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這是一篇九年前的舊稿，寫成後曾先後投寄過國内幾家媒體，但都未能刊出。後來，我把其中的兩節收到自己的一個集子裏。光陰匆匆，忽忽間文革爆發已是四十周年，結束也已三十周年了。作爲當年那場革命的親曆者，“當事人”，我們——我和我的紅衛兵一代們，也已是“塵滿面，鬓如霜”，漸入遲暮之境了。但環顧眼前，文革依然是個公衆的禁忌，不可觸及，不許觸及，以緻相關的研究，在一片肅殺與嚴饬中顯得格外的清冷和蕭索。真不敢想象，假如有一天大幕拉開，這封凍的地表底下會敞露出什麽？是驚人的碩果？還是凄慘的“白卷”？僅以此文，祭奠我們那遠去的虛妄的青春，虛妄的歲月吧！——2006年7月）
前幾年，随着“知青熱”、“老三屆熱”的興起，有關第三代人的話題又一度成爲媒體關注的視點。飽經滄桑的一代于是又被拖回到消隐的舞台上，再度成爲人們評頭品足的對象。 事實上，在過去二十年間，第三代人的話題就一直是個從未真正間斷的話題。從最早關于“垮掉的一代”、“思考的一代”等等的不同議論，到後來“魂系黑（黃）土地”、“重返知青河”的夢幻，從“傷痕文學”所引出的對一代人命運的關切，到而今仍在與第四代人糾纏不清的“跨世紀對話”，可以說，曆史從未真正冷落過第三代人。隻是其間，無論是旁人的評論還是自我的叙說，情緒性的同情、贊賞、怨屈、懷舊和申辯，似更多于冷靜的反思，特别是來自第三代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檢省就更是鮮見。在這種情況下，《天涯》1996年第5 期推出的一組關于第三代人的文章就顯得頗爲引人矚目。尤其是其中兩篇——李銳《無言的悲哀》、陳思和《面對滄桑看雲時》，恰好談論的都是對紅衛兵運動如何進行反思的問題，而且又恰好都點出了頗爲敏感的紅衛兵“獸性”問題！所以，這兩篇文章自然引起了我格外的關注。 坦率地說，讀這兩篇文章，感受是不盡相同的。李銳的文章，側重點在于追問紅衛兵的“獸欲”從何而來——“羊”如何變成了“狼”？而陳思和的文章，重點則在論說紅衛兵爲何以及又該怎樣去爲自己的“獸欲”忏悔！——問題是尖銳的，也是不容回避的。但恰恰正是在這個不容回避的問題上，陳先生的某些提法和看法卻很難令人苟同。 譬如，在反駁某些把紅衛兵現象“等同于一種批判精神”的議論時，陳先生指出：“紅衛兵的要害在于權力者利用青少年的幼稚， 用革命魔術煽起了青年心中騷動和反抗的激情；反過來，青年人又利用權力，企圖實現内心對功名的渴望和發洩蟄伏于本能的獸性欲望……” (《面對滄桑看雲時》,《天涯》1996年第5 期)把紅衛兵在現代迷信和極權政治的蠱惑下所産生的那種“橫掃一切”的理性迷狂簡單地等同于一種“批判精神”而加以張揚固然不妥，但像這裏所說的這樣，籠統地将紅衛兵由此而産生的靈魂扭曲和行爲畸變全都當作一種自主意識和自覺選擇（“青年人又利用權力，企圖實現……”）卻也未必恰當。盡管陳先生并未忘記指出來自“權力者”的“第一次推動”（“革命魔術”的煽動），但他真正關注，真正要強調的卻是紅衛兵自身的問題！在整整一代老三屆作家，或者更廣義地說，整整一代老三屆知識分子都不敢去面對“自己内心深處的創傷”，“挖掘自己一代人靈魂深處的罪惡感”（同上）的情況下，我很能理解陳先生這種爲使問題凸顯而不得不選擇“片面”（“深刻的片面”？）的一番苦心。問題在于，這樣是否就真的能走向“深刻”？反思紅衛兵問題——即使是從紅衛兵角度來進行的自我反思，是否就可以把造成紅衛兵現象的那些外在條件、曆史因緣完全撇開，不置一詞？這種将客觀因素存而不論，隻從主觀角度去直戳“痛點”的方法，是否就真能把紅衛兵問題說透徹？是否就能使人認識到紅衛兵忏悔的必要和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是否因爲這種需要就可以主觀随意地将紅衛兵受人利用的曆史角色轉換成一種自覺扮演的政治角色？如果這樣立論沒有問題，那麽，我們又該把那些利用紅衛兵的愚昧與狂熱去火中取栗，攫奪權力的野心家、既得利益者們置于何地？同時，我們又将如何去面對和回答這樣一個不容置疑的簡單事實：當年的紅衛兵們——至少就其主體而言，确乎都還隻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一群隻有十五、六歲、十七、八歲的少年和青年！我們該怎樣去解釋這些不管是生理還是心理都還不算成熟的半大孩子，何以“先天”就有了對“權力的迷醉”？又如何去解釋，陷于這種“迷醉”和瘋狂的，還有那些成千上萬的成年人，知識分子，乃至大名鼎鼎的學者、名流？ 所以，我認爲，就即使隻是針對紅衛兵運動而言，我們的反思也應該是雙重的：一重指向曆史，一重指向自身。指向曆史，是爲了搞清造成紅衛兵現象的那些社會曆史原因，搞清“羊”是如何變成“狼”的。