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要：舒雲在《林彪案件完整調查》提出了三十二問題：“毛爲什麽出爾反爾？”“汪東興是個什麽角色？”“爲什麽江騰蛟九月十三日就自首了，是不是苦肉計”？“林豆豆報告八三四一部隊，爲什麽上邊讓林豆豆也上飛機？”“林彪手令是林彪寫的嗎？”“潘是寅是個好人。鄧小平爲什麽這麽說？”等等，每一個問題都包含着陰謀詭計、驚險刺激，每一個問題都引人入勝、都讓人思考。林彪是反最後神權的英雄，林立果是“社會法西斯主義”時代思想解放的先鋒：“老子英雄兒好漢”，竟宿命地應驗在林家父子身上。 三十二個問題是解開林彪事件的金鑰匙 林彪研究或叫“林學”，與“文革學”、“毛學”等一起成了中國現代曆史中的一門顯學；最近由明鏡出版社出版的舒雲《林彪案件完整調查》（以下簡稱《調查》，引用該書文字隻标頁碼），則是“林學”的一項最新成果。由于中共對曆史檔案資料的壟斷、封鎖、篡改、僞造，以及中共長期堅持的“曆史爲政治服務”、“以論帶史”的唯心史觀的作崇，給包括林彪事件在内的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困擾。這使得所有與中共有關的曆史事件無不雲遮霧罩、撲朔迷離；也就是說，在中共幾十年曆史，沒有一件事是透明的而且是能說得清清楚楚的；也沒有一句結論是讓人信服的。荦荦大者如張國焘事件、項英事件、高饒事件、潘楊事件、李震事件、趙紫陽事件，等等。 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問題的關鍵，而九一三事件，用舒雲的話來說，“事件本身，隻有不到一天的時間”，但由于“沒有留下任何文字數據。而且當事人沒有一個經曆全過程”（p20），也使之成爲世上最難破解的一個迷團。《調查》作者舒雲從一九八七年開始，花了近二十年時間，殚謀戮力，翻查了無數報刊、資料、檔案，深入有關事發現場如盧山、山海關等，不殚其煩地采訪了一百來個當事人、目擊者甚至他們的親屬、子女、勤雜人員，獲取了許多鮮爲人知的故事和照片，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凝結了作者心血的五十萬文字和一百多幅珍貴照片，尤其她所提出的三十二個問題，對廓清迷霧、揭露事件真相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三十二個問題是全書的總綱，也是解開林彪事件的金鑰匙；這些問題，都是舒雲獨立思考的結果；這對于那些禦用學者和人雲亦雲的主旋律派教授是不敢想象的。 毛爲什麽出爾反爾？ 中共中央在《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争（材料之一）》中說：“林彪上了盧山，不去請示毛主席，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常委會上，也沒有表示要在大會上講話。在事先沒有向毛主席、黨中央請示報告的情況下，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會議上，第一個跳出來，發表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制造透謠言、欺騙同志的講話。”然而，據舒雲考證：毛不但事先知道林彪要發言，而且還同意林彪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毛爲什麽出爾反爾？這一切都是爲了放長線釣大魚嗎？”（p23） 出爾反爾，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是毛澤東一生中不斷表演的拿手好戲。一九四一年，毛動員全黨“整頓三風”，擺出一副青年知識分子保護人的姿态，例如說“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義是排劑非黨幹部的一種風氣，即排外主義。同時也排内”雲雲（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結果王實味、丁玲們上當了，王實味還爲此賠上了一條命。一九五七年，毛故技重施，先頭也還叫“整風”，後來又改成叫“陽謀”。 一九六六年五月初，劉少奇、鄧小平飛杭州向毛彙報文革形勢後回北京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定向各學校派遣工作組，并征得毛的同意；然而，七月十九日毛返京時卻向劉等宣布：“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這次盧山會議，毛不過再次技癢而已。對“百團大戰”是先肯定後否定；對抗日統一戰線先頌揚後打擊；在大量餓死人情況下，毛也被迫同意多分自留地、試搞“責任田”，但不久又翻案等等。這一切都是爲了清除一切公開的或潛在的、甚至假想的反對派，以建立他永遠獨霸天下的絕對權威。毛始終都能釣到“大魚”。 還有“汪東興是個什麽角色？”“爲什麽江騰蛟九月十三日就自首了，是不是苦肉計”？“林豆豆（把葉群、林立果挾持林彪上飛機）報告八三四一部隊，爲什麽上邊讓林豆豆也上飛機？”“林彪手令是林彪寫的嗎？”“潘是寅是個好人。鄧小平爲什麽這麽說？”等等，每一個問題都包含着陰謀詭計、驚險刺激，每一個問題都引人入勝、都讓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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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放跑了林彪座機？

