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與文革迷霧 據說，近來在我國的一些地區和城市，曾經銷聲匿迹的“毛主席像章”，又重新出現在一些人的胸前。這消息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它所要傳達的信息卻是非常明白的：人們正在懷念毛澤東！這不禁又使我想起了另一則傳聞來。那傳聞說，在去年因北大柴慶豐之死而引發的學潮中，曾有人高呼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極願相信，即使真有這樣的呼喚，它也純屬個别青年的無知和偏激，是不足爲訓的。但若把這兩則傳聞結合起來，它們之間所特有的聯系以及由這聯系所顯示出來的某種意向，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和警覺。 爲什麽不是在幾年前，當改革帶來的希望和利益正在成爲人們格外關注的興奮點的時候，而是在今天，在改革遇到了困難，需要付出的代價和希望得到的利益越來越難以同步，甚至互相矛盾、抵觸的時候出現這樣的傳聞呢？這是偶然？是巧合？ 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一定時期出現的一定傳聞，總是負載和反映着社會或社會部分成員的某種心理期待、情緒變化。那麽，這兩則傳聞反映了一種什麽樣的心理期待、情緒變化呢？ 若幹年前，筆者曾聽到過這樣一種說法：毛澤東敢于運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發動群衆起來摧毀那一套由他本人親手創建的官僚主義國家機器，這是毛澤東晚年的一個珍貴思想。（附注一） 時隔數載，表達的方式和發生的背景已完全不同。但後一說法卻象一個預先寫出的答案，爲後來産生的懷念毛澤東的現象提供了某種恰當的說明。 試想一想，當改革造成的傳統價值觀的陷落正在深深地困擾着人，商品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失衡、利益沖突的痛苦正在把人們心中那些趨于保守的心理和情感都調動起來的時候，毛澤東社會主義理論中所曾經顯示過的那種“均貧富、等貴賤”的平均主義空想，會對人們今天的價值取向和心理趨歸産生—種怎樣的影響呢？再想一想，當向來敏感的特權問題、官僚主義、腐敗現象正在以公開的形式——“官倒”而成爲人們各種怨恨和不滿的“潰瘍”，而社會對這種不滿和憤懑又還不能提供一種恰當的表達方式和渲洩渠道時，文化大革命那種“徹底砸爛國家機器”的惬意和痛快，又會對人們騷動不甯的心理産生一種怎樣的魅惑呢？——顯然，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已經成了今天一些人發洩他們的不滿，表達他們的訴求的某種媒質了。 而這，正是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的一大迷霧！ 爲了使正在醞釀的不滿和郁結起來的情緒得到正常的疏引和渲洩，就需要掃除這個迷霧，澄清它所造成的假象，對它的實質和成因進行一番認真的剖析。對于正在艱難行進的改革來講，回落和回潮都是可怕的。 曆史的錯位和背反 今天發表的一些文學作品和回憶文章，常常有意無意地把文革描寫成一場突兀其來的災難，一場由幾個陰謀家惡意煽動起來的浩劫。事實上，隻要我們把文革放到五、六十年代國際共運發展變化的曆史大背景中去觀察，就會發現，導緻文革發生的諸多因素中的相當一部分因素，早在文革前十年的社會變動中就已露出了端倪。其中一個最爲突出的因素是：與1956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非斯大林化要求相反，我們決定捍衛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這個在蘇聯極不正常的黨内鬥争和狹隘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由斯大林的專制作風和刻闆邏輯所構造出來的理論體系，除了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武斷的割裂和曲解之外，它的一個最突出的毛病，就是通過對馬列主義的“斯大林化”，使馬列那些本來極富創造、極富活力的思想、理論，變成了一堆僵死的教條。與此相适應的，是建立在現實社會中的那一套僵固體制，即斯大林模式。對于這個模式，人們已經說了很多，這裏隻想指出，它那依靠全面行政控制所形成的專制主義病竈，在它被作爲唯一正确的樣本而被移植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後，便立即因爲偏離國情的照搬和其他一些原因而迅速惡化。（1）這樣，進入五十年代以後，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程度不同地出現了一種共同的“體制病”，如由官僚主義的計劃所造成的供需脫節，效率低下，發展滞緩；由優先發展重工業所造成的比例失調、結構不合理、消費品匮乏，以及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等等；再加上政治生活不民主，黨的領導脫離群衆，官僚主義、特權現象日趨嚴重，所有這些，都錯綜地構成了這些國家要求變革、要求進步的内在沖動。中國亦然。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56年1月發生了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的思想大暴動。 不難想象，當神聖的斯大林還是億萬人生活的偶像時，要去反對和打破人們對他的迷信和祟拜，将會造成何等巨大的震蕩，又該需要何等的勇氣和膽魄！也不難理解，當斯大林迷信的重閘還在緊緊鎖住人們的頭腦，有關改革的願望和沖動還隻能采取各種扭曲、變型的形式來表現時，赫魯曉夫的英勇行爲就不僅具有解放思想的意義而必然要成爲社會主義改革的噴發口了！ 對于赫魯曉夫的中國同志來講，雖然這個爆炸未免來得過于突兀、過于偏激，但由于它與毛澤東和中共在國際共運、中蘇關系中早就強烈表現出來的獨立精神、自主意識暗合相通，因此，在作了必要的保留之後，接着召開的中共八大還是對之作出了積極的反應。而毛澤東盡管在許多場合表示不贊成赫氏的搞法，但恰恰是在他這段時間的文章、講話中，可以看到非斯大林化對他産生的不少積極影響。例如《論十大關系》對斯大林模式的批評，《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有關階級鬥争和完善國家機構改革的論述等。這都表明，毛最初從非斯大林化中吸收到的還是有不少合理的東西和正确的信息。然而，随後發生的兩件大事，卻從另一個側面加強了毛澤東對非斯大林化的錯誤判斷。這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次年國内發生的“反右”。盡管兩次事件的原因并不相同，但它們都是以非斯大林化作爲共同的發生背景這一點卻是明顯的。這就提醒毛澤東，沿着非斯大林化走下去将會遇到何等痛苦的自我否定和危險的政治後果。而況，對于象他這樣向以思想的獨創性來顯示自己卓爾不群的個性和魅力的領袖來講，各兄弟黨對赫魯曉夫那也許是言不由衷的一派附和本就是他不屑于所爲的呢？這樣，在獨立不羁的心理基礎上落下去的現實事件之槌便成了捍衛斯大林的定音鼓。毛澤東由此而下定決心，要在這個曆史的三岔口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以自己獨特的見解和意志去捍衛斯大林。于是，那曾經對中國革命起過很好作用的獨立自主精神便在這裏“走火入魔”了。時代的列車沿着毛澤東扳錯的軌道，與國際社會主義的改革運動錯位、脫軌，分道揚镳，掉頭走向那條注定要傾覆的曆史背反之路。民族的劫難和悲劇終于成爲不可避免的了。