指向自身，則是要在此基礎之上，更進一步來作出自我的反省與自審，其中包括反省自己應承擔的責任，以及該怎樣去忏悔、忏悔些什麽等等。在我看來，前者遠遠重于後者！試想一下，能使成千上萬天真爛漫的少年和青年——不，是整整一代人！一下子就從溫順馴服的羔羊變成兇惡歹毒的狼仔，這是一種何等可怕的“革命魔術”！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流行病毒”、“遺傳變異”會具有如此神力，以至能造成如此曠古罕見的人性大扭曲？！如此巨大而可怕的精神返祖現象？？——要說“要害”，這才是真正的要害！反思紅衛兵問題，如果不抓住這一點，就有可能放過真正的巨兇罪首！ 所以，我願借此機會，談一點不同的思考和看法，算不得什麽“商榷”，至多隻能算是被引發出來的一點不同意見而已。 關于“權力的迷醉” 陳先生寫道：“要反省紅衛兵的問題，應該抓住兩頭，權力的迷醉和獸欲的失控。他們大搞現代迷信和大反官僚體制，看上去是極爲對立的範疇，但兩者之間的契合處，是對最高權力的迷醉，他們誤以爲權力給了他們實現政治野心的機會，才去心花怒放地充當政治打手。”(《面對滄桑看雲時》,《天涯》1996年第5 期)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我注意到，在這段話以及前引“紅衛兵的要害在于……”的那段話中，陳思和先生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權力的迷醉”，是個沒有時（期）限，沒有階段性區分的籠統表述。因此，在他的筆下，“權力的迷醉”事實上就是一個伴随着紅衛兵運動的産生而産生的、與之俱來的問題！但依我看，問題恰恰就出在這“與之俱來”上。從論說的角度講，這裏雖然照顧到了自身（論說）的邏輯：先有權力的迷醉，再有獸欲的發洩。但邏輯并不等于事實，而事實是：至少在紅衛兵運動的初期或早期，并不存在什麽對權力的迷醉問題；權力對紅衛兵的誘惑和腐蝕，主要發生于紅衛兵運動的中、後期。這一點，凡是熟悉紅衛兵運動史的人，應該是不會有太大争議的。 紅衛兵運動誕生于1966年6月，興起于1966年8月。在從6月到8月的這段時間裏，紅衛兵還隻是個半秘密、半公開，不具有嚴格組織意義的自發集合體，或者像清華附中那幾個紅衛兵創始人所說的那樣，還隻是一種“集體署名”，而且又僅隻限于北京地區少數幾所中學的少數學生中。這是紅衛兵運動從非法到合法的醞釀階段。紅衛兵運動的興起，是以8月18日毛澤東的首次接見爲标志，最高領導的支持一下子就把紅衛兵迅猛地推向全國，由此方拉開了這個“紅色血魔”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與北京最早誕生的紅衛兵相比，這一時期出現在全國各校園裏的紅衛兵組織，至少有以下不同：北京最早産生的紅衛兵，是不滿于學校當局對他們的壓制而自發成立的，因此，它天生就具有一種反叛現存秩序的“造反精神”。雖然後來成爲保守派“老兵”，但那是運動矛盾發生轉化的結果。而各地校園最早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則是由把持校政的工作組、校文革（全稱“文化革命委員會”）群起響應領袖号召，模仿北京模式一手操持出來的“官方組織”，因而實質上是學校當局手中一支頗爲馴服的工具，以至在後來興起的造反運動中，它們皆被蔑稱爲“老保紅衛兵”。同時也正因爲這一點，參加紅衛兵的，大多是由學校當局按照新的（文革的）階級分析法，“優選”出來的所謂“根正苗紅”的“紅五類”子女。對于這些在動蕩不安的校園風暴中突然當紅的“第一代（批）”紅衛兵而言，除了因出身“純正”而産生某種優越感之外，他們甚至連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都還有點茫然不知所措，又如何可能會去想到（更不用說迷醉了）離他們還那麽遙遠的權力呢？順便指出，如今已被視爲紅衛兵狂暴典型的“破四舊”（這恰恰是紅衛兵“獸欲”的首次大發作），恰好就發生在這一時期。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對“權力迷醉”導緻“獸欲失控”的邏輯的最好駁诘。 紅衛兵運動發展的第二階段，是造反和奪權階段。這個階段大約從1966年的10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967年的“七、八、九三個月”。這是紅衛兵運動的極盛時期。經過大串連的震蕩、組合，在批判“資反路線”的“怒潮”中形成的“造反運動”，使“造反派紅衛兵”脫穎而出，成爲運動的主導力量。各種自發成立的“戰鬥隊”，“造反團”遍布校園，組織林立，并且殺向社會。龐大的跨校際組織出現了，并很快就随着奪權鬥争的到來而分裂成爲尖銳對立的兩大派。