共空間的情況下爲人們的參與愿望提供了一條出路，給他們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感。三年前，胡錦濤有次讲话，提到“不折騰”。“折騰”這個詞本来没有确定的政治內涵。且不管胡錦濤说的“折騰”是指的什么，不過我敢斷言，一般人反感毛时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嫌毛时代太愛折騰，其实也就是太愛搞运動，没完没了地搞运動，把什么都變成所谓群衆运動。除了搞階级鬥爭的运動，例如反右运動、四清运動、文化大革命外，还搞什么除四害运動，大炼鋼鐵运動，學雷鋒运動，还有學馬列學毛選运動，自然也少不了大唱革命歌曲运動，等等。輕則勞民傷財，重則傷筋動骨。只要我們稍加比較就可以發現，如今的唱紅歌运動正是毛时代群衆运動的翻版。要说折騰，唱紅歌运動就是折騰，就是胡折騰。

——《縱覽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