“反修防修”的理論迷誤及其因緣 在與非斯大林化的對抗、沖突中産生的“反修防修”思想，曾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個基本理論，也是他用來動員群衆的一個綱領性的口号。 那麽，這裏的“修”指的是什麽呢？從根本上講，它指的就是那股在非斯大林化過程中形成的社會主義改革思潮。它包括：抛棄某些傳統的斯大林教條，根據新的時代特征來重新看待和解釋馬克思、列甯的某些原理和結論，對傳統的斯大林體制進行一些有限的改革，如在僵化的計劃體制内引入市場機制、弱化行政權力在經濟領域中的作用、放松思想控制、擴大民主權利、重視和承認個人和企業的物質利益等等，而這些在毛澤東看來，便是修正主義！便是資本主義複辟！！所以，“反修”的實質就是反改革！！！ 但是，公正地講，這樣的改革在中國從來就沒有真正出現過。它之所以會成爲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個最重要的國内因素，是因爲與之相類似的一些思潮也存在于中共黨内并時有表現。而這樣的思潮之所以又被看作是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又和毛澤東對資産階級的認識分不開。 1975年，在進行了幾乎整整一生的反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鬥争之後，毛澤東發表了他學習無産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引述列甯的話說：
“小生産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産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的”。并說“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币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别。” 毛澤東思想形成中受到小生産影響的一面，向爲論者關注，但似乎卻少有人注意到毛對小生産批判的一面。事實上，這是我們理解毛澤東反資本主義理論的一個極爲重要的“窺視孔”。不應忘記，在他整個反資産階級的鬥争中，反對小資産階級從來就是一個必要的補充。這并不奇怪，作爲一個社會主義者，毛對小生産的獨立性、自發性、分散性從來就是不贊成的。在他看來，正是這些東西使小生産和資本主義有了聯系，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從這裏反映出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解：私有制+商品經濟。 這裏包含了多少誤解尚可不論。令人奇怪的是，對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來講，資本主義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得到過充分發展！資産階級從來就不是一個強大的階級！對此曾作過許多精彩分析的毛澤東（附注二）何以要在取得政權之後，尤其是在資産階級作爲一個階級存在的條件和根基都已消失之後，反而害怕起這個本來就十分孱弱的階級來了呢？難道它真象神話傳說中的九頭怪獸那樣，砍掉一個腦袋又會長出一個新的腦袋來，因而在社會主義時代更加強大可怕麽？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追溯到毛澤東早年思想形成中隐伏下來的某種仇資本主義意識，這一點将在下文論及。這裏先側重分析他在反對資産階級思想鬥争方面的失誤。 人的意識是和他在社會實踐中的地位、作用分不開的。對于一個在社會曆史變革中有着巨大影響的特殊個體來說，毛澤東從自身不斷将思想外化爲現實曆史的實踐體驗中會對思想的巨大作用産生一種怎樣的感悟也許是不足爲怪的。另一方面，以他的精明去看，認爲社會主義時期的資産階級主要不是作爲一支現實的政治力量，而是作爲一種思想意識來與無産階級相對抗，起碼是還不緻太脫離實際的判斷。因此，把反對資産階級的鬥争主要看作是一種思想鬥争就是一個合符邏輯的推論。但同時，因此而把這種思想鬥争的作用加以誇大和渲染不也就有了現實和心理的雙重依據嗎？這或許就是他爲什麽一直非常強調和重視思想鬥争的原因。文革雖然被認爲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但它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二字，之所以首先從思想文化領域開始，并且始終具有“觸及靈魂”的特點和内容，大概與此是不無關系的。 思想是無形的，一旦有形的階級轉化成無形的思想，那麽，要去積極推進和倡導這樣的鬥争不依靠想象、靈感、省悟和即興發揮又依靠什麽呢？同時，這本來就帶有幾分浪漫氣息的構思，一旦被那個本來就不無偏頗的“鬥争哲學”所統攝，又怎麽不會産生出一種荒誕派式的戲劇效果呢？在“對立統一”、“一分爲二”的解牛刀下，複雜的社會現象就被簡化成一個非此即彼、兩極對立的戰場。在這個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戰場上，不僅所有跟資本主義有聯系的東西是資本主義，而且，凡與純淨社會主義不相容的一切也都是資本主義。于是，不僅民主、自由、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而且，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也成了“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别”的“資産階級法權”；于是，不僅小生産，就連“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會自發地、大批地産生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資本主義（或資産階級）已不複是一種可以界定的生産方式或社會制度（或社會集團），而是一個被膨脹、被擴大至無形的空氣團，一個無所不在的“隐形人”。面對這樣的敵人作戰，人的神經怎麽能不經常處于高度戒備的緊張狀态呢？階級鬥争怎麽能不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呢？在這樣的氣氛中，那些與不停頓地、急速推進的“革命”極不适應的思想和反對意見，不是很容易被當着資本主義麽？而當這樣的思想和意見在中蘇分歧的背景中顯現出與國外改革思潮的某種類似時，它不也就同時具有了修正主義的性質嗎？于是，彭德懷對大躍進的懷疑，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的重新估價 （2）以及對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便統統都成了修正主義，成了資産階級在黨内的代表！特别是當這些意見依靠傳統的黨内鬥争手段——撤職罷官、批判檢查已不能将它壓制下去，反而通過所謂的“翻案風”與“單幹風”、通過“三自一包”等自發資本主義傾向連成一氣，互相呼應，成爲一種危及革命、危及現狀的頑固存在時，它便自然而然成了“大權傍落”、“中央出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很可能在中國複辟”的判斷依據。于是，“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便逾出了思想鬥争的軌道而具有了政治鬥争的内容。由此排演出來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大搏鬥，便隻能借助于那場空前的思想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來決一死戰了。 失之毫厘，謬之千裏。“反修防修”的理論迷誤，就是這樣緣着對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的誤解，在一點一點的移動和偏離中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淵源。 農業社會主義的悖謬（附注三） 今天回過頭去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發展細加分析，就會發現，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思想動因中，始終有兩個相反的因素在起作用。一個因素是前面分析過的反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負面意識”，另一個因素則是下面将要分析的有關農業社會主義空想的“正面意識”。前者是否定因素，後者是肯定因素。這一反一正，恰巧構成了文革的兩面：“破”和“立”。 阿爾都塞說得好，任何思想家都是在一定意識形态的襁褓中誕生的。毛澤東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是和構成其思想開端的那些精神條件分不開的，這就是五四時期所特有的那種民族精神、時代氣氛、心理趨向、思考環境等等。