這裏，奪權鬥争是個關鍵，是引發紅衛兵權欲的一個重要契機。它使那些滿懷激情，充滿理想的“革命小将”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離權力有多近，造反與掌權之間存在着何等直接的因果關系，由此才産生了“權力的迷醉”，并圍繞着權力，展開了你死我活，誓不兩立的兩派大對抗。但同時，也不該忘記的是，一旦他們有了這種權力的意識和覺醒，他們也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追求。這時，他們之反對什麽，打擊什麽，便就有了越來越明确、越來越狹隘的自身利益。鬥争仍在革命的旗幟下進行，但鬥争的實質和内容，卻逐漸離開了革命的主航道，越來越深地卷入到地域性的派别沖突裏。派性由是而成爲此後紅衛兵運動的主旋律。 從1967年10月開始的“革命大聯合”，到1968年11月興起的上山下鄉運動，是紅衛兵運動的衰落和終結期。這一時期的最主要标志，是随着派性的加劇和武鬥的升級，工人組織逐漸成爲運動的主力和中堅，紅衛兵則逐漸退居到次要的從屬的地位。在這個階段，權力鬥争雖然還對一部分紅衛兵領袖和骨幹具有吸引力，但已有不少人開始感到失望和厭倦。“逍遙派”出現了，少數思想敏銳的人則開始了自己的懷疑和思考，由此産生了所謂的“六八年人”（朱學勤語），這是整個紅衛兵運動從衰落走向消亡階段的最重要收獲。因此，“逍遙派”的出現，既可看作是對前一階段整個紅衛兵群體革命激情的反動，也可看作是後來知青時代由幻滅走向覺醒的先聲。 自不待言，這裏之所以要如此費力地去論證或計較“權力的迷醉”所發生的時期或契機， 目的當然不是要爲紅衛兵辯護，而是要借以說明，當年千千萬萬的青、少年學生投身文革的初始動因，除了“革命魔法”的煽惑之外，确确實實都是出自他們在長期的病态教育下所形成的那種偏執的理想狂熱和盲目的革命激情；時代的特征和他們的幼稚無知、愚昧盲從都決定了，他們的确隻是一支受人利用的工具！不管是他們最終的命運，還是他們自身的悲劇，以及他們的所造下的罪孽，實質上都離不開這一點。 那麽，承認這一點，承認紅衛兵的幼稚和盲目，理想和激情，是不是就意味着（暗含着）爲他們開脫，說他們無須忏悔呢？或者，如陳思和先生所反問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麽，他們有什麽好忏悔的呢？忏悔幼稚和激情？忏悔對理想的輕信和追求？”（同上）似乎隻要和理想與激情沾邊，紅衛兵的行爲就會變得高尚而無可置疑了。但照我看來，對于紅衛兵這個曆史怪胎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它有沒有“理想”，有沒有“激情”，而是在于那是什麽樣的“理想”？什麽樣的“激情”？古今中外，在美麗動人的口号下演出血淋淋的罪惡這樣的事例還少嗎？因此，今天來反思紅衛兵問題，決不能因爲它有一個虛幻的“理想”外表就被唬住，更不該被它高尚的動機和邪惡的行爲之間的矛盾和反差所迷惑，以至硬要用一個“權力的迷醉”去冒名頂替，換下美麗的“理想”外衣才敢放心地鞭鞑他們的惡行。相反，我們倒是應該好好想一下，在紅衛兵的目的和手段之間，動機與行爲之間，在他們所崇奉的“理想”和所表現出來的“獸欲”之間，究竟有沒有、或者究竟有着一種什麽樣的内在關聯？不正視這一點，單憑一個“權力的迷醉”，就很難解釋何以除了紅衛兵之外，還有那麽多“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的“革命群衆”，也會陷入同樣的迷狂和出現同樣的獸欲失控？ 關于“獸欲的失控” 照陳思和先生的看法，這是個關系到紅衛兵該不該忏悔的問題。所以，他直截了當地寫道：“在我看來，紅衛兵之所以應該忏悔而且必須忏悔的，不是這些表面的現象（指‘幼稚’、‘盲目’、‘理想’、‘激情’等——引者），而是在于他們的靈魂深處所潛伏的野獸的本能”。（同上） 這末一句話恐怕有欠推敲，不夠準确。因爲，如果隻是“靈魂深處潛伏着的野獸本能”，那麽，該忏悔的又豈止僅是紅衛兵？我們哪一個人的身上又不“潛伏着”或多或少的野獸本能？人性中本就離不開獸性。所以，我仍願意把這話理解爲陳先生所說的“獸欲的失控”。不過，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需要作些讨論和澄清的問題。 首先，我認爲，在文革中，獸欲的失控與橫行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不隻是紅衛兵，而且是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陷入人性迷失、獸性猖狂的颠倒與迷亂之中，不同之處在于， 紅衛兵是其始作俑者，這就是曾被《人民日報》大聲捧喝“好得很”的“破四舊”。