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军事

　叶楚华：中国，已经失去成为发达国家的机会

　　话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该国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该国基尼系数是0。45；该国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该国在政治上没有竞争；它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参见黄亚生《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各位一定猜出来了，这说的是中国。

　　我可以说你是对的，也可是说你是错的。要说上面这些特征，的确很符合今天的中国，但实际上它描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

　　是的，巴西就是一个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把持了多年快速增长，然而充满杯具的是他在就要成为发达国家的当口，一下子就瘫痪了，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巴西的例子告诉我们，想要成为发达国家搞不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年均超过10%）；该国政府非常强势，牢牢控制着社会；该国实行非常自由的市场经济，同时对外开放；在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下，该国的渔村一下子变成工业化城市；该国沿海的该国的腐败问题常被诟病，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日益成为问题；该国分配不公的现象不断恶化；该国学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腐败不是大问题，甚至说腐败乃是经济发展动力；该国银行系统烂帐很多，金融体系不健康……

　　这难道又是说的中国吗？当然不是的，是印尼。一个国家保持长期的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好事，但并不能一美遮百丑。不但是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许多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有一种相当广泛的认识或观念，即只要一个国家长期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就认为一切都好了，这种认识或观念是被印尼危机所否决的。

　　印尼在苏哈托政变成功之后，一直用强制的方法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而且也在二十多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全球许多国家都到印尼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印尼老百姓中的很多人从农业文明前期的渔村，一下子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前期。因此在这二十多年的统治时期，苏哈托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贡献太大了，全国都应该感谢他。

　但就是在这个高速发展、同时也是在以稳定为目标的二十多年里，政府没有清醒地看到印尼社会积累的那些问题——特权集团的勾结、严重的贫富不均和腐败、金融机构的溃烂，等等。结果在全球化大潮中，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印尼在二十多年里取得的成果在几个月内几乎丧失殆尽，紧接着就出现冲突、暴乱，差不多几天之间绝大部分外资都跑走了。

　　印尼，也是一个在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之际而轰然颓败的国家。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又岂止巴西和印尼呢？这两百年来的经济史就摆在那里，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真正成为发达国的有几个？屈指可数！

　　放眼全球二战以后至今的六十年，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成为了发达国家（地区）呢？就是各位熟知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以及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北欧的芬兰、爱尔兰和冰岛三国。众所周知二战后芬兰是靠一个产业一个品牌就成为了发达国家，那就是电信业和诺基亚；爱尔兰则是靠软件产业发家的，它真正起步比较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真正腾飞、高速发展。至于冰岛，则纯粹属于弹丸之地，这样一个只有中国一个小镇大的国家成为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值一提，毫无借鉴意义。

　　而像巴西、印尼这样在走向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功败垂成的国家则是数不胜数了，这其中包含了所有的拉美国家，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所有的非洲国家（南非除外），全都在走向发达国家的努力中失败了。

　　我告诉各位，成为发达国家实在是太难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通往发达国家之路明显难于蜀道。你查看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很容易发现，世界上从来就是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是先进发达的，穷国和“发展中国家”永远是绝大多数。

　如果大家都是发达国家，这就不叫发达国家了。通往发达国家之路，必定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路，必然是极度凶险、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粉身碎骨之路——巴西、印尼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

　　千万不要天真地以为中国靠着每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自然而然、按部就班地就会逐步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你从“巴西们”的失败故事中，从他们的历史经历中，随处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影子，许许多多的方面都是那样的似曾相识。中国真有那么特殊吗？强势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很特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就做了；高效率推进基建工程、高效率拆迁很牛？巴西也做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空前绝后？巴西、印尼等多得不得了的国家都做到了。成为发达国家他们都不行，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行？

　　近十年来，本应是中国开创国际品牌，取得各种技术创新的十年，但是房地产毁掉了这一切。既然把钱投到房子里就能简单地、安全地获得暴利，哪个企业家还有心思去搞技术创新，搞世界品牌。

　　没有技术创新、没有世界品牌，你就成为不了发达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都是从廉价劳动产业起家的，但他们成为发达国家的惊人一跃却是靠技术创新和打造世界性品牌而完成的。30年了，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中国，已经失去了成为发达国家的最佳机会，从现在算起再过十年，如果中国仍然无法取得突破，那么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将作为欧美人的劳奴而存在，尤其是作为美国人的劳奴而存在，永无翻身之日。