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此稍作一點分析。 自從鴉片戰争給近代中國造成了嚴重的生存危機以後，依仗着堅船利炮侵入中國的資本主義，就以它的雙重性格——野蠻和強盛而使中國人對之産生了一種矛盾、複雜的心态：仇恨和羨慕。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一代又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就是在這樣一種心态的支配下，把他們的憂國之淚和強國之夢托付在那條充滿了屈辱的向西方學習的漫長道路上。魏源以降，便有張（之洞）、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康梁的變法維新，孫黃的辛亥革命，這些一浪高過一浪的潮頭，盡管标志着人們認識的進步和選擇視野的擴展，但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以西方資本主義作爲唯一可能的參照坐标卻是它們共同遵循的一條線索。直到五四時期，這條綿亘百年而不絕的線路才開始發生了改變。五四運動作爲一個“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一個偉大的思想啓蒙和思想解放運動，它的重要曆史貢獻之一就是：第一次爲中國人民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坐标——社會主義！ 正是在五四時期爆發的世界大戰和興起的留學熱，大大加深了國人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了解。通過戰争和實際的考察、接觸，資本主義隐藏着的矛盾和弊端開始暴露在中國人的眼前，人們由此而失望，轉而希望能夠有一種新的、更美好的社會來代替資本主義。在這樣的心态下，從新文化運動大開的國門中被介紹進來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便以它對資本主義的銳利批判和合理取代而引起了國人的注意。同時，俄國革命的成功爲它所提供的雄辯證明，更增添了它的吸引力，從而對人們放棄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它面前，不僅“老師打學生”的困惑和屈辱找到了答案和解脫，而且那期望免除資本主義災難的心理也得到了滿足。這樣，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既可以用來擺脫資本主義災難，又可以用來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理想之光和救國之道，便爲一般的知識分子所歡迎、所接受。于是，不僅作爲時代先鋒、青年楷模的領潮流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钊，就是著名的保皇黨人梁啓超，也信從或傾向于社會主義。在這樣的時代氣氛和心理趨向中，青年毛澤東選定社會主義作爲他畢生的信念和追求就不是偶然的了。同時，也正是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思考環境，不可能不對毛澤東的領悟水平和認知方式産生深刻的影響。 與前幾代愛國志士不同，對于毛澤東這一代人來講，他們看到的資本主義更多的是它的弱點和毛病。這樣，前幾代人對資本主義仇恨的那一面，便通過深刻的救亡意識而在他們的身上積澱和片面發展，在毛澤東那裏再加上獨特的小生産經驗之後，便構成了一種拒斥資本主義的心理背景，一旦這樣的心理背景與時代氣氛中渴望避免資本主義災難的民粹主義思潮結合而強化，便生成爲一種根深蒂固的仇資本主義意識。當毛澤東帶着這樣的意識走向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時，這個以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産爲基座的科學理論便失去了它固有的曆史聯系和物質基礎，經過其思想底色的變形和改裝之後，一變而成了那個超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農業社會主義之夢。在毛澤東的構思中，這将是一個負載起小生産一切美妙理想的新社會。一方面，它必須排除小生産的一切弱點：分散、單幹，缺乏組織、自由交換等等。另一方面，它又必須發展起小生産的一切優點：自給自足、平等勞動和平等分配，以及粗陋的分工和細小的差别等等。初步将這一構想付諸實踐的，便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強調“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的人民公社。不難看出，這個帶有強烈的軍事共産主義特征的社會構想，在要求集中統一，要求用行政權力來推動經濟活動，以及要求反商品經濟關系等方面與傳統斯大林體制的本質聯系。毛澤東捍衛斯大林主義的原因，在這裏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說明。而要使人們相信這确實是通往“天堂”的堅固“金橋”，不需要加強政治工作，加強思想灌輸和行政命令又需要什麽呢？正如他所說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向農民群衆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評資本主義傾向”。（3）這就是他爲什麽要那麽強調突出政治，強調思想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一點也不錯的。 如果說，1958年的人民公社還隻是初步顯示了毛澤東農業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構架的話，那麽，1966年發表的“五·七”指示，則是對這個構架的充實、發展、提高和放大。按照這個事實上是文化大革命思想綱領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人民公社體制将引向城市，全中國将要建成一個集“工農商學兵”爲一體，熔“黨政軍民學”爲一爐的氣勢恢宏的巨大公社——中華人民公社！在這個将要進一步按照軍事特點組織起來的名爲公社，實爲兵營的“新社會”裏，人人都要“兼學别樣”，即不但要學工、學農，也要學文化、學軍事，成爲亦工亦農、亦文亦武、亦商亦兵，亦官亦民的“全面發展”的“新人”。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根本任務，就是通過所謂“鬥、批、改”，去實現和完成這個宏偉的夢想。“五·七”指示恰好發表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這不隻是一種巧合，它恰恰證明了，毛澤東對這場以“破”資本主義複辟迷夢、“立”社會主義紅色江山爲重任的“大革命”，寄予的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希望。因此，當他在延安時代的舊友斯諾先生1970年訪華時，得到“全國是一個大兵營”的印象也就不足爲怪了。 然而，曆史無情。“革命”粉碎了一切。夢幻沉落之後，路，又在腳下。