正是在這場至今仍令過來人談虎色變的狂風中，狼性大發的紅衛兵以其混雜着愚昧和野蠻的狂暴，制造出了一個又一個令希特勒的褐杉黨都要相形見绌的“水晶之夜”！從對器物進行荒唐至極的毀滅性破壞開始，到私設刑堂和監獄，對老師、校長、同學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施行殘酷的肉體摧殘——直至将人活活打死！紅衛兵以無法無天的打、砸、搶暴行所制造的“紅色恐怖”及其對人的精神和肉體的姿意踐踏和淩辱，最先撕去了社會心理那一道本就很脆弱、很稀薄的人道防線，爲後來許許多多大規模的集體暴行開啓了罪惡的先例。其間，紅衛兵對人、對人的權利和尊嚴，乃至對人的生命的那種極端的冷漠和蔑視，那種姿意的踐踏和蹂躏，那種報複似的狂歡、取樂，直到今天，仍可以從許多受害者的筆下，聽到那令人顫栗的控訴。對很多人來說，紅衛兵的暴行甚至已經成爲文革劫難的标志和象征。從此，一個恥辱與罪惡的印記，便深深地烙在他們的額上，成爲他們再也無法抹去的“紅字”！——曆史就是這樣定格，留下了那張充滿罪惡的紅衛兵肖像畫。 不過，當我們對曆史進行了這樣一番審視與檢索之後，我們卻又發現，正是那些率先由紅衛兵而引發的“獸欲”，在後來的派性武鬥中，無論就規模還是就程度來說，都被發揮到了更加駭人聽聞的地步。上海圍攻“上柴聯司”的武鬥， 廣西對“4﹒22 派”的血腥鎮壓， 重慶的重型武器大戰(高射機槍、坦克等等)，湖南“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慘無人道等等，這些由成年人，“群專隊”，甚至是訓練有素的武裝組織所參與制造的慘案、血案，已不隻是一般意義上的獸欲失控，而是赤裸裸的集體大屠殺！手邊正好有本名爲《血與火的教訓——文革重大武鬥慘案紀實》的書，但我卻沒有勇氣去援引其中那些令人毛骨聳然的例子。我隻是不安地發現，在控訴文革、控訴文革中的獸行和暴虐時，人們爲什麽很容易漏掉和忘掉這一段曆史？是因爲他們對紅衛兵的殘暴印象最深刻？是因爲當年在紅衛兵的皮帶與腳尖之下過來的“牛鬼蛇神”們，由于大多是知識分子的緣故，因而比一般人有了更多的發言機會？或者，是因爲那些在梭标和騰帽、刺刀和槍彈中存活下來的人，已經恐懼到連回憶都忍受不了，因而甯願沉默，甯願遺忘？——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的這一現象。對于每一位受難者來說，他們有理由記住自己認爲最應該記住的東西，也有權利控訴自己認爲最應該控訴的罪行，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也無法剝奪的！但對研究者、思想者來說——盡管有的研究者、思考者同時也就是受難者——曆史卻有權利要求他們應該盡可能地以冷靜和理智的眼光去考察曆史，考察繁複的曆史表象與潛隐的曆史本質之間的聯結，把握好曆史“切片”與曆史整體的内在關聯。 這裏需要指出，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及和強調容易被人忽略的文革武鬥，強調人性迷失，獸欲失控的社會普泛性，目的當然不是要以此來否認紅衛兵忏悔的必要，而是因爲——至少在我看來，文革中這種普遍存在的“獸欲失控”現象，僅僅隻從紅衛兵的角度去進行反思是遠遠不夠的（這不等于說可以排除從紅衛兵角度去進行的反思），而必須從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角度着眼（這也不等于說它就能代替來自紅衛兵自身的反思），把對紅衛兵運動的反思置于它本身就無法割斷的社會曆史背景之中。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區分和認識紅衛兵該承擔的是一種什麽樣的曆史責任，從而搞清楚紅衛兵究竟該不該忏悔、該忏悔什麽；也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去逼近和正視這個說起來更具根本性的大問題：究竟是什麽力量造成了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此全面而可怕的人性大坍塌？老實說，這是紅衛兵反思的一個大前提。不把這個前提弄清楚，所謂的反思和忏悔都将是受到局限的——這是我認爲首先需要提醒和注意區别的問題之一。 其次是當我們去思考和反省由紅衛兵肇始的“獸欲的失控”時，紅衛兵們殘酷無情的暴行固然令人震驚，但同樣令人震驚的是，當時爲什麽沒有阻止機制？爲什麽沒有防護的力量和手段？對于一群赤手空拳，少不更事的娃娃來講，我們的社會如果想并且願意加以制止的話，那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的。