九月十二日二十一點二十分，周恩來得到葉群和林立果要挾持林彪出逃的報告。（p518）二十二點四十分，周恩來聽了一個“神秘電話”後，“天安門廣場上彩排國慶遊行的高音喇叭戛然中止，準備國慶遊行的群衆隊伍也提前解散了。”（p518）二十三點三十五分，李作鵬打電話給山海關機場，不準任何飛機起飛。九月十三日零點六分，李作鵬再次打電話給山海關機場，不準任何飛機起飛。（p541）零點過後，周恩來命令李德生立即去空軍指揮所，代替他坐鎮指揮，因爲“林彪要乘飛機跑了”；同時派楊德中去西郊機場“協助”吳法憲。（p526-527）周再一次讓李作鵬打電話給山海關機場，不準任何飛機起飛。（p541）

然而李作鵬卻成了“放跑了林彪的座機”的罪人。爲了反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決書》“沒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的指控，李作鵬在特别法庭上作了四個半小時的陳述。（p541——542）李作鵬問：林彪要起飛，我攔得住嗎？既然是關系到副統帥，我也不知道他徃蘇聯飛。周恩來都說“不能打呀，他是黨的副主席”，毛澤東也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你們都沒有辦法，我怎麽有辦法？你周總理爲什麽不親自打電話通知山海關機場？既然讓我通知，爲什麽不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如果命令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攔截，一百個林彪也走不成。爲什麽不命令？李作鵬強調：對我來說，問題的關鍵是林彪走對我有好處，還是不走對我有好處？不走他還是副統帥，我還可以大樹底下好乘涼，放他走幹嘛？（p542）

可見李作鵬“放跑了林彪的座機”，純是無稽之談，是欲蓋彌彰。所以“李作鵬在關押期間給周恩來寫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沈大海。”（p543）聯想到毛澤東在事件前“抛石頭”、“挖牆角”、“摻沙子”、“打草驚蛇”等一系列卑劣行徑，事件後的“禁空令”、“拍手”、“高興”、“喝茅台酒”（p598——599），便不難想象誰是逼走和殺害林彪的劊子手了。

四、“我們故意說不可能”，爲什麽？

九月十三日零點三十二分，林彪的二五六号三叉戟升空；（p702）時速五百公裏，先向西南，十四分鍾後右轉彎，對着北京。在河北遷安上空，突然向北直飛。（p528）飛過遵化時，五十六部雷達全部打開（p529）。三十多分鍾後，飛機從張家口一帶進入内蒙古（p520）。然而遵化在遷安東面，如在遷安向北，怎麽會經過遵化呢？事實上，各當事人說法之間有很多矛盾。如空軍雷達兵部部長傅英豪說，航圖上基本上是“之”字形；北京軍區作戰部值班參謀劉建林和空軍指揮所作戰值班參謀朱秉秀卻說是“一條直線，一點彎也沒有”，“一條特别直的直線”，直奔蒙古、烏蘭巴托。（p529）但不管怎麽樣，三叉戟受到嚴密注視的事實，卻無法否定。

零點四十分，李德生進入空軍指揮所，代表周恩來全權指揮。白雲指着總空情标圖闆，不斷向李德生講解三叉戟的飛行動态和特點。李德生将雷達跟蹤的飛機方位、角度等等情況用（直通周恩來和汪東興的“紅機子”保密）電話報告周恩來。（p527——528）一點，周恩來親自向十一個大軍區和二十九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通報“林彪跑了”，部隊進入一級戰備，關閉全國所有機場；随後又據毛的指示，和葉劍英共同拟定緊急戰備命令，向全軍發布。（p596）一點五十分，三叉戟飛出國境，高度二千五百米。（p815）一點五十六分-二點二十分，傳達毛澤東“禁空令”。（p534）二點三十分，飛機目标失去。（p815）二點三十分左右，周恩來命令吳德、吳忠：首都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态，派部隊控制北京郊區幾個機場，沒有中央命令，任何飛機不準起飛和降落。（p600——601）

五點多，技偵八團聽到蒙古邊防站的通話：溫都爾汗有一架大型飛機失火掉下來，十八點四分，蒙古雷達團長向所屬各連通報這一消息。（p816——817）。淩晨，《美國之音》根據衛星觀察，報導了中國三叉戟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上失事；随後，合衆社、路透社、塔斯社的消息更指，中國武裝部隊飛機在蒙古墜毀，有九人死亡。（p809）全世界都知道了的事情，偏偏當事國的人民、甚至高級幹部都被蒙在鼓裏。當蒙古外交部抗議中國侵犯其領空時，“我們故意說不可能”。（p817）毛周一夥不但想愚弄中國人，還想愚弄外國人；自動放棄了第一時間趕去失事現場收集資料、了解失事原因的機會。半個月後，還不給“正式解釋”；以至蒙方要在九月二十九日再次對中國“表示遺憾”（p735）。