颠倒的“革命” 從1956年的錯位開始，中國革命沿着一條與社會主義改革背道而馳的道路急速推進。曆史的背反終于導緻了那場被颠倒的“革命”。尤如一棵倒長的樹，它的生成的悖謬，決定了它内容和形式的悖謬，正是按照這樣的邏輯，它産生了一個無論是發動者、參預者還是反對者都始料不及的結果：以颠倒一切的方式，把它所宣傳、所号召、所追求、所反對、所打倒、所抛棄的一切，都推向了它的反面。一個簡單的力構造了一種最複雜的運動。結果，是颠倒的一切重又被颠倒過來。在某種意義上，文革就象一個巨大的曆史悖論，要詳述這其中的一切颠倒和再颠倒是困難的。這裏想着重分析的，是其中兩個最迷惑人的現象。 一個現象同前面提到的文革迷霧有關，就是所謂反官僚主義問題。1976年7月1日，一向以權威性著稱的中央兩報一刊社論，首次公布了毛澤東1964年關于社教運動的批示。他在批示中寫道：“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是他第一使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在此（公布）之前的1970年，毛澤東通過與斯諾的談話 ，向中國人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黨正沿着（蘇聯）修正主義的道路走向資本主義，正在出現一個新的特權階層，一個掌權的官僚階層”。（4）對于在“四人幫”專制下喪失了一切民主權利的人民來說，還有什麽理論比這更能表達出他們心中的不滿呢。人們按照自己特有的角度和方式去理解、接收了這兩條信息，很自然地将它和毛澤東“打倒走資派”的号召聯系起來，由此便得到了毛澤東爲反對官僚主義而不惜動員群衆起來打碎國家機器的印象，似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爲了反對這個官僚主義的“特權階級”。 然而，毛澤東一再告訴我們的卻是，文化大革命所反對和打倒的，是那些混進黨裏、政府裏和軍隊裏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所謂“黨内資産階級”。就是在上述那個批示中，他對那個被他規定爲“鬥争對象 、革命對象”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也有過非常明确的說明：“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産階級分子”（着重号爲引者所加）。（5）——這就是毛澤東反官僚主義理論的一個根本失誤！在他看來，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并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那個“專幹行政事務并在人民面前處于特權地位”的特殊階層（6）而是那些對他的農業社會主義持有異議的“黨内走資派”！ 那麽，又如何來理解文革确實對黨和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造成了沖擊的事實？又如何來理解毛澤東摧毀國家機器的那些鼓動呢？ 我們決不否認，文革以前的中國社會确實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特權現象。建國初期的幾大運動，如三反五反，開門整風等，都曾把反對官僚主義作爲一個重要的内容。但由于它在後來成了“右派”進攻的一個重要方面，更由于反右以後國家政治重心逐漸移向反對資産階級、修正主義的鬥争，官僚主義問題便被擱置一邊，逐漸成爲曆次政治風暴遺忘的角落。直到文革爆發，我們國家生活中不僅未能形成任何真正有效的反官僚機制，就是來自群衆的某些合理要求，也常常被那個形成于反右鬥争中“反對某某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邏輯所拒絕，所壓制。在它的掩護下，日益嚴重的官僚特權問題就逐漸成爲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大膿瘡。人民群衆中深藏着的反官僚主義情緒即由此而來。一旦這樣的情緒被毛澤東“造反有理”的号召釋放出來，并處于一種無組織的失控狀态下，它之轉化成一場可怕的搗毀國家機器的政治魯德運動就非常容易了。 盡管如此，這種反官僚主義的要求或情緒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觀動因卻沒有任何關系。毛之所以決定采取訴諸群衆的方式來解決黨内分歧，除了他那偏愛群衆運動的革命家天性之外，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則是出于他那個“大權傍落”的政治判斷。根據這個判斷，毛澤東認爲他已失去了對大部分國家機構的控制（例證之一，便是發表姚文元文章受到的阻撓），（7）因此他不得不在現存的黨政系統之外去重新組織力量，爲自己尋找運動“革命”的杠杆。這個意圖對于對革命的發生及其何去何從都感到茫然的劉鄧來講，當然是無法領會的。在毛南巡期間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隻能一方面按照他所理解的主席意圖，一方面依照過去的經驗、主要是反右時期的經驗來掌握運動，力求穩妥不亂。這與毛澤東的意圖正好相反。因此，沖突很快就通過派工作組還是撤工作組、是堅持黨的領導還是放手發動群衆的争論表現出來。在它的另一端，則發生了工作組和群衆的沖突。爲了控制運動，工作組按照慣有的邏輯，對那些或因盲目的革命激情，或因複雜的個人恩怨，或因正常的反官僚沖動，或因過分的偏激輕狂乃至居心叵測、不懷好意等等而跳出來的“勇敢分子”，一概視之爲對黨不滿的“假左派真右派”而予以壓制和打擊。于是，便發生了所謂“反其道而行之”的“五十多天”的“資反路線”，發生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長資産階級威風，滅無産階級志氣”的“白色恐怖”。“資反路線”成了觸發群衆起來的引爆點。以此爲契機，毛澤東以人民群衆的解放者、代言人的姿态站了出來，公開表示支持受壓群衆，公開向劉鄧、向他自己親手建立的那一套權力機構宣戰！這就在客觀上迎合了人民的不滿心理，造成了毛澤東反對官僚機器的假象。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的迷霧就此形成。 結果又如何呢？經過一陣“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争鬥之後，新崛起的一小撮特權新貴接管了一切，人民則在“全面專政”的淫威中，重又被置于更加反動的封建法西斯專制之下。至此，文革反官僚鬥争的實質難道還不清楚麽？ 第二個現象是關于文革的“大民主”。這個以“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自由爲基調的“大民主”，曾是文化大革命最令人頭暈目眩的現象之一。曾幾何時，我們憲法中所規定的那一切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這些中國人在過去想都不敢想的，實際上一直被當作資産階級民主而大張撻伐的權利，竟如夢幻一般，統統在毛澤東“革命”魔杖的導演下變成了現實。除了那些被“革命”抛棄的“賤民”，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宣布成立一個新的“革命組織”；一個人可以是一個組織，幾個，幾十個，成百上千上萬個人也可以是一個組織。一個組織可以任意成立和解散和再成立，也可以任意聯合、分裂、再聯合，無須什麽人批準，也無須履行什麽鳘複的登記手續，至多發一通公告，貼幾張宣言。而且，還可以出版自己的報紙、刊物、書籍，或油印、或鉛印，自辦發行，免費發行，從無什麽赢虧之慮，更無什麽漲價之憂。按勞分配的社會，爲革命提供着按需分配的物資，真是何其快哉！——這一切，似乎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但同樣無法否認的是，這一切都必須有一個前提，一個絕對的、須臾不可離開的前提：擁護毛澤東！ 于是，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極爲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是極度民主，一方面是極度專制！民主和專制的二律背反！？然而，讓八億個意志統一爲一個人的意志，讓八億個思想服從于一個人的思想，這是民主呢，還是專制？從“革命”奏出的那些現代迷信的最強音中，人們自不難得到自己的答案。這裏要着重指出的是，這種“民主”本身所具有的專制性！正如筆者的一位朋友在交談中所言：文革作爲中國專制主義的一次大暴露，它不僅是領袖專制，個人專制，而且是群衆專制！誰掌權誰專制！處處都是專制！ 人們常常矚目于文革“大民主”的那種惬意和痛快，那種表面上無挂無礙、無拘無束的“自由”，卻往往忘記了或者不曾想到這“自由”本身所隐藏的那種令人恐怖的全面專制主義！而這，恰恰是文革形式民主的一個實質和要害！ 沒有規範的民主就是沒有保障的民主。在一個法制蕩然，紀律廢弛，秩序崩潰，道德淪亡的社會中，這種無定型、無規範的流變着的“大民主”，尤如一柄懸在人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随時都有可能掉下來，砍在每一個人的頭上，造成一種普遍的傷害。因此，恰恰是在文革中，不僅人們那些最基本的權利，例如生存的權利，學習和思考的權利，愛和被愛的權利，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權利等等，通通都被剝奪殆盡，就是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防衛能力也極度衰竭。