但是，沒有！這究竟是爲什麽？究竟是誰，是什麽樣力量，竟會使得一個社會連維持自身正常秩序、正常運轉的基本功能和常規手段都失卻了作用？又是誰，是什麽力量的縱容和庇護，才會使得那些輕易就能阻止的紅衛兵暴行，居然能夠那麽無法無天，暢通無阻地橫行肆虐，兇猛蔓延？要知道，不能随意打人、罵人，不能無視人的權利和尊嚴， 更不能随便傷害侵犯他人的生命與财産， 這并不需要什麽高深的知識，高深的理論，這是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包括紅衛兵甚至連幾歲的小孩都懂得的道理！可就是這樣一個千百年來爲人所熟知、所遵循的最淺顯不過的道理、常識，爲什麽突然就不靈了呢？曆史開的是什麽樣的玩笑？人類在漫長的文明和進化中發展起來，并一再得到确認和公認的那一套“契約”——理性、正義、良知、道德、公理、秩序、榮辱和羞恥……等等，怎麽就不靈了呢？問題究竟出在哪兒？試想一下，如果從一開始起，紅衛兵的暴行就受到社會有力、有效的幹預和制止，那麽，結果又會怎樣？還會發生後來的那些悲劇和慘劇，那些迷亂和瘋狂、仇恨和屠戮嗎？ 所以，問題還不隻是“獸欲的失控”，問題在于這“獸欲”是如何産生，又爲什麽會“失控”的？ “羊”怎樣變成了“狼” 于是，問題又仍然回到李銳先生的追問上：“羊”是如何變成了“狼”的？或者，如他所質詢的那樣：“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是在什麽樣的精神資源的灌輸下，是在什麽樣的社會價值觀的引導下，是在怎樣的社會氛圍中，怎樣的曆史條件下，終于‘進化’或說‘退化’成一隻狼？” 對此，隻要回想一下這代人成長的環境，問題是不難解答的。且不說那些殘缺的教育， 虛僞的說教，單是那種在階級鬥争的主流話語中播散出來的“敵人”情結，那種在反複的思想宣傳和輿論引導下深入骨髓的“對敵刁，對友和”的仇恨觀念，就足以遮蔽他們的視線，磨硬他們的心腸，扭曲他們的情感，混淆他們的判斷了。先輩們殺敵立功的榮光，“帝、修、反”的罪惡與陰謀，“階級敵人”、“美蔣特務”的陰險狡猾，兇狠毒辣（他們殺人、放火、投毒、破壞，無所不爲，又無所不在，以至你身邊出現的任何一個陌生人都極有可能就是他們的僞裝，都應該警惕與懷疑），還有“和平演變”、“糖衣炮彈”、“争奪革命接班人”等等，這一切會給那些幼稚的心靈，無知的頭腦造成一種怎樣的生存狀态、思想警戒和善惡觀念、是非觀念啊。繁複的世界，豐富的人生，多元化的社會生活，一切都被強制地納入一個“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簡單的、二元對立的兩極模式裏，然後，再加上仇恨的煽惑，“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由此鍛造出了一套通行于全社會的、形态簡單結構也簡單的邏輯——道德的邏輯、思想的邏輯、感情的邏輯，是非、好惡的邏輯，革命、不革命的邏輯……而邏輯是普泛的，是通例，是統攝，是定律，是公設，是排拒了情感和意志的選擇，是冷冰冰的推論和規約，你不執行，自會有人執行；你不遵從，自會有人迫使你遵從。一個國家或社會，一旦形成了這樣的邏輯，那麽，所謂“獸欲的失控”就隻是個契機問題。 一般來說，人性中總有獸性的成分。隻不過，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正常的秩序中，在一個正常人那裏，這種潛藏的獸性是被理智和道德、傳統與習俗、潮流和時尚禁锢、封閉起來的，隻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譬如精神失常，譬如因激怒或仇恨而失去理智，或因貪婪而自我放縱等等，獸欲才會破殼而出，成爲傷害他人（或自己）的槍彈。在這個意義上，紅衛兵們所接受并已習慣了的那些邏輯和信條，就都變成了加強其體内槍彈的火藥，隻需等待那個非理性的撞針撞擊一下，告訴他：那個讓你積蓄了那麽久的仇恨的“敵人”就在那裏，就是你面前那些你不打斷他的脊梁他就會咬掉你的腦袋的“牛鬼蛇神”！結果，問題就是這樣簡單，密封的艙蓋一下就被打開，仇恨的槍彈轉化成猙獰的獸形，一下蹦将出來。這種人、獸之間的轉化之所以如此快速，全是由于那個演繹出來十分簡單的邏輯對之進行了事先的拼接和轉換處理的緣故。這個邏輯就是：凡“敵人”都是惡魔，你不消滅他他就會吃掉你；你對它越兇、越狠、越無情，你就越革命！今天，人們會奇怪，當你（紅衛兵）去面對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時，你怎麽下得了手啊！