可以糊弄老百姓 欺骗不了老天爷 2011/06/07

神州观察：可以糊弄老百姓 欺骗不了老天爷 长江中下游地区眼下正遭受六十年未见的旱情，大灾当前，一些地方的水利设施因年久失修，或只在验收时用过一次，抗不了灾而变成“摆设工程”。“摆设工程”可以糊弄老百姓，但欺骗不了老天爷。 据报道，“千湖之省”湖北旱情空前，受旱农田已近二千万亩，而就在此时，该省浠水县的村民们将一投资百余万元的抗旱灌渠部分拆毁，原因是这一存在明显设计缺陷的工程，虽通过了各级验收，却未发挥作用，还影响村民日常生活。 一项利民工程却为民所厌，最后被民所拆，这能怪农民吗？名为抗旱灌渠却取不了水，引不了水，而且影响出行，留着何用，不如拆掉更好。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连小学生都能看出错误的伪水利工程，却能顺利通过各级水利部门的验收。如果不是旱情拷问，谁知会是“摆设工程”？ 宁建广场不修水利 这些年来，动辄标榜“使用寿命五十年”，“抵御N年一遇洪水”的优质工程和“抗击N级地震”的坚固建筑比比皆是，虽然无一例外地通过了质检当局的验收，但究竟是不是“摆设工程”，能否经受得住“天灾”检验，恐怕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天灾不可惧，人祸不可恕。今次长江大旱暴露出的“人祸”是水利设施欠帐太多。在灾情最重的湖北粮食产区，农田水井，灌溉渠道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建，破旧不堪，只能勉强应对气候正常年份的灌溉用水。据统计，三十年来该省小型水利设施总蓄水能力下降四成，灌排效率衰减一半，全省四成农田不能保收，六成农田只能抗御五年一遇灾害。 想当年，中国农村处处兴修水利，挖渠打井，热火朝天，小水电星罗棋布，年年丰收，如今国家不缺钱，水利建设反而大步倒退，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反在天灾面前束手无策，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可恨的是，如今当官的有几个还在关心农田水利？他们宁愿把钱花在拆迁卖地，大建“广场”，“花园”，“绿化”等形象工程上，谁会为农民利益花银子。诚如网民所言：形象工程是个宝，升官发财不能少;水利工程是棵草，老天不验谁知道？   胡雪岩被“双规”贪官讨债 左宗棠亲查询改账目 2011/06/06  广州日报　 　　雪珥，澳大利亚华裔，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学者、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 　　官商通鉴 　　胡雪岩被“双规”之后，左宗棠自然要想法从纪检部门手里“捞人”出来。 　　他们两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官”、“商”之间的友谊，更有“战友”情怀。自左宗棠光复杭州之后，胡雪岩就成了他的主要智囊之一。左大人西征收复新疆，几千万两的军费，就靠胡总帮他筹措，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西征军费中，有1595万两（相当于31.9亿元人民币）是胡总从外资银行弄来的贷款。胡总与老外们串通，通过多报利息，个人赚了288.33万两，如果加上外资银行支付的佣金，胡总的利润可达537.82万两，无本而万利。对此，左大人不仅知情，还帮着胡总向中央解释为何利率如此之高。 　　没有任何证据直接证明左大人不是个两袖清风的好干部。从胡总那里应得的“分红”，他似乎并没有落入腰包，但从救济境内的灾民，到捐枪捐炮搞军民共建，胡总几乎所有的慈善行为，都是围绕着左宗棠进行的。这种特殊的“政治献金”，大大提升了左大人的政绩，也令胡总在仕途上年年有进步， “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越缦堂日记》） 　　胡总被双规后，债主盈门，讨债最为得力的，是当年那些称兄道弟的领导干部们。他们将不少白色、灰色乃至黑色收入，都存在胡总的钱庄，希图与财神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今自然是要赶紧套现清仓，划清界限。 　　官员债主们“有亲至者，有委员者，纷纷然坌息而来，聚于一堂”，把个专案组弄得昏头昏脑。忽然，左大人亲临专案组，接见债主，拿着账本亲为查询，这些官员们“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约2000多万元）仅认一二千金者（约20~40万元），盖恐干严诘款之来处也”——怕这位左大清官追查巨额财产的来路。于是，左宗棠“将机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约数亿元）存款仅三十余万（约6000万元）了之。”（《南亭笔记》） 　　一个靠得住的“清官”哥们，有时抵得上一大群酒肉之交的“贪官”兄弟，不能不佩服胡总阅人之眼光、公关之精妙……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治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治他。“摆设工程”可以一时糊弄老百姓，但欺骗不了老天爷，天怒人怨，颗粒无收，庸官贪官会有好日子过？