人們就象被趕進了一個巨大的角鬥場，在迷信和愚昧的支配下，盲目地“打倒”和“被打倒”。每一個人的手中都尤如握有一柄雙刃的利劍，在砍傷别人的同時也可能砍傷自已。理性的迷狂和錯亂，造成了一種人人自危的“紅色恐怖”，由此演出了多少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的悲喜劇、荒誕劇、滑稽劇以及黑色幽默呵。誰說中國的現代派是舶來品，文革本身不就是一個産生現代意識的最好溫床嗎？全面專制主義的漩渦，使人、人的價值和尊嚴紛紛陷落。于是，人與人，人與神，人與獸，人與鬼之間的搏殺，便在空前的迷亂中互相糾結、纏繞、交合、互變。于是，施虐與受虐，被虐與自虐，這種種互相矛盾的損害都可能同時發生在一個人的身上。人性的大毀損，大頹敗，造成了自我的泯滅和失落，人失去了自己，成爲被“革命”追殺得無可逃遁的苦役犯。茫茫人海，歸程何處？ 終于，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是命運，一切都是煙雲，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但同時，“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8） 正是從那全面專制的廢墟上，從那堆滿了“死魂靈”的死亡谷中，傳來了民主與法制的呐喊！傳來了人道主義的呼号！經過十年血淚的浸泡之後，這呐喊，這呼号，有如啼血的杜鵑，如泣如訴，如怨如怒，既飽含着深沉的痛苦，又滿帶着蠱惑的希望。盡管今天也還有人不習慣，不理解，不喜歡，但從那腐爛的肥沃中倔強地聳立起來的“人”之樹，卻是再難以将它砍倒，拔斷了；人的權利，包括這呐喊和呼号的權利，是再難以将它粗暴地奪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以這樣一種方式，走向反面，完成了它的自我否定。 “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爲補償的”（恩格斯）。對曆史、對社會意識的更新和民族精神的磨砺來講，這或許不是壞事！？但對于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對于曾生活于那段時間的幾億人，幾代人來講，這代價不是過于巨大了嗎？ 牢記啊，人們！
1989年元月2——10初稿 22——27日改畢 28——30日謄抄
注釋： （1）對許多東歐國家來說，蘇聯在斯大林的以蘇聯爲中心的觀念指導下所奉行的那種大國沙文主義和不平等的貿易關系，以及發生在四十年代末的清洗（鐵托分子）運動，都曾給這些國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因而成爲激化斯大林體制内在矛盾的重要原因。這在1956年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我國的“反右”中，都曾有所表現。 （2）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關于“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分析，實際上便是對大躍進的含蓄批評。他還肯定彭德懷的信有一些符合實際的地方，認爲一個政治局委員向黨的主席寫信陳述自己的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對人民公社，劉也認爲遲辦幾年好。這些便是毛澤東所說的“1962年的右傾”。 附注一：1980年春，原廣州“李一哲”成員之一的王希哲，曾在其主持的油印刊物《學友通訊》上組織過關于毛澤東“珍貴思想”的讨論。提出此論的是一個名“晉軍”的大學生。據王希哲所言，他後來撰寫的長文《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就是對晉軍及其他跟晉文持同一看法的青年朋友的回答。 附注二：翻翻毛澤東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寫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不難發現，當年毛澤東借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狀況和曆史作用的分析，以及由此所得出的“中國資本主義不是發展多了，而是發展少了”的結論，至少還是頗爲符合中國實際的。 附注三：應該聲明，最早對毛澤東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公開進行批判分析的，是我尊敬的朋友王希哲先生。在此之前，大陸理論界新秀王小強雖曾在《未定稿》上撰文，率先探讨農業社會主義問題，從而給了人們極大的啓發和提示。但囿于他當時的地位和需要借助的陣地，王（小強）文畢竟沒有，也不可能正面聯系毛澤東來進行分析。與此不同，王希哲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則對毛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進行了尖銳、深刻的批判。對此，筆者曾在一篇當時應王希哲之約而撰寫的《評〈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的手稿中，予以高度評價，并以專節重新闡述之。手稿當時曾寄希哲，蒙其首肯，原拟油印面世，不料，中共九号文件随之下達，全國民刊悉被取締，希哲與其他民運朋友，從此泥牛入海，再無消息。回首往事，不勝唏噓。當年在民主牆下結識的朋友，而今安在？傳聞希哲到了香港，也有傳聞說他被判了十四年徒刑，究竟情況怎樣，他身系何處？我不知道。我隻能在心裏爲他以及其他朋友默默祝禱，但願他們無論身處何境，都能保護好自己的身體！同時，在此遙緻我對他們深深的懷念和衷心的問候。但願我們今生今世，還會有相逢握手的時候，保重啊，朋友！ 九三年二月 這是一篇四年前的舊稿，寫于1989年元月。 1988年底，蜀中高爾泰先生輾轉托人，要我爲他們新創辦的《新啓蒙》雜志撰寫一篇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我與高先生曾有一面之緣，因此他知道我對當代思想史有些興趣。當時不揣冒昧，答應下來，積一月之力，終于成稿。完後即寄高先生處。不料一去數月，未見音訊。迄至同年五月底，才接到編輯部一封短信，略謂因主編王元化先生出訪瑞士諸國，稿子需待王先生處理；今先生已出訪歸來，着先複一信，要我安心等待雲雲。僅僅幾天之後，即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六·四”，《新啓蒙》旋被停刊，稿子也于同年11月被退回。至此，這篇小文繞了一圈，又回到箱底，從此再無心過問。 近兩年來，中國大陸前段時間在某些地區悄然興起的佩戴“毛主席像章”現象，在新聞出版界有意無意的推動下，已形成了一股蔚爲大觀的“毛澤東熱”。與前段僅僅被我視爲是懷念毛澤東的那種“熱”不同，時下的這股毛澤東熱要傳達的信息和它所包含的成因，确實是十分複雜的，因而已構成了一個極其值得研究的政治文化現象。正是這一點，使我想起了當年王希哲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意見，那是他正準備着手組織“珍貴思想”讨論的時候。那時，他告訴我，正象馬克思當年需要對青年黑格爾派進行一場全面的清算一樣，對于在毛澤東的巨大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青年民主派，也需要對毛澤東進行一次全面的思想清算。可惜，過後的事實表明，中國的政治條件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經過短短的冷遇之後，又突然重返人間。這是毛澤東的第二次降世。有人曾用“走下神壇”來形容毛澤東第二次降世的特點，這是很不準确的。不錯，在某些方面，人們把毛澤東當作一個逝去的領袖人物來看待，對他的評頭品足不再帶着敬畏，褒貶毀譽亦可随意出之，但在另一些方面，毛澤東的二次降世卻使他的神化有增無減，有關他的種種神秘的傳說被熱門的暢銷書和發行量極大的通俗刊物翻來複去地重複；而在一些地方，人們則直接把毛澤東的畫像當作驅邪避鬼、平安保财的“尊神”。凡此種種，都是對毛澤東神性的一種追認！如果說，毛澤東生前出現的是一種有意制造的崇拜，那麽，今天的毛澤東熱所表現的，則可以說是一種無意造成的迷信。