人們不知道，紅衛兵們不是沒有憐憫和同情，隻不過，這樣的憐憫和同情已經被上述邏輯，被那個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所撕裂，所扭曲了。因此，在他們的眼裏，白發蒼蒼的老人一旦被視之爲“敵”，那他就不是老人，甚至不是“人”！在這裏，我想起了文革期間一種很被推崇，也極爲流行的“精神臆幻症”，一種以“假想敵”的方式來強迫自己，以求某些障礙得到克服，某些行爲得到升華的“自足性精神臆想狂”：一個人生病了，吃不下飯去，于是，便把飯想象成“敵人”，吃一口飯就是消滅了一個“敵人”；一個人走不動路了，于是，便把路想象成“敵人”，每走一步就是消滅了一個“敵人”，如此等等。這樣一種在今天看來十分荒唐可笑的思維邏輯，在當年卻是不斷從莊嚴堂皇的“講用會”上飛散出來，在工廠、農村、學校、街道的高音喇叭裏反複傳揚的“先進事迹”！它最典型不過地說明了那種仇“敵”、恨“敵”的觀念邏輯是怎樣的深入人心，又具有何等可怕的摧毀力。而正是在這樣一種怪誕的邏輯理念的導引下，紅衛兵們如入無“人”之境的暴戾和殘忍，才有了一塊冠冕堂皇的遮羞布，足以令他們去踩倒一切，橫掃一切而不緻産生良心的不安！ 寫到這裏，我忽而又想到了一個說起來很令人悲涼的問題，那就是：當年紅衛兵們所接受的那些最終積澱爲他們的狼性因子的觀念、邏輯、信條、戒律等等，又都是由他們原先極爲崇仰的先輩們合力打造出來的。而悲劇在于，後來的紅衛兵們，正是運用這些邏輯和信條去将他們打倒在地的！翻一翻當年的舊報紙就不難發現，至少從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更遠的則恐怕要追溯到延安時代的整風運動和江西時期的“打AB團”運動，甚至是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代的反托洛茨基運動），然後，是在接踵而來的“反右”、“反右傾機會主義”和“四清”等鬥争中，人們有意無意就在使用着的那些蠻不講理的批判方式，那種動辄上綱上線，動辄棍、帽交加的羅織、構陷，那種群情激憤而又不容分說的聲讨和控訴，那種字裏行間都要噴射出仇恨和怒火的語言暴力等等，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奉爲範例、摹本和通則，然後又不斷地加以複制和強化，再升格爲習以爲常的主流話語、霸權話語的。在這樣的語境，這樣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紅衛兵，耳濡目染和潛移默化再加有意的灌輸，怎麽能不使他們日後運用起這種東西來那麽天經地義，那麽得心應手呢？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對紅衛兵而言，魔鬼早就附體了！他們自幼就吮吸到的那些帶狼味的乳汁，早就滲入他們的血液，化作他們的肌膚了。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樣的思想基因和曆史遺傳，一群天真爛漫、幼稚無知的青年和少年，怎麽會在某一天早上，突然就全都變成了“狼”？紅衛兵不是一群街頭團夥，一群打個唿哨就從深巷裏呼嘯而出的少年犯，隻要吆喝一聲：我們做“狼”去，于是就變成了狼。紅衛兵是個巨大的曆史群落，一場席卷了全國的野性騷動，是曆史的必然和時代的偶然交互産生的政治畸形兒，它怎麽可能在一夜之間說變就變，一下子就完成了從“羊”到“狼”的“飛躍”呢？ 關于紅衛兵的忏悔 現在，我們終于可以回過筆來，談談關于紅衛兵“忏悔”的問題了。 作爲當年“老三屆”中的一員，一個由紅衛兵而知青而工人而知識分子的“第三代”人，我也象李銳先生所說的那樣，是當年曆史場景的“一個無法逃避的當事者”！因此——勿庸諱言，紅衛兵問題，多年來一直是我在不斷思索的問題之一，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紅衛兵該不該忏悔、該忏悔什麽的問題。老實說，這也是一個困擾了我多年，并且至今仍不能得出滿意答案的問題。也因此，我得老實承認，這篇文字，我寫得非常吃力，我常常不得不在寫作中停下來，爲我的某一種提法，某一個陳述而反複揣摩、忖度，嘗試以所謂的“同理心”——借用一句EQ新時髦——來變換角度，看看從旁人的位置上會怎麽看，怎麽想。就因爲是個“當事人”，我害怕自己會“測不準”，不夠客觀、理智，害怕自己會在潛意識中趨利避害，不敢去直視自己這一代人身上的瘡疤，并有意無意地爲之開脫；我甚至還擔心自己會不會由于追求所謂的“準确”而失之于對某些曆史細節的過多關注。總之，我總是小心翼翼，慎言慎語，希望盡量不要留下“把柄”…… 然而，無論我怎樣注意，我總是無法擺脫曆史對我的定位，無法擺脫那個罪惡的影子對我的跟蹤。我于是發現，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費。