爲什麽不找黑匣子？

飛機失事，首先就是要盡快找到黑匣子，這是事故調查的基本常識。可是“誰也不說，好像這架三叉戟上從來就沒有黑匣子一樣。”（p836）這是爲什麽？這是毛周一夥在掩耳盜鈴，企圖隐瞞什麽見不得人的東西。中蒙關系雖因文革而惡化，但在一九七一年已經好轉，中國駐蒙大使許文益已于八月二十日到烏蘭巴托履任。中國在九月十三日确知飛機墜毀，特别是《美國之音》等媒體報導之後，就應按國際慣例，光明正大地通過外交運作，要求派遣專家組到溫都爾汗作現場調查勘察，既可以及時查找失事原因，也可以收回被帶走的數據和财産，同時運回遇難者的屍體，既保住了黨國機密又扞衛了國家主權。

飛機事故調查組應由機務、飛行、領航、調度以及空軍的有關人員組成；爲了保證可靠性和可信性，必要在最短内趕到現場；甚至有必要請飛行數據記錄器、飛行器制造廠家參與調查。然而，中方在得到蒙方口頭抗議時，還在鬼鬼祟祟、支吾搪塞，一再延誤到現場視察的時間。一直拖至十五日十八點才達到現場，這時離失事時間已超過六十五個小時。在這六十五個小時中，蘇聯人、蒙古人至少已經兩次搜索了事故現場。而且派去的全是外行：一個奉命唯謹的外交官僚、駐蒙大使許文益，二等秘書孫一先，翻譯沈慶沂、王中遠。中方雖然要求把“死難者遺體運回中國”和“将死難者的所有遺物交還我方”，但在蒙方要求“做出書面正式解釋”的強硬态度下（p721），毛周一夥爲了“保住密”、“把引發戰争的政治事件化解爲一般的民航事件”，爲了自欺欺人，隻好不了了之，既沒有堅持“要回屍骨”，也沒有“要回遺物”。（p722）離譜的是，毛周一夥居然不把起碼的事實：死難者名單告訴去現場的調查人員，以至于墓碑也隻能用“紅色的阿拉伯數字”表示。獨裁者對他的忠實鷹犬也是不信任的，不知現在仍爲獨裁體系當忠實走狗者作何感想！

舒雲不無諷刺地寫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做得最好的就是保密工作。（p732）中共中央嚴格封鎖九一三事件，“北京市的範圍内，隻限于吳忠、吳德兩人知道，不允許向任何人洩露”。（p601）九月十八日傳達到黨内高級幹部，九月二十八日擴大到地、師一級。（p732）十月下旬傳達到公社員，而五七幹校中的牛鬼蛇神直到十二月份才有分享這份的權利。（林牧：《在文化大革命中》）爲什麽要保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方法》已不可自招：保密影響黨的團結和社會安定；影響各級領導人和着名人物的個人形象、聲譽。總之，保密關系到中共的合法性也即是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是腐朽糜爛、血腥醜惡、怙惡不悛的中共苟延殘喘的救命稻草。

老子英雄兒好漢

九一三事件是文革從盛轉衰的拐點，是中國人民反思文革的起點，也是毛澤東神話徹底破産的關鍵。不管自不自願，也不論成敗，林彪在面臨迫害的最後關頭，用行動宣布了和毛澤東的公開決裂，與逆來順受的高崗、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相比，林彪不失爲最後的英雄。對《571工程紀要》的産生、發現的過程以及與林彪的關系，舒雲也作了大量調查，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但我以爲，《571工程紀要》并不因此失去作爲中國人民啓蒙教科書的經典價值。當共産黨把《571工程紀要》當作林立果的罪行大批特批的時候，無疑把“超天才”的桂冠确确實實地戴到了林立果的頭上。

《571工程紀要》痛斥毛澤東“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用革命的詞藻“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以中國人民當作繼續革命對象，實行“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的統治，“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是“當代的秦始皇”，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p405）所謂“打擊一小撮”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批，各個擊破。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衆鬥群衆，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他們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達到）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今天甜言密語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曆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不被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的關壓，他爲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瘧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于别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象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過去。（p409）

毛澤東與林彪從井岡山以來的同志、戰友之情，師生、君臣之義，幾十年患難之交、生死與共的關系一旦而毀，也爲《571工程紀要》提供了最新證據。尤其“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于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于變相失業”、“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于變相受剝削。”（p405——406）對毛的“社會法西斯主義”本質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後來的思想解放運動如四五天安門事件、西單民主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先聲。

至于“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更是後來趙紫陽、胡耀邦、鄧小平實行開放改革的濫觞。林彪是反最後神權的英雄，林立果是“社會法西斯主義”時代思想解放的先鋒：“老子英雄兒好漢”，竟宿命地應驗在林家父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