毛澤東已通過他的第二次降世，悄悄完成了由英雄到神的飛升！這一點，恐怕也是許多人始料未及的。雖然英雄崇拜是一種普遍而持久的，無論過去、現在或将來都會反複出現的現象，但對于象毛澤東這樣一位以他晚年的錯誤和偏執給國家、民族造成如此嚴重損害的政治領袖來講，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裏複活，并重新引起如此規模的崇拜浪潮，卻實在是古今中外的曆史上都十分罕見的。而這，又難道不是同我們沒有能夠及時地對毛澤東進行一場嚴肅認真的思想清算有關？因此，盡管對于已經形成的“毛澤東熱”來說，這樣的清算已經爲時太晚，意義不大，曆史所造成的時間差已無法彌補，但作爲一個曆史性的課題，對毛澤東的清算卻是一個或遲或早都要完成的任務。特别是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毛澤東那些左的影響仍然在在可見的事實，就更加證明了這種清算的必要。總之，曆史遺留的課題還有待完成，我們還有不能放棄的責任。正是由于這一點，我才動了想讓這篇文章發表面世的念頭(按：指拟托人将此稿帶出——2003.6.)。盡管它對已經形成的毛澤東熱的剖析不會有何幫助，但作爲一種思想記錄，作爲毛澤東研究的一種角度，它至少可以表明，在理論界一片沉寂的中國大陸，也還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思考。如此而已。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此次校讀，發現有少數地方存在一些文字上的毛病，順便作了些技術性的改動；另外還加寫了三條當時不宜寫明的附注，爲與原先的注釋相區别，特單獨标出。其餘則一仍其舊。不妥之處，尚希識者賜教。
附錄：
颠 倒 的 革 命 ——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杜應國
（按：一九九六年是文革爆發三十周年。但在中共控制的報刊媒體上，文革問題卻被列爲禁忌，不準讨論。報刊上自是一片沉寂。雖然明知在這樣的禁令下要發表文章幾無可能，但我還是将《毛澤東的理論失誤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後一節抽出，稍加擴展，草成此文，投寄《讀書》雜志。其用意正如我在緻該刊編輯的信中所言：“準不準在人，說不說在我”，無非是表示一點不滿和抵觸而已。結果自然隻能是石沉大海。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我在一期小報副刊上組織的文革紀念，則直接遭到了拆版、封殺的命運。而所謂紀念，不過是我以“颠倒的革命”爲題撰寫的一篇千字文，以及一則征稿啓事，以“我在文革中親曆的一件小事”爲題征集稿子。結果，剛把版面校完即接到通知：所有關于文革的文章均不許見報！如今，這份胎死腹中的校樣仍保存在我的卷宗裏。正是考慮到這樣一些特殊的緣由，所以特将此文作爲附錄收在這裏。順便說一句，兩文中關于文革大民主的批判，主要是針對其無法無天的混亂而發，事實上，在一個缺乏任何民主保障和民主權利的國家，這種以四大自由爲标志的大民主還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這一層是需要點出的。——2003年六月）
七十年代末，當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陰影的中國人，還在步履蹒跚，疑慮重重地回顧和反思已被甩在身後的惡夢時，一個遠在大洋彼岸的美籍學者，卻已拿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這就是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先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一九八三年，該書第二卷問世。五年之後，當這兩卷書的中文版在中國大陸出版時，其第三卷據說仍在撰寫之中。如今，八年的時間一晃而過，但這部讓人翹首以待的第三卷，仍是杳如黃鶴，不知是作者尚未寫完呢，還是譯者還沒有譯出？ 今年是文革爆發三十周年，結束二十周年紀念。對于這場人類曆史上罕見的大劫難，早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便屢有識者建言，應傾力進行研究。可不知是什麽原因，這樣一個爲世界矚目又極具誘惑的課題，二十年後卻仍是一片頗爲寂寞的園地。正所謂言者諄諄，應者寥寥。對于這樣一個既令人不滿， 又讓人無奈的現象，自然并非幾句話能夠說清。隻是檢點那屈指可數的國人研究成果，辄不免要叫人有“但凄涼感舊，慷慨生哀”的浩歎。在這樣一種心境之下，再來重讀麥克法誇爾先生的兩本舊著，禁不住又對作者增添了幾分羨慕和敬意，順便也發幾句議論，算是讀後感吧。 麥克法誇爾先生是美國已故漢學宗師費正清教授的高足。也許是受到乃師“鐵的倒退規律”的理論影響，他認爲，文革起源的時間應追溯至文革前十年的一九五六年：這一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中國合作化運動的完成和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并最終導緻了文化大革命。循着這一思路，疏理那些導向文革的纖纖端緒，曆史的大屏幕上便漸次顯現出文革與一九五六年的種種關聯。譬如，文革高自标舉的“反修防修”的理論，便是在中蘇論戰中提出來的，而中蘇分歧，又确是源自一九五六年的蘇共二十大。再如，文革“打倒走資派”的口号，本出自“四清運動”，而“四清”的開展，則又是一九六二年重提階級鬥争的必然結果，而這又是與廬山會議，進而與大躍進，合作化運動密不可分的。 這真應了費正清那句話：“曆史總是在回顧、尋找事件之所以發生的原因。”順着這種曆史的“退位法”回到一九五六年，耳中便赫然響起列甯的名言：曆史喜歡捉弄人，本來要進這個房間，結果卻進了另一個房間！ 一九五六年—— 這是個曆史的“三岔口”，中國此後二十年的曆史，正是在這裏被扳錯了軌道，掉頭走向那條永劫不歸路。尤如一棵倒長的樹，曆史的背反注定了它将結下的苦果，隻能是那場颠倒的革命！ 于是—— 教育革命毀滅教育，科技革命葬送科技，文藝革命摧殘文藝……以革命和進步高自标置的文化革命，變成了一次十足道地的革文化命！曆史被強制地颠倒、扭曲、肢解、删削……結果，泯滅自我的“鬥私批修”，卻喚出了自我的覺醒與複活；以反改革爲實質的“反修防修”，最終引出的卻是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出發點與目的地都反轉過來，調了過個。而正是沿着這樣一種奇怪的邏輯，才産生了一個無論是它的發動者還是參與者，贊同者還是反對者都始料不及的結果：以颠倒一切的方式，把它所追求、所号召、所反對、所打倒的一切，都推向反面！可以說，在中國的現代曆史上，還沒有哪一次事件象文化大革命這樣，充滿了如此之多的颠倒和錯亂，悖論和沖突，即使在今天，要詳述這其中的一切颠倒與錯亂仍是困難的，這裏隻能以管窺豹，試挑出兩個最具迷惑性的問題來作點分析，以略見一斑。 其一，是反官僚主義問題。 國外有論者認爲，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之一，是爲了打擊官僚主義，遏制黨的蛻變，按照過去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重建已受到官僚主義嚴重侵蝕的黨和國家領導機構。其依據之一，便是毛晚年提出的反官僚主義理論和文革對黨和國家機器的無情沖擊。 其實，這是一個絕大的誤會。 不錯，早在延安時代，毛對官僚主義問題就十分重視，建國後也曾多次将之作爲整肅對象。及至文革期間，在與斯諾的談話中，還提到了所謂“官僚階層”問題。而在一九七六年方始公開發表的對陳正人蹲點報告的“批示”中，甚至還使用了“官僚主義者階級”這樣尖銳的字眼。不過，仔細體察毛的意思，至少在文革時期，他所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 ”也無非是其“黨内資産階級”的同義語！這一點，在前述對陳正人報告的“批示”中便已有明确的論定。此外，從“五·一六通知”和曾被視爲是對馬列主義重大發展的“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看，所謂“黨内資産階級”，則是指那些“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裏”的“資産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即所謂“走資派”！