我永遠也擺脫不了那種曆史的嫌疑犯與同謀犯的糾纏！我不可能一切都假裝不知地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旁人”而去慷慨陳辭。既如此，我又何苦那樣費盡心機地去苛求自己，折磨自己？倒不如索性現出本相，依照曆史所派定的位置發言。這樣一來，雖難免有偏失之嫌，但終歸也算是一種參證角度，參證眼光，尤其對後人來說，作爲親曆者、當事人的陳述與評論，就更有一種旁觀者所無法取代的曆史價值在。如果曆史對第三代人執行的審判将是一種缺席的審判，那至少也不該是一種沒有辯護權的審判。因此，我也就無須再左顧右盼，徑直來談我個人的感受與思考，哪怕因此而使行文上有些不夠連貫也再所不惜了。 有段時間，曾隐約聽說過一種關于全民忏悔的呼聲，我不知道這呼聲來自何方？是否必要？是否正确？但回首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曆，卻暗暗有些慶幸。那年，我十五歲，造反時，我是“保皇派”，派性時我是“逍遙派”。我既沒有去跟着打人、罵人，也不曾去當面侮辱過自己的老師（跟着圍觀、起哄則是有的），自然也不曾去參與過抄家、破四舊。或許正因爲如此，我一直自認清白，在個人的沉思默想中，也從不曾感到有什麽歉疚。我認爲，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用，無非是千千萬萬被利用、被愚弄的人中的一個罷了；我們有什麽罪？我有什麽罪？我們無非是因爲年幼無知而當了别人的槍使。說起來，我們還有滿腹的委屈和怨恨哩。 直到有一天，讀巴金先生的《随想錄》，其中有段講到批馮雪峰時，他自己如何隻是跟在别人後面丢石塊，如何走慣了人雲亦雲的路，然後，筆鋒一轉，“忽然聽見大喝一聲，回頭一看，那麽多的冤魂在後面‘徘徊’。我怎麽向自己交代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鬼使神差地竟會對這句話感到有些怦然心動，仔細思索一番之後，頓有悚然一驚之感；一股冰涼，襲上脊背，我忽而明白了一個道理。 是的，文革中的我，也隻是個跟在别人後面丢石塊的人。别人舉手，我也跟着舉手；别人喊“打倒”，我也跟着喊“打倒”。我不曾動手去揪鬥過“黑幫”，也不曾上台去控訴過老師，我在文革中所能做的，從沒有超出比一個普通的參與者、旁觀者還要更多的事。但這又怎麽樣？在那些被“打倒”、被批鬥者的眼中，站在台下舉手、呼口号的我，不也跟站在台上押解他們，強迫他們去低頭認罪的那些人一樣，同是迫害他們的暴徒、同謀犯嗎？我們是一夥！這是在所有被迫害人的眼中都不會改變的！ 于是，我明白了，我們——我和我的那些“第三代”朋友們，事實上都是戴着一個共同的面具登上舞台的。我們扮演的是同樣的角色，按照同樣的腳本要求，在同一個導演的指揮下，去演出一出同樣的鬧劇。曆史就是這樣注定，我們是一個集體！一個難以分割也不可能分割的時代連體兒！無論你當時在哪裏，幹了什麽或不幹什麽，你都已無法擺脫這個集體的牽連。這就是我們的宿命！就是曆史打在我們額上再也不能抹去的共同胎記！ 那麽，所謂紅衛兵的忏悔是否就該是一種集體的忏悔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該這樣來要求他們？也不知道這種說法有沒有或有多大的意義？更不知道這種集體的忏悔有沒有可能或有多大的可能？ 我隻是知道，當我用這樣的眼光和要求去看待我周圍所熟悉的那些“第三代人”時，老實說看着這些早已沒入庸衆之中，被生活蹉磨得滿臉秋霜，早已變得卑瑣、粗俗、庸常、麻木的人，我心裏隻有一陣陣的悲涼。那些因工廠效益不濟在外自謀生路，終日奔波勞碌，或者因單位發不起工資，正在爲生活無着而發愁的人等等，就不必說也無須說了。就是另一些境遇稍好一點，卻整日隻能靠打麻将、泡舞廳來打發日子，消磨光陰的人，甚至還包括那些雖謀了一官半職，酒足飯飽之餘，不無有些志得意滿的人，以及那些投身于商場競争，終日裏隻在忙着計算賺進賺出的人等等，對于這樣一些前“紅衛兵”，前“第三代人”，怎麽能夠想象要他們去忏悔？我無意在此責備或非難我的這些同代人，對于他們而言，曆史能夠提供這樣的機會，讓他們去依照自己的意志，來選擇自己的道路和角色，這本身就是曆史對他們難得的寬厚和恩惠了。更何況，在今天這樣一個多元化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形成共識的時代，個體選擇，作爲個人的自主行爲，是理應由個人去承擔和負責的事，旁人盡可以不贊成，但至少應當尊重或理解。這是沒有疑義的。我隻是想說，對于今天已經分散在社會各個階層，從事各種不同職業，扮演着各種不同角色，演繹着各自不同的故事，一句話，正在沒入生活，被生活無情“消解”着的“第三代人”來說，他們後來的不同經曆、不同境遇和各自所受到的不同教育包括自我教育決定了，要讓他們具有“忏悔意識”，懂得忏悔的重要和意義，實在是很難很難的。