由于他們大權在握，篡奪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已形成了一個以劉、鄧爲首的“資産階級司令部”，隻等時機成熟，就要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把馬列主義的黨“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 所以，對他們的鬥争，僅僅依靠傳統的黨内鬥争手段——思想批判、撤職罷官已不足以解決問題，而必須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發動群衆起來，公開地、全面地揭露“陰暗面”，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又重新奪回來！——這才是毛澤東晚年反官僚主義理論的實質和要害！而毛之所以會作出這樣的認識和如此的判斷，這除了他晚年左的一套思想、理論錯誤之外，至少有以下兩個具體而又實際的原因不容忽視。 一是所謂的蘇聯教訓。蘇共二十大發生的非斯大林化，使毛對他的身後事格外敏感。盡管他曾主動提出一、二線之分，并在一九六一年與蒙哥馬利的談話中明确将劉少奇指爲接班人，但在内心深處，他對赫魯曉夫式的反叛卻始終極爲警惕。一九六六年初，越南主席胡志明曾秘密來華，向毛了解發動文革的原因，毛曾答以是爲解決接班人問題！而在被當作文革綱領的《五·一六通知》中，更公然寫上“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爲我們的接班人”這樣明白無誤的話，可見接班人問題對毛的困擾已經到了何等地步。這當中還有一段“小插曲”：據伍修權回憶，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下台後，中共曾派出以周恩來、賀龍爲正副團長的代表團，赴蘇參加十月革命的慶祝活動。其間，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竟在一次酒會上公然對賀龍說，希望中國也仿效他們搞掉赫魯曉夫的做法，把毛澤東趕下台，這樣雙方就可以和好。此事雖以周恩來提出嚴重抗議、勃列日涅夫出面道歉而告終，但它對毛疑慮重重的心理會産生怎樣的影響，從後來他對林彪勢力的倚重、賀龍之被打成“二月兵變”的罪魁，以及林彪發表殺氣騰騰的反政變講話等等，似不難推知一二。 二是黨内産生的思想分歧對毛個人權威的動搖。從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犯顔直谏，到“四清”時劉少奇對主要矛盾的不同意見及對毛的當面頂撞，再到後來彭真在《二月提綱》及發表姚文元文章等問題上的固執與倔拗等等，似乎都一再地發出了一個共同的信号：多年來已習慣于尊重與服從的助手們，已變得不那麽聽話了！毛由此得出了個“大權旁落”的政治判斷。迄至後來嚴厲批評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批評鄧小平有事不向他請示，彙報等等，都可看出其餘怒未息的憤懑與不滿。據此，也就不難理解他何以早早就發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麽辦”的試探和動員，并公然鼓動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敢于做孫悟空大鬧天宮，向中央進攻。一個中央主席，對自己的組織和下屬說出如此離經叛道的話來，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看，都是非同小可而又極不尋常的。 不管怎樣，毛澤東雖然以他的“走資派”思想完成了對黨内局勢和鬥争狀況的理論概括，但要讓七億中國人相信曾經是組織完備、紀律嚴明的黨，一夜之間就分裂成了兩個對立的司令部，相信那些曾跟他一起出生入死打下紅色江山的領袖們，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可憎的“資産階級”、“修正主義分子”， 老實說，縱有毛個人的巨大威望作擔保，卻也殊非易事。這就是運動初期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何以如此對比懸殊的原因。在這裏，毛遇到了兩個難題：一是如何讓群衆相信他對黨和國家政治現狀作出的判斷；二是如何在他已失去信任的黨政機構之外去重新組織力量。對于前者，他采取的是一套先外圍後中心的政治戰術。從批《海瑞罷官》到批“三家村”黑幫，再到改組北京市委，打倒彭、羅、陸、楊，最後“炮打司令部”，網一步步收緊，目标漸漸集中。對于後者，毛采取了一種訴諸群衆的簡單方法。從組織姚文元的文章到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再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毛一直在小心而老練地編制另一套遊戲規則，以避開已構成慣性運動的黨政組織機制。同時，利用輿論工具，号召群衆起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強化自下而上的對抗意識。而這與當時處于領導一線的劉少奇等人希望穩定局勢，努力将運動納入組織和秩序的意圖恰好相反。因此，當劉少奇爲了更好地控制局勢，減輕混亂和動蕩而向一向敏感的校園派出工作組時，工作組與在反複的宣傳和号召中正處于亢奮和騷動的部分青年學生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在這種情況下，毛突然拍案而起，怒斥工作組“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産階級立場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同時，毛還采取了一個極不尋常的行動，對當時還處于秘密狀态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組織表示了熱烈的支持。如此一來，毛不僅把他與當時中央負責人的分歧公開化，而且表明了他對受壓者們的支持，這就極大地鼓動起人們對工作組，進而是對派出工作組的各級黨政機關的不滿。在随後掀起的造反浪潮中，這些受到嚴厲指責和明令約束的機構，隻好噤若寒蟬，束手無策地聽任造反派的“炮轟”、“火燒”而陷于癱瘓。以紅衛兵爲标志的造反運動，終于亂哄哄地演變成了一場搗毀國家機器的政治魯德運動！——文革反官僚主義的政治迷霧，就這樣形成了！！ 按照《十六條》的規定，文革的任務是所謂“鬥、批、改”，即“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産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産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适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從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風暴”拉開奪權序幕，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國山河一片紅”，各省革命委員會建立，再加上從“九大”後開始的整黨建黨到一九七一年八 月恢複黨委，應該說文革的任務已基本完成，黨政機構的重建也業已結束。但結果又怎麽樣呢？ 結果是林彪、江青兩大政治集團的崛起！是不受制約的權力釀造出了封建法西斯專制這樣的怪胎！是整個國家和民族被折騰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因而終于發出了憤怒的呐喊和抗争！——這就是“四人幫”之所以覆亡，文革之所以終結，拔亂反正之所以必要，改革開放之所以刻不容緩而又深得民心的根本原因！ 其二，是“大民主”問題。這個以“四大自由”爲基調的“大民主”，恐怕要算是文革中最令人頭暈目眩的現象了。 所謂“四大”，是指“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據《十六條》規定，這是文革的主要形式和主要武器；同時，也是毛賦予“革命群衆”的主要權利。以後，随着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其組織形式的推廣，“四大自由”又進一步發展爲組織、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在席卷全國的造反風潮中，各地自發成立的群衆組織如春後之野草，迅猛蔓延。一時之間，以“戰鬥隊”、“造反團”、“指揮部”、“司令部”命名的造反組織俯拾即是。現在已很難統計，高峰時期的這類組織究竟有多少，僅從當時的學校看，單是一個小小的班級，就可能同時存在幾個不同的組織，可見其組織繁殖的奇觀，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恐怕都是空前絕後的。其大小差異的懸殊，也足令人驚歎不已。從幾人、十幾人到成千上萬乃至數十萬之巨，甚而還有一個人就是一個組織的奇觀。 除了被革命抛棄的“賤民”，即所謂“黑五類”、“黑七類”、“黑八類”及其“狗崽子”，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時候成立自己的組織，既無須申請、登記，更無須審核、批準，一切全任爾自由。不僅如此，這些組織還可以出版、印刷各種五花八門的小報、傳單、宣傳資料等，不管是油印還是鉛印，其所需一切——從筆墨紙張到漿糊、刷子，都由國家免費提供。象這樣的“優越性”，怕也是世界史上的任何革命、任何民主都無法與之相比的。 當然，這一切都有必須有一個前提 ：擁護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舍此，則絕無什麽“民主”、“自由”可言。這是我們在考察文革“大民主”時，切不可忘記的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一點。 所以，在文革中 ，響徹霄壤的是這樣一些令人心驚肉跳的口号，譬如什麽“誓死捍衛毛主席，誓死捍衛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誰敢反對毛主席就徹底砸爛誰的狗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讨之”、“要是革命的就請走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以及什麽“批倒、批透”，“鬥垮、鬥臭”，什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步，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等等。透過這些帶着霸道與蠻橫的口号，自不難看出文革“大民主”那猙獰恐怖，兇狠殘忍的一面。 曾有論者指出，文革是中國專制主義的一次全面暴露，這是不錯的。但這種專制主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專制主義，而是在極端民主掩蓋下，由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和群衆性的理性迷狂交錯産生的領袖（個人）專制+群衆專制，即所謂“全面專制”。作爲一種在失序的權力轉換中産生的專制主義變形，全面專制與那種依靠強大的國家力量和嚴密控制的權力結構所形成的體制化專制主義不同，其主動神經更多地表現爲一種無形的精神控制和情緒支配 （當然仍不排除有強大的國家政權作爲其支柱和後備）。當至高無上的領袖以其主宰一切的絕對權威和近乎完美的精神人格相感召，激發出群衆一緻的信仰狂熱和理想忠誠之後，由于既成的組織、秩序被打亂，社會控制減弱，不受制約的權力和不負責任的社會行爲便在裂變中泛化爲一種流行性的獨斷！一種彌散中趨同的極權！誰掌權誰革命，誰革命誰掌權，這就是文革“大民主”新演繹出來的政治邏輯。在它的催化下，首次被賦予“合法”造反特權的大衆能量，有如決堤的洪峰，沖開一切道德與法紀的束縛，帶着釋放的暢快，渲洩的淋漓，恣意妄爲，無所顧忌地演出了一場既是集體迫害，又是自相殘殺的大内亂。不僅如此，文革“大民主”的真正可怕之處，是它以虛幻的理想目标，狂熱的革命激情，以及社會性的敵對意識和放任自流的行爲方式，造就了一支“自覺革命”的志願大軍。本來，排山倒海的革命怒潮就已經足以令人無可抗拒也别無選擇了，而所謂 “鬥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之類的精神迷幻，還要進一步奪去每一個人的理智和思想，把他們變成“徹底革命”的闖将和“自覺革命”的尖兵。不難想象，人一旦完全地交出自我，成爲“徹底”受革命驅使的鬥士，那會變成一種多麽可怕的力量！你要證明自己是個堅定的革命者嗎？那就請跟上革命的旋律拼命跳躍吧：用最最漂亮的言辭，最最激進的口号和最最革命的行動。你要保證自己不被革命抛棄，避免成爲被革命吞噬的祭品嗎？那就拿出你對革命的全部忠誠，到階級鬥争的大風大浪中去經受考驗吧。爲此，你必須不斷地去發現敵人，揭露敵人，打擊敵人，學會在主動進攻中保護自已，在貶低别人中擡高自己。既然革命靠的是自覺，既然自覺的表現就是不受約束地打擊敵人，那麽，那些自認爲代表革命的人們不去奮勇地尋找對手，積極地攻擊别人又如何能顯示出他們革命的本色和權利來呢！于是，在革命的名義下，所謂的“大民主”實質上就是一種以非法方式對合法權力進行集體的肢解和哄搶濫用！一場拼命用對敵鬥争的殘忍和兇暴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的當衆表演和合夥競賽！——這就是血淋淋的“大民主”，就是被稱作紅色恐怖的全面專制主義！ 沒有規範的民主就是沒有保障的民主。失去制約的權利則是最危險、最靠不住的權利。特别是在一個法制蕩然，秩序崩潰，紀律廢弛，道德淪亡的社會中，這種無規範、無定則的所謂“大民主”，實質上就是一柄懸在所有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随時都有可能掉下來，砍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造成一種普遍的傷害。因此，恰恰是在文革中，不僅人最基本的權利 ，例如生存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學習和思考的權利，愛與被愛和權利，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權利等等，統統都被剝奪殆盡，而且，就連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也極度衰竭、萎縮。在迷信和愚昧的支配下，精神亢奮而又思想迷亂的人們就象被趕進了一個巨大的角鬥場，盲目地“打倒”和“被打倒”。在這個意義上，被革命揮舞起來的“大民主”，就象是一把不聽使喚也無從使喚的雙面刃，往往在砍傷别人的同時也可能砍傷自己。由此才造成了那種人人自危的不安全一感，那種無所不在的緊張和恐懼，每一個人都無法掌握更無法預料自己的命運。昨日功臣，今日禍首；昔日朋友，今日敵人。革命在空前的迷妄和錯亂中瘋狂地旋轉、浮沉，一切是非曲直，一切真假善惡，都被颠倒、被扭曲。結果隻能是天使墜地，惡魔升天，是人性的泯滅和獸性的橫行。人，人的價值和尊嚴紛紛陷落，自我的靈地從此失去，再也找不到它的栖居之所……人徹底地失去了自己，變成被革命追殺得無可逃遁的苦役犯！這是悲？是喜？是痛苦？還是惬意？ 終于有一天，惡夢醒來，一切都已成了過去。 “一切都是命運，一切都是煙雲，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但我們更不該忘記的是，“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 于是，從文革全面專制的廢墟上，從曆史掩埋的萬千“死魂靈”中，我們聽到了民主與法制的呐喊， 聽到了人道主義的呼号。經過十年血淚的浸泡之後，這呐喊，這呼号，有如啼血的杜鵑，如泣如訴，如怨如怒，既飽含着深沉的痛苦，又滿帶着蠱惑的希望。 于是，在灑滿了熱血和冷淚的泥土上，一個“人”字——被放大的“人”字，旋轉、升騰 ，高高挺立于悠悠天地之間…… ——文化大革命，就是以這樣一種方式走向反面，完成了它的自我否定！ 恩格斯說過，“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爲補償的”。對于曆史，對于社會的改革、更新和民族精神的磨砺來講，這或許不算壞事？！但對于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對于曾生活在那個滴血的年代 ，那段荒唐歲月裏的幾億人、幾代人來講，這樣的代價不是過于巨大了嗎？
一九九六年五月于文革爆發三十周年之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