更不用說，要讓他們幡然醒悟，來一次集體的大忏悔了。按照他們的認識，按照許多人郁積在心裏的滿腹怨屈（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将第三代人的命運及其怨屈表現得淋漓盡緻：正在長身體的時候遇到三年大饑荒，正在長知識的時候遇到文革，就業時，遇到上山下鄉，成家時碰到計劃生育……等等等等），他們不去抱怨曆史的不公，不去指責和控訴自己所受到的愚弄就已經很不錯了，怎麽還能倒過來要他們去忏悔？他們會忏悔麽？曆史塑造了他們又葬送了他們，捉弄了他們又遺棄了他們，他們的當然有權去埋怨，有權去不滿。 因此，我非常贊同李銳先生的意見：“精神和情感的承擔從來都是一個人自覺自願的選擇，從來都是屬于個人的行爲，也從來都是源自一個人自己心靈深處不可抗拒的召喚。” （《無言的悲哀》，《天涯》1996年第5 期）在我看來，忏悔也一樣，也隻能是一種個人的選擇和行爲。而正是從這個角度和意義上講，陳思和先生的這段話，同樣引起了我強烈的震撼和共鳴：“仿佛整整一代紅衛兵、老三屆、知青中，就選出了這麽幾個人成了‘知識分子’，似有一種責任，要求我們把這代人所遭遇的經驗和思考，甚至是這一代人滴血的靈魂，留給曆史，留給以後幾個世紀的人們。” (《面對滄桑看雲時》,《天涯》1996年第5 期)不用細說，這句話是如何深深地打動了我。我隻想順帶指出，對于陳先生在文章中所表達出來的那種“從我做起”，去無情地面對和逼視紅衛兵身上的瘡疤和疽痛的忏悔意識，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那種深刻的解剖精神，私心是十分推許和感佩的。我在本文中表達的那些不同意見， 一點也不影響我們在另一些問題上的看法相同。這樣，我們就需要再談談“第三代人”中的知識分子該如何忏悔的問題。 憑心而論，我對這個問題也是很困惑，很矛盾的。一方面我以爲，當年的紅衛兵是幼稚無知的，被人利用的，把責任都推到他們身上說不過去，也不公平；另一方面又覺得，紅衛兵的暴行總是一個不争的事實，總不能因爲一個年幼無知，受人利用，就把責任推得幹幹淨淨。特别是對于在經過無數次靈魂的拷問和搏殺之後終于走向成熟和練達的那一代人（或曰他們的“代表”）來說，如今再去面對自己少年時代的罪孽，總該有理由感到歉疚和羞恥，總該有勇氣也有責任說一聲：對不起，我錯了。 但我又常想，對于已經逝去的曆史，對于已經造成的傷害，這樣是否就夠了呢？罪可赦可免也可贖，但曆史卻不能更改，不能重寫。造成的傷害已無可挽回。既如此，僅僅隻作這樣的忏悔又有什麽意義？那已經封死的社會檔案既不可能啓封，打開，也不可能再去改寫；而且，按照“曆史是公衆記憶”的說法，今天由少數幾個人發出的微弱的忏悔之聲，在以後的世代裏，除了幾個有限的還對這一段曆史感興趣的研究者、閱讀者能聽到之外，恐怕隻能消逝在巨大的曆史掩埋之中。因此，我們是否還有理由更進一步——特别對于那些至今尚苟全性命于當世，并且仍在以極大的現世熱情關注着社會，關注着曆史，自覺地承擔起社會理性批判責任的“第三代人”知識分子來說，在進行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忏悔”的同時，是否還需要在不斷的自我反思中，多些自審或内省？經常想想我們從小就受到的那些毒害，那曾經深入骨髓，早已化爲我們的血液和肌膚的“狼性”、“狼毒”，是否就已真的斷了根？在我們體内的某些地方、某些角落，是否還悄悄地隐藏着某些不易察覺的毒素、毒瘤？以至常常會在我們的思考和言行中，在我們視爲生命的學術研讨、學理辨析和思想交鋒中，甚至會在我們所習以爲常的某些感覺方式和心理定向中，有意無意、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成爲傷害他人最終也會損傷自己的一個潛在的“殺手”，而又毫無自知與自覺？我想，如果我們的反思和忏悔能使我們的自我意識經常保持這樣一種警示與警覺的話，那麽，對已對人，于國于民，是不是會更好一些？更有所裨益？ 小托爾斯泰有句名言：“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鹼水裏煮三次，我們就會純淨得不能再純淨了。” ——這是我們都十分熟悉的。對于曾經在“血水”裏浸過，并且至今仍在繼續其“苦難的曆程”的第三代人及其知識分子來說，要想變得更純淨一點，不是就更該讓自己的軀殼與靈魂，在“清水”和“鹼水”裏反複地泡洗、煮熬？
一九九七年四月 初稿 六月 修改 一九九八年四月 再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